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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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1）　　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恋情”的捕风捉影文字时时见于报刊，并且以讹传讹，误入多种林、徐传记，有的说法荒唐至极，如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曾载文说：“林徽因魅力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不娶，毛泽东因她革命……”（见该刊55卷2期中陈之藩文《大家写林徽因作一专书》）近来海峡两岸播映的徐志摩爱情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更将林、徐的故事编造得大失史实，引起林徽因亲属梁从诫责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对这些创作色彩很浓的笔墨或镜头，研究者本可一笑了之，而日前陈子善先生又诘问梁从诫：“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见今年6月1日《文艺报》“艺术周刊”头版）并坐实了“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子善先生是著名学者、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他的文章又刊于全国性的大报，其影响可想而知。连日来不断有人以子善先生文章向我质疑，他们知道我在好几年前就著文辨说林徽因并未爱过徐志摩。友人建议，与其一遍遍对质疑者解说，不如再作文公开论辩，也借以与子善先生切磋。子善先生于我的研究素来支持不少，去冬莅临我院讲学给学生教益多多，我除了跟着受益，又得相聚之乐。那日特意驱车往依山临江的梅林春晓饭庄聊尽地主之谊，不巧饭庄正停业修缮，我们凭栏空眺了一阵江面遗憾而去。何日得与子善先生坐“梅林春晓”品茗小酌，至今成了我一件心事。我们过从如此，但它不应妨碍我表达学术上与子善先生的不同意见。子善先生虽身材瘦长，却不一定肚量就小，他的学风历来为我敬仰，惟真是求也。下述不妥处，乞子善先生坦率指教。　　徐志摩狂热追求林徽因，前后十年中大体有三回。第一回是1920年冬1924年林徽因、徐志摩陪同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伦敦一见钟情；第二回是1924年春因共同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旧情复萌，不可抑止；第三回是1931年夏探视养病香山的林徽因，激发林徽因文学创作。第二回遭林徽因谢绝已众所周知，第三回不为人知，仅外界流传无以为信的谣言，而徐自己则非常克制。需辨析的主要是第一回。　　说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恋情，始作俑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1922年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有文：“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然而“年谱”并未举证材料，以后的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也均无徐林相恋的确凿材料。有的传记描写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沿“年谱”的无据之说加以演义耳。子善先生持“相恋”看法，同样是以“年谱”为主要依据，难免有沙地筑塔之忧。陈从周的“年谱”予徐志摩生平研究有始创之功，但毕竟成书早在1949年，所据资料有限，加之陈从周非专门研究文学，因此已有人指出“年谱”错讹不少。就我所知，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如误林徽因女儿梁再冰乳名“宝宝”为林的乳名，港台有关书籍多本此照抄，错讹甚广。再如徐、林初次相识谱为1921年，亦误，年前已会面，而且徐有了追求表示。又如述1927年二十六岁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尤大谬，林徽因婚期当是1928年，当时林仅二十四岁。子善先生对“年谱”置信无疑地说：“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他却怀疑梁从诫的说法：“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林徽因病逝那年梁从诫已二十二岁，徐志摩罹难时陈从周才十四岁（见陈从周文《记徐志摩》），一个是朝夕相处的儿子，一个是远居两地的表弟，该更加相信哪一位呢？我宁愿选择梁从诫。梁说：“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见梁从诫文《倏忽人间四月天》，载于《林徽因文集》）　　如果说作为儿子可能为乃母有所避讳，所言不足全信的话，那么再听听其他无需讳言的知情人如何说。十年前我访问过几位当时尚健在的老人，都曾问及徐林“恋情”。与徐、林都很熟识的陈岱荪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1991年5月20日访问，有作家奚学瑶同访）另一位是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20世纪20年代她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她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朗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又说还劝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1991年5月22日访问）。这两则材料均录自采访笔记，而第三则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中的记述。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徐、林“恋情”，冰心断然回答：“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见1992年第1期《随笔》杂志）这几位的话属即兴答问，仅仅片言只语，而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话是说得够详尽了，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第一部分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2）　　何其明确透彻：徐编织幻想，林没有同等的反应！据我所知，林徽因同辈人中惟有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显偏差，她这么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地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见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载198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我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易致误解，似乎林是与徐相恋了，但仔细辨析，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是说徐恋林，至于林是否恋徐，未加确认。略可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的一次有关谈话：“然后她（按，指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见木令耆文《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凌叔华两次道及徐林关系，用词是“友谊”、“密友”，无涉爱情。不妨说明一下，凌叔华为存有徐志摩日记的“八宝箱”纠纷几乎与林徽因绝交，乃至还迁怒于她认为袒护林的胡适。若林徽因对徐确有过恋情，凌多半不会为林避讳的。　　