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和孟小冬-梅兰芳和孟小冬-4

李凤姐：买卖客商。正德：这下等呢？李凤姐：那下等的么——不讲也罢。正德：为何不讲？李凤姐：讲出来怕军爷着恼。正德：为君的不恼就是。李凤姐：军爷不恼？那下等的就是你们这些吃粮当军之人所用。听到这里，座中那些军人不高兴了，闹了起来，大骂：“好你个梅兰芳，胆敢侮辱我们军人！”然后，他们大吵大嚷，戏院大乱，戏被迫停了下来。后台管事连忙跑出来，又是拱手又是作揖，解释道：“各位军爷，请息怒，这是剧本上规定的台词，绝不是故意骂军爷的。如果军爷不满意，我们马上就改台词。”终于，戏得以继续往下演。但是，演的，没了精神；看的，也没了精神。这一场临别纪念戏，就这样草草收了场。从此，余叔岩离开了梅兰芳。之后，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人鼎足而立，被称为“三大贤”。三大贤的梅兰芳，是旦；杨小楼，是武生；余叔岩，是老生。因此，学旦的，都想拜梅为师；学武生的，都想拜杨为师；学老生的，都想拜余为师。孟小冬学老生，自然也很想拜余叔岩为师。其实，她和梅兰芳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要拜余，大可以通过梅兰芳的介绍。以梅兰芳和余叔岩的旧交，相信余叔岩不会不答应。但是，也正因为她和梅兰芳结合，连登台都是不可能的了，怎么还能拜师呢。错过了这个机会，当她离开梅兰芳后，再想拜余，就不那么简单了。在孟小冬拜言菊朋为师时，言菊朋曾向她提议，还是应该拜余叔岩，因为他们的路子相合。孟小冬何尝不想呢？不过，以余叔岩的身份，是不会轻易答应收徒的。而且他为人孤傲，一般人很难接近。言菊朋就明确向孟小冬表示，他无法当介绍人。于是，孟小冬转托他人，向余叔岩表达想拜师的愿望。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在其撰写的《忆父亲余叔岩》一文中，这样说：“在梅兰芳身边的‘捧梅集团’中，又因梅的两个妾的关系而分成‘捧福派’和‘捧孟派’。梅的原配王氏夫人在世时，孟小冬同她比较合得来；王氏夫人故世后，在‘捧福派’和‘捧孟派’的较量中，前者占了上风，孟小冬不甘继续为妾，遂离婚出走。当时的‘捧福派’有冯耿光、齐如山等。由于父亲当时尚未收孟为徒，但她已私淑余派，其天赋很为我父亲所看重。因此在梅周围的两派争斗时，父亲就偏向于‘捧孟派’。”既然如此，当余叔岩得知孟小冬想拜师后，没有一口回绝，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他甚至有心应允而收下这个徒弟。不过，他的这个想法遭到夫人陈淑铭的大力反对。她反对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孟小冬是个女人，又是个年轻的、容貌出众的女人，而且是个曾经做过梅兰芳妾的女人。她担心余叔岩收这样的女人为徒，将来保不住会惹出什么麻烦。余叔岩无奈，通过中间人回绝了孟小冬。但是，他向孟小冬推荐了鲍吉祥。就这样，孟小冬拜了鲍吉祥。不久，陈淑铭因病去世。一年后，即1934年年底，北洋政府陆军次长杨梧山由沪抵平，北平警察局秘书长窦公颖设宴为杨接风，特别邀请了余叔岩和孟小冬。余叔岩和杨梧山是旧识，而且关系很密切。席间，有人重提孟小冬拜师一事。孟小冬也乘此机会请求拜师。余叔岩有些犹豫，此时，他有顾虑，一是因为夫人已死，孤寡一人，收个女徒，怕遭人猜忌；二，还是因为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关系。他一直称梅兰芳为“兰弟”，孟小冬自然是他的“弟妹”。他担心他在死了夫人之后收孟小冬为徒，会引起误会而伤害到梅兰芳。孟小冬本来就一直对她和梅兰芳的关系耿耿于怀，又见余叔岩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她，一时气急，竟脱口说了一句狠话：“如果你不收我，我就自杀。”余叔岩一下子被吓住了。在座的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余叔岩。在这样的情况下，余叔岩就是不答应也不行了。余叔岩答应了收徒，不过，他要求不要大张旗鼓地行拜师礼。几天后，在杨梧山家，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程序简单的拜师礼，孟小冬只磕了一个头。1935年1月19日的《天津商报画刊》刊登了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的报道。不知为什么，文中没有指名道姓，而用“须生大王某伶”代替余叔岩，用“坤伶皇帝某”代替孟小冬，还提到了梅兰芳，用“博士”代替。文章这样写道：谭派传人须生大王某伶自去岁继弦后，曾经友人建议，不再续弦，拟纳一小星，年前曾看定一人，嗣因八字不合，作为罢论。坤伶皇帝某，自与博士脱离后，重理旧日生涯，屡恳友人代为介绍，拟拜某伶为师，某伶因断弦之初，与某有性别嫌疑，始终未允，嗣经其至友杨某，一再说项，始得首肯，月前已在杨宅举行拜师典礼。还是为了避嫌，孟小冬拜师后，不上余宅听教，而是隔三岔五地到杨宅。也就是说，余叔岩将授教的地点，设在杨梧山的家里。就这样持续了将近四年，直到1938年10月，他们的师徒关系，始终处于半保密状态，除了杨悟山等少数几个人，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年10月19日，余叔岩收李少春为徒，在泰丰楼饭庄举行了隆重的拜师礼。应邀参加的有朱家奎、鲍吉祥、叶龙章、郝寿臣、王福山、吴彦衡、李洪春、高庆奎、王凤卿、谭小培、阎世善、慈瑞全、李玉安、丁永利、尚小云和袁世海等，场面十分热闹。在拜师礼上，李少春呈给师傅的礼物有：四季衣料、一件水獭皮大衣、一顶水獭皮帽，以及给师娘、师姐妹们每人一份礼品。也就在这次的拜师礼上，有不知情者为孟小冬打抱不平，半真半假地“斥责”余叔岩重李轻孟，理由是李少春提出拜师，他就收了；孟小冬很早就提出要拜师，他却始终不肯。据说，当时，余叔岩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还是孟、梅关系。有人开玩笑说那就让梅兰芳出面表个态，又有人提议如果为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问题，那就让余的二位女儿陪学，也可避免闲话。余叔岩含笑无言。乘此机会，在李少春拜师两天后，即10月21日，还是在泰丰楼，由杨梧山出面张罗，又补办了一个拜师礼。这次拜师的就是孟小冬。事实上，这个拜师礼只是一个对外公开余、孟师徒关系的形式。从此以后，孟小冬明正言顺地立雪余门，更加用心地学习余派。息演自从泰丰楼拜师后，孟小冬不再上杨宅见师了，而是直接登师门，由余师的两个女儿慧文、慧清伴学。有的时候，李少春也在一旁听教。当时，余慧清是春明女中的高中生，酷爱京剧，但余叔岩一直不主张女儿下海，但不反对她们学戏。孟小冬很会做人，在慧文、慧清面前很像是一个大姐，每次去余府，都要为两个“妹妹”带些礼物，不是上等衣料，就是高级饰品。当然，她更不忘常给师傅、师娘（余叔岩后来又娶姚氏）送礼品。此时，她早已很少登台，应该说经济状况不会太好。唱戏的一天不登台就少一天的戏份。然而，她却仍然出手阔绰。余家人都不知道，她的经济后盾，是杜月笙。余慧文余慧清都很喜欢孟小冬。当孟小冬向她们打听学戏时的注意事项时，她们和盘托出。比如，师傅开始说话时，徒弟要站立；学唱时，师傅不说坐，徒弟绝对不能坐；师傅授课时，徒弟不能用纸笔记而只能用心记等。余叔岩发现这个女徒弟越来越懂规矩了，心下大喜。因为不能用笔记，很多时候，孟小冬无法记全余叔岩所教授的唱腔。余慧清从旁帮忙，先用简谱记下，下课后让小冬对照着简谱复习，帮助回忆。孟小冬自然很感激慧清、慧文。后来，余慧文结婚时，她送了全堂西式家具；余慧清结婚时，她送了全部嫁妆。对慧文慧清如此，对余叔岩和姚氏生的女儿慧玲，她也照顾有加。这时，慧玲只是一个婴儿。每次去余府，她都要抱一抱这个小妹妹。好多次，非常讲究仪容的她被慧玲吐了一身，而且还抓散了她的头发。尽管她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但她始终隐忍不发。这一切，让余叔岩对她十分满意，也就更努力地教她。余叔岩教给孟小冬的第一出戏，是《洪羊洞》。1938年12月的一天，孟小冬在新新戏院公演这出戏。这天，她很早就到后台扮戏。过了一会儿，余叔岩也到后台，不是帮助她酝酿情绪，就是亲自指导她化妆。有师傅把场，孟小冬拜余后的首场演出，十分轰动而成功。从1938年正式拜师到1943年余叔岩去世，孟小冬跟了余叔岩五年。这五年，余叔岩的身体由时好时坏发展到病魔缠身。最后几年，他因癌症折磨，终日疼痛不已。即便如此，他还是强忍着从病榻上爬起来一招一式亲自示范。常常地，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却还是坚持着让孟小冬扶着他，又唱又做。此时，孟小冬泪流满面。学完了戏，她的身份由徒弟转换成看护，细心周到地照顾师傅的病体。师徒情谊之深，可见一斑。就在这种情况下，孟小冬学会了近十部戏的全剧，除了《洪羊洞》，还有《捉放曹》、《失空斩》、《二进宫》、《乌盆记》、《御碑亭》、《武家坡》、《珠帘寨》、《搜孤救孤》等。余叔岩教授李少春时，孟小冬旁听了《战太平》、《定军山》等。其他一些戏，如《十道本》、《法场换子》、《沙桥饯别》等，余叔岩教了她一些片段或选段。还有的戏，如《八大锤》、《李陵碑》、《连营寨》、《南阳关》等戏，他也进行了指点。如此一来，粗略算算，孟小冬立雪余门几年，学了三十多出戏，深得余派精髓。余叔岩曾告诫孟小冬：“我传授你的每一腔每一字，都已千锤百炼，也都是我的心血结晶，千万不可擅自更改。”孟小冬牢记在心，从不敢篡改。尽管和李少春相比，她刚劲不足，但更具韵味。余叔岩总结这位女弟子的学艺成绩，认为她演唱为七分，念白为三分。这是余派弟子中得分最高的。所以后来，人们将她当作余派的“活标本”，以及领略余派的“活渠道”。孟小冬学余派，除了余叔岩悉心传授外，还有一个人，也功不可没，他就是琴师王瑞芝。他原是言菊朋的琴师，但对余派也有很深的研究。孟小冬曾拜言，后又拜余，王瑞芝也由言派转向余派。每天下午三四点，他都准时到孟家，为小冬吊嗓、说戏，帮她复习前一天的所学。后来，余叔岩也很欣赏他的琴艺，让他当了兼职琴师。在学余派的这几年时间里，孟小冬很少登台演出，一来正处抗战时期，娱乐业萧条；二来她也没有经济压力。有的时候，她只是应邀参加一些堂会。比如，1941年7月，她去了一趟天津，在英租界的陈某人家的堂会上，唱了一出《失空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王瑞芝的陪同下，专心向余叔岩求学。也就是孟小冬立雪余门这几年，余叔岩的身体每况愈下，1941年确诊为膀胱癌，在一家德国医院动了手术。第二年，癌细胞扩散，他住进了美国协和医院。这时，美、日刚刚交战，协和医院遭日本人封闭，美国人都撤出了医院，撤出了北平，而中国医学专家大多去了后方。