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1953年5月15日，政务院根据这个决定发出通知，根据中央的上述决定，5月1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 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一）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二）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三）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四）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对政府所属各财经的工作进行分工，高岗分管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 这两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怕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出问题，也担心政府工作脱离中央领导的复杂心态。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对周恩来有意见”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正是这种心态，使毛泽东产生了更换总理的想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在1953年春天和高岗关于更换总理的那段谈话： 毛：“要是恩来不当总理，是否由你来组阁？” 高：“我不行。” 毛又问：“你看谁行？” 高答：“恐怕林彪比我行。” 毛泽东是真心想让高岗取代周恩来，还是对高岗的一种试探？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据高岗说，毛泽东与他议论周恩来，正是唯一的一次，而且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后来怎么就成了“高岗反对周总理”，“高岗想当总理”？如果高岗真的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何不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呢？而且，这次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被第三者知道，并被颠倒歪曲呢？ （二）改变传阅文件顺序 1952年冬到1953年上半年，中央机要文件传阅的顺序，一般都是毛、刘、周、朱的后面第一个是高岗，往下是彭德怀、彭真等。可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签送传阅的文件顺序却改成了“毛、高。刘……”，或干脆写成“毛、高”或“主席、高岗”。赵家梁发现了这一变化，立即提醒高岗：“你注意到传阅文件的顺序了吗？”他指着一份文件说：“这样不好，不得了。你要小心，不要造成你一来就独霸天下的印象！” 高岗盯着赵家梁愣一会儿神，又看看文件，明白了他的意思，笑着点头道：“你说得对！”顺手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总理！最近传阅文件，怎么把我的名字放在少奇同志的前边去了？这样不好啊，请你千万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是周恩来对高岗的试探，还是为他设下的圈套？或许仅仅是对毛泽东的迎合?或许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所授意？以周恩来的精敏谨慎，他敢自作主张么？这件事，当时并没有人注意，以后也从未有人提起。但不管怎么说，高岗总算躲过了这个小小的漩涡。 （三）斯大林逝世引出的话题 1953年3月，突然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为之哭泣。中共中央在醖釀派谁去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时，曾考虑由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前去，后来决定由周恩来总理前去，高岗等跟随毛泽东主席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 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在中国，毛泽东“之后”怎么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能不想。这个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刘少奇想到了，还有相当多的人都想到了。 毛泽东不得不正视现实，他毕竟已经六十多岁，身后之事必须及早考虑。 于是，在中央高级领导层中，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1953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毛泽东与刘少奇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了整整50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916~1921年，从相识到比较熟识，这是他们关系的第一阶段。 刘少奇生于1898年，比毛泽东小五岁，湖南宁乡人。 毛是湖南湘潭人，他们一个在长沙西，一个在长沙南，相距百里。 1916年，当时刘少奇叫刘渭黄，到长沙求学，通过何叔衡认识了毛泽东。1917年冬报考湖南讲武堂，改名刘少奇。1918年，刘少奇申请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对他加深了印象。1920年，刘少奇从保定留法预备班倒上海参加留俄学习的工读辅导团。在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是个“真同志”（这是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青年的称赞）。1921年秋，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起去苏联学习，毛泽东对刘少奇有较深的印象。 1923~1943年，他们相互在革命实践斗争中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较深的关系。这是他们关系的第二阶段。 1923年，刘少奇从苏联回来，经中共湘区书记毛泽东安排，与李立三一起在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去安源七次，刘少奇的工作和才干，深为毛泽东赏识。 这以后，毛泽东主要搞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刘少奇主要搞职工运动。1932年冬，刘进入中央苏区，曾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35年冬天以后，刘少奇先在华北，后到华中主持工作，在创建和扩大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卓越成绩，为全党所公认，也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赞赏。 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云提出：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还说，有些被错误路线领导人所错批核压制使用的干部，应当提升起来，委以重任。人们当时认为，陈云主要指的刘少奇。不久刘少奇被调回中央工作，这当然也是毛泽东的主张。 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泽东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少奇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 1943年初，刘少奇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3月，党中央机构调整，刘少奇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帮助毛泽东处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央分别成立了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担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分工管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刘少奇实际上成为党内第二把手，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毛泽东曾多次赞扬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1945年“七大”会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从此，党内公认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等留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指导各解放区的工作。1948年，党中央转移到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刘少奇依然协助毛泽东处理党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十分倚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怎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置”。 他不止一次对高岗讲这些看法，高岗由此认定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满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吧。 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接着又打算通过组织路线的整顿来清除刘少奇的影响。但是，他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转而强调团结。 此后，1954~1964年，是毛刘关系的第四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貌合神离，一方面维持与刘少奇团结合作的局面，一方面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积蓄力量。 1964~1969年，毛刘最后决裂。1964年，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先后发动了“社教”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内奸、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开除党籍，放逐开封，致其含冤去世。这是他们长期交往的第五阶段，是个无情无义的悲惨结局。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毛泽东看好。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却打架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原版田。而高岗则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心目中，把高岗看成毛泽东的“心腹”。 从1935~1953年，从山西到北京，毛泽东对高岗一向很器重，一手提拔。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外来户”必须依靠高岗这个本地的领袖人物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高岗在毛泽东的领导扶持下，把陕甘宁建成全国的模范根据地，自己也随之成熟起来，并被誉为“西北人民的领袖”。后来，毛泽东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岗备受毛泽东的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在中国共产党创业的众多草莽英雄中，毛泽东对高岗情有独钟，除了由于高岗对毛泽东特别信赖和忠诚，以及他的才智与功绩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毛泽东和高岗又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 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农村（虽然一个是富农家庭，一个是贫农）封建落后、贫穷的环境中，受着传统的农民造反打天下的思想熏陶。高岗的故乡也是闯王李自成的故乡，【注5高岗的故乡武家坡与李自成的故乡李继迁寨相距仅25华里，原来均属陕西省米脂县。1914年设横山县后，二者同属横山县。】他受的影响可能更多些。他们都只读过师范学校，都因为参加学潮而被学校除名。在投身革命以后，他们都坚持农民武装斗争，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一个江西井冈山，一个在陕北桥山，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且取得很大的发展；他们都曾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毛泽东失去权位，高岗差一点丢了性命。