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11

陈果夫连忙说：“我的病你嫂子和医生照管，你们尽管放心。你们在美国定居以后，别忘了给我来信报平安。”　　陈立夫说请果夫兄放心。　　孙禄卿说兄长保重。　　二人起身告辞，陈果夫起身相送，无奈身体虚弱，如何也起不来，陈立夫扶陈果夫坐下，不让他再送。陈果夫又试了试还是起不来，只好托夫人朱明代送。　　谁知，兄弟俩这次见面真的成了诀别，这是后话。　　陈立夫在台湾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年会。　　这个协会是陈立夫能坚持的最后一块阵地，他想临走前与自己的部下告个别。　　在与会员们见面之际，他的老部下均声泪俱下，再三劝陈立夫不要离开台湾，并表示愿意与他继续奋斗，再创一番事业。　　这种情景令陈立夫十分感动，在受到蒋介石的冷遇、陈诚的排挤之后，他才体会到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只有情谊是无价的。　　他几乎放弃离台远走的计划。　　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太轻率了。　　也许他的势力并不是所料想的那么孤立，那么无援。　　也许，另起炉灶，会有东山再起、重振威风的那一天。　　想到这里，陈立夫不由冷咳了一声。　　但是，他的冷咳还没收住，却看到了一个想象不到的现实：蒋介石派人来看他，并送上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　　蒋介石的用心显而易见，逼他早日离台。　　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陈立夫清醒了，同时，任何幻想都随之飘散了。　　蒋介石这一举动，最终促成了陈立夫早日离台。　　陈立夫和夫人赶紧打点行装，收拾物品。　　一切收拾停当之后，孙禄卿问陈立夫“要不要去向总裁辞行？”　　陈立夫犹豫着没说话。　　陈禄卿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去一下为好，就算是人之常情吧。”　　陈立夫停了半天才说：“也好，我去看看，自己追随几十年的蒋总裁，对我远走他乡是何姿态！”　　陈立夫终于下了决心，临走前去拜访蒋介石。　　不料，蒋介石却不住，宋美龄接待了他。　　陈立夫单刀直人，说明来意：“夫人，我是向总裁来辞行的，请问总裁可在家？”　　宋美龄不解地问：“辞行，辞什么行？”　　陈立夫说：“我们一家打算去美国，明日一早起程。”　　宋美龄故作同情地说：“既然来台湾，现在比较稳定了，何必又远走高飞。中正不在，要不要派人禀报一声？”　　陈立夫说：“那就不必了。谢夫人挽留。”　　宋美龄：“你们在美国是打算定居还是旅行？”　　陈立夫说：“夫人，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是定居还是旅行，恐怕已无人过问。不过，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信马由缰，听天由命吧。”　　宋美龄听了陈立夫话里有话，知道他心中不悦，这会儿什么话都说的出来，也就没说什么。　　陈立夫站起来说：“请夫人转告给委座，就说我向他辞行了。”　　宋美龄却拉住陈立夫说：“别走，我要送你一件东西。”　　宋美龄起身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圣经》递给陈立夫，十分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也许会感到难以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　　宋美龄这几句关切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的无限怨气，他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但却字字含恨地说：“夫人，谢谢你的好意。可你想过没有，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宋美龄没想到陈立夫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感到无言以对，也算见过许多大场面的宋美龄还从来没有遭受到如此奚落，她一时感到很尴尬。　　陈立夫见宋美龄面色发窘，自己想说的话又说出来了，感到痛快了许多，同时也有某种自豪感。　　1950年8月4日晨8时，台北机场。　　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驱车来到机场大厅。　　他计划先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飞往法国，转瑞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开完以后，他将定居美国，在美国度过自己的晚年岁月。　　这天早晨，来机场为他们全家送行的有300多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CC派同仁，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员。　　陈立夫明白，这些人中，有的是怀着真心实意来送行的；有的则是碍于情面，作礼节性的应付；有的则幸灾乐祸，来看这样一位“党国领袖”的凄凉下场。　　不管怎么说，几百人的场面还是十分壮观的。　　陈立夫心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面对送行的人群，他本想说些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却说不出口。是的，事到如今，还说些什么呢，还能说些什么呢？　　飞机缓缓升起，升到了台北的上空。　　陈立夫俯视着模糊的人群，逐渐模糊的海岛，他突然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想到这里，他心中增加了几分凄凉。　　再见了，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再见了，岛上的人们，何日是归期，何日再相逢？请问苍天与大地。　　第十七章 果夫之死　　1．强忍病痛，赶著忆文　　陈立夫说走就走了。台湾的孤岛上，陈果夫苟延残喘，危在旦夕。死亡在一天天向他靠近。　　1950年是陈果夫最难熬的一年，政治上的落榜，生活上的窘迫，立夫出走的离别之苦，再加上疾病缠身之痛，一齐向他压来，他感到孤助无援，内心苍凉。　　为了消磨时光，也为了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陈果夫打算写一部回忆录。　　他将自己40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分门类地写出来，他声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俾世人了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　　实际上，陈果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出书向蒋介石表白，他陈果夫一生是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的，希望蒋介石能以恻隐之心，对陈氏家族另眼看待。　　