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 一问一世界

第一部分 第1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1)世有疑惑，必须发问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纪念，有一位媒体朋友不经意当中说，今年正好是你的2010。还真是有这个巧合。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第一部分 第2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2)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第一部分 第3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3)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今年68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比及的。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今年，老字号的美国《新闻周刊》也是因为受不了年年的亏损，开始叫卖，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网络的第一波冲击的可能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可能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网络电视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虽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像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而我发现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间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所有做电视的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两个月前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对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并不是特别的关心，而是专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的各种娱乐和八卦新闻。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世俗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要想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第一部分 第4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4)说到我与主持人职业相关的第一次提问，还带有点温柔的对质。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我当时其实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走上《正大综艺》的舞台。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是我的专业背景，还是我的家庭背景都跟电视毫无关系，而当时无论是制片人、部主任、正大集团还是台领导，居然能够起用一个完全没有专业培训的女大学生来主持黄金档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目！回头看起来，我心存感激之余，也觉得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社会刚刚经历动荡，气氛沉闷，人们厌烦了生硬的电视语言，希望通过电视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有更多的空间来表达个性。《正大综艺》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节目。如果没有姜昆、赵忠祥这样的资深艺术家、主持人站在我身边，也许我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度。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所有的编导都很尊重和信任他们，所以相对地也带动我有更多的机会表达年轻人的观点。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就是让赵老师代表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相对中庸的社会主流观点，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国际视野的、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年轻人，这样一老一少，形成某种冲突但又愉悦的气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新意的。但是有一个事情还是可以反映当时整个舆论的环境跟今天有着多大的不同。我记得在节目开播的第一集里我在主持词里加了一句这样的话：“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这话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当年因为这句话我还受到过批评，部主任开会批评说这句话说错了：“我们的电视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怎么能只为大家增加一点生活的情趣呢？”今天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的媒体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去审视一个节目的时候，要看到它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不能够用一个绝对的尺度去评论它的制作水平或言论尺度。第一部分 第5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5)我也经常会听到读传媒的学生询问，如果要去国外深造读新闻专业，最好采用什么样的途经。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它在大学本科是不设立新闻学院的，通常也不鼓励学生从本科毕业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欢迎有专业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今天的新闻时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新闻事件的报道，并不是问了五个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报道。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更多地与背景链接有关，即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对背景的介绍通常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是由专业背景的人进入到传媒的这个行业。相关知识越丰富，提的问题才越有质量。1996年，我在纽约采访了已经退休的美国CBS的老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先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特别是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诚实客观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经典报道：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等，被誉为美国人最信赖的人。当今恐怕没有一个主持人或新闻记者能拥有他当年的那种公信力了。当他退休以后，网络媒体迅速崛起，所以我问他：“您过去总以That’sthewayitis来结束每天的新闻节目，如今人们已经能够从网络接收到海量的信息，电视新闻未来的角色会是什么？Whatisthewaythatwillbe？”克朗凯特说：“无论人类的社会如何发展，无论人们的资讯有多少不同的道路去获取，真理和真相永远是隧道那一头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报道真相，永远是我们最应关注的事。”中、美国情不同，媒体环境不同，而这10年来我和吴征创立并经营着一家民营媒体公司，面对体制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也常有步履维艰之感，但是通过人物访谈揭示历史的真相，心灵的真实，以开放的视野、文化的包容，关注个体的成长与困境，却成为我不愿放弃的追求。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杰出的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天气很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安详宁静，小松鼠上蹿下跳地觅食嬉戏。崔琦是沉静的，毫无喜形于色的神情，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我听得一头雾水，还含含糊糊地点着头，心想如此悬殊的知识结构，这个采访可怎么做啊？我试图进入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那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第一部分 第6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6)有时主持人必须知道何时闭嘴。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受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任命，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我曾两度采访他，一次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一次是去年在法兰克福采访他关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机会在世界银行工作，有机会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去帮助世界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他的骄傲，也是国人的骄傲。我问：“你现在取得的种种成就是否达到了当年你父亲对你的期许？”一直侃侃而谈的他突然沉默了，眼眶慢慢红了，继而泪流满面，哽咽无语。看得出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泪水就是不听话地扑簌簌地落下来。他25岁那年因为坚信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大陆这一边，抱着两个篮球泅海从金门游到内地。虽然后来终于与妻子团聚，但父亲在台湾临终时他却因为还戴着“投匪”的罪名而无法见最后一面。这样的人生遗憾与痛楚，情何以堪？我不忍再问下去了。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访她，正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亲切地说：“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这么叫我。”她先打开衣柜，让我帮她找一件合适上镜的衣服。衣柜中不过十来件当季的衣服，我们都看中了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找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纱巾，在脖子上一围，问我是否好看。她有着极好的品位，这恐怕与她的出身教养有关。她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专业的女性硕士毕业生。她获得到了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思想“左”倾的她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翻译，1947年她最终决定放弃留学机会，奔赴延安。她后来嫁给了刘少奇并成为了他已经有的5个孩子的母亲。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始终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当时多少普通的家庭因为政治原因夫妻划清界限，父子断绝关系，而她却在万人批斗会上从台下冲到台上拉着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感情？这之后12年的牢狱生活，每一天只能够看到窗户缝里的阳光，根据阳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昼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苦痛？正在我采访王光美之际，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来访。他先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着，渐渐地激动了起来，忍不住说：“光美对少奇，那真是无怨无悔啊！”继尔泣不成声。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后，抱着他的头轻声说：“别激动，别激动，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够戗。要不我给你拿一片药吃？”这一幕，让现场所有的人动容。第一部分 第7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7)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经历了太多。出狱之后，看到了昔日丈夫的同事们是如何在判处他死刑的文件上签字。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仇恨与背叛，见识了这么多的丑恶与黑暗，她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活过来？我问她：“当初你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教你的女儿唱打倒自己爸爸妈妈的歌曲。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王光美说：“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会遭受不少麻烦。