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5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诚地写着虚伪的小说的女作家杨沫的儿子，文坛上新跳出来的一条粗汉。他不象莫言与王朔，他没有他们的机巧与冷漠，他是真正从六岁就开始打架一直打到三十岁的血性汉子——虽然血性汉子在今天已远不如前者时髦。老鬼写小说毫无技巧可言。他不是不懂技巧，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他只是觉得技巧这东西简直他妈的妨碍他发泄，无论是怒火还是爱欲。那戴晴回忆录—46—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脏衬衣和一双懒汉鞋。他一脸茫茫然的怒气，觉得穿梭于他身边的嘻嘻笑着的红男绿女简直就是一批醉生梦死的虫豸。 他抓住我的肩膀一个劲摇——没准儿在他眼里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还算是人的人。“X 他个祖宗，戴晴，怎么办哪，真把人给憋死了。我 X 他个祖宗!”我无话可说，只任他摇着，朝他喊“老鬼”也象没听见。果然，没几天，他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带着一份血书。你现在在哪里呢，老鬼? 你没有象我一样坐监狱吧! 如果你坐了，你那善良而软弱的母亲会不会也象对待你死去的姐姐一样——她被当年一名政治红人毒杀了，那凶手太红了，你母亲表示坚决站在政府一边。苏炜那晚很轻松，特别与他一个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来他基本上与严家其持相同的观点，和我不但在对形势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经分道扬镳。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经不大回家，据说一直把牙具、内衣背在身上，时时等着警察抓他。 6 月 4 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炜，我觉得他一定不在了。当时我竭力压抑着的一个冲动就是跑到他的公寓楼请管理员打开他的房门: 如果他那只刚刚作了母亲的小猫阿依达还好好地活着，他就活着； 要是阿伊达和她的宝宝饿死了，苏炜肯定已不在北京。当然苏炜与老鬼不同，他虽然也下过几天乡，基本以翩翩佳公子自诩，对于中国底层民众的全部苦难与隐忍，不可能有老鬼那种沦肌浃髓的感受。他的变革要求是他在美国读了硕士、作了访问学者、又徒步周游欧洲之后的才子式响往。公平地说，象无数优秀前辈知识分子一样，苏炜从自费出去读书的第一天起就盼着回到有无数事情等着他做的祖国。在他就读的数年间，他不厌其烦地与我们联系，希望学成之后能在北京得到一个为国效劳的岗位。他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他甚至愿意做，比方说，《光明日报》这种报纸驻广东记者。但就这点小小的要求也遭拒绝，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 在没有位置给他预备下的时候苏炜还是回来了。他甩开膀子干，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出了两本书。可现在为了不进监狱，他第二次跨出国门。你还愿意回来么? 你还能回来么? 我们还能推着铁生的轮椅到你那乱作一团的小屋大啖烧鸡么?李陀那晚浑浑然。他不会跳舞也不会说俏皮话，但对于二者，据称都有超乎常人的鉴赏能力。他那晚正向我们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过一种气功消掉了多余的皮下脂肪。我望着他的确实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聪明却很纯朴、很细腻戴晴回忆录—47—的电影导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这一种耽误功夫的办法吧。不知张暖忻今天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 6 月 4 日出走之后至今未归的话。李陀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是文坛与影坛上最孤独的呐喊者。将他的见解与当年的创造派比，如果我们非坚持进化论不可，当然也可以说是螺旋式地上升了一层。但中国现代文明螺旋式进展螺距之小，真让人等老了面孔、等皱了心。你只消将今天共产党的总书记们的学识、见解、人望与 60 年前比一比，那恐怕只能以 μ 来度量的螺距就十分了然了。当然我这里说的 `创造派'是已将它的鼻祖郭沫若先生作为数学上的一个盲点删除掉了。郭先生后来的创作不但不再为艺术而艺术，连为人生而艺术也谈不到了；当然他不必为糊口而艺术——这其实一点也不可耻——他既然为了别的，也就没有艺术了。但即使这样，作为创造派的不肖子弟李陀还是成了革命文坛泰斗(以下简称革命文泰)最讨厌的人。他们绝不容忍这个 30 年前依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不考大学而去当工人的共产党员作家开口马尔科斯、闭口昆德拉。当然我也讨厌李陀，我认为他那套纯文学纯艺术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乖巧的逃遁，逃避良知、逃避责任，而说白了不过为逃避强权的惩戒。我们曾经就究竟为读者还是为自己写作，当众大吵过一次。他高傲的结论是:“什么他妈的 XX 读者!(XX 者，阳具之俗称也)”我则为不能象他一样以骂出一串脏话取胜而干生气。但我们谁都不提惩戒。