以上都是林、徐同代人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忆，较之这些回忆，林长民在刚发生徐志摩爱情表白时致徐的一封短函自然更靠近史实。林长民函写于1920年底，虽短却颇具说明问题的权威性和雄辩性。此录短函全文：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按，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此函措词委婉，而坚决谢绝求爱的态度是显然的。推想林徽因已当面拒绝了徐志摩求爱，大概用语生硬失当，故函中解释她毫无嘲笑之意。可见应该是一方落花有情，一方流水无意。星期天的见面，必有一番诱人遐想的详谈。林长民特意约博生夫妇在座，当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既有个旁证，又可设防感情激烈时有人周旋。至于“友谊长葆”，足见出林长民绅士风度。徐志摩也是绅士，所以才有后来果然是长葆的友谊。徐志摩在伦敦这一回的追求或许即到此为止了，此后徐与林长民戏扮“情人”，互通“情书”，恰好反证了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一幕的结束。不然，一面与女儿恋爱，一面与其父玩此种游戏，实在非常情所能理解。林长民所以及时扼止诗人的烈情，原因固然不一，如林的幼小，徐的有妇，而最为主要的则是已与梁启超有儿女婚约。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记述：“他（按，指梁启超）明确地告诉当时才十八岁的思成和十五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作决定。”（见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另有说法，两人婚约在林氏父女欧游归国之后。两说均无确证，然而有一材料可佐前一说。林长民刚一回国，即有福建同乡陈石遗赠诗记婚约：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按赠诗推断，林长民择梁思成为婚的念头至迟已生于欧游之际。　　欲确认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恋情，既然找不到可证的确凿材料，那么希冀借助阐发林氏文学作品便是自然的事，子善先生正是由这个思路提到了林徽因的几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那一晚》、《情愿》、《仍然》、《别丢掉》及小说《窘》。林徽因和徐志摩都深受英国文学熏陶，林的这些诗歌难免英国诗歌传统影响。英国爱情题材诗往往将爱情作为社会现象予以抽象地吟咏，未必实指诗人生活中的具体情事。当然，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常含有爱情本事的，但又与外国诗指名献给某女士的不同，多隐晦得很。索求其本事谈何容易，有的恰如江南民俗农历七月初七看巧云，想它什么就像什么，或老虎或黄狗，均因观者而异。林徽因这几首诗大体亦如此（徐志摩不少爱情诗何尝不是如此），我与子善先生在读解上便不大一样。譬如他举例的第一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他认定“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下听琴》似的”，若要这般坐实，我看这“回应”的内容倒是明白无误地婉谢了徐的追求，请读诗第三节：“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第二首《那一晚》也分明地吟道：“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仍然》一首则写：“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这些诗句情绪与我前面所述林徽因态度相当吻合。这几首诗大体属林徽因首批公开发表的诗作，又是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刊物上，况且正当关于徐对林旧情复萌的谣言四起，陆小曼醋意浓浓之时。若当真是林徽因对徐诗的唱和、回应，那么置陆小曼不顾？置梁思成何地？林徽因还未无所顾忌到这个程度。小说是叙事文体，求其本事可以比诗歌具体，子善先生更以林徽因小说处女作《窘》“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小说描述中年男子钟情朋友的女儿芝，酷似徐志摩、林长民、林徽因三人的关系。有论者视《窘》为林徽因隐秘心迹的表露，其实这心迹并非如子善先生所期待的。小说通篇写维杉爱而不得的窘态，芝的一派天真纯朴，始终没有回应维杉的暗示与挑逗，结尾男主人公只得乘南下的火车逃之夭夭。一定要证明的话，岂不还是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没有什么情感回应吗？　　　　第一部分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3）　　否定林徽因与徐志摩存在恋情，直接有力的材料是林徽因几封有涉此事的信函，梁从诫便亮出了林致胡适的两封。子善先生读后却说“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问道：“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梁从诫和子善先生究竟谁的读解更近于史实，大家一起再来参看林徽因写于1932年元月1日（《林徽因文集》订为1931年元月1日，实误，详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原刊1999年第12期《博览群书》，收入本书）这封信的有关部分。恕我不避冗长，引得较多：　　关于我想看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林徽因寻真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你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信是明朗的，对一位可信赖者内心倾诉，也是可信的。胡适了然一切，林徽因想在他面前掩饰什么也不可能。子善先生的疑问在信中皆有交代。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一，林想看日记不过是出于好奇，即使不排斥她借日记回味那段岁月，也并不非是爱情不可。只要岁月成为过去，人生可回味的很多。其二，林气得通宵不睡，是没料到原是朋友的凌叔华出尔反尔，一再刁难，她委实感到委屈。详见同日写的另一封信。其三，过往的“曲折”与“不幸”，用词不轻。但徐几次三番地追求，林每次都难以应诺，徐转而与陆小曼成婚而不能和谐，乃至徐因赶赴她的演讲而坠机夭折。痛失挚友，如许种种，林回顾起来，说成“曲折”、“不幸”本不为太过。只要不拘泥这类用词，通读全信，林表述她与徐的关系还算谨慎恰当的。说“被人恋爱”、“另一个爱我的人”，其意正是否认我有爱，最后终于说了“我不够爱他”、“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她曾坦诚相告徐志摩，并得到徐的认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林徽因面对徐追求她的态度还不明白无误吗？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纵然林对徐没回应爱情，但她一直以知音、挚友与之相处，此已众所周知。再说，毕竟徐真挚狂热的追求是动人的，林虽无回应，却不是心无感动。因此徐志摩夭亡引起她的伤痛超出众多友人，在不致误解的朋友间一再作坦然的表达。1932年6月14日致胡适函说：“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此函《林徽因文集》失收，函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林徽因本是个爽朗坦荡的女性，甚至徐志摩在世时她也写过这样的话：“适之先生，我祝你一切如意快乐和健康。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候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1927年2月15日致胡适函，见《林徽因文集》。“文集”误订日期为3月15日。最后一句有脱字，此据影印件补全）徐志摩逝世，她不仅在私人信函中坦露哀情，而且很快发表了情文并茂的长文《悼志摩》，四年后再度发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于众目睽睽，更见其坦荡胸襟。