为什么要让痛苦延续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问：“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没有想过在这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应声回答：“那真没准！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搞什么运动。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会冤枉不少人。”王光美的母亲就是因为受到牵连，最后死在北京监狱里的。母亲曾被没收的首饰瓷器，在归还后都被王光美拍卖，并以筹得的资金设立了幸福工程，来帮助乡村的贫困母亲。母亲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已经失灵的老式座钟，那是母亲睡觉时摆在床几上的钟，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给它上弦，仿佛是一种与亲人的对话。历史选择的人，人创造的历史，让我着迷。“记录一个人和他（她）的时代”，从那时起成为了《杨澜访谈录》明确的追求。2009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的创始制片人唐?休伊特去世。得知这个消息，我心中怅然若失。一个时代结束了。他让一个电视节目成功播出了35年，连续22年荣登收视率排行榜前10名，在这期间为电视台赚了22亿美元。职业成就、新闻原则和商业利益居然如鱼与熊掌兼得，真不可思议。1952年他在芝加哥组织报道提名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时，现场有4位出镜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是其中之一。休伊特说：“你们四个就是一个接力队，克朗凯特跑最后一棒。”这最后一棒即是英语中anchor一词，以后“电视主播”就被称为anchor。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电视新闻刚刚兴起，影响力还不能与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相提并论。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第一次转播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肯尼迪与尼克松在镜头前的表现最终决定了大选的结果。当时负责转播工作的休伊特建议尼克松化妆，但尼克松因为听到肯尼迪不需要化妆，遂拒绝了这个建议。可是他没想到，肯尼迪英俊潇洒，衣着得体，沉着镇定，仿佛拥有整个世界；而尼克松面有菜色，汗流浃背，看上去疲于应付，两人形象，立见高下。而很多听收音机的人都认为尼克松占了上风。电视作为新兴媒体的威力开始显现。肯尼迪遇刺之后，休伊特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尼克松也参加了节目录制。当年曾被他回绝的化妆师正在为他化妆。休伊特忍不住说：“如果四年前您接受化妆的话，您本应成为总统。”尼克松不紧不慢地说：“是啊，不过那样的话，我现在也已经死了。”第一部分 第8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8)从未上过大学的休伊特从4岁起就立志成为一名记者，在他眼中只要有一顶呢帽和一件防水风衣，就可以做记者了。当然他的成功绝非一身行头那么简单。他不仅对新闻有着敏锐的嗅觉，为了拿到独家采访，他更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高手。为了接近访问美国的赫鲁晓夫，他临时加入当地的警察局，获得了在警戒区活动的自由；为了证明使用假冒身份获得证件有多容易，他创造性地使用了隐藏的摄像机；为了让迈克?华莱士表现出更高水平，他说：“伙计，我给你打A，你是否能得A+，要不要试一试？”为了揭露烟草公司损害消费者健康的黑幕，他面对威胁毫不退缩，最后是电视台担心被卷入代价高昂的诉讼而让他的节目被禁播一次。“你到底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是他的口头禅。有趣的人，非同寻常的事，同行的竞争，总是能让他兴奋起来。他说：“总有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如何希望能够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我总是回应他们说我也是！”2005年，我邀请休伊特和夫人来华参加中国电视主持人论坛和颁奖晚会。这之后我每次去纽约出差，他都会热情地在曼哈顿的家中宴请我，并把我介绍给同行和朋友。“你是为电视而生的，你应当珍惜！”他曾这样对我说。他也喜欢吴征的豪爽和热情，曾在晚会上开玩笑说：“我一直以为我想成为的人就是我自己，现在我宣布我想成为的人是Bruno（吴征的英文名）。”他去世后，他的夫人马洛琳收养了一位非洲孤儿，并把他带到纽约一起生活。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他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业？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最烦恼的事？他说，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面对何时、何地、何人都能有话题、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一个这么善于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他说觉得最对不起朋友的事，就是让他们刚记住他上一任妻子的名字，就又要记新一任妻子的名字！看来这就像医生很难自诊，沟通大师也有盲区吧。第一部分 第9节：世有疑惑，必须发问(9)有时在访谈中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我觉得这时诚意很重要。要让对方知道你并非刻意为难，而是更关心事实真相，这样对方才不会拂袖而去。其次，功课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对牛弹琴，影响谈兴。第三，当然是随机应变，灵活以对了。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问他说：“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我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他说：“当我跟我的妻子陈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你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我们面向未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第一部分 第10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02年的春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那幅著名的铁画《迎客松》前，他再次驻足。1972年，周恩来总理就在这里欢迎尼克松总统。曾在这幅画前合影的、拨开冷战的冰霜、回暖中美关系的核心政治人物大多已经凋零，此刻他是否会感到一丝孤独和惆怅？基辛格博士不是一位好的访谈嘉宾。他毫无表情、语速缓慢、声音低沉、口音模糊，让我担心在他的“催眠”下，观众会不会睡着？当然不会。因为他所代表的历史太重要了。1971年，48岁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与尼克松总统谋划了远交中国、制衡苏联的战略。他借口腹泻，躲开随行记者的视线，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履行特殊使命。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传奇而神秘的领袖、儒雅而智慧的总理，都让这位外交官充满开创历史的兴奋与紧张。2011年2月，我在北京采访了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媒体纷纷预测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很有可能是回国为2012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采访中他向我说起了一个故事：1971年，他当时只有11岁，因其父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而有机会到白宫去参观。这一天他看到基辛格博士正拎着一个公文包向门口的轿车走去。洪博培主动帮博士拎包，还随口问了一句：“您这是去哪儿啊？”基辛格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去中国。”而这正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国家机密！当然小男孩完全不知这个信息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新闻价值。在当时的情形下，就算他告诉了别人，也没人会相信。我问大使对比当年，现在对外交官的要求有何不同？他说：“大概是沟通吧。当年政治家们可以关起门来进行秘密外交，今天领导人还没见面就要向媒体说明自己要谈判的内容。与公众的沟通意识和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放在今天，那个小男孩很有可能把基辛格的回答挂到微博上！而在当年，中国领导人虽已有重启中美关系的想法，却苦于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毛泽东主席在国庆二十周年时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就是在向美国释放缓和的信息。不过美国人并没有读懂这一层深意。“我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用隐晦的方法婉转地表达，也不善于从一张照片的排序去猜测对方的深意。斯诺对中国太友好了，我们当时只把这解读为宣传手段。那时中美两国就像是待在同一房间里的两个盲人，互相摸索着想找到对方。”基辛格博士这样说。历史的交会就这样险些被错过。当然，机缘的偶然性可能推迟，但并不能中断历史的进程，就像江河入海，潮流不可阻挡。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隔绝，这就是政治远见，也是政治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发表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份公报中有关“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对此并无异议”的原则，在英文中选择了acknowledge，而非recognize，巧妙地化解了两国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的争论，被周恩来称为体现了哈佛水平。而基辛格也对周恩来的智慧深深佩服，他回忆说：“周看了《联合公报》的草稿后说‘没有人会相信两个二三十年没有交谈过的人突然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我们最好再写上我们存有异议的地方，这样那几个达成一致的观点就更突出了’。这才是真正的天才之作。”第一部分 第11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2)此时的乔治?布什对两国最高层的秘密外交还蒙在鼓里。作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他从中国外长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握手的一幕中察觉到玄机。他作为外交使团的官员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按级别只能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在他的对面，中国前排官员的最末端，坐着一位矮个子的中年人，他们友好而矜持地相互点了点头。他就是邓小平。对中国的强烈好奇让老布什在1973年谢绝了出任驻英国或法国大使的邀请，要求来北京担任联络处主任。他相信中国代表未来。他与夫人芭芭拉骑自行车周游北京，免费给围观的中国人照相，与他们聊天，由此获得了“自行车大使”的雅号。当他离任，就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邓小平还专门设宴送行。席间，邓小平敬酒时开玩笑说：“你不会是一直在监视我们吧？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朋友。”我在缅因州克尼班伯镇沃克角的老宅里采访了老布什。这是一个宁静的滨海小镇，海与天都蓝得透明。一周前，他刚刚以3000米高空跳伞的方式庆祝了85岁生日。他还鼓动前来祝贺的戈尔巴乔夫跟他一起跳，被后者断然拒绝。老布什亲自开着高尔夫球车带我穿过自家的花园，有意思的是在高尔夫球车的前挡板上贴着一行字“不要相信《纽约时报》”，大概是这家偏民主党立场的报纸让他着实不满吧。在他的健身房，墙上贴满了他不同时期的泳装照，有展示肌肉的，也有做鬼脸的，有些造型相当搞怪雷人。“我可以拍照吗？”我问。“那可不行！太丢人了！”他大笑着急忙摆了摆手。他的夫人芭芭拉正带着小狗站在花园里散步，并和园丁拉着家常。当年就是在这处老宅边的礁石上，19岁的布什向她求婚。回到中美关系的话题上，他说：“我和邓小平的个人友谊后来在中美关系的重要时刻发挥了作用，避免了两艘大船在夜航中误撞的危险。”他提到的“夜航误撞”指的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国会在制裁之余，强烈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一方面写私人信件给邓小平，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力图说服国会保持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他回忆说：“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解体，东欧政府纷纷更替。当时很多人预测中国不久就会步其后尘。但我不那么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已经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社会不再封闭，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样的政府不太可能倒台。如果中国的改革再晚10年，情况就很难说了。”第一部分 第12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3)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加坡资政、前总理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政治远见印象深刻。2009年，我在新加坡总统府Istana采访了他，这位已经经历过50多年大风大浪的老人，从容淡定。不过他说让他感到惊奇的政治事件只有两个：苏联的迅速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对30年前与邓小平的会面他记忆犹新：“我当时在新加坡设晚宴招待他。