我们不说是因为我们觉得无须说。我们对那如一步步走进冰冷漆黑的地窖般的惩戒所包容的一切太熟悉了:第一阶冷落你； 第二阶排斥你； 第三阶批判你，从不点名到点名； 然后是四，禁你的书；五，将你逐出国门； 直到六，送进监狱和七，送上断头台。一般人下到第一阶就受不了了——谁不想获个全国奖、弄个协会理事当当?也有人走到第五阶还很自如且无反悔之意。当然直下到最后一阶还保持潇洒自若恐怕就不大容易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陀虽然将一切献身民众锐意改革的愿望与行为统斥为“XX”，但他自己自四月下旬以来一直游荡在天安门广场。他毕竟还是人，是中国人，是有着思索与判断能力的人，是有血有肉、有 XX、也有激情的人——虽然用他的话说他那是在体验“广场文化”。那天冯骥才也在场。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专程从天津赶来的。他带着他的慈眉善目、显得有点怯生生的贤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们这热闹的一群。虽然在他没有当文联全国副主席、民进全国副主席、外加别的这个那个主席副主席、特别在他还没有对新华社记者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这种话之前，曾跟大夥互认铁哥们儿。 戴晴回忆录—48—其实我并不一概排斥走红，有哥们儿荣升了司令之类总是好事。虽然我不会下作到提包点心登门也谋个师长旅长当当，但发不出去的文章说不定在他的辖下就网开一面。我估计拥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冯骥才所能走的最远的极限，这里边有多少苦心与苦涩，也许只有历史才能回答。不管怎么说，自去年七月以来，他的名字也和一大批近十年来涌现出的、得到了读者承认的、刚刚开始找到自我的、而且刚刚开始展现那极为珍贵的才华的作者一道在各种报刊上消失了。是他拒绝再往前走? 还是因为他曾经为革命文泰的对手所宠爱过，于是令文泰本人不大高兴，而再想报效已不可得了? 我想不会是这样。我希望不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早已经领悟到在这种时刻邀宠的全部屈辱。他们已经站起来过，不能再跪下了。那天晚上我是我们那自得其乐的一小群中唯一一个主动上前与他和他的太太搭话的人。不为别的，只为我曾在文章里骂他骂得非常狠。大冯很客气、应当说也是相当亲切与真诚地与我握手。我敢说那文章他一定是读过了。 后来听说他在天津一直为学生们说话，很与他们那澎湃的精神共鸣。这时我才觉悟到我是多么刻薄，我太爱骂人了。大冯，我很想再见见你。你的官当得再大或者已经全部被捋掉都已无关紧要。只不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二) 4 月 19 日 两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果然，学生们上街了。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与实际协助下，前总书记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灵堂，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别。我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很棒! 胡德平到底是有文化的人。鲧的子孙终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办法。大约在 27 日晚，《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出席19 日上午由他们和《新观察》杂志联合召集的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要发言么?”我问。“那当然。”他说。 戴晴回忆录—49—“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好，而绝不说“没劲的话”一直是我这几年出席各种会的准则。我本人就是在上亿万句不具任何信息量，足能把人腻死的废话里泡大的。现在轮到我说了，我不能再浪费别人的生命。正因为我持这种观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来，我成了各种想把会开得带劲的主持人特别爱邀请的对象，因为我老是在会上向权威发难，会场于是一下子热闹起来。比如我和黎澍先生争李鸿章的经济体制改革； 和靳尚谊先生争人体艺术； 和邵燕祥先生争纯真的美和带邪念的美； 和于浩成先生争民主制度的建立； 和王鲁湘争“闯黄灯”的勇气等等。我的提问与反诘都很不客气，语气也咄咄逼人，但他们谁都不生我的气 1，除了女性这一优势而外，恐怕主要还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外行——当然应该算是一个还聪明的外行。我自己就觉得和聪明外行谈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在悼念“耀邦”的会上正式发言，除了成套路的废话而外，还能说什么呢? 更何况他有那么多显赫与才华横溢战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们比，我只能算个 0。说说陆东明事件? 没劲。第一，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 第二，在这一个案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偏信；待到他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张伟国不依不饶。