孔氏家族全传 作者：张建平 李安 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了一个家族的发迹史。 号称“国民党政府财神爷”的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当年曾以私家财富之巨，位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并一度因此获咎而为众矢之的。迄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孔氏家族当年的发迹之谜及其暴敛财富之丑恶内幕，仍可谓知者廖廖。本书广泛采用大量翔实史料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叙写了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身世，其最初的发迹及其后的蜕变和堕落、其家族的最终形成及其历史影响；包括其敛财之术和身后凄凉等等。就中人们不难领教孔宋夫妇的精明处世、狡黠为人及其令人发指的贪婪本性；同时还可了解当年“四大家族”之间复杂微妙的恩怨纠葛，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在迄今为止反映孔氏家族为数不多的书籍中，本书可望成为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且最具警世意义和收藏价值的一部书。 引子 在北中国的中部，横亘万里有一座大山名日太行山。山西省即因位于太行山西麓而得其名。又因此地大部归属春秋时期的晋国，故山西又别称为晋，所谓三晋大地即指山西。元朝时这里设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至明朝初年改置山西省，其后则一直沿用至今。山西位属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千米左右，著名的黄河流经该省西南，是为晋陕、晋豫之分界线。山西省内山川纵横，关隘陡立。名山有太行、五台以及恒山等，其中五台山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恒山则为著名的“五岳”名山之北岳。在这些大山之间长河横贯，有黄河、汾水及桑干河、慷沦河等。其中黄河干流流经山西西南并切穿吕梁山南麓时，巨大落差造成著名的壶口瀑布，令人叹为观止。太行山间有“太行八路”之说，为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通孔道。北面山地沿内长城又有关隘密布，著名的有雁门关、平型关和娘子关等。其雄关险要，堪当仰止。历史上，山西亦为中华民族著名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孕育了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也孕育了这一方水土上的灿烂文明。在山西境内，人们会为众多的名胜古迹而目不暇接，会为诉说不尽的历史掌故而如痴如迷；更会为淳朴的山西百姓那山一般的胸襟和水一样的情怀，而感动而倾慕甚而至于流连忘返。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那一方至纯至朴的水土，就格外显着令人向往了。 大概也正因此，人说山西好地方啊！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山西可以说出了三位世人瞩目的名人。一位就是曾在山西主宰地方近半个世纪之久，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此君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何应钦为同窗学友。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后于抗日战争中官至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解放前夕又短暂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等。阎锡山虽早年亦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半途而废投靠蒋家王朝，终于落得个亡命孤岛、了此残生的可悲下场。山西名人中的另一位则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帅--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卓著功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向前为山西五台县人，第一次大革命中投身革命，为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事总指挥，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亲自指挥了临汾战役和太原战役。全国解放后于1955年徐向前被授衔为元帅，并一度官至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元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于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在这里我们要讲的第三位山西名人，也便是本书的主人公孔祥熙了。 公元1880年9月11日（旧历八月初七），在山西省太谷县西郊程家庄孔氏宅内，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号，一个白白胖胖敦实可爱的小男孩降临人间。一时，年轻的父亲孔繁慈喜得合不拢嘴，忙不迭地弯腰在案前查阅孔氏家族的族谱。按照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乾隆皇帝御赐孔府的世系排行字--“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流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来择选名字，孔繁慈给自己心爱的胖儿子起了一个十分文雅且又吉祥的名字：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后来孔祥熙赴美留学时，又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H．H．Kong，此即后来人们戏称的“哈哈孔”的最初由来。此为后话了。 依据族谱，孔祥熙为至圣先师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孙。 距此大约9年之后的1889年7月15日，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上海，华美印书馆的老板来查理家里，又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便是后来孔祥熙的第二任妻子亦即众所周知的孔祥熙夫人来蔼龄。当年来查理为了纪念自己在美漂泊期间的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希·卡尔，便给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命名为南希（英文教名），中国名字则叫爱琳，后改为蔼龄，意即和蔼可亲。 当时大概没有人能料想到，冥冥中的造物主已经为孔祥熙和宋蔼龄这两个人做了那么妥贴的命运安排，简直天作之合一般。 孔祥熙的孩提时代是在一种平谈以至黯然的氛围中度过的。他6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尽管父亲孔繁慈为了心疼一对小儿女以致终身未再续娶，但毕竟母爱是无法替代的。加之当时正逢家道中落，所以后来世间有孔祥熙去太谷城拾捡煤渣之说。虽然传闻种种且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这就是孔祥熙的童年饱尝了不幸和艰难。 与孔祥熙迥然不同的是，宋蔼龄的童年生活要幸福的多了。她在一个民主精神很浓的家庭里，接受的是完全正规的西方式教育，并得到宗教氛围的熏陶。当时的宋家在上海已属中等以上家庭，所以生活亦十分优裕，从而也为宋蔼龄及其弟弟妹妹的成长，提供了富足优越的物质条件。 伴随着近代中国那段苦难岁月的缓缓消蚀，孔祥熙和宋蔼龄慢慢地也都长成了大人。而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十分有趣的是，或许又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孔祥熙和宋蔼龄两个人的共同点逐渐地多了起来--两个人都笃信基督教且都留学美国，接受完全的西方教育；尤其令人称奇并赞叹不已的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早年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可以说两个人当年都曾为革命事业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然而也就是孔祥熙和宋蔼龄这两个当年的热血青年，后来竟双双在革命的道路上半途而废；甚而至于最终堕落成为万夫所指的人民公敌，以至晚境凄惨，亡命天涯，终老而未能得返故国。此亦令人扼腕哑然哉！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孔祥熙便彻底地人生向右转，死心塌地认蒋介石为主子而卖身投靠。其后近二十载春秋岁月之中，孔祥熙可谓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极尽风光之一时。最高峰时他官至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以及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脐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列，并以私家财富之巨位列“四大家族”之首。 而在孔祥熙步人深渊的整个过程中，宋蔼龄不仅为虎作怅难逃干系，甚至可以说是她在背后操纵并设计了这一切。在宋氏家族最终明珠暗弃的全过程中，宋蔼龄这个宋家的大姐大恐怕难辞祸手之咎。1973年深秋宋蔼龄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后，曾有一位西方记者以这样的笔触来评价她说： “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之多仅次于她的弟弟子文，她也许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真正设计师。” 这位西方记者最后一句的评价，在笔者看来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老巴尔扎克就尖锐地指出：“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 这句著名的话不仅谶语般揭示了孔宋家族血腥的发迹史，而且也预言了他们最终必然的黑色归宿。可以说，正是孔祥熙、宋蔼龄二人不可抑止的贪欲和权势欲，致使他们暴敛财富不择手段，并最终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然而有道是物极必反，也正是孔宋二人这种急剧膨胀的欲望，驱使他们在攀上高峰的同时也步人绝顶，以至最后由峰巅堕落，留了个千古骂名。 最近有材料披露孔祥熙、宋蔼龄两人晚年在美的乡思乡情，现录此存照，由中不难看出孔宋二人晚境之凄凉孤独： “孔祥熙吃过早饭，就把身子蜷在沙发里，歪着头在那里叹气。宋蔼龄提醒几次，今天该是去银行上班的日子，孔祥熙照样一动不动。 “怎么了，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宋蔼龄关切地问。 “不，我梦见我在井儿院把半筐捡回的煤渣倒在灶前，奶奶瘪着的嘴露出了微笑。后来又梦见在铭贤学校给学生讲矿产开发课，学生们嚷着要我带他们去实践。唉！都是梦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后半生决不到政府作官……我要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孔祥熙说着，眼角滴出了浑浊的泪水。 宋蔼龄也伤感起来：“我最近也老是作梦，都是童年的事，都是与父母弟妹在一起的事，每次醒来半天心口堵得慌……” 两个人都不吭声了。 “我听说人老想过去的事就是老年的征兆。我们真的老了吗？”宋蔼龄还是先开了口。 “老了--”孔祥熙伸出干枯的手去挠花白的头发。 “老了……”宋蔼龄哺哺地说，“我准备在父亲逝世30周年时好好祭奠一下，可这么多年了，我都没能到父亲墓前去看过一次。父亲在世时给了我多少慈爱啊……” 两个人无言，一会都嘤嘤啜泣起来。 孔祥熙忽然坐正了说：“蔼龄，你想家，想祖国？” 宋蔼龄瞪圆闪着泪光的眼睛：“是的！” “我们--回去？”孔祥熙试探着说。 “回哪里？” “大陆--” “啊--”宋蔼龄浑身一哆嗦，“自从1927年我们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到1947年整整20年啊，共产党能饶了我们吗？” “我们把财产都送上，算是折罪……” “不行，不行！” “那么多战犯都放了出来，甚至有的还当上了文史研究员，我们回去总不至比他们还差吧！”孔祥熙认起真来。 “人家来本来就在大陆。我们要从这儿回去，恐怕不仅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就是老蒋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们。搞不好，我们连个寿终正寝的地方也得不到。”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眼看我们都是快人土的人了。难道要落外丧，当野鬼？” “那怨得了谁呢？” 纵观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整个一生浮沉遭际，恐怕只能再一次印证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和颠扑不破，这就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信哉斯言！ 第一章 孔祥熙家世 1．太谷票号的传说 太谷县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属山西腹地，位于榆次西南，距省府太原约90里有余。太谷县境内地势为东南至西北走向，东南地区山峦起伏，高峻险要；西北地区则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刮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脊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今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 尽管如此，当年的太谷人中仍旧不乏富翁。这是因为，当时的太谷县内，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当年在山西，人称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便是太谷，一个便是祁县，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另有一说则认为当年山西票号最发达的地方有三个，首推平遥，其次才是太谷和祁县，此处不做考证）。上面所谓的地方富裕，亦是指太谷和祁县两地的票号发达而言的。 所谓票号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号。因为当年在山西那样一个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异常不便，出门在外的富商巨贾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门携带大量的现银既有许多不便，又难免相当的风险。而有了票号这种专门的金融机构转寄汇兑，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当年的票号主要经办汇兑、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汇解京饱和军协各饷；同时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并给予借垫等业务。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号已发展至30余家，分号400多处；并且辐射国外包括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俄国的莫斯科，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泰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垄断了北中国乃至全国大部的汇兑业务。 关于太谷的票号，后来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捻”。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人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征集而来。为防粮响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嫖”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3个月结账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著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孔祥照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500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3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板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3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500两银子及6年的利息一并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在当时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17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挡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发发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人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已极奋力大呼“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强强拿出豆万两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琬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没有眼泪了。 没过多久，吴三桂引清军急攻北京城。李自成义军仓皇退走之际，就把上述那几百万两银子加上缴获的明宫库存，一并铸了几万块金砖银砖，每个重值千金，命士兵们用骡车载上，准备运往陕北米脂--李闯王的家乡。当时因为这些金砖银砖分量太重了，以至负责押解的士兵和夫役们一路上叫苦连天，累死的骡马也不时地丢弃途中。当起义军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后紧追的清军一路掩杀过来。迫不得已之际，李闯王只好下令将这批金银沿途坑埋并作好记号以待来日。但后来不久，这支义军便告失败，闯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罹难。