多亏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高岗才得以再生，并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才智，成长为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有毛泽东救高岗于危难，没有毛泽东后来对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与扶持，就没有今日之高岗。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陕北根据地和后来的陕甘宁边区，便没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也就没有以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没有夺取全国胜利的辉煌。正因为有了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高岗对毛泽东感恩载德，视毛泽东为救命恩人、朋友、导师，对他无限崇敬信赖，步步紧跟，誓死效命。他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不仅仅看作一种殊荣，更是一种鼓励，一种责任，他要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奇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他从一开始就跻身于革命领导人物之列，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高岗还在陕北的梢林里拼搏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党内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有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这种多疑心态，早在延安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到晚年则更甚。在延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一位从白区来的同志时，他私下对高岗说，谁知道他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还有一次迎接潘汉年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1937年11月，他看到陈云和王明、康生一起乘飞机从苏联回延安，便疑心陈云与王明是一条线上的……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一开始相识，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不同于朱德、林彪、彭德怀，又不同于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同辈人，是一起跌爬滚打出来的战友。他们可以称毛泽东为“老毛”，和他一起讲经论道，当面顶撞，争个面红耳赤。而高岗却不能，也不敢。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两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该国的信任和器重，不仅表现在对他的使用方面，更表现在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喜欢这个“猴气十足”的“陕北王”，因为他自己也有许多“猴气”，他们有不少共同语言。他把高岗当作一员爱将，一个开路先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毛泽东道路”的样板。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要依靠高岗来实现在“八大”之前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战略部署。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左右摇摆，不怎么稳；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 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后来他对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时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1953年5月，毛泽东就此事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要求“检查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注6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激怒之情溢于言表。高岗因此认为，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进行封锁，要架空毛主席；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国书等事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无论从他想摆脱繁缛国务，还是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话都是真心的。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党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公机构进行调整，并委托刘少奇考虑一个方案。 斯大林逝世后，刘少奇等人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影响太大了，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个人崇拜，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提出相应的组织措施；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刘少奇并提出书记处分工负责人名单征求意见。 对于一再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毛泽东来说，刘少奇的主张和措施显然不合时宜，不能接受。他批评有人搞分散主义，说“只有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认为政府系统有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着即撤销政府系统的总党委（周恩来任书记）。同时严厉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就擅自发中央文电。 所有这一切，都使高岗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很不满意。但是，他在传播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加以发挥说，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当“什维尔尼克”（苏联苏维埃代表主席团的秘书）。后来在揭批高岗时，有人说他“伪造毛主席的话”。他承认“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是“造谣”，但不承认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和“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这些话是造谣。 其实，毛泽东的话虽然不是这样说的，但要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的意思是明确的。历史后来证明了这一点，1959年，他真的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了刘少奇。 （四）绝密任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离开毛泽东，直接到陈云那里，吧事情告诉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发生了怀疑。这可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呀。他由此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危险人物”。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再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 然而，这种想法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抹去。他要为党和国家，为毛泽东办一件大好事，帮助毛泽东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至于谁来接替刘少奇，他并没有想那么多，正如他在反省时所说：“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这就是高岗在1953年财经会议前后才开始进行反刘活动的重要原因。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1953年春夏，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这话，他对高岗说过，也对其他人说过。 在高岗经常接触，并能与之深谈的领导干部中，陈云是他特别信赖的一个。他曾说：“我把陈云当圣人。” 他与陈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38年春，高岗出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时，陈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配备干部方面被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很大的支持，因此高岗对陈云有较好的印象。后来，陈云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当副主任，作了很多工作，也得到高岗的赞赏。他认为陈云很有才干，不计名位，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到了东北以后，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陈云任北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军区司令员，他们配合默契，把北满的工作搞得很出色。 在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中，陈云全力支持林彪、高岗、黄克诚等人的意见。通过那场争论和建立北满根据地的工作，高岗更加认为陈云很有水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信赖备至。1946年5月，他与林彪、罗荣桓三人一起向党中央建议，力举陈云出任东北局副书记。此后，凡遇重大问题，他总愿意向陈云请教。 到中央工作以后，高岗与陈云几乎每天见面或通电话，随时向陈云通报情况，交流看法，得到陈云的支持和鼓励。这次，高岗也赶紧把毛泽东的担忧及自己对设总书记等问题的看法告诉陈云。 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 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治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这些谈话，借以说明他的确没有要篡党夺权的野心。 陈云的说法是，高岗“有野心”，“进行非组织活动”；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 周总理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了。 历史事实是：1956年，中共“八大”确实增设了几个副主席，陈云果然入选党的副主席（当选的几位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林彪于1958年5月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历史的巧合呢，或者原本就是毛泽东的意思呢？ （六）一次失败的谈话 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更使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怎么样”。有一次他对毛泽东说到不少人对刘有意见，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老实人，你对他有意见，可以找他当面谈，不要背后议论。别人讲，你要制止。 但他没有和刘少奇谈。当刘少奇来找他谈时，他也采取躲避、敷衍的态度。 那是一个黄昏时分，李力群接到王光美的电话：“少奇同志要来看望高主席！”不一会儿，警卫室便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说刘少奇已经出发了。 当时高岗正在楼下会客室看电影，听说刘少奇要来，即匆匆乘车离去。