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6

赢得这条横幅不容易，小平先生。这是那些读书人自己制作的，没有任何官方指令。当你的地位越来越高，高到在中国战史上，与武昌起义、南昌起义、广州暴动等等相比，并不具特别地位的百色起义不但被拍、还进而被说成是怎么好得不得了的影片时，再也不会有一个有着独立的人格与高傲的心的知识分子为你扯出一幅自制的横幅了。前者不过块把钱，后者大概耗资数十万，你掂了吗，哪个重？宾客渐渐到齐了。作家们来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们大都有着显赫的名声与之相配的地位，足够把外省的文联小干部吓个半死。我没往他们那儿凑。他们太正规，太如星座般高低分明，是我这种游荡散神绝对受不了的。我瞄住一个空位，恰在我喜欢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身边。他也愿意与我为邻，我们开始喝茶吃杏仁。他没怎么讲话，但我能体会出他隐隐的不安与不耐烦。后来，在静静的监房里，我常常想起这一幕，我们怎么把茶送到唇边，怎么默无一语地用眼睛扫向全场。我不禁想，如果我当时不那么挑剔，而是憨憨地扦进作家一群，就不会有后来的阎明复部长径直来到桌旁的谈话，也不会有由他联系的与胡启立的见面，就不会有十二名作家学者的《紧急呼吁》及联袂走上天安门广场，也就不会有这铁栅与牢门了。选择与谁一起吃杏仁，这是多么偶然； 但我的更喜爱学者而不大喜爱作家，以及我只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却是必然的。我的坐牢，并不取决于我说了什么与做了什么，它只取决于今天中国当权者所握着的坐牢标准。所以，也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那天的那个有东西吃的茶会，即所谓高茶（high tea）会，由副局长亮亮主持，到场的大人物一共两位：阎明复与李铁映。阎的出场显然是对部下的创造力及活动能力的一种赞赏与支持； 李可能纯粹出于与陶斯亮的私交，当然也可能因为他本人的父亲曾是在位最久的统战部长。陶副局长站在麦克风前。她从小就是个细致温存的女孩，虽然对文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爱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能作漂亮讲演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她并非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几乎一上来就说：“二十七日平平戴晴回忆录—59—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没有踮起脚来看看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干部们，但李泽厚鼓了，同桌的科技日报孙长江鼓了，作家们还有站着与坐着的记者们也鼓了。这些人都十分了得，他们接受别人的掌声不少，但要他们真心为一位官员鼓掌，这确是我几年来经历的第一次。亮亮，干得漂亮，你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期待，你知道什么才能真正打动他们，赢得他们。接下来是几个“大腕儿”唱歌。他们当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动地开宗明义地宣称这是献给学生们的。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大白天听歌之辈，于是一个个溜了出去。后来南宁告诉我，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诡计之一: 她何尝不知道我们无闲心听歌，但她掐指一算，这 high tea 要从 3：00 开到 6：00，时间是极具危险地长了一点，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跑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让人难堪的话，于是在早上 9：00 就把南宁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令她火速找几名歌星把可能出问题的时间填满。我溜到酒店宽敞华丽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军咬住。还好他使的是快刀，几分钟后我就从他的利爪下脱开了。就在这时，我见到迈着方步慢悠悠地荡过来的包遵信。包遵信是最激烈的传统文化的反对者。他曾单枪匹马鏖战台湾数名国学大家，且战绩不错。他开创《读书》、开创《走向未来》丛书，又一一被人一脚踢出。好在他不恋旧栈，转眼间，又以他不足 50 公斤的体重，开创令人瞠目结舌的别的去了。他历来是我最推崇也最常遭我打趣的对象。他在我面前只有三个字:没脾气。我一见他便说：“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 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可。”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我当时的想法是，乘着今天这个劲头和这个阵容，那致敬电一定足够壮观。我不打算避嫌，比如我是共产党的孩子或者文稿是在统战部高茶会上起草的等等，只要对局面有好处。我坚信怀有偏见的谣传抵御不住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又是一个偶然。 戴晴回忆录—60—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进了监狱。有谁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个乱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帮助政府、赞扬政府的开明呢？就在这些偷偷溜会的人还没有说到酣处的当儿，工作人员跑过来了：“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绍你们了。”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赶回原位的时候，麦克风前的陶副局长已经有点不耐了。