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和孟小冬-2

一番联系之后，孟小冬准备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她很久没有露面了，戏迷们早就饥渴万分，突然获悉她又唱，无不欢欣鼓舞。率先唤小冬冬皇的沙大风，本就是孟迷，他曾很肉麻地称她为小冬吾皇，还连呼万岁，如今得知吾皇将抵津，连日在其主办的《天津商报》上开辟孟话专栏，大捧特捧，极力宣传。这次，和孟小冬合作的是有坤旦领袖之称的雪艳琴（本名黄咏霓），她俩之前有过合作，感情尚可。不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结合，她是瞒着雪艳琴的。对此，雪艳琴有些不满。但是，当孟小冬去找她，想请她一起组班赴天津演出时，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在天津的三天打泡戏，分别是第一天，合作《四郎探母》；第二天，孟小冬演压轴《捉放宿店》，雪艳琴演大轴《虹霓关》；第三天，雪艳琴演压轴《贵妃醉酒》，孟小冬演大轴《失空斩》。两人合作，配合默契；两人分演，又各自精彩。虽然孟小冬在天津只演了十来天，但受欢迎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她的艺术才华固然令人称道，她特立独行的行为举止，也引人关注。唱戏时，她着男装，戴髯口；生活中，她也着男装，而且不施脂粉。小女子的娇美，衬上帅气逼人的装扮，为她平添了英武之气。听完她的唱，看完她的演，戏迷们过完了戏瘾，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她和梅兰芳的关系。对此，她拒不吐露一星半点。联想到不久前梅氏夫妇抵津，如今孟小冬孤身一人抵津，他们的关系显得更神秘了。梅兰芳万万没有料到孟小冬会不告而别独赴天津，而且还粉墨登台大唱了一把。原本，他喜欢她，除了美貌、才华，还有就是较强的个性。然而这时，他认识到，个性有的时候是和倔强任性耍态度使性子等联系在一起的。他很无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能够体会到孟小冬内心的怨气。他知道，他无意中的行为，伤了她。于是，待孟小冬返京，而且没有返回爱巢直接回了娘家后，梅兰芳主动去把她接了回来。人是接回来了，但不可否认，他俩关系的那片阴影又扩大了一些。梅兰芳刚刚安顿好后院，前院又失火了1928年春，他遭遇了《凤还巢》禁演风波。这让他因家事而有些阴郁的心情雪上加霜。京剧向以历史题材为主，且多是悲剧，喜剧偏少。有喜剧色彩的戏多是以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应工的玩笑戏，而闺门旦应工的喜剧就少之甚少了。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凤还巢》就是一出闺门旦应工的喜剧。该剧情节曲折，妙趣横生，执笔者仍是齐如山。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京剧《凤还巢》曾被刘哲禁演的传说。《舞台生活四十年》（1986年再版）最后一节的按里这样说：《凤还巢》就是在中和园首次上演的。当时正是张作霖当大元帅的时期，奉系人物因奉凤同音，忌讳这出戏，当时的教育总长刘哲曾托人带话最好不演《凤还巢》。许姬传、刘松岩、董元申着《梅兰芳》（1987年版）一书里有关《凤还巢》这样写道：1928年4月6日，《凤还巢》在北京中和园上演。当时奉系军阀们因《凤还巢》剧名与奉还巢同音，竟由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出面，以所谓有伤风化的罪名禁演了这出戏。喜剧变成了禁戏。后来《凤还巢》在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恢复了演出，那风趣的剧情和优美的唱腔，也才得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各剧种竞相移植的喜剧剧目。1994年出版的《梅兰芳年谱》也有类似说法，作者在1928年条下写道：4月6日，在北京中和戏院首演《凤还巢》。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凤还巢》剧名与奉还巢谐音，竟由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禁演。除了几种文字记载外，还有口头传说，都说《凤还巢》曾遭禁演。无论是口头传说还是文字记载，依据的恐怕就是《北洋画报》1928年5月2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教育总长刘哲认为有伤风化，有实行取缔说。这则消息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几条消息并列，其他几条消息分别是袁寒云被张宗昌、孙传芳委任何南安辑使、着名建筑家关颂声远赴美国、南开女中举行春季游艺会，这四条消息的总标题为《据说》。很清楚，总标题之所以为《据说》，是因为那四条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只是据说。所以，《凤还巢》问题也只是据说，有实行取缔说，却并没有明确告知已被取缔或被禁演。当然，既然有此说，那么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们只看到这《据说》就作被取缔或被禁演的推断，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仅隔了一周时间，《北洋画报》于5月9日发表了署名朱弦的文章，题目为《〈凤还巢〉问题》，文章说：近传教育部对于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认为有伤风化，拟加以取缔，但非事实。《凤还巢》一剧，在昆曲名《丑配》，在秦腔名《循环序》，梅易为乱弹，命名之由。因剧情中程雪娥之婚姻，几经变幻仍如其故，原拟名《换巢鸾凤》，既因并未尝换巢，乃易今名，此剧来历如此。或谓宜名《三洞房》，似较原名为佳。如果朱弦的文章到此为止，那么远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在明确指出但非事实后，又详细谈到此说究竟因何而来。原来，《凤还巢》初演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的确亲临中和戏院，观看该剧。戏过半，他突然想起询问身边的教育部某司长：这出新戏我们审查过否？司长说：尚未。刘哲便说：可调取原本来略加修正。当时，刚出笼的新戏是要经教育部审查的。次日，司长命通俗教育会给梅兰芳发去一函，要求将原剧本尽快送至教育会审查。通俗教育会是教育部的一个分组织，司长兼任该会会长。函发出十日，教育会并未收到梅兰芳的回复，更不见剧本，便有些恼火，遂将原函全文刊登在报纸上。报纸披露此事后，日本某评论家即抓为题目，加以评论，教育会又致函某日本评论家，与之辨正，遂致问题。这位日本评论家与教育会辩争的焦点在于审查和取缔的区别，可能他的意思是教育会名为审查，实则找茬取缔，而教育会则反驳，称审查就是审查，与取缔是两回事。如此热热闹闹的辩来争去，传言便纷纷而起，说梅兰芳有意对抗教育部之命，教育部因而将取缔《凤还巢》，甚而取缔《思凡》、《琴挑》等剧。梅兰芳没有回复，并非他致教育部之命于不顾，就他的性格与处事原则，他也绝不会有意那么做。根本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收到教育会的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此函后，大惊失色，忙叫人四下找寻，却在中和戏院找到了原函。原来此函被误投到中和戏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封公函，而梅兰芳此时已移师开明剧场演出，所以没有及时收到该函。找到公函后，梅兰芳立即回复教育会，说明原因，并表示道歉。同时，他让人将剧本送到了教育会。仅三天后，教育会就将审查过的《凤还巢》剧本交还给了承华社，上面只对程雪雁的台词作了小小的修正，其余均未加改动。有人随即问梅兰芳如何看待教育会的修改，梅兰芳说：此戏慈先生的丑小姐，跟《凤筝误》差不多，没有什么。朱弦在文章中最后说：通俗教育会改得也好，盖所谓有伤风化，殆慈瑞全打诨太过，梅所饰为贞女雪娥，谈不到有伤风化也。如果说因为《北洋画报》的主持人是冯幼伟的侄子冯武越，而有意偏袒梅兰芳，特地请人出面辟谣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该报的经济资助人是奉系的张学良将军。从该画报里既有梅兰芳这边的人，又有奉系那边的人来看，《〈凤还巢〉问题》这篇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及公正性。梅兰芳这样一个名人，教育总长刘哲不会不知道，他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就禁演梅兰芳的戏。当然，凤与奉的确是谐音，奉军在北京的军纪也的确很坏，北京人的确是很想让他们还巢，即退回到关外去。从这个角度看，刘哲也可能的确有取缔、禁演的想法，但到底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梅兰芳的确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克服了内忧外患，连续平息了几场风波，梅兰芳不免心力交瘁。好在他有超人毅志力，更想以事业掩藏烦恼。随后，他创排了两出新戏，即全本《宇宙锋》（这出戏日后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和《春灯谜》。这两出戏都是从开台一直演到散戏。