陈果夫雄心勃勃，把回忆录按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道德、建筑、经济、计划、教育、人事、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列出了条目。　　陈果夫决定耗尽心血乃至生命也要完成这部历史性的著作。他觉得这部著作，既是对自己“革命生涯”辉煌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在大陆20多年沧桑经历的概括，完成这部著作，于党于己于侪辈与后人，均是一笔财富，尤其对后人对来者，乃是一部教科书。　　事到如今，卧病在床的陈果夫，也只有通过手中的笔来替自己说话，把自己的酸甜苦辣，经验教训，政绩过失，委屈哀怨，一股脑地倒出来，这样，即便命归黄泉，也将无憾事。　　陈果夫铺开纸便开始写，无奈力不从心，手总是抖，想表达的话总落不在纸上，一天也写不了几张纸。　　陈果夫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死亡正一天天向他走来。　　9月初，吐血一直不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来，越吐血块越大越浓。　　陆军医院的副院长徐住周、外科主任王吉、内科主任张协时及台中开业医师李攀五，还有朱仰高、黄潮海、吴迪等台湾名医，都曾前来陈果夫寓所会诊，共同治疗，却总不见效，陈果夫的体质比以前大为虚弱了。　　9月3日，张静江在纽约病故。　　消息传到台湾，病中的陈果夫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他想起当年在上海交易所时与张静江密切交往，大革命时期又来往甚密，如今竟先他而去了。　　陈果夫沉陷于极度悲痛之中。　　陈果夫强忍悲痛，支撑起身子，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给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　　那篇文章见报之后，陈果夫又撑起身子反复读了一遍，读着读着又落起泪来。　　医生劝他不要过于悲痛，不然，身体就更加虚弱。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噩耗不断传来，陈果夫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均相继离世，有的年龄比自己还轻，却走在他的前面，这就更增添了几分惆怅。　　陈果夫已经哀到自身了，那么多同事和朋友有的比他年轻，有的比他身体好得多，却连个招呼也没顾上打，就匆匆地走了，悲痛之余，他感到有些后怕，他晚上常常作恶梦，他想，无论如何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陈果夫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便夜以继日地写作，无论医生怎么相劝，他也不听，甚至有时跟医生发脾气，说自己已经是要死的人了，不用再治了。　　1950年底，陈果夫终于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轻松了许多，自己觉得精神状况好一些，准备第二天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除夕之夜，爆竹声声，万家灯火。　　陈果夫独坐床头，静思默想，许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往事不堪回首。　　然而，人老了，特别是感到自己已在世不久的时候，越容易怀旧，他想自己的童年，想从政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想自己的恋爱、婚姻与家庭，想与立夫的手足之情和患难与共。　　多少年来，陈果夫早已养成了岁末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管再忙再累，也总要把一天的事记下来。到了岁末，要写成文字总结。　　对于1950年这不平常的一年，该总结的东西太多了，他简直不知从哪些方面开始着手回顾总结。　　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致的总结；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尚未人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　　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　　三、读书未尝为书本所困，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福、作威、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因位之想，及悻进之图，我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六、办党务工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七、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报乐观与进取之心。　　为便于延医购药，改善治疗条件，1951年1且15日，陈果夫决定从台中迁至台北市。　　台中市各机关长官，于这天晚上在小北楼三楼礼堂为陈果夫宴钱。　　l月22日，陈果夫乘车到台中市车站，送行者约百余人，下午就到了台北市，接站者也约100多人，场面很壮观。　　陈果夫下车后，高兴地和大家握手问候，此时，他的病好像减轻了许多。　　陈果夫在台北，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医疗条件确实比台中好多了。　　然而，来访的客人也比在台中时多了。这又不利于他的休息。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在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以像在台中那样随便说话。　　一天，友人苗培成等来见。　　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话也投机，气氛很热烈、和谐。　　苗培成善于开玩笑，在这个时候，更爱逗陈果夫开心，他说：“台中天高！”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今天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　　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　　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消遣。　　《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按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大，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还有令陈果夫欣慰的事。