秘书只得赶忙道门口迎接。 那天正好下着濛濛小雨，秘书告诉刘少奇：“高主席已到你那里去了。” 刘少奇说：“不要紧，我在这里等他。“于是便在客厅里坐下。 过了一会儿，高岗从外面回来，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据高岗事后说，刘少奇没有什么自我批评，更多的是解释。 这次谈话没有好效果。 （七）“有薄无林”的名单 关于名单问题，许多书刊炒得很热，也很离奇。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1953年3月，刘少奇曾起草一个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员分工的名单，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有意试探他，这个名单只是安排人员，没有新意，不解决实际问题。高岗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少奇，也报告了毛主席。 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名单，而是1953年4月间，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拟的一个“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那么，高岗是如何得到这个名单的？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送，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毛泽东的。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认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他以为毛泽东一定还会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所以在遇到朱德和邓子恢时，便问他们是否看到这个名单？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后来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说：“你一个组织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拟定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安子文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毛泽东没有深追，只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高岗出事后，有人说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搞的，并且事先看过，也告诉了饶漱石（言下之意，高岗是贼喊抓贼）。还说安子文拟的名单中，其实是有林彪的，所谓“有薄无林”，完全是高岗造谣，是别有用心。 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的吗？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即使有改组中央政治局的打算，也只能是在党中央少数人中间议论的极为机密的事情，他首先应当与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刘少奇商量。而考虑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本不归高岗管，但他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也是正常的。 高岗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与组织人事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副部长安子文，都没有直接工作关系。高岗与安子文虽然是陕北同乡，但是他很清楚，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相当的距离。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从私人关系上说，他都不可能向安子文透露这类消息，更不会向他“传达”所谓“毛泽东要改组政治局”如此极为机密的讯息，或“授意”他搞这个名单。相反，刘少奇无论从工作关系还是从各人关系上来说，向安子文透露这一讯息，或是布置这类任务，都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从名单的内容来看，如果这个名单真是高岗让安子文搞的，如果真是安子文事先给高岗看过，那么，高岗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的名单呢？那应该是一个有很多“高岗亲信”的名单才是。 其实，安子文在检讨时根本没有提到是谁向他传达的讯息，也根本没有提到事先给谁看过这个名单。安子文当然知道，这样一份极为机密的名单，在送交党中央、毛泽东之前，绝不允许传出去或事先送给某人看。他确实根本无权自己搞这个名单，难怪毛泽东对此很生气，严厉批评了他。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深追这名单的授意者呢？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不便说穿罢了。 名单中究竟有没有林彪？ 有些书刊肯定地说，名单中有林彪，而且很具体地说，安子文把名单分为两组，一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7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单的一组里，既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的名字，又有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单真是安子文所拟，那么，列入两位中南局书记，显然不合适。 为什么会这样?林彪从1950年起就因病休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工作一直由第二书记邓子恢代理主持。1953年3、4月间，安子文拟定这个名单时，自然而然地写上邓子恢的名字作为中南局书记，而没有写上已休养三年的林彪，是完全可能的。高岗当时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名单——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 然而，这个名单后来被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加进了林彪的名字，不料却又露出破绽。 名单扩散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很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小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有关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他在检讨时说：“问题是，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却没有讲，真是天大的错误。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彭真搞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搞文委，邓子恢农业，安子文组织，刘澜涛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认为不能解决问题，是安插人。政治局名单和中央各部委的分工，我认为是少奇同志搞试探，认为少奇在政治上没有新的东西，现在抓组织。而我把这些看法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我和陈云同志谈过。”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 1953年11月，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向毛泽东问起“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 后来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认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 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而高岗却一错再错，并且一次又一次失去认错、改错的机会，使自己越来越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犯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布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 二、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有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经验，心甘情愿但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他没有看到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安定团结；也错估了力量对比，既过高估计自己，又过低估计对手；没有相应的对策，更没有想到一旦失利，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何应付。他盲目地沉浸在一片赞扬和吹捧声中，对财经会议后政治形势发生的细微征候毫无觉察。他也没有认真对待那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而很得意。殊不知有人正在暗中收集他的“反刘言行”和“另有司令部”的材料，准备对他进行反击呢。总之，他犯了兵家大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造谣污蔑”、“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他就是这样盲目乐观，错估形势，轻举妄动，犹如盲人骑瞎马，结果一头栽下马去，跌下悬崖，落得身败名裂，丢了性命。 三、财经会议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所谓“批薄射刘”风波，至今一直被说成是高岗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而故意挑起的。 果真如此吗？不！ 制造这种舆论的人，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高岗又那么大的能量，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么？就算他高岗确实有意“杀偏凤”，还有毛泽东掌舵嘛。散布这样的舆论，把毛泽东至于何地？ 其实，只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次会议进程，就不难看出，会议始终是按着毛泽东确定的路子进行的。 （一）毛泽东谈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按照原定计划，财经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财经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注8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叶。“1953年6日毛泽东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同志的信：陈云、一波、富春同志：五月廿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些，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闻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但由于毛泽东在会议之初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 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的理解各有不同，党中央内部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设想，就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没有说明“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说明两个“转变”从何时开始，怎样实现。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他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会会议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他的 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又说：“我们必须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社会主义，我们不仅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此，“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工农业过早的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违反进步的，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与这些思想相一致的具体主张是：在农村允许“四大自由”；城市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等。 