无论是对于梅兰芳，还是对于戏院而言，这样的演出方式都是一种创新，也是梅兰芳京剧舞台实践方面的一次改革尝试。然而，下半年，梅兰芳又遭生活打击，发妻王明华不幸病故于天津。在她病危时，梅兰芳闻讯即刻赶到天津。据说，孟小冬随即也抵津，见了王明华最后一面。王明华故后，梅兰芳亲书挽联：三年病榻叹支离，药灶茶炉，怜我当时心早碎；一旦津门悲永诀，凄风苦雨，哭卿几度泪全枯。王明华是9月下旬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孟小冬相携出现在香港。这年年初，梅兰芳携福芝芳赴天津演出；这年年末，梅兰芳携孟小冬赴香港演出。人们将两事结合在一起，不由这样揣测：梅兰芳此次让孟小冬公开露面，而且不顾众人疑虑目光，公然携孟小冬赴港，一是为了补偿亏欠她的，一是为了就此公开他俩的关系。事实上，梅兰芳此次赴港，是演出，而不是个人游历，因此，随他同行的，还有承华社诸成员。孟小冬时时相伴在梅兰芳左右，实则映证了外界对他俩关系的猜测。结束香港演出，梅、孟并未即刻返回北京，而是先去了上海。据报载，他俩是在次年2月中旬才回到北京。也就是说，这次，他俩单独相处了长达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单独，是因为梅兰芳不必像在北京一样，一会儿这个家，一会儿那个家的两头跑，而只守着孟小冬一个。不仅如此，1929年的新年，梅兰芳似乎也没有回家过。这或许是他俩第一次，也许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过年。这一切，都让孟小冬心情大好。从1927年初两人结合，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这样的生活，让心高气傲的她着实感到不舒服，也常常报怨不被尊重。如今，她有重见天日之感。她终于如愿修到梅花了回京后，报上刊登了她的一幅玉照，标题是修到梅花之孟小冬自沪北归后最后造像。紧接着，2月9日，《北洋画报》上又刊登了孟小冬不同表情的一组照片，有迎吻、送吻、斜睇、凝思，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写于小影之后》，文章说：谈起孟小冬，她现在哪里？现随何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恐怕正在问题，而不成问题之中。有的说已经做了梅妻。小冬踪迹，据传现在上海，然而现在本报竟得了她最近的妙影多幅，津门倾倒小冬的人很多，大可看看。然而也不过看看而已可也。至于她迎吻是迎谁的吻？送吻是送给谁？斜睇睇谁？凝思思谁？都在似乎可以不必研究之列如果说，这篇文章对梅、孟关系还在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话，那么，一周之后《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新闻，则更加做实了两人关系。新闻称：孟小冬业已随梅兰芳倦游返平，有公然呼之梅孟夫人者可以说，至此，梅、孟关系算是彻底公开了。此时，梅兰芳似乎处理好了家务事，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赴美演出的准备工作中。他没有料到，关于是携夫人福芝芳，还是携孟小冬赴美，又引发风波。早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赴日演出大获成功后，梅兰芳就萌生了赴美演出的念头。不过，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有很深的顾虑。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古典戏剧直接受到中国唐朝歌舞《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在中国失传的唐朝古舞在日本却被完整地保存着。日本著名的能乐就受了中国元曲的影响，而狂言则受了唐代参军戏的影响。因此，梅兰芳在日本演出了《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嫦娥奔月》、《游园惊梦》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背景的戏，日本人完全能够看得懂。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的，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能就此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给美国人进一步讽刺挖苦的机会？连梅兰芳自己都难以设想。另外，单靠梅兰芳的表演就能拉近如此巨大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谁也不敢这么肯定。因此，梅兰芳虽然有心赴美，但时机尚不成熟，他一直在等待，在准备，直到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邀请，赴美计划这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华美协进社，这是个美国的民间团体。梅兰芳即便成行，也是以私人名义出访，因此一切经费自筹。尽管梅兰芳此时身价不菲，演出酬劳也高，但他并非出身豪门，没有祖产，只靠演出所挣戏份不但要养活一家大小，又因乐善好施，常常接济贫寒的同业人士，在家接待国际人士所产生的高昂的外交费，他也得自掏，所以面对赴美所需经费时，他颇有点一筹莫展之感。不得已，他只能四处借贷，却一因数目太大，二因对他赴美能否成功能否挣到还债的钱表示怀疑，最终毫无收获。幸亏齐如山的亲威兼世交李石曾联合了银行界友人，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溥泾波等人四处奔走，在北平募捐到5万美元。同时，冯耿光和吴震修、钱新之等人在上海又募捐到了5万美元，总算筹齐了旅资。然而，就在梅兰芳动身前两天，从美国传来消息，说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市面不振，要么缓来，要么多带钱。此时，梅兰芳赴美宣传等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此时如果缓来，声誉势必受损，但如果强行前往，又有可能血本无归而破产。梅兰芳犯了难。左右权衡，思来想去之后，梅兰芳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冒险一拼。于是，冯耿光凭中国银行董事的身份，又筹来5万美元。梅兰芳便怀揣着15万美元，冒着破产的危险，战战兢兢地跨洋过海去了美国。那么，梅兰芳为什么一定要去？早在他第二次访日归国后，美国驻华公使约翰#8226;麦克慕雷去梅宅拜访他时，就曾建议他去美国演出，说如果能够成行，则可使美国人民增进对中国戏剧艺术的了解，更可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或许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类的理由过于含有官方色彩而略微显得虚，对于梅兰芳而言，到一个与中国、日本完全不同的国度展示中国文化，尽管难度颇大，但却也极具挑战性。如果说十年前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试水的话，如今的他，演艺已臻成熟，名望也大了许多，一切都水到渠成。更使梅兰芳下决定的，是另一位美国公使保尔#8226;芮恩施。他在卸任回国前，在徐世昌总统为其举行的饯别酒会上，说了一番和约翰公使所说大同小异的一段话，他说：要想使中美人民彼此的感情益加深厚，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芮恩施所说并非心血来潮，他与梅兰芳彼此并不陌生。早在梅兰芳初演《嫦娥奔月》时，一次，留美同学会在当时的外交大楼公宴芮恩施，梅兰芳应邀演出《嫦娥奔月》后半出。芮恩施对梅兰芳的表演大加赞赏，次日还特地到梅宅拜访梅兰芳，与梅兰芳有过相当愉快的会晤，此后他又陆续看过几次梅兰芳的表演。因为是官方宴会，在座的都是官方人士，他们异常惊讶于芮恩施的话，他们想不到一个中国演员竟然在美公使心里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京剧演员能实现中美亲善，他们以为芮恩施在和他们开玩笑。芮恩施看出这些人的疑虑，于是补充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并且最近有实例可证：从前美意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来意国有一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剧，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大多数人对芮恩施的话仍然将信将疑，唯有当时的交通总长叶玉虎（恭绰）心有所动。当齐如山、梅兰芳从叶玉虎那里得知芮恩施所说后，异常振奋，联想到约翰公使曾经的提议，以及这几年的外交活动，使相当的在华美国人熟知了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他们预感到赴美计划必能得以实现。赴美的决定是下了，那么，该取何种方式赴美呢？梅兰芳一时无法做出抉择。有人提议，通过经纪人介绍。这固然是个办法，但有人反对，说吃经纪人这行饭的都相当狡诈不好对付，很容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比较之后，他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对方来邀请，就像赴日、赴港演出一样。