要是换了别的报刊，由别的编辑出面请，我也许会坚决拒绝。但钦本立是我最尊敬的党内办报专家，《世界经济导报》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读的一份半民间报纸； 张伟国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记者。我眼看着他从一名学法律的毕业生怯生生地开始他的采访，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干练。他有着全部上海人的聪明却没有他们的浮华，他的见解、判断力、外加干劲都是第一流的。在他几乎已经成了首都活动能力最强的记者之一的时候，也从不搭架子、不追求物质待遇，办好《导报》成了他最高的享受。他不是靠当记者来达到别的目的的，比方说，小到买点便宜货，大到为自己谋个肥差等等这些当今中国记者多多少少沾上点的通病。他的追求太单纯了，纯得你不好意思搀了杂走到他面前。我在导报的版面上，应该说够卖块儿的了，可是我从未收到过他们任何一件礼品，哪怕戴晴回忆录—50—小小的纪念品——我一直没想过这会是一种缺憾，直到我在狱中得知他们不但被“进驻”，而且被永远吊销了。应该说，完全因为与张伟国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 4 月 19 日的座谈会。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在全国范围被点名批判的依据。那天的会场依旧选在老《红旗》杂志社的一个破礼堂二楼以过厅加堵墙改成的会议室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更说不上空调，仅有的几张桌子拼成 U 型，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辈”都要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张张排着的木椅上。我所参加的大部分最有意思的会都是在这里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场租最低——也许根本就不收。这给我造成一个印象：气派越大，内容越贫乏； 而闪着智慧和真性灵光的交谈，往往在穷得不行、破得不行的地方进行。怎么回事?当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科学院的一份杂志请科学家和作家共谈“科学与民主”——似乎这两种职业即各居德、赛二先生之一方——那天准是沾了夏衍、钱三强等老前辈的光，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就在我发完言匆匆溜出会场时，一个漂亮极了的、完全象唐僧一样的男子紧紧尾随着我，直到记者们都离开之后，他才很动情地说了一句“你的发言太好了”。我吃了一惊。他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细皮嫩肉，又稳重又谦和。谁呢? 他把我送进电梯。关门之前，我忍不住问道:“请问您是……”“我是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他说。我的被感动不在他之下。老实说，我的发言平淡无奇； 只能说，这样的发言在人大会堂不怎么常见。现在回过头来说 4 月 19 日的会。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点，会场已经布置好，U 型的桌的周边和后面的椅子差不多已经坐满了。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一般。因为主持人《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的面容不但庄重悲切，还有几分内在的紧张。她预感到什么了?应邀者阵容空前: 胡绩伟、李昌、李锐等开明高干都到场了。我立刻想到延安的“青委会”，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当时他们对戴晴回忆录—51—延安开始滋生的腐败的厌恶与对开明的向往绝不在王实味之下，他们那份很有朝气的《轻骑队》的呼喊也在王实味之先。但因他们年轻，又很听招呼地立即回到党的身边，立刻就没事了。这对他们说来一定留下深刻印象，成了他们随后进入政坛的必修课。但既使这样也没有改了他们的本性，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以我的判断，张伟国本事再大，这些人也未必请得到。他们到场是冲着戈扬的面子，她可以归为都市红小鬼一流。当然也还有胡德平的关系。在举行了简单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开始发言。虽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发言事极为勉强地算是应允了，但因当时正忙着采访联名吁请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 33 人，并没有作准备。况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时间来，也未必就找得到好话题。于是狠狠心，决定到会场上再说。要是运气好，没准别人的哪句话就能勾出一篇不错的感慨来。当然这有点冒险: 要是那灵性事到临头怎么也勾不出来呢?这场面不是没有过。那就只有厚着脸皮溜掉或者装傻了。而此刻我完全放心了: 有这么多前辈在这里，就算我想说，也得排到下午了；而下午我另有事，不得不退席。我放下心来，开始静听他们讲。