她先介绍李铁映与阎明复，她用在他们二人名字前边的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翻译，大家又报以掌声。她很知道大家的脾性：我们能扳着指头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头数齐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可能会搀着一名瞎了眼的乞丐过街，却未必肯在省委书记进门的时候站起来问好。接着她又把几名有头有脸的官员点出来给我们看，不过我都没记住。然后转向知识分子们。文坛星。简{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来几位，著名这著名那的，我没大注意。然后转向我们这张桌。李泽厚被她点了起来，形容为“著名的美学家，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55岁的李先生只好频频点头致谢。下边轮到了我。可怜的亮亮，她竭力想把气氛弄得轻松活泼，但她本质上是个谦和柔情的人而不是讲俏皮话的好手，我想大家只因为理解她、支持她才一阵递一阵地笑笑的。她除了将“著名”二字也慷慨地赠给我之外，又加了这么一句：“她在文坛被认为领导服装新潮流，你们能想象得出她是一个那么厉害的铁嘴钢牙的女记者吗？”我连李先生般地点头致谢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恭维还是挖苦。那天我穿了一条极普通的黑窄裙，白底黑点子的上衣是用那种哪家百货公司都推得满满的料子缝制的。我不否认我对穿衣服比较在意，但这种在意是防卫式的。我绝不愿在衣饰上引人注意，因为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只能说明我穿冒了，冒傻气了。再者，我绝不会为买一条裙子而吃一个月咸菜； 我更不具照料自己衣饰的精力。我也曾想过请一位服装顾问，但几试之后发觉，选衣服正如选恋人一样，是一种只能由自己品味而绝对无法对人道的感受，任何外人在这种地方插杠子都只是帮倒忙。我的观念背晦到如此地步，已根本与潮流无缘，哪里谈得上领导？至于铁嘴钢牙，更是亮亮随便检个词往我头上扔。我的口才并不好，我的戴晴回忆录—61—工作主要靠卖力气，靠当别人看电视、逗孩子、追赶服装新潮流的时候打着磕睡啃书本。一一介绍过之后，亮亮还嫌不够成色，开始让两位大人物演节目。高级翻译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较现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年代末的苏联歌。他唱得不错。他能在这种场合将嗓子放松到那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他没有经过训练，只能说明他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接着轮到高级工程师。他声称不会唱，但可以指挥，因为他是运动员。李铁映留学期间在布拉格坚韧的长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们认可了双腿的移动能力可以推演为双臂的挥动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对音乐的理解与把握，未免太牵强了一点。好在他决定指挥的是一支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而不是德彪西的《海》，这确实只要运动员的肌肉就行了。全场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跟着他的手臂挥动或大声或中、小声唱，我没有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陶斯亮导演的一出双簧。但即使是，我也完全理解。她是伴着这首歌长大的，而且直到今天她可能依旧真诚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算她对这一见解稍稍打点折扣，她也一定切望在共产党治下将会有一个更新更好的中国，否则她就不会去当中共中央的统战干部。我当然也认为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国； 但它有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光明”、有没有“实行民主好处多”，不是写在歌里并且由数亿条嗓子一天唱三遍就定得了案的。当然别人爱唱是别人的事，我的耳朵不能象眼睛一样闭起来； 正如已经被写进《宪法》“共产党领导”，我虽然觉得这种做法在人类宪法史上尚属罕见，但也只有认可一样。唱完歌，鸡尾酒会式的谈天开始。阎明复简直是径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来。我想他是冲着李泽厚来的，因为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他的三大部中国思想史和近期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所瞩目。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好抖出来随便谈谈的题目； 李先生更不是一个爱把自己的肠子肚子亮给人看的人。他就从来没跟我谈过一句美学方面的话。但局面不能干着，只好由我这个刚被册封的“铁嘴钢牙”的来打园场了。如果走过来的是一位八、九十岁，但由于“全国人民的爱戴”，仍身居高位的老人，我一定也会象报上常描述的那样，伴着最无邪的笑容，用双手握着他“温暖的大手”，代表大家“问某老好，祝某老健康长寿”，说几句“一定坚决跟党走”，“学习雷锋好榜样”之类与他的智力水准及应对能力相适应的话。但走过来的是阎戴晴回忆录—62—宝航之子阎明复，博学而干练，又处在他的智慧最发达与成熟的年龄，我就不打算客气了。“阎部长，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对象，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你们还是我们？”这时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有人叫道，“好厉害的记者！”阎明复则转攻为守：“你说呢？”我不想在这个貌似促狭的问题上和他较量，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明白，这本是一个眼色就能沟通，但也足够写一部专著来论述的问题。