他说早年赴法留学时曾途经此地，当时这里脏乱落后。他为新加坡取得的成就向我表示祝贺。我说，‘新加坡华人的祖先都是福建、广东不识字又缺少土地的底层农民。真正的知识精英、文化传统都在您那里。我们国小而脆弱，尚能有所作为，你们没理由做不好啊！’邓小平沉默了一阵子，没有回答我。但是当他若干年后南方谈话时，我听说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算是一种回应吧。”我问：“如果今天邓小平坐在你对面，你会对他说什么？”李光耀笑着说：“我要说，你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新加坡，祝贺你！”2010年，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上升到第27名，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官员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李光耀记得当年江泽民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曾带队访问新加坡，询问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的外资。李光耀告诉他，秘诀就是全球竞争力排名。它是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这些硬件，更重要的是法治环境、政府效率、商业友好、社会开放、劳动力素质等软件因素。他的话给江泽民带来了启发。有意思的是，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李光耀先生应邀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演讲，而我则出任主持人。席间，李光耀再次提出法治环境的重要性：“上海有了国际一流的城市硬件，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就必须下工夫改善法治、教育、人才这些软件。说句得罪人的话，虽然中国已立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但现在有不少中国有钱人还是选择把相当一部分财产存在新加坡，就是因为怕有一天政策有变，财产不保。”我追问：“那您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完善法治，让老百姓安心把钱存在国内呢，还是宁可他们存有顾虑，继续把钱存在新加坡呢？”观众都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已经80多岁的李光耀反应灵敏，他探着身子两眼盯着我，面露狡黠地说：“你猜！”众人大笑。言归正传时他预言，过去中国的官员成批去新加坡接受培训，再过十年，就该轮到新加坡官员来中国取经了。第一部分 第13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4)不过即使你有了审时度势的雄才伟略，许多英明的决定也可能完全是误打误撞。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说：“中美建交前夕，我瞒着国务院直接领导对华谈判。一天深夜，我在梦中被电话惊醒。我在北京的谈判代表说，邓小平问能否每年派5000位留学生来美？我睡意甚浓，有点不耐烦地说，让他们派10万人来也没问题。”结果这个数字就成为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签证指标。这番话让我想起1994年准备赴美留学的我。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排了两个多小时队后，我从一个小窗口递上所有的资料，心怦怦直跳，生怕被面试官拒签，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小伙子好像根本没轮到回答问题就被拒了。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如果被拒签，将意味着被列入了黑名单，以后签证就更难了。正在我忐忑不安之时，签证官抬起疲倦的双眼，打量了我一番，毫无表情地说：“我会给你签证，因为我相信你在这里有很好的发展条件，应该不会有移民倾向。”还没轮到我回应，他就在我的申请表上签了字。如果当年卡特总统随口说，那就让他们派5000人来吧，我还会有留学美国的机会吗？想到这儿我不禁莞尔一笑：可见睡觉被吵醒也不一定是坏事。当然，1978年12月15日凌晨，当卡特将中美即将正式建交的消息亲自打电话通知勃列日涅夫等人时，谈话一定不甚愉快。虽然卡特不一定是最杰出的总统，但他却是最受尊敬的前总统。在卸任之后，他积极投身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争端的调停工作，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致辞时他说：“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交通和通信科技发展迅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和沟通。相反我们看到隔膜和分离带来的误解、偏见和仇恨，甚至杀戮。”卡特总统此话是有感而发的。早在50年代，当时卡特从海军退役回到美国佐治亚州普兰的自家农场。那时的美国还存在种族隔离，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尤为严重。当地的农场主们都要加入一个只有白人能够参加的俱乐部，谁要是对黑人友好就会被排斥在这个圈子外，那么在生意上也就会失去庇护和支持。卡特的母亲是一名护士，曾经常常照顾生病的黑人孩子，这让卡特从小和黑人孩子玩耍，成年后也依然同黑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诚实的卡特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原则，这让他饱受白人组织的排挤和孤立，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他那时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最终成为他日后从政的人品背书。卡特写过十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为《藩篱后的巴勒斯坦》。书中他指出：如果以色列人以为把巴勒斯坦人关在高高的围墙之内就可以获得和平，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隔离只会积累怀疑和产生新的仇恨。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于他在中东斡旋的实地考察。在亲犹太势力异常强大的美国政坛，这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批评，但他坚信自己的主张。这位常常自称是种花生的农民的前总统，一辈子相信只有你对土地诚实，对自己诚实，才能有所收获。最终完成中美建交的他也正是“沟通”的忠实推动者。在这个世界上，对话与沟通是明智的选择，这需要政治远见，更需要政治勇气。第一部分 第14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5)对比那些从冷战时期走过来的老牌政治家，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算是小字辈。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新的政治格局“世界是平的”，深刻影响到了他们的世界观与政治理念。托尼?布莱尔是1997年5月开始担任英国首相的，正值香港回归在即，他在一次酒会上主动向中国驻英大使马振岗表示希望亲自参加香港回归仪式。于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对比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阴郁的神情，布莱尔的表情是轻松平和的。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必须面对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看，这就是中国。她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一天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当布莱尔执政后，他发现工党的传统信条过分强调政府的功能，不断抬高的社会福利遏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折中传统政治的“左”、“右”道路，把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活力的市场结合起来。这一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的高度认同。而布莱尔也注意到，中国政府从过去僵硬的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道路，国家和私营经济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衡。有意思的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出访英国时，曾开玩笑地称工党的党魁为“同志”。在社会制度改良方面，双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2008年8月，布莱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北京奥运会代表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慢慢淡出。权力正向东方移动。布莱尔还告诉我，他的儿子从7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了。在历史和社会的演进中，政治的理念在“与时俱进”，宗教与社会的精神需求也在变迁。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盛行日本神道教，人们只在超度亡灵时才想起请和尚。年轻的星云大师，苦苦思索：佛教不应该“出世”，隐身于山林之间，脱离社会，而应该“入世”，为大众服务，让他们在混乱的局势中有所依靠，在灵魂空虚时有所寄托。以佛教服务于人间的平安幸福，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渐渐成形。他提出的佛教理念很有人情味儿：每年把僧人的父母接到寺中相聚，免得相互牵挂；他主持佛教婚礼，祝福新人百年好合；举办幼儿园和学校，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安全的去处。他的这些主张深深切合了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期人们对信仰的渴望，提供了无常世事间的心灵寄托，又借鉴了基督教教会与社区融合的经验，将佛教的社会功能大大提升。他还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监会、执行长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民主选举制度让他早早从日常营运中退身，专心于布道弘法。他马不停蹄地绕着地球跑，声称“忙”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修行，让人生有300岁。如今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会在世界各地有200余所道场，9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信众逾百万。我在佛光山采访他时，正值上千名世界各地的佛光会住持们回山述职培训。与我想象中的宗教团体严肃持重的气氛不同，场内笑声不断，各地住持们在分享这一年中遇到的趣事。我远远地站在门口望了望，正准备离开时，被星云大师发现，唤我上前台跟大家说几句。我不禁开起玩笑来：“我这次来佛光山有一重大发现，谁说法师视力不济了，我站在那么老远都被他逮到？”星云大师不紧不慢地说：“我想看的就看得见，不想看的就看不见！”众人大笑。第一部分 第15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6)既出世，也入世，这让星云大师面对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不仅因为他的很多弟子是政坛中人，也因为他毫不忌讳地对政治发表意见。面对质疑，他总是说：“政治是坏事吗？它有关民生，我是问政不干政。”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后两次就参选党主席一事请教师父，星云第一次反对，因为那时的对手是宋楚瑜，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第二次正值国民党式微，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所以他支持吴伯雄出山。这一退一进，固然显示了星云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是他对弟子的关爱。因为无私，所以潇洒。他告诉世人：“世上所有的神明，都来自人的想象。土地公也好，财神爷也好，文昌君也罢，都是人们因为自身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信仰不是要求佛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增加我们自己行善的力量。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谓自作自受是也。”领先时代并不一定总被欣赏，受到嘲笑倒像是更容易发生的事。英国的查尔斯王子9岁就被立为王储，从那时起，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等待。因为他的家族拥有长寿基因，他的等待也就显得特别漫长。我认识他是在三年前的一次慈善晚宴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友好而害羞的。他的手很宽，骨节粗大，皮肤红红的，有点像农夫的手，这点很出乎我的预料。后来我才知道他特别钟情于乡村生活，常常亲自整理花园，马球等运动也是他的最爱，这些都需要动手。他说过，如果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宁可做一名农夫。查尔斯王子说：“土壤、树木、动物，都让我着迷。我设立了自己的农场，生产有机食物。我认为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联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孩子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天生就是干干净净地包装起来的。除非我们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联系，否则这个世界的生态平衡就会有大麻烦。”查尔斯王子20年前就在自己的宫殿里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收集雨水，用花园里植物产生的木屑加热取暖，还安装了太阳能板。不过人们那时总是嘲笑这位王子，认为他有点古怪，特别是传闻他居然跟自己的庄稼说话，这就更加剧了他不合时宜的印象。不过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近年科学家证实植物的确会对周围的声音产生反应，我面前的查尔斯王子不无得意，又不无自嘲地低头摆弄着一双大手说：“而且这样的蔬菜尝起来味道也会更好。”