毛泽东的设想完全不同。他认为，从中国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2年，当工业化的蓝图即将付诸实施时，毛泽东提出，全党全国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要有一个纲领指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那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思逐步成熟，明确提出，用10年~15年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对于大多数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些甚至根本不懂马列主义，而又急于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来说，毛泽东的设想极具吸引力，绝对受欢迎。 高岗就是毛泽东这一设想最热心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这一。无论他在东北率先推行农业合作化也好，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方针也好，或是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改造的政策也好，无一不是在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刘少奇的主张格格不入，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是“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如果这种认识上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称之为“反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与其说高岗反对刘少奇是为了“篡党夺权”，不如说他是在极力捍卫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毛泽东说：对于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要推着他，拉着他走。高岗就是要帮助毛泽东去推、去拉，去实现毛泽东的意愿。 1953年6月15日，财经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京参加财经会议的各大区负责人列席。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引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灯塔”、他从批判新税制入手，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离开总路线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注9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从而打响了“批薄射刘”的第一枪，并把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公诸于全党面前。 毛泽东这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已在毛选第五卷发表。【注10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下面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供读者参考。 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过渡时期是共和国成立至社会主义基本完成，时间10~15年或更多的时间。少奇第一次讲，资产阶级寿命30年，现在看来，大约10~15年。 过渡时期的任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工业化，工业比重超过农业，实现工业改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人口世界第一，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一辆都不能造，非常落后。现在究竟工农比重多大？是否达到28%？尚值得怀疑。解放以来增加了一些。但工业化总要达到70%才行。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不能出拖拉机，七年后才能出19000辆。此外还有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过渡时期究竟要多长时间，还得几年考验。 概括地说，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在10-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注1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正式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各方面的工作都不要脱离这个原则，否则不犯“左”倾的错误，即犯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的错误。“左”的毛病是在基本建设、私人资本工商业等方面均有急躁情绪。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 右的错误，第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每天均在变动，如何确立？每天均发生社会主义因素，很难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如商业公私比重不断变化，今年下半年“立”，明年就不“确”了。变动时期的斗争是激烈的、深刻的，按其性质说毕过去用枪炮还深刻。因为过去用枪炮只是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现在是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决战。第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虽无大错，但不明确、不妥当。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第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农村有些人怕冒尖，就提出这个口号，是不对的。 恰当的提法是：“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提逐步过渡容易理解，手工艺亦如此。初步目标是基本上过渡，方法是逐步的办法。如何逐步过渡，对农业、手工业的概念容易了解。资本主义如何过渡？——社会主义因素可以逐年增长，不是几年不变，到了一定时期大变。即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逐年增长商业每年攻，挤掉一些，使商业资本家走向工业，其店员由我们收容就业；对私人工业，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增长的形式，特别是公私合营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合作商业逐年增长。明年对大的私人企业要派干部直接抓。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学理论。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 关于资产阶级改造问题，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有三部分，一是拖进来的，一是被打进来的，一是直接要求进来的）。基本部分，民主人士，是可以教育的，应该肯定。 中国资本主义是产生在半殖民地，革命胜利前是反帝的，现在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受其领导并受个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是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还有其很大的作用，需要与之联盟。但如不与之斗争，领导它，资本主义就会泛滥。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用没收的办法，即使对帝国主义资本也不能一律没收。中国的资本主义有可能逐步改造，直到消灭它。 对资产阶级，不看作是敌对阶级是错误的，但不承认其可以改造也是错误的，对反革命阶级都可以改造，对资产阶级也可以改造。但不是必须用强迫的办法，几年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率大为提高，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正给资本主义树立榜样，使资本家愿意向这方面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处理与改造是不相同的，对工业如上所述；对商业，教育资方，加强店员工作是必要的，但是要挤掉它。 资本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生产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 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要有所解释，不同于大体相同之处。在此原则下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是相等。兼顾。两利，目的在于消灭资产阶级。 “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是公私比较幼不同，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一为高级，一为低级；一是领导，一是被领导。二者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基本上作到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相同是可能的，必须的如果忘记这种可能，认为不可能，就是没有看到我们党的领导，把工人阶级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光荣的，一部分是倒霉的。私营企业如不与国营企业一样增产节约，工人福利就会没有，党也将分裂为两个。私人资本主义的数量其中工人店员380万人是不可忽视的（国营420万）。目前我们还有许多东西不能制造，如果此时想发野心，一脚踢开资本主义是冒险的，不对的。我们采取逐步改造政策，正是便于我们集中力量于重工业建设。 政治上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胜使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我们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必须统一领导，克服政出多门的现象。 这个问题，应集中在中央及各级党委领导，日常工作归统战部。 接着，他批评了新税制： 新税制有原则错误，路线的错误，违反二中全会，违反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无所谓领导，完全平等，甚至并不平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不利，对大批发商有利，热烈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热烈拥护，倒霉的是党，是合作社。对新税制要作很大的修改，对预算也必须作若干修改。 （二）批薄射刘 毛泽东的讲话，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号召，他所列举并批判的右倾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他是在批评刘少奇。 这个讲话在财经会议上传达以后，会议很快便转入学习总路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并以此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批薄一波，而且联系到刘少奇。于是，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开始，只是在领导小组对新税制进行批判。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领导小组会议出现的“批薄射刘”倾向后，毛泽东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加了一把油。周恩来在1953年7月12日写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事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的发言。