我发起第二攻击波：“四月二十七日的处置，统战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谁在哪个节骨眼上起了关键作用？”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严肃，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忧愁：“大家都作了工作。大家。”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这其中的艰苦与沉重，说不定还潜伏着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这使我绝没有心境再去为难他。还好这时有一位社科院新闻所的女研究人员挤上前：“阎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和中央对话。”真是傻透了。我不好责备她，但我自己决不在这一水准上行事。学生们什么都提不出，只一味要求对话，已被证明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首先，对话，外加直播，是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的。第一，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要害决定不是在私下作出的； 第二，如果对话的双方都很精彩也罢了，我们站在旁边看的人起码还有一种观剧般的享受。但从电视上看官员学生那种对法，我连气都懒得生了，只剩下心里的一份伤感，为他们双方，也为同为中国人的自己。新闻界对话能对出什么来？新闻改革是一件多么艰巨、复杂、敏感、细致的活儿，能靠对话解决吗？特别当你追求的不是某种渲泄式的快乐，比方说把对方逼得抓耳挠腮，甚至让他出乖露丑，而是实质性的进展，哪怕只前进扎实的、再也退不回来的一毫米，你就更不能对，尤其不能对赢。你唯一的选择是装孙子，并且让爷爷高高兴兴打开他的钱袋。但阎明复的反应非常干脆： 戴晴回忆录—63—“好，可以。你们要见谁？”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这四位中的三位，如今也已从中国的报刊上消失了，而我们当时还总嫌他们不够开明，嫌他们压制了我们的创作力。我们曾经批评学生太急躁，不谙政情，我们自己又比他们好多少？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只因为在中国当个记者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乱充了个小数。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量。有一篇大约在九月中发出的、署名“忻华实”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讲到我怎么与张通电话密谋，又怎么和他一起在这次会上串联征集签名。我在狱中读到该文时真是啼笑皆非。我估摸这“忻华实”恐怕是新华社上海分社一类吧。当然，考虑到新华社在世界上的名声，对我这点小小的编造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既然我现在还活着，又在写这篇文章，也就顺手把它澄清一下。那天茶会，张伟国作为在北京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当然到场了。我看见他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好象在散发什么——后来知道是在发他们 329 期，也就是最后一期的复印件——我一直没机会与他讲话，直到陪着陈女士把他抓到了。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老板拍了一封电报。”可见自四月二十六日之后我们还没有讲过话，包括通电话。因为如果要讲，以我的脾气，这件最有意思的事那时一定就讲过了。“看见了，”他笑着说，“这是编辑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觉得真好玩。”说毕，我和陈告诉他阎部长答应联络新闻界与中央对话事，我们三人开始拟名单。我因为对新闻界不熟，当时只提了一个我认为选人时应遵奉的原则，即“部主任以下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人”。这条后来也被署名“邝言”的文章批了一通，好象我在有意打击受到党信任与重用的骨干。“邝言”这种狠挖深究实在太戴晴回忆录—64—辛苦了一点，当然如果考虑到他那篇重头长文实在没什么东西好说，倒也还可以谅解。我提的这原则其实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部主任以上的总编、副总编有多少机会见这四巨头? 有话不早就说了，何必非使用这次？当陈女士在中间为了什么事情跑开一会儿的时候，张伟国告诉了我严家其起草的对上海市委抗议一事，并请我也联署。他没有把那份抗议的原文给我看，我至今也没有读过这份文件，也不知当时都有谁签了名。我在前面说过，张伟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对他的请求，我一般都不拒绝，但我认为他此时之举实属“当事者迷”。这抗议是无论如何不该做的。我这样认为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极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处理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妥之处，甚至可以上升到越权违宪； 但中共各级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议？严家其怎么想不到，从策略角度看，此刻这么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死，用工程语言形容，就叫卡在盲点上，不凭籍外力再也转不起来； 从道义上考虑，即便没有这抗议，真理与正义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论，更无须多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保住这张报纸，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闭出它几期废话，只要班子在，刊号在，就值得。