第一部分 第16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7)他一不做二不休，在2009年发起了热带雨林保护计划，用经济补偿的方式鼓励热带雨林国家保护森林。他的宣传方案有点拿自己开涮的意思：一只三维制作的热带雨林角蛙成为了这个计划的吉祥物，暗合“青蛙王子”的童话故事。有一次在克拉伦斯宫（查尔斯王子的寝宫）举行的晚宴上，有一位英国的企业家向王子建议，等金融危机过了再推出这个项目也不迟，王子突然正色道：“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想做事就有人阻挠，甚至被揶揄贬低。我受够了。只要是应该做的事就马上去做。况且经济不好时投资环保正可以拉动增长，成本也较低，有助于科技的进步。为什么不做呢？”一贯内敛矜持的王储突然慷慨陈词，让我和其他宾客在感到意外之余也颇为感动。看来你是动真格的了。有统计，查尔斯王子一年要参加的公益慈善活动高达560次，真够忙的！看来王子真的不愿再等待了。他的人生也渐入佳境。所谓远见，即洞察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它是某种稀缺资源，不是因为它要求当事人有多么聪明，而在于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普通人常常觉得所谓国家政策必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论证之结果，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课程中学过的重要一课就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起码是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就拿美国的军费开支来说吧，地缘政治的考量是国家层面的，国防部的预算关系到部门的权力和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而总统和他的主要幕僚们的个人观点和情绪，甚至偶发事件都有可能左右最终的决策。回顾历史中一些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不神秘。有时是基于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如林肯之解放黑奴，不惜南北交战；如邓小平之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时不过是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如奥巴马之当选，是美国公众对布什政府不满的积累和对一位能诠释美国梦的有色民族总统的期待的结果。有时政策并非出自道义选择，而完全是各方势力博弈妥协的产物；甚至是纯属偶然，事后才有好事者穿凿附会，歌功颂德。错综复杂的政治道路足以让人迷失，这让我想到《大学》中所提出的思维过程是非常可取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没有对政治终极目标的坚持，那就谈不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提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远见了。第一部分 第17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8)双轨1996年3月18日，星期一，《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登载了记者马克?兰德勒的报道“At27，aTalkStarSetsOutToTransformChineseTV”（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和奥普拉一样，杨澜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一。1990－1993年，每周由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和奥普拉不同的是，1994年杨澜放弃了这条坦途，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那里她将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在离28岁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杨澜正在计划重返荧屏，她将于今年6月返回中国。杨澜正在打造一档周播的系列节目，这档名为《杨澜视线》的节目旨在关注西方流行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对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音乐家）的喜爱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秉承精确和负责为生命线，《纽约时报》被誉为具有“报格”的报纸，更被美国精英阶层比做“不玷污早餐桌布的报纸”。在一个早春的星期一，它将几乎半幅版面给了一位来自东方中国的女性，并在文字报道的右上角登载了杨澜的大幅图片。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杨澜的微笑中透露出一种幸福的母性。是的，此时的杨澜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即将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硕士，一个是刚刚孕育第一个孩子的准妈妈。对某些人来说，把持好自己的人生，也许不需要技巧，需要的只是天性。在“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上正在激情并行的杨澜告诉《纽约时报》：“我只是刚刚开始。”1996年，距离杨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已有两年光景。当年放弃主持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飞越太平洋，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的高端电视节目。杨澜，已不仅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还是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此时她的身份就像不断发生裂变的细胞，越来越多：制片、策划、导演、主持人、撰稿人、约翰逊教授的学生、未来孩子的妈妈，但杨澜乐此不疲，十分享受这种欢愉的繁忙。第一部分 第18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9)带着身孕进行着超负荷工作，杨澜将这种在两条轨道上同时行进的状态称为“全身心的一种享受”。杨澜患有神经性头痛，严重时需要靠止痛药来缓解。但自从怀孕后，就什么药都不敢吃了，头痛的时候眼泪直流也只能咬牙挺着。但在杨澜内心里，怀孕之初的幸福感从未消失过，无论每天多么疲倦，但腹中的小生命每天会给予她不同的全新体验，这种刺激和新鲜感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是与另外一个生命的奇妙呼应。1996年5月，是美国这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春意盎然的四周让人感到无比惬意。曼哈顿街头的橱窗电视正在转播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多尔正进行着激烈的唇枪舌战。虽然两人谁能主宰白宫与杨澜无关，但并不妨碍杨澜对他们作出自己的评判。相对于年龄偏大、不苟言笑的多尔，杨澜更倾向于那个口才极佳、有着和蔼笑容的克林顿。而后来的选举结果也证明，克林顿的确更深得美国人心。9年之后，当《杨澜访谈录》对克林顿进行采访时，杨澜发现克林顿并不是为了赢得选票才做出一种亲民的姿态，她所接触的克林顿，是位有着十足亲和力的沟通高手。就在“准总统”们在电视上各显身手的时候，身穿硕士学位服的杨澜度过了她在哥大的最后一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举行的盛大毕业典礼上，已有近5个月身孕的杨澜无法和她的同学们一起欢呼雀跃，怀抱鲜花的她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个难忘的时刻。如果说感受美国总统大选对于杨澜只是局外人看热闹，感受媒介在美国的生存变化则需圈内人看门道。就在这一年的2月8日，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信法》，相比《1934年通讯法》，这部新出炉的美国通信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基本法大大放松了美国政府对广播电视业的规制，使其朝着有利于市场的方向发展。这一政策呼应了传统的广电产业与数字化技术、网络化技术彼此渗透的态势，使得美国的媒介产业加快自身重组的过程中，加大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直接催生了少数媒介巨头。面对媒介市场的风吹草动，相较妻子杨澜对媒介内容制作的擅长，丈夫吴征更具商业先见。这一年刚刚29岁的吴征已经在美国拥有一家合资公司，负责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电视节目转卖给中国的电视台。1993年年末，吴征的业务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时代华纳的音乐部门与吴征的Youban娱乐集团签订协议，将一档名为《华纳音乐群星》的节目销售给中国电视台。1996年，华纳音乐集团时任掌门人罗伯特?摩尔加多开始购入华纳持有的吴征公司的股份，与Youban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合作。就在与东西方媒介机构与商业集团交往的过程中，吴征将妻子担任制作人的52集《杨澜视线》成功分销给中国51家省级及市级电视台。中国2亿户拥有电视的家庭中，有八成观众看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澜为中国观众展现的美国百态。第一部分 第19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0)夫妻二人的联手合作，就如同《纽约时报》记者马克?兰德勒的评价：相比在研究生院学到的知识，这种关系对于杨澜的职业未来可能更为重要。而忙碌奔波的杨澜终于在这一年的7月放下了全部工作，待在家里安心等待小生命的降临。恰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学术访问，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杨澜父母特意在美国居留了一段时间。在父母和丈夫的陪伴下，1996年10月的一天夜里，在纽约BethIsreal医院杨澜诞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对于杨澜而言，1996年的纽约秋天是最为迷人的，因为这一年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一年：拿了一个学位，生了一个孩子，做了一套节目。这些在别人看来需要思前想后、来回取舍的大手笔，都让杨澜同时给做了，而且是一气呵成。有歌者吟唱：每个人都是在单行道上寻寻觅觅的跳蚤。而杨澜却驾驭着心灵机车奔驰于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以更快的速度，在更远的地方，看到了更美的风景。最美离开，还是留下？对于杨澜，这从来不是什么问题。生完孩子的杨澜闲居在纽约的家里，此时邀请她加盟的电话、信件络绎不绝，其中包括CBS等美国主流媒体。按照指导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纳德?约翰逊的想法，他的得意门生完全可以从做出镜记者开始，在美国的电视机构做到类似宗毓华的主播位置。但这只是他的想法而已，杨澜本人去意已决。作为美国主流电视媒体主播台上鲜见的华裔面孔，宗毓华的职业生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至高点，她曾与丹?拉瑟一同担任CBS晚间新闻联合主播，被誉为美国华裔从事新闻职业的最高成就者。但自小移民美国的宗毓华是个十足的美国人，而杨澜是26岁才到美国，早已经拥有中国的思维系统和文化体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认为我能够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已经是中国的了。”她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勤奋工作，你有可能成为宗毓华吗？答案只有一个：没有。杨澜选择回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的深层原因，或许也是萦绕在许多飘零智者心头的困境，那就是文化归属。对于身处海外的华人来说，文化归属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它是一套很复杂的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交错绾结。当一种文化占据了一个人最初的认知并形成足够的侵入，那留下的烙印即便时间也难以抹平。杨澜知道她永远不可能用“猪八戒倒打一耙”来和美国朋友开玩笑，因为你解释一个猪八戒，就差不多要把整本《西游记》讲述一遍，就算这样，美国朋友依然不明白那个猪八戒为何要“倒打一耙”；杨澜也不可能用《小兵张嘎》、《鸡毛信》的故事来和美国朋友分享童年乐趣，因为当你讲述那些怀揣着时代记忆的故事时，对面的美国人却瞪大眼睛，质疑着儿童参战的合法性。第一部分 第20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1)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此。不同的生活背景决定了各自想法的迥异，无障碍的语言交流不等于情感的共鸣，这样的共鸣也不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实现。“作为媒体人，不管你的平台多么国际化，最终你和你的观众建立起来的共同情感、共同归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成功的关键。”此刻的杨澜分外想念曾经陪伴她走过四年的《正大综艺》的观众，想念那些可以与她一起分享小人书、三分钱冰棍，半夜鸡叫等回忆的观众们。当然，让她心动的不只是一副副具象的面孔，而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向世界散发出的强大气场。身处异域的三年让杨澜以局外人的视角关注自己的国家，传媒人的敏锐使得她感知和触摸到了一个古老国度正在发生的伟大变化，这种变化始于她1993年首次参加申奥，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好像一个疾行的巨人，步履阵阵激发着杨澜的想象力。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她再不要做个旁观者，而是要做个见证者和参与者。面对杨澜的决定，吴征用行动配合着妻子的激情，那就是卖掉美国的房子，举家迁回中国。那是1996年的圣诞节，纽约依然下着雪。洛克菲勒中心树立起全纽约最高的圣诞树，历年圣诞节它都作为全城的标志矗立在那儿，|福-哇-小-說htｔp://www.fｖal.ｃn|享受往来人群的欢呼，更聚焦着1000万纽约人的目光。