于是，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拣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有了这样一笔巨资金银，山西人自然在后来的中国票号业中得天独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不管以上的传说可信与否，自清朝以来，山西特别是太谷、平遥、祁县三地的票号确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一时间，全国各大都市几乎都有山西票号的联号存在。只是进人20世纪以后，随着银行业在中国的涌现及其迅速发展，票号业的一些弱点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后来孔祥熙在分析山西票号终至衰落的原因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他讲道： “太平天国洪杨之役，和以后的甲午中日、甲辰日俄两次战役，对于山西票号的影响很大，造成为数可观的巨额损失。除此以外，票号老板（掌柜）守旧固执，无从改良，以及股东子弟的奢侈淫佚，不肯读书，也是山西票号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所以我自幼及长一向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非得苦行孤诣，一滴血一滴汗地向前迈进，否则绝少不失败者。”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曾一度号称“财神”的孔祥熙，就出生及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从小就耳儒目染了太谷票号业兴盛和衰败过程，并由此深谙了票号业乃至整个生意场上的个中奥妙。可以说，家乡太谷为孔祥熙日后的发迹、发达并且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奠定了第一步坚实的基础。 2．山西孔家溯源 山西省太谷县的孔氏家族，据考系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孔氏家族的一支，其祖先即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至圣先师孔子的第六十一代裔孙孔宏开，考中了三甲进士。放榜那天，孔宏开挤在人群中看到自己金榜题名，不禁欣喜若狂，奔回家中向妻子报喜。欣喜之余，孔宏开望着年轻貌美巴巴瞩望的妻子，望着躺在摇篮里天真可爱的娇儿，不由得感慨系之。他想道，自己昔日寒窗十载，如今总算苦尽甜来，没丢老祖宗的脸面。自今而后，我孔宏开自当宏图大展，干一番于国于民都有功德的伟业来，也好给后人树立个榜样。 不久，孔宏开给朝廷放了外任，赴山西任职。于是孔宏开便骑上头小毛驴，携上爱妻娇子上路了。一路上，在书童和挑夫的簇拥下，孔宏开放眼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一时间吟诗作文，不亦乐乎。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激发了孔宏开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信念。到山西上任后，孔宏开先后在黎城、交城等地任知县，且为官清正廉洁，颇做了几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他继承了上祖孔圣人的“仁爱”遗风，爱民如子，兢兢业业，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只遗憾的是，为开一方民众之兴化，孔宏开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竟积劳成疾，终病殁在交城任上。 由于平日里清廉为官，家中并无些许积蓄，以至孔宏开身后凄凉不堪，所遗妻儿一时竟无钱为故人营葬。最后还是当地百姓及几位乡绅出面，念孔知县生前政绩功德，自发地出力出钱相助，为孔宏开料理了后事。此事当年在山西一度传为佳话。可以说在明朝当时的宦海之中，如孔宏开如此为官者，不说绝无仅有，亦属相当罕见。 孔宏开故去后，当时亦有好心人为孔知县的遗孀及其子女凑齐了一笔川资，并劝孔夫人回归故里教子成人，以不辜负孔大人生前积下的一片仁德。孰料那孔夫人竟思夫心痛，情愿留在山西伴故去的夫君长相厮守。就这样，山东孔氏家族的又一分支自此便在山西落户扎根了。 那孔宏开便是孔祥熙相距不甚太远的先祖了。 公元1644年，大明朝廷为大清朝廷所取代，满人在全国包括山西建立了统治政权。因那孔宏开生前曾是大明朝的七品官员，食过明朝的俸禄。受当时忠君思想的影响，孔宏开的夫人将其两个儿子召至膝前并谆谆告诫他们，要像父亲那样忠心不忘明室，要学晋代名士陶渊明那样绝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孔夫人语重心长地讲，我们孔门后代要有骨气，绝不能助那夷人而欺我华夏。 当时，孔宏开的两个儿子正值年轻，且同其父一样通晓经纬，满腹学问。因为有了母命在上不能违背，这兄弟二人只好放弃了横溢的才华，一生不曾赴试宦途。但为谋生计，在征得母亲同意后，这兄弟二人便另辟蹊径，一齐步人了商海。很快，孔宏开次子孔闻俊的经商才能便脱颖而出，当发了一笔小财后，为了生意上的便利，孔闻俊哥俩儿便携家自交城迁往了太谷。在太谷城西郊的程家庄，孔家落下户来。从此，太谷孔氏自成一系。 不过在这里还另有一说，据说也是明朝万历年间，山东孔氏家族有人中了进士并被派往山西任职。但此人不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孔宏开，而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中了进士，之后外放山西的。据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所说：“明朝确有大量纸坊户从曲阜迁到山西太谷。家谱中记载孔祥熙的先世孔希翥是在明朝时迁到山西的。从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这中间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辈取名。” 孔氏族谱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完整的族谱之一，自宋朝建借以来，一直谱系不乱。按照孔氏家族修谱的规矩，每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1937年赶上孔氏大修族谱，当时是由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修谱的，由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山东曲阜孔氏祥榕负责。孔德懋是孔德成的姐姐，她的话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她还回忆了1937年修谱的情况，“以前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的，这次也续了谱。孔祥熙就是这次修谱时续的家谱。” “当时大修族谱所需经费是向全国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过一本捐款的帐本，不单是孔祥熙，全国各省县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则1元、10元，多则成百上千。孔祥熙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他捐钱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孔德成也曾于1979年9月1日在台湾举办的孔祥熙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上说：“我们孔家分成60户，孔先生的祖先是属于曲阜纸坊户的。明朝晚年时，由曲阜迁到山西的。民国二十五年，孔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曾到曲阜城北四水上的孔家河口--其祖先早年居住处凭吊。” 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材料，很难用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来说明到底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还是“孔子第六十一代青孙孔宏开”，二者究竟是谁，在一个准确的时间里或在一个准确的背景下由山东曲阜迁至山西并最后落户太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山西太谷的孔家，肯定是由山东曲阜孔姓族中迁人的。 太谷程家庄，距离太谷县城西门5里有余，属城关一带，是一个可以在中国北方农村经常看到的那种自然村落。村风古朴自然，村民诚实和善，多有北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吃苦精神。人们默默奋斗，只为着“人往高处走”这一个幻梦般执着坚韧的信念。全村100多户人家，可谓小村，但村中街道宽敞，房屋坐落整整齐齐，并且每家每户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柱，华丽考究。这在当时中国即便是较发达的城镇也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家，十户倒有八户经商从贾，“家家有钱，户户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小康村”了。 当年山西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守家恋土。家里有了钱便不愿迁到他乡过一种“吃甜没有醋”的日子，更不想搬到城里过一种处处受束缚的生活。所以山西人只要富裕了，都爱在故乡的土地上造起漂亮的房子，既壮了老祖宗的脸面，也能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 也许是沾了老祖宗孔圣人的光，孔家在程家庄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说话办事在村里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村里一共拥有9幢房屋，其中1幢有井，俗称“井儿院”。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孔氏族人中就再没有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凭本事靠力气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 这里倒并非孔门后人才疏学浅，因而难以金榜题名。孔圣人的后代，家学渊源自是非同寻常。只因当年孔宏开孔知县的遗孀孔夫人有训曰“不为鞑虏做官”，儿孙们个个不敢违背所致的结果。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百余年的沧桑变迁，孔门后人对当年的祖训就渐渐地淡忘了。孔宪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孙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名幼聪明过人，少年有为且又刻苦努力，好强争胜，16岁时应童子试竟荣获头名成绩。 当下血气方刚的孔宪昌在族人的激励下，暗下决心要在下次乡试中再夺魁首，以壮孔门。 当时恰巧有一位同乡，亦即亚圣孟子的后代盂洋，对他威胁最大。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要略强于孔宪昌。所以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一写就是几个时辰。果然其书法的技巧大见长进，只是因长期的疲劳过度，致使孔宪昌的体质极为虚弱。 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 乡考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赴考。结果，体力不支加上精神紧张，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终场就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盂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 当即孔宪昌羞愧难当，他恨自己半途而废，不能为孔门争光。这一恨一忧，竟使得孔宪昌一病不起。临终前孔宪昌用自己那双握过笔杆如今已骨瘦如柴的手拉着9岁的儿子孔庆麟，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立下了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言罢，孔宪昌便含愤去世。自此以后，孔门子弟再一次与科举无缘。 关于后来太谷孔氏家族的沿革发展，说法不一。其中一说即孔门后人弃官从商，最终成了山西巨富。此一说多为现今人们认可。 再说那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本来才学人品一如其兄。只因有了前面亡兄遗训无法违背，孔宪仁只好弃官从商，并很快创办了志诚信票号，当上了票号掌柜。在孔宪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诚信票号的生意迅速红火起来，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利润直线般年年递增。没用多久，志诚信就发展成为当时太谷城内三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 可惜的是，孔宪仁膝下无子。而他也因为票号业务日渐庞大，自己一个人又精力有限。最后，孔宪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号生意，交给了长侄亦即孔宪昌的儿子孔庆麟来掌管。而他自己呢，索性做了志诚信票号的大股东，坐享其成便是了。 这孔庆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了。他字瑞堂，堪称是一位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且十分讲究实干的能人。在孔庆麟身上，当时人们依稀能够辨出其父孔宪昌的影子来，这便是精明强干，富有韬略。就这样，在孔庆麟的苦心经营下，并且有孔宪仁在背后撑腰支持，太谷孔家的票号生意越做越红火，同时又兼做杂货生意。一时间，孔家在太谷城内有义源盛票号、在北京有志一堂缥局以及会通盛、会通远和义合昌等票号或买卖，此外在广州还有广茂兴、在沈阳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太谷三晋源等买卖。最繁盛时，孔家的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远至新疆的迪化、外蒙的库伦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贡和日本等地。 当年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即在北京的义和昌任文书，后来又遵父令返回太谷主持义源盛和三晋源买卖。 孔庆麟眼光远大且心胸开阔，为了孔家的生意能不断拓展，他常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间，可谓不辞辛劳，兢兢业业。按理说，有了前述那众多的买卖所赚得的丰厚利润，一年下来的收人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只是因为当时孔家票号的真正老板并不是孔庆麟，而是孔庆麟的二叔孔宪仁，所以孔庆麟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挣得的收人也不过小康水平。以致当年太谷人讲起志诚信票号，只认得老掌柜孔宪仁，却并无多少人知晓还有一个孔庆麟忙里忙外，实际上支撑着局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当年的孔庆麟也就不过是个高级的打工马仔，充其量一个白领阶层的高级职员罢了。 不过，关于孔庆麟经营太谷志诚信票号一说，至今史界仍有质疑。因篇幅限制，我们不在这里-一辨识了。 后来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社会银行的出现，票号业便每况愈下，渐趋没落了。也就当此时，孔氏家族亦家道中落，由“小康”下坠至勉强维持温饱了，以致孔祥熙出生后没赶上几天好日子过，便将最该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掩没在生活困顿的重压之中。据有关史料记载，孔祥熙幼时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冬天，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到太谷城里捡烂炭（一种燃烧过但仍可再燃取暖的煤渣），以至弄得浑身污渍，蓬头垢面。 有关太谷孔氏的家道中落原因以及孔祥熙幼时所吃辛苦等，除上述所谓票号萧条原因之外，尚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当时正值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吸食鸦片最凶的一个时期。而孔祥熙幼年所吃辛苦的原因，则除了家道中落之外，主要在于他6岁时便失去了母亲。没有母爱的呵护，一个人的童年难免黯淡无光。尽管孔祥熙的父亲为了他和妹妹不至受到委屈，竟终身未再续娶，也无法替代那世间本属弥足珍贵的母爱。 常年奔波在外的商旅生涯，使得孔庆麟见多识广，心胸也变得十分豁达。在生意场上，他从不计较一时一事上的绳头小利，这在当时中国的旧式商人中应该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备受钦佩。孔庆麟虽然自奉勤俭，却也乐得扶危济贫，热心于修桥铺路之类善事。在当时当地乡亲们中间，孔庆麟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年当中，孔庆麟奔走在外，难得有几天消停日子能在家度过。尽管如此，每逢孔庆麟自外埠归来之际，他总要左邻右舍的到众乡亲家中走一走，问候问候有无需要他帮忙出力的事情等等。可以说，当年的孔庆麟在太谷老家人缘极佳，以至人们不称他为掌柜或老板，而是普遍亲切地称他为“孔先生”。这在旧中国统称商人为“老板”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十分难得了。在当时的太谷人印象中，孔庆麟堪称一位公认的文化修养极高的儒商了。 “孔先生”不仅经商在行，教子也很得法。虽然一年之中，孔庆麟难得在家，但他仍不忘严教子女。他用儒家的传统孔教，也就是自己老祖宗的“仁爱”思想，对子女从小就加以培养，教育他们要遵守祖训，尊师爱长，做到爱人爱己。为了给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孔庆麟还请“西席”为子女们授课。由于孔庆麟的5个儿子，本来就个个天资不凡，受到良好的家教后，长成在商业上大都有所作为。只是为了遵守祖训，没有一个去应科考试。孔庆麟甚至定下家规：儿子不许取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以免除官府衙门习气凌侵门庭，嫁女则不在其列。 为了鼓励子女读书，晓谕他们如何做人处事，孔庆麟别出心裁地亲笔写了一副对联以作为家训：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是“虚心味道”。 这幅对联后来被孔祥熙挂在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里，成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正因为孔庆麟的清高和乐善好施，并且“学做了几件吃亏事”，所以他留给后人的资产也区区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孔家的财产只不过是太谷县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约30来亩贫瘠的土地和程家庄的一处房产。这座祖传的房产是内外两个院子组成，内院属旧式四合院，南北长44米，东西宽12米，东西正房各5间，南房4间，中间为2门，院心只有3米宽。因为院内有1井，故名“井儿院”。