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9

明》的出笼加上它的社会动员，已变为党内派系斗争的社会浮现。如果说民众对政府的抗议还有它道义上的正义可言，党争这种事，任何懵懂懂介入的外人，笃定最后都是无谓的牺牲品，除非你铁了心入夥，盼着最后分一杯羹。我明白，就算我爱国热情高万丈，就算我一心为公毫不他顾，就算我手里正攥着一百条妙计，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的正在念大学三年级的女儿那一夜没有回家，可能正作为纠察队员在广场上拉圈。我毕竟道行不逮，连定下神来在家中看书都做不到，只好干我历来认为最没劲的事——陪客人游览。出门之前，我给王小嘉在门上留了一个条子，命它回家后就再也不许出去，用不着去当党争的牺牲品。当然我后来还是被送进监狱了。但谁都知道，我入狱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作品，外加在中国大陆被认为有点不合时宜的正常活动。为此而被关押，是可以套用一句共产党常用的豪言壮语的：入而无悔。(九) 五月二十七日 知识界大游行道行不高的另一个明证是，我虽然自以为从道理上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真正事到临头，情绪有时候还占上风。这就是说，五月下旬，我还是经不住朋友连劝带损，参加了两次游行。我按他说的到了指定地点，一个熟人都不见，但已有记者从人群中把我认出，并且把麦克风递过来。即使在那时，我还是说了“不同意这次游行”。但怎么解释不同意还风风火火地来，来了还跑前跑后为《科技日报》张罗横幅，还给喊了两声“戴老师”同学签名，就签在他正穿着的背心上? 这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我也逃不脱“革命是民众的节日”这一箴言。有趣的是，警察对这一点似乎也很明了。放我回家那天，为我正式列出经过半年调查的我的“错误”中，连给钦本立钦老板发的私人电报都拉扯进去了，居然没有游行这条，虽然他们提审的时候最心爱的问题之一是： “说，天安门广场去过几次? ”戴晴回忆录—96—(十) 六月四日 退党我是 6 月 4 日那天上午，在接受日本和香港两家长途电话采访时，宣布退党的。那天早晨，撤出的学生西行经过六部口，坦克从后面追来，朝人群碾过去……。共产党立党立国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党指挥枪”。“枪”有了如此之作为，党何以为党? 党员何以为党员?我的这一决定虽然是在情绪十分激动的情况下作出的，心怀此意实在由来以久。这久当然久不到七十年代。1975 年我以一名技术员的身分给邓小平写信，站在普通党员立场给他提建议时，党性和党员意识还滚烫滚烫的。在那个建议里，第一希望党政机关让出北海中南海，把有水域的公园还给民众； 第二提议每名党员干部自行行政降一至三级。我当时没用“罪己诏”之类的字眼儿，我只想到，党这么干，多么得民心! 多么符合它创建的初衷!不想当党员的意念是随着大陆一点一点的思想解禁，独立人的意识一点一点的建立而萌生的。这时的不想当党员其实已属“君子不党”的范畴。那时共产党的脸色不过刚刚柔和了点儿，各界即门派林立，你噬我咬，好个没劲。但退党这事一直未付诸实施，主要因为没功夫罗唆——平白无故退党也是很麻烦的——一直拖着。“六.四”这回真是撞上了，退得干脆利落，无一丝沾沾粘粘。有人问，“不怕么?” 好象不该怕吧。这本是一名正式党员的权利，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但所有在大陆上活过的，似乎没人不知： 白纸黑字一回事，真正动手又是一回事。“那么，不后悔么，心里一点牵挂、一点留恋都没有? ” 人非草木。正因为人非草木，才不能忘记整风、清查、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忘记大兴水利、大炼钢铁、大办公社、大毁森林、大上错误项目，不能忘记几代中国人怎么失了灵性、失了尊严、失了创造力思索力、失了最基本的为人的权利。“家里边，怕是说不过去吧? ”如果说，我的某些尚在人世，且依然愿意与我的母亲往来的父执辈，对于我其他“不安份”的事，在替我悬心之余还能有一定谅解的话，退党已经超过了他们能容忍的极限。