每年这棵树从哪里砍来、怎样竖起来、上面挂什么样的装饰、设计师是谁，一系列关于这棵树的消息都是纽约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这棵树就像一张标签，折射出纽约的城市格调；年复一年的仪式也成为一种传承，容纳着一方人群的共同记忆。即将回国的杨澜想再去看一眼圣诞树，与这个城市做一个心灵的话别。为了预防感冒，还在哺乳期的她被吴征包裹得像粽子一样严实。当两个人终于走近那一棵让纽约人为之骄傲的树，杨澜内心不禁涌荡起难以言说的感慨。“我知道，斯斯文文的你却最渴望冒险，或在高原上与日月热烈地舞蹈……”在1996年完成的随笔文集《凭海临风》中，杨澜写过一首《好孩子》，那首诗其实是在写她自己。很多时候，杨澜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都是非常规范的，被规定好的，而且在别人眼里自己也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孩。但实际上，她的内心一直渴望改变，一直向往着探索。第一部分 第21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2)就好像三年前离开北京，这一次离开纽约，又会是一次富有远见的选择吗？睿智，有时不在于为别人指点了多少迷津，而在于能否在恰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像聪明的登山者，不是一味攀爬，而总是在山麓小憩时，眺望云海去分辨到底哪一座山峰最终将属于自己。回到国内的杨澜选择停留的山头叫做凤凰卫视。1997年初，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在这档节目中，杨澜不仅是主持人，更是制片人。一个“三人半”团队硬生生地将节目做了起来，而且做得很成功，《杨澜工作室》成为当年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而且广告收入相当于整个台广告收入的1/10。“两年时间，一百期节目，‘三人半’的团队”，这就是《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如果说《杨澜视线》让杨澜以制片人的角色初试身手，那么《杨澜工作室》时期的她则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个制片人的职业流程。更重要的是，与选题和节目形态都相对杂乱的《杨澜视线》相比，《杨澜工作室》具有了一档品牌节目的核心定位，那就是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就在与100多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嘉宾倾情对话，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不同的生命个体对接的时候，杨澜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体尝到了《杨澜工作室》的价值。虽然此时的杨澜并没有成型的核心理念，但近在咫尺的“价值感”足以满足她对电视职业理想的狂热追求。若将《杨澜访谈录》比喻成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期的生命个体，《杨澜视线》是他的童年期，《杨澜工作室》则是他的青春期。1999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开始孕育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时光流走，飞转即逝。一个世纪面临终结，而人类又将迎来新千年的曙光。20世纪末日趋发达的信息科技，让世界传媒领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2000年，对于很多谋划“走出去”的电视行业英雄们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伴随着有线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日趋成熟，中国出台了鼓励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政策，发出了行业政策与市场力量互动的先声，一批先行者们怀抱市场经济造就更大媒体发展空间的梦想，走出体制内，开始了充满激情的创业历程，彼时就有原《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从央视辞职，成立银汉传播，承制经营北京电视台七频道的先锋案例。与此同时，依附于技术支撑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收费电视概念伴随资本的流转也进入中国，它带来的不尽然是对国人“看电视免费”天经地义老习惯的挑战，也进一步撩拨着先行者们对于电视内容的控制想象。第一部分 第22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3)2000年4月，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成立的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取得了“对外固定网络服务营办商”牌照，开始提供卫星电信服务，并竞投香港收费电视牌照。经过近8个月的竞标，香港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在2000年底，终于得到政府的许可，成为5个获取收费电视牌照的电视公司之一。而远在内陆的广西南宁，此时也悄然开辟出一个收费频道。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收费电视似乎有了兴起的趋势，这对于酝酿着将电视文化理想与市场结合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一些富有远见的电视人跃跃欲试，这其中就有杨澜。1999年《还珠格格》红遍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反复播放。此时的杨澜正处于离开凤凰卫视、回归家庭的时期。在空闲的日子里，每当她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这部清廷格格剧。这种收视狂潮让杨澜看到了中国电视的窘况——频道虽多，但内容却严重同质。习惯对东西方媒介进行对比观察的杨澜，却在美国看到了另外一种令她惊喜的态势：综合频道日渐式微，专业化频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以后，美国探索频道在146个国家播放，用户量达到1亿，而在1985年最初成立的时候，其用户量仅为15万。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探索频道的现场直播节目在美国的日收视率甚至打破了美国有线电视台的收视纪录，达到12.2，这对于一个专业化的频道来说，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中国鼓励媒介与市场互动的政策佳音，加上境外专业化收费频道成功运营的刺激，让一直怀揣人文梦想的杨澜热血奔涌，她认为电视节目不能简单依靠迎合观众来生存，而应该引领观众获取有价值的内容信息，她相信只要节目做出专业品质和个性内容，就一定会有它的忠实拥趸。本着这样的信念，杨澜决定成立理想中的电视专业化频道“阳光卫视”，打造中国的History和Discovery频道。面对杨澜的执著，基于同样对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吴征给予了妻子最有力的尊重和支持，不仅拿出启动资金并负责与海外供片商的谈判，还找来自己担任香港亚视营运总裁时的老部下徐小明担任阳光卫视总裁。第一部分 第23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4)为了阳光卫视，有孕在身的杨澜几乎跑遍了港澳办、文化部、广电总局、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用最大的热情去说服每一位审批者。关于为什么要做阳光卫视，杨澜给出了两个坚定的理由：第一，从国家文化的角度，阳光卫视不仅要让世界看到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而且还要让世界看到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在文化上的演进；第二，未来的电视格局应该是分众的时代，每个观众都有个性化的需求。阳光卫视致力于满足部分观众对深度内容的需求，通过记录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制作高品质的电视节目。两个强有力的理由加之杨澜纯粹的热情，让审批者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终于，阳光卫视拿到了“有限制落地”的许可。2000年1月，吴征、杨澜投入3500万港元，与友利电讯联手收购了主营建筑的香港良记公司，并将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阳光文化”作为上市公司，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三地布局：香港主要负责节目的包装，北京主要从事纪录片的创作，上海主要是翻译进口纪录片和筹备新版本的《杨澜工作室》。为了让阳光卫视在卫星上占据好的带宽位置，杨澜亲自与卫星公司谈判。这个时候的杨澜还处于强烈的妊娠反应阶段，对牛奶味比较敏感，一旦有这样的味道飘进鼻子里，就会恶心呕吐。尽管杨澜在开会与谈判期间会尽量克制，但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住，只好跑进厕所呕吐。吐完之后，用胭脂粉遮盖满面的苍白，涂上口红，嚼上两块口香糖，回来继续进行。在杨澜看来，人生中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无论是孕育儿女，还是孕育阳光卫视，杨澜都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去孕育未知，然后在希冀中等待幸福时刻的悄然降临。“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有的时候可以拉开很长的时间做，有的时候只能强度很大地做很多的事。这是无法选择的，如果机会来了，没有把握住，懒懒散散，那么过去就过去了，年轻时该拼的时候就要拼一下。”艰难仿佛赐予了杨澜永不衰竭的激情，为了自己的电视理想，她最终以无畏的付出，将这股激情幻化成了8月8日那最美一刻的来临。第一部分 第24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5)2000年8月8日夜，香港维多利亚港如往日一样戴上了熠熠生辉的皇冠，照亮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初来乍到的游客们看着迷人的夜景有些沉醉。他们并不知晓，身旁的丽晶酒店即将上演另一个让人沉醉的盛景。“五千年前的太阳和五千年后的太阳都照耀着我们这个地球，它不但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希望，而且还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光明见证……”当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在向来宾讲述这一段话的时候，亚太地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人物传记为特色的主题频道——阳光卫视——开播了。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身着庄重的黑褐色西装，满怀期许地将手放在启动仪器上，与杨澜一同按下了启动按钮，连成一片的闪光灯记录下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当晚，站在启动仪式台上的杨澜格外美丽，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中式上装，上面有半透明的梅花形珠绣，配着St.John的同色长裙。衣服是松腰身的，既合体又舒适，宽松的裙裾恰到好处地包裹着凸起的腹部，勾勒出一种母性的曲线。早在启动仪式开始的几小时前，前来参加仪式的纽约大学电影系系主任、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院长崔明慧刚走进会议大厅，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杨澜。这位善于用眼睛捕捉个性的纪录片导演，一眼定格在杨澜的身上。她迫不及待地用惯有的大嗓门喊道：“澜，你是我见到的最美的孕妇！”这个因拍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而获奥斯卡奖提名的旅美华人、这个喜欢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纪录片导演，不愿将她由衷的赞美拖延一分一秒。率性而为的崔明慧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喊声引来了那么多人的关注，当时站在大厅里的凌峰、孔祥东、朱哲琴，以及许多电视圈内人士纷纷将目光投向杨澜。此时的杨澜，就像一个受到上帝垂青的天使，穿梭于人群之中，向众人尽情展示着她的惬意，而这种惬意也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由衷地接受和赞美。是啊，此时的杨澜拥有着一个女人最为完美的幸福：媒体理想的实现，挚友亲朋的厚爱，更重要的还有牵着手的老公和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在后来的文字中，杨澜对2000年8月8日进行了幸福的回顾：“不夸张地说，我感到自己时时沐浴在幸福中，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说，‘你是我看到的最美的孕妇。’我也毫不谦虚将这些赞美照单全收。不论那以后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我曾经拥有了这样的时刻，已经很知足了。我认为那是我迄今为止最美的一天。”第一部分 第25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6)……新生的阳光卫视裹挟着政治、文化、商业三合一体的热情，将8月8日的利好消息传递给了它的股民，也传递给了彼时大热的网络媒介，当然，还有传统的电视媒介。2000年8月9日，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编辑部照例一片忙碌，负责接收港澳台新闻信号的实习生金嘉楠忽然在一幅来自香港媒体的资讯画面中，看到了她很熟悉的两个人：一个是面孔慈祥、满头银发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一个是脸盘圆圆、穿着粉色孕妇装的主持人杨澜。在一群来宾的簇拥下，他们一起为一个新的电视频道剪彩……看到香港特首出现，又看到名人杨澜，这位还在上海大学广播电视专业三年级学习的上海女孩感觉“大事发生了”，于是急忙请示值班的资深编辑老师：“这条新闻我们要编辑采用吗？”没想到见惯大场面的值班编辑看完整条新闻之后，表现出了与她的资历并不相符的激动：“当然要播！杨澜要办电视台了，这是真正的新闻。再者，你看，香港特首董建华都出席了，有他在，肯定能播。”于是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金嘉楠开始复制此条新闻的信号，但因为画面上有港台的字幕和LOGO，而且画面质量太差，无法进行编辑加工，怎么办？此时的值班编辑表现出了她高度的敬业精神，一番拐弯抹角的查找之后，她竟然联系上了阳光卫视设立在上海的办事处，进一步联系，竟然又联系上了杨澜在上海的助手朱迪云。于是，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朱迪云亲自将阳光卫视开播的录像资料带送到了上海电视台，金嘉楠加班进行了编辑。