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7

这意见，我估计胡启立也早有所闻，但他很耐心地听，并且亲自做笔记，不过没有象对孙旭培的意见那样当场表态。我估计我的发言还是有特色的，其特色就在于我使劲强调我本人其实顶不在行的钱。在狱中，想到这节，我自己都不禁笑起来：真笨呀——说这番废话！今天的现实证明，我耍这套小心思无疑于与虎谋皮。舆论是中共的命。想毛泽东晚年，百姓穷成那样，他们花大钱到世界上去买颂扬话。国家这么大，不必说火车票飞机票一次提它个百分之八十，仅将卫生纸的标价翻上两番，养多少喉舌都够了。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我只谈舒泄。泄掉总是一件好事，将具有破坏力的闸崩变为涓流，对谁都不构成威胁。我扳着指头为他算如果自四月十五日起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局面可能会出现的变化……话还没有说完，会议室屏风的另一侧已响起盘盏的叮咚响。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 boy-girl-boy 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这又是一个偶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坐，我的发言就算结束了。但既然这样坐了，我又来了情绪，得以将我的“舒泄论”发展到实际操作的地步。于是才有了他的首肯、有了作家学者座谈会、有了天安门广场斡旋……当时在饭桌上，我对他说，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外报采访；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缉——这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缉而气得房颤加室颤； 但站在政府的立场戴晴回忆录—71—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其他行业的人听到我们这几句对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主编管版面还有这么多麻烦？恰如后来在五月十七日那天，当《光明日报》的职工游行经过设立在宣武门外中宣部大楼时，呼的口号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话！！”——中宣部动辄打电话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干预版面已是家常便饭。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谈到这里，我已经很激动，激动得连令统战部骄傲的担担面（也许是酸辣汤）都没有细细品尝。我作为他们的客人，曾在那里用过几餐，都是这种简单、清爽的饭菜。在中共大张旗鼓地反腐败、反吃喝之前就已是如此。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招待班禅的，但那次他们确实是这样招待的胡启立。我想，恐怕除了吃，尚不知世界上还有更美与更重要的事情的人，才那么大饕。所以，与其限制盘子的数目还不如在考评官员的知识水准上多下下工夫。和阎明复一样，胡启立与我握别时，特别告诉我一个电话，他念了两遍，让我用脑子记住。他嘱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联系。这个电话我只用过一次，是转达冯友兰、王瑶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对政府的吁请的。今天，胡启立先生也从报面上消失了。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容于中国，连愿意与我们这类人交朋友的官员也不见容于官场。我不知道胡启立身边是不是也拥着些垂钓拜尘之流、吮痈舔痔之辈，象那些做官做得很得意也很老到的人那样。我想他不会的。我们对他曾有过许多误解。新闻界当时曾流传，有他主管意识形态，各报主编都好当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压制那些一线记者的创造冲动，他们只须将启立又“左”又“僵”的话原封搬出来就行了。出于同样的见解，北大的学生在“春夏之交”还以有他这样的人作校友为耻，开除了他的校籍。 我好象还听过赵紫阳班子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戴晴回忆录—72—谁能理解你呢，胡启立? 我知道，以你的判断力，为维持那危如累卵、但尚存一线生机的改革，你不知退了多少步，忍受了多少屈辱与煎熬，仅守着一点为人的独立与正直——但，就这，也不行。不知胡先生有没有读过梁任公悼念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明于大意，达于生死”，“临大节义而不苟”那段话。如果他今天读了，一定会觉得轻松些。那天，统战部好象有好几拨子客人，车子分派不过来了，只好让我与另外两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见到绝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这部车本应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载着他们办事。但我的住处更偏西，就拉我来到师范大学的一栋小楼前。他们进去了，我等在车里。就在这时，成队的、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学生正从车边走过，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会。绝食开始了。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与 4 月 27 日已完全不同。就在这时，一小批人从小楼里走出来，其中一位我认识——王超华，王摇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学博士候选人。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次学运的领导核心。这么说，这小拨人就是行动的组织者了。我问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什么干!?”她没有回答。我从她脸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种激愤神情。我当时已经知道周舵到这里来是找刘晓波，原来他们在策动这件事。我很生他的气。