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听了大家的牢骚怨言，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面对这场闹剧，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竟听之任之，以往的威严，此时此刻，已荡然无存。 一直到谷正纳等人发完牢骚，蒋介石才慢条斯理地说：“我对决议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显然，蒋介石也和谷正纲等CC派一样，对政协决议十分不满，但他又表示，现在对此事已经无能为力。 5．图穷匕见“CC”发难 陈立夫对政协会议做出的决议极为不满，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 蒋介石经常半眯着眼，似睡非睡。有一次，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牵革之大端，妥筹补救”。 经过一阵密谋，决心撕毁政协决议，以武力和恐怖对付共产党。 实际上，政协会议召开前后，CC特务就一直从事着破坏活动。 在政协会议开会的第六天，也就是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人民四项自由的第六天，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第四次夜会在沧白纪念堂举行，到会群众1000多人。 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张东苏、郭沫若两先生讲政协开会情形。 在张、郭二人讲话之前，就有特务出来捣乱打口哨，鼓倒掌，大喊大叫。 听众纷纷要求把“耗子”赶出去。 张东苏先生说：“人民太苦了，抗战胜利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兵，全国军队同时公开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 这时，台上忽然跳出十几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冲张东苏吼道：“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 还没等张东苏说话，又有十几个特务站了起来，一齐起哄。 张东苏被激怒了，声色俱厉地道：“是党军，是国民党的党军！” 群众也跟着喊起来：“对，是国民党的党军！” “军队是国民党的皇家卫队！” “是皇家狗！” “养这么多军队，打日本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在群情激怒之下，特务们不敢作声了。 接着，郭沫若讲话，他的发言使大家哄笑了几次。 郭沫若说：“今天上午大会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定会是杀气腾腾，可是，今天上午会场却是一堂和气。倒远不像今晚沧白纪念堂这般杀气腾腾的样子。” 郭沫若接着又述及民盟、青年党及中共关于军事问题的方案。当他说到“今后军队应为人民服务，不能像现在这样鱼肉乡民”的时候，台下的特务们又公开捣乱了。 郭沫若怒不可遏，痛斥特务们：“连政府都是协商，你们为啥要这样！” 但特务们不听那一套，继续哄哄乱叫，不让郭沫若讲下去。 郭沫若哪里知道，政府在政协会上协商，陈立夫早就派CC特务们开始了捣乱活动。 会议终于开不下去了。 协进会第五次大会于17日晚举行。 李德全主持会议，原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传到会作报告，因当天政协散会较晚，曾只好委托李璜代讲。 李璜向大会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内容，希望政协会议取得成功。 特务们狂呼： “打倒异党派！” “拥护国民党！” “拥护蒋总裁！” 报告人讲完后，一人特务骂了一声：“民主？民主你妈的x！” 邵力子是在李璜讲话之后到会的，当时会场秩序已经陷入混乱。 大会主持人向邵力子汇报了特务公开捣乱的情况，邵当即宣布休会。 这次大会又不欢而散。 18日晚，第六次民众大会召开。 大会由李公朴主持，请邵力子和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 邵力子在报告中说，请大家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清王朝、进行北伐和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希望国事要在和谐中解决。 中共代表王若飞指出：解决问题必须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有了这个条件，才能和谐地解决。 王若飞在讲话中还指出：蒋介石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实质，就是想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王若飞的讲话，引起一阵激烈的掌声。 这时，中统专员刘俊山等人却突然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上投去。 顿时，讲台上乱作一团。 特务们嗷嗷大叫，石头像雨点一般向讲台投去。 王若飞怒不可遏：“你们太卑鄙了！” 许多群众立即奔上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奋不顾身，把王若飞送上轿车，直送到沧白堂大门之外，让汽车安全行驶。 一个在会场发了言的青年，刚刚走出大门就被殴打，腹部受伤，一些群众上去搀扶，也同样遭到殴打。 不少群众头部、腹部受伤，特务们哄闹着扬长而去。 第七次民众大会于19日晚举行，由章乃器任主席，请张群、吴铁城和梁漱溟作报告。 张、吴二人因故未到会。 梁漱溟在会上报告了《整军方案》和民盟提出的主张：军队不应该属于私人，不属于党派，不属于地方。 这时，一些特务打手又开始甩石头，放爆竹，致使一青年左眼受伤。 l月27日，协进会举行第八次会议，这次大会下午2时在沧白堂举行，到会军民约3000余人。 大会一开始，便有特务骂大街。 郭沫若回答听众问题时，十几个特务一起围攻过来，破口大骂，不准他讲下去。 开完会，郭沫若走出大门，又遭到一群特务包围辱骂。 郭沫若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特务们却尾追不放。 “沧白堂事件”完全是由CC派特务一手制造的，客观地说，是由陈立夫具体策划的。 陈立夫制造这些事端的目的，在于破坏政协会议的召开，但是阴谋却未得逞。 陈立夫不甘心，又找陈果夫商量下一步的行动，经过密谋，二人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方案实施之前，他们一起去见蒋介石，争取他的同意后再下手。 陈果夫因为病情日益加重，很少再身体力行了，但见中共的影响因政协会议而日益扩大，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了。 陈果夫、陈立夫乘一辆小车急赴园林，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自政协会议开以后，一直打不起精神来，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 侍官传二陈求见，蒋介石半眯着眼睛半天才说：“让他们进来吧。” 陈果夫、陈立夫进屋后，先问候蒋介石，然后坐在沙发上。 蒋介石看了他们一眼，欠欠屁股，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又眯上双眼，似睡非睡。 