就在双方紧密地配合下，8月9日当晚一条长约半分钟、关于阳光卫视在香港开播的消息在上海电视台黄金时间顺利播出。阳光卫视的诞生就好像一首高亢的歌曲，虽然和那位值班编辑的个人命运无关，但将余音袅袅的激动遗留在了她的脸上。大三学生金嘉楠也许无法理解自己的老师为何为一条新闻如此亢奋，只是记住了她反复给予的忠告：小姑娘，好好干，将来去这样的电视台工作才有出息！此时的金嘉楠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她真的走进了阳光卫视，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一员。第一部分 第26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7)在1999－2000年的当口，一份纸媒的新年发刊词有这样一段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唯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如上海电视台那位普通新闻编辑的亢奋，阳光卫视的诞生给这个无趣的时代带来了几多温暖的畅想。是的，阳光，总是为执著者照亮前行的道路，总是为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送去温暖和关怀，就像巴尔蒙特所说：“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从2000年伊始，很多心中收藏着人文理想的人走进了阳光卫视。远在北京的电影制作人周七月得知阳光卫视成立的消息，是在2000年8月的一期《北京晚报》上。此时已经53岁的他刚刚放弃自己的企业，打算沉下心来重操节目制作的老本行。得知阳光卫视要做中国第一个专业化的人文历史频道，周七月倍感欣喜，他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去，为阳光卫视做点什么。于是，周七月给杨澜写了一封求职信，并托人转交给了杨澜。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进了阳光卫视上海节目制作中心——永嘉路387号的小洋楼里。……但凡是阳光卫视的老员工，都会对上海永嘉路387号有着极深的印象。这是一幢有着异国情调的两层联体式洋房，其建筑底层由红色清水砖砌筑，南面中部的大半露台由水泥砌筑。墙面为淡淡的橘黄色，窗框有红砖镶边。大门是阿拉伯风格的曲线形木门，红漆的木门上镶嵌着铁质的横栏，上下交错着，卷曲成藤蔓状的柔美花纹，门前的梯形台阶有五级。洋房的屋顶呈双坡形，由红色半露木构架而成。这样的设计风格，很容易让外面的人误以为这是一个三层的小楼。小楼最早建于1932年，当时是比利时商人鲁义士洋行住宅，后来由上海最大的红色资本家荣家成员之一的荣智勋所有。与这幢小楼相邻的383号，便是宋霭龄的故居。当年，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就在这里建造了豪华气派的西方城堡式豪宅。如今，这些建筑已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遗存。收到周七月的求职信，处于孕期最后阶段的杨澜很快给周七月打了电话，邀请其到上海面谈。两人的会面是在杨澜家楼下的一家真锅咖啡馆里，这是周七月第二次见到现实中的杨澜。第一次见到杨澜，杨澜还是《正大综艺》的实习主持人，正在上海主持一个节目。那时两人的相遇仅仅是擦身而过、匆匆一瞥。如今再次见面，两人才第一次有所交谈。通过这次的谈话，两人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投缘的话题。第一部分 第27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8)因为年龄、出身等诸多原因，周七月很早便接触了西方影视界。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毕业后，周七月进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务是艺术创作中心的导演。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参与了多部中国内地与香港以及海外电影机构合作的电影作品，其中就有轰动一时的《火烧圆明园》、《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等，这样的经历使他较早接触到了西方制作的价值起点——人文关照。1987年，周七月受美国帕库拉公司的邀请，来到美国参与《明天早上见》的节目制作。这是周七月第一次美国之旅。然而，他受到的最大触动不是美国先进的节目制作理念，而是美国乡村公共厕所里的卫生纸和水管里的热水。他惊诧地发现：在美国，不管地方有多荒僻，公共厕所里也会提供卫生纸，水管里也会有热水流出。周七月用“恐怖”一词来形容当时经受的冲击：“到纽约的第一天，就觉得这里真亮，周围全是灯。经过中央公园的时候，看到一棵树，树上缠绕着很多的小灯泡，真恐怖。”更早更深地感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周七月自然具备了普通人不具备的跨界视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CBS制作人苏珊、主持人丹?拉瑟以及有着“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称号的ABC的芭芭拉?沃尔特斯先后来到中国采访，基于对两种体制和两种文化的通识，周七月受美方邀请，担任了“中方顾问”的角色。美国人选择周七月合作自有他们的理由。周七月出身于高干家庭，母亲王昆是中国著名的歌唱家，早在延安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红歌星”，新中国成立后更因扮演《白毛女》里的“喜儿”一角红极一时。父亲周巍峙也是中国著名的音乐活动家、作曲家，后来担任过中国文化部代部长及中国文联主席。当父母被“十年浩劫”卷裹进去的时候，周七月也遭受了长达13年的牢狱之灾。在“监狱大学”里苦读哲学经典，并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他，又遭遇到日渐开放的年代，周七月拥有着常人无以获取的丰富乃至繁杂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为了让周七月对这个刚刚成立的公司更有信心，杨澜特意提起阳光卫视北京办事处设在“汉威大厦八层”。但杨澜没想到的是，周七月此前开设的公司恰恰也在汉威大厦。2000年的汉威大厦，是北京CBD核心圈里一座很有“威名”的高档写字楼。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进驻汉威大厦就是实力的象征。如果哪家公司将办公地点设在这里，那这家企业的资金实力就毋庸置疑了，要知道汉威的租金皆是以美元来计算的。听了杨澜的话，周七月默默地将自己的名片递了上去，地址一栏赫然印着“北京汉威大厦五层”，两人大笑。机缘，有时候就是这样巧合。第一部分 第28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19)一场投缘的会谈快要结束时，杨澜决定，以周七月对节目价值的理解和他的丰富阅历，目前公司最适合他的职位只有一个，就是阳光卫视上海制作中心的节目总监。加盟阳光卫视之后的周七月和当时负责纪录片翻译的聂梦倩，编导李天、陈艳明、符定华等组成了阳光卫视上海节目制作中心的最初工作团队。……2000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教师蒋昌建参加了青岛的一次活动，同行的还有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就在这次活动中，陈汉元见到了这位令他印象深刻的昔日最佳辩手。1993年，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研究生三年级学生蒋昌建，与其他3位同学代表复旦大学队参加了在狮城举办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当日辩题“人性本善”，复旦大学队以“反方”应对台湾大学队。精彩的自由辩论结束后，作为复旦大学四辩的蒋昌建以高屋建瓴之势慷慨陈词，结尾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被评论为“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整场辩论升华到极高的价值观念境界，可谓气势磅礴”，最后蒋昌建荣膺本届辩论会“最佳辩论员”。一时间蒋昌建的发言风靡整个华语圈，他本人也成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偶像级人物。活动间隙，陈汉元找到蒋昌建：“我给你找个事做，做《杨澜访谈录》的总策划怎么样？”对于陈汉元发出的邀请，蒋昌建有些出乎意料，自己平时参与电视制作的机会不多，谈不上什么经验。但陈汉元却认为蒋昌建很合适，对蒋昌建说：“我看你行。”陈汉元看好蒋昌建不是没有原因的。最佳辩手的背景意味着缜密的思维和完美的表达力，复旦大学博士的专业背景意味着严谨的学术素养，国际政治系作为复旦大学的强势学科，自然是藏龙卧虎之地，蒋昌建的加盟就意味着《杨澜访谈录》在把控时政领域方面有了顶尖学院派力量的强大支持，这样的策划力量对于维护访谈节目的“权威”与“严谨”，维护杨澜秉承的高端访问之定位是非常有利的。活动后，经陈汉元引荐，蒋昌建在上海永嘉路387号见到了杨澜。第一部分 第29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20)出生于1965年的蒋昌建与杨澜几乎是同龄人，他们之间成长轨迹的并行和交集颇有些戏剧性：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生杨澜登陆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舞台，此时的蒋昌建是一位以安徽芜湖为活动半径的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团委书记，每周会定时收看《正大综艺》，感觉女主持人“很清新”；1993年，《正大综艺》火暴异常，杨澜成为著名主持人，此时的蒋昌建成为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随复旦大学队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获“最佳辩论员”称号，杨澜激动地收看了这场狮城对垒，只是感慨这位复旦男生有点瘦，身着的黑西服有点肥；两人都是与大专辩论会有缘的人，1995年，还在美国学习的杨澜受邀主持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会，蒋昌建作为志愿者担任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只是舞台上下的两人各自忙碌，没有相识与交流的机会。当两人通过《杨澜访谈录》再次遇到对方，初次见面全无陌生，就像早已熟识的老朋友。不久之后，复旦大学老师蒋昌建和他的国政系团队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智囊团。2001年6月25日，《杨澜访谈录》暨新版《杨澜工作室》在北京昆仑饭店举办了开播仪式。当时《北京青年周刊》的首席记者对杨澜做了一次专访，并写下了这段文字：“北京昆仑饭店，杨澜一袭黑色裙装，笑容得体地站在聚光灯下。面对众多赶来捧场的来宾、朋友，杨澜致辞时有些激动，眼睛里有泪花闪烁。背后的大屏幕，放映着从《正大综艺》到现在的杨澜，长发的杨澜勾起人们对往昔的回忆。”7月，刚刚从上海大学毕业的金嘉楠没有和她的同学一样，选择进入上海电视台等沪上主流媒体，而是将简历投给了阳光卫视，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助理导演。《2000年那一班》是1996年杨澜在纽约留学期间，与CBS电视台合作拍摄的，以比照中美儿童成长、预设国家前景的纪录片。随着岁月的推进，一些预设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是因为历史总是喜欢宏大叙事，个人的思想和影子充其量也仅是一些细节，微小得如同一个个细胞。但总有一些超越性的情感链接，在细微和琐碎之中投射出难得的时代感。“2000年那一班”就像一句预言，冥冥中将这些《杨澜访谈录》初创时期的达人们聚合，与他们每个人的灵性与远见一一签署了千禧之约。第一部分 第30节：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21)公民杨澜2001年7月13日，是令全体中国人极端亢奋、充满期待的日子。就在莫斯科即将揭晓谁将是七年后奥运主办国的前一刻，开播不到一个月的《杨澜访谈录》播出了对时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的专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杨澜就参与了中国申奥活动，并于1993年与何振梁一同经历过摩纳哥蒙特卡洛的失利，近10年的交情使得两人像老朋友一样侃侃而谈。访谈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面子”，关于“面子”，何振梁给杨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去危地马拉“争取面子”，该国的奥委邀请他坐上自己开的飞机，为了北京申奥，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这位驾驶技术很差的委员，随他在空中颠簸、摇晃，而且满脸装着笑容和他聊天。为了民族与国家的荣誉，何振梁先生搭上自己的命“争面子”，这个故事让对面的杨澜感慨不已。这个夜晚的莫斯科能否将“面子”给予中国呢？身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代表中国即将进行文化阐述的杨澜告诫自己不再去想最后的结果。“把自己忘掉，紧张从何而来呢？”那一刻，杨澜对自己说，“你就是一名信使，把信传达到是你的使命！要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把那些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精简了再精简，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要打到听众的心里去！”“在新北京，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交织3000年的文化宝藏的城市面貌，伴随着象征意象的紫禁城、天坛、万里长城正在向您展开，这个城市有着多样的影院、博物馆、舞厅、各种餐馆和购物中心，正在让您感到惊喜与兴奋。”那天现场的光线从观众席后射向讲台，令杨澜有些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但她又似乎能看见他们：该笑的地方，他们笑了；该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深呼吸。“在我结束前，让我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700年前，人们惊讶于马可波罗描述的一个美丽的遥远国度，人们问马可波罗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回答道：‘我告诉你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只是一小部分，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北京吧！”从开头到结尾，杨澜的话语节奏显示了作为记者和主持人合为一体的职业练达，一种不再患得患失的放松感让她自己都有些惊讶。也许只有在这样百年一遇、创造历史的时刻，才能让一个“人”的“自信”如此强烈地仰仗她身后一个国家民众的意愿。杨澜在莫斯科5分钟的英文陈述给全世界留下了近乎完美的印象。这一次，中国终于赢回了大面子。