同时要召开桌面上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接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薄一波，他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注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于是，薄一波不仅成了“桌面上的斗争”的目标，而且要“从思想、政策、组织、作风上”说清楚。如此一来，更大范围的“批薄射刘”也就不可避免。从1953年7月13日到8月1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他的两次检讨都难以过关 （三）高岗的发言 会议期间，高岗又两次发言，一次是1953年6月下旬作了关于五年计划框架的报告；一次是批评薄一波的发言，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观点。 高岗对自己的发言是比较谨慎的。他不仅对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说过，东北的发言要谦虚谨慎，要多听听其他地区同志的意见，而且自己的发言稿也是经过几个人认真讨论研究后写出来的。相比之下，有些人发言用词之尖锐激烈，上纲之高，远胜于高岗，有人甚至把薄一波比作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 高岗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把安志文、马洪、张玺等人召集在一起，提出：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理论上对右倾思想进行批判，要批深批透。几个人讨论研究以后，又分头查找资料，最后由马洪执笔写出发言稿。其中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思想时，引用了一些刘少奇的言论加以批评；也引用了毛泽东著作《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一些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早民众运动……”【注13《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2页。】 高岗的发言稿，毛泽东看过，并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凡提到薄一波的“个人主义”之处，都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高岗原稿的提法更高了。 周恩来也看过这个发言稿，没有提出异议。刘少奇看了高岗的发言稿以后，要求和他谈一次。有人说他没谈，但高岗说他与刘谈了，并说刘承认了错误。究竟如何笔者已无可考。 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主席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 周总理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 后来，有人说高岗的发言是“鼓吹枪杆子造党”，是“制造军党论”。高岗自己则说：“‘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类话，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的发言中，我讲过。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有关内容。” 也有人说，高岗在会上跳得特别高，反刘特别起劲，以此说明高岗为了“篡党夺权”而故意制造“批薄射刘”的歪风，是其重要的“阴谋活动”。其实，“批薄射刘”既然是毛泽东的意思，谁不踊跃响应？以高岗历来对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以其思想观点与毛泽东相一致的情况而言，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了。 高岗明白，在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是贯彻总路线最大的障碍。而薄一波的新税制等错误，不过是揭开刘少奇“盖子”的一个导火线而已。他对薄一波主要是在工作方面有一些具体意见。他在反省时承认：“财经会议，批评一波，是指桑骂槐。” 会议后期，毛泽东问他：“你看薄一波的错误是什么性质？” 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党内性质”。 毛泽东说“好！” 后来毛泽东在1953年8月12日的大会上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工作中的政策性的错误”。而在会议开始时，他曾说过薄一波的新税制是“路线错误”。 （四）“批薄另有后台”？ 会议的进展令一些人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涉及党的总路线，也许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无论是被批的还是被“射”的，都不便公开对抗；加之会内会外发生的一些事情，明里暗里便传出一些与高岗相关的流言。这些流言虽然不是空穴来风，却也颇多似是而非。 那么，会议期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1、高岗突然赴苏 财经会议前夕，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电报，要求派人去莫斯科听取紧急通报。 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 他兴冲冲地对赵家梁说：“你准备一下，咱们到苏联去！”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临行时得到中央通知，由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与他同行。他指的抱歉地对赵说：“没关系，这次去不成，以后还有机会。” 这既是对秘书，也是对他自己的宽心话。然而，今后真的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这样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对苏共方面来说，派两个毛泽东身边的人同去，足以表明高岗是代表毛泽东前去的，表明中共中央对这件事够重视、够规格、够隆重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高岗不那么放心，派两个“自己人‘陪同前往，以便更好地观察其 在苏联的言行，了解苏共的意图。即使当时毛泽东还未必对高岗有所怀疑，这至少不失为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 高岗表明上无所谓，但内心却感到尴尬不安，他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的微妙。临上飞机时，他私下对赵家梁流露：这次恐怕有人要把我搞掉。他也对李力群：“这次为什么要我去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当时，高岗正如日中天，何以会有如此的危机心态？他虽然未必怀疑毛泽东，但至少已感到党内有些人对他的威胁。 由于这次紧急任务，他甚至没来得及参加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他完全知道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思想，也知道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要借批薄一波而达到批刘少奇的目的。 2、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作了汇报：苏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以及苏共中央关于这一事件的紧急通报，并上交了有关文件。这是当时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件大事，自然引起不小的震动。 高岗突然赴苏，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兴趣，一些好奇者纷纷到他家里来打探事件的内幕。还有一些地方首脑，特别关心自己地区在五年计划中占有多少份额；一些为能参加会议的人像了解会议的情况，也纷纷前来探询。而那些高岗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也乘开会之机前来探望……总之，由于诸多的原因，高岗家的宾客络绎不绝，十分热闹。 高岗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丝毫没有察觉其中潜在的危机。他们很自然地在一起议论会议的情况，议论薄一波，也议论刘少奇。期间，他向一些人散布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安子文拟定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也散布了毛泽东要让刘少奇“挪挪位子”的打算，说让刘去当“什维尔尼克”等等。如果正赶上用餐时间，而大家又谈兴正浓的话，他也会留他们一起吃顿便饭。显然，高岗这样随便扩散中央内部情况，尤其是对刘少奇的非议，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错误行为，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应当受到批评。但是是否因此就认为他们是在搞阴谋活动呢？ 3、集体探望林彪 林彪作为计委委员和中南局书记。华中行政委员会主席，因病没有参加财经会议，当时正在北京西山休养。 军队的一些负责人想乘此开会之机去看望他，叙叙别情，也想听听他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和财经会议的看法。那几天，高岗让赵家梁替他参加会议，自己到会议代表驻地北京饭店和大家联系，相邀一同前往。那天，除个别大区外，几个大区和军队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总共去了二、三十人。 在那个年代，一切活动都会被加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何况这些非常之人（众多高级将领），在非常之时（正值“批薄射刘”高潮，又刚刚发生“有薄无林”名单的事），举行这样的大聚会，怎能不引人注目？当时就有传言说，这是向刘少奇等人示威：你们不是搞“有薄无林”吗？我们偏要如此看重林彪。后来高岗在反省时承认确有这种想法。 他们在林彪家里都议论些什么？我们不得知其详。事后，参与探望林彪的王鹤寿曾对别人说：“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刘少奇这些白区的人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 怎么大的活动，高岗事先是否向毛泽东请示，事后是否报告？有人说，高岗与部队领导人的频繁接触，特别是他这次与众多高级将领的集体行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因而引起毛泽东对高岗，甚至对林彪和一些高级将领的猜疑和高度警觉：他们背着我搞什么名堂？但也有人说，这正是毛泽东所希望的，甚至得到他首肯或授意。事实究竟如何？即使当时毛泽东真的不知道，高岗出事以后，特别是林彪出事以后，也会有人揭发。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竟无一人提及此事？ 这些现象引起某些人的特别关注，一时间流言四起，说什么“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 这些流言，丝毫没有动摇毛泽东借批薄而批刘的决心。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上，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次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说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情况完全清楚。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没有两个司令部，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注14 张明远回忆材料。】 显然，他并不认为“批薄射刘”有什么不妥。 但批薄一波容易，批刘少奇难。毛泽东感到了重重阻力。这次较量相持了两个月，最后以刘少奇作检讨而暂时告一段落。 （五）批判还要继续 1953年8月9日，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总结作了多处重要修改：【注15 以下四点修改内容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5页。黑体为原文所有。