他是四通的人，万润南的助手，他应该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众运动也该有点韵律。可他居然和刘晓波搅在一起搞这种事!在我的印象里，刘晓波虽然也读了文学博士，这一二年也热闹得很，但他既不具学者的深沉严谨，也不具政治家的冷峻机变； 说他更象个诗人吧，他对自身情绪之外的东西有太热衷。 或许可以算个慷慨悲歌之士，因为后来我从报上知道，他是专门从国外跑回来“推动民主运动”的。但慷慨悲歌之士只是为世界添色彩、为后人添感慨的。他们在原理上不是社会进步深刻的推动力。我估计王超华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她劝不住他们。她劝不住，还是和他们一道，艰难地扮演着激进的学生运动中保守的反对派的角色。 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这在下面就要说到； 一次是她到我家来找我。当然在电视屏幕上还见过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国通缉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咙全哑了，人又黑又瘦，焦黄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而过去，她曾是一个白白胖胖、神情活泼的少妇呢! 6 月 4 日以后，她丢下 5 岁的儿子，不知藏匿在何处，戴晴回忆录—73—至今音讯全无。连差不多为她而死、最宝爱她的老父的葬礼都没敢露面。 她坚忍、谦和、能吃苦，极具耐性和牺牲精神。如果她早生 30 年，一定是一名职业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为“老师”，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解了她的全部思想与言行之后，能否撤销对她的通缉。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为共和的敌人。刘晓波在狱中，居然在狱中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这连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荆珂和高渐离可不向秦始皇打飞眼； 秦武阳虽然吓得尿了裤子，也没有媚态。(六)5 月 14 日 广场斡旋我回到家时，已近 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国，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机关，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动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进家门就扑向电话机。我的部主任还在——评论部主任陶铠。我告诉他与胡启立见面的情况，我当时的建议等等。“他不反对!”我说。跟陶铠用不着废话。他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新闻系统工作的时间太久了，又是前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秘书，还经历过《光明日报》最辉煌的一页——“真理标准讨论”的全过程。外加眼看着《光明日报》从 120 万份掉到不足 70 万份 2，早已成就为一名“报精”。陶铠的自学意识与自学能力都很强，他完全有能力当总编辑，也不是不想当，但在昧着良心往上爬和顺着自己的心意作点该作和可作的事情这两者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所以，就不失时机地发它一版有内容、叫得响的座谈纪要这一点上，他与我有共识。我自认为陶铠对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当支持的。《学者答问录》一问世，他就是责任编辑。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话上边通得过，哪些话会惹麻烦。他总是毅然删去那些非删不可的话，而发善心把一些“擦边”文字留着，给它们一丝生的希望，让他们自己去闯总编室、主管副主编、主编这三道关。陶铠几乎没有命令或建议我去作过什么。在我层出不穷的主意面前，陶铠只行使否决权，恰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我是很服的，因为他的判断与事后的结果总是非常接近。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我以为我摊上了一个好头儿。没想到四个月后，他成了署名“邝岩”、撰长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记得在狱中戴晴回忆录—74—第一次被允许与我丈夫见面时，那已是 1990 年 1 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话要说，可直逼着他问的是：“邝岩是谁? 有没有陶铠?"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为别的，只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别除我之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来自陶铠让我写的一份关于我本人从 1989 年 4 月到 6 月的全部活动的“汇报”。“没别的意思，”他当时说，“你一件件如实写清楚，报社心里有个数，上面问下来好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提起笔就写了。我至今认为，他那时并未有意骗我。但当他决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时候，也并未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狱； 当然也没有想到，这样干，就算我被这篇洋洋大文钉死在牢里了(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点都不新鲜)，他本人在良心与道德上的损失。王德嘉拒绝回答：“别问了，别问了，以后再说。” 其实，他的不否定等于就是认可了。这无疑对我的信念是一个打击——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对着的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我想，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它那打一拉一的政策太伟大了 3。13 日下午，陶铠不用我多解释就全都明白了。