外院有厨房＊道和茅草房不过5间。前面是高坡门楼，面南，屋脊左右置挑角兽。这样的房屋建筑和占地规模，在当时的程家庄只能算是中等人家。而且这笔家业要由孔祥熙父辈5兄弟分享，其生活状况之艰辛不易，应该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块坟地在杨家庄，也是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死后，为了不回程家庄安葬而购置的。 当然，后来孔祥照自家在太谷城里确实拥有颇为讲究的房产（现为太谷师范学校校址）。该房舍共有9个院子，院连院房按房，亭台楼阁以及后花园，真是应有尽有了。全院共有192间房屋，迄今仍存有159间。1934年蒋介石到山西太谷视察时，就曾下榻此处。 但这并不是孔氏家族传下来的祖业，而是后来孔祥照发迹之后为政界显要，于1924年从当地乡绅孟广誉手上买过来的。 当年孔庆麟一共生有5个儿子。除长子孔繁泰自幼身体欠佳以至学业未成即早早病殁外，余下亠子皆天资良好，身体健康并且事业有成。其次子孔繁恩曾出任志诚信票号西北区的总管；其三子孔繁慈即孔祥熙的父亲；其四子孔繁忠亦在北京的义合昌担任总帐。而孔庆麟的第五子孔繁杏，虽亦是天资聪颖不凡，却没有走前面几位兄长的经商老路，相反竟违背了祖训，于历岁时去应科考并中了秀才第一名。其后孔繁杏赴北京就读于北洋政法学堂，毕业后相继任过保定藩台御门承审官，直隶省新城县、大城县、盐山县以及山西省榆次县的知县等。在保定期间，孔繁杏曾跟随当时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合组过孔教会且被推举为会长。 也就是这位五叔孔繁杏，后来与孔祥熙脾气较为投契。并且在山西教案中，孔祥熙亦因这位五叔而获救。此亦为后话了。 孔庆麟膝下虽然养了5个儿子，此外还有3个女儿。不想儿辈的下一代却人丁稀少，或无子女，或有而早夭。唯有第三子孔繁慈生有一双儿女，即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贞。除此而外，据说孔繁杏也曾生有一子取名叫做孔祥珍，字聘之，辛亥革命时因奔走反清活动，被清军枪杀于河北保定。 以上便是山西孔家（或曰太谷孔家）数百年来的沿革溯源，虽显支离破碎却大体轮廓可辨了。 3．母亲、父亲和黯淡的童年 多年以来，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抑或专家权威均坚持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名门望族”。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描绘宋蔼龄与孔祥熙于日本东京相遇相识进而发展成为一对恋人时，就曾大书特书孔祥熙的不凡身世，讲他出身“非同一般，乃孔圣人之嫡余后裔”，更重要的是孔家当年极其富有云云。孰不知，当年宋蔼龄与孔祥熙在东京相遇时，首先吸引她的还是孔祥熙敦厚的品性和杰出的才干，而绝非是其家世的如何富有等等。当然，因为孔祥熙是出身孔门的后代，使得宋蔼龄本来就对孔祥熙持有的一种好感也额外地升华了许多。圣人之后嘛！怎能不令人多加几分敬重呢。 1937年4月孔祥熙作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英国受到了王室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礼遇。据讲当时的英国王室所以如此盛情，并非因为孔祥熙是什么代表蒋介石的“中国特使”，而是因为他是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孔门的后裔子孙。英国人对我们至圣先师孔子的景仰，使当时的孔祥熙平添了许多的风光。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美国纽约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总统蒋介石在为其亲自撰写的悼词中，再次强调了孔祥熙出身“山西望族”并且孔家为“山西首富”等等。当时蒋氏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太谷孔氏，本为山西望族。自庸之先生之祖庆麟公起，经营商业，其在太原所设行号为义源盛、在北平有义合昌、在西安有志诚信、在沈阳有源泉博、在广州有个茂兴药材行等。其他内地各重要城市以及东北各省与蒙古之库伦、新疆之迪化、越南之西贡，皆有其分号，遍布于全国。故世人皆称太谷孔氏为山西之首富。” 在台湾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都认为孔祥熙自幼生活在“富足安乐的大家庭里，融融泄泄，整天都是笑语欢声”，所以他的“幼年非常之幸福”等等。至少，人们坚持孔祥熙是出身“山西望族”，其家业虽有兴衰变幻之经历，但“仍不失为殷实之家”。 那么孔祥熙的家世包括其童年的生活到底怎样呢？我们且从其父孔繁慈这里具体谈起。 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1861－1911年），宇和亭，号和成，因生在读书世家，故在严格的家教熏陶下，孔繁慈自幼熟读经书，称得上饱学之士。孔繁慈曾考得前清贡生，后因祖训束缚，才弃学经商。虽然身为旧式商人，但孔繁慈仍不忘严谨治学，他精于文笔且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即便在北京义合昌任文书以及后奉父命返乡主持太谷义源盛和三晋源期间，孔繁慈念念不忘的仍是读书和做学问。做为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的身上颇有几分中国旧式文人之遗风。他一生讲究忠恕，对官场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孔繁慈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位是亚圣孟子，另一位就是当时的维新志士康有为。他认为只有孟子才能真正领会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并且遵守孔夫子的“忠恕”二字。所以孔繁慈也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严格要求自己，就便是在他以后的教书生涯中，他也常用“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来告诫子女和训导学生。当时孔繁慈崇拜的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深感中国要想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康有为就是这些“有识之士”的带头人，他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孔繁慈非常推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认为只有变法革新，古老的中国才有出头之日。为此，孔繁慈曾一度也积极宣讲变法的好处，以及守旧的弊端，且在当地颇受人们的推崇。 1879年孔繁慈正好年满18岁了。经媒人提亲，他决定迎娶太谷城西南15里之南张村庞宝恒的女儿庞三奴为妻。 那南张村坐落在太谷东山根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庞宝恒祖居此地，乃地地道道的大谷人，且几辈上均以务农为生。直到庞宝恒这一辈上，也是受世风影响兼之生计所需，庞家才在务农之余兼顾着经营起小杂货的买卖来。当时庞家的景况虽谈不上十分的富足，倒也不缺穿戴吃喝，也算一个小康水平的温饱之家吧。如此的岳丈家境，倒也成全了孔繁慈保守孔门一贯的俭朴家风的心愿。因为孔家祖上有训，后代子弟一律不准迎娶豪门富族的千金小姐为妻。 再说那位正处豆蔻年华的庞三奴，出落得丰满合度，端庄秀丽。加之她的性情极好，为人善良谦和，话语含笑；且又能背诵许多的古代诗文，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故在当年堪称太谷的一枝花秀，人见人爱一般。为了这样一位标致可人的姑娘，当时登上庞门说亲提媒的人简直络绎不绝。甚至当时就有几位做官的或经商的达官贵人，亲自上门攀亲。然而到底还是三奴姑娘慧眼识人，加之父亲庞宝恒深明大义，于是绣球最终抛向了才貌俱佳的孔家三公子。就这样，在一阵喧嚣热闹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那如花似玉的庞姑娘给仪表堂堂的孔繁慈娶回了程家庄井儿院。 新婚燕尔，两小夫妻婚后的生活自然是卿卿我我，好一番的恩爱美满，相敬如宾。很快的，小夫妻俩便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们幸福生活的第一颗果实，这便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孔祥熙出生了。 那是1880年的秋天。那一年的秋天，山西特别是太谷的气候竟异乎寻常地好起来，多少年来头一次破天荒地没有进人以往那令人心烦的雨季。一连着有多少天都是万里晴空，天高云淡。温暖宜人的气候几乎是头一回令当地人感受到什么叫秋高气爽。一时间人们陶醉了，他们惊讶地发现：秋天原来竟是这般的美好呀！ 据史料记载，当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也曾因此向朝廷奏报说：“山西连年遭灾，晋南各郡百姓大都外逃。但去年夏天至今，风雨调和，流亡人等陆续返回，筹备牛具籽种并开垦荒地。” 当时不同寻常的上天吉兆，自然在令人们匍伏感激的同时，也不免莫名地诧讶其由。极大的好奇心刺激着众人不停地在内心琢磨：难道真的是我们终年辛勤劳作最终感动了上苍，以至上苍恩赐给太谷百姓如此难得的好天气和好收成？或许，上苍就是用这样一个丰润的好年景，来证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实可靠？一时间人们三乡五里地奔走相告，众说不一莫衷一是。到后来，还是一位在方圆数十里内颇有些名望的风水先生，一边摸着山羊胡子一边作了权威性的结论： “咱们太谷，要有大人物临世喽！哈哈哈！” 当时瞧那风水先生眉开眼笑、喜不自禁的模样，人们不由得左顾右盼，仿佛那预言中的太谷大人物已经降临到了他们中间似的。不过后来，几十年过去后当孔祥熙飞黄腾达，官拜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号称中华民国的“财神爷”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举足轻重、权倾朝野时，太谷人不禁想起了当年那位风水先生，且始信当年那风水先生的预言果然不谬。 是年的9月11日，旧历八月初七，距传统的中秋佳节还有8天时间了。在太谷程家庄，人们依旧为生计忙碌着，并且准备着要过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忽然，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从井儿院孔宅内传出，紧接着便是“哇”地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传出。那啼哭清脆稚嫩且又格外震耳，仿佛真在提醒着人们，别忘了这一天不同寻常一般。 这一天便是孔祥熙的生日。 根据乾隆皇帝当年的钦示，凡孔氏家族所生子嗣，均要依照族谱规定的世系字辈取名。如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者，当逐出本族不准加人族谱。可以说，孔氏家族所以千百年来世系不乱且敢于号称“天下孔姓为一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孔门的族谱规定十分严格。 依照当年乾隆皇帝钦定的字序，孔繁慈这一辈用了一个“繁”字，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个“祥”。于是孔繁慈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正好吉祥且又温文尔雅的名字：孔祥熙。 孔祥熙出生以后，孔夫人庞氏对孔门的这第一个宝贝儿子倾注了一个东方女性所特有的可说无微不至的爱心。她日夜守护在婴儿的摇篮旁，一边为丈夫缝补着衣衫，一边为儿子唱那一段又一段的古老动听的中华民谣： “树儿静， 风儿轻， 月亮照窗棱。 小宝宝， 快睡觉， 甜甜地进入梦中。 嗯……” 望着儿子那甜美如梦的笑容，母亲庞氏的心简直都陶醉了，她得到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 当小样熙1岁多方能听懂大人说话时，母亲庞氏便开始给他讲一些动人的童话和有趣的传说。她娓娓道来，还辅以手势和表情，讲得十分动听。小样熙每每瞪大了眼睛，听得如痴如迷。仿佛，他已经从母亲所讲的那些美好的故事中，得到了不浅的启迪一般。的确，当年孔祥熙最初的启蒙，也正是在母亲所营造的那个童话世界里完成的。通过母亲所讲的那些古老的故事，孔祥熙打小时起就知道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初步了解到了人生的艰辛和善恶的分辨，同时也知道了不少大自然的奥秘诸如天上为什么有星星啊？冬天为什么下雪啊？等等。 1883年孔祥熙3岁时，母亲庞氏又给他生下一个妹妹。依据族谱，父亲孔繁慈给这个妹妹起了一个名字叫孔祥贞。 尽管家中添了妹妹，但母亲并未因此放松对孔祥熙的管教和培养。孔祥熙4岁起，母亲庞氏便开始手把手地教他临摹字帖习字，且开始诵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其后不久又开始学习《论语》。孔祥熙自幼就显出天资聪明伶俐，记忆力又异乎寻常的强。他听母亲讲述几遍《三字经》后，就能“人之初胜本善”地即席背诵起来。听着儿子那清脆悦耳的诵书声，母亲庞氏坐在一旁简直喜得合不拢嘴了。 但幼时的孔祥熙毕竟是一个男孩，天性好动贪玩，所以练字时常常拴不住心猿意马，一时难能坐下来专心致志。由于书法不见长进，当年的小祥熙没少受父亲的训斥和责打。后来长成之后孔祥熙的字依旧写得一般，这恐怕也和他幼时习字基本功不够扎实有着关联。 有一回孔祥熙又在院里漫处地乱跑，一不小心，他跌了一个跟头。当时，跌伤了额头还流了不少的血。情急之中，家里人便劈头盖脸地训起平素负责照顾小祥熙的丫环来。那小丫环当年也只是个小姑娘，比孔祥熙年长不了几岁，她怎么能看顾好竟日上窜下跳猴子一般顽皮的小祥熙呢。一时间那丫环有口难辨，只好满腹委屈地抹着眼泪，等待东家打发她回家了。当时，孔夫人庞氏走了过来。她先是仔细地察看了一番儿子的伤势，一见跌得并不算重，便劝家人消消气，别再难为那个小丫环了。就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平息了。从此，孔夫人庞氏的仁慈之心也在孔府佣人中间留下了一个好名声。 然而令人扼腕慨叹的是，果真“好人没长寿，赖人活个够”。自孔家添了女儿之后，那庞氏身上的负担更重了。她不仅要看顾嗷嗷待哺的女儿，又要督促心爱的儿子读书习字，同时还有不少的家务要她照管。终日过度的操劳，最后竟累垮了庞氏的身体，她不幸染上了当时称为痨症的肺病，身体日愈的虚弱下来。但为了夫君也为了孩子，庞氏依旧苦苦支撑着不肯躺下，以至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当时孔繁慈虽然也竟日在外奔波着生计，但由于他已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并且毒瘾一度很重，导致家中境况一落千丈。待其妻庞氏病重躺倒时，孔家居然抬据得拿不出钱来为庞氏治病了。后来孔繁慈所以终身未再续娶，除了考虑儿女不受委屈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当年对爱妻的负疚心理起着作用。 没过多久，庞氏这位年轻贤惠的母亲，便望着自己那一对可怜的小儿女，眼中噙着泪水，依依不舍地撒手去了。 母亲去世那一年，孔祥熙只有6岁，而妹妹孔祥贞则只有3岁多一点。 童年本该是人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因而也格外地惹人留恋。但是当童年生活展现在每一个儿童面前时，却并非都是充满阳光的灿烂日子。童年生活对有些儿童来说，的确是充满无穷乐趣的；而对另一些儿童来说却是悲凉和黯淡的，以至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泯灭了童心的天真和活泼。 幼年失母同时又被困苦的生活所折磨，这段经历对孔祥熙来说太难忘也太深刻了。本来小祥熙可以天天依偎在母亲膝下尽享那无穷无尽的母爱，可转眼之间他就要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去“捡烂炭”，这一切都像一幅图画一样，深深印在了孔祥熙的脑海里，简直刻骨铭心一般。所以当他后来上了教会学校读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归返故里，并且也不愿别人提起孩提时代的光景，以免徒增感伤。 而中年丧妻对孔繁慈来说，其精神打击就更大了。过往日子里夫妻感情甚笃，尽管生计后来有些艰难，相互间却始终恩爱体贴，享尽天伦之乐。而今只一夜之间，孔繁慈却要独守孤灯，形影相吊。尤其是老宅屋内遍布爱妻旧物；睹物思人，孔繁慈不免更加心灰意冷，为伊憔悴。 当时也曾有好心人苦劝孔繁慈再续娶一门亲事。一来因为难忘爱妻，二来孩子都还太小，搞得不好恐遭继母的拳头。孔繁慈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众人的好意。他决心要父代母职，既当严父又做慈母。这在当年，男子三妻四妾习以为常的旧中国封建社会，孔繁慈为把孩子抚养成人而一生未再续取，应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孔繁慈毕竟也忍受不了整日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折磨，思来想去他决定离乡出外谋生。于是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后，孔繁慈带上一对小儿女，锁起程家庄孔氏老宅的大门，投奔距县城15里的南张村岳父那里去了。 只是，孔繁慈的岳父庞宝恒此时也已家道中落，仅仅经营了一个小商铺，卖些本小利微的杂货勉强维持，因此也无力资助孔氏父子了。 最后没办法，孔繁慈只好设了一间私塾，当起了教书先生。最初来人学的儿童并不多，只有八九名，孔繁慈对他们进行最初级的启蒙教育，并以其微薄的收人，领着孔祥熙和孔祥贞艰难度日。直到后来，人学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一来因为孔家乃方圆数十里内最有名的书香世家，开馆设塾亦算家传；二来孔家几代人的人品名声俱佳，乡亲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孔繁慈心里放心。再到后来，路远一点的甚至要托人说情方可人学，最后人学的儿童陆续增加到30多名。孔祥照也做了一名父亲私塾里的学生，而且是一名年龄最小的学生。 孔繁慈对孔祥熙的学习要求相当严格，没有因为孔祥熙是自己的儿子，就在学习上或其他方面给予优待。相反，孔祥熙在背书、习字和阅讲等方面，都要按照私塾中的规章认真完成，一招一式从不马虎迁就。 孔祥熙被父亲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乐趣的世界里，朗朗的读书声强烈吸引了他。而孔祥熙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厚望，他严格要求自己，苦练基本功。从6岁到10岁四年的寒窗苦读，使孔祥熙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他也逐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诗经》、《礼记》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后，每次放学回家他都仍然请父亲为他讲解一会儿《诗经》或《礼记》。而且，直到后来孔祥熙留美归来办起了“铭贤”学校，他自己也每每亲上讲台讲授《诗经》、《礼记》。后来，当孔祥熙脐身政界后，在一些社交活动中，他习惯在谈话或讲演中经常地夹带几句《论语》和《孟子》中的警句，以显示其相当深厚的国文功底，此一点已被世人公认。孔祥熙一生崇奉的两句话就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应该说，孔祥熙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首先是得益于其父所办的私塾，而且他真正的启蒙老师，便是他自己的父亲。 太谷人常把孔繁慈比作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其实，这种比喻很不切实的。表面上看孔繁慈和孔乙己相差不多，尤其是孔繁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讲授“之乎者也”时的模样与孔乙己一边喝着酒一边盯着碗里的茵香豆、嘴里叨念着“多乎哉，不多也”时的形象极为相似。