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会时候的老战友了。他讲了前总书记一生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好学、如何平易近人等等。接下来谈的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也是这种“通用”的话，直到苏绍智。我想学者而非官僚的苏先生总该来两句带劲的了吧，没想到他在说了一番通话之后，竟把对前总书记的赞扬集中到他的修养上。他盛赞“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职务之后极为难得地“坦然处之”。这真让我大吃一惊。接下来发言的另一位前辈就更绝了。他回忆一次党组织请党外人士开会的情景。他使用了这样一个字眼，说那党外人士的讲话“放肆得很”，转而赞扬耀邦如何气量大云云。我的天!我当党员也有 20 几年了，真是闻所未闻。是你共产党请人家来开会的，人家进上逆耳忠言之后当主人的不发火也成了功德!我这时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我忽然觉得，胡耀邦身上的优点其实也不少，他们怎么专捡顶没意思的说? 当然我不想“扰乱会场”——像在其他座谈会上一样挑起热闹的辩论，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一个以悼念为主题的会，还因为胡德平在开头的几句致词中一再强调“祥和”，这个词儿在他不到一分钟的讲话里重复了三次。 戴晴回忆录—52—但我不能不说。胡耀邦两度当我的总书记——共青团的和共产党的，我有资格悼念他，讲他的挫折与悲哀，讲共产党应该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并没有谁规定，对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儿都象那么回是的话来赞扬。我给会议主持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尽快发言。我决定就从“心怀坦然”谈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遇到不符合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坦然”地站在一边。什么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呢?我想，近年来党内最严重的非原则事件莫过于他本人的突击式的去职——他在走进那次将他开销的会的会场的时候，还在问“今天的日程安排”。据说，当那一闷棍打下来的时候，他连为什么都没有问。当然，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够的，应该用“很镇定”、“很克制”才对； 而几天之后交出的检讨才称得上“坦然”，其实这里也不该用“坦然”，而是“绳趋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这份检讨，构成了这名本来很有朝气、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没劲的一笔。悲剧更在于，他还未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树将这一笔勾去，死神上门了。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坚决反对以“修养”、“策路”等等苟且借口偷换党的原则。如果连党的高级干部在最高层的党内会议上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这原则要它还有什么用? 或者换句话说，你留在党内还有什么意思? 总书记是全党的大总管，说拿掉就拿掉，如果这还不算践踏党员意志，只能说明一个现实:以如此之高位，也不过一名小厮而已。这使我想起他的前任邓小平也是这么几乎在一天之内被拿掉的。再往前推要属张闻天了。张闻天的去职虽然不这么戏剧化，但当军事与政治的实权都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的时候——按中共史家的说法这是“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伟大胜利”——他这个总书记形同虚设，在那样重大的延安整风期间，他居然带队到乡下作调查去了。于是康生乘虚而入，作了整风领导机构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本人)。至于再前边的博古、李立三、瞿秋白，直至我所景仰的、并立志一定要替他作传的陈独秀——我要写出学者从政的巨大悲剧，包括个人的和整个民族的。学者们贡献于社会的应是智慧，而不是他们最不在行的欺诈、钻营、背后捅刀子和脚底下使绊儿——都是共产国际手中的棋子而已，谁占哪个格，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决定得了的。半个多世纪了，在选择自己的总书记的时候，中共普通党员居然从未真正行使过党章上所规定的权利。更可怕的是因为这局面延续得太久了，当党员而无权并且无须多嘴反倒成了天经地义。那天，我坐在陈子明旁边，我看他正紧张地写一篇密密麻麻的发言稿，顿时觉得自己这么胡乱一想就开讲实在有点大不敬，于是决定不再听发言，也写将起来。 戴晴回忆录—53—正在心神不定之际，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发言了。我研读过不少右派行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仅就当时报上披露的“反动言论”而言，他的才华和骨气无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讲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没他先人的小里小气的话。