陈立夫说：“委座，我们又商量了一个计划，想给你汇报一下。” 陈果夫说：“政协会议召开以后，共产党的影响在日益扩大，和平、团结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啊！” 蒋介石像没听到二陈的话一样，继续半眯着眼睛。 陈果夫与陈立夫交换了一下眼神，二人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脾气秉性，但从来没像今天这个样子。 陈立夫见蒋介石尽管半眯着眼睛，但还是在听着他们讲话，便把和陈果夫一起拟定的方案向蒋介石汇报了一遍。 蒋介石仍然一声不吭。 陈立夫急了，再次追问蒋介石方案是否可行。 蒋介石半睁了一下眼睛，不闭上了，仍然没吭一声。 陈立夫看看陈果夫，意思是：怎么办？ 陈果夫站起来说：“走！” 陈果夫毕竟比陈立夫老练，也更熟悉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无言等于默许，再问下去也不会表态，若急了，还会发火。 陈立夫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重庆党部委员方治、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等人面授机宜。 陈立夫向特务们正式发布命令：要以“民众对民众”的办法来破坏各界人士庆祝政协会议胜利结束的活动。 方治、叶秀峰按照陈立夫的指令，经过一番密谋，做出四项决定： 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演讲。 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600人参加大会。 三、请警察局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 四、挑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10日上午8时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团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 经过紧锣密鼓的布置，拼凑了9人的主席团。 与此同时，恢复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 叶秀峰也调动大批中统特务，进行了严密布置。 总队长龚景华、行动组长郑蕴侠负责调配人员，检验武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定于2月10日上午9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 全市欢腾，人心振奋。 远至数百里以外的学生，许多住在乡下的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前一天就纷纷赶到城内。 郭沫若偕夫人、保姆一家6人提前赶来参加。 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群众队伍，按时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有1万多人。 8点刚过，政协代表及筹备会选定的主席团尚未到达，而国民党御用组织的“9人代表团”在800多名特务打手的簇拥下，提前进入会场。 这800多名特务打手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 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 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等9人主席团”跑上主席台，气势汹汹地向筹备会工作人员索取“主席团”标志。 李公朴是筹备会推定的总指挥，当他走向主席台时，刘野樵劈头问道：“谁是大会总主席？这总主席是谁选的？” 李公朴被问愣了，他不知刘野樵的来历，便说：“等主席团到齐后再共同商量吧。” 这时，章乃器到达会场，刘野樵又与章纠缠。 章乃器厉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主席团的人吗？” 还没等李公朴使任何眼色，马上窜出来几个特务，其中一个特务抓住章乃器的脖领，当胸就是一拳，还有一个特务大骂道：“老不死的，我让你凶！” 这时，台上台下的一些特务打手，趁机起哄：“开会！开会！” 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庞仪山等趁势霸占了讲台，并控制了扩音器。 李公朴、施复亮与刘野樵磋商总主席的人选。 章乃器提出筹备会提出的是李德全。 刘野樵提出吴人初。 吴人初则提出刘野樵。 正在各执一词，难以敲定之中，扩音器里传来周德侯的吼叫声：“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 周德侯的声音刚落，几百名特务齐声叫好，并热烈鼓掌。 周德侯便宣布庆祝大会方程： 一、开会。 二、奏乐。 三、学党歌。 四、读总理遗言。 五、请大会总主席刘野樵讲话。 特务们又一阵起哄，鼓掌。 面对眼前的形势，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郭沫若义愤填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大声齐呼：“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同志讲话！” 李公朴刚走到台前，一群特务马上包围了他。 李公朴厉声问：“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特务挥动拳头咬着牙吼道：“你说干什么？揍你！” 另一个特务也凶狠地说：“今天我们要给你们放放血！” 几个特务一拥而上，把李公朴连推带打弄下台，一阵拳脚相加，大打出手。 台上台下，秩序大乱。 李公朴被扯着胡须围着会台转，胡子被扯掉许多，头部被铁尺打伤，顿时血流如注。 特务们一边打人一边乱吼乱叫。 “请勿打人！”郭沫若挺身而出，护住李公朴，并大声喊道。 这时，一个膀大腰圆的特务上来指着郭沫若的鼻子质问道：“你是谁广 “我是郭沫若，你们为什么打人？”郭沫若大声反问他。 那特务伸出拳头对准郭沫若的眼镜狠狠地打了一拳：“打的就是你郭沫若！” 郭沫若趔趄几下，差点跌倒，他在地上乱摸眼镜，幸由中国妇女联谊会负责人朱宝粹捡起，并把他搀扶到一边。 马寅初也屡遭拳脚，身上的马褂被剥走，文稿也被抢走。 施复亮被追打到会场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内，特务还不罢手。 正在这时，市参议会长胡子昂赶到，趁机用车把施复亮接走。 打得正激烈，周恩来赶到会场，目睹被打的李公朴、章乃器、郭沫若等人，禁不住不胜悲痛，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国家广 当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仍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名义，通过了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 特务们还把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劫一空。 陈立夫导演的这场闹剧推向高潮，特务们洋洋得意，欢呼胜利。 