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　　陈果夫在自序中说：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惟延持十年，殊为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听着呢。”　　陈果夫喘着粗气，他死死地抓住朱明的手，朱明把脸贴近陈果夫的脸，再一次问他：“果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儿女们都在跟前，有话就说吧。”　　然而陈果夫抓住朱明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一个字，又陷入昏迷状态。　　医生们紧急会诊，然却无力回天，延至4时52分，陈果夫带着一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功与过，荣与辱，忠与怨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面对陈果夫僵硬的尸体，家人们失声痛哭，唯有朱明欲哭无泪，她知道陈果夫迟早有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又感到突然，虽然病魔伴随了陈果夫大半生，每当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她就十分难过。然而，毕竟夫妻恩爱一场，她舍不得他走。　　没有遗嘱，而有遗言--《铮谏之文》；没有遗产，而有遗著--《老病人谈中西医》。　　一生风雨坎坷，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民党蒋介石虽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死万事休，生前虽未红得发紫，但死后也让他倍享哀荣。　　蒋介石下决心要为陈果夫厚葬，以慰在天之灵。　　陈果夫去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73人，又委派CC系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81岁高龄的陈其业从台中专程赶到台北悼丧，见儿子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表示出极度悲痛，老人几次昏厥过去。　　陈果夫寓所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枫东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浮现出极度哀痛的神情并几度鞠躬。　　人死如灯灭，尚在世间的恩恩怨怨将一笔勾销。　　蒋介石似乎要求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宽恕。　　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陈果夫的哀悼之情，亲手书写“痛失元良”匾额一幅。　　27日下午3时，陈果夫遗体入殓。　　9月15日，蒋介石特颁“褒扬今”：　　“前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城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溯自民前加盟，先后参与武昌起义暨讨袁、北伐、抗战、勘乱诸役，赞襄缔创，卓著勋勤，中经办黄埔军校，主治淮河水利，敬恭将事，均彰越绩。嗣更外膺疆寄，内佐栓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灼识机先，襄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至其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盖画良漠，有稗建国，乃以优劳，触发旧迹，黄志澄逝，追怀政迹，转怀弥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邮。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政府驾念动庸之志意2此令！”　　陈果夫生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死后却倍享殊荣，对陈氏家族的死者和生者都是莫大的安慰。　　9月16日，各界假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为陈果夫举行公祭典礼。　　下午3时，陈果夫灵枢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里。这里青松翠柏，云蒸雾蔚，环境幽雅，景色秀美。　　选择了这块墓地，似乎满足了陈果夫的遗愿。但陈果夫最理想的地方倒是他的家乡--浙江吴兴，他生前十分喜欢自己的家乡，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　　我希望我的故乡，　　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　　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　　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　　爱我如慈毋，　　不让我漂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愿离开，　　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故乡情结，诗韵里，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乡之情，只可惜，就像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与死一样，他已没有权力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这对陈果夫来说，不能说不算一件值得遗憾终生的事。　　陈果夫愿自己终生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故乡，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河边，浩瀚的太湖水边。　　但是，茫茫的海峡却将观音山隔为天山一隅、水天一方，尽管如今的吴兴已是陈果夫诗中所描述的“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却只有抛骨异乡，含恨长眠了。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枢在鼓乐声中放在观音山基地。　　陈果夫的特务政治生涯也随之葬入了冥冥地府。　　3．最后的挣扎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CC系陷于崩溃的边缘。　　剩下的特务们中，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从整体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是一落千丈。　　