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3

一部黑色的皇冠轿车准确地停在我家楼口，我只跨出楼门一步就钻进了车里。当车驶过我们那片青草与树木覆盖的楼间空地时，我朝外望了一眼，几位熟悉的邻居正在纳凉。他们说笑着、活动着腰肢。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悄无声息地驶过的，是一部载着“要犯”的囚车。(二)我被带进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公安分局老虎洞派出所的值班室——把它称作值班室，是我的判断。房内有两张挂着蚊帐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部电话。门口与院子里人来人往。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警察们总这么忙么?把我从家中带来的那名警察让我坐一张方凳上，然后与一名面容庄重安祥、年纪也大一些的便装干部(3)交接。那人走过来，声音很轻地对我说：“这个你看一看。”说着递过来一张纸。当时值班室里并没有其他活动，他的轻声说话，显然不是怕打扰别人。我接过那张大约 10×12 厘米，工整地印有铅字的道林纸，只见上面写着： 戴晴回忆录—21—因“涉嫌动乱”，将我“收容审查”。这时，我一下子安心了。如果逮捕原因写着“书写反动文章”，或者“诬蔑党的领袖，进行反动宣传”之类，因为缺乏共同认可的标准，想要把道理说清，恐怕是得费一番口舌的。但“动乱”之与我无涉，这我太有把握了。五月二十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下的人声惊醒，听到了北京大学学生到我们居民区楼下宣读四家著名的研究所发布的“紧急声明”。这无疑是一份非同小可的宣言。我知道，自此之后，天安门广场若还有什么活动继续下去的话，已将不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也不再是一般的民众请愿，它将无可避免地打上党派斗争的种种烙印，如残忍及根本无是非可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持自由立场的学人，若不及时退步抽身，除非你摇身一变成为一方的谋士或传声筒，否则除了充当牺牲品和笑柄外，几乎没有别的结果。“涉嫌动乱”? 第一，只是涉嫌而己； 第二，如果动乱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即从宣布戒严开始算的话，则我自五月十九日深夜起，就陪着台湾一个文化团体游长城，逛十三陵，他们走了以后就读苏曼殊，与广场上的事件再没有沾过边。“看过之后签个字吧。”那人又轻声说。我签了字。“还要打个手印。”他说。我略略吃了一惊，还觉得有点受了伤害。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只有不会写字的人才打手印。但既然有规定，打吧。我用右手食指沾上印泥，朝他指着的地方按下去。抬起手来，我又吃了一惊，因为我发现，那个刚刚印上的红色指印是那么的纤小，和我印象中的手印完全两样。随即悟到我以前只见过男人的手印，几乎没见过妇女和孩子的。于是一种自怜的情绪又涌上来，转而又觉得这实在太象阿 Q 揣摸自己的圈画得是不是不太圆，心中又有了几分自嘲与悲凉。“还有这个。”又是一张纸条递过来，我一看，住宅搜查证!被捕当然要搜查住宅，这我早就知道。然而一但变为现实，特别想到我那刚刚精心布置好、白灰蓝三色、且有着千册图书的小书房将遭到一场洗劫，心里不禁一阵难过。然而……只好搜吧。于是又签字，打手印。院子里的皇冠再次发动，我脑子里映出家中一片狼藉的景象——后来听家人描述，那晚对我家的搜查，是很克制、很文雅地进行的，方知这是我从小看反特电影的后遗症。但从后来他们在审讯中对我所提的问题看，却是一片 “有价值”的纸片也没有漏过。我不得不戴晴回忆录—22—承认，从公安业务角度讲，这确实是一个素质与效率很不错的 Civil Service(技术型文官政府机构—编注)。我坐在方凳上，忽然想起家中桌子上还有三本好不容易从图书馆“磨”来的善本书，这可是丢不得，也损坏不得的。于是问那很和气的人，能不能通知家里人在搜查前先将这三本书捡出来，由我女儿代还。他当即就答应了，递给我一张纸，让我写下书名，并转身出去打电话。这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想我是落在不但通情达理，而且懂行的人手里了。在一群警察中，还有两名便装女郎，我估计她们准是专为我而来，也许我以后就由她们看守了。这两人不但容颜举止秀雅，其中一个还一直在看书，不管周围环境多么乱。这又让我安心不少——和爱看书的人在一起，总是一件好事。我坐在凳子上，值班室人来人往，没有人同我讲话。我的不被注意正如我坐下那张凳子一样。一名警察在离我不到一米处在翻一本小册子，每页都有一张四寸大小的照片，还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说明。我想那一定是刑警们的“勘乱手本”了，不知其中有没有我，也不知我在这种情形下是如何被形容的。外面的雨还在下。我心中盘算着几桩该了而未了的事: 出差上海的单据还没有报销； 已经答应了的同某位作者的谈话不知要推倒何时； 几位老前辈的稿费还在我手里没有交给他们……。我不禁问那和气的人：“‘收容审查'，要审查多久呢? ”他几乎没怎么想就说：“三个月吧。”我大吃一惊，竟脱口叫出：“哟!”