余叔岩拒绝日医诊治，病情日重。即便如此，孟小冬和琴师王瑞芝时常去余府，余叔岩精神不振时，他们就算是去探望、照顾余师；余叔岩精神振奋时，他们就照常学戏。有一次，孟、王又到余府。刚坐定，余夫人姚氏来给余叔岩注射营养剂。针刚扎下，有客到，姚氏回头招呼，不想余叔岩胳膊扎针处冒出血来。余叔岩大怒，一把推开姚氏，让姚氏将针筒交给孟小冬，让她帮他扎。孟小冬很尴尬，但也不敢违抗师命，只好照办。姚氏本来就不喜欢孟小冬，这下就更迁怒于她了。熬过了1942年，1943年到来了。余叔岩更加频繁地发病。5月16日，他几度昏迷。除了他的亲人，夫人、女儿等，还有孟小冬、窦公颖等都陪侍在侧。医生也来了，但已回天乏力。三天后，5月19日，他终于去世。6月9日，梨园界在北平原田寺为余叔岩举行公祭。梅兰芳托人送来了挽联：缔交三世，远武同绳，灯火华堂，赞乐独怀黄幡绰；阔别七年，赴书骤报，风烟旧阙，新声竟失李龟年。余门最得意的弟子，孟小冬也送上了挽联：清方承世业，上苑知名，自从艺术寝衰，耳食孰能传曲韵；弱质感飘零，程门执贽，独惜薪传未了，心丧无以报师恩。孟小冬更亲至原田寺，参加公祭。她在师傅像前诚心磕头，在香炉前虔诚焚香，然后流着泪往鼎镬里扔锡箔。正在这时，姚氏哭着而来。她往鼎镬里扔的不是锡箔，而是余门祖传的“余派秘笈”，其中包括祖传戏本、余叔岩亲自修订过的手抄戏本、工尺曲谱本、听谭戏的笔记，还有戏照、戏衣等。余叔岩刚去世时，就有人四处打听这些异常珍贵的秘笈的去向。他们有意将它们从姚氏手中买来，然后交给孟小冬。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孟小冬最有资格继承这批余门资料。眼睁睁看着这批秘笈被姚氏扔进火中，孟小冬本能地想冲过去火中取栗，却被姚氏的保姆拦住了。她伤痛不已，欲哭无泪。然后，主持人高呼：“起灵！”按照事先安排，由余叔岩的两个弟子孟小冬、李少春，余叔岩原小舅子陈少霖，余叔岩外甥女婿程砚秋四人抬灵出寺。至此，孟小冬结束了她的学余经历。整个抗战时期，孟小冬以学为主，甚少登台。梅兰芳呢，他自从1938年去了香港后，完全脱离了舞台。八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他生活在香港，后半部分，他隐居在上海。在香港时，他学习英文、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偶尔外出看看电影。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充实，更无惊无险。然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视舞台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活浪费生命。为此，他极度痛苦。很多时间，在夜深人静时，他关紧所有的门窗，再拉上特制的厚厚的窗帘，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弹自唱。在日军围攻香港期间，梅兰芳住的靠近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难的好地方，但那儿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来，他们居然在女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穿墙而入的炮弹，幸好在这之前梅兰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砖墙而可以防弹的房间，女佣才避免遭难。梅兰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为十几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已不能下山购买粮食，他只有动用家中的存粮和一些罐头，但他又无法预测香港究竟要被围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粮和罐头总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时的梅兰芳隐藏起艺术家的豁达和大气，多了些“斤斤计较”和“吝啬小气”，他小心计划着分配每个人的口粮，规定：每顿饭每人只有一碗饭，不许再添，每顿饭只打开一个罐头，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时候炸一小块咸鱼，每人只能分到一丁点儿。在苦熬了18天之后，香港终于沦陷，日军全面占领香港，粮食和水全部中断，偏偏在这时，家里的存粮和罐头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全家十几口人面临挨饿的威胁。梅兰芳思忖良久，毅然将两个儿子乔装打扮后，派他们下山偷运粮食。生活上的困顿，梅兰芳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地骚扰，他用过太多的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一眼就看穿了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然而，“蓄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他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日本人、汉奸三番五次登门，或者说“小胡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说“年纪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来说一段话，和年纪大和胡子都是没有关系的嘛”。诸如此类，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预防针，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隐居在上海时，梅兰芳因为长期不登台，生活日渐困顿。虽然家里还有一点儿积蓄，但他的负担也很重，不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接济剧团的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不得已，他靠银行透支。通过朋友的关系，上海新华银行答应给他立个信用透支户，但这种“吃白食”的行为让梅兰芳颇为难受。有一次，为了买米又要开支票了，他摇着头说：“真是笑话！我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支票倒一张一张地开出去，算个什么名堂？这种钱用得实在叫人难过。”所以，他尽量不开或少开支票，而开始变卖或典当家中的古玩及其他一切可以变卖典当的东西，包括古墨、旧扇、书画、磁器等等。有一年除夕，与梅兰芳一家住在一起的福芝芳的母亲遍寻一个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取出来使用的古瓷碗而不得，梅兰芳得知后悄悄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啦！”老太太真是苦笑不得。上海各大戏院老板在了解到梅兰芳经济生活陷入窘状后，以为这是请他“出山”的大好机会，便纷纷找上门来，有的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梅老板肯出来，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中国大戏院的经理百般劝说道：“我们听到您的经济情况都很关心。上海的观众，等了您好几年，您为什么不出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个人的报酬，请您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地自己受苦呢？”无论怎么说，梅兰芳不为所动。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卖画。1945年春，梅兰芳和叶玉虎在上海福州路的都城饭店合办的画展正式开幕。梅兰芳的作品有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松树、梅花及部分与叶玉虎合作的梅竹，和吴湖帆、叶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还有一些摹作，共170多幅。画展结束后，售出大半。如果包括照样复定的画件，可以说，所有的画作全部售出。其中摹改七芗的《双红豆图》，当场有人复定了5张；《天女散花》图也是抢手货。这次画展使他的经济情况大为改善。苦熬了八年，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为庆祝抗战胜利，北平的广播电台特别举办了一个国剧清唱庆祝节目，孟小冬应邀和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合唱《武家坡》。尽管只是在电台里清唱，尽管孟小冬因病体力不支只唱了一句[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但因为久别重听，又是在胜利之后的特别心情之下，所以，戏迷们还是直呼过瘾。随后，北平京剧界在“怀仁堂”为刚刚抵达北平的蒋介石夫妇举办了一场京剧晚会。据《中国京剧史》记载：“1945年12月，蒋介石到北平，当局曾在怀仁堂召集了一批著名的京剧演员演出了一场欢迎戏。程砚秋、孟小冬、李世芳、谭富英、马连良等登台献艺，为北平多年来所仅见。剧目有谭富英的《空城计》；孟小冬、李世芳的《武家坡》；程砚秋的《红拂传》；马连良、李万春的《八大锤》。这天随蒋介石一起观看演出的还有宋美龄、国民党其他官员及‘盟军’数百人。”抗战胜利的消息让人振奋。那天，上海梅家聚集了一屋子的人，有亲人更有朋友，他们像过年一样见面就道喜、拥抱。他们谈笑风声之后，才发现主人并不在客厅里，正纳闷，突然看见梅兰芳出现在二楼楼梯口。只见他身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挺括雪白的衬衫，绛红色的领带打得端正，脚上一双黑皮鞋闪着亮光。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因为他的脸被他用一把折扇挡着。他就这么半遮着脸，以与年龄大不相符的却如旧式小姐一样的轻盈步履，缓缓走下楼来。走到大伙面前，他猛地拿下折扇，一张干干净净的脸。