她嘱梁思成拣回一片飞机残骸，悬挂于卧室直至自己病逝。可叹在某些人思维中，此举反倒成为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铁证，是否过于拘泥国人的情理习俗了，林徽因非俗人可喻。　　我的考辨结束前愿再提供一则难得的材料，乃抗战期间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中关于她伦敦岁月的一段回忆：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十六岁的女孩期盼着爱情,这可能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描述。可能子善先生没有留意这则材料，否则他会用来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求爱的回应。我的看法，这段材料于考辨林是否爱徐而言恰恰作了反证，比她期盼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发生过爱。它明确排除了徐是她的“男朋友”（按，当作有情人解），排除了徐是“浪漫的人”。这里浪漫已不是某人客观所具的气质，而是女孩心目中的主观印象，即常言的白马王子。林徽因旅英期间，由于读书不能随父往欧洲大陆留下的记载是两次：1920年10月，徐求爱之前；1921年6月，徐求爱之后。林徽因信若指第一次，其时徐尚未追林，或者正借林长民远行之机乘虚而追，随即发生电视剧渲染的一幕。然而林长民1920年12月1日致徐短函作过否定。若指第二次，林徽因此信表白得明明白白，无需赘言。　　　　第一部分　　附：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　　陈子善台湾和大陆合拍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播出之后，文化界反应不一，有褒有贬，本属正常。但读了梁从诫先生批评《人间四月天》的答问之后，不胜惊讶，感到有与梁先生商榷的必要。　　如果记者的记录无误，梁先生是这样评价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的：“据我所知，林从来没有说过爱徐，林对徐很好，很关心爱护，很亲密，很敬爱，但并不属于恋人之间的爱。”梁先生还反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梁先生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却疑窦顿生。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传为美谈的。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徐林之间的通信仅有二封幸存于世，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不难梳理两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决心“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相差七岁（其实，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年龄差距），同样也爱上了徐志摩。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记云：“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与张幼仪离异——笔者注），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后来多种徐志摩传记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梁先生在1985年初稿、1991年改定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中，一方面否认徐林之间谈过恋爱，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如果徐林从未谈过恋爱，从未牵过手，又何来“分手”？　　徐林之间的恋情，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即从内证资料求得进一步的证明。徐志摩的《月下待杜鹃不来》、《月夜听琴》、《一个祈祷》、《明星与夜蛾》、《拿回吧，劳驾，先生》、《在病中》、《你去》等动人的诗篇都是写给林徽因的，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又何尝没有林徽因的倩影投射在内？这些想必读者已比较熟悉，可不必多谈。在林徽因这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但根据她自己所提出的“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瞭，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的观点，我想还是可以从她的小说和诗歌来探讨她的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窘》写维杉对比他小十七岁的少女芝的特别的感情，芝不但没有反感，反而乐于接受，从中不是大可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吗？至于林徽因的诗固然委婉含蓄，但只要细加分析，仍可从中把握她对徐志摩的深情。《深夜里听到乐声》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夜听琴》似的，《那一晚》、《情愿》和《仍然》等诗都是怀念一段旧日恋情，凄婉悲凉，显然不可能记写她与梁思成之间的情愫，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与徐志摩有关。还有那首有名的《别丢掉》，许多论者早就指出这是林在徐逝世之后追悼自己对徐的爱情，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就涉及对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诗的理解了。此诗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创刊号，距徐志摩逝世三年，梁从诫先生出生二年。梁先生称父亲梁思成告诉他，此诗作于1933年，是母亲专为他而作，与徐志摩无关，从而判定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把题目都弄错了。且不说此诗是否确切地作于1933年尚可质疑，因为林徽因有不少诗是作出数年以后才发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此诗真的如梁先生所说是林徽因专为他而作，电视剧编者借用来比喻徐志摩对三位女性的感情，又有何不可？林徽因逝世之后，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作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曾为梁先生所引用，这后一句不也是借用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来极赞林徽因吗？总不能说金岳霖也曲解了林徽因的诗意吧。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我看来，这个题目的借用却是难得的神来之笔。　　林徽因在徐志摩不幸遇难之后写给胡适的信，是梁先生否定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重要依据，但我细读了已经收入《林徽因文集》的林徽因1931年5月1日和1932年元旦致胡适的两封信后，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诚然，由于她之与梁思成结合，而且他们之间志同道合，所以她不可能再旧情复燃，接受徐志摩的可能的新的追求，她要“对得起”丈夫和儿子，她要“爱我现在的家”，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与徐志摩之间没有旧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两句诗也许可以拿来作个注解。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既属于“私人空间”又存乎“公共空间”，因为这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的某些重要史实，也关系到对他们许多重要作品的诠释。