他让我在家里等着，待他请示后会给我回电话。我体会所谓“请示”，起码要通过编委会，闹不好还会问到中宣部直至胡启立本人。中共办报，编委会而非党委是最高机构，这是延安的老规矩了。它不受同级党委领导，直接听命于上一级党委，如《人民日报》编委会即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光明日报》曾骄傲地宣称它的编委会直属书记处，我怀疑顶多也就到中宣部。两小时后，陶铠打电话来：“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 2：00，十人左右，著名学者关于形势的座谈会，老方(即方恭温，《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和评论部的副主编)主持，你先拉个名单出来。”“名单已经有了。”我忙说，开始一一给他报。我所选的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最为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熟悉与景仰的，包括：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研究员 苏绍智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刘再复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李泽厚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研究员 严家其 戴晴回忆录—75—社科院历史学所副研究员 包遵信福建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李洪林法学家 于浩成小老包学术职称虽然不高，但主编过的《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影响甚大，届时还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老于还有许多头衔，有不少颇有生气的机构还是他开创的。但自 1987 年以来，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夺不去的，只剩下了他的学问。还有一些同档次的别的学者，因为当时没联系上，现在已不能确记。陶铠说可以，让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正式邀请。苏绍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长沙讲课去了，具体地址不详。我于是请他的太太帮助，一旦联系上就作一个电话采访。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应了。严家其有点犹豫，让我容他考虑一下。李泽厚不肯。除了他所说的身体不好(他身体确实不好，后来在广场上还到处找硝酸甘油)，和我所体会的他本来就不愿搅进这类事情之外，他很讨厌《光明日报》，他与这张报纸已多时不来往了。考虑到我们学者的阵容，我在电话里苦劝了他有 10 分钟，最后总算勉强应允了。为防他明天随便找个小借口不到会，我立刻给陶铠打电话，让他明天安排专车接李先生。他是这次邀请的客人中唯一派车接的一位。给刘再复打电话时，李陀和苏炜恰在他家，刘还未表态，他们二人先兴奋起来：“你小子真他妈太棒了!”他们说。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多么可怜。我不过替他们争取了一个在一份报上及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只不过机会而已，能否发出还不一定，发出的后果更难预料，就已经欣喜若狂。但他们二人不是学者，本不在邀请之列，见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我只好顺势邀了他们三人。放下电话，我立刻拨陶铠，请示可不可以，陶说：“就这样吧!”就在这前后，温元凯给我打来电话。1983 年，报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访当时正如一颗巨星般上升的温元凯。和他谈过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不是对改革无动于衷，而是感到我对此人的为人和一系列做法都还没有吃透。我宁愿站在一旁再揣摩一阵，掂掂他的份量。几年下戴晴回忆录—76—来，我认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为人大代表提出“旁听制”提案； 而有些就显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严家其在《导报》上的长篇对话。总的说来，我觉得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担当不大把握得住。对这种人，我不愿深交。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他到北京了，还说想来看看我。我不希望他来，于是告诉他当晚在一个什么公园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可能会去，要见就在那里见吧。我确实没有耍弄人的意思，但这聚会不但我自己未去，还把时间说错了，让他扑了一个空 4。我没请他出席《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不为别的，只因他是理工科大学的教授，而我们此刻并不存在向社会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意。我希望学者们的发言都有较深入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表述，温元凯就算有很精彩的见解，和我拟的这个阵容也不搭界。当时我算了算，请定的人一共 9 位，开两个钟头的会，发它半版到四分之三版，也足够了——没想到这时又生出一个支叉来。当时，美国人权委员会亚洲观察的一名调查员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上了这场学运，也就无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她的委员会的主席夫妇，并且与他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谈话，西德尼这次来京也就见到了我。5 月 14 日上午，戈尔巴乔夫访华团的文化先遣团已先期到达，要在国际大厦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随这个团来华的一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恰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动提出，由她牵线，让我们与相当于苏联的《红旗》杂志的主编见个面。