起初，大家不明就里。片刻功夫，他们发现了，他的唇上，蓄了3年多的胡须，没了！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从胜利那天起，梅兰芳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他要抓紧时间争取尽快重登舞台，将八年的损失夺回来。于是，已经51岁的他每天的生活紧张且充实，早上他起得很早，在院子里练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剧本，他像一个披挂整齐的将士，随时等待着出发号令。两个月以后，他正式复出。严格说来，梅兰芳在10日10、11日两天的演出不能算是复出演出，只能算是预演。因为它们只是义务性质，剧目是《刺虎》。演出地点在上海的兰心剧场。那天白天，梅家聚集了很多中外记者，他们围着他问这问那，既问他关于当晚的演出，也问他关于抗战，更问他关于将来。在记者的包围中，他的嘴几乎不曾歇过。问题问完，记者们又忙着为他拍照片，拍新闻片，他就一会儿被拉到东一会儿被拉到西，一会儿站姿，一会儿坐姿，如此整整忙了一天。晚上，他匆匆吃了点东西就赶往剧场。毕竟离开舞台已经八年，在舞台上“驰骋”了四十年的梅兰芳此时对舞台也产生了些许陌生。当他化妆时分明感到手不够灵活，化好的妆，他左看右看不顺眼，他问一直陪在身边的几位朋友：“你们看我扮出来象不象？敢情搁了多少年，手里简直没有谱了。”大家认为虽然还谈不上不象，但的确不够当年的标准。然而他们不能照实对他说，怕让他失了自信，便异口同声说，扮得不错。梅兰芳自己也意识到他这天的演出今非昔比，回家后便自我批评道：“今天的戏演得太不象样，嗓子、表情、动作和台上的部位都显得生硬，这固然因为我忙了一天没睡觉，最要紧的还是八年不唱的缘故。”然而，他并没有陷于自责之中而愁眉不展，仍然兴高采烈，在和大家吃宵夜时还谈笑风声，吃得多，酒也喝了不少。戏虽然不算高水准，但总没有失败，关键是这场演出标志着他已经正式重登舞台。庆祝演出结束后，各个剧场都要求梅兰芳尽快恢复演出营业戏，观众更是急切地等待着重新观看与他们分别太久的“梅戏”，梅兰芳当然也想满足观众愿望。不过，当时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南北交通尚未恢复，剧团成员远在北京，一时无法抵达上海。没有剧团，他演什么呢？正在他为难之时，有人提议道：姜妙香、俞振飞和“仙霓社”传字辈的几位演员以及昆曲场面都在上海，京戏唱不成，何妨改唱昆曲？梅兰芳一听是个好办法，便积极准备演出昆曲。这时，他的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便请俞振飞每天来为他吊嗓子。不久，他在美琪大戏院演了一期昆曲，剧目有与俞振飞合作的《断桥》、《奇双会》、《思凡》，与程少余合作的《刺虎》，另外还有一出《思凡》。演出前，梅兰芳还有些担心是否能满座，不曾想，海报刚一上墙，就引来无数观众蜂拥购票。三天的票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被抢购一空，最后竟将美琪大戏院的门窗都挤破了。其实观众想看的是梅兰芳，至于他演什么戏那是无关重要的。因此，每场演出，戏院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好多人是从外地特赶来的。那些天，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梅兰芳这个名字，百姓议论梅兰芳，不仅欣喜于他重新登台，更赞叹他蓄须明志的高尚品格，对他虽然息影舞台八年却“功夫不减当年”佩服不已。唱到第三天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来通知大家，说“蒋委员长、蒋夫人、孙夫人当晚要来看戏，还要和梅先生见面谈话”。当晚，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按时来到戏院，戏院楼上的5个包厢坐满了便衣侦缉队。梅兰芳唱完《刺虎》后，换上西服揩夫人福芝芳、儿女梅葆玖、梅葆玥在楼上休息室里与蒋介石夫妇见了面。宋美龄对梅兰芳说：“你能坚持不为敌伪演出，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刺刀的演员，给中国人长了志气。”演了一段时间的昆曲后，梅兰芳又积极为恢复演出京剧做着准备。为了恢复演出京剧，他于1946年4月重新组班，首次与王琴生合作演出了《宝莲灯》、《汾河湾》、《打渔杀家》、《御碑亭》、《法门寺》、《四郎探母》、《武家坡》、《大登殿》、《抗金兵》等，演出地点在上海南京大戏院。之后，他们又移师位于西藏路的皇后大戏院继续演出。演出期间，皇后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一样门口车水马龙，票很难买得到，一些小流氓因买不到票心怀不满而起了歹念。一次上演《汾河湾》，梅兰芳正在台上专心演戏，突然台下观众一阵骚乱，原来，有人从二楼扔下一个小炸弹，但小炸弹没有爆炸。梅兰芳很镇静，丝毫没有惊慌。他的态度既感染了其他演员，也稳定了台下观众的情绪。很快，戏继续往下演，一切趋于平静。不久，梅兰芳演出于中国大戏院，为防止每次演出，戏院门口都被挤得水泄不通的情形出现，中国大戏院经理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霓虹灯做了一个字牌，上写“客满”二字，然后高高挂起，让老远的人都能看见，特别到了晚上，这两个大字在霓虹灯的映照下格外醒目，人们看见这两个字，也就不必挤在门口了。这种方法从此被延用了下来，成为梅兰芳演艺史上的又一个创举。梅兰芳恢复演出后，每场卖座都很好，观众像8年前一样喜欢他，甚至因为他的蓄须明志而更多了一份崇敬。就在梅兰芳重振精神，兴致勃勃地奔波在上海各个戏院，大唱特唱时，孟小冬南下，也来到了上海。不过，她此次赴沪，不是为了登台，而是应了杜月笙的召唤。杜月笙和姚玉兰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香港返回重庆的。抗战刚结束，他独自一人急不可耐地返回了上海，姚玉兰还留在重庆。因此，孟小冬抵达上海后，很自然地住进了杜公馆。从此，他俩的关系算是公开了。表面上看，梅兰芳和孟小冬自分手后彼此彻底断了联系，特别是孟小冬，心里有怨，更不愿意和梅兰芳扯上任何关系。事实上，她在暗地里还是很关注梅兰芳的。在梅兰芳于上海复出后，在孟小冬南下上海后，她对梅兰芳的一举一动并非无动于衷。外界有这样的传说，正是因为孟小冬在无意之中促成梅兰芳和程砚秋于1946年在上海第二次打了对台。传说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程砚秋也来到上海，住在银行家张嘉璈的小妹妹张嘉蕊的家里。张嘉蕊是典型的程派戏迷，她与丈夫朱文熊住在茂名路著名的“十三层楼”和“十八层楼”中间的一幢小洋楼里，那里曾经是安利洋行安诺德兄弟的住宅。“十八层楼”里住着的正是杜月笙和孟小冬，他们的家与张嘉蕊的家仅一窗之隔。当时，程砚秋正在为全面恢复唱戏做准备。孟小冬听说梅兰芳已组织好了强大阵容，将在中国大戏院盛大演出。有一次，她在跟张嘉蕊闲聊时，有意无意地将梅兰芳的情况说了出来。张嘉蕊听说后，着急万分，为了程砚秋。因为她是程迷，一心一意希望程派胜过梅派，也期望程砚秋的名望超越梅兰芳。于是，她赶紧将从孟小冬那里听到的情况转告程砚秋，并问他：“你打算怎么办？”程砚秋有些茫然，不要说他始终没有找机会与梅兰芳打对台的想法，此时就是有这种想法，他也难以实现。因为他久别舞台多年，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班社。又因为他孤洁的性格，平时也少与梨园界人士来往。一时间，让他到哪里去组织人马？在如此仓促之下，他能以什么与梅兰芳打对台？张嘉蕊似乎比程砚秋还着急，见火烧眉毛之下，程砚秋还是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更急。她问：“难道你就这样看着那一边轰轰烈烈，你这里悄无声息？”程砚秋被问得急了，也有些沮丧：“那我还能怎么办？我这么些年不唱了。”张嘉蕊不依不饶：“那你还想不想唱？”“那当然。”程砚秋的回答很干脆。“想唱就好。”张嘉蕊到底是社会活动家，她当机立断，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张嘉蕊带程砚秋去见的人，正是杜月笙。她让杜月笙帮忙，立即为程砚秋组织人马，搭好班子。杜月笙与张家交谊深厚，对张嘉蕊的请求，他自然不敢怠慢，满口应承。从程砚秋的内心来说，他是极不情愿去“求”杜月笙的。他一向不屑与流氓、大亨、商贾、权贵打交道。他与大银行家张嘉璈早就认识，但从来不利用这层关系，请张在经济上做他的后盾。从杜月笙家出来，他的神情很落寞，丝毫不见欣然。走了一段路后，他竟然长叹一声，对张嘉蕊说：“我今天权作上了趟梁山啊！”张嘉蕊与程砚秋多年的交情，怎能不知道他此时复杂的心情，便安慰道：“你要吃这碗饭，就只好这样做！”杜月笙还比较守信，动用能动用的关系，很快就唤来了谭富英和叶盛兰。程砚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组织好了班底，并应天蟾舞台的“大来公司”之请，在天蟾舞台开锣。此时，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也如期登场了。这个传说，有几个事实是不确的：一，程砚秋当时并非孤身一人，没有班底，他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重组了他的班社“秋声社”，而且在去上海演出时，已经在北平长安戏院恢复了演出；二，这一年，他两次去上海，的确住在张嘉蕊的家里，但是，他并非在上海积极准备重登舞台。上半年，他是和梅兰芳一起应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邀请，分别率团前往演出的，下半年，他俩又各自应中国大戏院、天蟾舞台的邀请，在沪演出营业戏；三，据程砚秋的老搭档吴富琴回忆，邀请谭富英与程砚秋合作的，是天蟾舞台经理王准臣。但是，我们似乎也不能说程、梅此次在上海打对台，完全是无意间遭遇的。虽然程砚秋没有刻意为之，他也不可能事先安排，因为他不一定知道天蟾舞台正好也在此时邀请他赴沪。但是，在他的心内深处，并非没有此念头。因为他心中有怨又有气，这怨气，不是针对梅兰芳个人，而是捧梅的那股势力。上半年，程砚秋应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之邀赴沪演出。之前已经说好，去时的路费由基金会负担，返回的路费由演出地中国大戏院负担。两位旦行名角儿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不知是因为他看低程艳秋，还是故意挑拨梅、程关系，执意要求梅兰芳演出时，票价为两元；程砚秋演出时，票价必须低于梅兰芳，为1.8元。