他说他怀着悲痛与感激之情怀念耀邦，因为总书记在他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从已经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分子名单中撤出。这实在太离谱了! 如果出了名单的人的子女要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列为永不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该怨恨他了?我提纲也不写了。在接着章公子之后发言的诗人刘湛秋刚把他的诗念完，那悼亡的韵味还和着香烟之雾在会议室上空飘荡的时候，我开始向苏绍智、章公子开火了。我想我的发言一定给与会者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党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为我那十分钟所包含的内容，足够一名严肃的学者研究好几年的。我放机关枪般地把那几盘子弹打完之后，将小本塞进书包，转身就走了。还没下楼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来：章公子立凡。他对我的唐突一点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兴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这么大气度的后代。今天，在狱中，根据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的官方新闻和提审时让我写的材料分析，这批聚在破礼堂会议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绩伟是给彻底开销了； 无论干什么——包括写诗——都象回事的李锐正在被调查，想来他的命运正与阎明复、朱厚泽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彻底，将来在中共组织史上定会记下一笔。我不怀疑宋平的廉洁清正，但仅仅廉洁未必就能成就一名称职的组织部长。以他的学识和智力，理解李锐、阎明复和朱厚泽，似乎还不够档次。李昌有了万润南这么一个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还有另一个在改革大潮中走红的女婿也白搭。苏绍智和戈扬恐怕近年难于归国了吧? 我是已在监狱中。当时坐在我右首的于浩成想来也免不掉这一命运，因为他也被陈希同点了名。而且，在 5 月 14 日的会上，他就已经告诉大家，公安部党委通知他不可随意离京。坐在我左首的陈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经落入广东省公安厅之手。温文而雅的章公子呢? 我曾被要求写出我们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钟的三次交往，想来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戴晴回忆录—54—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写出这一切琐节，是因为我从后来的批判文章中看到，那写文章的人简直把这次会当做一个密谋颠覆策划什么了不得的大行动的重要聚会了。作出这样的结论，姑且不论其用心如何，也太缺乏窥测“密谋”的常识了。就算你密谋的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文人的舆论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些七长八短、七拼八凑的人士中进行。何况我们当场就争了起来，而且争的不是方式而是根本观念问题。当然，这次会议的发言摘要后来竟成了《导报》的催命符，却也始料所未及。而据报载，其中最不可容忍的除了因为出入于赵紫阳参谋本部而遭人忌恨的严家其的发言——我当时没有听后来也不曾读，至今不知他说了些什么——竟还有我那纯属玩票凑热闹的一段。我记得很清楚，他发言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但署名文章说，我接着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还说我以我的发言为他作注脚，二人的目地么，据文章称，只有一个，那就是打邓保赵。读到这里，连正在坐牢的我都不禁笑起来。我想“忻华实”先生的录音机一定不大好，因为他连男声和女声的音域音色都不辨，硬把严家其的话加在我头上——“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话说得很漂亮，但是是标准政治学用语，不是我能想得出来的；我又觉得那机器也许不错，因为它一定有方向按钮(direction)，弄得他们把发言次序也排乱了。而且“打邓保赵”也是一个糊涂的概念，不知是哪位大爷为刺激敬爱的小平同志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赵紫阳作为邓体制中实行改革的一把刀，自从将碍手碍脚且干预国务院事物过多的胡耀邦砍将下去之后，自己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没有邓保他，1989 年的春节都过不了。没有了邓，地委书记出身的赵也一定没了，这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唯一看不大清的恐怕就是处于情绪最为冲动的时刻的赵本人了。