我郑重其事地奉还的，不仅一个可能受到信任、可能受到重用、可能知道普通百姓不知道的事、可能看普通作者不许看的材料的中共党员身分，戴晴回忆录—97—同时也还掉了“党的孩子”有形无形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对此，在以后的几年中，特别在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把我们这批“六.四”期间主动退党的人，又周到地再开除一次之后，感受就更真切了。算损失么? 也许表面上看算是，特别我是铁心打算在大陆定居写作并度过余生。但在内心深处，除了觉得难于向我的在他的盛年就已为党捐躯的父亲作出解释之外——他死得太早，将他的党在后来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一一历数，工作量未免有点大——没什么不平衡。用北京话说，叫做“这回心里踏实了”。唯一不大习惯的是，头两年，提到老共，脱口而出的还是“本党”“本党”的，现在不得不马上道歉： “哦，错了，错了。贵——党!”初稿于 1990 年 3 月 秦城监狱定稿于 1992 年 5 月 哈佛大学戴晴《也谈春夏之交》，《华夏文摘增刊·人物与回忆特辑》第 12 期 1993 年 1月 10 日出版戴晴回忆录—98—不许出? 不许进?戴晴在大陆，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是不许他们出来还是不许他们进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很难有谁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包括守着国门的出入口的那批大兵和他们的头儿: 公安部边防局局长。这是由于，第一，什么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没有个确切的定义，不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查遍自从这个字眼儿被发明出来，到或精心或随意地往别人头上瞎扣以来所有的红头文件，也没有哪一条是可以时时加以援引而不出毛病的。第二，就算对这样的人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但究竟把他们关在国内好，还是赶出去好，上头一直没个准主意，弄得具体执行的人想义正词严地说点什么，老有几分滑稽。这几年我走的地方不算少了。虽然没有如球星影星般被围观，但被路人指指划划，甚至上来拉手问候、抚慰之上又加鼓励的情形是常有的。他们当中没有几个人读过我的作品，更没几个人确切知道我的观念——我为此而受煎熬、受打击、被孤立、被嘲笑，难于与人分享，只飘飘忽忽又沉沉地属于我个人的观念。我被人知道，只为我是“民运人士”(这真是岂有此理! )； 而政府，一会儿不让我出，一会儿不让我进——虽然没有一次有哪位指出过我的身份文件有哪怕一点问题。我为此而名声大噪。幸抑或不幸?(一)我是在 1989 年 7 月被依法“收容审查”的。据《刑事诉讼法》，任何公民，如果有人举报，公安部门即可据此收容拘留。但是，如果 24 小时还没有拿到切确证据，应立即放人。无奈“六·四”这事实在太大了，举报人不但是我所居住的北戴晴回忆录—99—京市的“父母官”，还是我所持国籍的国家的国务委员(即陈希同)，我的 24 小时变成了 10 个月。1990 年 5 月，我被宣布“解除收容”，无任何刑事处罚，发返原单位，这意味着将由单位根据我的 “错误”，看是否给我 “行政处分”。读者在下面就会看出，警察在这里真是狡猾得很: 89 年夏天，非让抓人①，抓。但只依法“收容”。收容审查之后，没有查到法律规定内犯罪的证据，放。在这期间，无论报上发了怎样的文章、扣上怎样吓人的政治帽子，全不关他们的事。警方只依据举报在调查之后说有罪没罪，至于错不错，错到什么份上，对不起，公安政法管不到这一段，你们写文章的自己收拾去吧。那么，具体把我说成是“动乱`记者'”、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走卒”……的《光明日报》，怎么确认我的“错误”并加以“处分”呢?