这个要求让程砚秋很恼火。他不是斤斤计较于区区0.2元的差异，而是不满于差别待遇。在他看来，人都是平等的，不能人为地分成三六九几个等级。况且，演出票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不能由所谓的官员硬性指定。如果市场决定梅兰芳的票价是两元，而他程砚秋的票价只能是1.8元，他无话可说。最重要的，此次演出并非各自演出营业戏，票价可以有高有低。他们都是由基金会邀请来演出的，理应是平等的。程砚秋的刚直性格决定他对此要求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坚持非两元票价不唱。中国大戏院一方面不愿意得罪吴开先，一方面也不愿意惹恼程砚秋，便提议程砚秋去找杜月笙，实际上是让他去拜杜月笙，让杜出面摆平此事。程砚秋很干脆地表示：“不去！”僵持了很久，程砚秋终于为自己争得了与梅兰芳相同的两元票价，但是，中国大戏院又以此为由，拒绝为他支付返回的路费。程砚秋谁也不拜、不求，写信给夫人。在收到夫人电汇过来的路费后，他这才回了北平。这件事在程砚秋的心里留下了疙瘩。0.2元的票价差异，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外人眼里，层次上是低于梅兰芳的，这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他的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也在等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对台，程砚秋是在天蟾舞台，梅兰芳是在中国大戏院。这两家戏院的幕后老板都是吴性栽。作为商人，他当然是极乐意看到师徒对台这样的情景的，因为这会给他带来极旺的人气和丰厚的利润；对于程迷和梅迷们来说，他们也希望他俩对台，因为他们彼此一直都在较劲，都想利用这样的机会一决高低；媒体一向唯恐天下不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更加血脉贲张，激动万分了，准备好好渲染一番。于是，一场师徒对台戏，在众人的期待中，在程砚秋的复杂心理驱动下，正式开战。与1936年的那一次对台相比，此次，为梅兰芳担心的人明显多了不少。原因是，相对来说，程砚秋此次的演出似乎要强于梅兰芳的，除了谭富英、叶盛兰，程砚秋的班底还有花脸袁世海；旦角芙蓉草；武旦阎世善；丑角刘斌昆、曹二庚、李四广、盖三省、梁次珊、慈少泉等；老生王少楼、张春彦；小生储金鹏等。这样强大的阵容据说只有在堂会或义务戏中才得一见。其次，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梅兰芳此时已届50，而程砚秋刚满40，正值盛年，体力上自然更胜一筹。然而，此时的程砚秋也存在致命的短处，他因脱离舞台数年，胖了很多。台湾青衣演员顾正秋在其回忆录《舞台回顾》中，提到这次梅、程对台时，这样写道：那时，“程已经是大胖特胖了，以身材论，可以说已不够旦角条件。”但是，她又说，“他的水袖好，腿的功夫，身段的运用完全遮去了粗笨的样子。”从演出剧目上来说，梅兰芳抗战期间只有《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新戏，而程砚秋的新戏有《荒山泪》、《春闺梦》、《亡蜀鉴》、《锁麟囊》、《女儿心》。很明显，程派戏更有优势。程砚秋虽然摆明了要与师傅抗一抗，但是，在他的心里，对师傅还是心怀歉意的。他很矛盾，一方面为了重返舞台，他不得不利用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实在不愿意与师傅打对台。况且，形势又似乎对他有利，他就更加过意不去了。挣扎了很长时间，他还是决定亲自去向师傅致歉。那一天，他特别到梅宅，与梅兰芳进行了很好的沟通。梅兰芳是个极其温和的人，他大度宽容。对于程砚秋这个弟子，他喜爱有加。尽管砚秋后来居上，与他同列四大名旦，几乎与他平起平坐，这使他一度有强烈的危机感，但他并不因此记恨砚秋。当外界盛传砚秋与他打对台，于他不敬时，他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乃自然规律。如今，面对砚秋真诚地致歉，他安慰说：“放心去演，排除外界干扰尽可能去发挥。”听师傅这么说，程砚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他完全没有了顾虑，全身心地投入了即将来临的对决中。虽然梅兰芳并不介意弟子的挑战，但他身边的人还是很为他担心的。正式对台后的每天早晨起床后，冯幼伟总是要打个电话给梅兰芳，报告天气情况，如天气晴朗，他就说：“今天好天气，一定能卖满堂。”如果是阴雨天，他就会给梅兰芳打气说：“下雨没关系，反正戏码硬。”此次对台，程砚秋的戏码以新戏为主，老戏只有一出《玉堂春》，这也是他的拿手戏；梅兰芳则正好相反，以老戏为主，新戏只有一出《抗金兵》。从戏码来说，他俩各有所长，并不能分出高低。程砚秋所在的天蟾舞台，太大，能容纳4千观众，而梅兰芳所在的中国大戏院观众席只有天蟾的一半。因此，表面上看，程砚秋的戏，每每不能满座，而梅兰芳的戏，则常常爆满，但从售票数来算，他俩是差不多的。一个月的对台下来，外界的评价是：不分上下，打成平局。但也有人说，平局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程砚秋作为梅兰芳的弟子，不延袭梅兰芳的老路，勇于创新，新戏不断，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其实是这场对台的胜者。梅兰芳和弟子的对台戏打完了，孟小冬也要走了，回北平。她为什么要走？是因为姚玉兰从重庆回来了。她和姚玉兰是结拜姐妹，虽然同是杜月笙的女人，但是，姚玉兰尽管只是一个妾，好歹有名有份，而她孟小冬无名无份。既然如此，她如何和姚玉兰平起平坐？何况她知道，杜月笙肯定更偏爱她，这符合男人喜新厌旧的本性，相对而言，姚玉兰是旧人，她是新人。那样的话，姚玉兰会不吃醋，会不恨她？与其将来彼此撕破脸，还不如趁早退出。杜月笙自然十分不舍，姚玉兰对他而言，是旧爱，孟小冬则是新欢，他怎么能守着旧爱舍弃新欢？不过，孟小冬去意已决，姚玉兰似乎看出端倪，也没有强留。杜月笙无奈，只好将孟小冬送走。临走，他送给孟小冬一万美元，并许诺他会另给一笔钱让她在北平重新买个好房子。不到一年，孟小冬再一次南下上海，还是为了杜月笙。1947年8月30日，是杜月笙60大寿。按惯例，他又要举办盛况空前的堂会作为庆寿。不过，因为战事正紧，他担心在这个时候过于奢华遭人嫉恨。想来想去，他将祝寿堂会改为“祝寿赈灾京剧义演”。此前，许多地区遭遇了水灾。相比1931年杜家祠堂建成后的那场豪华堂会，此次杜家祝寿堂会的规模要小一些，但也动用了千辆汽车，参加人数达数千，连政府高层，如宋子文、汤恩伯、吴国桢等都到场祝贺。蒋介石不但派了代表，还特地让儿子蒋纬国夫妇前往庆寿现场，当场拜寿。有人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将南北京剧名角儿集合在一起，实属不易，要求在原定5天的基础上增加5天，票价分为七等，从5万到50万不等，黑市价被炒到百万。当时的米价是30多万一石。说是义演，杜月笙也声言一分不要，将义演所得悉数捐出。但是，还是有人早就看穿其中真假。杜月笙的祝寿赈灾，真的是为了赈灾吗？在这个物价一日涨过一日的非常时期，今天的祝寿赈灾所得，到明天，又值多少钱呢？这场赈灾义演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最终，还不都是为杜月笙忙活一场。事实上的确如此，祝寿义演结束后，收到义款20多亿元，都随收随存于银行。当杜月笙将这笔钱取出捐出去时，大米早就由30万一石涨到了50多万一石。于是，这20多亿义款缩水了近一半。早在5月初，杜月笙就写信到北平盛邀孟小冬，恳请她一定要来参加庆寿。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嘱咐姚玉兰也给孟小冬亲笔去信。他是担心孟小冬顾忌到姚玉兰，而找借口不来。姚玉兰没有理由拒绝，照办了。于是，孟小冬来了，入住位于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7月，杜月笙的几个门徒陆京士、徐采丞、顾嘉棠等组织成立了“庆祝杜月笙先生60寿辰委员会筹备处”，遍邀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名伶。正在上海的梅兰芳，当然更不能错过。梅、孟又有了一次同台演出的机会，甚至有人翘首期盼两人能够再度合作《四郎探母》。他们以为，两人已经分手16年，早已事过境迁，应该能够不计前嫌忘却过去，而重新走到一起。可是，事与愿违。杜月笙在和戏提调金廷荪商量演出安排时，故意将梅、孟分开，不但坚决不让他们合作，甚至连同台、见面的机会都“剥夺”了。有人猜测，这其实是孟小冬特意要求的。况且，此时的孟小冬已经是杜月笙的人了，杜月笙又怎么可能让他的女人和前夫见面呢？演出从9月3日开始，持续到9月12日，整整十天。在这十天里，梅兰芳演了8次大轴，分别是9月3、5、10日和李少春、谭富英、马连良、袁世海、叶盛兰、周信芳等合作《龙凤呈祥》；9月4、6日和马连良、马富禄、袁世海等合作《打渔杀家》；9月9日和小翠花等合作《樊江关》；9月11、12日和李少春、姜妙香、叶盛长、谭富英、马连良等合作《四郎探母》。在这十天里，孟小冬演了2次大轴，分别是9月7、8日和赵培鑫、裘盛戎、魏莲芳等合作《搜孤救孤》。也就是说，梅兰芳演两头，分别演了四天，孟小冬只演了中间两天。尽管小报纷纷惴测二人将同台，将见面，甚至杜撰同台、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合作的戏目等，但他俩始终没有给他们看笑话的机会，甚至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把柄”。有梅兰芳参加演出的那8天，孟小冬根本不去戏院，借口身体不适，而且当天也没有她的戏；有孟小冬参加演出的那2天，梅兰芳也没有去戏院。最后一天，杜月笙和全体演员合影，梅兰芳参加了，没有孟小冬。不要说杜月笙刻意将他俩分开，就连他们自己，都避免见面。虽然事过境迁，但留在他们心里的阴影，始终没有消散。孟小冬初到上海时，确定的戏码是《失空斩》和《搜孤救孤》，一天演一出。当时，她的琴师仍是王瑞芝。由王瑞芝介绍，人称“鼓界三杰”之一的魏希云司鼓。戏码定好，又有了琴师和司鼓，她便开始排练了。在排练过程中，她发现她的身体已经无法承担《失空斩》这样的大戏了。不得已，她放弃了这出戏，重新确定只演《搜孤救孤》，连演两天。这出戏取自于《史记#8226;赵世家》和《列国演义》第57回，一直以来都是余叔岩的拿手戏。孟小冬选择这个时候唱这出戏，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为宣传余派艺术，二为怀念去世了的老师。