陈立夫并没有就此罢休，2月22日，他所指挥的100多名CC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历时两个多小时，将报社营业部四层楼各室逐一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满地狼藉，惨不忍睹。 报社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俗民等人都遭到殴打，有的受轻伤，有的受重伤住院抢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早已被陈立夫布置好的中统特务们蜂涌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 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酿成了“下关惨案”。 中共代表团当夜得到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 京、沪各报刊也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全国舆论哗然。 蒋介石见事情闹大了，对陈立夫大发雷霆。 陈立夫效忠蒋介石才不遗余力地制造这一系列事情，但事后却遭到蒋介石一顿臭骂，心里自然窝火，但事情毕竟闹大了，影响造出去了，他因此有苦难言。 蒋介石见陈立夫默不作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处理好善后事宜吧。” 陈立夫回来后，有气没处撒，他把叶秀峰找来，骂他不该轻易伤人，把事态扩大。 叶秀峰委屈地说：“我是完全按你的旨意办的呀。” 陈立夫说：“你知道吗，现在连我们党内也有人对我们不满。马歇尔也骂我是‘反动分子’，你搞得这是什么？” 叶秀峰仍不服气：“本来不想把事情闹这么大，但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总之，都是按你的旨意办的。” 陈立夫把手一扬：“我体得跟你争！” 叶秀峰看了一眼陈立夫，吓得不敢再说什么了。 陈立夫觉得自己的态度也有些不对头，忙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了不起。”停了一下，他又狠狠地说：“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6．“中央党员通讯局”如法炮制 人民一致呼吁国民党取消特务政治。国际舆论上也给予压力，而蒋介石又舍不得放弃“特务势力。二陈出了个万全之策：把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使中统局的原班人马全部保存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 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体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的极度不满，全国上下一致呼吁蒋介石要尽快实现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不能放弃特务机构，更不能放弃二陈，因为这些年来，二陈和他的机构确实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时局的发展，二陈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 蒋介石很为难。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 蒋介石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1945年底，蒋介石曾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策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经过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反复密谋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完整地保存下来。 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出台后，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保存实力，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 蒋介石批准施行这一方案。 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费尽了周折。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 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总得给中统一个落脚之地，后来，他们找到内政部长张厉生商量，张厉生原是二陈的部下，很痛快地同意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提案送到立法院以后，却受到了许多立法委员的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 陈果夫、陈立夫十分沮丧，没想到中统局找个落脚的地方这么难。大家平时在一起，见了面你好我好，表面上都不错，但到了有求于别人的时候，就往后缩了，唉！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陈又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 “中央党员通迅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很有势力，这个方案没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国民党中央下令撤消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一切由陈立夫安排。 陈立夫在安排中央党员通讯局的人事时，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子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 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博；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宏、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特务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常务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拌；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徽；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 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 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这样，中统局表面上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和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却难以解决，即经费开支问题。 