因为 我想，把我与“动乱”沾点边，甚至连边都不沾，只属于一名学人、一名记者正常的业务活动的几件事说清，一个礼拜就足够了，居然要三个月，这下子该有多少要做的事耽误了呀! 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依据《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回答我的。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那部皇冠又回到院子里来。来人与本区警察一一握手告别，并说了些感谢协助之类的话； 我则象观众一样在一旁看着。最后他转向我，依旧轻声说：“上车吧!”我想，怎么还不给我带手铐呢? 同时望了一眼腕上那只东京放送送给我的小表：八点二十分。在车上，我被夹在两名女郎中间。那和气的人坐在前面副司机的位置，不时与司机商量行车的路线。车窗上没有铁栅，也没有窗帘，我可以自由地向窗外张望。于是我知道我们一直向东北方行驶，先上了开往八达岭长城的路，接着又向东拐去。雨下得很大。在这偏远的郊区，市政当局为节电，路灯全熄了。司机一次次下车，向迎面驶来的同行问路。那和气的人叹了一口气：“啊，好久没来过了!”戴晴回忆录—23—好久没来过? 那么要把我带到那里去呢? 我开始一一记下沿途经过的什么印刷厂、黑白铁厂等等，想日后或许有了凭吊的雅兴，不要找不到路，根本不知道我们正驶向昌平，驶向小汤山，驶向那全国著名的、专门关押政治要犯的秦城监狱。在驶往秦城的途中，我们的车曾三、四次被截，都是请求搭车的。那和气的人一一和气地拒绝了。最后一次，又有人截车，这回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他的前大灯坏了，不敢开，请我们的司机开慢一点，带他一程。而这位公安部门正在执行押解任务的司机也就真的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带了他好一阵子。这又让我吃了一惊。无论那人多么需要帮助，他们也有一万条理由拒绝。然而他们帮助了，对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更不具政治意义。他们之所以本能地这样做了，是因为他们心地纯良。终于到了。威严的大门——其高大修洁不亚于座落在复外大街上任何一座解放军军兵种总部的大门，而且风格也一致。接下来是繁琐严苛的进门手续——这是我的估计，因为那和气的人在大门口的传达室足足交涉了十分钟。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对我的逮捕是突然进行的，有关各个环节还没有一一得到通知。当车子再驶进去时，我发现这是一个宽敞美丽的大院，很象每座省城都有的，专供接待二、三等首长们的内部招待所。再进去，终于看见高墙和厚重的铁门，还有在夜的映衬下显得神秘而模糊的墙上铁网。这样的门进了两道之后，四周依旧宽敞修洁。最后来到一个开在一堵高墙下的小门前。车就在这里停住了，“下车吧。”那和气的人说。我走下车，从小门里走出一个人将我接了进去。我回了一下头，那小门已经关上了，和气的人、秀雅的女郎、还有那好心肠的司机都不见了。我又落在新的陌生人手里。(三)当时雨还在下，从小门到建筑物——后来我知道这是一幢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带有审讯室的牢房楼——还有一段路。那出来接我的人撑了一把伞，他居然让我走在伞下而自己走在雨中，这使我非常奇怪。进门之后是例行的询问，态度比刚才严厉多了，但不粗鲁。询问在一间铺了地毯、并装有室内空调的房间进行。后来我知道这是提审室，我接下来的大约十次提审都是在这里。 戴晴回忆录—24—我被命令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而提问者则在正对面一张高高的讲台后边——“这是为了给犯人一种精神上的威慑。”我想。我曾经是公安部门电视监测系统的技术员，不由自主地就开始找这间屋子有没有摄像机窥孔。我怀疑它们就装在那俗艳的、安装位置颇为蹩扭的壁灯中间。问话之后，一名高大的女性管理人员进来，开始清点家里为我带来的衣物并搜身。除生活必需品外，裙子、香水、薄连裤袜，还有一小瓶片仔癀护肤蜜等“奢侈品”都被挑了出来。我想我以后是和女性细腻雅致的生活绝缘了。后来知道，这其实不确，不允许带进去的，只是玻璃瓶装的、可以拉成长条的、太过花梢和袒露的物品。前两样可用来自尽，后一样可服务于性挑逗。手表也不行，有助于越狱。我最后瞥了一眼腕上的小表，十点三十分，然后摘下来，交了。她让我拿着允许使用的东西跟她走。下面该到牢房了吧，我揣度着，脑海中浮现出我从各种小说、电影、回忆录里看来的监狱景象：地铺、稻草、尿桶、铁链等等。按我以前的生活经历，我对肮脏的恐惧是远远胜过对苦、累甚至饥饿的。但事已至此，只有横下一条心，等待最不堪的景象出现。拐了几个弯，上楼，又拐弯，这时我看见排着一间间牢房的走廊。厚重的铁门，还有卫兵，但没有一丝声息。没有铁索声，没有呻吟声，连咳嗽声、叹息声都没有，也没有我想像中的女性囚犯的声息。“就这里。”她说。铁门——或确切地说，包着铁皮的厚重木门——开了，我被带进一间很亮的屋子。看看没有再往前走的可能，才想到这就是牢房了。我的牢房很大，大约二十平方米左右，几乎是正方形的。记得当时第一个反应简直可以说是惊喜。因为牢房里只有一张用两条矮凳架起的木板床，屋角还有一间小小的盥洗室! 天花板很高，大约有三·五米的样子； 电灯直接装在天花板上，不但罩着磨砂灯罩，罩外还有铁丝网罩。