两天的演出，似乎不足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首先是一票难求，票价连翻了好几个跟头，就连马连良也无法买到票，只得央求戏院前台经理在过道里加张凳子，和别人挤坐在一起。演出开始，除了戏迷挤满戏院，参加祝寿演出的角儿们都齐齐地站在后台，侧耳聆听。余叔岩在台湾的挚友孙养农特地坐飞机赶到上海观看孟小冬的演出。据说，梅兰芳虽然没有在现场观看，但他也没有错过——他在家里通过电台收听实况转播。演出结束后，余派名家刘叔诒评论道：“这戏真给冬皇唱绝了，不但唱腔白口，身段眼神，活脱赛如余老板，尤其是连扮相都酷肖余老板。咱们的祖师爷赐福给孟爷的，真是太厚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两场《搜孤救孤》，竟是孟小冬最后的绝唱。从此，她完全谢绝了舞台。从她5、6岁开始跟着父亲跑码头，从她9岁正式登台，到她唱完这两场祝寿义演，除却她和梅兰芳结合的那四年，她在舞台上度过了近三十个春秋。可以说，她将青春献给了梅兰芳，更献给了舞台。义演结束后第二天，孟小冬借口离家数月惦念老母而匆匆辞别杜月笙和姚玉兰。杜月笙还是舍不得，但也无奈，只得赠以名贵金银首饰以表心意。孟小冬只收下了一块刻有杜月笙名字的金表，笑言留作纪念，然后推辞了其他财物。显然，她已经做好了告别舞台的准备，因为她将演出《搜孤救孤》里程婴穿的一件褶子留了下来，也说是留作纪念，其他的戏衣，她全部送了人。这年，她40岁。梅兰芳一直唱到66岁，而孟小冬只唱到40岁，只因为他们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吗？似乎不完全是。很多人对此很惋惜。孟小冬也十分无奈。她退出，只因为她的身体吃不消。她曾对人这样说：“一戏之耗费精力太多，非体能所胜也。”永远的分离在解放战争的3年间，梅兰芳的主要活动依然以演戏、拍戏、收徒为主，基本不去过问动荡的时局。1947年3月，他应邀参加了田汉的祝寿活动。其实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祝寿，而是一次以祝寿为名向国民党当局示威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活动。发起这次活动的是于伶、陈白尘等上海左翼戏剧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候的梅兰芳已经开始热衷政治。忙忙碌碌间，1948年也已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每个中国人，无论是一向关心政治的，还是与政治格格不入的，都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一大选择：去还是留？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的人当然不乏其人，他们没有犹豫地携家带口去往台湾。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满怀兴奋，压抑着激动，无限憧憬着新时代。一时拿不定主义的是那些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既不信任国民党，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的人。梅兰芳应该属于“中间人”。客观地说，梅兰芳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他一向专注于艺术，并不在意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天下。在他看来，无论谁统天下，演戏的还是得靠演戏吃饭。这样一想，他就倾向于留下了。因而，当他得知齐如山执意要去台湾后，还劝他：“你一向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的这句话其实正好反映了他的态度，即“只管戏剧工作，不管政治”。齐如山坚持赴台，倒也不完全是追随国民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去台湾投靠小儿。对于梅兰芳的劝说，他也认为有道理，他甚至觉得梅兰芳留在大陆并没有不好，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与政治无关，且到过苏联，共产党对他一定另眼相看”。不过，他对梅兰芳留在大陆并非没有担心。于是，当他从北平南迁途经上海时，与梅兰芳谈过多次，算是规劝，也是忠告。总之，他对梅兰芳说他担心梅将来会被利用。对于所谓的“被利用”，梅兰芳的认识或许比齐如山还透彻。因而，对于齐如山对“被利用”的担心、顾虑，梅兰芳并没有同感。见梅兰芳并不为所动，齐如山便以戏中常见的一句台词结束了唠叨：“再思啊再想！”送走了齐如山，梅兰芳的确又“再思啊再想”了一番，终觉留下并没有什么不妥，何况还有不少同业需要他的照顾，他的宽厚和善的个性不允许他撇下他们一走了之，他无论如何于心不忍。当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逼迫国民党一步步后退时，国共两党也加快了拉拢文化名人的步伐。就在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频频以优厚的生活待遇诱惑梅兰芳的同时，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也加紧了活动。于是，梅兰芳便在寓所院子里捡到了一本《白毛女》剧本。传说，他曾被安排在中法大药房药剂师余贺家里，和周恩来秘密会见。周恩来劝梅兰芳不要随国民党撤去台湾，表示欢迎他留下。随后，上海地下党委派夏衍和熊佛西先后赴周信芳、梅兰芳家，再请他们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周信芳很早就与郭沫若、夏衍、于伶等左翼戏剧家有过接触，也曾与田汉等一起共事过。应该说，他对革命的理解比梅兰芳要深，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比梅兰芳要清。所以不用劝说，他便向夏衍、熊佛西表示：“请放心，我决不跟国民党走，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随后，他陪夏、熊二人来到梅家。梅兰芳很为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何况他早已有了决定。于是，未费夏、熊二位多少口舌，他明确表示：“我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梅兰芳最终留在了大陆。孟小冬则相反，她虽然没有直接去台湾，但她最终还是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在结束上海的祝寿义演、完成艺术绝唱后，孟小冬返回北平。随即，杜月笙出资为她在位于崇文门的顶银胡同购置了一处宅院。她搬入新居后，过了一段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生活，睡觉、吃饭、打麻将、偶尔也抽大烟，当然，她还吃药，她的身体继续衰弱，胃病加重。说到抽大烟，在抗战胜利后，孟小冬曾参与组织过伶人戒烟。在过去的梨园界，伶人抽大烟，是普遍现象，普遍到大多数伶人与鸦片有染。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的母亲、妻子都抽鸦片，作为孝子的尚小云，每晚都会给母亲烧烟，但他身在烟中却不沾一口，意志力之强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伶人为什么会迷恋鸦片呢？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人毅力的强弱外，更多的是出于演戏需要。梨园盛传，鸦片这个东西，能够定心、降火、预防中年发福，还能助气，帮助思维，减轻压力。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东西是个祸害，但要想彻底戒除，谈何容易。抗战胜利，政府强令戒烟。梨园艺人大多数生活贫困，有心入院戒烟，却又付不起医疗费。孟小冬和马连良等几位名角儿自发组织起来，筹募资金，假市立第三医院的地方，开办了“北平国剧人的戒烟会”，动员需要戒烟的伶人入会戒烟。很快，戒烟会聚集了百余号伶人，其中三十多人有经济能力的，自费；其余七十多人，全部免费。戒烟会的条件很不错，共有8间房，每人每天都吃白米饭、一菜一汤。每天定时有医生上门打针喂药，监督戒烟成效。一段时间以后，第一批成功戒除了烟瘾的出会了。其中有金少山、谭小培、王瑶卿、马连良、叶龙章、刘砚芳、谭富英、杨宝忠、徐兰沅等；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先后出会，其中有万子和、茹富兰、茹富蕙、王连平、方宝泉、张子寿、李玉泰等。最后，“戒烟会”里只剩下4、5个人。也就是说，该会的戒烟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可惜的是，孟小冬似乎没有完全彻底地戒除。1948年下半年，战事日紧，孟小冬不免有些心慌，也有些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她接到姚玉兰的信。在信中，姚玉兰让她尽快离开北平去上海躲避战祸。不仅如此，杜月笙考虑到陆路交通已经中断，便亲派门徒、黄金大戏院的后台经理汪其俊乘专机赶到北平接她。她没有犹豫，立刻就走了，而且是坐杜月笙的专机走的。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北平。来到上海后，孟小冬又一次住进“十八层楼”杜公馆。这次，姚玉兰也诚心诚意地力劝孟小冬安心住下，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她说了一句话令孟小冬感动不已：“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从此，他们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了。此时，六十出头的杜月笙身体不好，哮喘频发，孟小冬和姚玉兰轮换照顾他。杜月笙在两个爱妾的细心照料下，心情十分舒畅。这样的平淡安稳生活只维持了不到半年，1949年4月，眼看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上海似乎不保，因此人心慌慌。