对方邀请又分两种方式：一由官方发出邀请，这里由外交部承接；一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官方邀请比较麻烦，特别是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并非愿意倾力支持。这样一来，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是最为合适的。1932年，北平出版了由齐如山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较详细地介绍了梅兰芳在美演出情况。在谈到梅兰芳何以能去美国的原因时，该书说确因与哈布钦斯君有约，否则赴美的心愿，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呢。哈布钦斯是美国的剧作家，在纽约有一家剧场。当他从司徒雷登那里得知中国名伶梅兰芳想到美国演出时，当即表示梅兰芳到美国来，可以在我的剧场里出演。虽然哈氏对梅兰芳赴美表现得很积极，但梅兰芳最终能赴美接受的并不是他的邀请。齐如山在《梅兰芳游美记》里没有提到华美协进社，但偏偏就是华美协进社最终促成梅兰芳的愿望得以实现。该社成立于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兰琦、杜威（JohnDewey）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在美成立。这是一个得到联邦政府教育部门拨款，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资助，并由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董事会发给执照，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牟利性团体。华美协进社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出于对赴美的结果不可预知考虑，梅兰芳在决定赴美后一直到动身前，和智囊团成员做了大量的几乎是面面俱到的铺天盖地的准备宣传工作，意图先让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戏剧有个初步认识。首先，他们与美国的新闻界、各大戏院剧场联系，寄去照片、剧照并配以文字说明。齐如山临时编撰了几本书以加大宣传力度，其中有详细介绍中国京剧知识的《中国剧之组织》、专门介绍有关梅兰芳这个人的《梅兰芳》和《梅兰芳歌曲谱》以及对梅兰芳准备演出的戏加以逐一说明的《说明书》。似乎还嫌不够，他们又画了两百幅图，涵盖了剧场、行头、扮相、脸谱等十五类，可谓详尽细致到无可挑剔。对于剧场和舞台的布置，存在着几种意见：完全中国式、中西合璧式和完全西式。梅兰芳和齐如山都倾向于完全中国式，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中国人，演的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戏，自然需要中国式的舞台作为载体。另一方面，他们这次赴美，目的就是全面展示中国戏剧，无论美国人是否接受，但他们看到的毕竟是纯味中国戏，如果舞台是西式的，何以突显中国模式？因此，齐如山在用纸板比划了几十次之后，最后决定采用中国故宫里的戏台模式。舞台布置完全是中国特色：第一层是剧场的旧幕，第二层是中国红缎幕，第三层是中国戏台式的外帘，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对，第六层是旧式戏台隔扇。至于剧场，门口满挂中国式宫灯、梅剧团特有的旗帜；剧场内也挂着许多中国式纱灯，上面绣有人物故事、花卉、翎毛；壁上挂介绍中国戏剧的图画；所有剧场人员包括检场、乐队、服务人员都着统一的中国式服装。这样一来，观众从靠近剧场开始就将被中国文化所包围，也有助于他们对中国戏的理解。除此，赴美成员还接受了一些规矩训练，包括在火车轮船上的规矩、外国街道上的违警标志、旅馆里的章程、吃饭穿衣的习惯等。光为吃西餐时，如何拿刀叉、怎样吃面包，名种菜怎么吃，汤怎么喝等，他们就排练了几十次，一会儿到德国饭店、一会儿到英国菜馆。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做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除了胡适，是张彭春。张彭春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和胡适一样，毕业于美哥伦比亚大学；也和胡适一样，同时受业于教育家杜威门下。其实，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西方戏剧的机会，尽管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对戏剧也颇有研究。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这位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既有文学、哲学做底子，又进行了比较戏剧的研究的才子，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必然是从相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承。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然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不同但同样是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有齐如山等智囊团成员在细枝末节上的充分准备，有胡适的鼓励、出谋划策和积极参与，有张彭春的戏剧理论做基础。如此种种，梅兰芳尽管仍然对赴美前景心存忐忑，但毕竟不是黑暗一片，他甚至能隐约看到不远处的曙光。于是，他也就甘心冒着破产的危险，出发了。正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所说，这一次，是梅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如履薄冰。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梅兰芳出发赴美前，身边的两个女人明里暗里地进行了一场赴美之争。在进行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中，梅兰芳他们预备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有梅兰芳亲自绘制的扇面、印有梅兰芳名字的绢绣等，还有笔盒、墨盒。其中有的墨盒上刻着梅兰芳的名字，以及梅兰芳的古装妇女头像，还有的墨盒上是孟小冬反串《游龙戏凤》的李凤姐和反串《黛玉葬花》中的黛玉的剧照。对此，齐如山儿子齐香曾这样回忆说：我父亲一直为梅剧团到美国演出而从事繁忙的准备工作。记得我姐姐齐长也用心地描绘脸谱。准备到美国送人的礼物种类很多，梅先生自己画了很多扇面，我姐姐也画了些，以备万一不够分配临时使用。还有小巧的工艺品，如墨盒、砚台等。墨盒上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揣测，起初，梅兰芳是打算带孟小冬一同赴美的。如果他携孟同行，那么又该如何对福芝芳交代？所以，他不免有些犹豫。毕竟福芝芳是公认的梅夫人，孟小冬的身份算什么呢？如果到了美国，有人问起来，他又如何解释？也说是梅夫人吗？再说了，年初，他携孟小冬赴广州，赴香港，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连年都在一起过的，也算对得起她了，这对福芝芳，多少有些愧疚。如今，他是不是应该携福同行呢？这样，也算端平了一碗水。福芝芳和孟小冬都争取随梅同行，谁也不相让。福芝芳的理由，她是正宗的妻子，何况梅兰芳刚刚和孟小冬同游了香港，这次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她了；孟小冬的理由，她和梅兰芳赴港，原本就是梅兰芳补偿她的，因为之前，他带福芝芳去了天津。同时，她还说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福芝芳此时已有孕在身，不适宜长途旅行，何况梅兰芳此次赴美，演出任务重，时间也长，身边有个孕妇，怎么说也不太方便。有孕，这是福芝芳赴美最大的障碍，也可能就是梅兰芳最终下决心弃福取孟的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墨盒上便有了孟小冬的头像。福芝芳也知道挺着个大肚子随梅在美，的确不便，但她又很不甘心。既然孕这个问题是个障碍，那么，消除这个障碍不就行了嘛。如何消除？堕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梅兰芳还能说什么？他横下一条心：谁也不带。孟小冬仍然不甘心，她继续在努力。然而，梅兰芳决心已下，执意不肯回心转意。孟小冬气不过，又独自跑回了娘家。她以为梅兰芳会像上次那样，等到事过境迁后来接她回去。可是，她左等右等，只等来《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同游北戴河的消息。这则消息这样写道：台上的梅兰芳是人人看得见的，下装的梅兰芳是人人想一看的，穿着海水浴背心，曲线美毕呈的梅兰芳，更是人所不得见而极希望见的。当梅氏与其夫人到北戴河作海水浴的时候，海滨居民旅客，空巷往观，真有眼福。此时，孟小冬知道，事情恐怕已经不能挽回了。