其中一部分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 1、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他指出：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认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2、关于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问题，他补充： 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 3、关于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作了以下修改：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好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 4、关于薄一波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带路线性”四个字，指出： 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此外，他还补充道：薄一波同志……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黑体字尾毛主席所加） 1953年8月11日，在怀仁堂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不仅检讨了“天津讲话”等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错误，还说关于过早地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提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关于土改说了过“左”的话，等等。总之，他表示接受批评。 会上，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 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⒃[⒃《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0页。] 说到对薄一波的批判，他说： 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注17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92、94页。】 他认为：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注18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页。】 因此，他要求： 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19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94页】 正是高级他的这些意见，后来在全国开展了宣传学习总路线的群众运动，把原来是党内的，甚至在中央领导人范围内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全民的大辩论。他还讲到：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全国有许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注20《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96页】 直到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充分肯定财经会议的重要意义：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注2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6页。】 所以这些都说明，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是在毛泽东亲手策划与指挥下进行的，而不是高岗制造的。他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思想的第一次公开碰撞。难怪有人说，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反刘的试探，“文化大革命”是向刘少奇发动总攻。 （六）毛泽东接见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的负责人。东北局被接见的是高岗和张明远。以下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注22 以下谈话要点引自张明远回忆材料。】 关于财经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的不错，大家有意见敢讲，但也有人反映，这次会有人操纵，与中央唱对台，有两个司令部。我批评了他们，这样讲不对。没有两个司令部，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情况都知道。” 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现在看来，全党思想是否一致，还要做工作。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路线，行动才能保持一致。” 他重申此次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必要性之后，说：“东北的工作有成绩，搞得好，是因为东北的条件好，不能认为别的地区的工作差。各大区各有各的成绩和缺点，不能认为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接着，他又说：“有人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又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而不在我是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政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干部），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 说罢，他停顿了一下，问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高岗说：“不会吧？”张明远没有回答。 其实，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同志总是不怎么放心，怀疑人家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在延安如此，建国后，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更是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今，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但他认为这些流言反映了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的情绪，令他隐隐感到不安。 他明知高岗嘴巴不牢，却故意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高岗，既是试探高岗的态度，也想进一步观察军队的反映。 果然，高岗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非常兴奋。离开毛泽东后，直奔陈云家去通报情况，议论一番。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布过。” 这就是高岗后来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的“白区党”，“苏区党”的谬论，并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其实这谬论的发明权不是他，最先传播的也不是他。他不过是捡了别人的东西，加以宣扬罢了。 正是由于高岗坚信毛泽东已把刘少奇看成“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收兵”很不甘心，他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在财经会议以后，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而完全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后来已经更弦易辙。 四、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在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到，高岗在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此说明他有政治野心。 事实是怎样的呢？ 1953年9月，财政上已出现了40~50亿元的赤字，怎么办？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怎样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高岗介绍了东北的经验，说过去东北也曾出现财政困难，后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克服了困难，还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东北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下次就到高岗那里去开会，统统都去，我也去。” 在一片赞同声中，大家说：“谈具体事，主席就不必去了，不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来高岗家开会，计委有一部分局长参加，饶漱石等讲了话。高岗没怎么讲话。 会后，由李富春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各地，指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财政工作本不属于高岗的职权范围，当时邓小平是财政部部长（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撤销财政部部长职务），而且根据“3.10”决定，财经工作由陈云主管。年度计划出现缺口，自然应由 邓小平和陈云负责解决。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到高岗家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且，计委还查了具体的赤字数。对此，邓小平怎么想？ 令人不解的是，在高岗家里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中央会议，并且形成中央文件指导全国的工作。这种做法在党内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异乎寻常的。这件事令高岗头脑发热，也引起某些人的许多猜测。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直到三个多月之后，当毛泽东说高岗家“另有司令部”，而且是“一股地下水”的时候。他纵有千口，也难辨是非了。 五、南方之行 高岗的南方之行，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心目中极为重视的一件“不正常”的事。 在之一节里，笔者将不厌其烦地详述高岗南行的过程，目的就是想与读者一道，随着高岗的足迹，看一看他在南方究竟干了些什么。 紧张繁忙工作，筹建计委，编制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特别是经过1953年6月到9月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后，高岗打算休假。 陈云问他：“你打算到哪里去呀？” “还是去大连泡泡海水澡，轻松轻松。唉！这几个月，快把人累死了！” “我看你不如到南方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看看嘛。现在林总正在杭州，你可以随便去看看他，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去广州转转，找些人聊聊。”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请求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到上海、杭州、广州休假一个月，得到中央批准。 1953年10月2日晚上，他参加了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3日上午十点半，高岗带着他的小女儿和保姆来到前门火车站，随行的有秘书赵家梁、董文彬，计委办公厅主任梅行，以及高岗的卫士长等。 车快要开了，大家进入站台准备上车。忽然，罗瑞卿匆匆赶来，把高岗拉到一边，神情紧张地悄悄说：“告诉你，毛主席昨天生病了！” “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高岗一惊，感到很意外，有些语无伦次。 “不知什么病。他突然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好吓人哟！现在稍稍稳定一点。” “那，我不走了吧？”高岗还是不放心。 “你还是走吧。如果需要你回来，或者毛主席的病情有变化，我再打电话到济南站通知你。” “那好吧，有什么情况，你马上通知我！” 高岗带着很沉重不安的心情上了南下的专列。火车开动后，他对梅行和赵家梁讲了毛主席生病的消息，明显流露出心情极为不安。直到济南，一路很少说话，也没有睡着。 火车开出不久，张鼎丞来看高岗。张鼎丞是华东局的领导人之一，正准备调到中央工作。他这次是去无锡休养，正好和高岗一路，乘坐在专列后面的一节车厢里。他作为礼节性的拜访，寒暄几句就告辞。当时高岗没心思聊天，就没有挽留，也没有告诉他毛主席生病的消息。 傍晚，专列停靠济南车站，听站长说北京没有电话，高岗才稍稍安心。 晚上11点到南京，刚住进招待所，高岗就急忙和罗瑞卿通电话，得知毛主席的病情没有打问题，这才放心。 