杜月笙也面临人生选择：一方面，蒋介石召见他，好言相劝让他去台湾；另一方面，民主人士黄炎培、章士钊也来劝他，转达共产党的意见，请他留下。杜月笙有些矛盾，有些挣扎，很费了一番思虑，又再三权衡，最后，他决定，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大陆，而是携家带口去香港。这个“家”这个“口”，包括孟小冬。也许孟小冬曾经有过犹豫，她这样跟着杜家一起走，算什么呢？不过，回头想想，她不跟着去，又该怎么办？对于无依无靠又无家无口孤独寂寞的她来说，她早已将杜月笙、姚玉兰当作她的亲人。在杜家，她虽然无名无份，但她能真实地感受到亲人的温暖、家的温馨。所以她选择走，正如梅兰芳选择留，都很单纯，没有政治因素。4月23日，南京解放。4天后，孟小冬随杜月笙一家人乘坐荷兰“宝树云”号客轮离开了上海。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上海，甚至没有回过大陆。抵达香港后，孟小冬他们住进位于坚尼地台18号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有三室一厅，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还算是不小的。但是，杜家人口多，住在一起挤挤轧轧。杜月笙又另外租了房子，让子女们搬了出去。这样，孟小冬也就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一间房。她的房间布置得很清雅，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剧照，还摆放着一把胡琴。有一幅《武家坡》的剧照很特别，它好像是被人从中间撕开的。于是有人怀疑，那被撕掉的“人”，可能是梅兰芳。看得出来，尽管她已经远离了舞台，但在内心深处，对于过去了的舞台生涯和过去的人，还是很怀念的。她并非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抛弃了过去的一切。远离了战火，远离了动荡，孟小冬感觉生活一下子变得清静起来。平时，她仍然以照顾杜月笙病体为主。闲时，特别是杜月笙心情大好时，杜家呼朋唤友，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的堂会。这时，马连良、杨宝森、张君秋，还有琴师王瑞芝都在香港。然后，姚玉兰唱一段，孟小冬唱一段，大家合唱一段，杜月笙也即兴来一段，气氛颇为热烈。孟小冬在大陆的最后半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个时候，梅兰芳也在上海。不过，他俩没有机会见面。即便有机会，恐怕他俩也不会见面。在梅兰芳决定留下的时候，孟小冬走了。梅兰芳选择留，使他从此身不由己地越来越靠向政治；孟小冬选择走，使原本就远离政治的她离政治更远了。孟小冬走后一个月，上海解放了。梅兰芳对共产党的真正认识，就是从在上海街头看到解放军开始的。梅夫人福芝芳曾经回忆说：“上海解放那天清晨，兰芳就上街了，隐隐还有枪声。去到建国东路，看见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睡在马路边。他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上海，纪律好极了。”“纪律好极了”的共产党军队给梅兰芳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解放前，他与共产党并无太多的接触，始终不知道共产党曾经以特有的方式保护过他。那是在抗战胜利之初，他接到过驻上海中共办事处工作人员转来的周恩来的问候。于是，他向周信芳表示想去拜访周恩来。然而，周恩来没有同意。当时，梅兰芳只猜测周恩来有些为难，却不知道周恩来为了保护他。周恩来预料到国共合作随时会破裂，如果此时与梅兰芳等文化名人交往过多，一旦国共关系恶化，梅兰芳必将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他拒绝与梅兰芳见面。果如他所预料，国共关系破裂后，素与共产党关系比较密切的周信芳就倍受国民党特务的恐吓，而梅兰芳安然无恙。自上海解放到建国后一年间，梅兰芳被各种政治活动所包围。在这段日子里，他频繁参加上海、北京的各种会议，发表了各种大小讲话。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观念随着这大大小小的会议、活动而有了明显变化。1949年7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梅兰芳作为上海文化界的代表应邀出席。在会上，他认真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大会总报告以及茅盾、周扬分别总结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这些报告让梅兰芳眼界大开，他不禁为自己过去只专注于塑造美女佳人的形象而略感惭愧。因而，这些报告中所表达出的“文艺工作者要学习，要改造思想，要与新社会的主人──‘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以及郭沫若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对梅兰芳的触动很大，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服务对象究竟是什么是模糊的”。这以后，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逐渐明确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正因为如此，梅兰芳从此的演出活动无一不紧紧围绕着“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宗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到过京、津、沪、汉与几个工业区如石家庄、无锡及东北八个城市，参加了鞍钢三大工程的开工典礼，同时，还光荣地参加了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工作，后来，又到华南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观众已由过去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转变为了工农兵。两个月以后，梅兰芳又一次北上，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而且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议闭幕后次日，即1949年10月1日，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并观看了阅兵式。以后，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还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从此，他不再是单纯的演员或艺术家，而一跃成为政府官员。身份的巨大变化使他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懂得了政治、认清了政治，他其实还是原来那个艺术家梅兰芳，还是没有成为政治家梅兰芳。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参加访谈的还有秘书许姬传。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很自然地，访谈的话题便集中在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剧目的改革。当张记者问梅兰芳“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时，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具体分析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最后，他概括道：“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著名的“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改革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不几天，张颂甲记者就此访谈，撰文《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全文刊登在《进步日报》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出，立即在文艺界引来批评声一片。由于提出批评的多是北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因此，影响颇大。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变了，形式必然要随着变化。”于是，他们提出“移步必须要换形”。如果单纯从艺术上讨论这个问题，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幸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他认为“梅兰芳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对他的批评一定要慎重”，然后将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妥善处理。梅兰芳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是满怀热情拥抱政治的，却不曾想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就他和善、温良的个性而言，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却恰恰没有气愤。记者张颂甲却很气愤，他以为“对京剧改革各抒己见，何罪之有”，他觉得是他的文章为梅兰芳捅了漏子，便准备自己承担责任。秘书许姬传也表示由他背黑锅，试图帮梅兰芳解脱。