反过来想，我孟小冬没能赴美，她福芝芳也一样去不成。两败俱伤无所谓，总好过我输你赢。这样一想，她的心里略微好过一些。梅孟分手-2梅兰芳完成赴美的全部筹备工作时，已经是1929年10月了。11月，梅剧团正式对外发布了赴美消息。消息一传开，立即得到内行、外行及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李石曾约请商学界在北平齐化门大街世界社举行公宴，对梅兰芳赴美表示勉励；美国大学同学会在天津召开欢送会，各国领事和绅商参加了该会，天津市长崔廷献及同学会会员颜俊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很赞赏梅兰芳赴美的目的，并号召“全国人对这种举动，都应该帮助”；河北省政府举行宴会，政府委员和北平市政府委员会及李石曾、周作民、李服膺、楚清波等50多人参加，省政府主席徐次辰在训词中说：“有人说这次出去怕要失败，但就我个人想来，只要能够出去，就是成功，无所谓失败！”；刘天华、郑颖孙、杨仲子、韩权华及教授学者数十人也组织了一次欢送会，对梅兰芳寄予厚望。各式欢送会开过，1930年元月初，梅剧团离京赴沪。成员包括：演员：梅兰芳、王少亭（老生）、刘连荣（花脸）、朱桂芳（武旦）、姚玉芙、李斐叔（二旦兼秘书）。乐队：徐兰沅（胡琴）、孙惠亭（月琴）、马宝明（吹笛）、霍文元（三弦）马宝柱（吹笙）、何增福（司鼓）、唐锡光（小锣）、罗文田（大锣）。化妆：韩佩亭。管箱：雷俊、李德顺。顾问：齐如山。翻译：张禹九。庶务：龚作霖。会计：黄子美。由于人员少，好些人要身兼数职，如琴师徐兰沅还要在《打渔杀家》里串演教师爷；姚玉芙有时还要扮演《打渔杀家》中混江龙李俊；化妆师韩佩亭、雷俊有时还要跑跑龙套。这份名单中，没有福芝芳，也没有孟小冬。然而，梅剧团从北平出发，先到天津，然后乘船赴上海，福芝芳一直陪伴在梅兰芳的身边。也就是说，福芝芳将梅兰芳送到了上海。在梅兰芳由上海登上“加拿大皇后”号后，福芝芳这才返回北平。这就意味着，孟小冬没有送行，她独自留在了北平。梅兰芳赴美前的准备工作不可谓精心和充分，但难免有疏漏。这个疏漏几乎是致命的，那就是“演出剧目”问题。1930年元月底，梅兰芳率团到达美国。2月14日，应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的邀请，梅兰芳率先到华盛顿参加伍公使特意安排的演出招待会。当晚参加招待会的有除总统胡佛外的其余政府官员、各国大使、地方官绅、社会名流，在美的最高级别的头头脑脑能去的几乎都去了。正在外公干的胡佛总统甚至还颇为遗憾地派人嘱咐伍朝枢，希望梅兰芳能在华盛顿再待两天，等他回来。在如此高规格的赴美后的首场演出中，梅兰芳的剧目是《晴雯撕扇》。不知为什么，梅兰芳在演出时就预感到这场戏对于美国人来说，实在不易懂得。这个故事发生在端阳节，而外国没有这个节日，由此发生的一系列细节，外国人自然也就无从理解。果不其然，张彭春在观剧后就直言：“他们看不懂。”这时，梅兰芳才意识到剧目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只有像张彭春这样精通中西戏剧差异，又熟知西方观众心理的人，才会准确地挑选剧目。同时，张彭春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戏剧知识和西方戏剧的表演程式以及多年导演话剧的经验，都使善于博采众长的梅兰芳感觉到，他不能缺失有着深厚传统戏剧底蕴的齐如山，也需要张彭春的帮助，特别是身处异国，面对的又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和观众，张彭春的作用似乎更大。于是，在梅兰芳的恳请下，张彭春加入进来。首先，他重新选定了剧目，以为外国人对中国戏的要求，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又含中国传统的故事，同时，由于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所以又要选择那些做、打多于唱、念的戏。在这种前提下，梅兰芳后来在美国的演出剧目，多集中在《刺虎》、《汾河湾》、《贵妃醉酒》、《打渔杀家》等剧目上，以及《霸王别姬》里的“剑舞”。果然，《刺虎》最受美国人欢迎。其次，张彭春不仅作为梅兰芳的顾问从旁辅佐，更担负了导演的职责。严格算来，张彭春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京剧导演，京剧导演制也由此成立。这其实是梅兰芳的最聪明之处，是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又一佐证，也是他从善如流的又一表现。从此意义上看，梅兰芳的成功是必然的。2月17日，梅兰芳在纽约四十九街戏院公开演出。按照导演张彭春的布署，演出次序是：开演之前，张彭春身着燕尾服上台，用英文作总说明，说明中国剧的组织、特点、风格以及一切动作所代表的意义。然后由剧团邀请来的华侨翻译杨秀女士用英文作剧情介绍、说明。接着，梅兰芳才正式亮相。考虑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较强，张彭春严格限定时间，包括说明、介绍和每场戏的演出时间，整台演出绝不超过两小时。时间之准，甚至连美国剧院也不常见。当初张彭春在梅兰芳和“华美协进社”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从而促成梅兰芳访美。如今，他又在梅兰芳和美国观众之间架起了第二座桥梁，从而缩短了中西方的差异，有助于美国观众理解看懂梅兰芳的戏。观众在理解剧情的情况下，又见绚丽的中国红缎湘绣幕布，耳听清亮悦耳可听的东方管弦乐声，再看那“东方美人”身着华丽彩服，迈着柔柔的碎步扭着纤纤细腰摆动着变化万千的手势，伴随着悠悠扬扬的唱腔，浑身洋溢着无以伦比的美丽和高贵，他们震惊了：遥远的中国果然有如此曼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和感人泪下的故事。于是，他们能够给予的，便是无穷无尽的掌声和喝彩。可以说，梅兰芳在美国的首场演出便大获成功，这从他在每出戏后不得不谢幕多次可见一斑。最后一出《刺虎》结束后，他谢幕竟达15次之多，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起初他穿着戏装到台前，低身道“万福”。待他卸妆后，观众的掌声仍然不断，他只得穿着长袍马褂再次出去鞠躬。观众发现原先的那个柔声细语、婀娜多姿的美女果然就是男人所扮时，更加疯狂。梅孟分手-3其实观众并不仅仅惊奇于男人演女人，这种艺术形式在西方戏剧舞台上也并不鲜见。让他们感叹的是，梅兰芳并非单纯地摹仿女人的一姿一态，而是艺术地再现了妇女的本质和意象。从他的表演中，他们能实实在在地接改到他刻意传达的女姓端庄、温柔、秀丽、高雅等艺术特征。因而，他的表演完全超越了男人演女人的表象而更具深层次。从此，随着梅兰芳继在纽约之后，又移师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一股“梅兰芳热”在美国本土弥漫开来。一些商店将京剧的华丽行头摆在橱窗里展览；在鲜花展销会上，有一种花被命名为“梅兰芳花”；一位女士在三星期之内，共看了16场梅兰芳演出，犹嫌不足，闻梅兰芳那年正好36岁，便特地买了36株梅树，在自家的大园子里辟出一块地专种梅树，并请梅兰芳破土，还把那块地命名为“梅兰芳花园”。在纽约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有人提议上台和梅兰芳握手告别。梅兰芳欣然应允。于是观众按顺序从右边上来，从左边下去，秩序很好，可是梅兰芳握了十几分钟仍然不见观众减少，心里很是纳闷。细一看，原来是很多人握过一次手，下去后又重新排队，又上来握一次。就这样，梅兰芳握手握得没完没了。美国的普通观众对中国京剧前未所有的狂热，着实让梅兰芳感动不已，他那悬于心口的石头如今终算落了地。同时，美国的新闻界、评论界等专业人士以其职业需要试图冷静和客观，但言语间却也按捺不住对中国京剧和梅兰芳个人的偏好，于是，溢美之辞褒扬之声层出不穷。梅兰芳成功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戏剧的成功。在美期间，梅兰芳与美国“影坛三杰”的交往最为人称道。“影坛三杰”指的是以演武侠片而闻名全美的道格拉斯#8226;范朋克和有“美国的大众情人”之美誉的他的夫人玛丽#8226;璧克福以及喜剧大师卓别林。自梅兰芳抵达旧金山之日起，就接二连三地接到范朋克的邀请信，信中恳切期盼他在洛杉矶演出期间一定要去他的别墅小住数日。起初，梅兰芳考虑到住在别人家里多有不便，再三婉拒。范朋克却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一再去信。盛情难却之下，梅兰芳只好应允，却不曾想他到达洛杉矶后，方知范朋克去了伦敦，而出面接待他的是玛丽。原来，范朋克早有去伦敦的计划，又不敢直言相告梅兰芳，担心梅兰芳因此更加不会去他的别墅了。欢迎仪式过后，梅兰芳坐上范朋克提供的汽车在市府特派警车的护卫下，先到市政府拜访市长波耳泰，然后直驶范朋克的别墅“飞来福别庄”。因为“飞来福”别庄曾经接待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而声名显赫，据说曾有人戏言“飞来福别庄”和“白宫”是20年代美国的两个最有名望之家。梅兰芳住进“飞来福别庄”后，玛丽将整栋楼的钥匙都交给了他，她自己则住到别处去了。不仅如此，玛丽还精心安排饮食，嘱咐厨师每天变换花样。于是那段时期，梅兰芳足不出户却尝遍了世界各地美食。闲时，他还在别墅的游泳池里畅游。即将结束在洛杉矶的演出前，范朋克从伦敦赶了回来。两位艺术家除了交流电影和戏剧外，更多时候是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范朋克亲自教梅兰芳如何挥杆。范朋克在见到梅兰芳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妻的招待还满意吗？”梅兰芳笑言：“怎么能不满意。