根据劳动人事部的规定，如果一名职工的“不轨”足以构成“行政处分”，在处分执行期间，他只能领取他原工资的 70%； 如果收容期间的工资全部发还，意味着无处分。具体就我而言，1990 年 2 月以来，虽然还在“监视居住”期间，我已经一连四个月拿到了全额工资，但牢房中的六个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②。我等着对我的宣布。5 月 9 日，回家； 接着，回到了我的“单位”: 《光明日报》社。不过 10 个月，恍如隔世。有人，比如一些借“L·S”之威往上钻营了一级半级的原同事，难免有点尴尬，尴尬之中还夹着一丝遗憾: 她怎么回来了? 想当时当局那劲头，原以为这人不闹个砍头，总该判个十年八年吧，没料想囫囵个儿回来了，居然背也不见驼，腿也不见拐。但非“L·S”钻营辈们则欢欣鼓舞。他们告诉我，不但不少人曾经争着当我“监视居住”期间的看守③，“自由”之后，我只要一踏进报社大门，立刻被他们包围，嘘寒问暖不算，还大谈形势，大放厥词。这实在太有碍无产阶级革命秩序了! 但再塞回 Q 城已不可能； 以小偷流氓为工作对象的保卫部——10 个月来一直是他们管我——再管下去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怎么办呢?我等着报社头儿的接见。“六·四”之前，我是报社唯一一名以最低的职位，却只要高兴，随时和老总们、部主任们开玩笑，与他们似正经又非正经地争辩的人——当然在我坐牢的时候，戴晴回忆录—100—他们中的大部份已或被告发而遭裁撤，或不愿随俗行恶而他飞。依然留在位置上的，除为了将来的远大目标而暂时隐忍的锲而不舍者外，就是那些乘风之辈了。我等着他们之中的谁，顶好是那名以他的本事最小野心最大而终于在他眼见已经完全“没戏”的时刻，终因天赐“L·S”而爬上了总编辑之位的张常海④，向我宣布我的“错误”和处理意见，包括开除我的共产党党籍的决定⑤，然后依当时情绪，或一言不发，看都不看他一眼； 或痛快淋漓地把他大骂一顿。无奈这些新贵就是不肯出面，那堂皇的理由当然是为彰示我的卑微: 级别! 她一个普通记者，够得上副部级或者局级的领导接见么? 但那实在的理由谁都明白: 这人地位虽低，理却直，脾气也大得很，谁想自找没趣?硬着头皮出场的是人事部长张晓秋，他所执行的第一号决定是将我的记者证收回——这不需要《法》与政府部门的规定，单位领导自行决定即可。不少朋友劝我抵抗一阵。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新闻记者是党的喉舌。攥着北京一家全国性大报的记者证，很能到处唬一阵子。我不是不知道这局面，但厚着脸皮沾光这类事，历来与我做人标准不合，更何况还是沾老“左”的光。好，交。不做记者了，做什么呢? 报社其实有不少可以暂时把我“晾”起来的以摧折我的精神的位置: 资料室啦，工具间啦。无奈我级别虽然不高，名声还是有一点。不但作为作家有立得住脚的作品； 干记者，也有能力、肯下苦力、还从不争功，这是顶恨我的人也无法予以否认的。不知“我的出狱”费了他们多大的精神，总之，张部长最后向我宣布的是: 经领导研究之后决定，你依旧属于《光明日报》职工，在家中“休息”，工资照发。这固然很好，但警察甩给他们的那个球还没着落: 对我的“错误”如何处置呢?我立刻追问: “收容期间呢? 我还有六个月的工资没有拿到。”张部长怎么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说: “你先领 70%吧，等领导再研究之后，该补发的一定补齐。”“可以。”我说。“请快点研究。”“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工作? ”张部长接着问，显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思: “文学艺术方面的，你不是更擅长么? ”“不，我就在《光明日报》，到了今天这个份儿上，只有这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最了解。”我说。 戴晴回忆录—101—(二)我没有休息，连一天也没有，因为台湾《汉声》杂志的总编辑吴美云正在北京，我出狱的第二天就接到她的电话，问我愿不愿作为该杂志的“大陆主编”为他们工作。