梅兰芳并不是个敢说不敢当的人，他当即拒绝，并明确表示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事情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兰芳、许姬传参加。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让梅兰芳“改正错误”的平台。梅兰芳也就在这次会上，很“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梅兰芳当初之所以说“移步不换形”，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多年京剧改革创新经验的深切体会。从1913年创排时装新戏开始，他一直没有停下创新改革京剧的步伐，虽然他因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而放弃了时装新戏，但随即将精力放在了古装新戏的创排上。无论如何变化，他始终遵循一条，那就是决不背离京剧的艺术规律。他的戏较之传统京剧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是“京剧”。由此可判断，他所说的“形”其实并非仅仅指形式，而是京剧的艺术规律、京剧的特有风格。所谓“不换形”，便是不违背京剧的艺术规律和特有风格。显然，梅兰芳后来修正的“移步必然换形”肯定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对于人生始终还算平顺的他来说，这次风波着实让他领教了政治的厉害。从此，他重新变得沉默。在大陆的梅兰芳逐渐走向政治，在香港的孟小冬继续着她无名无份的平淡生活。从她和梅兰芳的关系上看，她是追求名份的。然而，她跟杜月笙多年，似乎早已淡化了名份。在外人看来，她习惯了没有名份的生活，她对生活的淡然、从容似乎让她达到了一种无所需、无所求的境界。其实不尽然，外人哪里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无名无份的生活，并非她愿意的。但是，她心里也很清楚，有些东西，比如名份，不是你想追求，就能够追求到的。她之所以从来没有要求杜月笙给她名份，只是在耐心地积累，耐心地等待着时机。1950年秋，时机到了！之前，留在大陆的杜月笙的师傅黄金荣受政府委托派人到香港劝说杜月笙返回大陆。与此同时，夏衍、潘汉年、章士钊也到香港面劝他返回大陆。风声传到了台湾。台湾方面本来就对杜月笙始终不肯去台湾心存不满，如今又听说他和大陆方面“眉来眼去”，更加恼火，于是放出风来，警告他小心行事，否则后果会如何如何。杜月笙当初既不选择留在大陆，也不选择去台湾，实则选择了一个两头不靠、两边观望的中间状态。他以为，香港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如今，他被双方夹击，他感觉香港也待不下去了。他要重新选择一个安生之地，哪里？法国。于是，他立即召集全家人，说了他的想法。家人自然不敢反对。随即，他让管家万墨林为全家人申请护照。数数人头，一共是27人。就在这时，始终未发一言的孟小冬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杜月笙，让在座的所有人惊骇不已。她说：“我跟着去，算使唤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句话唤醒梦中人了。杜月笙也好，姚玉兰也好，其他人也好，都猛然觉醒：对呀，她孟小冬算是杜家的什么人呢？很多人有疑问，当初孟小冬跟着杜家由上海迁往香港时，为什么没有说“我跟着去，算使唤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这句话。那时，她也既不是使唤丫头，也不是女朋友，还不是无名无份地跟着走了嘛。为什么如今在杜家又要迁居的情况下，突然发此感慨呢？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所谓今非昔比。那时，她由北平南下上海住进杜公馆不过半年。仅仅这半年，她还不可能牢固她在杜家的地位。何况，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姚玉兰盛情相邀，她对姚玉兰充满感激。因此，她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因为争名份而得罪姚玉兰，更不想为此使杜家鸡犬不宁，从而使杜月笙对她有所反感。否则，她很有可能又一次失去“亲人”，失去“家”。眼下情况不同了，他们在香港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细致照顾杜月笙的病体，喂汤送药、饮食起居，事无巨细。在杜月笙精神好的时候，她还会唱几段，让他过过瘾。可以说，在身体上，在精神上，杜月笙都离不开她了。关于她和姚玉兰的关系，并没有随着共同生活的长久而更加融洽，反而日渐疏离。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孟小冬孤傲，很难让人接近；有人说她脾气古怪，不易跟人相处；有人说姚玉兰因为杜月笙偏爱孟小冬而对她充满嫉妒。总之，拥有同一个男人的两人女人，根本就不可能和平共处。据说，在香港居住时，杜家各自为政，就连吃饭，也因口味的不同而各吃各的。杜月笙因身体原因，吃烧得很烂的面条；姚玉兰躲在自己的房里吃水饺；孟小冬独自一人啃面包。两人的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孟小冬似乎也就无所惧了——不争名份都如此，就算是争名份，她姚玉兰又能怎样？何况，她觉得，这是她应得的，更是杜月笙对她这些日子以来无微不至照顾的报偿。杜月笙很认真地回味了孟小冬所说的那句话，越想越觉得太亏欠她了。他了解她和梅兰芳的那一段情，因此他也知道她对于名份的看重。他突然想到，自己年老体弱，小冬不过才40出头，万一自己先离世，她该怎么办？这么多年来，她跟着他，陪着他，照顾他，给他安慰，给他精神慰籍，她付出了一切，难道给她一个名份不是理所当然的嘛。于是，他当即决定，将去法国的事儿放一放，先刻不容缓地办一件大事：举办婚礼。不久，在九龙饭店，62岁病入膏肓的杜月笙和42岁风韵犹存的孟小冬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婚礼。对此，姚玉兰有些不情不愿，她倒不是反对孟小冬嫁给杜月笙，实际上，孟小冬早就是杜月笙的人了，在外人眼里，他俩早就是夫妻了。因此，举办婚礼，不过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她只是觉得，杜月笙那么大年龄了，又病歪歪的还不知能活几天，这样大操大办婚礼，实在有些丢人现眼。反过来说，她对孟小冬长年无名无份地生活在杜家，也总有些心存不安。婚礼上，杜月笙很认真地让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们给孟小冬磕头，称呼她一声“妈咪”，称呼姚玉兰为“娘娘”。之前，孟小冬是他们的“阿姨”、“孟阿姨”、“小冬阿姨”、“孟小冬阿姨”。一声“妈咪”之后，孟小冬分别给儿子、女婿们每人一套西服衣料，分别给女儿、儿媳们每人一块手表。这声“妈咪”，也意味着孟小冬从此有了名份。然而，这就是她追求的名份吗？显然不是。如果这是她追求的名份，那么她当初为什么还要离开梅兰芳？难道做杜月笙的第五房姨太太，要好于做梅兰芳的第三个妻子吗？性情刚烈的她，为了摆脱“妾”的命运，毅然离开梅兰芳，却又心甘情愿地做了杜月笙的妾。也许当初她跟梅兰芳，是出于感情，感情至上的时候，她不能容忍妾的身份；后来，她跟杜月笙，更多的可能是出于依靠。既然如此，她也就不计较那么多了。所以，不能说她命该如此，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孟小冬和杜月笙在香港举办婚礼的时候，梅兰芳口述的回忆录《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开始在上海的《文汇报》上连载，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这部回忆录中，梅兰芳只字未提孟小冬。随后，梅兰芳携家带口，由上海返回北京。早在1949年7月，梅兰芳赴北平参加“文代会”时，周恩来曾专程看望了他，诚恳地表示希望他到北平工作，并嘱有关方面尽力促成此事。梅兰芳不好拂逆周恩来的一番好意，加之他后来先后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京剧研究院院长等职，进京自然更利于工作。从此，他在护国寺街定居了下来（这里后来成为梅兰芳纪念馆）。孟小冬和杜月笙举行婚礼后不到一年，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弥留前，他将财产做了分配。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据说，她脱口而出：“这怎么够？”不够又能怎样。也幸好之前他们举行了婚礼，她是有名份的——五姨太，否则，她连两毛钱恐怕都拿不到。即使两万美元不够，她也不得在办完杜月笙后事后，黯然迁出坚尼地台18号杜寓——她难以和姚玉兰同住一个屋檐下——迁居使馆大厦的一套公寓。当年，她和梅兰芳生活了四年，最后以四万块钱了结了一切。从1937年算起，她跟了杜月笙长达十多年，最后以两万美元了结了一切。不同的是，前一个男人，走了；后一个男人，死了。此后，孟小冬在香港的生活，又变得单纯起来。她没有家庭，更没有子女；没有人让她牵挂，更没有人需要她伺候。她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个时候，马连良、张君秋、杨宝森早已离开香港返回了大陆，艺人们聚在一起办个小型堂会的机会也没有了。她以什么打发时间？抽大烟。唯一的朋友，是琴师王瑞芝。平是，他给票友吊嗓说戏，以此为生。他偶尔会去看看孟小冬，在杜月笙死后，她一个人的时候，他成了她唯一期盼的朋友。有一天，王瑞芝又来看她。闲谈中，他提到有一个唱余派的人想拜她为师，这人叫钱培荣。关于授徒，她似乎非常不热衷。她是不好为人师吗？也许是，但以她自己的说话，是体弱多病，没有精神。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她内心深处，似乎并不想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据说，晚年她定居台北时，来了吊嗓的兴致，居然将窗子关得严严实实，还将窗帘拉上，生怕被别人偷听到。有人认为她相当自私。其实，旧时代的艺人，大多不愿传艺。“艺不传艺”是那个时代的约定俗成，原因是艺人地位低下，生活不易，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自己。