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以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庞杂、组织臃肿，开支浩繁。 蒋介石既要实行“宪政”，也得装出一点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得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等于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帮子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以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办法，在行政机关增设机构。 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桃”的特殊机构。 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呈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科，从两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担任。 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帅新成立的两个科。 第六科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 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 当时CC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 陈立夫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 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长职位。 陈立夫找到李磺，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内心矛盾重重，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 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拌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4科1室，其中3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1科1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 该处公开的任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由中统特务中派遣。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部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 主计处第六、第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长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 这些单位虽然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就这样，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 “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划。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定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 “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召集人和参加入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 “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中统局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从组织到人员不仅完完整整地存在，而且一直没有停止特务活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日趋恶劣，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勘乱动员令”。 9月27日，蒋介石把陈立夫等人找来，召开秘密会议。 蒋介石命令特务们在“勘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 陈立夫领旨回来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们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要尽快行动，迅速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CC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约有6万人列入黑名单。 仅10月份，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 因浙江大学是京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 当时在浙江杭州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浙江省调查统计室，由中统特务俞嘉庸为主任，二是保密局浙江站，以章微寒为站长。 浙江大学是浙江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心，于子三是一个重要人物，罗霞天认为把他干掉，可以给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 浙江省调查统计室，根据浙大的中统特务张耀华搜集的情报，并从邮电检查中查获的信件线索，侦悉于子三去苏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决定于10月25日返杭。 俞嘉庸派了一个中统特务化装成三轮车夫，守候在杭州车站等候于子三。 10月25日那天，于子三和浙大的另一个同学，果然由苏州返杭州。 他们刚下火车，特务就把三轮车骑到他们面前。 于子三和同学坐上三轮并一道到了同学汪羞家，参加汪的婚礼。 当晚于子三留宿在同学陈建新、黄世民租住的杭州延龄路大同旅馆内。 俞嘉庸得到确切情报后，立即会同杭州市警察局二分局局长任寿锋，派了警员会同中统特务俞询初等人前往大同旅馆，以检查旅馆为名，于10月26日凌晨2时，把于子三等四人非法秘密逮捕，当天就把于子三等人转移到杭州大方伯大方旅馆，派特务看守，秘密监禁。 