太满意了，我们因此而有些不安呢。正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报答呢。”范朋克幽默地说：“这个机会一定不太远。”果然，在梅兰芳结束访美归国后的第二年的2月份，范朋克为拍摄纪录片《八十分钟遨游世界》和导演维克多#8226;佛莱明来到北京，真的给梅兰芳提供了“报答”的机会。梅兰芳事先特为范朋克借了一所典型的老北京建筑风格的房子，并请人重新布置，摆上明清两代紫檀雕刻的家具，挂上明清的书画，还聘了一位厨师，专为范朋克做中国菜。范朋克访华期间，由佛莱明导演，梅兰芳和范朋克合演了两组有声电影。第一组是两人见面的情形，由梅兰芳先用英语说了几句欢迎词，再由范朋克用中文说：“梅先生，北平很好，我们明年还要来。”第二组镜头是范朋克穿上梅兰芳送的戏装，装扮成武松的模样，然后做了几个由梅兰芳现教的武生动作，有模有样的。梅兰芳笑言范朋克“是有史以来头一名外国武生扮演一名中国武生”。又到了分别的时候，梅兰芳除了送给范朋克一些中国土产、文房用品、一套中国式的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夹袍及武松的全套行头外，还请范朋克转交给夫人两套旦角服装。七十年代初，在好莱坞的一次电影界宴会上，玛丽身着中国古装惊艳四座。玛丽去世前，又将此服装转赠给了华裔演员、梅兰芳的义女卢燕女士。梅兰芳一直未与范朋克夫妇断了联系，在他迁居上海后，还曾收到过范朋克寄来的照片和刻着他名字的香烟盒，但他俩从此再未见过面。梅兰芳与卓别林的见面因为事先不知情而颇有点戏剧性。那是在梅兰芳抵达洛杉矶的当晚，他应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刚刚坐下，便看见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人似曾相识，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时，剧场经理过来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立即起身。这时，经理又向卓别林介绍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两位艺术大师的两双手紧紧相握。卓别林说：“我早就听到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就享这样的大名，真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可羡慕的人了。”梅兰芳则说：“十几年前我就在银幕上看见您。您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判若两人了。”于是，这次的酒会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俩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卓别林则向梅兰芳请教京剧中丑角的表演艺术。这虽然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却由于有对戏剧的共同追求而彼此毫无陌生感，反而是无拘无束相谈甚欢。一别六载，两人再度见面是在上海。当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刚刚杀青，又逢新婚，便携妻子宝莲#8226;高黛（在《摩登时代》里扮演妇女主角）蜜月旅行到达上海。梅兰芳欣欣然参加了由上海文艺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会。老友重逢分外亲热，卓别林丝毫不见外地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的话语中不免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从中感受到卓别林颇为不顺达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当晚，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先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连台戏，又马不停蹄地带他们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他们一天。也仅仅是这一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以致他回国后在范朋克的招待晚宴上，完全用中文与范氏家的华裔仆人交流，着实令人震惊。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难捱的日子，一部《大独裁者》，他居然陆续看了六次，仍意犹未尽，又催促着两个儿子葆琛和绍武也去看。过后，他还耐心地分析场景，以使孩子们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了正在此地的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长期以来，梅兰芳除了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人，始终不忘他背负的责任，那就是拯救濒于衰落的京剧、提升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不断地创新赋予京剧新的内容，但他又从不丢弃传统，他很好地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看他的戏，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京剧，但却又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京剧，他的艺术功绩有目共睹。与他的前辈艺人只将眼光聚于梨园只将精力放在自身的“玩意儿”上而疏于关注梨园之外的世界懒于结交圈外朋友不同，梅兰芳是最早与知识分子结交的京剧演员。当然，社会对戏曲艺人的轻视、戏曲艺人卑微的社会地位是梨园界艺人之所以难以跳出小圈子的主要原因。梅兰芳却以为，越是如此就越难摆脱处于社会底层的局面，追求平等是人的权利，而权利又不是天赋的，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于是，他大胆跳出框框挣脱枷索，主动结交方方面面人士。他以他谦逊的为人、温和含蓄的性格、不断的创新精神、大度而不计较的处事态度，日渐赢得友谊和尊重。但是尽管如此，有人在对他的称呼上仍然遵循旧例，如：“梅郎”、“小友”、“艺士”、“戏子”、“老板”等，听着实在不大顺耳。在美国演出期间，梅兰芳从称呼上就感受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不再随处都听到“梅郎”或“小友”之类的不雅称呼，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艺术家”、“罕见的风格大师”、“最杰出的演员”、“艺术使节”等等。他很渴望在自己的国度，也能受到如此尊重。然而，当梅兰芳得知洛杉矶市波摩拿学院鉴于他的艺术成就，欲授予他“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时，他以其一贯的谦虚，说“实在不敢当”而婉言谢绝了。最早称呼梅兰芳“先生”的齐如山，却本能地以为这个机会有可能成为改变对戏曲演员不雅称呼的质的飞跃，因而他以此为理由再三劝说梅兰芳勇敢地接受。梅兰芳联想到与他交谊不错的樊樊山在赠给他诗文书画时也不愿称兄道弟，更不愿意称呼其“先生”，却又知道戏界忌讳“伶人”“小友”等称呼，权衡之下后使用了“艺士”这么个有点怪异的称呼。这多少让梅兰芳有些不舒服，只是他的脾气不似谭鑫培、陈德霖暴烈。传说谭、陈二人曾经收到一幅书画，只因为上面有“小友”二字，便当场撕毁，以表明自己坚决不接受这样不恭敬的称呼。如此想来，加上齐如山又说“如今你有了博士衔，则大家当然都称博士，既自然又大方”，梅兰芳终于有些心动。其实，“博士”这个称呼虽然是授予梅兰芳个人的，但在梅兰芳看来，它更像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西方人士接受了中国京剧，标志着他个人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而已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同时，这也不但为自己、为京剧，更为祖争得了荣誉，也将给其他戏曲演员以自信，让他们明白，京剧演员一样能以自己高超的技艺赢得世界性的荣誉。如此，客观上也提升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这时，提议授予梅兰芳博士学位的波摩拿学院院长晏文士知道梅兰芳素来谦虚，又亲自来做工作，赞扬梅兰芳此行宣传了东方艺术，联络了美中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了世界文化，被授予“博士”荣衔是当之无愧的。于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在波摩拿学院礼堂，在千余师生和来宾的见证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被戴上了“博士帽”、穿上了“博士服”、披上了“博士带”，欣然从晏文士院长手中接过文学博士学位证书。数日后，他又到南加利佛尼亚大学，接受了由该校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证书。