孟小冬只是遵循了旧俗而已。很多人都想拜孟小冬为师，但也都知道她不收徒。钱培荣之所以大胆提出拜师，是因为在几年前，他作为杜月笙的弟子到杜府吊嗓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孟小冬听到他唱《武家坡》，就对杜月笙说：“这是余派圈内的唱法。”杜月笙说：“那你干脆教教他。”孟小冬说：“他是你的学生，又不是我的学生。”从她的口气中，钱培荣听出来，如果他是她的学生，那她一定会教他的。这让他看到了拜师的希望，于是先说服王瑞芝，让他做说客。王瑞芝旧事重提，孟小冬也记得当时他和杜月笙的那段对话。看在王瑞芝的面子上，她有些动摇。又想想她如今孤身一人，无所事事，还不如收个徒弟，为他吊吊嗓子说说戏，也好打发无聊的时间。就这样，她点了头。钱培荣高兴极了。不过，他了解孟小冬的脾气，不敢擅自登门。有王瑞芝做中间人，他似乎还嫌不够，又恳请余叔岩的挚友孙养农代为引荐。当时，孙养农正在编写《谈余叔岩》一书，常常劳烦孟小冬。孟小冬很支持此事，积极配合协助。后来，她还亲笔为该书撰写了题为《仰思先师》的序言。有王瑞芝，又有孙养农，收徒的事儿，便说定了。不过，孟小冬第一次收徒，不仅收了钱培荣，由钱培荣推荐，她同时还收了曾经跟她合作过的赵培鑫。赵培鑫特地从台湾赶到香港，和钱培荣共同参加拜师礼。之后，孟小冬又先后收了黄金懋、李嘉有、蔡国蘅、吴中一、严许颂辉、许密甫等为徒。颇有意味的是，她收的徒弟，没有职业演员，都是票友。其中缘由，无人确知。难道是对她失守“不收徒”诺言的一种代偿？1952年秋，孟小冬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私人聚会。聚会的目的是为画家张大千送行。早年，张大千和余叔岩交谊深厚。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著名小生演员俞振飞、黄曼耘夫妇。酒过三巡，有人提议孟小冬唱一段。她没有推托。令人意外的是，她自说多喝了两杯，有些醉意，因此唱一段《贵妃醉酒》似乎最合适。而且，她让俞振飞夫妇客串高、裴二力士。三人即兴唱了起来。对于演唱本身，无甚可说，关键是她唱的是《贵妃醉酒》。谁都知道，这出戏是“梅派”名剧，是梅兰芳的拿手戏。俞振飞曾经和梅兰芳合作过这出戏。孟小冬真的是因为有些醉意而想起了《贵妃醉酒》，还是看见了俞振飞而想起了曾经跟他合作过的梅兰芳呢？何况，她唱这出戏，有十足的“梅派”风韵——当年，梅兰芳教过她，可以说，她是梅兰芳最亲密的弟子。人在醉意之下，最能显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在失去了杜月笙后，她是不是又想起梅兰芳了呢？张大千的确想起了梅兰芳。他清楚地记得他跟梅兰芳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到梅家，梅兰芳正在画画。见到大画家，梅兰芳诚恳求教：“八爷，您说说画美人的道理。”张大千笑言：“你为什么问我如何画美人呢？你自己就是一个美人。”解放前夕，在上海，梅兰芳为张大千送行。席间，张大千对梅兰芳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兰芳不解：“您怎么自称是小人呢？”张大千笑言：“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说到“君子”和“小人”的故事，大家都笑。唯有孟小冬，以醉意掩藏了自己。谁也不知道，此时，她的内心，是波涛汹涌，还是心如止水？留在大陆做了政府官员的梅兰芳的生活不可能像孟小冬那样清闲，他忙碌而充实。自从由沪迁京后，他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他参加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大会；他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他与首都50万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五一”节游行活动；他与郭沫若、周扬、丁玲、冯雪峰、曹禺、赵树理等50余位文艺界代表出席了全国文联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举行的座谈会；他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他参加全国第二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在全国剧协改组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后，他任副主席。尽管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十分频繁，但梅兰芳内心钟爱的仍然是京剧表演。即便是政治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他依旧难忘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京剧事业。因而，从解放初到他去世前的十来年里，他除了为中央领导演出、庆典演出、赈灾义演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营业戏的演出。当然，他最多的是上山、下乡、进部队、上前线四处慰问演出。他自己曾做过比较，解放前他只到过几个大城市演出，解放后他到过的城市达17个省。在所有的演出活动中，梅兰芳自说“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而最让他难忘的、意义也最重大的莫过于随朝鲜慰问团赴朝演出了。不知道孟小冬对梅兰芳的这些活动究竟了解多少，但是，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的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她应该有所耳闻。然而，她似乎没有返回大陆的想法。马连良、张君秋他们回去了，她不为所动。后来，俞振飞也回了大陆，她仍然无动于衷。就连她的琴师王瑞芝也于1955年返回上海，加入上海新民京剧团。对此，她还是没有动心。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传说，梅兰芳曾于50年代到过香港，和孟小冬秘密相见，目的就是为了劝她回去。此说令人怀疑。有人自大陆到香港，面见孟小冬。闲聊中，孟小冬很随意地问起留在京、沪的京剧艺人，却单单不问梅兰芳。此人也不避讳，主动提起梅兰芳。她没有拒绝倾听，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即便此说是事实，结果也很明显：她仍然滞留在香港。也许正因为连梅兰芳都不能说服她，之后，章士钊也好，奉周恩来之命的马连良也好，就更不可能让她改变心意了。对于她坚持不回大陆，有人猜测，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梅兰芳，一是因为杜月笙。她知道梅兰芳当时的政治地位，他已经是政府的人了，而杜月笙早年曾经参与过屠杀共产党。她跟梅兰芳有过一段情，她又是杜月笙的妾，回去后的命运会如何？她难以想像。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这一年里，梅兰芳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公演了他解放后的首部大戏《穆桂英挂帅》。自抗战初期梅兰芳编排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之后，二十多年来，他再也没有一部新戏问世。除了抗战八年暂别舞台和解放前三年政局混乱外，解放后的十年间，他也未能拿出新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要论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实属无奈。这是时代所致，梅兰芳迫不得已。当新中国迎来十周岁生日时，戏曲界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竞排新戏作为献礼，有历史戏也有现代剧，一派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灿烂景象。梅兰芳也顺理成章地有了创排新戏的理由。然而，经过近十年的政治磨砺，他已不再对政治完全茫然无知，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创排新戏与从前是不同的。作为献给祖国的寿礼，也作为庆贺他入党，这部新戏要反映出他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由衷热爱的心声。因此，早已摆在他案头的《龙女牧羊》，就不是最合适的了。在颇费了一番踌躇后，他选中了《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领兵谁领兵”的豪气正能体现梅兰芳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奋斗精神。当然，抛开政治性不谈，在艺术上，《穆桂英挂帅》这出戏不仅称得上是梅兰芳老年的代表作，更是他的经典之作。也许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发自肺腑的热爱，也许是他穷尽毕生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也许是积聚在心中的能量的总爆发。总之，这出戏展示了他的全部艺术才华，也是他舞台生活50年的集中体现。然而，仅仅过了两年，1961年8月8月凌晨4点45分，梅兰芳因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发急性左心衰竭，遽然而逝。仅仅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精神状况似乎不错，还笑着安慰夫人福芝芳：“这几天我已好多了，你也不要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压病，不要来得太早，要在家多休息，要多保重身体。”然后，他让长子葆琛送母亲到病房对面的休息室去休息。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他便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