当中国与她的人民享受胜利的一刻时，有外国记者问杨澜：“你并不为国家机构工作，甚至也不从事体育，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与奥运相关的事？”杨澜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主办奥运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贡献，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从此都将大不相同。我不仅仅是志愿者，也是受益者。因为我是国家的公民。”……第二部分 第31节：你不想赢吗？(1)你不想赢吗？赢的定义让人想到竞争，丛林法则。我曾两次到肯尼亚的马塞马拉大草原，面对灵巧的汤普逊瞪羚、温顺的斑马、雄壮的大象、悠闲的长颈鹿、冷静的猎豹、威武的狮子、猥琐的鬣狗……我搞不清自己的同情心更应该放在哪一方，是给小豹喂食的母豹还是那只被咬断脖子的羚羊？这片草原的生态比较平衡，植被、食草动物、食肉动物、食腐动物数量匹配，各有领地、各得其所。日出月落，风来雨往，生生死死，聚聚散散，每个种群、每只个体，都顽强生存，也安于宿命。它们要赢，赢得土地，赢得配偶，赢得生育的机会。生存的法则虽然残酷，但动物们并不贪婪，大自然没有浪费：猎豹吃饱的时候即使瞪羚从眼前走过也不会发起进攻，鬣狗咬碎了最后一块骨头，还有甲虫热心地分解掉它们的排泄物。作为一种动物，想赢是常态。糟糕的是人比任何一种其他动物都要贪婪，而且浪费惊人。安然公司的垮掉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再次证明华尔街的贪婪和破坏力。我采访杰克?韦尔奇是在2001年年初，那时他还担任着世界最大的公司通用电气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采访的场所就是公司纽约总部的董事会会议厅，墙上挂着包括发明家兼第一任董事长托马斯?爱迪生在内的历届董事的照片。这些照片就像一部无言的历史，提醒着继任者好自为之。在前辈们或慈祥或严厉的目光注视下，韦尔奇在过去的20年使公司的市值从1981年的120亿美元增长了40多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营之神”。而他的六个西格玛质量管理体系在中国也备受尊崇。他从一名工程师成长为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CEO（上任时只有45岁），看透了大公司的官僚拖沓，决定再也不要看那些死气沉沉的计划书，而是要提供计划的人坐在自己的面前。“我要看着你的眼睛，看到你的激情！”于是他把管理层次从9个减少到4个，称之为扁平化管理。他还给自己的经理们定下了标准，那就是每年都要淘汰10％的员工，而且一家分公司要么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第一或第二的位置，要么就会被卖掉。“这不是有意为难他们，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名列第四、第五的公司里任职更糟糕的了，因为他们会非常沮丧。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种求胜的氛围。”甚至有一次他去百货商店买衣服时，还被商场经理拉到角落里问：“韦尔奇先生，您认为我有必要每年更换10％的员工吗，即使他们没犯什么错？”“没错，你必须这么做。”顾客韦尔奇不吝赐教。“这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情味了？”我问，“你难道在所有的竞争中都必须胜利吗？”“没错！高尔夫、桥牌，凡是我做的事我都要赢。”他坚定地回答。顿了顿，他又带点挑衅地反问我一句：“难道你不想赢吗？”第二部分 第32节：你不想赢吗？(2)赢，在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布兰森眼里似乎更是品牌的成功而非单纯的规模或利润指标。为此他曾经不惜代价将已上市的公司撤市。哪里有垄断他就冲向哪里，似乎有种探险家兼侠客的味道。维珍因此进入了食品、保险、化妆品、铁路客运、太空旅行等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中，而布兰森本人就像是一个有着极重好奇心的小男孩，四处寻找着挑战和乐趣。“干吗一定要做最大的呢？我要的是最好，有时做第三名、第四名也没什么关系。我认为品牌比利润更重要。”他说。被公认为商业领袖的他居然分不清纯利和毛利的区别，直到有人告诉他把net想象成一张渔网，里面的就是纯利，他才恍然大悟。而平常如果有人向他汇报经营数据，他就问：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90年代，他决定出售自己创业起家的维珍唱片以注资挽救不断亏损、前途未卜的维珍航空，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行为根本不符合商业利益为先的原则。他回忆说：“我已经证明了我经营独立唱片公司可以成功，但还没有证明自己经营的航空公司也能成功。所以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滑稽的是，在我痛苦地向员工们宣布了出售公司的决定后，心里非常难过。我在街上跑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路上经过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布兰森出售唱片公司狂赚10亿。我就这样泪流满面地愣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布兰森的庄园占地很大，有静静的湖泊和悠闲的天鹅，房子却朴素低调。他发现一家人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厨房，如果有很多空房间反而会显得空荡荡的。在这一点，英国人的喜好似乎跟中国人相近，自然朴实的田园生活更令他们向往。不过英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崇尚冒险精神，英国人尊敬那些探险哪怕失败的英雄，这恐怕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时代有关吧。身价亿万的布兰森身体里流动着冒险的血液，他常常以身犯险。布兰森在家里总待不长，刚刚学会驾驶热气球一个星期，他就试图成为第一个乘热气球横跨大西洋的人。结果中途热气球失控，与他同行的伙伴跳伞，而他被孤零零地困在了高空，绝望地俯视着海洋。幸好命不该绝，他落入海中被正巧在附近的直升机救起。你以为这下他该消停一阵吧？可不久后，他又挑战飞越太平洋的极限。这回他遇上了一股高空气流，时速达到250千米/时，创造了热气球飞行速度的最高纪录。鉴于他热衷于冒险，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他投保，所以他干脆自己开了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次，他在乘热气球穿越中印边境时，热气球被高空气流吹到了中国西藏的军事禁飞区内。面对中国边境部队的警告，他只有拨通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电话求救：“拜托你告诉中国军队，我实在无意冒犯，但这该死的风偏偏把我吹到这儿！求求他们千万别开炮！”他说：“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就要活到极致！”第二部分 第33节：你不想赢吗？(3)不知是否是受到了布兰森的影响，一位中国的企业家也常常放下自己的企业，出门进行登山、航海、滑翔等极限运动。这个人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领军人物深圳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44岁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左腿剧疼，查出来是腰椎上长了血管积瘤，随时有瘫痪的危险。他一下懵了，发现原来一直想做却因生意忙而不断推后的事，比如去西藏看珠峰，恐怕再也无法实现了。为了不留遗憾，他决定马上动身，没想到这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带动了一批企业家参与极限运动。他曾数次身陷险境，有一次离万丈冰崖只有咫尺距离，让他后怕不已。他数次咒骂着“我要是再来就是王八蛋”！但还是一次一次经不起远山的诱惑。极限运动不仅是对体能和意志的挑战，更是他了解自然，完善人格，提升智慧的途径。他知道山峰不是用来征服的，她只是允许你靠近。我采访他的时候是他刚以50岁“高龄”登珠峰归来不久。人又黑又瘦，但两眼精光四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自以为创造了中国人登珠峰的年龄纪录，却在不经意中发现一位70岁的日本男子和儿子一起也从峰顶下来，给正在长野室内滑雪场滑雪的99岁的老爷爷报喜！一时无语。我们一直以来给人生设立的条条框框是那么荒谬，甚至可笑。他告诉我，在一次商界聚会中，一位企业家听了他的故事，深受触动，感叹说：“人生还可以这样活，对比之下我们还以每天吃鱼翅鲍鱼当做生活品质的象征，实在太庸俗了。”极限运动不仅给王石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体验，也让他对人生的轨迹产生了新的认识：“我发现登山中不允许你感情用事，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冷静。而且下山比上山更难，很多人就是因为登顶后太兴奋或大意，以为大功告成，结果酿成悲剧。所以其实在最高峰的时候你不能得意忘形，要到安全返回大本营才算成功。做企业家也是一样，要能够全身而退才是最有智慧的。有一位日本作家写过一句话：评价一个男人，后半生比前半生更重要。”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微博上传来王石赴哈佛大学研修的消息。这并不让人意外。让人生有多种可能性的王石，已经把下山的路设计好了！第二部分 第34节：你不想赢吗？(4)要说全身而退，日本京瓷集团和KDDI的董事长稻盛和夫算是一位。他与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本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并称为日本的“经营四圣”。技术员出身的他完整地经历了日本从“战后”重建到经济奇迹，又到泡沫破裂的全过程，两年前还应政府邀请出手挽救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他出身贫寒，大学毕业时正值“战后”萧条时期，求职竞争非常激烈。像他这样从农村来，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很难找到工作。面对社会不公，练过空手道的他甚至萌发了加入黑社会的念头。进入松风工业公司的时候，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别人都在抱怨、罢工，他却专心研制新产品，被同事们孤立了。晚上在宿舍附近的河边，他会唱起《故乡》，想起父母弟妹都在家乡努力工作，就重新鼓起勇气。后来他创立京瓷，经营工业陶瓷，使企业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第一股”。他把“敬天爱人”当做是商业精神和道德准则，并把17亿日元的股份赠与一万多名员工，让公司成为员工的保障。1997年他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到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让他最难忘的是脚踏草鞋，沿街托钵化缘的经历。他初次化缘的那天，脚被磨破了，流着血。正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寺院的时候，一位正在公园扫地的大婶走近他，往他的钵里放进了100日元，然后说：“师父一定很累了吧，路上买个面包吃吧。”稻盛和夫顿时感到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一种无上的幸福感把他包围，泪水难以自禁。他经手的资金何止亿万，但这100日元所蕴涵的善把他带上了人生的巅峰。企业家是个有趣的人群，他们天天和钱打交道，但十有八九不承认钱是他们的第一追求，抑或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往往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变得有资格谈点钞票以外的事？1917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身无分文从苏格兰来到纽约的B.C.福布斯创办了他的杂志，目光盯住了那些在商场上有所作为的人，并把自己的杂志定位为“资本家的工具”。他似乎发现了生意的真谛：“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快乐。”但是从1982年开始，他的儿子马尔科姆?福布斯开始统计并发布前400名的美国富豪榜，而不是美国快乐榜们，可见人还是热衷于可以量化的标准。几十年来，产业轮替，技术革命一方面造就着新的富翁，一方面也让老面孔被迅速忘记。至于那些跌倒了又爬起来的，自然成为商界英雄。随着排位的上上下下，几家欢喜几家愁，最快乐的倒是《福布斯》杂志本身，特别是当广告纷至沓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开始真的享受起生活来，他在法国买城堡，在斐济买小岛，飞热气球，与伊丽莎白?泰勒约会，收藏复活节珠宝彩蛋，骑哈雷摩托车，但他深知这一切也是为杂志做的最好的宣传。他的快乐有广告商埋单。在《福布斯》杂志总部的大堂里，并排挂着父子的照片：马尔科姆?福布斯穿着皮夹克，骑摩托车，一副西部牛仔的神情；儿子史蒂夫?福克斯西装革履，面带微笑，一派循规蹈矩的气质。与自己的父亲花花公子的作风不同，史蒂夫的乐趣是从政治中寻找到了。他曾两次试图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都在党内竞选中无功而返，每次白白花掉3000多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让子女们都很不开心。史蒂夫终于买了一条教训：他的快乐必须自己埋单，而他在赢得读者方面比赢得选举更有天赋。对商人而言，没有快乐的生意做不好，可没有生意支撑的快乐也走不远。第二部分 第35节：你不想赢吗？(5)《圣经》上说，富人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18世纪，顺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新教又宣扬合理获取的财富是上帝对善良勤劳者的奖励。人类对于财富的观念真是充满纠结。商场上比的是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但是不论你赚了多少钱，你只能是财富暂时的保管者，企业家最后在乎的还是精神遗产。想明白了这件事，19世纪美国的工业巨富卡内基与洛克菲勒先后决定捐出大部分财产成立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仅仅捐钱还不够，他同时认为钱应该捐给那些愿意为改变命运而努力的人，所以教育就自然成为他的首选。他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声明：“那种以慈善的名义随意捐钱的人比守财奴还要可恶，因为这可能制造新的乞丐。”当比尔?盖茨决定捐出40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立基金会后，他发现捐钱有时比赚钱还难。他提出了做慈善要允许犯错的主张，甚至每年会拿出百万美元做“试点项目”，买的就是错误和经验。他也不忌讳谈自己走过的弯路。