事实上，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关注两人之间的恋情对他们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不断地加以研究。承认林徽因也爱过徐志摩，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与梁思成爱情的肯定，也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情操与才华的肯定。前辈的情感纠葛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聚焦，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由恋爱、真挚爱情和理想婚姻的追求。作为后人，正视并承认前辈之间发生过的爱情纠葛，其实是对前辈道德和情感的理解和尊重，不知梁从诫先生以为然否？　　　　第一部分　　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1）　　王炳根先生读了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刊于《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3期），商榷林徽因与冰心关系问题。王先生文风甚佳，不似当下有些谈论林徽因的人，捕风捉影，信口胡说，乃面对史实，依据材料，条分缕析。王先生文章在不很熟悉两位才女的读者读来是颇具说服力的，我的朋友中就有两位几乎被说服了。然而，王先生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知其前而未知其后，只取当事人言而舍旁观者证，只认其可能如此而忽略其未必如此，所以我未被说服，看法依旧。　　先得说明，其实我的文章只谈林徽因，并未涉及冰心，更未将她俩说成是“仇敌”，全文根本没有出现过冰心名字，只是泛泛地认可了“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有涉冰心是李健吾生前的文章《林徽因》，拙文引录而已，其中相关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记起她（按，指林徽因）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仇敌”一词即出于此，我至多在引录过后阐发感想时说了一句：“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部把她当做仇敌。”这么说的口气，显然对李健吾作家式的夸张表达，存有我的一点保留，我的文章里别处表述，一律避用“仇敌”的说法。王炳根先生也从拙文转录了李健吾这段文字，他又紧抓住这段文字为商榷的主题。不知王先生出于何种考虑，他在引文前后，自己的行文相当模糊。加之他的文章以我为商榷对象，标题更以“仇敌”来醒目，于是读者极易把李健吾的这番话当成我所言。就有朋友来质疑，问我如何知道林徽因送醋给冰心。我先以为这是王先生粗心，“李”冠“陈”戴。可细读王先生文章才发现他不错，误读的是读者，读者误读系由王先生行文模糊所致。似乎还是有意的模糊，莫非王先生觉得不便与已故的李健吾争论，转而移花接木，拿我替作靶子吧？倒也无妨，反正王炳根先生把林徽因与冰心关系描述得那样友好情深，本来我就持不同看法。　　王先生为证明他说的“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所列材料甚多，现逐一予以讨论。　　首先是王先生所谓的“三重背景”材料：“一重是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还述及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叔父（按，当为堂叔），林觉民牺牲后，是冰心祖父买了林觉民家房产。“另一重是她们两位的丈夫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按，指梁思成和吴文藻，曾同住一间寝室，严格古义上的同窗）并述及两对青年留美时聚餐情景。“第三重是，冰心对梁启超非常敬重。”并述及梁启超书赠冰心对联，此联随了冰心一生。王先生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这结论下得似乎略嫌匆忙，所列材料仅“背景”而已，难以独立地直接作证。同乡、同学以至与林徽因某亲属友善，此类种种，只能表明两位女作家“并未结怨”的可能性，却并非因此绝对不能“结怨”。同乡、同学，固然有了亲密的理由，由亲密接触而碰撞的也可能多，甚至发展到反目成仇，这可能性也难说绝对不会存在。同样，与某人友善因而爱屋及乌，当属人之常情，可常情亦并非规律，不是人人非得如此。虽欲循常情，但因了种种缘故，爱屋而不去及乌，或想及乌而不得，这可能也是有的。我想这样的事例无需举述。王先生以“应为朋友”表述，“应为”两字正道出它们仅仅含有可能性。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性，关键在于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　　王先生以为确凿有力的材料是这两条：其一，“有一张冰心与林徽因摄于绮色佳的照片，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的围裙，手握切刀，正在理菜，而林徽因蹲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大概可以说是她们作为友情的记录吧”。其二，1987年冰心写《入世才人灿若花》，列举五四至今众多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在文章中用了很赞美很友好的文字专门写到林徽因：‘1925年我在（美国的——按，王先生引文脱漏）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这段文字，我想大概说清楚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了吧”。王先生指的照片我也看到过（见《冰心全集》第2卷插页），估计是两人初见面的留影。说她俩情态怎么亲密倒未必，不过是一般的青年聚会场景。即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她俩曾有过亲密的往日，难保永远地亲密下去。闹得永不见面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往日不也亲密过吗？林徽因和冰心“结怨”的公开化，正是留影以后几年的事情。王先生说的冰心文章我也读过，仔细咀嚼冰心口吻，那赞美很有分寸，仅限于林徽因的美貌和文才，并不包含人际关系。如果说含有人际关系，则止于客观冷静的交代：我的——男朋友的——好友的——未婚妻，如此而已。文章里介绍其他女作家，有的却是溢满情感。为什么不能干脆不提林徽因呢？不行。此文应《人民日报·海外版》而写，面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读者，冰心不能不顾及林徽因在文坛、在美国已有的影响。何况文章列举女作家多达数十位，岂能偏偏作鸵鸟无视林徽因。别人行，雍容大度的冰心不行，她决不有失“绅士”之风。面上不得不如此，私下就不一定了。我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我满心希冀得悉珍贵史料，不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我立即想起访问冰心前不久萧乾说的，为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与冰心生了嫌隙，恍悟冰心此时不便也不愿说什么的。　　　　第一部分　　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2）　　这就要说到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诚如王先生文章言，它是两位女作家“结怨”的“主要的事实与证据”，自然王先生为此很下了力气辩解，其撒手锏是冰心关于这篇作品的自白：“《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此话是九十二岁的冰心对两位来访者说的，现存有记录文稿。王先生说明：访问记录有关《太太的客厅》一段前，“冰心在审定时写上了‘以下可以不用’，尤其在‘林徽因’与‘陆小曼’名字上有重重的删除符号，并嘱‘不得使用’”。既是撒手锏，岂能不用？王先生似乎说得在理：“为了消除讹传与误解，为今人也是为后人认识与研究冰心，我在这里有违冰心先前之意，将本来不得使用的文字发表出来。”王先生一番苦心却无济于事，本不存在讹传和误解，所谓消除即无用之功。