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却是迥然相异的。孔繁慈一生淡泊旷达，痴心于教书育人的功德事业并且虽穷困而不悔、虽富贵而不移。此一点恐怕就是孔乙己一类旧文人的没落心态所无法比拟的。通常以当年孔繁慈的能力来说，他凭本事养家糊口以至追求富贵荣华，也不是一件如何虚无飘渺的事情。尤其是在太谷当年，人们都以商为荣以穷为耻，孔繁慈当时却能毅然地弃商从教，选择了当年并不为人看重的穷教书匠的职业，其勇气和执着还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即便到了后来，孔祥熙留美归来创办了铭贤学校之后，本该去当老太爷享享清福的孔繁慈却依旧在儿子的学校里执掌教鞭讲授国文，由此亦可见出其对理想选择是多么的坚定，追求是多么的执着。 正当孔祥熙在父亲开办的私塾里苦读诗文。培养本领之际，不期祸从天降。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袭来，竟差点要了他的小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场大病，就此改变J”孔祥熙一生的命运。 第二章 宋蔼龄家世 1．父亲宋查理的传奇经历 来蔼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英文名字则叫做“查理·琼斯·宋”，简称为“查理·宋”。因为宋嘉树及其奠基的宋氏家族，近百年来无论是事业上抑或是生活上，均与西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人们更习惯地称呼他的英文名字，其中文名字则反而叫得少多了，在这里我们为了方便叙述起见，亦称其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或者干脆就称其为未查理吧。 据史料记载，宋氏家族的祖籍亦在山西，且宋嘉树原本也不姓宋，而姓韩。只是后来由于战乱，韩家才为避战祸而由山西迁至海南并在文昌落户扎根的。宋嘉树的父亲名叫韩鸿翼，是一个崇尚儒家价值观念的所谓“威尼斯”式的商人。由于他极端的重义轻利，以至当年在激烈的竞争中一败涂地。不但本利蚀尽，还将祖传的积蓄都消耗殆尽。就是在这样一个二律背反的家庭中，1866年宋嘉树出生了。 1875年宋嘉树9岁时，他被过继给了当时正在美国波士顿开设茶丝行的舅父作为义子。因为舅父姓宋，他便也改姓了宋，并随舅父前往美国去学生意。至此宋氏家族也便开始了正式的名分。 有关宋氏家族的出身问题，史界迄今亦有争执。较为典型的有讲宋嘉树乃南宋宰相韩琦之后裔，并且算出宋嘉树乃韩琦第29代孙云云；还有一说认为宋家原为战国时秦王朝灭韩国，韩国宗室的一支不畏暴秦统治而渡海来到海南岛的。此外另有人考证又说，当年的宋嘉树本叫韩嘉树，后因其逃至一艘洋轮船上谋生时，人家要用英文登记名字，恰好英文中“韩”和“宋”的发音近似，所以由最初讹传的“松”姓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宋姓，韩嘉树也只好改叫了宋嘉树。最后一种说法则讲宋嘉树9岁时就已随哥哥韩政准去海外拓荒历险，且第一站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等。后来，也就是在爪哇岛上宋嘉树遇到了堂舅，并且跟随这位堂舅一起去了美国。 尽管众说纷结，但关键的几点还是基本可以确定的，这就是宋家祖籍山西，后落脚海南文昌；宋嘉村原本并不姓宋，后来却改姓了宋；而且他是过继给了舅父，并随舅父去的美国。 关于宋嘉树的美国之行，曾有不少人为此慨叹不已。因为，如果没有宋嘉树的赴美之行及其后来在美国的一系列堪称神奇的冒险经历，整个来氏家族的命运大概就会是另外一番模样。起码，近代中国社会将缺少一位既是传教士又是实业家的秘密的革命党人，也不会产生三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后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女性--即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宋氏三姐妹，进而也就没有了后来声势显赫且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过中国社会的宋家王朝。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宋查理是世界上一位极不平凡的父亲，因为他培养了同样堪称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个女儿。 在现今以至将来的中国，“宋氏三姐妹”恐怕永远都是人们津津乐道且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当年曾有人对她们姐妹作过相当精辟的高度概括：“宋氏姐妹中，老大爱钱，老二爱国，老三爱权。”此一评价可谓微言大义，真真正正地讲到了点子上。 老大宋蔼龄，以沉着老练甚至老辣狡黠著称于世，同时她也是世间罕见的理财能手。事实上她操纵着宋、孔两个家族的命运。当年曾有人断言：“她要是个男人，也许能统治中国。”惯常人们喜欢讲宋子文为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实则不然，真正的掌门人还是大姐大宋蔼龄。以至当年人们有“无冕之王宋蔼龄”的称呼。 老么宋美龄，以雍容华贵、擅长交际并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著称于世。当年她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以至美国人至今都承认宋美龄影响了两代美国人，影响了当年美国领导人作出的决定，并通过这些决定影响全世界整整30年。宋美龄亦是人们公认的国民党幕后执掌大权的人物。 而老二宋庆龄，虽然和她的姐妹外表相似，性格和内心世界却截然不同。她是一个毕生为理想和崇高奋斗的东方女性--外表温柔典雅，内心执着坚定。她一生中始终忠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热爱人民，热爱和平，以崇高的献身精神和高风亮节的政治家风度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景仰与爱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誉为“国之瑰宝”。 宋查理夫妇还生有三个儿子，他们分别是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宋子文当年曾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直至行政院长，一度权力炙手可热。而宋子良和宋子安兄弟二人，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亦是执掌金融大权的显要人物。 在这里如果再加上宋查理的三个女婿亦即民国史上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孙中山、蒋介石和孔祥熙，这宋氏家族的非凡影响便无以伦比地凸现出来，以至完全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可以说，在近现代史上，宋氏家族对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以及对当时历史形势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都已为举世所公认。但如果我们就此究本溯源的话，则恐怕这宋氏家族的第一功首先应该归于这个家族的最初奠基人--宋嘉树先生。 可以说，是宋嘉树亦即宋查理先生启发和培养了宋家的孩子们，并使他们在长成后都取得了堪称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他把女儿们培养得出类拔苹，并使她们都嫁给了三位当时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宋查理当初没有大胆进步的思想，如果来查理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重男轻女听天由命；那么他的女儿们也许会缠足裹脚，嫁夫生子，在中国沿海的某个城市或某个小村里蹒跚而行；她们或默默地洗衣煮饭，或做个“老板娘”呆坐在某条狭窄街道上的一间中国人开的小店里卖丝售茶。 当然，宋查理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经历独特，思想开明。由于他始终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因而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和非凡的影响。 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宋查理祖籍山西，出生地则在海南岛的文昌县。孩提时他就得了一个威风凛凛的乳名，叫做阿虎。宋查理出生之际，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人侵中国。当时掌权的慈禧太后既怕洋人又看不起洋人，她常常骄傲地宣称，同有教养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皆是劣等蛮夷之族。1875年宋查理9岁时，迫于国内向西方学习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也想证明一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否适用于“天朝”，慈禧破例允许少数人到美国及欧洲、日本留学。这种让步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宽大之举，皇恩浩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凡离国他去即为非法叛逃，而以身试法是要砍头示众的。 当时，恰好赶上宋查理的舅父从美国回来，看到小阿虎长的浓眉大眼，并且透出一股聪明伶俐，便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孩子。于是舅父郑重地向阿虎父母提出，要把阿虎带到美洲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并说这样亦可减轻阿虎家里的负担。舅父还发誓说要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照料好阿虎的生活。阿虎自然也愿意随舅舅出洋闯世界。阿虎父母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把阿虎过继给舅父做养子。也就是父母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阿虎亦即后来的宋查理的一生命运。 宋查理的舅父在美国波士顿经营着一家丝茶商店。因为没有儿子，他对宋查理有如亲子一般，每天晚上教他打算盘、结帐查帐、盘查货物，同时教他英语。舅父希望他早日适应这里的环境，以备有朝一日继承他的事业，并且对他能够唯命是从。 如果按照命运的安排，宋查理将通过长期辛勤的工作，学会进口和销售丝茶这项工于心计的业务。波士顿那间发霉的铺子，本该是查理一生活动的天地和归宿。然而宋查理却不肯甘于命运如此的平庸安排，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出去探索茶店外的陌生世界。 不久，来自中国上海的两个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满足了宋查理的愿望。他们常来查理所在的铺子，开始甚至对这个站在柜台后面秤着一包包茶叶且一言不发的伙计有些不礼貌，讥笑他活得毫无意义。后来，由于波士顿的中国人很少，所以慢慢地宋查理和他俩竟成了朋友。温、牛二人常劝查理到学校去读书，学一门有意义的知识，以备将来按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中国。 在温秉忠和牛尚周的劝说鼓动下，宋查理鼓足了勇气，向舅父提出自己想上学的要求。可是讲究实惠又不愿为他承担学费的舅父，却拒绝了他的要求。1879年，为了上学宋查理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后，他决定逃跑。 宋查理收拾起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跑到停泊政府船只的码头，偷偷溜进一艘叫做“加勒廷”号的缉私船躲藏起来。宋查理当时并不能确定自己要干什么，但他知道肯定要做点什么。 这艘缉私船当晚就出海了。宋查理旋即被发现并被带到船长那里。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39岁，是一位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挪威人，他虔诚信奉上帝并且工作上果断明确，判断是非亦极为公正。 宋查理遇到他算是交上了好运。 埃里克船长非常同情眼前这个东方孩子，决心帮助他而不是给他处罚。他帮助未查理谎报了年龄，并让查理在船上当了一名杂役。于是来查理剪掉了辫子，穿上美国官方发给的漂亮的制服。凭这身制服，查理在以后的一年多里进进出出波士顿，再不用害怕被人发现了。渐渐地，埃里克船长和他船上这个年轻的中国杂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埃里克船长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徒，他决心也要把这个东方青年变成一个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他在船上教导着未查理，在家里的炉边也教导他，逢到星期日则带着未查理到卫理公会教堂去做礼拜。 这样有规律的船上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查理的前程显见不错，他已被录取在服役一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880年5月的一天，塔里克·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突然被调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自己信赖和依靠的人走了，查理一连几天闷闷不乐。怎么办？宋查理决心继续追随埃里克船长。他又悄悄躲上一艘从波士顿开往威尔明顿的船上。结果，埃里克船长又当上了这个中国小伙子的保护人，他把宋查理安排在船上的食堂里打杂。 当时，宋查理15岁，对外谎称是17岁。埃里克认为他应该继续接受教育，上学学习是当务之急，便带着查理找到了自己在当地教会的朋友、美国内战时期的军人罗杰·穆尔。罗杰·穆尔是当地卫理教堂的头面人物，可以帮助宋查理解决一切。于是穆尔又把宋查理介绍给了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正是这位里考德牧师，最终决定了宋查理一生的信念及其一生努力的方向。 188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在当地教堂礼拜仪式上，宋查理走到前面跪了下去。人们看见一个“天朝”人向他们的圣坛鞠躬，感到惊讶不止。当时的场面十分动人。里考德牧师穿着他通常穿的艾伯特亲王式的双排扣札服大衣，头上戴着假头套，在圣坛前的阶梯上铺一块手绢，他跪下祈祷，然后站起来，用手轻抚宋查理的黑发。也就是在这一时刻，里考德牧师给这个中国孩子施洗礼并正式命名他为查理·琼斯·宋。 礼拜完毕后，人们走出教堂步人了黄昏之中。宋查理当众自豪地宣布：他已找到了救世主。他告诉身旁的会众，他很想在不远的将来，返回自己的祖国去当一位职责神圣的传教士。 里考德牧师决定，把一个得救的异教徒送回他来的地方去向他的异教徒同胞传教，第一步就是让宋查理尽快上学。 美国圣三一学院是南方经历了战争后保存下来的少数几家学院之一，院长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在当地公理教会的支持下，靠6名教职员维持着上课。1880年12月，宋查理接受洗礼后不久，里考德牧师给克雷文写信，请求圣三一学院录取一个中国男孩，让他为了伟大的传教事业上学。 至于学费，那位叫罗杰·穆尔的退伍军人答应帮忙。他写信给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请他帮助查理。卡尔将军为了能使查理以后回国向“每个人传播福音”，同意资助查理的一切费用。卡尔将军的慷慨解囊，再次帮助来查理这个年轻人走出人生的关键一步。后来，卡尔成为查理及其整个宋氏家族的大恩人，宋查理直到死都和卡尔将军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1881年4月，一个温暖有雾的夜晚，一列从威尔明顿开来的火车，把宋查理和里考德牧师带到了达勒姆。当时，达勒姆还是一个边境小城。卡尔派了一辆马车到火车站迎接这个中国男孩和他的传教士里考德牧师。 卡尔夫妇让查理住在家里，并为他单独准备了一个房间。查理随身带的惟一家当是他一直在船上用来编织吊床的小木梭。编织吊床是宋查理向船上水手学来的。他表示要在达勒姆继续编织吊床出售以赚点零钱花。通过这件小事，充分体现了宋查理的独特性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 第二天，卡尔带宋查理到圣三一教堂，把他介绍给全体教友。查理穿的是一套体面但款式并不时髦的哗叽西服，亚麻布衬衣外面加上一件背心，领子下面是卡尔太太给他结的一条活结领带。头发短而光滑，经过仔细擦洗的脸笑容可掬。按西方的标准来说，宋查理漂亮得使人感到意外。 夏天，查理正式进人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成为该院惟一的一名中国学生。由于事前没做过进正规学院学习的准备，校方把查理当作一名“特别生”安排在课程紧凑的预备班进行补习，准备把其他学生用10年时间完成的课程，压缩到几个月给他完成。 宋查理和教师们心里都明白，查理做为一名传教士，许多知识都可以省略，只需要略懂就行了。所以教师们集中力量教他英文，并想方设法使查理完全沉浸在《圣经》里。 宋查理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一个很有趣的学习方法是，他住在甘纳韦教授家里，功课却在克雷文院长家里完成。院长同他的妻子一起担负辅导查理功课的工作。院长的妻子同这个实际年龄只有15岁的中国男孩坐在一块，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她耐心地给查理讲授西方文化的难解之处。查理本来就是一个机灵的仿效者，他很快就能够复述读过的《圣经》上的句子和他在布道会上听到的说教，并且仿佛真地懂了似的。实际上，查理这时并非真的理解了《圣经》，从当时他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到处引用《圣经》，但不知要说明什么。 这样过了一个夏天，宋查理的英文程度很快就提高到了能顺利自如地写信了。 放假时，未查理就去威尔明顿看望里考德牧师，或是去“恩人”卡尔将军家那巨宅大院里散步、思考。 卡尔给查理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宋查理喜欢称他作“卡尔父亲”，从卡尔身上查理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几十年后他还效仿着卡尔的生活方式包括模仿卡尔身上某些细微的动作。从宋查理后来给孩子们取名及对妻子的呢称以及他本人所从事的事业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同时，卡尔还给了查理一些非常有效的商业知识和做生意时准确的判断能力，培养了他做为企业家的职业本能。 有了卡尔将军如此的熏陶和关怀，身为他乡异客的宋查理，竟没有感到生活中的孤独。并且，他的注意力越来多地集中到了异性身上。最后，宋查理的目光瞅准了一个叫埃拉·卡尔的姑娘。埃拉的父亲卡尔教授在学院里教希腊文和德文，是卡尔将军的堂兄弟。查理时常到卡尔教授家做客，卡尔一家也都喜欢这个中国留学生。不知不觉中，查理和埃拉--一个瘦高个儿有着一副修长双腿的姑娘相爱了。爱情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查理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一天他鼓足了勇气，紧紧抓住埃拉的双手，望着埃拉那激动在密密睫毛下扑闪着的目光，两个年轻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热烈地亲吻起来。 遗憾的结局发生了。查理被埃拉的母亲赶了出来，并不许他再到她家来。更为严重的是，这次过分的“冒失”，竟使未查理在圣三一学院的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猝然结束。 