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拒绝他，他没有讲话。不过以后事实发展证明，我的“不抗议主张”同属白搭。因为如果要消灭这张报纸的决心已下，而且这消灭之意并非来自这张报纸本身和它所踞的层次，再忍让后退也不会使对方手软了。这时大厅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走散，连桌上的残食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告诉张伟国此事与陈女士直接联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们一同下楼朝外走去。在饭店门外的车道上，门卫突然向我大声喝叫。我回头一看，一部漂亮的黑色轿车正从我身后驶来。我向右边跨出一步，那轿车却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车门开了，阎明复先生跨出。他与我握手道别，很诚恳地说：“以后常到我们这里来。”态度如此谦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见。我点点头。我想，一定是我的单刀直入给他留下了印象。那年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黄镇的葬礼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从此从报纸上消失了。1989 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热忱、最不计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场的沉浮，以最坦诚与积极的态度一心为党为国效命的高级干部。共产党居然连他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议。 戴晴回忆录—65—（五）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见面从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学术界很平静。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们显得很疲倦。不能说他们对半个月来发生的事已经兴趣全无，只能说他们很矛盾：他们爱学生，也觉得社会不改造不行，但他们对纷乱怀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们是作学问的人，而作学问需要环境安定、空气自由，饭桌上有几样菜倒还在其次。1942 年以来，随着红色中国在地盘上的一步步扩展，她的子民在精神上可以舒展舒展的地域已越来越逼仄。这局面在几经反抗与镇压之后，终于在枪弹与镣铐的护持下固定下来：对不起，你既然已经享受了“说不完的共产党的恩情”，你就得接受这只可以有一种哲学、一个主义、一套思想体系的局面。对此，学子们先是震惊，继而是厌恶与恐惧，最后终于麻木了。当然，在整个大社会中他们有自己小小的一席，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出类拔萃者如费孝通、林巧稚辈出来装点门面，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劳动价值从未被看重过，他们从未有过酣畅淋漓的工作，没有过精神的巨大喜悦； 用已故历史学家黎澍的话说，“还想有什么成就？还想得到鼓励嘉奖？不批判你已经求之不得了。”如果说念过《诗经》《小雅》的毛泽东，因为沾了点旧文人积习，还有几个研究历史或哲学的朋友——其实也只是他捏在手里玩的朋友——他的继任连这点风雅都懒得附庸了: 1986 年赵紫阳在北戴河海滨招待十数对有突出成就的知识分子夫妇，颇显出一点人情味。其中造机器者有之，种花生者有之，独独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都没有。直到 1978 年，只有十几个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依旧门可罗雀。无论是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还是《十四条》、《六十条》、《八十条》，外加学大寨、学林县等等这些把中国没完没了地翻了好几个个儿的最要紧的农业政策，跟农业经济学者们竟没有丝毫的关系。不能说干社科的在中国的日子就那么难，你完全可以数十年什么都不干，月月干拿那百十块钱； 想要发达也不是一点路子都没有: 为已经出台的政策作注脚，为大人物已出口的外行话补台帮腔，这都需要有点小本事、小聪明。要是你以此为耻而加以拒绝，那就只好忍受终生的冷落了。这情形自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了令人瞠目的改变。一批老学者从冬眠中醒转，捧出他们藏在柜橱顶上经年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轻学者杀出来了。在中国，什么事都讲究“大帮轰”，50 年代的青年热衷工业，60 年戴晴回忆录—66—代的热衷尖端科技，70 年代的热衷念洋文出国捞外快……这些，在他们眼里都是小打小闹。他们从充满了玫瑰幻想的上层掉到底层，亲身经历了一种制度、一种政策、一种独特的统治可能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全部戕害。当他们再度踏上金碧辉煌的殿堂的时候，把自己敏锐的目光——它们还不曾象他们的父辈的一样因没完没了的顶礼膜拜而失去光彩——投向政、经、文、史、哲，他们不想零敲碎打，他们要彻底变革这个国家。但这与动乱完全两回事。他们甚至对著名诗人、前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四十年代末的过问政局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特务谁都可以谴责，而一位优秀的诗人、文史学家就这样永远失去了。他们叹惋一批又一批有功力的学人卷进“救亡”而放下了“治学”，痛感人类璀灿的文明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不过象东丢一块、西丢一块的碎砖头，他们立志从打地基做起，。他们的计划宏伟又切实，与之相比，不过三十多岁的年纪，已经觉得余生短促。