作为当年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CC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人员庞杂不齐，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的问题上，有些人拥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政”，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化的道路。　　这两类人，前者都担任各省市党部的要职，即通常所说的党棍；而后者则依仗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这三者合称“中央民意机构”亦即国民党政权的“国会”。　　“改造”之后，CC系中的党棍被甩到一边，而走议会道路的这批人，却因国民党要维护“法统”而得以享受到事实上的“终身制”，成为当局轻易奈何不得的贵族式人物。　　出于自身的政治观念，也为了地位有保障，这批人以“国会”为据点，在肯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大前提下，扮演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因为是站在“国会”的立场上，这些人自然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自然要对当局的施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自然要大声呼号“民主法制”。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大陆时被视为极端保守派的CC派，到台湾后，竟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被塑造成替无权的老百姓讲话的“开明派”。　　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　　CC派的元老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白云梯等，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以陈诚为背景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　　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以此为由，台湾当局于4月11日下令停止报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从而开始了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　　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成合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宪法”及“自由言论”的原则，不能通过。　　后来此法虽获通过，但费希平等仍不断在“立法院”呼吁，要求废除此法。　　但是，台湾当局不退反进。　　1954年4月28日，又颁布《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言论出版进行更加全面的控制和严厉和钳制。　　紧接着，于同年11月5日，又抛出《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九条。　　其中很多规定笼统抽象。如“不得发表有违基本国策的主张”之类，可以作为一项伸缩自如的帽子，随意给当局不满意的刊物扣上。　　此法案一公布，各民营报刊纷纷抗议，到“立法院”请愿，要求废除。　　CC派的“立法委员”也群起而攻之。　　“行政院”被逼无奈，于＊月9日宣布暂缓执行，计此件出笼仅5天便告夭折。　　由“终身制”的“中央民意代表”组成的“国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橡皮图章，如果党籍委员们一致投票，必稳获多数。　　但如果CC系的“立委”转向，与民社党、青年党及无党籍的“立委”联合一体，就有可能使当局提出的法案通不过。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之所以收回“九条”，是因CC派反对所致。　　1955年6月，属CC派的“立委”余俊贤、于镇洲、吴大宇、王文光、陶百川、萧一山等在国民党开明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对“内政部”擅创“违反发行旨趣”的罪名摧残出版界的行径提出纠正案。　　纠正案指出此事乃“法外苛政”，并指出“内政部”仅抓住一两篇文章便给民办刊物《世界评论》扣上“登记时曾为不实之陈述”的帽子，勒令《世界评论》停刊10个月。此举“不独苛酷”，抑且违法，应请“行政院”予以纠正，“以后不得援例。”同时，该纠正案还要求“行政机关剥夺人民权益之任何处分书，必须详叙所以剥夺之事实及理由”，出版界向行政机关诉愿，行政机关应予受理，10日内答复。　　与此前后，CC派元老谷正鼎公开讲话，称蒋氏父子“以派系消灭派系”，气得蒋介石要开除他的党籍。　　CC派要员潘公展，则跑到美国创办报纸，不时对台湾政权予以批评。　　据说，CC派还成立了由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等人组织成的中心小组，负责协调该派系的活动。　　为平息CC派的怨气，维护内部团结，蒋介石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提名陈立夫、谷正鼎、方治。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萧同兹、白云梯、田昆山等20余名CC派担任“中央评议委员”。　　这批人毕竟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在蒋对他们安抚之后，虽然仍有牢骚，但还是尊重蒋介石的安排，退出政坛第一线。　　这批人退出第一线以后，致力于办一些“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之类的团体，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摇旗呐喊。　　这时，CC派的主要代表，便从陈立夫等变为梁肃戎、于镇洲等中年“立、监委员”，他们继续扮演“忠诚反对派”的角色，首先是在“监察院”内发动一连串弹劾案。　　1956年12月，CC派“监委”提出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的生活日益窘迫，而若干“政府机关”则殊多浪费，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用节余下来的开支调整军、公、教人员薪水及津贴之用。　　这批人还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既在“行政院”领薪，又在“中央银行”享受总裁供给制，是浪费的典型。　　1957年3月，CC派“监委”终于促成“监察院”通过了一项纠正案，其中包括俞鸿钧“兼职领薪”在内的各项浪费事实，要求“行政院”查找纠正。　　3月26日，此件案寄到“行政院”。　　