卫理公会的牧师为了帮助宋查理这个“误人歧途”的中国青年回到正路上来，决定以宗教为名义让查理转学，转学到遥远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去；并断言“这位年轻中国人在范德比尔特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在那里既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又能够通过同在纳什维尔的理事会理事接触而接受传教方面的正规训练。 宋查理在圣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天是忧伤的。他给克雷文太太送去了一件告别礼物--他做的最后一张吊床。他还想对这位关心过他的“老太太”说些什么，却终于没待说出来，便抱住克雷文太太伤心地哭了起来。 宋查理乘火车到了纳什维尔后，马上到当地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并托友人转交给圣三一学院的埃拉·卡尔小姐。几十年过去后的1937年，未查理的那张照片还仍然为埃拉·卡尔所珍藏，尽管她已是海波因特镇上的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查理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的最后两年，经常被派出去同巡回布道的传教士一起工作，并时常在布道会上进行演说。这些难得的锻炼，使查理有了更加从容自如的神态，英语也讲得更加流利了。两年以后，宋查理已能熟练地给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教会报纸《基督教倡导报》写文章了，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也就是从那时起，宋查理深深感到，他毕业后将被派到上海去。这个决定后来是校长霍兰·马克谛耶主教做出的，他本人就是上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他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在上海的林乐知博士。未查理在1883年春天收到了林博士一封简短的正式确认此事的函件。 为此查理给林乐知博士写了封回信：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胜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我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我不知道我在美国还要逗留多久，但我将设法尽量使自己切（彻）底作好准备，只要这次机会允许我这样做。在我结束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几天前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女教友问了我一个不平常的奇怪问题。她说：“宋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会不会为了任何信念受苦，会不会为了基督的事业牺牲？”我当时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表示我的真心诚意，我按照我的感受作了回答。我回答说是的夫人，我愿意在任何情况下为基督受苦，如果上帝帮助我。她又问：“那正是我们都应该有的感受，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信赖他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以最大的热情侍候他，最后我们才能够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进行了尽力的战斗，因此今后我将接受生活的荣光。”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一切努力。 宋查理 1883年7月27日 人们通常说宋查理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但情况并非如此。为了让他尽快在中国为上帝的意旨办事，当时教会让他急急忙忙地完成了学业。 但到了后来，宋查理却不想走了。他不想到上海去，而是想去学医，而且就是卡尔也支持他。但马克谛耶主教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已向上海的林乐知做了暗示：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我们希望今年秋天把“松”（宋）同柏乐文博士一起派到你那里。我相信你会立即派他从事巡回布道区工作，即使不是坐车去，也要步行去。“松”（宋）希望再逗留一两年学医，使自己具备更有益于人的能力等等。他慷慨的赞助者宋利安·卡尔先生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是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精力耗竭用尽。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一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让我们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开始辛苦吧。让他上阵；没有候补的位置。对他希望学医的心情，已经告诉他：我们已有多得足够布道团所需的医生，不再需要了。我很希望，在你贤明的处置下，我们的“松”（宋）可能干得很好。如果他干得好，这里的类似工作将大受鼓舞。许多人的命运同他的情况拴在一起…… 你的教友霍·马克谛耶 1885年7月8日 1886年1月，宋查理阔别了祖国11年后，乘船回到了上海。他先到虹口的卫理公会去会见那里的大人物林乐知。在这位林大人的眼里，查理只不过是一个有抱负的中国农民，所以不应得到特殊的待遇。林乐知只给查理每天15美元。如果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农民，没有任何奢望，15美元足以维持其生活。不过对于既不平庸又不驯顺的查理来说就很难了，但他还是暂时忍受下来，直至后来查理为了摆脱林乐知的控制而提出调职日本的申请，结果也未获批准。 宋查理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上海近郊吴淞传道，那里的会众早已是忠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同时他还要在教会的学校里教他们的孩子。可这样一来，查理就必须学会讲上海话，还要重新学习上海的社交风范。 为此，宋查理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一个星期天，宋查理在教堂里看见一个中国姑娘羞涩地看了看他，于是他打定主意向姑娘作一番自我介绍，就像在美国他向姑娘作自我介绍一样。可是查理忘了这是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体面的男女青年在结婚之前是不交谈甚至不可以见面的。虽然上海比起中国其他地方要开放一些，接受西方的东西也快一些，但上海人依然是守着这个习俗，未婚年龄的女孩子进出教堂，甚至都要有她的家人陪护才行。 不过查理还是打听到了这个姑娘是上海西郊南翔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师，校长是严厉的洛基·兰肯女士。她是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女传教士。当时她正用东西方文化中最严格的道德规范加上她自己想当然的一些规章制度来管理学校。 可惜宋查理并不了解这一点。他竟跑到南翔，很礼貌地问洛基女士他能否拜访一下这位漂亮的女教师。查理的话让洛基女士感到震惊和愤怒，她把那位年轻的女教师锁在她屋里，直到把查理赶走才放出来。。 等到宋查理学会了上海话以后，他被派到昆山当一名巡回传教士。查理用微薄的收入租了一间村舍小屋，做为他的落脚之处。在昆山宋查理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原来，喜欢群居和天生幽默的农民对陌生人存有很大的戒心，就连查理穿的西装他们也看不顺眼。为了更好地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查理只有再次从头做起，他脱下了美国西装，穿起中国长袍并戴上瓜皮帽。 宋查理在孤独与寂寞中苦熬着，直到有一天他时来运转。他在街上散步时碰到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就是查理在波士顿时的朋友--中国留学生牛尚周。见面之后俩人亲切地聊了起来，牛尚周在听完了查理的诉苦后提出了一个最实际的解决方法--结婚，并自告奋勇地把自己19岁的妻妹介绍给查理。 当时牛尚周刚刚同中国最古老最卓越的基督教家庭结亲，这个家庭便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传后裔。徐家在1600年由于耶稣会的先驱传教士利玛窦而皈依天主教。牛尚周的岳母生在上海西郊徐家的产业所在地，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也是圣公会教徒。长期相处后，她嫁给了自己的老师，从而也成为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妻共有三个女儿。当年，倪太太要求每个女儿都要缠足以保持她们三寸金莲的古典美。不想小女儿反应不好，经常发高烧，最后倪太太只好作罢。虽然这样小女儿的双足得以保持为无足，但从此以后任何人都不会考虑同她结婚了，倪太太每念及此不免黯然神伤。 倪家这个丑小鸭的名字叫倪桂珍。她长大后父亲高兴地发现，这个小女儿尽管有着一双大脚，却特别喜欢读书。她5岁时就在家跟一位家庭教师学汉字、学书法、学经书，而在别人家的女孩子这时正学刺绣。倪桂珍8岁到布里奇曼女子学校学习丿4岁毕业时因成绩突出被保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直到17岁毕业，她还学会了弹钢琴。 牛尚周留学回来娶了倪家大小姐，他的知心朋友加表兄温秉忠娶了倪家二小姐。最后只留下一个小妹妹--就是受到新式教育且会弹钢琴的大脚姑娘倪桂珍。 如果说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倪桂珍找夫家难的话，其实当时的宋查理找妻室也不容易。于是牛、温二人想了个办法，让查理陪他们去教堂，因为倪小姐在唱诗班唱赞美诗。结果查理看到的是一个使他心满意足的美人--一个朴实的姑娘，脸颊丰满且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发型轮廓呈可爱的圆形，一边的头发里插了很小一串珍珠。19岁的倪桂珍和刀岁的宋查理个头差不多一样高，都不超过五英尺。她流露出的气质绝不同于那些年轻貌美但难免有些俗气的女人。 不久，宋查理拜见了倪桂珍的父母，倪氏夫妇对查理的人品感到满意。 1887年仲夏，这对年轻人举行了婚礼，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了仪式。仪式后，还举办了传统的上海式家宴。 婚后宋查理把新娘带到了昆山。小俩口的生活甜甜美美，只是收人太少了点，幸亏新娘的陪嫁丰厚，才使俩人一次次度过人不敷出的困境。 1888年，查理被提升为正式的牧师。第二年被调到上海市区。第三年，查理停止巡回布道，成为上海郊区川沙地方的传教士。 1889年，为了生计宋查理到处找路子想弄点外快。因为这时倪桂珍已经怀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世了。最后查理找到了一份兼差一给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销售宗教书刊，这个组织向世界各地提供不同文字的《圣经》。 宋查理的工作是出售英文版的《圣经》和中文版的《新约》。这其中查理发现，如果他能买几部印刷机，用当地的纸张和本国的排字工人来全天开工生产，他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复制和印刷大量的外文书刊出售。其价格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当时白话文的《新约》、们日约》在中国已经出现，如此一来凡是能读书看报的中国人便都能看得懂《圣经》了。 1889年7月15日，宋查理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天使一般的小女孩，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格外地惹人喜爱。望着自己可爱的小女儿，当时宋查理心中简直陶醉了，万千往事情不自禁地奔涌心头，令他不胜感慨。那一刹那间，宋查理想起了自己十几年来奔奔波波的坎坷经历，想起当年在美国时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怠慢，想起了那艘叫做“加勒廷”号的缉私船，想起了在美国的威尔明顿曾有过一位叫做埃拉·卡尔的姑娘。想着想着宋查理蓦地发现泊己许多年来久久渴望并且每天都在祈求上帝的，原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爱心和尊重。于是他取“和蔼可亲”之意，为自己刚刚初生的小女儿取了一个名字：宋蔼龄。 后来，宋查理又给女儿起了一个英文的教名：南希。这是为了纪念朱利安·卡尔的夫人--南希·卡尔。1892年宋查理夫妇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宋庆龄，英文名字是罗莎蒙德，这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的女儿--罗莎蒙德·里考德。 关于宋氏三姐妹的名字，这里尚有另外一脉说法呢。 据说，宋查理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曾任美国总统的林肯。他认为是林肯解放黑奴的壮举，拯救了美国并使美国逐渐强大起来。所以宋蔼龄一降生便起名“爱琳”，本意就是热爱林肯的意思。同时，宋查理也希望中国出现林肯式的人物。正因此，他给后来的两个女儿依次起的名字叫做庆琳和美琳。 那么，后来宋爱琳怎么又变成宋蔼龄了呢？ 那还是1904年的春天，宋爱琳留美前夕。一天，宋查理带着女儿去拜访当年《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毓桂先生。这位已97高龄的老人看到风华正茂的爱琳由衷地喜欢，他亲切地问到：“你叫什么名字？”当得知姑娘叫爱琳时，沈毓桂老人沉思了片刻微笑说：“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应当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宋查理早就知道沈老先生满腹经纶，并且也是一个起名的高手，于是请求他给爱琳另起一名。老人深情地说道：“女性的名字应该文雅些，可以把“爱”改为“蔼”，“琳”改为“龄”。”宋查理听了这有根有据的解释，当即决定将“爱琳”改为“蔼龄”。于是，大姐名字一改，后面两个妹妹的名字也就随着改了过来。 当二女儿庆龄出生的时候，宋查理已渡过了经济难关。他用妻子的嫁妆钱，加上两位姻兄支持他的一部分钱，以及洪帮兄弟的投资这时查理已是反清的三合会亦即洪帮的成员了，洪帮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且最耐人寻味的民间组织之一。在上海除非你是洪帮成员，否则你就微不足道。也是为了事业上的发展，查理加人了三合会买了几部印刷机，还在法租界买下一幢不大的房子来当厂房。这座房子原是山东路上一个年久失修的货栈，所以后来三合会的成员经常在那里开会，进进出出从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查理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并很快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查理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1892年春天，宋查理完全辞去了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的工作。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对查理辞职的反映是强烈的。教徒们都说：“宋查理重又崇拜起木偶来了。”为此查理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倡导报》主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亲爱的里德兄： 北卡罗来纳州某些人士中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想借贵报一角说几句话，以正视听，不知您能否惠子刊登？我从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他所在的城市中有消息说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我写此信就是要指出，这种说法纯系无稽之谈。我自皈依本教以来，脑子中无论何时都从未产生过背弃我敬爱的救世主、重新崇拜无生命的木石之神的念头。一个人放弃水生去崇尚永死，那是愚蠢的行为。但是，这一无中生有的谣言的制造者可能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后来却崇拜偶像，为什么别的人就不会那样做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如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般愚蠢。但是，本人的确自认头脑尚称清醒，深知应竭尽全力为主效力，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如此。我离开布道团的原因是它给我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我以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金无法养活我自已、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我将停止宣扬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目前我同美国圣经协会来往，但我仍在从事与我们教会有关的布道工作。我在洛德、希尔兄弟和邦内尔公司里的教友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离开布道团只是意味着，我现在是我们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位尽其所能为布道团工作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的教会来维持生计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负责我们卫理公会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国）堪萨斯城穆尔兄捐赠的，是中国本国最好的一座教堂。我们这座教堂开设了一所很大的主日学校，配备着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已也在主日学校里负责着很好的一个班，该班里有青年男子，也有老人。我们非常喜欢“国际主日学校课程”。假如你们之中有谁在某个礼拜日上午偶然来访，我们一定会给予你们永生难忘的欢迎，并且让你们看到孩子们的日课背得多熟。我希望那些听说过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的人能不吝费心读一下我的这封信，亲自看看我究竟站在哪里。我喜欢我的宗教信仰，并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也喜欢他们自己的信仰。最后，朋友们，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首先，请为我祈祷，愿我能成为争取人们的心灵归向基督的有用工具；其次，请为布道团在这个愚昧国度的工作祈祷；第三，请向我主祈祷，祈求他派更多的劳动者到田间里来劳作，因为庄稼已经成熟，正等待着收割呢！ C·J·（查尔斯·琼斯·松） 1892年9月8日于中国上海 从这一天开始，查理·琼斯·宋又恢复了自己的中国姓氏，姓宋名嘉树，字耀如。 