要干的事太多了，种种莫名其妙的禁令固然让他们火冒三丈，但可干的事是如此诱人，他们把时间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就连最激进、最率直的严家其，为了能在精力最旺盛的年龄写出三本他已经打了腹稿的书，不但视一切社交活动为年华摧残，还苦苦地辞去他一手创建，且受到真正拥戴的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们会热衷颠覆、动乱？但他们有话还是不能憋住不说。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倡议》，苦口婆心建议中共对前一段学生运动作出正确评价以理顺民心。我带着这份《倡议》到一大批中外学者的聚集地——卧佛寺，他们正在那里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我把那《倡议》拿给两、三个人看，他们的反映竟是冷淡又疲倦。“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教授乐黛云说。记得 1981年，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即将赴美研习的乐先生就亲口对我说过，“要是对学生动手，我们是要说话的。”但此刻她已颓惫至此。可是不过半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发在报上还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几名长者站在天安门广场，头顶上的横幅是：“与同学共存亡。”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那时，正宗学者中，没有人成立组织，没有人想过要过深地介入学生的行动，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当北大的学生列队到教工宿舍区，“恳请恩师”对他们予以声援的时候，学者教授们依旧沉默着。当然，到了后来，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恰如诚朴率直的乐黛云教授一样，被感动了、被激怒了，参加了一些活动，说了一些所谓过头话——若使用人类共同认可的标准，只属于最自然的正义与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们说成是煽动、策划、组织“动乱”，包括烧汽车和用碎砖块打士兵的“暴乱”的罪首，真是不知处于何种戴晴回忆录—67—居心。这种硬指，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先例，但也只有赵高等有数的几个丑类才干得出来。不错，学者教授们都有著作； 近年来，因为党允许了，他们还得以很克制、很委婉地在自己的著作里表述了一些属于他们个人的见解，这就是“暴乱”？这就是“颠覆”？这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让中国人民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奴仆”？你旷岩、忻华实有本事文字上见嘛！把论战的一方封住嘴巴、赶出国、关进监狱，自己再化了名大写特写，这算什么好汉？！这还有什么公理？但我也得承认，对于陈子明、王军涛、李盛平等人那时在做什么，我吃不准。他们是和魏京生、任畹丁同时办刊物的一批青年，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对他们没有追究。接下来的十年他们没白活，每个人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虽然就个人素质而言，他们在学界尚不能得到交口一致的赞许，但也没有人能否定他们的能力与成果。他们创办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机构，署名或挂名的作品也不少，但从骨子里讲，他们不是学者而是社会活动家、政治鼓动家。这要在别处也许也算不了什么，但十年来中国的保安机构从来没放过他们。无论他们在哪里开什么会组织什么活动，都有警察朋友自费在旁边租间屋子作陪。所以，在这种心态下，当我得知五月四日学生们要大游行而记者们决定“集体旁观”、“集体采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与学者们比，这已经又是一个领域。在“春夏之交”，无论就联系面之广还是涉入之深，记者们比学者们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这本来也最自然不过。有了热闹而不往那儿跑，怎么称得上好记者？但这回当局似乎是轻轻地饶过了他们，只在仅仅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新闻导向问题——顺便说一句，这本身就是个荒诞不经的概念，既可导向，还称得上新闻吗——适可而止地点了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外加“颠覆”“推翻”等，都没找他们的麻烦； 待到重点打击的时候，对新闻界也轻得多。理由么，可能恰如在延安时对《轻骑队》与《野百合花》予以的“分别对待”同。康生的门徒们倒是奉祖训唯谨，但也太不具创造力了一点。这总让人打不起精神。无庸讳言，记者们的“集体采访”给了学生与市民极大的鼓舞。中国人从没把党的喉舌看作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代言人。笨一点的觉得这帮小子们谋上了美差，上窜下跳惹不起； 聪明的人则比较宽容地认为记者们一个个分别看倒还可爱，不象他们加在一起那么令人厌憎。发表他们的文章的报纸不代表民意只代表各级官方的意见，甚至代表说变就变的政策倾向，这是谁都知道的。唯其如此，现在他们也走上街头，“走到人民中间来”，怎么不使青年们和普通百姓欢欣鼓舞呢？ 戴晴回忆录—68—其实，在这暂时协同一致的行动之下，记者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也不尽一致。他们对中国现阶段情况的了解，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无人可企及； 他们所设想的兴利除弊的方案，比起学者们的原理性叙述，也实际得多。他们也都知道新闻不改不行，但路子怎么走?不但各执一辞，从对原则的理解上就有很大差异。我体会，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批，所怀的主要是不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 而另一批冷峻些、阅读面也广一些的记者，则更倾心于全世界都认可的标准：新闻的独立与客观。