“行政院”于7月19日和24日两次函复办理情形和结果，却引起“监察院”不满。　　不满的原因是：“监察法”第25条规定，答复期限为两个月，而“行政院”却是过了4个月才答复，而在发函中也没有说明对“监察院”所要求纠正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改善和处置措施。　　“监察院”一看势头不对，不得不于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4次邀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备询。　　“行政院政务委员会议”讨论结果，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也通过决议，不赞成俞鸿钧到“监察院”备询。　　“行政院”有了中央的撑腰，胆子更大了，率先在报纸上披露此事，并列举理由说明“监察院”属于无理要求。理由是：“宪法并未规定行政院长必须到立法院报告工作或被查询，行政院长只对立法院负责，不对监察院负责。”　　“监察院”则反驳说，“宪法”虽未规定“行政院长”必须到“监察院”报告或被查询，但也未规定“行政院长”不须到“监察院”报告或查询。　　同时，“宪法”第95条定：“监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会之工作，分设若干委员会，调查一切设施，注意其是否违法或失职。”从这两条的法理而不是从文字上讲，可知“行政院长”的工作也在“监察院”监察范围之内，“监察院”既有权弹劾“总统、副总统”，自不容“行政院长”享有免受“监察院”质问、调查及弹劾的特权。　　而按“监察法”第20条规定，“监察院”有权对调查对象“指定地点询问”，当“监察院”指定俞鸿钧到院备询时，并未违反上述规定，故俞鸿钧拒绝到院是违法的。　　两院的这场争论，延续数月，引起台湾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据统计，各报刊发表的讨论文字不下百万言，事态自然也更扩大。　　在参加讨论的各方中，同情“监察院”的占优势。　　据后人对当时14家重要刊物（包括香港和纽约的华人报纸）上21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整理分析，发现支持“监察院”者15篇，不置可否者3篇，仅有3篇公开支持“行政院”。这三篇文章一篇为陶希圣所作，另两篇分别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党办刊物《每周评论》的社论。　　1957年12月10日，全体“监察委员”在院长于右任的主持下，举行了第508次院会，CC派“监委”吴大宇向会议报告了围绕“杜绝浪费纠正案”的争端经过；另一CC派“监委”曹济文听后马上建议大会讨论弹劾俞鸿钧。　　经过3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决议成立“行政院长俞鸿钧违法失职案件处理小组”，由萧一山为召集人，萧一山、于镇洲、陶百川、熊在渭、吴大宇、余俊贤、刘耀西、陈志明、陈大榕、王文光、刘永济等11人为小组委员。大都为CC派成员。　　同时，蒋介石先派陈诚出面，劝“监察院”让步，没有结果，再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两次宴请“监委”，但多数“监委”拒绝出席。　　外国记者就此评论道：“自从蒋退出中国大陆以后，有一整批党员拒绝尊重他的意愿，这还是第一次……”　　1958年二月31日，“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宣布“监察院”弹劾俞鸿钧“违法失职”难以成立，但“兼职领薪有违节约”则是事实，故给予俞“申诫”处分。　　2月14日，此项申诫令按法律程序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签署公布。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表示其个人对此弹劾案“深感遗憾”。　　俞鸿钧于申诫令发表后三次请辞本兼各职，当时均被蒋介石慰留。　　在此之前，俞鸿钧提出万言申辩书，次日，蒋介石亲自出马调解此事，他把党的高层领导和本党籍的“监委”召集到了中山堂。　　蒋介石先是批评“行政院”对“立法院”的纠正案逾期答复，这是不对的，并表示在原则上俞鸿钧应该到“监察院”备询。　　这样貌似公允地唱了几声高调以后，蒋介石脸色一沉，又大骂监委们：“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院长，如何可受如此情形的调查……现在造成弹劾案，使得中外舆论哗然，处理上实系不对！”　　“监委”们面面相觑　　蒋介石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道：“现在反攻行动迟未行动，主要是我们内部尚有问题，我希望各监察委员从今以后，要慎用你们的权力！”　　蒋介石话音刚落，便有几个“监委”站起来，说明“监委”质询时对被质询者“礼貌唯恐不周”，而绝不把他们视作囚犯。　　蒋介石一听，“监察院”的CC派直接冲自己来了，死了一个陈果夫，走了一个陈立夫，CC派还如此张狂，但蒋介石深知CC派在国民党内人多势众，根深蒂固，想一次性铲除干净是不容易的，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一些老党员也接受不了，必须慢慢来。　　想了一会，蒋介石镇静地说：“不能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我讲话的核心是，我们一定维护党内团结，消除派系，大家精诚合作，共同为党国效力，使我们尽快形成合力，早日收复大陆。”　　监委中又有人站出来说：“维护党内团结的前提是总裁要一视同仁，把一碗水端平。”　　蒋介石被激火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了？娘希匹！在我离开大陆的时候，就讲过，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你们这班人！事到如今，你们还在顽固不化，我行我素，强词夺理。难道你们愿意看到国民党彻底垮台吗？难道你们想让共产党马上打到台湾吗？”　　监委们见蒋介石又开始骂人了，没有人再站起来说话，但对他的发脾气，却表现出不以为然。　　蒋介石干咳了两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我再强调一句，我党内部一定强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些年，我们的经验教训还少吗？”　　蒋介石说完宣布散会。　　这次会后，“监察院”并没被蒋介石的大发雷霆给镇住，依然我行我素，并发表长文，对俞鸿钧的申辩书进行反驳。　　这次弹劾案，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可算是CC派另一个小的胜利。　　弹劾案风波很长时间没有消停。　　CC派的人在国民党的夹缝里艰难生存，他们不肯坐以待毙，需要垂死挣扎，他们不许其他派系忽视自己的存在，宁可小题大作，无事生非，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实力。　　其实，在台湾官场上，“兼职领薪”算不上什么大过，更不至于为此弹劾“行政院长”。　　如果与当年的孔祥熙、宋子文相比，俞鸿钧能算什么？　　