研究作家，作家自白固然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材料，但它也需经过分析，确认其可信程度或考察其失信原因，自白才能显示其价值。惟自白是听，哪有这么省力的研究。冰心写过一篇纪念胡适百年诞辰文章《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刊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文章写道：“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记得当时我读到此处，随即从书橱里抽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和下册各载一封她致胡适的信。信的内容足以见出，不仅冰心与胡适有着个人接触，而且两人全家都有往来。可见因往事久远记忆有误，这自白不大可靠。所以，王先生断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写谁，虽然在六十多年后说出，它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的了”。王先生对“出于作者本人”的话缺乏应有的审慎。冰心还坦言，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很多人知道，萧乾和冰心情似手足，王先生又说明，“萧乾是常常出入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人”（这句话很不利于王先生立论，他秉笔直书的诚实态度实在可佩），因而当当事人冰心和旁观者萧乾各执一词时，我当然是更愿意相信旁观者的。尽管如此，我的最后论断仍立足于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身。本来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不应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对号。不过，依据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小说家们的常事，何况冰心已经承认“太太”在生活中确有所指，那么不妨来分析，“太太”指的应该是谁。这篇小说写在1933年，同年发表。作者置“客厅”的地点于北平，那时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文化人圈内几乎无人不知，陆小曼却远居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大概来者多是名媛戏迷，与小说里的客厅绝非一类氛围。小说描绘诗人（当是徐志摩）登门，当众捧着太太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这情状，在徐志摩和陆小曼，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不可想象。婚前不能如此公然亲昵，婚后无需如此公然亲昵。那句“一片光明的云彩”更明白不过地暗示了太太是谁，王先生该读过徐志摩的名篇《偶然》，该不会忘记那云彩的意象。　　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到后代。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后来实际操持编务的丛书副主编陈子善先生希望我促成此事，我总算颇为不易地说服了梁先生，由我编选的林氏小说集（含散文）《九十九度中》才得以在丛书第二辑付梓。柯灵终于在辞世前不久闻到《九十九度中》油墨的清香，他一定感到欣慰。然而冰心在出书前半年永远闭上了眼睛，闻噩耗我一阵惆怅。原指望借出此书，为两位才女的“结怨”作一点化解，从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王炳根先生是冰心研究专家，可能还是冰心老乡，他读了拙文《林徽因与李健吾》后感到“真有些不舒服”，那么再读本文肯定格外的不舒服。这份感情不难理解。冰心作品慰藉过我寂寞童年，又滋养着我的儿辈。文革时期我曾撞见冰心清扫中国作协大楼厕所，不忍目睹。我也曾数次聆听老人教益，如坐春风。我珍藏的老人手泽、赠书、与我合影，都已化为精神财富。无疑，冰心是我最为敬爱的中国女作家，她晚年的高风亮节尤令人高山仰止。作为读者，我有过许多机会充分表达敬仰之情，然而身为学人，从事研究则是另一码事，累于情感实研究一大忌。应该情感让于理智，勇于正视史实，即使比“结怨”还要严酷的历史事实。　　王先生不必敏感，公然指出“结怨”这一事实，毫不意味着原因和过错只在冰心。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已经议及林徽因那一面，但泛泛而论，又仅仅三言两语，未及说到冰心。依我印象，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郁达夫这样夸奖冰心：“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言中的，道出冰心身上的中国传统特征。夏志清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而别具意味：“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见《中国现代小说史》）林徽因与冰心的温和、矜持（梁实秋说冰心“对人有几分矜持”，该是指中年以前）不同，她爽朗、坦诚，常居于她那圈子中心，或可说被宠“坏”了，就不免有点儿高傲，甚至好胜。她落在冰心眼里不是太如意乃意料中事，她看冰心也就不太顺眼，为事出有因了。很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她俩对徐志摩态度的截然不同。林徽因态度无需绕舌，有兴趣读者可翻翻她的《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冰心则有她在徐志摩罹难后的话为证：“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见于梁实秋《忆冰心》。冰心说她与徐志摩从来不是朋友，此话怕与实情有点出入，至于对浪漫诗人的微词是十分鲜明的。若要评论两位女作家“结怨”的是非曲直，需另作文章，本文无暇顾及了。　　　　第二部分　　林徽因与林微音　　题目上的两位作家，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都活跃于30年代文坛，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北国，性也有别。男作家林微音的作品多一些，起始在《洪水》上发表作品，后来又在《语丝》上登稿，出过小说集子，写了不少散文、杂文，也发表了一些诗，还翻译作品。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江南都市，表现上不乏心理小说技法，颇见出海派文学风尚。可是，终因作品分量欠厚实，成就有限而少见经传。林徽因则是新月派的知名才女，不论诗、小说乃至散文，皆有精品，在京派作家中也曾名噪一时。可惜的是，作品太少，直到前两年才出过一本薄薄的诗集，早编辑已就的《林徽因集》，搜罗全部作品，尚不足二十万言，且迟迟未能面世。作品既少又散，再加上长期观念上的偏见，这位才女被遗忘了几十年。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部分，80年代初出的一、二、三册，收作家辞条共一千五六百人之多，却拒林徽因于门外。1985年继出第四册，再增收六七百名，林徽因才有幸纳入。近来大家渐渐意识到，林徽因实在是位不可忽略的作家，可是受资料短缺的限制，每每难以备述。严家炎先生近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凡列举的京派代表作家一一予以分析，惟林徽因的分析内容阙如，只空挂了个名字，盖缘于此吧。　　我把林徽因和林微音联在一起，是因为读了杨义先生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一条引人注目的注文，注云：林徽因“1928年与梁思成结婚，归国后与朱维基、芳信创办文艺杂志《绿》……”。注文显然混淆了这男女二位。杂志《绿》是1930年初创办于上海，参加创办的是江南的林微音，每期刊有林微音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一首小诗题名《我只要你的嘴唇》。无需引述诗句，只看这题名大体可断定，此作决非诗风优雅的北方林徽因所肯为。