美国驻华使节袭林#8226;阿诺德早在1926年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赞扬梅兰芳，首先由于他那卓越的表演天才，其次由于他在提高中国戏剧和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梅兰芳这一次赴美演出，历时半年，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城市，共演出70多场，大多数满座，其余上座率也有七、八成，可见其盛。他与美国各界的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因此，有美国观众说：“梅这次演出是1930年美国‘戏剧季’的最高峰，也是自意大利著名演员爱丽奥诺拉#8226;杜丝的演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契柯夫戏剧以来，任何一个‘戏剧季’的最高峰”。所以，他的这次访美是取得巨大成功的。结束在檀香山的演出后，这年7月，梅兰芳一行乘“浅间丸”号轮船回到上海。一来为了答谢上海各界朋友对他这次访美的支持与帮助；二来也是为了休养，毕竟在美奔波数月，既要演出又要会见各界人士，实在是疲惫不堪。因此，他没有及时返回北平，而是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次月月初，梅兰芳返平途中经过天津时，接到噩耗，他的伯母（即梅雨田之妻）去世了。因为他肩祧两房，伯母也就是他的祧母。尽管幼时，伯母对他很严厉，但他始终感念伯母的养育之恩。得到消息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了回家。随后，梅家办丧事，一切陷于悲凄之中。正是这次的丧事，引发了孟小冬戴孝风波。可以说，这是他俩分手原因之一。对此，自称跟梅兰芳交情深厚的吴性栽（笔名槛外人）这样回忆道：当时梅跟孟小冬恋爱上了，许多人都认为非常理想，但梅太太福芝芳不同意，跟梅共事的朋友们亦不同意。后来梅的祖老太太去世，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小冬觉得非常丢脸，从此不愿再见梅。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梅赶到小冬家，小冬竟不肯开门，梅在雨中站立了一夜，才怅然离去。所以梅孟二人断绝来往，主动在孟。这段回忆中，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并非“梅的祖老太太去世”。梅孟之恋发生于1926年，而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即祖母早在1924年就去世了。老太太去世后不久，梅兰芳应邀赴日，在抵达门司后曾经公开发表谈话，讲了来日演出的目的，其中一句话是：“今年夏天，我祖母去世了，目前我还在服丧期间，但我还是特地到日本来了。”关于戴孝风波，吴性栽只说了一句：“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据说，当时的情况是，梨园艺人们纷纷前往梅家吊唁，有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还有“五大名旦之一”之称的名旦徐碧云，以及王蕙芳、姚玉芙、魏莲芳、王少楼、王少卿、王幼卿等。每个人都身着孝服，进了灵堂，烧了香，磕了头。可是，当孟小冬头插小白花，神情哀伤地来到梅家大门口时，却被人拦了下来——连门都不让进。这个时候，孟小冬自认身份和其他人不一样，她是梅兰芳的妻（她不可能承认她是妾），死者是梅兰芳的祧母，而她孟小冬就应该是祧母的媳妇，媳妇给婆婆戴孝不是理所当然的嘛。然而，正是因为她的身份，所以她才不能像其他梨园艺人那样进梅家吊唁。这是她想不通的地方，也是她万分气愤的理由。她认为，是梅兰芳正宗的妻子福芝芳从中作梗。尽管孟小冬自以为她嫁梅兰芳，有媒人，有婚礼，有证婚人，也拜了天地，算得上是明媒正娶，但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在福芝芳的眼里，他们的这个所谓婚姻，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否则，他们为什么躲躲藏藏了那么长时间，而不敢将关系公开？孟小冬所期望的“两头大”，更没有被肯定过。既然福芝芳始终没有认可孟小冬的身份，又如何能让她以梅兰芳妻的身份为祧母戴孝呢。一向心高气傲的孟小冬被堵在梅家大门口，又引来不少人的围观，自觉面子大失。她福芝芳可以不承认，他梅兰芳难道可以不承认吗？又急又气的孟小冬不是暂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是选择了反抗：她厉言要求面见梅兰芳。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梅兰芳没有站在她一边为她拒理力争——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情温和，从来不做撕破脸皮的事儿，更主张息事宁人。梅兰芳好言相劝，让孟小冬离开。他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不让福孟双方争锋相对，这应该是当时处理事端的最佳方式。但是，在孟小冬看来，梅兰芳不帮她说话，也让她难堪。这使她倍受打击，自尊心也受到极大伤害。她突然发现，她最心爱的男人，其实也没有把她当回事。她开始怀疑，她在他的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身份，妻？妾？她也终于有所醒悟，此时的她，别说是梅兰芳身边最亲密的人，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如，他们都能进门参加吊唁，唯独她不能。绝望啊！孟小冬满脑子都盘绕着“绝望”两个字。她走了，不单单是离开了梅家，而是走出了北平，一下子就走到了天津。她在天津的一个姓詹的朋友家住了下来。詹夫人是个佛教徒，每天烧香念佛。孟小冬想起了她小时候曾经常常跟母亲进庙烧香拜佛。此时，她还不是佛教徒，但是，现在也只有青烟香烛能够平复她心烦气燥的阴郁心情了。于是，她投入佛的世界，以寻求心灵慰籍。至于吴性栽所说，后来“梅兰芳在雨中站立了一夜”，似乎不太可信，倒更像是小说家言。就梅兰芳当时的年龄、身份和地位，他会那么做吗？又两个月后，天津闻人朱作舟主办辽宁水灾赈灾义演，邀请了包括梅兰芳、杨小楼等在内的京城名伶。还在天津的孟小冬得闻梅兰芳将来津，并无欣喜之情。有好事者有意撮合他俩，拟让两人再次合作，孟小冬冷冰冰地拒绝了。因为是赈灾义演，孟小冬不好回绝，但只同意和尚小云合作。梅兰芳唯有无可奈何。不久，孟小冬之母也到天津，再三劝和，两人似乎又重归于好，孟小冬随梅兰芳返回了北平。但是，破镜是难以重圆的，他俩之间的裂隙早已难以弥合。重归于好，只是假象，半年多之后，两人终于正式分手。感情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外人很难真正辨得清楚。于是，关于他俩分手的确切原因，便有了许多猜测。有人说，是“血案”造成的。“血案”发生在1927年，他俩正式分手，是在1931年年中。这么说来，“血案”和分手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说，是“戴孝风波”引发的。严格说来，这次事件更多的是在两人分手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似乎也算不上是直接的原因，毕竟在此之后，他俩又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多。有人将原因归结于孟小冬“是个涉世不深、不足20岁的单纯幼稚姑娘，对一切事物都看得不深不透”。可以将这样的说法理解为：单纯幼稚的孟小冬被梅兰芳骗了。这个说法更加牵强。孟小冬自幼学戏，六、七岁时就开始“跑码头”，是个在复杂混乱的梨园行摸爬滚打长大的姑娘，而非一位养在深闺、菽麦不辨的温室花朵。还有人说梅兰芳在访美期间，孟小冬不耐寂寞，又生出新的恋情。梅兰芳得知后，斩断了情丝。此说，很多“孟”派大不以为然，甚至根本不予承认。如果说支持此说的人因为没有公开“新的恋情”的确凿证据而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此授人以柄的话，那么，反对此说的人也不能因为如此就义正辞严地断然否认，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了解事实的全部。“新的恋情”是什么？显然不是结婚、公开同居，有的只可能是情愫暗生、眉目传情。既然如此，不明真相的人又如何能武断地说“是”或“不是”呢。可以确定的是，此说显然暴露出泾渭分明的“梅”、“孟”两派。“梅”派出于保护梅兰芳，将两人分手的原因归于孟小冬；“孟”派却不甘如此，不能容忍心中的女神名誉受损，而奋起反击。在没有利益关系的外人眼里，孟小冬到底有没有新的恋情，很难说，或者说，不知道，或者说，不清楚。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闻人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付给孟小冬4万块钱作为赡养费。也有人说，梅兰芳给孟小冬钱，是他访美后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不管怎么说，给钱是事实。孟小冬收了钱，却似乎并不领情。在两人分手两年之后，即1933年——他们是1931年分手的，也就是梅兰芳访美归国后近一年——且早已一个生活在天津、一个迁居到上海，孟小冬竟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登3天“紧要启事”，似乎因为不堪忍受别人针对她的“蜚语流传，诽谤横生”，为使社会“明了真相”，而略陈身世，并警告“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或视听”的人，不要以为她是一个“孤弱女子”好欺负，她不会放弃诉之法律的“人权”云云。