俞鸿钧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后得吴铁城赏识，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逐级升至市长，进而受到蒋介石器重。　　俞先后任“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因帮蒋经国盗运黄金，更成为蒋门大红人。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解除了陈果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让俞鸿钧继任，1953年，吴国桢辞“台湾省主席”职，接任者又是俞鸿钧。一年后，俞又升任“行政院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台湾报界送给他一个绰号：“OK俞”。　　据说俞鸿钧本人曾打算到“监察院”备询，但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院会都通过决议，阻止他去。　　如果俞鸿钧真的去了，CC派“监委”们已捞足面子，也就不会再弹劾他了。　　而俞鸿钧坚持不去，“监委”们自然认为他是仗着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而无视“监察院”，更确切一点说，就是无视CC“监委”们的存在。　　为了维护“监察院”的地位与权力，只有走向弹劾的一条路。　　因此，台湾有些民办报刊认为，俞鸿钧是作了“‘监察院有关方面斗法的牺牲品”，说他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俞鸿钧弹劾案，是继李宗仁、吴国桢之后的第三大弹劾案。但李宗仁和吴国桢是已脱离台湾后才被弹劾的，不过是国民党自找台阶下而已，而俞鸿钧却是在任“行政院”长位置上受到弹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外国观察家认为“实际是对国民党一种反叛”，而且“反叛的党员不是这个党内比较年轻的那一派，而是国民党内以前从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纪律问题的老党员。”　　这些老党员，当然指的是CC派。　　1958年1月16日，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根据监察院的弹劾案，宣布对“内政部”长王德博和“警政司”长李骞违法支持国民党的省工会理事长简文发枪夺民办《工人报》发行权一案进行了判决。CC系派“监委”对促成弹劾也起了很大作用。　　“监察院”方面的“弹劾热”尚未冷却，“立法院”方面又爆发风潮。　　3月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出版法修正草案》，并要求“立法院”以秘密通过的方式完成“立法”手续。　　这一“修正案”规定凡新办刊物必须向台湾当局注册登记，非经批准不得发行，从而在原来的“报禁”之外又加了“刊禁”。　　至于办刊物，原《出版法》细则规定，非经法院宣判不得查封，而“修正案”则规定，“政府”有权根据出版物登载的内容对其进行“警告”，经三次“警告”后该刊停刊一段时间。　　如刊物已停刊三次，将取消其注册，这就是台湾当局可任意找每一家刊物的岔子，并不经法庭两封闭报纸。显然，这样的“修正”，是把原来已徒有虚名的言论自由越修越少。　　这一“修正案”系由蒋经国所控制的特工系统制订，以“行政院”名义提交“立法院”。　　身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事先并不能看到这一草案，更不可能提任何建议，只有扮演一个“邮差”角色。　　本来蒋氏父子是想尽量保守秘密，但内部却失控，此一“修正案”终被台湾新闻界侦悉，立刻引起了一场庞大的抗议风浪。　　当时，《自由中国》、《公论报》、《中国邮报》、《大华晚报》等各家民营报纸和独立刊物，纷纷发表社论，指责“修正案”扼杀言论自由。　　“台湾省议会”、“高雄市议会”、“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台北市新闻通讯协会”，也都公开声明反对“修正案”。　　CC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民、青两党及无党籍“立委”们联合，在“立法院”内外阻止通过此案。　　海外人士和国际新闻协会也来抗议台湾当局践踏言论自由。　　4月15日，台湾各民营报刊推出9位代表到“行政院”谒见俞鸿钧，请“行政院”自动把“修正案”自“立法院”撤回或函请“立法院”“暂停审议”，以便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重新审慎研究，但被俞鸿钧拒绝。　　4月22日，以CC派“立委”为主，联合120名“立委”提出将“修正案”公布，听取意见后再做审议的议案。　　谁知，这个议案为157名主流派“立委”给予否决。　　在双方激烈辩论中，青年党“立委”李公权说“立法院”不应成为猪仔议会。　　李公权这句话刚一落地，主流派的“立委”侯庭督立刻拍案而起：“你再说一句我听听，为什么叫他们猪仔议会！”　　李公权也毫不示弱：“说一句又怎么着，就是猪仔议会？”　　侯庭督上去抓住李公权的脖子大声吼道：“我揍死你！”　　李公权也抓住侯的脖子：“你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众人见李、侯二人马上就要大动干戈，把他们劝住了。　　李公权最后软了：“好，好，是我的不对还不行吗？”　　国民党“国会”当即差点没有变成武斗场。　　5月4日，台湾市报业工会代表到“立法院”请愿，将“修正案”与“宪法”抵触的条文进行对照列举，请求“立法委员”维护“宪法”。　　当时台北的一家民办刊物《图画新闻》发表文章，建议各刊物在未获得满意结果之前，一律于门口挂半旗以示抗议。　　只可惜这一建议没有任何刊物敢于响应，《图画新闻》也没有自行实施。　　由于CC派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使国民党掌握的“立法委员”票数一分为二，通过此案有困难。　　国民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企图说服CC派“立委”让步，但却没有结果。　　蒋介石见事态扩大，不由得怒发冲冠，他曾想开除100多名CC派“立委”的党籍，就此机会，把CC派彻底斩草除根。　　陈诚劝蒋介石息怒，尽管他痛恨CC派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痛恨的对象主要是陈立夫，而陈氏家族至今一走一亡，他心头的仇恨已自我消亡了一半。　　接下来了是现任“行政院长”俞鸿钧，虽然他也是CC系的冤家对头，但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怕事情闹得太大，对蒋不利。也劝蒋介石三思而行，并说即使想把CC派斩草除根，现在也不是时候。　　第三个规劝蒋介石息怒的是蒋经国，二陈一走一亡以后，没有人可以在国民党内部与自己抗衡，绊脚石已经搬开，但他还是劝父亲不要急于对CC派下手，并讲了其中的利弊关系。　　这么多人都来规劝，蒋介石只好罢手了。　　5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党内“立法委员”必须服从“中央决议”，负责在本届会期内照原案通过《出版法修正案》，否则，一律执行党纪，直至开除出党。　　在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情势下，CC派终于屈服，同意放弃反对立场，改投赞同票。　　