杨义先生搅和了不相及的两位作家，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文又有一处失误：“1928年9月，刘呐鸥自日本来沪后，联络震旦大学法文班同学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撰稿人还有冯雪峰、杜衡、徐霞村、姚篷子、林徽因。”此处的林徽因也应是林微音。混淆这二位的不只是杨义先生，于研究者很大方便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其作者索引同样“徽”冠“微”戴，把好几首林徽因的诗作引于林微音名下，包括林徽因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中一个夏夜》。　　造成混淆的直接原因是两位作家名字的读音几乎相同，而字形十分相近，林徽因原名林徽音。此外可能还有个心理因素，即因林徽因资料难觅，一有所获，欣喜之中不免忘了辨析。还有，两人的作品曾发表于同一个杂志，甚至同一期刊物上，如1935年出刊的《文艺月刊》第7卷第6号，既刊登林徽因诗歌，又发表了林微音小说，这多少起了点推波助澜作用。　　林徽因与林微音名字的混淆，林徽因开始登诗便发生了，排字工人时有误植，为此徐志摩编辑的《诗刊》(季刊)曾专门更正、声明过，混淆仍难以消除。自1935年始，林徽音发表作品一律改署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　　　　第二部分　　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　　遭遗忘几十年的林徽因，这几年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了。然而，对这么一位旷世才女，如果仅从报刊去认识她，那么除了她出身名门、容貌出众以及徐志摩与她那份传得有点走样的感情纠葛，还能认识她多少呢？真要走近林徽因，捷径莫过于读她的作品。虽然林徽因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均有佳作，但她生前并未结集出版过，直到去世三十年之后陆续出版了几种，而今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文集》（分文学、建筑两卷）是最佳的一种。编集者梁从诫先生乃林氏之后，借亲属特有条件，这部文集不仅收集林氏作品最为全备，而且披露了林氏致友人、亲属的信函数十封，为研究林徽因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尤令人爱不释手的是附印了百余帧林氏照片，它们大多数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文集”初版一万册，三个月后又重版六千册，所受欢迎可以想见。然而“文集”的编辑也有微瑕，此仅就集中林徽因致胡适的几封信作一补正。　　致胡适第二信（按“文集”编序，下同）的写信日期，不知何故编者定为1927年3月15日，核对此信影印件，所署日期为“二月十五日”。这一年2月6日，留学费城的林徽因为当地教育会邀请正在纽约访问的胡适前去讲演（见集中致胡适第一信），第二信是讲演后林向胡致谢词，又因他乡遇故知“情感激动”，信写得较长，颇多感慨。虽讲演日期原来约得较远，约在中下旬的一个周末，但胡适是短期访美，4月初即离开，他可能提前应约。信中道及演讲的“星五那天”，该是2月21日。那么演讲后几日致谢且大发感慨乃情理中事，若延迟到3月中旬反倒有点不太正常了。　　“文集”中此信一处有脱文。“文集”所录是：“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核对1927年2月15日林徽因致胡适信手迹原信，应是“………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这样行文流畅多了。　　致胡适第四信的写信日期编者注为“1931年农历正月1日”更是明显有误。此信内容指责凌叔华不肯交出徐志摩罹难留下的日记，而徐志摩在这一年秋才腾空西去，信只能写在西去之后。“文集”收的此信，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年正月一日”，可能是写信人笔误，当为“二十一年”而漏写了“一”字，也可能原信不误，属编者误认所致（第二信即是）。第四信写信日期应是1932年元旦，与落款“二十一年元旦”的第五信系同一日。依据是第四信的开头一段：“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黑点为原信所有）。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下午的信指“文集”中致胡适第五信，全信用近三千言竭力证明凌叔华在志摩日记纠葛中“说瞎话”（第五信语），内容与这一段所言完全吻合。胡适来往书信档案中，这两封信也是连在一起编序的。第五信先写，与第四信一并付邮。胡适编序将第五信置后，是因为把第五信看作第四信“附件”（第五信末仅有日期，未署写信人名）。编者既然作为两封信收录，其编序应依书写时间互换过来。两信实同一内容，又写在同一日，却各有“适之先生”抬头，成两封的格式。所以如此，因为其各有“主题”，第五信全在申辩事实，志摩日记纠葛原委繁复，故罗列十二条，一一分头道来。最后一句“底下的事不必再讲了”，完成“主题”随即结束。林徽因是位诗人，想来她当晚太过气愤于凌叔华的“瞎说”，下午的申辩，虽事实澄清，但感情仍难平伏，或许还难以入眠。于是再予凌叔华笔伐，“主题”在于“明志”，洋洋洒洒又是一封不短的信。为此，这第四信于研究林徽因更具价值。　　“文集”共收录林徽因致胡适信函六封，我知尚漏一封，补录于下。　　适之先生：　　上次我上山以前，你到我们家里来，不凑巧我正出去错过了，没有晤着真可惜。你大忙中跑来我们家，使我疑心到你是有什么特别事情的，可是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如果真的有事，那就请你给我个信罢。　　那一天我答应了胡太太代找房子，似乎对于香山房子还有一点把握，这两天打听的结果，多半是失望，请转达。但是这不是说香山绝对没有可住的地方，租的是说没有了，可惜的却似乎还有很多。双清别墅听说已让□□夫妇暂借了，虽然是短期。　　我的姑丈卓君庸的“自青榭”倒也不错，并且他是极欢迎人家借住的，如果愿意，很可以去接洽一下。去年刘子楷太太借住几星期，客人主人都高兴一场的。自青榭在玉泉山对门，虽是平地，却也别饶风趣，有池；有柳；有荷花鲜藕；有小山坡；有田陌；即是游卧佛寺、碧云寺、香山，骑驴洋车皆极方便。　　谢谢送来独立周刊。听到这刊出世已久，却尚未得一见，前日那一期还是初次见面。读杨经（今）甫那篇东西颇多感触，志摩已别半载，对他的文集文稿一类的整理尚未有任何头绪，对他文字严格批评的文章也没有人认真做过一篇。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自是大原因，现在过时这么久，集中问题不容易了，奈何！　　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　　有时也还想说几句话，但是那些说话似乎为了它们命定的原因，绝不会诞生在语言上，虽然它们的幻灭是为了忠诚，不是为了虚伪，但是一样的我感到伤心，不可忍的苦闷。整日在悲思悲感中挣扎，是太没意思的颓废。先生你有什么通达的哲理赐给我没有？　　新月的新组织听说已经正式完成，月刊在哪里印、下期预备哪一天付印，可否示知一、二。“独立”容否小文字？有篇书评只怕太长些。（关于“萧翁与爱莲戴莱通讯和戈登克雷写的他母亲的小传作对照的评论，我认为那两本东西是剧界极重要的document不能作浪漫通讯看待。）　　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　　天气好得很，有空千万上山玩一次，包管你欢喜不觉得白跑。　　徽音香山六月十四日　　此信写于1932年，也许它于林徽因研究说不上多么重要，不过有几点尚可留意。其一，已经披露的林徽因致胡适信为数很少，这一封比“文集”中的几封更能见出林、胡之间过从甚密的关系。“文集”中的信，头几封写于相交未深之时，语气上不无客套，有的陷于纠纷、急于表白，感慨抒发是被动的，而这一封，自发、自然地吐露了不宜向一般人吐露的心声。林徽因对胡适高度信赖和坦诚求助意思溢于言表。其二，徐志摩去世给予林徽因情感上的震撼，见诸林徽因本人文字的不多，尽管此信所涉依然有限，但其表现的情感强度，甚至为林氏两篇悼徐文章所不及。只是语意稍嫌晦涩，或许是不便于说得过于明白，或许胡适处于我们未知的语境，一切了然，无需说得过于明白。其三，那句“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表明林徽因的爱国情怀，不仅表现于战时，而且融注于平常的学术事业中。最后，此信透露了一点信息，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徐去世之后新月社便渐趋消亡，但曾有人欲挽回颓势，又建立过新组织，筹划办新刊物，遗憾的是林徽因未道其详。不过，最后一点和林徽因关系远了。　　　　