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11

戴晴回忆录—123—只让我呆在我的书房就行。警察没有同意，因为“这不符合法律对监视居住的规定”。他们决定将人交原单位； 报社不好推却，但看守这事怎么办呢? 组织信任的人不肯担此重任，那些居心叵测而踊跃应征的人，报社又不敢任她们胡来。无奈，只好重金聘任北京市第一监狱最富经验的退休看守到秦城的职工宿舍区执行。这钱花得真够冤的。④ 此即“六·四”之后，文教界新攀附入围者中最活跃、为北京文人圈呼为“两山一海”者之“海”。那二“山”为《人民日报》的……山和……的……山。⑤ 我在“六·四”当天宣布退出共产党，并在紧接着的一周内，完成全部组织手续。【附录】1 据我的同事告诉我，在我坐牢期间，报社又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正式宣布开除我出党。共产党自己的《党章》本规定每个党员都有退党的自由； 如果被组织开除的，这一决定也应向本人宣布。按规定，《光明日报》党组并没有开除党员党籍的权利。1989 年凡宣布退党的都按开除处理这一可称作“自掴”的决定，大概是中组部做出的。我一直等着这一时刻，等着什么人在此之后把我找去宣布这一开除的时候，煞有介事地问: “谁? 你们开除的谁? ”当他们答曰“戴晴”的时候，我将不解地问:“这人早已不是了呀。”然后将那张宝贵的支部接受我退党要求的纸头出示，再问“难道共产党可以开除一个不是党员的人么?” 可惜一直没有人依党章的规定给我这个快乐。⑥ 西郊的一个小村名，我经管着那里一所乡下房子。⑦ 见《中发〔1989〕7 号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思想、宣传工作的通知》⑧ 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知道，美国大使馆并不希望为一个中国平民和政府闹僵，所以，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记者爱米丽·麦克发考接到我的告急电话，意欲将我的情况告诉大使馆的时候，反应是极为冷淡的。11 月 18 日詹姆斯·贝克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记者招待会，爱米丽没有入场的特许。她在场外将我失踪的事告诉了几乎每一个记者，这样，国务卿无论叫到谁，都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并按照许诺向中国追问。⑨ 这暂时放一放还有一重意思: 过些日子，在中国“内部处置”。大约两周之后，我即着手找律师，就 1989 年《光明日报》“旷岩”文章的名誉损害和这次的无理拘禁进行民事和行政诉讼。第一个案子，律师接受了，但我的国内代理人王戴晴回忆录—124—德嘉不同意我打； 后一个，没有律师愿意承办。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你又不是不知道……”。(10) 我已忘记当时点的那些头头脑脑的名字。(11) 指“六·四”后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中国学界精英。他们考虑(或实际上已经实施)到美国国会作证，就中国政府不人道地不放他们的配偶出境团聚一事，作为美国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依据之一。想来由于美国政府出面斡旋，此案终于在 1991 年夏秋，亦即他们出逃后的两年，获圆满解决。此情已有一部香港电视实录片《铿锵集》予以报导，包括了柴玲的“贵妇犬”和白什么(据说是哪个宣言的起草人)的跑车。我们在北京很快就看到了这部片子，一致以为是中国当局制作出以败坏民运声誉的。(12) 这是由于那年 5 月，要到布拉格去领一个“自由金笔奖”。见《我的四个父亲》一书中〈我怎么成了金笔奖得主〉； 及《失败者的胜利》中〈获奖词〉。(13) 哈佛依旧同意我参加 9 个月尼曼研习计划，不过变成了 1991 年度的后半期和 1992 年度的前半期。我的第一份 IAP-66 只到那年 5 月，1992 年度的要用第二份 IAP-66。(14) 当时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得到一笔基金回中国作“文化大革命中知识份子行为”调查。她在广州入境时被强行遣回，不告知理由。想来我们都同属于一个“名单”。(15) 香港《镜报》主编，全国政协常委，香港……(16) “磨合”是刚刚大修过的车，机件之间还不大融洽，从而操作可能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张示在后边，引起别的车的注意。[附] 我的同胞的临别赠言要走了，家中电话铃声不断，亲朋故旧都有话要嘱咐。最为严正的是现已身居要职的老相识：“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见解，可是别忘了，这块土地生你养你，你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不要说有损国家和民族的话，不要作有损国家和民族的事，不要……不要……”。 戴晴回忆录—125—一直无缘任要职，但是吃“公家饭”已经有年头的人，临别赠言也颇具大义：“我们对你还是很了解的。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牢牢记住，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艺术家用语言简意赅：“好样的! 神气十足地走，意气风发地回来，好好念书，大夥儿给你祝福。”曾当过我的老师，觉得一辈子也卸不下这份教喻责任的一位忧心忡忡：“唉!时间太短，这回我就不多说了。你的事，老同学都知道了，当然是不理解的多，说你太出风头，落到今天这个结局真是活该；说你太傻，硬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唉，算啦，既然到了这一步，别理他们，咱们干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到了那边，别在逞着自个儿的脾气，使馆领馆，该拜望就得去；过年过节，别忘了参加演节目。”被贴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标签的倒霉蛋们比较愤愤：“非得走? 非得去念那几天洋书? 在国内干有什么不好? 都走了这边怎么办? ”也被贴上了标签，但比前者多了点老庄风范的就潇洒多了：“哈哈，我就等着你这个电话呢。不必说不必说，都知道了，美国知音评书连载。嘿，我说，别忘了我们，特别不能忘了我，可得回来啊，回来啊!”对于这次赴美，本应夏天就去却一直到冬天才放行，《光明日报》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 “怎么着，还是人家美国大老板横吧!就有这么一帮傻帽，放着正道不走自找没脸。”但也有别的解释。一位与我相识 20 多年平日疏于问讯的老友，忽然不断打电话来，说有重要的事，必须当面问我。他来了，一脸郑重：“我是非来不可呀!有人说……有人说……这人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消息来源特别可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