如果他在四、五月间肯背叛他自己的全部信念，并且出卖爱他的党员、学生和市民，一味地或者哪怕暂时地顺着邓的脾气，他也就不是今天的下场了。赵紫阳应该向戈尔巴乔夫学的东西太多了，而第一条就是政治家的“血气”什么时候才可以 “方刚"。（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论》与大游行学生们借悼念耀邦以表达他们的某种愿望和愤懑的行动，在胡的公祭那天达到高潮。当时分别有两名有资格乘专车穿过戒备森严的通道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葬礼的人向我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静候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景。他们都为中国有这戴晴回忆录—55—样的好青年而被感动得不能自已； 他们都不明白，作为公仆的领导人在那样的时刻何以不能稍稍随和些，和人民靠近一点。这一节，我想他们至今也没有明白。谁都不明白——全国、全世界，包括当时对峙着的双方：跪下了的大学生和对此不予理睬的领袖。如今这一个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时也向你的心地挑战的场面已经被用最肤浅的语言轻轻带过。但我敢说，历史一旦揭出整个 1989 年春夏之交这一场蓄意制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权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话，那“蓄意”自这时已经开始了。《4.26 社论》及文中所引用的邓的原话，无疑是这“蓄意”的再次升级。我不否认邓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不乏开朗与开明的一面； 但作为一名独裁者，也不可避免地必有压制不同意见的一面； 而这压制在中共党内，已那么习以为常，用起来已经那么谙练，全套人马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已经那么驾轻就熟，连整人的语言都已经那么规范化； 任何领导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驶进驶出的那部车漆成什么颜色，立即就掉进这旧辙。我坚信，就算我看不到了，我的孩子一定能看到，在他们准备献出年轻的生命以撬撬这快要把人闷死了的铁屋子的时候，邓的这种倾向如何被利用——《4.26 社论》出笼。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老路子，戏唱到这里本来可以收场了：大部分人被吓住，剩下的几个随便从档案里抽出几条顺手收拾收拾了账。不料时代毕竟不同，本该被吓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实，。强调{这时候}调集军队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料邓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倾斜了一下，表现出了他开明的一面。谁的功劳？这游说怎么奏效的？历史终会揭示。如果北京的大学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点，对自己角色的估计能准确一点，能把中国国情看得透一点，赶快回校复课，让邓把句号画在他的面孔尚未变过去的时候，那“蓄意”可能就给憋回去了。想搞掉赵紫阳，只好另寻机会。但这时候出现了一批人，王丹、刘晓波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们确实不甘心就这么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闹大才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民主运动不能流产”。赵的两次讲话无疑使他们受到鼓舞，这鼓舞没准还幻化成一种政局上的憧憬，于是运动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这可真是正中下怀。我在当时虽倾向认为政府效率低，缺乏应用现代观念与现代手段解决冲突的经验； 或者他们之中虽然有人具备这种愿望与素质，但因高层意见分歧而使合戴晴回忆录—56—力实际为零。无论处于前者还是后者，给人造成的印象只有一个：政府在这么好的青年面前不理不睬，冷漠无情。更多的人愤怒了。但今天我已经不这么看。我怀疑“蓄意”者那时正以逸待劳； 我甚至怀疑王丹刘晓波诸君的激烈无知也是被煽动的结果，但这煽动不是来自，比方说，方励之夫妇，而是来自那真正的想让局面更激化的人，说不定就来自那本已有点绝望了的“蓄意”者。还回过头来说《4.26 社论》。《4.26 社论》让我反感，也让我看不起，但今天细细回想起来，我对中共高层与人类文明文化割断的程度还是估计偏低了。不错，邓体制奉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来先走了一步，但不过为解决数亿农民眼看就要饿饭的燃眉之急，并未推开千年农业古国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观念。那仅有的辉煌的第一步，也用不着太多的学问，只要不人为地用各种红头文件对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生产力加以破坏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领域特征等诸般因素而外，总体上讲，因为受到意识形态模式的牵制，居然迈不出任何果敢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毫无章法可言绝不是偶然的。