蒋介石乐了，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权势，也更加藐视CC系这帮人。　　CC派100多名“立委”一转向，国民党想通过任何法案都是举手之劳，极少数民、青两党“立委”和无党籍“立委”即使反对，却连一个字也动不了。　　不管怎么说，CC派这次是失了面子，这是在历次党内派系斗争中最失面子的一次，他们当然不甘心情愿。　　为了挽回面子，CC派的100多名“立委”们经过研究，又推出程沧波等24名委员提出在“立法院”内公开审议“修正案”。　　此建议提出后，草草议论了一下，便被否决了。　　CC派一看面子不但没有被挽回，反倒又丢了一回面子，于是，又产生了新的计策：有彭善承等161名“立委”（占当时“立委”总数的42％）提出对程案的复议案。　　然而，这个复议案一提出，即被否决，根本没有展开讨论。　　CC派连着失面子。　　6月，《出版法修正案》在“黑天暗地的秘密审议下，由三个委员会以不足5小时的时间完成二读，最后以半小时成三读，为中华民国言论自由史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见康宁祥等著《台湾的宪政危机》中第119页）。　　《修正案》通过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指出这一“引起海内外一致谴责”的“修正案”的秘密通过，为“中华民国的出版自由敲下了最后的丧钟”。　　6月23日，台北市报业工会发表声明，表示以沉痛的心情接受事实，以尽守法之义务，同时表示：　　一、续认此法违背“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之基本精神。　　二、此法若干条文含混笼统，使人困惑，望“政府”执法时勿浮滥使用，尤不宜感情用事，故人人罪。　　三、争取新闻自由为记者天责，不因修正案通过而解除，仍将不断要求当局再事修正，以臻合理完善。　　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当年CC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通过，则表明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作出选择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然不断发出在主流派听来不大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终至渺不可闻。　　4．“总登记”--CC的总崩溃　　CC派失去了首领，剩下的人马又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受排挤，势力越来越弱。　　然而，减轻CC派的势力，并不是蒋介石的目的，蒋介石的目的是让CC系土崩瓦解。　　蒋介石制造各方面机会迫使CC派彻底解体。　　1958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蒋介石提出党员要重新登记。　　蒋介石要制订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记后，党员重新编组并整顿纪律。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而不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　　很明显，这次登记主要是冲CC派来的。　　蒋介石声称：“这是本党对党员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我对全党同志最迫切的呼吁。”　　蒋介石劝谕全党：“今日我们在台湾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一齐跳海，同归于尽了……因此，大家必须不分彼此，不计恩怨，只要共同努力，相互规劝，开诚布公，相忍为国。至少也可互助互谅，一致御侮，万不可发生摩擦，自相矛盾，反被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虚抵隙，重蹈民元以来，本党的覆辙。”　　蒋介石针对CC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说：“我也知道有些在中央级民意代表同志，以为其今日对党已无所望，更无所求，故其再作党员只有负担，并无利益，所以我在今日决不怪大家对党失望或失态，亦不怪大家对主义和领袖失去了信心。……所以，我总是不断为他们研究出路……最后研究结果，只有提出这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其对党与领袖信心的，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是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显而易见，蒋介石已给CC派的老党员找好了出路，迫使他们就范。　　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党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上百名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去，对国民党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蒋介石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他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　　但蒋介石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可见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外的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国民党不想为渊驱鱼，加之此时金马地区又出现紧张局势，于是“登记”一事顺势搁起，CC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　　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台湾电费加价54％，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应付电力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道另辟财源，不能把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为此案，“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的通过。　　实际上，电力加价是为了用经济杠杆刺激电业发展，从而为台湾工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无可非议。　　