这件事，高岗始终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但是，后来在揭发高岗时，有人却说高岗听说毛主席病重，“非常高兴”，“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 是谁看见他“非常高兴”？又怎知他“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当时只有罗瑞卿在场，而且是把高岗拉到一边悄悄说话。那么是他亲眼看到“非常高兴”，亲耳听到高岗告诉他“夺权的机会到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罗瑞卿与高岗是什么关系？高岗既然是搞“阴谋活动”，就该“不露声色”才是。为什么对罗瑞卿却不保密？这只有一种解释，即“罗瑞卿是高岗的同伙”，而且是专门来与高岗“策划”、“乘机夺权”的。这个推论，罗瑞卿肯定反对。 那么，只能是罗瑞卿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所谓“非常高兴”和夺权的时机到了“之类，统统都是胡说八道，是造谣陷害。 1953年10月4日上午，高岗在招待所楼下的会议室与江苏、南京的领导干部会见，讲了中央关于实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定（当时正式文件尚未发下来），并就这个问题与当地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接着，参观了中山陵、无梁殿、天王府遗址、玄武湖等名胜古迹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当天下午去无锡，住在蠡园。 5日上午，高岗参观梅园、坐小汽轮游览太湖、登鼋头渚，在太湖湖滨小楼梨园午餐。正好肖华也在那里，下午就一起去上海。 在上海，住在高乃依路招待所。当天晚上，到当时上海最高的上海大厦屋顶观看全市夜景，晚饭后又去游“大世界“。6日上午游城隍庙，下午参加在华东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晚饭后在锦江饭店，由当地领导人陈毅、谭震林等招待。饭后去华山路丁香花园看电影。7日上午去闵行参观机床厂，下午游西郊公园。翌日上午游黄浦江后，下午即去杭州。在上海期间，主要由当时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陪同，梅园与什么负责人深谈，也没有什么会议。 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上午，谭震林和陈丕显曾陪着高岗游黄浦江，谈了经济建设问题。 到杭州后，高岗一行住在刘庄，他始终惦记着毛泽东的身体，又打电话询问，得知毛主席已康复，才完全放下心来。 毛泽东此次“重病“，从10月3日到7日，仅仅五天时间，来得突然，去得突然。有些令人费解。他真的得了重病吗？后来有知情人士说，不知道毛泽东生病，更没听说什么“口吐白沫”的事。那么，罗瑞卿为什么专程匆匆赶来告诉高岗这样的消息呢？ 到杭州不久，高岗即去看望正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他们上次见面是在1953年8月间，那次去的人较多，谈得也较深。他这次顺便向林彪介绍了政治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两个会议情况。 在杭州期间，他游览了名胜古迹、庙宇庵堂，参观工厂农村，也参加舞会，欣赏戏剧。这期间。李力群因公出差途径杭州住了几天；恰巧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德尊也到杭州来休假，曾看望过高岗一次，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自始至终陪同活动。 1953年10月20日，高岗通知马洪等来杭州向他汇报在上海调查工作的情况。24日上午，马洪等一行六人来向高岗汇报。不一会儿，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同志兴冲冲地跑进来，一进门，就旁若无人，很兴奋地嚷道：“高主席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了！” 在座者见汇报不成，都自觉地退到后边的一间小屋子去聊天，只有马洪留下陪他们。 这位老同志就是陈正人。他所说的“盖子揭开”，是指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批评，并联系到刘少奇。他说得眉飞色舞，添油加醋，也散布一些有关安子文和刘少奇的流言。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意见。 后来在揭发高岗时，这位老同志把自己说的话栽到高岗头上，并把这次很平常的工作汇报会说成是“有赵德尊参加”的所谓“杭州八人会议”。 当天中午，中共浙江省委在刘庄宴请高岗；晚上在大会堂举行舞会。11点左右，高岗等人上了专列，由王芳陪送，前往广州。 25日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住的小楼就在陶铸的西邻。他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一谈就是两三小时，期间自然会谈到刘少奇的问题。 在广州，高岗受到很热烈、隆重的接待。 26日，广东省委交际处举行午宴和晚会，当地许多负责干部都去了。午宴十分丰盛，茅台酒、“龙虎斗”，杯觥交错。舞会在露天，秋夜凉爽，花香醉人。 27日上午，他们乘扫雷艇去虎门，未靠码头，已见两行官兵肃立。刚上岸，鼓乐齐鸣，欢呼骤起。穿行夹道，掌声不绝。高岗当场就劝请停止如此欢迎。午饭在虎门，鸡鸭鱼肉，“大块文章”。傍晚回黄埔，在海军司令部礼堂晚宴，至少30来桌；接着举行盛大舞会；极尽热情招待。听说这次招待是叶剑英、谭政等安排的，他们都与高岗有所交谈。 高岗在广州前后不过四天，确实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接待。他丝毫没有想到，两三个月后，会发生“高饶反党事件”。 1953年10月29日，高岗结束了他为期一个月的南方之行，登上了北归的列车。 从广州回北京的路上，高岗在长沙下车，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休息。当天，他怀着一片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冒雨去湘潭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然后去武汉，住军区招待所，李雪峰等前往相见后，由李水清等陪同参观黄石市的工厂和矿山，查看武汉郊区青山的武汉钢铁厂选址。在郑州，住河南省招待所，参观纺织厂工地。邙山大桥选址，和吴芝圃等当地领导干部谈了治理黄河的设想。可见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经济建设。 读者想必还记得，高岗离京南下时，由于惦记着毛泽东的病情而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一路上很少说话的情景。而当他归来时，却是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不时同赵家梁和梅行聊天、讲笑话，或是谈一些他所想到的重大问题和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10月24日去广州的路上，虽然白天忙碌了一天，上车时已是夜间11点左右，但高岗却毫无倦意，叫赵家梁和梅行到他的包厢里又聊了许久。他谈话的内容广泛，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高岗在杭州的这段日子，赵家梁和梅行主要是在上海搞调研，10月20日才到杭州。而他每天忙于应酬各方面的人和事，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在他身边，他更像是随意，又像是早有准备地和他们聊起来。 他的思路似乎还在上午的汇报会上，话题也似乎由此而发，但有超出了汇报的内容。他说： 关于明年（1954年）的工作，主要抓四项，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四是制定宪法、召开人大。他说这是别人提出来的，他觉得不错，是为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 说到经济建设，他说： 我们领导经济建设，没有文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可不行。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农村党员占很大比重，不少老干部也来自农村，他们文化低，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甚至不懂现代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搞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学不行啊！ 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沉思片刻，笑着问：你们知道崔田夫吧？就是铁道兵的那个崔田民的哥哥，是陕北的农民领袖。抗战前，有一次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北方局安排他住在旅馆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茶房（服务员）送来一杯水，一把小刷刷，一喜爱管“糊糊”。崔田夫心想，那管“糊糊”大概是早点吧，他觉得城里人真怪，这么一点东西，咋能填饱肚子？他把“糊糊”挤出来，咽下肚，凉凉的，有点甜，不好吃！又把水喝下。小刷刷是做啥用的？猜不透。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给他刷牙漱口用的牙膏牙刷。可是他从未见过，从未用过，也没人跟他说过。后来他来到大街上，更是惊诧不已——只见一座座“房子”在马路上跑，跑的可快哩！他想：这北京城咋这么怪哩，房子还会跑?原来那是有轨电车，农村人没见过这“怪物”，还以为是房子在跑呢。他回到陕北，说起这件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高岗一边讲，赵家梁和梅行一边跟着笑，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等他们笑够了，他又接着说： 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学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城里住上一阵就懂了。难学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没文化不行，文化低了都不行，那要下苦功夫钻进去才行啊。就说咱们鞍山钢铁厂，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复杂的设备，谁见过？更不要说掌握它了。那年，王鹤寿从鞍山回来讲三大工程建设，讲到轧钢机的地脚螺丝，一、二吨重的东西，上下对孔，摆正水平，不能有分毫差距，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觉得新鲜得很。后来到中央开会时讲给大家听，也都没听过，没见过。像这样的新东西，该学的多着哩。我们搞现代化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当然要学，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建设知识也要学。可是，不提高文化，什么也学不成。你们说是不是？作为经济建设的领导人，更要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否则，还用过去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来指挥建设是不行的。有些领导同志不懂经济建设，有不学习，只 满足于浮在面上，批批点点，那不行，要掉队，要误事！所以，对党员和老干部的培训工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定要抓紧，不能拖，要安排到明年的计划中去。 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说：明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召开“八大”做好准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党的历史，搞一个完整的党史稿子；二是考虑“八大”代表的人选问题。 关于总结党的历史问题，他说：我们党经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是个艰难曲折的，然而是胜利光辉的历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苏联党曾经搞过几次党史，最后写了个简明教程。我们也应该写出个像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来，内容肯定要比苏联的更丰富。我们“七大”时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不过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牵涉到各个方面、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要写好它，也不容易。这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总结好党的历史，对统一党的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头等大事。 