那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NBC 的一名雇员，前北京姑娘刘白方已经为此驱车来接我了。虽然下午还有那么重的节目，但我觉得第一机会难得； 第二西德尼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刘白方告诉我还要再接上苏晓康，这使我想到，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已经搀进了苏炜和李陀，他们显然不是学者，只能算是作家，但读者对他们又太陌生了一点。苏晓康本来就很棒，加上《河殇》的几上几下，已经弄得他无人不晓。所以，当我随刘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讲过来意之后，我也随即发出了下午的邀请。苏晓康犹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阵，最后同意了。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细述温元凯和苏晓康出席座谈会的经过，是因为国务委员陈希同在他那一锤定音式的报告中，把我们 12 个人一下子点了 9 个，说我们“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但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戴晴回忆录—77—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他们是太恨我们了，那些为陈先生提供名单、起草文章的人。我可以想象，当他们发现这末多“讨厌鬼”(我以为在他们心目中，最讨厌的要算苏晓康、温元凯、于浩成、李洪林和我了。严家其恐怕还在其次)都凑到了一起，而且还去了天安门，那高兴真是别提了。他们，包括那些协助他们工作的人，甚至包括广大善良的读者，准以为我们如何精心策划名单、如何精心安排每一个步骤，殊不知这一切完全是一批读书人出于他们正常的活动和正常的判断，或许再加上点正常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巧合。在国际大厦门口，我们又遇到赶来参加招待会的麦天枢。他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是最近《中国潮》报告文学头奖得主。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了。麦天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有我和苏晓康。按照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为在招待会上会见到一批全新的苏联文化人，没想到他们的面孔与我们中国出访的文化官员竟所差无几。举一例，我曾站起来提问。我的问题是：“在改革的今天，苏联当局还会不会仅仅因为思想与作品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加以惩戒，比如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 台上的苏联人交头接耳一番，推举一位剧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亚现在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凉了，到那里去我看没什么不好。” 这可真是鲜红的幽默。当我问到“民族问题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难题”时，他们又商量了一阵，结果是干脆拒绝回答。我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一个“主义”居然能将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类，也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吧。没有人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我们都鱼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编的谈话也不甚理想。我们三人都是记者，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的单独会面，向苏联人的提问坦白、恳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显然没有交换意见的诚意——这也难怪，他不可能读过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着三十年代大清洗记忆的苏联人，凭什么相信我们? 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决定找点东西吃，快快赶到《光明日报》会场。我是组织者，不敢在外边耽搁太久，把苏晓康他们送到《光明日报》对面的前门饭店，就匆匆来到会议室。客人们还未到，但报社方面，副主编、理论部和评论部主任，以及负责录音并记录的记者，基本上已到齐。除了“名正言顺”的与会者，门口还拥着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来求我让他们进去。我处理这类事顶不在行，干脆躲进去不管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王超华。 戴晴回忆录—78—“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会? ”我克制着自己的不快，一连声问她。我不是不喜欢王超华，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赏那种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搅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回答我； 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和她那一脸焦虑之色。接着，温元凯也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你看，你没请我，我自己来了。你不反对吧?”他说。“哪里，当然，欢迎欢迎。”我说着，转到陶铠身边，低声问怎么办。