CC派“立委”之所以干预此案，一则是因为此项加价必将导致物价全面上涨，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心理难以接受，故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上“为民请愿”，二则也是因为前此不久在“出版法修正案”的辩争中，CC派被迫转变立场，招人非议。故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以便挽回面子，修补其政治形象。　　斗争的结果是“行政院”被迫同意把电价上涨幅度从原定的54％降低到32％。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960年，陈诚“内阁”再次提出“电力加价案”，要求电费上涨36％，CC派“立委”则再次站出来干预。　　对于CC派此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闹事的CC派立委齐世英党籍，并严令党籍“立委”必须执行“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票赞成，于是，“电力加价案”强行通过。　　齐世英被开除党籍前，曾于1959年3月，在“立法院”开会组织质询时，提出“裁减军队”，“开放言路”、“从速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至少在台湾、澎湖非临战地区，应先解除戒严今”等项要求；并陈述民间说法，称台湾省有五害：“党部、特务、司法、税务、警察。”　　被开除党籍以后，齐世英加入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成为新党内定的5名“中央常委”之一。　　齐世英的这些举动，得到一部分CC成员的暗中同情和支持。当时雷震等人计划由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党外知识分子，民、青两党成员在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共同组党。　　新党内定的“中央秘书长”雷震代表党外知识分子，5名常委中的李万居、高玉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原代表民社党，杨毓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这些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逮捕了雷震。9月28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对党内“不良分子”加以整肃。　　蒋介石在会上作《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报告。　　蒋介石指出：“时至今日，本党的现象，可以说是党德败坏，党纪废弛，已到了极点……我们的党员，却仍然继续对党、对同志、对政府，攻击侮辱，不遗余力，仿佛党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这些人在精神上本已脱离了党，背叛了党，但他却还要留在党内，来搅乱革命，破坏主义，这就无疑于渗透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敌人，较之公开脱党叛党的，还要来得危险！”　　当时，蒋介石曾想开除一批CC派党员，但终于在部属的劝说和本人反复思考之后，改为党内解决的方案。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曾在《自由中国》撰文的CC派“监委”曹德宣，曾在“立法院”内为雷震抱不平的CC派“立委”费希平、胡秋原，以及出任雷震律师，竟敢“同党打官司”的梁肃戎等分别处以党内警告、停止党权3个月、停止党权1年等处分。　　蒋介石怕CC派的立委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又对CC派的某些人“示思”。　　蒋介石让CC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立法院、监察院”和“国大”国民党党团中，也为CC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绪。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特意通过了《促进海内外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案》，强调“从加强党内的团结来加强海内外反共人士的团结”。　　为了收服CC派，蒋介石可谓费煞心机。　　不久，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冲突。　　起因是蒋介石为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决定接受CC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院长”职务，并提出由亲蒋经国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改造”运动后仍保持了“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CC要员之一。此后，实际上他已改换门庭，但碍于本派系的历史关系且不满于本派系受压，他又不能完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　　张道藩当“立法院长”9年，“立法院”可以说是一天也没平静过。以蒋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道藩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开明分子则认为张道藩过于屈从上层压力。　　张道藩两头挨骂，心里感到憋屈，几次想甩手不干，先后曾交了14份辞呈。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考虑到惟有张对CC派“立委”能施加影响，所以一直没有批准张的辞呈。　　1961年2月，蒋介石看时机已到，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彻底肃清CC派，所以批准了张道藩辞职。　　张道藩的下台，无疑是CC派的一大失败，从此，“立法院长”一席完全与CC派绝缘。　　CC派们并不甘心失败，既然失去了院长的宝座，便急功近利地争取副院长的位置，以求得心理平衡。　　这下，新的斗争又出现了。本来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副院长候选人是倪文亚，而CC派却串通了民、青两党的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　　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再次以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赞成倪文亚。　　2月2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保驾”下，黄国书、倪文亚分别当选“立法院”正、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