我考虑了一周，同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境遇如我者，如果继续留在国内，只能干与现实政治无涉的事——发点小财，或者作作剪纸、泥塑等民间文化调查。从此，除了偶尔不得不分分心的小烦恼，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干起这件虽说不算很陌生，但也称不上轻车熟路的活儿。我干得很专心，爱好和道义责任之外，还有一份感激和无时无处不撞击出的惊喜。感激上苍在我最彷徨不定的时候——不知别人怎样，我在被苛待、被欺负，包括局面很险恶的时候，心绪最镇定； 危机消失了，心情反惶惶起来——遣下这样一批优秀的人，以他们高标杆判断之下无尽的信赖——人格上与能力上——洗去我因监禁而难免在精神深层滋长的委顿与滞惰。惊喜的是，不理会沾着铜嗅的民族虚无，不堕入《河殇》式的叱骂、叹息，我们努力发掘中华民族的活力所在，找寻她存活千载的生命基因，而且找到了。更况且，“L·S”枪声犹在耳，但无论走到哪儿，那些没有官阶的人(包括相当一部分有官阶的人)无不大睁着眼睛与我热诚握手，真让人心里踏实。我们编月刊，内容丰茂、印制精美。我们全国跑，时间在繁忙中过去，直到1991 年春节。就在一个多风的傍晚，我接到我远在美国的未曾见过面的弟妹——我的小弟弟的新媳妇黎新的信。她说，妈妈(她那时正随他们在美国住着)很挂念，想见我一面。她说，在她的东问西问之下，终于为我找到了一个设在哈佛大学的、以在职记者为对象的研究项目，并已为我领取了一份申请表，“把表填好寄来。”她说。黎新是北大学士、耶鲁博士。在她的观念里，没什么不可以申请，也没什么申请不下来。我并不具备她这份自信，但还是搬着字典，好不容易凑齐了那份几十页的文件: 哈佛当然是大诱惑，但主要还是为了母亲。妈妈已经有了年纪，我还能陪她几年呢? 我当时并没有料到，这一动念，会生出如许风波； 我本为私事而放洋，到头来，竟成了没处藏没处躲的公众人物。那缘由，说起来后世都难于相信，竟是政府的“没谱儿”——一会儿不让出，一会儿不让进。戴晴回忆录—102—(三)哈佛的“记者研习项目”是 1991 年 9 月到 1992 年 5 月。我在那年年初递上了申请。回音几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我被录取。当时，任何一名中国公民，因公或非因公出国时，在中国方面都要过两道“关”，以示具有出去的政治资格: ①办理护照时的“单位意见”； ②离境时的“政审条”。我当时还是《光明日报》职工，只有找报社当局解决这一条路。正式的报告打上去，张部长出面传达编委会意见: “报社不同意。”“可以请教一下理由么? ”“没有列入报社计划。”“什么计划? ”“当然是采访、报导和工作计划。”“既然决定我休息，报社的采访、报导和工作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此期间外出研习，又不用报社的钱，于计划何干? ”张部长只稍稍顿了一下，很快说: “报社不同意，因为没有列入计划。”我知道，无论我再问什么，得到的答复都只能是这一句。这期间，哈佛曾一再发信来替我说项，并直接致信张常海，解释这项计划的历史和记者们国际交流的重要。老“左”张常海并不一概反对“帝国主义”，他的儿子就在海外留学，自己也从不拒绝享用洋货。他的“左”只在为自己和自己的亲随谋前程、捞实惠的时候派用场。这位新任主编于是立刻回信哈佛对此表示赞同，顺势推荐了三名他最心爱的部属【附录】2。哈佛哭笑不得。奉面与我拉锯的仍是张晓秋，但我们二人都知道决策人并不是他； 那真正的理由，也不是他奉命说的那些。率性吵了几次，也就丢开了: 我致信尼曼基金会致歉。他们复信说已决定将我的录取延到第二年。我又投进《汉声民间文化》的工作，见母亲，只有往后放了。 戴晴回忆录—103—(四)冬天到了。又是一个多风的清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突然打来电话。1988 年前后，当小说家包女士作为大使夫人驻北京的时候，我曾被请去喝茶看电影； “L·S”以后，洛德大使卸任，再加上方 LIZHI 的一进一出很没意思，我虽然出了监狱，与这地方也没再有过联系，直到接到这个电话。一秘在电话中问我: “还记得塞司吗? 我们刚刚在纽约见过。”塞司是前《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我的好友的男友。我说“当然记得，我很喜欢他。”