此等改革，距将人的创造力彻底解放，并将这解放用合理的制度固定下来，并用法律保护起来，还离得远着呢！所谓开放，也并没有超出借款、贩货、学技术这一李鸿章、袁世凯都能接受并且还真的实践过的模式； 更有趣的是，在文化上，居然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地一概排斥，当然用语变了，不再用“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当然改总比不改好； 开放总比不开放好； 而且我坚信，只要改革开放能不被扼死，就算它象要把人折磨死般地一点点往前挪，中国就一定会从目前的水准一步步向前推进。但在 1989 年春天，在中国连文官政府与国家化军队等现代民主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物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论开放，要求决策的透明度与进程的民主化，只能让真正的开明派为难而授顽固守旧派以柄。所幸这次军队内的开明力量没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样被一网打尽。我一贯认为，只有他们能使中国的传统专制变为开明专制。至于民主体制，我从来不抱奢望，我估计那大约是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的事了。 戴晴回忆录—57—但在收看《4.26 社论》时，并没有想得这么多，也没有想得这么明白。（四）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高茶会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电话来，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龙的饭店参加一个知识分子聚会。近年来，各种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识分子们，即被他们盯上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谈谈，还吃点东西作为索稿之饵。但亮亮是官员。“谁主办？”我问。“我们局。我们部长也到场。你一定要来。”我知道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陶斯亮是该局副局长。但我这种从共产党窝里钻出来的“透明的红萝卜”居然成了中共中央的统战对象，总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我犹豫着，不愿与沈醉、杜聿明归为一类； 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我第二天还有别的事，一个外地编辑说好了要来看我，我们有正经事要商量。“你一定得来，非来不可，就这么定了。”陶副局长下了命令，不是因为她官大，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把握: 她的三把火不许我不捧场。我按时去了，没有请柬，打一声招呼就往里走。名签已经写好摆在登记台上。我扫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摆放的名签，方知今天的来客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统战系统的干部。我很为好心肠的亮亮难过。她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交情是不能靠各自所踞的位置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眼睛盯着的，只是交椅。我，还有一些别的人之愿意来，是因为你亮亮本人，我们喜欢你，看得上你，而不是因为你当了副局长。如果在四十到七十年代，中共主管统战的不是周恩来，这衙门倒也不会冷落，但聚在它周围的恐怕就是另一批人了。我想愿意和阎明复交朋友的人未必都看得起万绍芬，仅凭她把那部用江西财政购买的高级奔驰轿车带到北京这一条，就足够让一大批人背过脸去。会场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发现了南宁——《人民文学》最干练最活跃的编辑。她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却不肯屈尊谋个小官儿。“怎么回事？‘4.26’？”我一上来就问她。我们之间用不着废话。 戴晴回忆录—58—“谁他妈这么混蛋，把邓老爷子推出来。”她愤愤地说，本应续在后边的那句“这下栽惨了”没有出口。她是抱着对邓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爱与惋惜这么说的。我想起 1984 年，那年秋天我正在福建出差，“十.一”到了，宾馆的客人已全部走光，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休息厅看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当北大的教师突然在游行队伍中扯出一条自制的“小平你好”的横幅时，我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充分分享了具有清醒判断力而无任何功利式私念的知识分子欢快爽朗的情感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