本来孟小冬的这一公开声明，应是针对那些败坏她名誉的人的，可大概是那些人在她看来，是站在梅兰芳一边的，因此迁怒于梅兰芳，将他视作冤头债主，《启事》中，也就有点儿出言不逊了：……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梅、孟分手，乃孟小冬自认为梅兰芳“负”了她。也就是说，她当初同意嫁给梅兰芳，是因为梅兰芳答应给她名份，但是后来，梅兰芳“不能实践其言”。换句话说，她嫁了之后，没有如愿得到名份。也看得出来，她是有些怨恨梅兰芳的。那么，梅兰芳该不该给她名份呢？究竟是不是梅兰芳出尔反尔呢？不论其他，但从法律上说，无论梅兰芳内心愿望如何，他都不可能给孟小冬名份。民国时，法律虽然并不禁止纳妾，但反对重婚，推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既然娶妾并非婚姻，所以纳妾行为并不构成重婚。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阶段，一个男人只能纳妾，而不能另外娶妻，否则，构成重婚。王明华去世后，福芝芳扶了正，成为梅兰芳法律上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又娶孟小冬，孟小冬的身份从法津上说，只能是妾，而不可能是妻。梅兰芳是一位爱惜羽毛的人，也一直努力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何况他当时，名气、地位都如何了得，如今却被人公开骂作“毫无情义可言”，应是如何恼火；孟小冬这一来,将给他的名誉带来自怎样程度的负面影响，应是如何气愤；而破口骂他的人，乃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这又使他如何尴尬，都不难想见。他完全可以从维护自己的名声出发，撰文加以驳斥，可是他却没有那样做。由此即便不能足见他对孟小冬的情义，也足见他的涵养与宽容了。孟小冬在《启事》里，加重语气说到那桩劫案：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她说她“与李某素未谋面”，并非事实。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们不但谋过面，而且李某还曾数次出入孟府。也许李某是单恋孟小冬，孟小冬对李某并无其他想法。但是，为解脱自己与“血案”的关系而杜撰“素未谋面”，显然不合适，也无论如何不能以事过境迁早已忘记了此人作为借口。看得出来，孟小冬在此，只知自己怒不可遏，却不顾甚至不知梅兰芳也同样在为那桩劫案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她是如此任性与烈性，也使人略窥两人不得长久的部分原因了。与杜月笙在与孟小冬重归于好到正式分手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梅兰芳没有被感情所牵绊。换句话说，感情问题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更愿意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1931年，他遭遇了情感挫折——跟孟小冬分手，但也就在这年，他参与创办了国剧学会、他第三次赴香港演出、他以他无可争辩的艺术成就，在四大名旦中位列首席。众所周知，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其中的程砚秋曾经是梅兰芳的弟子，拜过梅兰芳为师，因此，他俩的关系且师且友。程砚秋是难得的非常有思想有头脑肯钻研的京剧演员，他关注局势，关注社会，非常注重在剧目中引入政治思想。所以，“程派”戏极具思想性。与此同时，他也很重视将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他是第一个有明确戏剧观的京剧演员。之所以如此，固然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因为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程砚秋周围的朋友，李石曾是很重要的一个。他和梅兰芳的编剧齐如山一样，也是高阳人，原名李煜瀛，石曾是他的字，笔名真民、真石曾，晚年自号扩武。他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赫官宦人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任军机大臣。他6岁时即熟读诗书，有很深的国学基础。据传他年幼时曾被父亲带到慈禧太后面前，慈禧见他行礼如仪，还夸他日后必有出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慈禧料事如神，李石曾果然在中国历史上留得一名。如今提起李石曾，人们有两个方面的记忆：他与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是第一个留法学生，并和蔡元培开创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程砚秋与李石曾交往，在思想上和政治主张上都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因为李石曾给予的难得的机会，使他由原先单纯地戏剧实践，开始转向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戏剧教育方面的探求。这个“机会”，就是出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的副院长。李石曾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了一系列教育场所，其中有温泉中学和中华戏曲音乐院。他自任中华戏曲音乐院院长，邀请金仲荪、齐如山担任副院长。该院分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南京戏曲音乐分院。北平分院的院长由齐如山兼任，副院长是梅兰芳；南京分院的院址设在北平，院长由李石曾兼任，副院长是金仲荪和程砚秋。李石曾之所以聘请程砚秋为副院长，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俩有相近的政治主张，他看中的是程砚秋对于戏曲音韵方面的独特见地和研究。北平分院成立后，仅设立了一个院务委员会，由冯幼伟任主任委员，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张伯驹、齐如山、王绍贤为委员。但是，该分院却没有实施任何具体的计划。因此，收藏家、诗词家、书画家、著名票友张伯驹事后回忆说，北平分院实际上“徒具空名”。南京分院的工作却卓有成效。在音乐院设立南、北分院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隶属南京分院，首任校长是焦菊隐，教务长是林素珊（焦菊隐之妻）。后来接替焦菊隐担任校长的是金仲荪。最早创办的培养京剧人才的专门学校是1919年张謇、欧阳予倩在南通设立的伶工学社，在它之后，就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与南通伶工学社不同的是，该校男女生合校，这是戏曲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与南通伶工学社的教育模式相近的是，该校也以教授京剧为主，兼授文、史、算术、英文等文化课。京剧老师有迟月亭、高庆奎、王瑶卿、朱桂芳、郭春山、曹心泉等知名京剧演员；文化课教师有著名学者华粹深、吴晓铃和剧作家翁偶虹等。在平时的教学中，学校一方面破除梨园的陈规陋习，一方面大量排演新戏，并给学生更多的演出实践机会。作为南京分院的副院长，程砚秋自然很关心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建设，也很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让戏”给戏校学生。南京分院下设的第二个机构是戏曲研究所，地点设在中南海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曾经居所“福禄居”。程砚秋时常和徐凌霄、王瑶卿、陈墨香、曹心泉等在这里研究戏曲，锐意改革。第三个机构是《剧学月刊》社。这是一本戏曲理论研究的专门刊物，被称为是我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戏曲理论刊物之一。主编是徐凌霄。程砚秋和金仲荪、陈墨香、刘守鹤、王泊生、邵茗生、焦菊隐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出于研究的需要，刊物分设论文、专记、研究、曲谱、古今剧谈、京剧提要等栏目，每期登载大量有关京剧历史、剧目、舞台艺术、角色分析、脸谱阐述等方面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性。程砚秋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是《话剧导演管窥》，就刊登在《剧学月刊》1933年第2卷第7、8合刊及第10期上。南京分院工作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给“徒具空名”的北平分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梅兰芳的支持者因为对程砚秋的不满，对李石曾的不满，替梅兰芳大鸣不平之下，又有为梅兰芳保全面子、以壮梅兰芳声势的意思，鼓动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了北平国剧学会。