2．资助孙文革命 1892年宋耀如同美国卫理公会宣告决裂之后，可以说重新获得了自由，并成为当时第一个不受外国教会控制的中国牧师。他在自设的一座小教堂里继续布道，犹如一匹脱缰的骏马在布道的路上奔驰。很快他就得到了教友们的同情，而且还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捐款。 1894年，宋耀如和孙中山相识了。当时孙中山刚刚给清廷重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上书李鸿章》，准备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救国的主张，途经上海时他和宋耀如相遇了。 孙中山和宋耀如第一次接触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孙中山向宋耀如表示：“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于是两个人谈得十分投契，以至后来成了挚友。孙、宋二人能够成为可共生死的挚友，原因是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同一种方言；而且都学过英语；两个人都是在国外接受的西方新式教育；而且都是基督教徒；都是亦农亦商的家庭出身；都曾想学医；都有远大的抱负。并且，两个人都能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一种同类同源的自我形象。 当时，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天津之行不抱什么希望，但他尽力促成此举。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孙中山白白在天津等了许多天，李鸿章不仅不想接见孙中山，更没有兴趣考虑一位卑微的南中国农民出身的草药商所提出的在他看来并不得要领的社会改革建议。 无奈孙中山又回到了上海，寄居在宋耀如的家里。为了朋友宋耀如实践了自己在孙中山北上时的诺言，给了他很大帮助，并设法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办的《教会新报》上。这应该是孙中山的革命观点的首次公诸于众。 在宋耀如的家里，在他的印刷所里，孙中山和宋耀如及其他人作着长时间的讨论。孙中山提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现在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以便领头进行革命。 当时，经过紧张的筹划、准备以及串联等活动，“三合会”在全国各类社团已有近3500万名成员，这是一支革命的潜在力量，孙中山明确表示他要献身反清事业，并邀请宋耀如和他一起战斗。 就这样，宋耀如成为孙中山秘密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此后孙中山就一直住在宋耀如的家里。二人常在宋耀如的书房里谋划反清大计。而对宋家的孩子们来说，孙中山俨然成了他们的教父。 当时，不论孙中山走到哪里，宋耀如都随时向他报告新的情况，并从腰包里掏钱替自己的朋友支付各种费用。 公元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立即组织人马举行暴动。但因此要有一个广泛的团体和足够的经费。于是孙中山动身去檀香山筹集经费和争取支持，让宋耀如留在上海以便经常把国内的动态向他报告。 1894年11月24日，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团体--兴中会，经孙中山的倡议在檀香山宣告成立。 《兴中会章程》中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磷，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承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所有人会者必须宣誓。其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伟大目标。 1894年12月，尚在国外的孙中山收到了宋耀如的一封急信。宋耀如在信中说：“中国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到了一系列丢脸的失败，公众对满清气愤至极，他们必须迅速行动。”孙中山接信后及为振奋，他一面回信要宋耀如留在上海照管财务，继续充当长江流域的革命眼线，一面准备回国以领导他们已商定的第一次暴动。 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了。当时许多革命者都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不过，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孙中山灰心。在日本他联络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孙中山断发改装（今天的中山服由此产生），以示革命决心。也就是自此时起，孙中山成了反清斗争中公认的伟大旗手。 在以后的16年中，孙中山始终做为一名被清政府通缉的逃犯亡命国外。因为无法返回故土，他不得不经常依靠宋耀如经济上的接济，并依靠宋耀如及其他革命党人帮他料理国内的革命事务。而孙中山则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四处寻求支持和援助，始终都在奔波之中。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及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现了新的势头。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含愤东渡日本，渴望着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于是这批青年志士很快形成了一支新的更为革命的核心力量，他们团结在孙中山周围，公认孙中山是他们的领头人。孙中山在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就是后来的同盟会。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章程》中提出了同盟会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还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孙中山首次公开倡导了自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主张。 宋耀如应邀从上海赶到了日本，孙中山决定让他挑起为革命解决经费的重担。孙中山知道若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弄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款子，单是依靠点点滴滴的捐款是不行的。而只有宋耀如在美国认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会议决定派来耀如专赴海外为革命筹集巨额经费。 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的几年中里，宋耀如惨淡经营的出版事业，已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起来。华美印书馆陆续出版了许多世俗和宗教的书籍，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柏乐文教士出主意编印的中国最早的方言圣经之---《苏州方言圣约书》。 宋耀如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人物，西方人都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和别人合资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专为中国出版西方教科书并且大量印刷商业本册报表。这家印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出版社之一。宋耀如还投资兴办了香烟厂、棉纺厂和面粉厂，并为工厂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到1904年，他私人的产业已相当殷实。宋耀如把自己的流动资金几乎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为了给革命者找一个安全的活动场所，宋耀如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仍旧在他虹口的宅第和他的印刷所里开会，一般成员则把基督教青年会当作安全的处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开会和相聚，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 宋耀如这时已体态发胖，眼神里隐约带着一丝忧郁和疲惫，就仿佛一位终日辛劳的小报编辑。在他的朋友中只有几位知道他加人革命党的底细，其中包括传教士步惠廉夫妇。宋耀如为了预防万一，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自称出生在澳门。虽然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普遍使用护照，比如当时去日本就不用护照。但是有了葡萄牙国籍就可以避开美国新颁布的排华法，一旦出事就可以携带儿女到美国去避难。 1905年，宋耀如远涉重洋赴美国为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募捐。旧地重游不免感慨万千，所不同的是，20年前他去美国是为个人奋斗，20年后他做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实业家出访美国并且实际上是为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工作。 此次赴美宋耀如完全是一副阔人派头，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一艘轮船上，他独自一人包了一个单间。抵达美国旧金山码头时，他受到致公堂成员的欢迎。宋耀如被接到致公堂总部，在那里他被逐一介绍给当地的华人银行家和实业家。致公堂打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招牌，名日：“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有了这个招牌，那些腰缠万贯的美籍华人热切希望证明自己是爱国的，所以从募捐角度来看，宋耀如此行的收获很大。 在美国期间，宋耀如还专门赶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拜望了他的大恩人朱利安·卡乐。当他们二人在达勒姆的火车站紧紧拥抱的时候，在卡尔的眼里宋耀如已经从一个朴拙腼腆的中国少年，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大企业家了。卡尔看着如今和自己地位不相上下的宋耀如，心里不胜的自豪。 当晚他们二人在卡尔的书房里促膝畅谈时，宋耀如向自己的恩人透露了这次来美的真正目的，并详细介绍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几次起义失败的经过。宋耀如着重说明几次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经费不足造成的革命党人的装备不足。宋耀如向卡尔解释道：“只有推翻满清政府，中国亿万民众才能真正获得新生，西方的文明也才能真正传到中国，基督教才能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听罢宋耀如有理有据的坦言相求，卡尔立刻答应提供一笔巨额经费以资助中国的革命党人。 宋耀如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各地奔波，游说企业家、银行家，为孙中山也为革命事业积极进行募捐活动。 回到上海后，宋耀如向同盟会上缴了200多万美元。由于宋耀如赴美筹资获得巨大成功，同盟会任命他为司库。在过去，他只是非正式地担任这一职务，现在则正式地专门负责革命事业的经费筹措了。同时来耀如继续兼任孙中山在上海的执行秘书，并仍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供孙中山开销，他基本上保证了孙中山在任何情况都有钱花。 1907年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联系越来越困难了。在清廷的外交压力下，孙中山被迫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过着漂泊式的苦行僧般的生活。 宋耀如在与孙中山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只得默默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并相机从事着各种革命的工作。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孙中山当时仍在美国，宋耀如负责与孙中山的联系以及负责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11月4日上海“光复”，宋耀如情不自禁地高举《圣经》挥舞，感谢和赞美上帝。 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取道欧洲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上海。宋耀如携全家到码头亲切迎接。在宋耀如的书房里，孙中山和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展望了革命的未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孙中山要来耀如帮忙物色一位精明强干且精通英文的秘书，以便帮助他处理日常工作事务和往来的信件、电稿等。 宋耀如马上想到女儿来蔼龄，便向孙中山推荐。于是，宋蔼龄开始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同时宋耀如自己也协助孙中山工作。 那还是孙中山先生结束流亡生活自海外归来时，在上海码头宋蔼龄随父亲宋耀如前往迎接。当孙中山先生见到着一身西装。胸口还别了一朵漂亮的红宝石花的宋蔼龄时，禁不住失口“啊”了一声，连连惊讶地说道：“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耀如带领全家陪同孙中山从上海赶赴南京。宋耀如坐在前排的观礼席上，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那庄严的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宋耀如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心里想着革命就要成功，情不自禁地热泪纵横。 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迫于内外的压力，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趁机篡夺了革命果实。 辞职后的孙中山做为全国铁路总监，任命宋耀如为国家铁道部的财务局长。为了追随孙中山也为了革命事业，同时也为了振兴国家的实业，为了实现10年修铁路20万里的宏伟计划，宋耀如欣然领命成为孙中山的随员。并且宋蔼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来耀如及其一家公开的和孙中山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干涉丈夫的活动。她明明知道丈夫从事的事业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她信任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她只是默默地祈祷，愿上帝保佑丈夫，并默默地准备着随时与丈夫一起亡命天涯。 1913年，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为导火索，“二次革命”爆发。由于革命党人的仓促应战，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逃往日本。宋耀如为了继续追从孙中山也为了全家的安全，便紧急关闭了他在上海虹口的宅第，旋即带领全家包括蔼龄、子安、子良和他们的“妈咪”倪桂珍，乘船东渡日本。自此，和孙中山一样，宋耀如也成了政治流亡者。在日本，宋耀如的到来，受到了已先期到达的国民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在日本的日子里，宋耀如撮合了自己的长女宋蔼龄与孔子的七十五代裔孙孔祥熙的婚事。当宋蔼龄准备结婚时，她向孙中山推荐了自己的妹妹宋庆龄，建议由庆龄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在宋蔼龄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其间，尚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因为迄今人们说法不一，这里也只好简述几笔以为后来存照。人们的其中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因为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先生心情抑郁，性情也变得日愈焦躁起来。也恰在此时，他萌发了对宋蔼龄的倾慕之情。但当某一天晚上，孙中山在其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陪同下，前往来家正式求婚时，却遭到了他多年的老朋友亦即来蔼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的断然拒绝。当时，宋耀如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多年来一直敬重和信赖的好朋友孙中山会提出这样在他看来荒唐已极的要求。他震惊了，怔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后来过了好久，宋耀如才异常疲惫地对孙中山说道： “逸仙，我是基督信徒。我一直以为你也是。我把孩子养大，不是要他们像你要求的那样随便。我不习惯跟那种视婚姻为儿戏的人交往。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倘若上帝不弃，我们将永远如此。” 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显然也是孙中山来前始料不及的。当时他也怔怔地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直到听见宋耀如以低缓的语调对他说“逸仙你走吧”时，孙中山才仿佛大梦初醒一般，无力地转过身朝门口走去。无疑，方才老朋友那一番措辞激烈的话语，简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过，据说最终使得孙中山冷静下来的，倒还真不是宋耀如当晚兜头设下的那一盆冷水，而是对爱情婚姻持务实态度的宋蔼龄。当年的宋蔼龄无论在年龄上还是为人处事方面，都显着成熟得多也世故得多。在跟随孙中山先生任秘书这一段时间里，她已经发现孙中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他多年以来一直为其信念苦苦的追求和奋斗，结果却屡战屡败，迄无成功。跟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受他牵连整天的担惊受怕之外，其他别的都显着十分的渺茫。权衡再三，宋蔼龄正式告诉孙中山说，她不能嫁给他。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到此也就结束了。 不过，人们尚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内容却与我们刚才讲过的截然不同。