一秘问“能不能见一面谈谈塞司? ”我说“好。”他问“今天可以吗? ”我那天已有活动，说“明天吧。”他说“好，明天中午，王府饭店意大利餐厅。”我说“好。”王府饭店的意大利餐厅是当时北京最“宰人”的地方。我知道，一名素不相识的人把我约在这儿，出钱的怕不是他本人； 所谈的，当然也不仅是远在地球那一头的朋友了。第二天，我按时赴约。刚坐下，旁边最靠近我们的一张桌子，就来了四、五个人。从他们的年纪和到这种地方吃饭都衣着邋遢看，安全部门的外勤无疑。我知道他们的装备不错，虽有一桌之隔，将这边的每句话都清晰地录下音来，是毫不困难的。一等秘书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二人依然坐下，拿起刀叉，以正常的音量和语调交谈，就象没有那回事。关于塞司几分钟就说完了。一秘转入正题，说起数天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即将来访，有人建议在大使馆开个会，把我们这些新近从牢里放出来的“ `L·S'戴晴回忆录—104—良心犯”邀去和他见面。我说这是一个很坏的主意，劝他们别采纳。如果他们非要开而且还打算请我，我拒绝。一秘问: “你不愿开会，但愿不愿意单独见见他们，比如贝克先生的助手史夫特? ”我说“好的，这我愿意。”一秘说他回去安排，然后将具体时间地点通知我。吃完饭我就回家了。三天过去，一秘没有来电话，这件事我差不多也已经忘了。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 张部长和一名小车司机。我有点意外。第一，出狱以来，从来都是我找报社，他们从来没主动找过我。第二，坐小车这种事，历来属于领导干部、行政干部、也包括关键的政工干部的特权，不是我这种采访记者享受得到的。我那天本该想到什么，无奈张部长开口说的话让我太兴奋了一点，党历来教导的阶级斗争观念竟忘到了九霄云外。他说的是:“你不是一直要求工作吗? 报社决定派你到外地采访。我现在是来接你，副总编一会儿亲自和你谈。”我想都没想就跟他们上了车，直驶大约 10 公里之外的报社，旋即见到一位风头颇健的新任。“玄都关里桃千树”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笑话还没出口，就被他直接带向主题:“秦皇岛玻璃总厂知道吗? 很有名啦。报社决定派你去写个报导。”“这当然好，但是工业方面我不是很熟悉。”“没关系，没关系。有经验的老记者了，什么题材把握不了? 再说还有同志跟你一起去。”我外出采访从来独来独往，只须地方记者接应一下。这回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 这念头也只闪了一下，立刻热烈回应领导派遣，一心希望作好这次采访工作:“离开得太久了。有没有什么文件、背景材料等等，我想先预备一下。”“不必了，不必了，到了那里都能看到。今天就出发吧，已经让他们买火车票去了。如果没买到票，报社从北京派车送你去。”我笑起来: “这么急啊? 那里是发水了还是着火了? ”他也笑了: “你是个痛快人嘛，从来都是说走就走。怎么样，说定了? ” 戴晴回忆录—105—我是个痛快人，但还是觉得有点蹊跷。我想到 1989 年 9 月那份查禁我的全部作品的内部文件【附录】3，我的名字从大陆消失，已经两年多了。“去是可以，报导谁写? ”“大家一起商量嘛。”“谁执笔? ”我问。我从来不给别人打下手，只要出马，就是主将，这他知道。“你。你资格最老，由你执笔。”他说，已经有点不耐烦。“怎么署名? ”“老戴，你从来不是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嘛! ”“确实不是，但这次不能不。怎么署名? ”“谁执笔谁署名，行了吧? 怎么样，今天出发? 先回去收拾一下，车子定了就去接你。”“好。”我说，心里还有几分得意，想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在革命阵营里引起的慌乱。其实，就在这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一名女士在我们谈话的当儿几度进出，煞有介事地近乎鬼祟，而且极不正常地一眼都不看我。这本该引起我的疑惑，又因太兴奋而忽略了。副总编用他的车把我送回家。王小嘉迎上来，颇为愤愤，因为她刚刚到北大校园书店去买书，竟进不去门。