于子三等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浙大学生的愤怒。 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马上和浙大当局联系，要求查明于子三等四人的下落，得到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支持。 经学校当局派出代表与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到省政府向省主席沈鸿烈交涉。 沈鸿烈避而不见，由省府秘书长雷洁章代为接见。 浙大代表要求查明于子三等人的下落，雷洁章含糊其辞地答复：等查明后再答复。 在浙大师生员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俞嘉庸不敢再把于子三等人秘密监禁，曾要求杭州市警察局长沈博，企图把于子三转移到市警察局看管。 沈博也害怕舆论压力，不敢答应。 俞嘉府又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密商，决定把于子三转移到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其他三人转移到浙江高等法院看守所。 于子三等人转移后，雷洁章才通知浙大学校当局。 浙大学校获悉于子三等四名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异常愤怒，向沈鸿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于子三等人，且带了慰问品去看守所慰问于子三，并向新闻界发表抗议特务秘密逮捕学生的暴行。 俞嘉庸对浙大当局和学生自治会的抗议，社会舆论的指责，既害怕又不理会，同时加紧了对于子三等四名学生的秘密审讯，特别是对于子三进行了威逼利诱和各种刑具，妄图让于子三透露中共的地下组织和全国学联情况。 于子三坚贞不屈，死也不说。 俞嘉庸恼羞成怒，遂萌杀机。 10月29日下午，俞嘉府把于子三秘密杀害于看守所，为欺骗社会舆论，捏造了于子三在狱中打碎破璃，用玻璃截断喉部，畏罪自杀的谎言。 浙大学生自治区，决定于1948年1月4日，为于子三烈士出殡安葬，并举行游行示威。 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和中统特务组织，为了破坏这一行动，出动了大批武装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重要街道架上机枪，安置了铁丝网，从菜市场桥到庆春街、大学路，更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 同时，俞嘉庸策动项逸民、陈夏中收买了大批流氓打手，伙同特务暴徒，手持棍棒铁尺等凶器，站在街头，气势汹汹，不可一势。 这批特务流氓暴徒，挥动棍棒铁尺尖刀各种凶器，见学生就打。 学生队伍被打乱了，许多学生被打伤，这激起了学生们极大的愤怒，他们似怒潮般冲向行凶的流氓特务，与他们展开搏斗，打散了特务。 与此同时，浙大学生突破了特务的阻拦，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终于冲出了大门。 但是，他们沿途又遭到国民党军警、马队、水龙头的阻挡，不得已退回学校。 这天的出殡游行，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 随着于子三惨案事件的扩大，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宣布在杭州市实行戒严。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指挥的，他表面上说中统特务组织已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着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 第十三章 竞选风波 1．无奈的副总统人选 二陈秉承蒋介石之意极力支持孙科竞选国民党副总统，结果李宗仁却比孙科多出143票当选，陈立夫感到意外，他没承想反对自己的一些CC派们偷偷倒向李宗仁。 1948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线上一筹莫展。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人心，蒋介石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的“行宪国大”。 1948年3月11日，国民政府总统、副总统竞选事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事，一直没有表态，李以为蒋同意了，便于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发表了竞选副总统的谈话。 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孙即表示也要竞选副总统。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蒋介石撑腰。 第一，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易于取得人民的支持；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孙科与蒋搭档比较合适；第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 李宗仁于3月22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几日后，李宗仁到了南京，当时国民党人选副总统的，除了李宗仁、孙科外，还有于右任和程潜。 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指定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矛以党纪制裁。 陈立夫忘不了23年前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那次“冒险”的选举。 蒋介石为了确保实现“总统梦”，让二陈操纵大会，当时，陈果夫正在莫干山养病，主要工作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亲自出马，布置各地党部选派自己的“同志”充任大会代表，指示他们要“忠于领袖”。 由于大会代表大多为二陈亲信选派，因而在大会选举时，陈立夫的选票竟比蒋介石还多出4票！ 陈立夫很不好意思，亲自在黑版上擦去一个“正”字。这样，陈的得票就比蒋介石少了1票。 这件事后来让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差点没把陈立夫给扣起来。 直到现在每次想起这件事，陈立夫就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蒋介石是不允许任何人威胁他的最高威信的。 某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即孙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退出竞选。” 李宗仁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后来，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的决定。 