那天的游行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但我没去。应该说不是对自己的同行的藐视，也不是对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没想到悠着点劲给自己留条后路。恐怕又是一个巧合，一个技术问题: 我家离市中心太远了。我的新闻界的朋友对我的消极很失望，他们调侃我：“队伍里有条横幅你看见了么？”我问是什么，他们说: “‘戴晴，你在哪里？’”这次“集体旁观”、“集体采访”产生了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记者们也要求与中央对话，并立即有 1031 名首都各报记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代签进去了。五月十二日，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阎部长所应允的事已兑现，第二天新闻界人士即与胡启立见面，地点是统战部会议室。我忙问他知不知道千名记者请愿事，他说知道。我说若只见一次应以他们为准，因为他们代表的面更宽。他说这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我因特别不愿被人指斥为侵吞他人斗争成果，哪怕仅仅出于误会，一再表示请他再与 1031 人的代表联系一下。那名工作人员已经很不耐烦了:“告诉你，完全是两码事。明天的会属我们部的工作范围，好不容易才安排上的，已经定下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没有想出应对的话，他那边已经挂断了。第二天上午，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 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我一进门，胡启立先生不但站起身、还走出座位、绕过桌子上前与我握手，并且说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爱听的话：“哟，这么年轻，吓了我一跳。”他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知道怎么尊重人。这与我的同行孟晓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请他审听一篇她写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相反。据传，那天孟晓云坐在一边念，王戴晴回忆录—69—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文章读完了，老人家一动不动，良久，突然嚷了一句：“我 X 他祖宗！”孟晓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书在一边提醒她：“这就是说很好，通过了，你快走吧！”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垦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我觉得，这番话对他说来并不新鲜，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我甚至有一种感觉：我们讲的这些，他早已了然于胸: 他们并不是浑浑噩噩之辈，不象毛泽东垂暮之年那样，只凭几名亲随在耳边叽叽咕咕。他们的低效率，他们时时表现出的蹒跚迟回，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经快到中饭时间了。我先匆匆将昨天深夜张伟国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今天的会上转达的《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如实报告，一共四条，具体内容现在已不能确切，总之很强硬。接着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力主淡化处理：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 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至暂时的三审权； 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接着我开始谈我们魂牵梦系的民办报纸——我自己并不打算办，我受不起那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办，也一定能办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们撰稿并当读者——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不过有着发育正常的大脑的人只作工具与喉舌，总不那么对劲； 况且我们也觉得，以一个人的思索与判断来代替亿万人的，这人如果不是上帝，难免出点岔子； 而出了岔子，最后倒霉的，又总是那被剥夺了思索权利的人。但这番道理没人要听，如今能打动中共高层的，只有孔方兄。他们是那么坚定忠贞的马列主义者，面对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只有孔方兄才能使他们的眼珠略转一转； 如果这话说得太不具学术气息，也可以改为：枪子儿什么都对付得了，唯独在通货膨胀面前无能为力。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薪、住房、差戴晴回忆录—70—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部也完全由党的组织部门直接任命； 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也必须给他们一点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读者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 对这样的报纸，主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