温元凯过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报》作客，总编辑一直很客气地接待他； 我那年虽然没有写他，但我们的驻省记者写了，算是报社联络的老对象。 “来就来吧!”陶铠说。温元凯指了指那几个人：“这是著名企业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们有很好的见解，也想谈谈。”我对这位著名人士没有一点印象，我们可以拒绝，而且本该拒绝，但我和陶铠还有副主编方恭温都太软弱，不忍当面驳人之请——哪怕很没道理的请求——这又是一个偶然： 如果我们当时拒绝了根本不曾邀请的王超华和温元凯，这个座谈会开到 5 点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会有了。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王超华是怎么得到这次会议的消息而赶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筹备了很长时间的会——礼拜六晚上决定的，礼拜天中午就开。至于温元凯，我直到在狱中被提审的时候，还不解地和专案人员探讨，那次座谈会怎么一下子就离开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广场上去了。后来，直到温元凯带来的他的那位至交，即所谓著名企业家牟某某，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报》上大骂与会学者作家时，我才知道，原来是他! 是他怕乱子闹大了，使他这样一个从普通工人爬到著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赚不到钱了，而找到温元凯，让他到广场去劝学生； 温元凯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打电话给方励之，方表示不介入学生的事； 温又找严家其，严让他到我们的会上去商量。但无论是温还是严，还是那个从工人爬上去的“著名”家伙，都不曾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们利用学者们的同情心、正义感和书生气，极有心计地把大家引到这一步，然后再跳出来为保自己而大骂。这实在是我自去年以来见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与会的一批有成果、有价值，应属中国学界与文坛的骄傲的人，现在顶着煽动的罪名，被审查、被批判、被监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动”这一个字眼儿的话，学者们是被他煽到广场去的。2：00 刚过，邀请的人已陆续到齐，严家其到得最晚，大约迟到了半个小时。 戴晴回忆录—79—那天是同学们绝食的第二天，在北京，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广场情况怎么样?”。既然王超华在这里，不必说学者们和记者们，连方恭温陶铠也想听听情况。“我是来向诸位老师求救的……”她说，眼睛里已满是泪水。王超华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不能确记。总的意思是同学们的情绪非常激动，环境很艰苦，而政府方面毫无反应。她最担心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下去，会有更激烈的举动生出来。“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她说，“我们只希望领导人能听听我们的意见……为了这一点，同学们除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呢?”5当她说到这里时，坐在我旁边的苏晓康哭了。王超华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她甚至是个不大善于辞令的人； 但她估计得不错，这局面不过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就有 12 名学艺术的男学生，什么话都没说，就那么并排往台阶上一躺，开始绝水。当他们绝到第四天(5 月 19 日)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那个极具艺术气质的优秀生，心脏已经停跳(后经抢救脱险)。5 月 14 日那天，我们虽然预想不到这种种具体细节，但大致趋势，在座的人都估计到了。这倒不仅仅因为王超华的叙述，而是目睹了肃反、镇反、三反、反右、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磨难的人都知道那句话：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温元凯这时站了起来：“我们应该到广场去劝同学们回校……”这动议没人反对，问题是怎么才能说动他们。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温元凯恨不得立刻就出发； 苏炜认为可以劝，但切不可责备学生，他坚持说他们的热诚与牺牲精神是中国今天最宝贵的东西，一百个官员捆在一起也抵不上。李陀说他这些天都在广场转，别说就只我们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十倍也一下子淹到人海里，什么事都不顶。“广场文化!”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温元凯这时又站了起来，说那著名企业家有很好的意见要发表。学者们很客气，就静下来听他说。那人虽然没有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但他讲的在我听来实在戴晴回忆录—80—不着边际。主持会的方恭温那么克制、那么耐心，真如他的名字般地温良而恭谦，我忍不住站了起来——我也是座谈会的组织人之一：“今天是《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诸位学者来谈对时局的见解的，时间很紧，如果不是正式被邀对象，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至于广场救急，等把主要日程进行完了再议好不好?”这意见大家也同意，那厮也就坐下了。学者们顺序发言。他们谈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情恳词切，每个发言都有新意，擅长于浓醇抒情散文的文学理论家刘再复甚至带来一篇十分感人的书面稿。最后轮到李泽厚，他只说了一句：“大家说的我都同意，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那天没和编辑部的人坐在一起，而坐在我的朋友苏晓康和麦天枢中间。我刚刚还开玩笑地问他们：“我算哪边的呢，报社一边，还是你们一边?”