“一路都是雷子。”邻居们也说，他们刚从三环路方向回来的。我突然明白了: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头号帝国主义的使者，美国国务卿预定明天到北京。这么说，什么恢复我的采访、让我撰稿署名，全是谎话； 车接车送、周到体贴，目标只有一个: 把我骗出首都。且不说我之同意会见美国人全为自己的祖国； 就算你们不相信，也不情愿中国的普通百姓过问国事，明说好了，何必行骗? 我这人什么都好商量，但是骗……正这么想着，有人敲门。我和王小嘉交换了一下目光: “来了。”我什么都没说，踅进另一间屋子，暗示她去开门。我听见了门响，听见他们的寒喧，听见来人问: 戴晴回忆录—106—“你妈妈呢? 不是让她在家等着吗? 车已经在外面了。” 我的女儿本是个严肃的小姑娘，可这时，我听见她说的是:“是吗?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她刚让美国大使馆接走。”随后是一片纷乱的脚步声和关门声，王小嘉哈哈笑着进来:“走了，回去汇报去了。脸都吓黄了，我还没说你上北大找学生去了呢。”我们当时真觉得有点好玩，谁也没有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的事在等着。晚上，王德嘉回来了。他主张我今晚顶好不要住在家里。我住出去了，第二天早晨回家时，家里已经坐着数位《光明日报》不知是办公室还是保卫部的干部(据后来王德嘉告诉我，这是“早班”； 昨天的“晚班”直到午夜才撤)； 而住宅小区的四周，已有不下三部有人坐在里边的轿车。这时，我已经没有了玩笑的心绪，只想着: 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嘛? 美国人难道就这么见不得? 好象宪法里并没有这么规定嘛。我没有回家，拐进与我同在一栋楼的婆家。我先从那里给我的朋友挂电话，请他来把我“救”出去，他说“好”； 又给美国使馆的一秘打，想告诉他我已不能呆在家中，以及与我联络的新电话，没有人接。我于是只好将电话打到我的另一个朋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记者苏珊的办公室，希望由她转告此情。苏珊不在，接电话的人不能说中文。我不知人与人透过有限的语言相互理解的限度，总之，爱米丽·麦克法考，当时恰好到本部办事的另一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巡回记者，居然从我那几个断断续续蹦出的英文词，如“警察”、“麻烦”、“国务卿”等等中，把事情知道了个大概。下面有汽车的声音，我的朋友到了。我向奶奶借了一条头巾，装成狼外婆的模样，本想跨出楼门即跨进车门，就像 89 年 7 月那次警察把我带走的时候那样，无奈我的朋友没有警察那样好的停靠技术，就在我走过从门到车那不足 1 米的距离时，被守候在一旁的《光明日报》官员一眼认出。他一边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以自己的身体顶住车门，一边苦口劝我按报社指示到秦皇岛玻璃厂去采访。我向来最尊重敬业的人，无奈这次对何为本报宗旨，和这名勇敢的同行的分歧实在是大了一点。我和我丈夫差不多是强行将他那忠勇的半个身子从车里推出，一边喊着“朋友，各守本份吧”，一边驱车飞驶出芙蓉里。 戴晴回忆录—107—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三部车鱼贯跟上。警察终于出场了。(五)“到哪儿? ”我的朋友问，我们正沿着西三环路朝北驶。前边就是香格里拉饭店，不但詹姆斯·贝克一行将在那里下榻，它的大厅，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到了那里，并且坐下来喝茶，周围那么多人，还大多是洋人，警察恐怕不会呼地上来把我铐走。但这么一来，以这种挟洋人以自重的姿态出现，会使我从此失去和政府交涉的可能——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误解，我愿意先在自己人中间解释清楚。“到你的办公室吧，我想打几个电话。”我们直驶民族饭店。我的朋友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车场停车，而是直接停在大堂门口。