自抗战胜利后，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声势越来越大，与蒋、宋、孔并驾齐驱，成为四大家族之一，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局面。 毫无疑问，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不遗余力地支持孙科竞选，因为这是蒋介石的旨意，在国民党内，陈立夫只听蒋介石的。 然而，陈立夫怎么也没想到，李宗仁却得到了复兴社。三青团的支持。 多年来，由于争权夺利，CC派与三青团积怨甚深。三青团一些骨干分子，如汤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认为，如果孙科能胜利，蒋介石会更加信赖陈立夫，CC会更加得势，于是，他们公开支持李宗仁。 1948年4月4日，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会议议程是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 蒋介石主持会议。 蒋介石在讲话中说：“首届总统应提出一位党外人士担任，特提出下列三项人员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 蒋介石表示，他无意于竞选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长。 蒋介石讲完话，就离开了会场。 会场上议论纷纷，人们认为蒋介石要推胡适来当总统，甚至有人说蒋已经派王世杰征得胡适同意。 休息后继续开会，会议由孙科主持。 黄埔系多数人主张蒋不当总统，让他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 而陈立夫和戴季陶则主张仍应推蒋为总统候选人。 张道藩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当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 经上下午两次讨论，结果仍一致推选蒋介石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告诉蒋介石。 谁知，蒋介石仍不赞同，最后决定交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决定。 4月5日上午9时，中央常委员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会议厅召开，研究蒋介石当不当总统候选人的问题。 会上仍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久久不能做出决定。 张群看到事不宜迟，站起来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 常委会当即推定张群、陈立夫、陈布雷等三人前去面见蒋介石，转达常委会的意见，如蒋愿任总统，当在宪法外另定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权力。 4月5日下午4时，中央常委会继续开会。 张群首先发言：“我与立夫、布雷已征得总裁意见，在宪法外另定条文，如临时条款之类使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作紧急处置，在这个条件下，他愿意做总统候选人。” 常委会当即通过张群等所提意见。 4月6日上午9时，国民党临全会继续召开，由张群代表常委会作关于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建议蒋介石为本届总统候选人。 全会当即作出决定：本届总统候选人，仍拥护总裁竞选，但党不提名。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只有下届总统、副总统竞选，由党提名。 在通过此项决议时，经张群说明，根据此一决议，总裁和居正同志都可以依法联署竞选总统；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等四人都可以联署竞选副总统。 蒋介石因为由党内提名竞选的主张被国民党临全大会取消，心里很不高兴，他在各种公共场合大骂不受党内约束的人，矛头直指李宗仁。 4月19日，国民党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居正作为陪选人，也得到269票。废票35张。有的在蒋的姓名上打X，更有写“孙中山”的。 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了。 整个过程波涛汹涌，险象频生。 开票结果： 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 由于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的规定，定于次日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进行第二次选举。 23日下午，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一是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和他的“小妾”蓝妮的故事，广东国大代表十分恼火，由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率领前往，把这家报馆给砸了。 事后李宗仁嘱程思远拿四根金条给刘士毅转龚德柏，以示关注之意。 二是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借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交他们支配。 蒋介石很聪明，他见形势的发展已不利于孙科竞选，干脆支持程潜，用程潜来击败李宗仁。 而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别人难以看出的用心，就是要程潜来分李宗仁的票，好让孙科渔翁得利。 4月24日，第二次投票产生结果。 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名次仍然未变，依法必须进行第三次选举。 可是风暴突然起来了。 24日下午，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所有的程潜争得的票全部给孙科。 贺、袁大发牢骚，说蒋介石不把他们当人看。 同时，蒋介石又示意程潜放弃竞选，要程潜把选票全部给孙科。程潜严词拒绝，当晚即发表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在竞选中原订有“攻守同盟”的口头协定，程潜放弃竞选，李宗仁势难单独进行。 24日晚，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绍宏、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到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寓所举行会谈。 最后，与会众人一致认为放弃竞选较为有利，遂于午夜后2时作出放弃竞选的决定。 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群情激愤，纷纷罢选，25日，“国民大会”竟不能如期举行。 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 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召开中央常委会，劝请李宗仁取消放弃竞选。 