学会经费来源于募得而来的各方捐款5万元，于1931在虎坊桥45号成立。据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先生回忆，为创立国剧学会，梅兰芳曾一连三次分批宴请各界人士，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当他向张伯驹商议该请哪些人来主持会务活动时，张伯驹以自己和余叔岩均不善于经营为由主张请办事认真、又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梅兰芳便又邀请了齐如山、傅芸子等人共同商议。“国剧学会”这个名称到底是由谁提出的，是由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出面组织的，还是齐如山自己所说是由他约他俩的，现在已经无法得到求证，但可以说，国剧学会的创办人应该包括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齐如山、傅芸子等。经过大家商议，学会下设四个组：教导组：由梅兰芳和余叔岩负责主持教学工作；编辑组：由齐如山、傅芸子负责主持文字整理和印刷工作；审查组：由张伯驹和王孟钟负责主持研究提高工作；总务组：由陈鹤孙、陈亦侯（一说白寿之）负责主持联络工作。北平虎坊桥45号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内建戏台一座，四周墙上挂着梅兰芳收藏的数十幅清廷升平署扮像谱。学会成立那天，到会祝贺的有李石曾、胡适、袁守和、于学忠、溥西园、刘半农、刘天华、梁思成、焦菊隐、王泊生、王梦白、管翼贤、徐凌霄等各界人士数十人。成立大会选出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李石曾、冯幼伟、周作民、王绍贤、陈亦侯、王孟钟、陈鹤荪、白寿之、吴震修、段子均、陈半丁、傅芸子为理事，王绍贤为主任。为祝贺学会成立，当天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演出开始还是沿用旧办法，从跳男女加官开始，接着跳财神，再跳魁星，最后跳灵官。剧目有《庆顶珠》、《捉放曹》、《芦花荡》、《阳平关》、《铁笼山》、《女起解》，大轴是《八蜡庙》。在《八蜡庙》里，诸角皆反串，梅兰芳戴上白胡子，反串武老生，饰老英雄褚彪，这是他首次戴髯口。演出虽然很轰动，但也遭来非议，有人责问梅兰芳：“你们闹什么？都是反串，学会成立第一天，不严肃。”梅兰芳很平静地解释了他们的初衷：“一来是为学会成立助兴，大家一乐；二来是从反串中可以看出，一个角儿并非单会本行，对各行当的基本功都掌握了，可以为后学者做个榜样。”果然，一次反串戏给国剧学会带来了好名声，大家议论说：“国剧学会是提倡练真功夫的，连票友都功底不错。”与程砚秋任副院长的南京分院附设一个戏校，一个戏曲研究刊物这两个机构相仿，国剧学会也下设一所介于科班和票房之间的教学组织“国剧传习所”和两种戏剧理论刊物《戏剧丛刊》、《国剧画报》。国剧传习所是国剧学会里教导组的一部分，招收的学员有一定的演戏基础、年龄在16、7岁以上且过了倒仓期。传习所主任由徐兰沅担任。1932年5月12日，国剧传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梅兰芳致开幕词、闭幕词，鼓励学员“一要敬业乐群、二要活泼严肃、三要勇猛精进”。该所共收了70名学员，分为老生组、青衣组、小生组、丑行、净行、音乐组。其中青衣组的负责人就是梅兰芳。他不但是负责人，还亲自参与教学。为贯彻国剧学会的“以纯学者之态度、科学方法，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期发挥吾国原有之剧学”的宗旨，以达到“阐扬吾国戏剧学术”的目的，国剧学会还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和《国剧画报》。《戏剧丛刊》的发起人有梅兰芳、齐如山、胡伯平、段子君、黄秋岳、傅芸子、傅惜华。原定每年出4期，可始终没有按期出过。论及原因，齐如山说：“一是写这种文章的人太少，很难得写一篇；二是订的办法太讲究，必须用连史纸，且用线装，因此用钱较多，经费更难筹划。”因此，该刊继继续续一共出了4期后就停了。考虑到《戏剧丛刊》虽然也有些图片，但主要还是以文字为主，因此，国剧学会又编辑出版了《国剧画报》，以“刊登有研究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图片为主，附以戏曲评论文章”。“九-一八”后，形势日紧，次年春，梅兰芳被迫南下，迁往上海，国剧学会因此停止活动，只在虎坊桥会址陈列一些戏剧资料。国剧学会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对戏剧理论研究工作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早在1928年，上海创刊了一本杂志，取名《戏剧月刊》（一共出了36期），主编刘豁公。《戏剧月刊》一经面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并且深受剧界好评。1930年，该刊举办了一个关于“四大名旦”的征文活动，这个活动的全称是“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征文活动正式起始于1930年8月。为此，主编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2卷第12期的“卷头语”中，刊发了一则征文启事，首次以文字形式明确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为“四大名旦”。所谓“之比较”，说穿了，就是一个论高低、排座次的问题。《戏剧月刊》的那则征文启事，因为是第一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称呼“四大名旦”，因此“梅、尚、程、荀”被认为是最早的排序。其实并非如此，最早为他们四人排序的，是剧评家舒舍予。在1928年的时候，他在《戏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梅荀尚程之我见》。这里，他没有用“四大名旦”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为大众提供了“四大名旦”的信息。从舒舍予的那篇文章题目中，可以发现，他的排序是：梅、荀、尚、程。但是，这不是他的最终排序结果。他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多种排序：以年龄大小论，就是梅、荀、尚、程；以成名先后论，改为梅、尚、荀、程；以声誉名望论，又成梅、程、尚、荀。这也就意味着，《戏剧月刊》的“梅、尚、程、荀”就属于第4种排序。无论是舒舍予，还是《戏剧月刊》，他们对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一厢情愿”的意思，都是出于个人的理解，比较主观。“征文活动”之后，四大名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理性分析之后产生的，因此多了些科学性。征文活动历时数月，1931年1月，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3卷第4期的“卷头语”中，这样写道：“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的声色技艺，究竟高下若何，那是一般的顾曲周郎都很愿意知道的。我们编者本可以按着平时观剧的心得，做一个忠实的报告，但恐个人的见解，不能代表群众的心理，为此悬赏征文，应集诸家的评论，择优刊布，以示大公。本期刊布的共计3篇……。”细心一些的话，可以发现，《戏剧月刊》对四人的排序已经由征文前的“梅、尚、程、荀”转变为“梅、程、荀、尚”了。这新的排序，来源于什么呢？《戏剧月刊》是研究性很强的京剧专业理论刊物，读者群并不广泛。“研究之比较”这样的征文，带有研究论文的性质，所以参与的读者也不多。杂志社共收到70余篇应征稿件，热闹程度远不如三年前，即1927年《顺天时报》主办的“五大名伶新剧投票活动”。经过戏剧评论名家的审阅，最终确定了10位获奖者，分别是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丁成之、朱子卿、王之礼、朱家宝、陈少梅、张容卿、黄子英。刘豁公对前三位作者的作品，尤为喜爱，说它们“言论持平、文笔老练为最佳”。不久，《戏剧月刊》公布了获奖名单，并全文刊发了前三名，即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的获奖文章。实际上，苏、张、苏三人的排序方法，与舒舍予相似，即从不同方面，按照不同情况，在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与舒舍予只从“年龄、成名先后、声誉名望”这三个方面分析不同，他们的分类更为细致，评论得也更加详细。一、苏少卿从8个方面，对四个人的艺术进行了全面评述。即唱工、做工、扮相、白口、武工、新剧、成名先后、辅佐人才之盛，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嗓音：首推梅兰芳；唱工：首推程砚秋；扮相：首推梅兰芳；做工：首推梅兰芳；白口：首推梅兰芳；武工：首推荀慧生；新剧之多：首推梅兰芳；成名之早：首推梅兰芳；辅佐之盛：首推梅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