他曾捐巨资改善美国的基础教育，却发现吃力不讨好，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标准有着千差万别的认识，而且很难分清政府的职能与公益组织的作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通过基金会下疫苗订单的方式给制药企业提供市场，再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分发接种，从而形成政府－企业－慈善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的模式。股神巴菲特认同盖茨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能力，决定把自己400多亿美元的资产分年度逐渐转交给盖茨基金会。因为他相信，把钱交给盖茨夫妇这样既聪明又有诚意做慈善的人很放心。2010年9月，盖茨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北京举办“巴比晚宴”，盖茨和巴菲特与五十几位中国的企业慈善家聚首，谈的就是怎样更“聪明”地做慈善。我问盖茨：“过去企业家往往制定遗嘱，在身后捐出财产。你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决定捐献？”盖茨说：“如果你已经死了，怎么知道善款是否得到了善用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自己年富力强、头脑清醒的时候组建专业的团队。”巴菲特也相信慈善要趁早，他要在身前就把财产基本捐掉，所以要求盖茨夫妇必须每年把他捐的十几亿美金全部花掉，投入公益项目，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拨款。这下盖茨夫妇立觉责任重大，不禁感叹：“挣钱难，花钱更难，花别人捐给自己的钱难上加难！”夫妻俩为此必须全身心投入日常营运。盖茨和巴菲特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投资、创业的巨大成功，也不仅体现在捐赠的巨额数字，而更是一种示范：人可以支配金钱而非成为它的奴隶，人有机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成为富有者。当我问到巴菲特是否在乎后人只记得盖茨基金会而可能忘记他的名字，他笑着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一个名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为感染疟疾而夭折，就已经足够了。”在盖茨与巴菲特之间，他们两人除了惺惺相惜，也有一点善意的竞争：看谁更聪明！盖茨说他认为巴菲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的日程极不饱和！而巴菲特立马就从裤兜里掏出日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哗啦一翻，果真字迹寥寥！言下之意：“孩子们，别整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多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你们还得学着点！”第二部分 第36节：你不想赢吗？(6)有时，赢的定义可以很温暖。真相2002年3月的一天，阳光卫视北京制作中心一位名为君达的纪录片编导接到了上海总部的紧急电话，让她放下手头工作，立刻随《杨澜访谈录》摄制组去美国。去美国？君达一时间还回不过神来。此时《杨澜访谈录》“中美关系特别节目”即将赶赴美国实地采访拍摄，日程安排很是紧张。因为是出国采访，过境时指不定会遇到什么麻烦，所以栏目组想找一个英语好、出入境方便的编导。拥有澳大利亚国籍、在海外留学多年的君达，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这并非《杨澜访谈录》的首次美国之行，但对首次接触《杨澜访谈录》的君达来说却是一次“富有挑战”的工作之旅。《杨澜访谈录》有一家长期合作的美国纽约本地摄制团队，所以一般去纽约采访，《杨澜访谈录》是不带国内摄影班底的。在摄制组完成了首站纽约的采访后，君达一行就坐火车来到了华盛顿。因为美方摄制团队是按照一天10小时计算费用，如果超出10小时，则按照美国的实际工资来支付费用。而此次去华盛顿坐火车就要十来个小时，如果带着这支纽约摄制队去华盛顿，超过10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要多出数千美金的昂贵费用。所以，在去华盛顿之前，《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就联系了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的记者，想租用他们的机器拍摄。然而，到了华盛顿之后，君达才发现华盛顿记者站所用的摄影器材是新闻摄影机，和《杨澜访谈录》视频设备采用的PAL制式无法匹配。在试用机器的时候，又发现这台新闻式摄影机一直无法正确对焦，几经联系寻找，终于在当地的一家中文电视台找到了可以勉强使用的摄影机。摄影机的问题刚解决，灯光的问题又来了。原来，华盛顿记者站使用的灯光是新闻灯光，其质量标准根本无法达到人物访谈类节目的录制要求。发现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而第二天下午就要开始录制采访。如果现在打电话让美国纽约的摄制队赶来，时间肯定来不及，成本上也不允许。没有办法，当时的君达拿起宾馆里的美国“黄页”（电话簿），逐个打给华盛顿的制作公司，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租到了价格合适、质量过硬的专业灯光设备。第二部分 第37节：你不想赢吗？(7)第二天下午，《杨澜访谈录》一行出现在了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华盛顿办公室。就在杨澜与布热津斯基进行礼节性的寒暄和问候的当口，摄影师和灯光师早已提前将设备调整到位。“布热津斯基博士，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当杨澜的开场白安全响起，一场访谈顺利展开的时候，站在摄影师旁边的编导君达终于吐出了来到华盛顿之后的第一口大气。与放松下来的君达不同，现场有一个人始终与访问者杨澜的思维一起紧绷着，他就是总策划蒋昌建。作为《杨澜访谈录》2002年大制作“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智囊，此时他手里拿着的是上万字的《布热津斯基访谈策划文本》。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他对布热津斯基的解读更多地来自于其英文原版著作。《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主要从宗教和哲学的视野来分析未来世界的形势；《大棋局》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分析方式。对于和自己同样有着“政治学”专业背景的布热津斯基，蒋昌建设置了这样的提问：您为何选择进入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系求学？我们发现有关您的资料，大多是关于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的，对您年轻时候谈论得很少，当时是不是您自己决定要考政治系的？在中国，现在孩子们选择大学的专业都要听取父母的意见，您是不是也问了您父亲应该如何选择？蒋昌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有意味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昌建出生于南部沿海城市厦门，在中国内地还很闭塞的70年代，刚刚看到电视的他同时也看到了“来自海上的信号”。父亲是常驻部队的军人，对他成长影响更多的是做纺织工人的母亲。仿佛是命运的吊诡，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出了一个具有“自尊心”的好学生。“自尊”产生的力量驱使着蒋昌建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位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成名成家”。他的这个“伟大”的想法在当时太正常了，因为80年代的中国泛滥的不是“金钱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义”。当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年轻人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时，喜欢朦胧诗派的蒋昌建在外文系的资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莱尔，一朵《恶之花》给予了他“新的战栗”：原来诗歌也可以这样写！来自于外文系的种种新奇又像新一轮来自“海上的信息”，让蒋昌建感喟如舶来品一般的“真相”。第二部分 第38节：你不想赢吗？(8)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趋同，当政教系学生蒋昌建流连于外文系英美文学原著和大部头哲学书籍中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杨澜将阅读范围渐渐锁定在了与人文历史有关的书籍：尼克松的《领导者》、“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芭芭拉的个人传记、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幕，甚至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些还原真相的书籍和专题片总是能格外满足杨澜对历史深处的“窥探欲”。1994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就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战”等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四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经历过这次魔鬼考试之后，26岁的杨澜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的阅读与讨论。在教授们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里，学生们先是认领各自的阅读对象，往往是间隔很短的时间，老师就会开展讨论对话课程。在老师们轰炸似的提问下，那些未被认真阅读的书籍就会自动露出原形。讨论的过程既是对知识的高浓度提炼，又是对表达能力的残酷锻炼，两者相结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创造性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一名学生知识体系和表述能力的全方位锻造。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段“厚积”才会有辩论会上的“薄发”，因此蒋昌建评价复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敢于站出来，能够说对的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这句17年前被自己引用过的著名诗句，蒋昌建曾经纠结过，比赛前的头一天晚上本不想用这段话，在他看来，其实不讲这段话，结尾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能赢。但是后来征求队友以及老师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要用，所以就用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这首诗的作者顾城就自杀了。直到今天，蒋昌建还认为“我不该讲这句话，冥冥之中，我不知道，不该讲这句话的”。虽然这次巧合强化了蒋昌建的“纠结”，但在这个“纠结”背后是他对“辩论实质”的探询，相对于外界对于辩论出输赢的观点，他认为“辩论的目的恐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近真理的线路罢了”。第二部分 第39节：你不想赢吗？(9)缘自母亲“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宽容教育，大学时代理想主义的渲染，再经过复旦八年的严谨历练，在接近真理的路上，蒋昌建更趋于谨慎而保守的方向，在这个方向的视野中淡出的是“二元对立”，凸显出来的是“多元融通”，是回复到“人”之个体生命的具象关照，而不是往日对于宏观、抽象和主义的热衷。不同于蒋昌建经受的来自纸上的阅读与讨论训练，哥伦比亚大学给予杨澜的国际观训练是通过书本加脚底板实现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约翰逊教授告诉杨澜：“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听途说。”为了完成若干个采访作业，在去往一个个“现场”的路上，杨澜接近着那个真实鲜活的美国。当她带着平视的眼光去观察的时候，发现美国其实和中国一样，并非天堂，非地狱。当她带着平和的态度去和美国国民对话的时候，也收获了探究真相的方式和途径。当纽约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发生以后，杨澜去采访纽约的一位城市安全问题专家，采访完了之后，他告诉杨澜：“你的采访非常好，你真的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带着自己的观点来找我吵架的。”专家的话对于杨澜是个莫大的鼓励，也在无意之中肯定了杨澜正在成熟起来的新闻价值观，那就是“突破偏见”。尊重个体生命的经验，而不是简单地武断地贴标签，这种能力叫分辨力。它不只去迎合某一种思潮，而是有一种相对清醒和独立的思考能力。1996年春天，杨澜即将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毕业，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与专业训练，此时的她自信地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我所处的位置，我要去做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事情。”她的这种“超越意识”和总策划蒋昌建的“多元融通”，在中美关系特别节目过程中实现了契合。在对布热津斯基的分析中，蒋昌建给予这位嘉宾的定位是“一个典型的冷战老战士”，固执的近乎顽固的“斗士”。当杨澜从布氏《大棋盘》一书中的内容开始提问时，对方的回答完全印证了他的这个特质。第二部分 第40节：你不想赢吗？(10)杨：您说中国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外部世界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而非俄罗斯或印度的支持，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布：我的回答可能听上去有些自负、有些霸道，确实，在某些方面中国更需要美国，但是美国也非常需要中国，但是我不会为了讨好中国观众就说：“是的，中美两国同样重要、同样强大、同样富有、在技术上同样领先、在军事上同样强大。”因为这并非事实，因此，如果我们的关系恶化，我们双方都会遭受损失，中国遭受的损失可能会大一些，但是我们也会有损失，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因此保持稳定正常的关系很重要。千万不要随意夸大问题，比如去年3月击落一架飞机。杨：不是击落，是撞机。布：对，是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