经白崇禧说和，李宗仁取消放弃竞选。 4月28日，“国民大会”召开，进行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1040票，程潜得515票。 最后一次投票，竞选者只有李宗仁、孙科二人。 4月29日上午9时，“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第四次选举。 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第一副总统。 李宗仁之所以能够当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反对陈立夫及CC系的人倒向了李宗仁。 2．幸得桂冠——是非声中的陈副院长 蒋介石镇静地说：“赞成陈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请站起来！”CC系的特务们都站了起来，只有汤如炎半坐半立，蒋介石问他：“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汤说：“我原是反对的，既然大家都赞成，我只好服从。”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 开会前，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骅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举行午餐会。 蒋介石说：“今天召集大家一来是吃便饭。最近，大家都很忙，局势又很紧，好久没跟大家在一起吃饭了。二来就立法院院长和行政院院长问题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蒋介石过去讲话总是板着面孔，今天却格外和气，大家有些莫名其妙。 席间，蒋介石说：“我提议张群、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你们看怎么样？” 蒋介石说完，看看周围的人。呆了一会，一直没人出声。 大家心里都明白，蒋介石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使用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命是听，不能有所异议。 过了一会，黄宇人起立发言：“蒋先生为何不提胡适？” 蒋介石脸色一沉，非常不高兴地说：“书生能成什么气候？” 赖琏站起来说：“我赞成何应钦先生。”说完又看看大家，又补充一句：“我的意见仅代表我自己。” 蒋介石却说：“何应钦还要负责军事，现在战事要紧，军事上离不开他。” 陈立夫看出来了，他知道蒋介石极力让张群当行政院长，就站起来说：“我赞成张群。” 蒋介石得意地看了陈立夫一眼，示意他坐下。 对陈立夫的提议，却没人表态。 蒋介石等得不耐烦了，立即宣布表决：“同意张群同志的请起立广 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 之后，蒋介石说：“好，行政院长的人选全部通过。” 在座的人都坐下了。 大家接着劝酒、吃饭。 蒋介石说：“下面开始讨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候选人。” 在座的人谁也不说话，等待着蒋介石提名。 蒋介石接着说：“我提议，由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候选人，请大家发表意见。” 沉默。 这时，黄宇人站起来发表意见：“孙科任立法院院长，本人表示赞同，但陈立夫任副院长恐有些不妥。” 这时，汤如炎、朱家骅、王启江等人站起来，表示反对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 蒋介石默不作声。 陈立夫有些尴尬，他万没想到黄宇人等人竟当着面反对他当立法院副院长，他暗地里咬牙，他心里又有底，有蒋介石撑腰，不论什么人反对，都是徒劳的。 在这种态势中，CC系的人当然挺身而出替陈立夫说话。 首先站起来的是张道藩，他说：“我赞同立夫同志当选立法院副院长。立夫同志在我党内德高望重，年富力强，工作经验和政绩都十分突出。我认为，立法院副院长的位置，非立夫同志莫属。” 赖琏站起来责问黄宇人等人：“请问你们不赞成立夫同志当选立法院副院长的理由是什么，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黄宇人说：“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应以平素在党内少有恩怨的同志来担任，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立法委员，为民主宪政树立良好的基础，立夫同志显然不宜担负这一职务。” 张道藩有些激动地说：“照你这么说，立夫同志在党内有不团结现象，与党内同志有个人恩怨。现在是选举，不是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赖琏也跟着说：“立夫同志为人怎样，政绩如何，我想，党内同志自有公论，委座心里更是明白。”说完，看了一眼蒋介石。 黄宇人、汤如炎、朱家骅、王启江等人又站起来向CC系反驳，双方对峙，各执一辞，互不相让，选举争论进入白热化状态。 蒋介石见双方争执不下，喝了一声：“大家不要吵了，现在宣布表决！” 大家都静了下来，陈立夫像见了救星似地看着蒋介石，等待他的裁决。 蒋介石吭了几声鼻子，镇静地说：“赞成陈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请站起来。” 大家面面相觑。 CC分子们齐唰唰地站了起来。 黄埔系分子也相继站了起来。 黄宇人坐着不动。 朱家骅磨蹭了一阵，见大家都站起来，自己也站了起来。 王启江犹豫着站了起来。 只有汤如炎的姿式最有意思，半坐半立，说不清是什么姿式。 蒋介石过来问汤如炎：“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 汤如炎说：“我原是反对的，既然大家都赞成，我只好服从。” 有人想笑，但没有出声。 蒋介石又对黄宇人说：“民主是应少数服从多数，你是否服从多数的决定？” 黄宇人站起来说：“我不过是代表一票，起立与否无实际意义。” 蒋介石听了十分震怒：“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我压制民主，压制群众了吗？” 黄宇人吓得不敢说话了。 陈立夫站起来对蒋介石说：“委座息怒，委座息怒。” 宋美龄一看势头不对，低声对蒋介石说：“今天谈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 蒋介石宣布散会，率先拂袖而去。 几日后，经过酝酿，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相抗衡。 在会上，政学系的文群发言，列举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口径一致，共同对付陈立夫。 一些人认为立法院副院长不应由一个搞派系的人来担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 自此以后，他们每隔一两天就在原处举行午餐，餐费由参加者分摊。如有不足，则由邱昌渭支付。 有一次，邱昌渭带的钱不够，由他在账单上签字。 第二天，邱昌渭派人到供应午餐的安乐餐厅清偿欠款，并索回签字的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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