据说，当年宋蔼龄出任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秘书之后，由于竟日地跟随中山先生东奔西走朝夕相处，渐渐地便在心中懵懂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她仰慕孙中山的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敬佩孙中山为中华革命的坚定执着和无私奉献。每当孙中山先生那亲切的面庞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宋蔼龄面前时，她的心中便涌现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激动，以至久久难以平静。每逢此际，宋蔼龄便悄悄地忆起自己在美国威俾里安学院毕业时，同学们写给她的那段临别赠言。当时，不少同学预言她回国后将从事一番“伟大的变革”，将成为“革命后中国的总统夫人”云云；甚至还有两个喜欢恶作剧的同学，将她簇拥在半空中高声嚷道：“第一夫人驾到--”惹得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直笑得捧着肚子弯下了腰。可眼下，所谓“革命后中国的总统”，不正是自己称之为叔叔的孙中山先生么？一连多少天里，宋蔼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闭不上眼睛，她第一次失眠了。 在当时，面对宋蔼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孙中山不是没有觉察。但他却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因为当时的孙中山，毕竟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他既不能委屈了蔼龄姑娘，又要对得起一直守在广东家里的太太。况且，当时的革命形势又是异常的严峻，袁世凯篡逆之心几乎昭然若揭。虎狼正屯于阶下，哪里还容人儿女情长呢。 后来，还是父亲宋耀如发现了宋蔼龄为焦灼和痛苦熬煎着的心事，当时父女俩正在日本随同孙中山先生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在横滨海滩上，宋耀如挽着女儿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着绚丽的海滨风光，当宋耀如问及女儿“是不是有了心上人”时，父女俩的谈话陡地艰难起来。当时，宋蔼龄垂着头默默地走了好远，才猛地抬起头来对父亲异常坚决地说道： “我要嫁给孙先生！” 宋耀如闻言不免一惊，但他旋即冷静下来。他知道此时发火是无济于事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劝女儿冷静下来，仔细权衡之后再作选择。并且，宋耀如还提醒女儿，别把对孙中山的崇拜混淆等同了爱情，而且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结合变成现实后，就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其结果除了败坏我们来家还有中山先生的名声之外，无疑还将对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最后宋耀如劝女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而当时已然执迷不悟的来蔼龄，对父亲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自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非孙中山先生不嫁！除非，除非中山先生亲口对她说，他不喜欢宋蔼龄，不需要她！除非这样的结局，她宋蔼龄才肯改变初衷。 结果，父女俩不欢而散。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当时，国民党刚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宋教仁正准备北上去北京组阁以便同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作坚决的斗争。不料想，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代伟大的精英就这样凋谢在黄浦江畔。闻听噩耗，孙中山先生不禁悲痛欲绝，一连着多少天他都失魂落魄了一般。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宋蔼龄正式向孙中山先生表达了爱心。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孙中山亦正式地拒绝了她。眼睁睁地瞧着落花有意却流水无情，宋蔼龄再也忍受不住内心难言的苦楚。自日本归国后，她便以回家养病为由，辞去了孙中山秘书的职务。 以上两说孰真孰伪，我们一时的确难以辨别。不过，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的。 3．女大不由父 宋庆龄是1913年6月离开美国的梅肯城，假道檀香山于8月到达日本横滨的。当时父亲来耀如到码头迎接了她。宋庆龄开始以为现在国内局势动乱，父亲和全家是暂时到日本避难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并且也就因为在日本居留这段不寻常的日子，奠定了她一生奋斗的目标即献身革命，而且她还与孙中山先生结为了夫妻。 当时，因为姐姐宋蔼龄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自己，宋庆龄便十分认真地担当起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由于整天跟随孙中山在一起工作，使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并且使两个人的同志之间的友情，发展升华为彼此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一时间，他们沉浸在热烈的爱情之中，当时孙中山年近50，而宋庆龄刚刚20岁出头。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讲过，孙中山当时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他的妻子叫卢慕贞，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旧式女人。当初也是在双方父母的包办下，卢氏小小年纪便嫁到了孙家，并为孙中山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结婚以后，孙中山先是在香港读书，只是学校放假时才回家里与妻儿团聚。再后来，由于他奔走革命，长期逃亡海外，回家与妻子团聚的机会就更少了。长时间的分居，加之卢氏对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和支持，致使两个人的感情日渐隔阂。待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卢氏坚决反对孙中山的流亡生活并独自返回澳门生活，夫妇二人实际上已经正式分居了。 尽管孙中山和宋庆龄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他们之间的爱情秘密。但宋耀如还是很快发现了这方面的苗头。1915年6月，宋耀如出其不意地宣布宋家要返回上海。回到上海不久、宋家便宣布他们的女儿宋庆龄与一个名门子弟正式订婚了。而宋庆龄坚决反对，发誓决不与那位名门子弟成婚。 无奈，宋家把他们的亲生女儿扣了起来，宋耀如把宋庆龄禁闭在楼上她自己的寝室里。庆龄秘密写信给孙中山，询问她能否返回日本。这封信被她的女佣偷带出房发往日本，孙中山立即回信叫庆龄前去日本，说他迫切需要她。待等宋庆龄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时，宋耀如执意不肯并对女儿的想法表示愤慨。他命令女儿回自己的房间去。庆龄也不示弱，警告父亲她要出去。宋耀如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把女儿锁在房间里。但是当天晚上，宋庆龄的女佣替她看守着楼梯，她爬出窗户逃走了。当天夜里，宋庆龄便登船前往日本的神户。 对于一个年轻貌美且有地位的中国姑娘来说，这样的行动是大胆的，必须要有相当勇气。因为它严重违反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此时，孙中山也意识到保持暧昧关系是愚蠢的，于是他为结婚作了各种必要的准备。“在我到达之前，我不知道他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并且想同我结婚，”多年后宋庆龄回忆说，“他解释说他担心他不这么办，我就被称作他的妾，这个丑闻就会损害革命，我同意了。我从未反悔。” 就在宋庆龄随父返回上海后，孙中山派人把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至东京。在东京，夫妇二人协商办理了分离手续。照顾卢氏当时的社会影响，孙中山先生只得采用名日分居、实则离婚的变通办法。分居后，卢氏仍回澳门独居，其子孙科等人依旧对她奉养如前。 宋庆龄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上午，孙中山便携她来到牛达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俩人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入其全文如下： 暂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护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切手续完毕，当天下午，孙中山携宋庆龄乘车来到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当时，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显得光彩动人。孙中山则一身笔挺西装，神采奕奕，仪表堂堂。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房间举行，客人有五六十人，其中有犬养毅、宫崎笸藏、营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亭、佐佐木安王郎等许多日本政界的人士，以及孙中山的同志和朋友若干人。他们向新婚夫妇表示了祝贺。然后梅屋夫妇充当主婚人，让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犬养毅唱《祝福歌》。 结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卫斯理学院的一位同学的信中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宋耀如发现女儿失踪以后，立即四处打听，后来得知她已乘一艘日本轮船渡海了。他紧咬牙关，订购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一张船票直追日本。抵达神户后他乘上一辆火车便赶奔横滨。但是太晚了，待宋耀如赶到时婚礼已经举行完毕。 据宋庆龄回忆，当时她父亲怒气冲冲地来到新郎新娘面前。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的友谊，所做的事愚蠢至极。激愤中，宋耀如提醒孙中山不要忘记他们共同奋斗了20多年，现在胜利指日可待，他最好的朋友怎么能够因为失去理智而破坏彼此的相互信任呢？ 当场孙中山镇定自若，他一句话没讲。 宋耀如感到很痛苦。他认为孙中山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并发誓再也不同孙中山或他的冒险行动发生任何关系，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耀如还脸色铁青，威胁女儿说要和她脱离父女关系。接下来，他便拂袖而去，搭乘下一班轮船返回了上海。 后来，每当提到女儿宋庆龄的问题，宋家老俩口只是说她“正式同孙博士结合”，然后便缄口不语了。 几个月后，宋耀如对自己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发泄了他心中的苦闷：“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的最好的朋友害的。” 尽管当时宋耀如对亲生女儿和多年好友的“背叛行为”十分气愤。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原谅了他们。他不仅为宋庆龄补办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一套古朴典雅的家俱和一床百子图缎绣被面；而且还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虽然在当时，宋耀如尚未必能意识到，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已经为宋氏家族的未来前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就在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异常紧张时，这期间发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也许是历史有意的安排，这个小小的插曲大大缓和了宋耀如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1917年，宋耀如的大恩人朱利安·卡尔的夫人南妮太太去世了。卡尔悲伤不已。于是宋耀如建议卡尔作一次环球海上旅行，并在上海小作逗留。卡尔最初反对，后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 当卡尔抵达上海时，宋耀如戴着通常戴的那顶灰色软呢帽，胖得连他那件蓝哗叽上衣的扣子都扣不上了，亲自到码头迎接了这位恩人。然后他把卡尔带回自己的家中，把自己的夫人和家里的子女-一向卡尔作了介绍。当然宋庆龄除外。 由于卡尔在资助中国革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出面热情款待他。而卡尔又是宋耀如的恩人和朋友，捐赠的钱也是经过宋耀如的手来资助中国革命的。这样一来，宋耀如和孙中山只得先把一切怨恨都撇在一边。于是卡尔成了宋耀如和孙中山二人共同的贵宾。有两次宴会还是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宋耀如作陪。孙中山还特地送了三个精致的大瓷瓶给宋耀如的老朋友卡尔将军。 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对宋耀如、对孙中山、对卡尔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因为在卡尔访问中国几个月后，宋耀如就因患胃癌而不幸病故。 公元1918年5月3日，52岁的宋耀如溘然长逝。临终时，5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守护在他的身边。这种三姐妹的团聚就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是极为少见的。 如果宋耀如当初没有结识孙中山，而是沿着实业家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或许早就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巨富，但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积极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宋耀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结识了孙中山，才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从而成为一个革命者和一个曾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不小影响的杰出人物，为自己本就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添上了不平凡的一笔，也为宋氏家族的辉煌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4．民主家庭的典范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大多数的中国传统家庭男子都以家长自居，他们的话像法律一样具有威力，不管对与错都可以强加在孩子头上。或者说他们的话本身就是法律，不管孩子理解不理解愿意不愿意，都要执行。而孩子的要求不管对不对，提出的愿望应该不应该，则全凭家长的一句话：“对”或“不对”和“行”或“不行”。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最可怜了。他们的童心很早就泯灭了，唯命是从，看大人的眼色行事，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按照时代的潮流自由的无拘束地发展。因而也就注定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多数成不了大气候。 宋蔼龄的家庭则不是这样。在这个家庭里，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且当孩子的要求和大人的愿望相。浮时，孩子均可以据理力争并最后使父母满足自己的要求。 宋蔼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当年就是自由恋爱（当然父母也同意）而结合的。当年，宋耀如可以因自己上学的要求被拒绝后而“逃跑”，并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倪桂珍也可以因缠足发烧而后保持“天足”，当同龄的女孩子在父母严厉的督导下苦学“女红”时，她则可以征得父亲的同意去上学读书，还学会了弹钢琴。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位极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仅坚信上帝，坚持祈祷，还烙守着传统的观念。在她看来，即便不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起码女孩子在读书之余，还应该学会女红，以备将来嫁人后不致受窘。为此宋夫人专门为宋蔼龄请了一位家教师来教小蔼龄学习刺绣。但生性活泼好动的宋蔼龄怎么能忍受得了如此枯燥乏味的刺绣活计呢。她开始消极地抵制或者怠工。老师教了好几天，她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并且每当那老师把“女红活计”读得就象“女叫花子”时，她便忍不住地窃笑起来。以至最后惹恼了那位老师，在宋夫人面前狠狠地奏了宋蔼龄一本。结果，自然是母亲倪氏严厉地训斥了蔼龄一顿。最后还是父亲宋耀如出面才给小蔼龄解围。在宋耀如看来，孩子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发展。既然刺绣蔼龄不喜欢学，何必勉强她呢。 后来当这些民主的传统沿袭至宋蔼龄他们作了父母时，当然就被很好地继承下来。他们在教育孩子时，就能保持大家风度，而尽可能满足孩子们正当的要求，并且答应了孩子的绝不食言。当年，宋美龄所以10岁时就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其原因就是在她生病时父亲答应了她“病好以后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句话。 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生恩恩爱爱，感情笃深。不管是生活富裕还是经济桔据，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并渡过难关，力争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宋耀如总是随孩子们一起称夫人作“妈咪”，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和东方的幽默。 