他们说当然算我们的。我那天也没有发言。我觉得他们讲得太好了，我不可能讲得更好。这批发言后来《光明日报》没有用，我一直在追那几盘录音带，也未追到手，否则，就可以郑重地附在本文之后了。我一直认为《光明日报》把这批发言用出去没有问题，直到陶铠这当儿讲了一句话，使我隐隐悟到我策动的这件事有多么艰难，也就是说，在学者们和编辑部的期望之间，存在着我不曾料到的差距。他说的是：“没想到连一句批评学生的话都没有。”我记得当时微微一怔，我们怎么能批评他们?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又能批评他们什么?当然，86 年学生一闹，我的已经付排的三本书立刻出不成了； 89 年他们上街，我的书全部被禁，人也进了监狱。但如果你与那 12 名绝水的男孩谈过，如果你看过那个电视镜头：布满了人的大街，中间走着虽然持枪、却用胳膊护着头脸的士兵，外边是喊着叫着要用石块汽水瓶打他们的市民； 而插在他们中间，拉成一条人线，单薄的身体穿着揉皱了的衬衣，声嘶力竭地喊着，以保护前去围剿他们的士兵的学生们，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世界上可曾出现过比这更感人、比这更说明一切的场面? 谁能说得清今日的中国人呢——中国的学生、士兵和百姓?6顺序发言之后，编辑部召集的座谈会本可以结束，谁要去广场就可以去了，不知谁提出，若想要劝说奏效，必须先说动绝食最坚决的那批领袖，再由他们去劝说大家。而和他们谈，绝不是站在广场上、插进人群中能说得清楚的，必须首先找一个能从容地说话、能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的地方。大家议来议去，认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一间屋子比较合适，那里最具政府权威的背景，离绝食地点又最近。 戴晴回忆录—81—这时，温元凯又提议，光凭嘴讲不行，我们必须带一个文字东西去，以此为依据劝说。这意见大家也同意了。看到在场的“老师们”主意已定，王超华哭了。这是一种宽慰的哭，她哭得很酣畅，甚至哭出了声。出于她的家庭背景，和她本人对学问的挚爱，王超华太看重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了，她以为智慧无所不能。学者们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超过一切军人、政客、富贾，她的悲剧——同时也是我们的悲剧——正在这里。文人们算什么呢? 在不知世界上还有“看不见的手”，还有“文化伦理运动”的强权的心目中，学者们不就多识几个字么，他们写不写书和写了什么书，与自己屁股底下的交椅有什么关系? 再大的学者，脑袋不一样生在细细的脖子上吗? 砍起来不会比砍别人的更麻烦。这种早已在罗马教廷、在希特勒、在慈禧、在张作霖，包括本人还算有学问的强权人物曹操、毛泽东身上表现过的特质，王超华与我们当时都未估计足。我想，如果需要写一份能打动学生的东西，苏晓康的文字最合适了。我于是将一迭《光明日报》的便笺推给他，他什么也没说，凝神思索起来。没过几分钟，温元凯就站了起来，拿起一张纸开始念。当时我们只觉得它干干瘪瘪，既无感情，道理也讲不清。后来在狱中看报，才从那“企业家”的自白中得知，这是他们早已起草好带到会上的一份东西。在这里，温元凯一下子暴露出他性格上的两个弱点，一是不坦白：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这些人面前都不肯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一门心思“略施小计”； 第二是不自量力。他也不看看在座的都是些什么人，他那“三句半”也真敢拿出来念。至于那个自称企业家的东西，则是从功利出发来对待一切事物的典型。这种人可能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在面对某个具体问题时，与理想主义者有着相同的判断与见解； 但在骨子里，他们与为理想而非巴望“现得”的人实在判若云泥。1929 年被害于龙华的富家子出身的著名烈士彭湃渴望的是平等和自由，他会同意、甚至亲自领导打土豪分田地，但他不会怀着忌恨与涎水紧盯浮财不舍，也不会“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不幸的是，中共的革命，因为有着共同的反抗对象，比方说，“三座大山”，从一开始，这二者就在教条式的“主义”的包容下搅在一起，从来没有说清楚过。而到了最后，当功利主义者的目的达到以后，套句他们常说的话：老子打下了江山……，理想主义者如若还没有放聪明一点，或者还没有被磨圆摩光滚到一旁，依旧书生气十足地循着他的信念与追求，一味地惹人厌，妨碍人家舒舒坦坦地享用江山，结果只有一个：遭排斥、打击乃至灭顶。革命功利主义者与“经济人”是不同的。后者在他的经济活动中可能会表现得贪婪、残忍、唯利是图，但在以契约保障平等竞争从而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大格戴晴回忆录—82—局上，他属于活跃的积极因素。革命功利主义者的社会功能只是破坏，他们擎着理想主义的旗帜，使用暴力推翻原有的社会财富占有者而自代之。他们不具“经济人”种种创造与开创的特质，当他们占据社会生产关键位置——比如外贸局长或者银行行长——时，对此甚至不甚了然，映在脑子里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能套成哪级? 进贡的人不会少吧? 得好能配部皇冠车?” 这批革命家，出于无能与无知，再加上对集中调用资源的体制的无由的自豪，对社会生产力往往起到阻滞乃至破坏作用，这已由中共 40 年的治国经历一次次证明了。扯远了。再回过头来说座谈会。温元凯念了几句，大家只觉得味如嚼蜡。又是我站起来：“晓康也起草了一份。” 苏晓康开始念，只念了一句：“同学们，几天来，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辛苦了……"大家就说：“这份好，这份好。”我知道下边该一句句切磋了，而在座的都是文章高手，有没有我在场根本无所谓，于是起身到总编室找红机子，联系与绝食学生领袖交谈的地点。我把电话直接打到统战部值班室。我那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示威学生的压力既不在广场，也不在新华门，而是移到了统战部院内。提审时，专案人员对此相当不解。他们认为，从逻辑上推断，学生运动嘛，首当其冲的总该是教委，为什么那里平平静静，大批人倒往统战部拥?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个按常规政坛运作无法解释的问题。这回却是出于偶然，我相信将来历史会证明这是一个很悲壮的偶然： 虽然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在那一段也确实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