我冲出车门，紧咬在后边的警察也冲出车门。我跑进大厅，钻进电梯，紧跟在后边的警察也在电梯门就要关上的那一刹那挤了进来。“随他去吧。”我想，很知道自己在这类游戏里段位不够，直接按下了我的朋友的办公室确实所在的那层楼。他按了上一层。在办公室里，我直接拨电话到公安部，打给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你现在在哪儿? ”对方问。我不但报了饭店名还报了房间号。他们让我呆在那里别动。我又把电话拨到国务院，找到我出狱之后直接向政府吁请留在国内工作的那名联络员。他似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像往常一样发议论，责备我不该如此顶撞领导之类，我还没开始解释，四、五名大汉闯了进来。当时房间里有好几个人，他们堵住门，挨个儿盯着看。虽然全部着便衣，但那阵势，职业警察无疑。一人开口道:“这里有个叫戴晴的吧。” 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已作出判断，一个箭步冲过来，按断我正在讲着的电话。“我人在这儿，是我告诉你们的； 现在正通话的，也是你们中南海。有什么不好商量，非要如此动粗? ”这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被他们一人一边架着胳膊，向门口拖去。 戴晴回忆录—108—我的朋友本是生意人，此时也忍不住开口道: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在我房里这么对我的朋友? ”警察哪管这一套，硬架着往外拖。我明知抗不过他们，但也不甘心就这么被带走，正挣扎间，一名站在一旁没有动手的中年人开言道: “正是老徐告诉我们你在这里的(老徐就是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现在就是请你去见他。”“有这么请的吗? 就是出示了逮捕证也不至于这样嘛。”“好，好，让她自己走。”那中年人说。大汉不再用力架，但还紧钳住我不放。我使劲甩胳膊，喊“还不放? 还不放? ”“放开，放开。”那中年人也说。“您瞧，我们这不是怕您摔着吗? ”走在我旁边的大汉嘻皮笑脸地说。说话间，他们已经把我从我的朋友的办公室押出，沿着走廊，拖到民族饭店端头的那条服务人员使用的楼梯，下到底层，出了旁门，在楼边一条估计供厨房使用的巷子，正停着两部轿车。我被押进其中一部，夹在两名大汉中间。我等着他们把我押向公安部，这样，我在见到老徐的时候就可以说: “两年多了，你们怎么反倒比 89 年还不如了?” 但车就是不动，坐在司机和监守位置上的大汉也一言不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中年人回来了:“到峒谷⑥去，你在那儿休息几天。”“不行，那是台湾《汉声》杂志的工作室，你们这么把我押去，人家以后还工作不工作了? ”“没有关系，情况我们都了解，以后你们照样用。”“那也不行，天气太冷。”“把火生起来不就行了。”“煤和柴我都没有准备。”“我们有的是棒小伙子，这点事还不容易。” 戴晴回忆录—109—“……”我一时想不出拒绝的理由，“非去不可，也不能从这儿去，我没有带那里的钥匙，必须回家去取。”“那不行，不能回家。”他说着，转身走了。我当时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才明白，可能那时已有记者等在我家里了。又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也没见什么新人露面，两部车突然起动了。我正想着，他们会把我拉到哪儿去呢，车一路南行，已经到了《光明日报》门口。我心里不禁好笑，警察把人秘密解押到报社门口，恐怕只有小说才编得出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押进去，只把车停在门边，大汉和我都不离座。警察的车都有暗色玻璃，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部车。我朝窗外望去，门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