宋蔼龄在童年时代接受的完全是正规的西式教育，接受的是正统的宗教生活熏陶，因而民主精神和独立意识非常强烈的执着。这些都应归功于宋耀如这个民主的父亲。 宋耀如通过自己的磨难和经历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压抑个性的陈腐式教育必须改掉，否则民族就会沉沦。因此他完全摈弃了“三从四德”的封建传统，采取民主的教育方式，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比如做为女孩的宋蔼龄也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宋耀如常对女儿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对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宋耀如坚持把三个女儿先后送到大洋彼岸的马克谛耶学校接受教育，并让他们寄宿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个人奋斗精神。 宋蔼龄在过去很多年后，还清楚地记着她第一天上学时的情景月B天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绿裤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辫子上系着蝴蝶结，右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德和鲍泽公司的黄油硬糖，左口袋里则是一小盒该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亲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后面一辆黄包车上放着一只崭新的黑提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学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写着名字。直到父亲把她留在校长的书房里，走出屋重重地把门关上时，宋蔼龄才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来。 然而也正是家庭这种特有的民主和独立训练，培养了宋蔼龄坚韧不凡的性格。记得她刚学走路时，走一步就要摔一跤。而站在一旁的父亲并不扶她，反而笑着鼓励说：“勇敢的小姑娘，爬起来，自己走！”同时拍着皮球在前面逗她，结果很快蔼龄就能满院子跑了。能走能跑后，宋蔼龄开始和妹妹庆龄在院子里玩耍，在田野里奔跑做各种游戏。一次她和妹妹玩“拉黄包车”的游戏，蔼龄是车夫，庆龄当乘客。结果“车夫”过分投入，用力太猛而使车子失去“控制”，庆龄被抛出车外“哇哇”大哭起来。 想起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赴乡村漫游的乐趣，宋耀如也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于是他在上海虹口郊区盖了一栋房子，并带全家搬到农村去住。在房子的周围，宋耀如筑起一道围墙，以便给孩子一个“狂跑”的小天地。可惜围墙太矮，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过去，到别人的菜地里跑来跑去。每逢这时，宋耀如都要给村民们一些小钱，解释清楚，然后告诉孩子们要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才能玩得痛痛快快。 紧挨着菜地是一棵桃树，每逢5月蜜桃成熟时，姐妹们总要翻过围墙，爬上桃树摘下蜜桃大吃特吃起来。而当一声吆喝，果农来了时，姐妹们则全给吓哭了。逢到此时，作为父亲的宋耀如只好掏钱赔桃并连声道歉。 宋耀如在乡下这个家设计的是中西合壁，半土半洋。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为仆人的住处、贮藏室和厨房。再后面有一个大菜园，他经常在菜园里劳动，栽种蔬菜或收获果实。宋耀如要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和培养孩子们奋斗向上的精神。 宋蔼龄做为家中的长女，宋耀如夫妇特别喜欢她，甚至有些宠爱。虽然蔼龄长得身体矮胖，相貌平平，但她生性机灵，敢做敢为，甚至有些任性调皮。宋耀如出外往往都带着她。他带她去参观他的印刷厂、面粉厂以增长她的见识，带她坐私人的黄包车（拉车的兼当保镖）在大街上兜风，向她揭示城市背后隐藏着的弱肉强食的真相。做为长女蔼龄和她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是宋耀如办公室里的常客，在商人和她父亲谈生意时，蔼龄总是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平静地瞧着，圆圆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父女二人的志趣也十分投机。宋耀如喜欢唱歌，嗓音纯美洪亮，尤其对美国音乐很熟悉。蔼龄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也酷爱唱歌，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学会了许多中外歌曲。每逢夏日的夜晚，父女俩引吭高歌。伴着歌声，父女二人的心灵进一步沟通了。 当年宋耀如最爱骑自行车，据讲他是当时上海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学着父亲的样子，宋蔼龄也爱骑自行车。蔼龄10岁生日那天，宋耀如送给她一辆从美国订购的自行车做为生日礼物。从此以后，父女俩常常一块骑车外出兜风。每当路过南京路的外滩时，宋蔼龄总绕着站在那里的外国交通警一圈圈地转，仿佛根本不把那外国警察放在眼里似的。父亲则急得大叫，女儿却十分得意。 宋蔼龄就是在这样一个民主气氛很浓的家庭中长大，她的民主意识的启蒙老师，就是父亲来耀如。这些都决定了宋蔼龄从小就兴趣广泛，业余生活丰富而又充实。在青少年时代，阅读、讲演和办报是她业余生活的三大支柱。 宋蔼龄很小的时候就总缠着父亲，让他给讲故事。宋耀如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讲的故事细致人微，富于戏剧性和幽默感。他给蔼龄和妹妹们讲过无数的故事，其中很多都是他在美国的亲身经历。父亲向孩子讲述美国人的热情和友好，旅美华侨的苦难血泪，以及身在异国他乡游子思归的惆怅，教会上层人物的歧视和傲慢等等。他把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观点和反清爱国的思想融为一体，向她们进述着。这些故事潜移默化，滋润了蔼龄幼小的心田。 上小学后，宋蔼龄就开始自己阅读父亲从美国订购的大量儿童读物。从父亲的故事和这些儿童读物里，蔼龄觉得自己好像到过地球的那一头，由此她萌发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 1898年，宋蔼龄与父亲宋耀如别出心裁地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打字的小报，报上刊出的文章全部由孩子们自己独立编写。在这块创作的小天地里，宋蔼龄用手中的笔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她儿时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她未来的打算和理想。打字工作最初由父亲担任，蔼龄稍大便接替了父亲担任打字员。这份健康而富有趣味性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家中最小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进人上海圣约翰中学才停刊。宋蔼龄从小在这种创造性的自主活动中，得到了很大锻炼。 讲演是宋蔼龄喜爱的另一项活动。6岁时，这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就开始演习并锻炼演讲。每年蔼龄放假的时候，宋家都要举行一两次小型的家庭演讲会，主要是给宋蔼龄提供一个锻炼提高的机会，也满足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时为了更好地培养蔼龄对演讲的兴趣，父亲也要学着孩子的口吻参加演讲，结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宋蔼龄就是在这样具有浓厚民主思想的家庭里培养和熏陶出来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家庭和宋耀如、倪桂珍这样的父母，才能够培养出宋霭龄这样的人来。 5．一个远涉重洋的中国小女孩 宋蔼龄5岁以前，父亲就多次带她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让她初步了解教会与教堂，而后了解和喜欢教会的学校。因为教堂里的唱诗班是由马克谛耶学校16岁以下的女孩子组成的。 宋蔼龄5岁的时候坚决要求上学。当时母亲倪桂珍认为女儿简直是开玩笑，因为蔼龄太小了，恐怕适应不了离家在校的独立生活。宋耀如听了女儿的要求却非常高兴，他举双手赞成蔼龄，认为这是孩子早熟的表现。并且他说服了夫人，郑重其事地领着蔼龄去见马克谛耶女子学校的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 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又名“女塾”，是外国教会1890年3月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女子学校。学校根据美国教会办学的宗旨和教育内容，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因此设置了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和烹饪等课程。除语文外，一律用英语教学，甚至连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课本也是由美国人编写并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由美国教师讲授。应当说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专门为外国小姐和上海的上流社会子女开设的学校。 海伦校长在办公室接见了宋家父女。 宋耀如郑重地问海伦校长能否收下他5岁的女儿。理查森小姐怀着好奇的心理打量着这个身穿花格呢上衣和绿裤子、梳着两根朝天辫的中国小姑娘，用英语半开玩笑地问道： “学校可不是捉迷藏的地方，你真的想上学吗？” 宋蔼龄很坚决地点了点头，用英语执拗地答道：“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理查森小姐惊愕异常：“这小女孩能用英语对话了？” 宋耀如不以为然地回道：“没什么，她刚刚学说活时我就教给她讲英语。” 海伦校长真想不到一个5岁的孩子竟能这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而且一脸的庄重让人无法怀疑也无法忽视。校长被小蔼龄吸引住了。她亲切地与这个中国小姑娘交谈起来。交谈后海伦校长才发现，这个小女孩非常的早熟，她知道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同龄孩子所掌握的范围。于是，海伦校长破例同意了蔼龄的要求，让她人学试读，以“特殊学生”的身份对待。 蔼龄笑了，她用自己的童真战胜了海伦校长。 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从来没有这条规定。 从学校回来后，宋耀如和宋蔼龄都兴奋不已。宋蔼龄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准备自己的东西，家里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个黑色的浅底箱子，这是宋蔼龄私人的第一件物品。她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装了进去但仍未满，便嚷着要把冬天穿的衣服也装进去，一直到装不下为止。 学校开学了。父亲陪着女儿来到学校，办妥了一切手续。当父亲和她分手时，宋蔼龄突然感到孤独和陌生，上前紧紧搂住了父亲的脖子，伤心地哭了。 这是蔼龄记事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流泪。是啊，上学之前她从来没离开过父母一天。 由于学校没有其他和她这么大的孩子，也就自然没有适合霭龄学习的班级。于是她由海伦·理查森小姐专门负责，单独教了她两年。 对于宋蔼龄来讲，学校的生活和家里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苦了。她不仅要过学习关，还要过生活关。两年以后，蔼龄能跟班学习了，但她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上课时，宋蔼龄坐在椅子上，双脚离地悬在半空，一节课下来，腿脚都麻木了。小蔼龄用极大的毅力忍受这个痛苦而终于坚持了下来。同样，吃饭的时候同学们你争我抢，可宋蔼龄个子太矮且胳膊太短，够不着饭桌中央的饭菜，吃的又慢，所以饿肚子是经常的事。特别是到了晚上熄灯后，屋子里一片漆黑，她独自一人躺在被窝里难免感到孤独和害怕，小时候听过的鬼怪故事这时也都跑出来吓唬她。小蔼龄越是害怕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反就越害怕。但她咬牙坚持，睁着双眼静候天亮。当海伦校长知道这些事后，情不自禁地称赞说：“这样有毅力的孩子，从没见过。”因此她也更加喜欢宋蔼龄了。 宋蔼龄从不认为她上学是个错误决定，也从来未要求父母把她接回家。她顽强地坚持下去，终于腿长长了可以够得着地板，胳膊也长了可以够到饭桌中央的饭菜。当蔼龄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分别于1900年和1904年进入马克谛耶女子学校读书时，姐姐早已是“老资格”的学生了。 在学校学习期间由于经常和小朋友一起，还培养了蔼龄后来那特有的幽默感。有段时间她正在换牙，两颗门牙刚掉。有个大女孩逗她：“宋太太，你的牙怎么啦？”“太太”，蔼龄幽默地回答：“前门被人偷走了。” 1903年，宋耀如决定将自己只有14岁的女儿来蔼龄送到美国留学。为此将她从马克谛耶女校接回来，在家由他亲自教授有关课程，并自称“家庭留美预备学校。”对于这件事当时很多亲朋好友不理解，他们质问宋耀如：“你是不是疯了？孩子还这么小，她去美国怎样生活？” 人们提的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为此，宋耀如去找自己的老朋友步惠廉征求意见。步惠廉激动地对宋耀如说：“你真在女儿身上创造奇迹了。”并答应愿意帮助宋耀如。 宋蔼龄也表示她愿意去美国上学。蔼龄很小的时候，宋耀如就多次给她讲述美国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以及他自己在那里的充满神奇乐趣的生活，从而使宋蔼龄每每如身临其境一般。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是小蔼龄虽然没去过美国，但对美国并不陌生而且非常向往。 步惠廉给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学院的贾·杜邦·格里写了封推荐信。卫斯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同范德比尔特大学、圣三一学院和埃墨里学院一样，也是南方卫理公会办的一所学院。 卫斯理学院院长格里是步惠廉的密友。步惠兼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宋查理的身世以及在范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牧师的经历还有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同时还介绍了宋查理的家庭和几个非凡的儿女特别是宋蔼龄的情况。 1903年夏末，步惠廉收到了格里的复信。录取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念书的前景打动了格里的心。卫斯理学院过去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但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格里建议让宋蔼龄住在他家里，等她适应环境（而且学院里的姑娘们也适应她）之后再人学。当时人学的标准伸缩性很大，特别是那些专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小型私立院校，格里表示可以让宋蔼龄作为预科生人学。 当时宋耀如担心如何把蔼龄送到佐治亚州去，正巧步惠廉打算偕家眷回乡度假，他表示愿意携蔼龄同行。 宋蔼龄开始计算日子。当严冬逝去大地回春的时候，她已打点好行装。步惠廉全家计划在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宋耀如给蔼龄也订了高丽号的船票，然后到葡萄牙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给蔼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跟他自己自1895年以来，为了预防万一而随身携带的那张护照一模一样。宋耀如自称出生于澳门，所以父母的籍贯决定蔼龄是这块葡萄牙殖民地的公民。这样弄虚作假的做法在当时屡见不鲜，只要破费些钱即可。宋耀如希望至少能够为宋蔼龄提供这点有名无实的保护。 5月的一天，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倚着“高丽”号轮船的栏杆，目不转睛地盯着“维多利亚”号小船（宋家并没有合家为宋蔼龄送行，怕她伤心。只是由父亲宋耀如乘维多利亚号小船送女儿上高丽号轮船）。小船上载着她的父亲，沿着黄浦江向上海码头航行。宋蔼龄一动不动地站着，神情自若，直到小船淹没在一片浓雾之中，她这才突然低头哭了起来。然而随即她自言自语道，没有什么可哭的，这毕竟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为宋耀如的长女，她正开始实现最亲爱的父亲的理想--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美国受到教育。 当高丽号轮船离开中国港口驶向美国旧金山时，蔼龄对渐渐远离的家庭充满怀恋之情。此刻，父亲已回到上海郊区的家里。她知道，家里早就习惯沏好了香茶等着，一家都在那里--母亲。妹妹庆龄和美龄、弟弟子文和子良（弟弟子安当时尚未出生），他们啜着清香的热茶，咀嚼着从英国进口的美味夹心糖，听着一家之长讲述带蔼龄登上高丽号轮船的经过。 蔼龄从来就是一个刚强的姑娘，她为自己流泪感到难为情。与她同行的是悉心照顾她的幸福快乐的传教士一家人--步惠廉牧师夫妇和他们的4个儿子。刚才蔼龄伤心落泪时，步惠廉牧师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因为他知道，她要这样哭一下才好。 轮船航行3天到达日本，头等舱的乘客一路上平安无事。蔼龄是头等舱里独一无二的的东方人。但是，当船抵达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有个中国乘客死亡，船上的医生诊断是死于急性肺炎。船人港后大群日本检疫官员上船检查。他们不同意船上医生的结论，认为死者显然是得了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鼠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继续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船首到船尾彻底用熏剂消毒，船上所有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盛满加人大量难闻药水的浴盆里浸泡全身。步惠廉夫人也不能例外。 高丽号客轮在神户港滞留了10天后才被允许驶往横滨。这时步惠廉夫人已经虚弱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步惠廉心急如焚，想法安排送妻子上岸进横滨总医院急救。他雇了一辆马拉的救护车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回船上去接孩子们。他们不能继续往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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