对待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抗战前的历史，要有统一的认识，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切成两大块，一块根据地的历史，一块白区的历史，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上，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来说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对等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过去只讲南方的斗争，不讲北方的斗争，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人一讲到革命斗争，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的革命斗争只是些“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扯皮促退的一面。比如当年陕北的革命斗争，名义上是北方局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城市工作，没有搞农村根据地斗争，甚至相反，对根据地斗争又害无利。1935年，在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紧要关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险些断送掉！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中央，主要也是搞城市白区的工作，对于江西苏区的斗争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成绩，有作用，但作用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时而停下来深思，时而直视着他们，似乎是想看他们是不是在注意听他讲，又似乎在琢磨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赵家梁打断了他的谈话，说该休息了，到广州还有很多应酬呢。他看看手表，说：好吧，其他问题另找时间再谈。 但是，到广州以后的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返京的路上才有机会继续未了的话题。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高岗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所以，当时一军团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肖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长，虽然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都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如果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八大”，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有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比如各省的省委书记（他一一历数了各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经过对他们实际工作成绩的考察，认为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和思路，我认为在咱们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突出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要从工作实际来考察，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接着，他讲了对一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 “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他说，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由“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的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 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那么满意时，带有一种深为忧虑的表情。 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这些意见如他所说，是别人提出来，他觉得不错而捡来的，但也都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他是否同林彪、陶铸等人交换过意见？我们不得而知。 1953年11月2日，高岗回到北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已是杀机四伏，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 高岗的南方之行，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后来他专门派陈云去进行调查。【注23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年谱》中记载：陈云于1953年12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央专程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六、组织会议 1953年秋，财经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爆出了所谓的“讨安伐刘”风波，会议后期，毛泽东改变部署，风向陡转。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所以，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委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24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页。】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然而，仅有舆论还不够，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还要进行组织路线的整顿。 过去，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注2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601页。】由于他身体不好，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一直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1952年底，饶漱石接替陈云出任中组部部长。 早在1953年7月财经会议期间，中央就发出了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的通知，要求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在组织工作中的表现，消除其在组织部门的影响，以切实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组织会议必须按照总路线之命的方向进行；检查的内容及方式也要像财经会议那样，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开展“桌面上的斗争”。 （一）张秀山、郭峰发言经过 1953年9月上旬，中组部向各大区组织部发出通知，会议议题为： 1、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问题； 2、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3、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4、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 此外，还有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训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 根据通知要求，东北局决定由组织部长郭峰率团参加会议；因现任干部处长新来不久，不熟悉情况，原干部处长李正亭（已调任东北财经部任副部长）也参加。 在此期间，安子文几次给张秀山（东北局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打电话征求意见。张表示，郭峰会把意见带去，自己就不讲了。 1953年9月7日晚，郭峰找张秀山（他正卧病在家）请示对这次会议有何意见，东北怎么发言。 张秀山说：主要是要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所需的干部。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郭峰问：这次会议要检查工作么？ 张秀山：会的。 郭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我看就是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有人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使用干部有不当，等等。究竟怎么讲，你到北京以后再到高岗那里去请示一下。 1953年9月8日，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主持东北局开会（林枫已去北京，张秀山卧病），讨论去中组部开会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是讨论68项重点工程缺少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最后张明远总结。除干部问题外，他还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安子文的错误缺点与薄一波不同，主要是组织工作业务上有些问题，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些，干部政策（管理）上可能有些问题。并说会议半个月不够，可能延长。 1953年9月9日，郭峰到北京，住翠明庄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开预备会，领导小组成员有：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在去开会的途中，郭峰绕道到高岗处汇报请示。 一见面，高岗很奇怪地问：“你来干什么？” 郭峰：“来开组织工作会议，谈调干部问题。” 高岗哼一声，没说什么。 郭峰：“如果这次要检查工作，我准备对调干部到工业战线晚了些，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的问题提提意见。” 高岗说：“不提吧，解决不了问题”，“我看还是不提吧”，“有问题，叫别的地区讲，咱们不讲了，不解决问题。” 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有指示。说着，叫机要秘书董文彬找来文件给郭峰看，其中有中央文件，也有毛主席的电报。主席开始说对发展富农党员要慎重，后来的电报说不发展富农党员。 郭峰一边看文件，一边听高岗说：“开始时秀山同意少奇的意见，和我争吵得很厉害，我说秀山糊涂。后来见到主席的电报，秀山才服气了。” 开完预备会，郭峰又去请示林枫，林枫也说要慎重。 1953年9月12日预备会议，安子文说，根据毛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组部的工作。要各地多作酝酿准备。 会后，安子文说：“你给秀山打电话，再征求一下他和陈伯村的意见。郭峰只好再打电话转达安子文的要求，说如果你不能来京，书面发言也行。 张秀山还是不想谈，说：有些意见过去都谈过了，不谈了。 13日上午，刘少奇召集会议，进一步明确组织工作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工会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纠正。他也谈到要检查工作的问题。 会后，安子文亲自打电话给张秀山，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 张秀山听说是毛主席的指示，才经过认真考虑，给安子文写了一封信，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他个人的意见，所以没有经过东北局的讨论，只是给张明远和凯丰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这封信与9月下旬发出。 1953年9月23日，在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都应坦率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再次强调，要各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工作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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