第二部分　　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1）　　难以置信的林徽因佚简和绝对可信的佚诗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其关系究竟如何，却众说纷纭。无疑，他俩往来的书信是揭示这种关系的捷径。可惜，必定有过的而且数量也可观的这批信函，留存极少。徐志摩致林徽因信，除了那封有名的，在火车上被恩厚之抢下来的残简，还有是年梁从诫先生披露在他所编的《林徽因文集》里一封，此外尚未有新的发现。至于林徽因致徐志摩信，至今并未见到片言只语。日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展望之、张方晦合著）两次引述了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信，尽管这本传记用了时下流行的演义小说笔法，但由于出版者介绍，“两位作者是陆小曼的弟子”，传记是“在大量的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加之所引资料确多有依据，因此有人惊喜发现了新的林氏佚简。然而，读过这一封半信（第二封只引了一半）不禁生了疑窦：此信真是林徽因写的吗？此录前一封信全文：　　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弱，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漩涡引起亲友的误解与指责、社会的喧嚣与非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我也还不能过早的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的生活。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住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感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我真佩服幼仪的镇定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假装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的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我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的有福了。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人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作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作出了。我对爸爸说，我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他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同意了。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那个摔碎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地走了吗？我又真地收回了留在您生命里的一切吗？又真地奉还了您留在我生命里的一切吗？　　我们还会重逢吗？还会继续残断了的梦吗？　　我说不清。一切都交给那三个纺线的老婆子吧，听任她们那时那神秘的手将我们的生命之线拉扯成怎样，也许，也许……　　只是，我不期待，不祈求。　　徽徽　　PS：这一段时期您也没有好好念书，从今您该平静下来，发愤用功，希望您早日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　　此信文笔异常流畅，颇具当今某类作品的文风，拿它与20年代众多作家的文字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用语习惯上的差异。再拿它与20年代林徽因的书信比较，差异则更加明显。比如此信写道：“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情焰”、“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枝条”、“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这类顶针、排比句式，在那时的林徽因笔下不大会出现的。比这更叫人生疑的是，信中提及陈源时用了“西滢兄”的称呼。这决计不可能了，写信时林徽因才十八岁，而陈源已经二十六岁，这样的年龄差距在刚刚成年的林徽因眼中是很大的，就像她初次见到徐志摩称呼徐“叔叔”一样，几乎属于两个辈分的人了，陈源还比徐志摩大了一岁。再说，林徽因毕竟还只是个女中学生，虽难免涉入有限的社交，但称兄道弟似还嫌早了一点。尤见出破绽的是，“西滢”是陈源留学回国以后发表文章始用的笔名，在英国尚未行世。即使后来“西滢”著称于文坛，可是按社交惯例，朋友间私下往来，一般仍不直呼笔名，多以字相称，陈源字“通伯”，这可印证陈源与友人的通信，或友人书信涉及陈源处。当然，关系疏远的外人又当别论。　　　　第二部分　　难以置信的佚简，绝对可信的佚诗（2）　　此信内容也不大经得起与史实的核对。其一，写徐志摩送张幼仪去德国时一起到林徽因处辞行，林徽因信中说：“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据史料，张幼仪赴德时间在1921年秋，而1920年十一二月徐志摩已明确表达了对林徽因的爱意（见拙作《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中林长民致徐志摩信），林徽因对张幼仪离开伦敦的原因当然一清二楚，她完全没有必要对徐讳言，因此不可能用“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这样含糊或矫情的句子。林徽因不是个矫情的女性。其二，依此信看，林徽因所以回国，是由于张幼仪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了”，而且“想马上回国”。事实上林氏父女早在夏季的8月已经决定回国，并作好启程准备，整顿起行装，家中再接待来客，还预定了10月14日的船票（据林长民致林徽因信，影印件，未刊，存林氏后人处）。虽说林徽因回国未必不与徐志摩追求她有关，但绝对与张幼仪出走无涉。其三，信中说回国决定由林徽因提出，林长民“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切都清楚”，似乎父女间没有说破事情，只是心照不宣。其实，林长民和林徽因均性格坦诚的君子，何况父女之间亲密得如知友，彼此从来是无所避讳的。此前，林长民不仅知道徐志摩于林徽因紧追不舍，且致信徐志摩，代林徽因婉言拒绝，信上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其四，传记记述，林徽因写此信同时创作了情诗《情愿》，低吟于回国船上。这也不确。林徽因何时开始诗歌创作，至今未见确证。但至今除了一篇译作《夜莺与玫瑰》，尚未发现林徽因早期的任何创作。她的所有作品都发表在30年代及其后，《情愿》一诗最初刊于1931年的《诗刊》，同年选入9月出版的《新月诗选》。陈梦家在诗选《序言》中写道：“渴望着更奇丽的诗篇的出现，对于林徽音初作的几首诗表示我们酷爱的欢心。”“初作”二字不是把创作时间交代得很清楚了？　　看来，这一封林徽因致徐志摩函，及未录的半封，都不大可靠的，大抵属于子虚乌有的小说家言。传记中另有几封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信，均未见载于各种徐志摩全集，推想它们同样的不大可靠。时下传记小说风靡，其中史传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小说的成分则越来越多。《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几年前由黄河出版社初版，记得并无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往来书信。汉语大词典的新版丰富了进来，大约便是受了此风的熏染。　　不过绝对可靠的是才发现的两首林徽因佚诗，即近日友人寄示的《孤岛》和《死是安慰》，它们为所有林氏作品集失收。这两首诗均署名林徽因，同时刊载于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1947年1月4日的“文学周刊”，此过录于下：　　孤岛　　遥望它是充满画意的山峰，　　远立在河心里高傲的凌耸，　　可怜它只是不幸的孤岛，——　　天然没有埂堤，人工没搭座虹桥。　　他同他的映影永为周围水的囚犯；　　陆地于它，是达不到的希望！　　早晚寂寞它常将小舟挽住！　　风雨时节任江雾把自己隐去。　　晴天它挺着小塔，玲珑独对云心；　　盘盘石阶，由钟声松林中，超出安静。　　特殊的轮廓它苦心孤诣做成，　　漠漠大地又哪里去找一点同情？　　死是安慰　　个个连环，永打不开，　　生是个结，又是个结！　　死的实在，　　一朵云彩。　　一根绳索，永远牵住，　　生是张风筝，难得飘远，　　死是江雾，　　迷茫飞去！　　长条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串脚步，泥般沉重，——　　死是尽处　　不再辛苦　　一曲溪间，日夜流水，　　生是种奔逝，永在离别！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诗的感伤情绪是显然的，大约作于1945年或略前些时候。那时林徽因原本患有肺疾的身体，由于八年抗战而更加糟糕，已数年卧床不起了。1945年底一位美国医生断言她只剩下五年的生命,她形容自己“像盏快要熄的油灯”，“一眨、一闪就灭了”。她曾致信费正清说：“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甚至一度有人误传林徽因已病逝。这个时期她创作的诗歌大多流露着恶劣的心境，不止一次吟咏生与死的主题。《死是安慰》似乎是诗人不堪肉体的折磨，欲求解脱的产物，属于她此类作品里最为凄楚的一首。然而林徽因毕竟是林徽因，尽管她处于情绪的低谷，却不肯流于颓废滥调，于是取了一种似放达的表达方式，把死说成是安慰。《孤岛》的诗绪则一扫凄楚，充溢着生的眷恋。“孤岛”形象可以看作诗人自况，孤寂而守护高傲，“不幸”但依然“凌耸”，纵然生命短促，可是自我价值不容否定，明显烙有林徽因柔中见刚的性格特征。　　　　第三部分　　作为小说家的林徽因　　说起林徽因，人们常常把她和诗联系在一起，说她是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或者仅仅看作是诗人徐志摩所苦苦追恋的绝艳才女。这只是林徽因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个侧面，也往往被有意无意渲染得有失真相)。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小说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的。　　林徽因有很高的小说鉴赏修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1936年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应约推选作品的二十人，除林徽因外都是文坛上卓有建树的名家，诸如茅盾、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等。林徽因推选了张天翼、萧乾、罗淑三人的小说，颇具眼力。尤其是将罗淑从当时的无名之辈中拔萃出来，推选的《生人妻》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传世名篇，可谓慧眼识英雄。　　也是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萧乾策划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选集，他想到的最合适的编选人便是林徽因。不负萧乾所望，林徽因很快编出了这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入选作品三十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还的悲哀》(署笔名叔文)。无论名家抑或非名家，他们的作品皆堪称《大公报》作品的上乘，包括沈夫人那篇，绝非因私人感情而充数。林徽因为选集撰写了二三千言的《题记》，她对于生活制约作家创作、作者情感应该诚实，以及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个选本很受读者欢迎，8月份初版，10月即再版。选本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那个时期一批北方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水平，至今仍是研究京派小说的重要材料，因此五十多年后上海书店再予影印出版。　　那时众多的小说家里，林徽因特别赏识沈从文，认为沈从文有生活，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夫人、杨振声，后排为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不矫情。林徽因与沈从文有相当密切的交往。30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因便看出他日后必有非凡成就。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原准备题赠给另一位女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还没写完被林徽因见到，沈从文看出林徽因极想得到他这本作品，随即将没写完的题词改成：“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此刻林徽因尚未登上文坛。沈从文婚前孤身寄居北京，经济相当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顾虑到沈从文碍于面子不肯接受。恰好林徽因堂弟林宣从南方到了北京，林徽因便让林宣向沈从文借阅文学作品，借林宣归还作品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直到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成婚，沈从文的经济仍未好转，新房四壁空空。亏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了一对锦缎百子图床上罩单，才给新房添上一点喜庆气氛。几乎是新婚的同时，沈从文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热情邀约林徽因写稿。虽然林徽因发表文学创作始于徐志摩编的杂志，但文思泉涌、佳作叠出，还是沈从文接编这份副刊的那几年。正是这几年，林徽因在读者中获得很高声誉，也由此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沦陷的北平南迁，林徽因、沈从文也告别了《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朋友们时聚时散，聚少散多，林徽因与沈从文的友谊却从未中断。1937年底，在武汉的沈从文听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已到长沙，便匆匆赶去看望。第二年他们又先后定居昆明，沈从文更是常去看望林徽因，林徽因有时也到沈从文低矮晦暗的小楼上来。沈从文的小楼可谓当时昆明小小的文艺中心，不时聚集着文人聊天。施蛰存晚年回忆在那里见到林徽因的情景颇传神：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只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两句话。　　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专集，1985年林徽因家乡福建两位学者为她编辑了一本《林徽因诗集》。诗集内封便是请沈从文题签，那娟秀的章草小楷，与灵秀的诗句可谓交相辉映。　　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林徽因结识了另一位小说家，与他同样情谊匪浅。林徽因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一篇小说《蚕》，立即托沈从文约请小说作者萧乾来家里见面。对于初次尝试小说创作的萧乾来说，能进入林徽因那个北平有名的“太太的客厅”，真是异常兴奋、激动。见面时林徽因一再对萧乾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备受鼓舞，此后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京派小说家中的一支劲旅。萧乾说过，这次见面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后来萧乾替代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保持了原刊与林徽因的亲密关系。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