两扇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窗子，开在距地面一·六米的高度，窗台是斜的(无法用手攀着爬)，窗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磨砂玻璃窗。玻璃窗不是一般的左右对开，而斜着向上开。也就是说，你既使长到穆铁柱那样的个头，向外看也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牢房内非常清洁：墙壁是新粉刷的，靠墙的三屉桌上放着一个新的塑料面盆，盆里是新的搪瓷喝水缸、刷牙缸，大小各一只饭碗，和一把塑料羹匙； 新的毛戴晴回忆录—25—巾，新的牙刷，新的肥皂——当然是粗黑的洗衣皂； 被子、床单和枕巾也是新的； 褥子是那种薄薄的士兵用褥，旧的，但拆洗过，且铺了两条。几分钟后，撑雨伞接我的人走进来(后来我知道，他是这一监区的负责人之一)，笑着(!)对我说道：“从今天起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希望我们配合好。要爱护公物，不要在墙上乱写乱划，不要唱歌……”好像还说了几点“不要”，都是象“不要随地吐痰”一样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根本就没去记它。当时我们三人都站着(还有那高个子女监理员)，这么一间牢房，加上他说话的神态和用语，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监狱当局向被监禁人员宣布监规，不如说更象一个偏远县城招持所所长向他的留宿客人介绍情况。他最后说了一句让我感到有点奇怪的话：“卫兵都是男的，条件就是这样，多原谅吧! ”看门的大兵当然都是男的，我不懂这有什么好原谅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门上和盥洗室的墙上都开有观察你的一切行动的窥视孔。他说的不错，这确实是让我很觉尴尬的一件事。几句话说毕，他们就走了，铁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粗重的铁栓咣啷一声落下，接下来的，便是没有一丝声息的寂静。终于坐牢了，终于真的坐牢了。记得当没有恐惧，没有担忧，没有伤心，没有追悔，那种种本应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情绪。第一句跳进我脑子里的，竟是一句笑话，一句想一出牢门就向我的“哥儿们”讲的笑话。一般来说，我是很不以那些孜孜不倦、抖尽招术往上爬的人以为然的。当时北京人这样形容他们：想升处长的叫“升处”(牲畜)，已经当上了处长还想爬的叫“处升”(畜牲)，正在作着的叫“处类”。我这辈子是与作官无缘了，我曾宣称，哪天我死了，悼词一定很拿不出手，因为我的“最高党内外职务”，只作到少先队副小队长。这时我想向他们讲的笑话是：“官没有作上，牢倒坐到了司局级。” ——后来我慢慢地知道，我对这幢牢房的估计还是偏低了。前人大委员长彭真先生，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先生，前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女士，还有我们的前辈作家丁玲女士，住的都是这样的牢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又是“踏着先辈的脚印走”了。但在当时，确实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没有认真读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我甚至不知道据后者第五十九条，我只是一个为公安机关接受了控告与检举(具体一点，可理解为，陈希同先生的报告)而决定立案侦察的公民。至于有没有罪、如何定罪，是要在走完公安、检查戴晴回忆录—26—和法院各自严格的程序之后才能确定的。而只有定了罪，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囚犯。但我那时虽然对法律条款和法律程序了解得不确切，但对自己没有触犯刑律这一节还是很有把握的——包括对“四个坚持”。我对它，只是不那么在意、不那么时时挂在嘴边上而己。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它的确切含意。因为按照中共所牢牢掌握的报刊电台的说法，连贪污受贿、嫖娼聚赌、农民只想自己富而不顾集体、卖牛仔裤的小混混偷税漏税等等，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我辈人等则被“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地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真是匪夷所思——还好，这条目前还没有被写进宪法。也就是说，这顶硬扣在你头上的帽子，虽然已经颇为吓人地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却还不具法律意义。我当然深知，既使没有触犯刑律，或稍有触犯，想给你定罪，定成很重的罪，包括死罪，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这些情况又特别容易出在念书人身上。但转念一想，这些毕竟已属历史。如今负责国事的几位，不但不停地讲，也确实在努力地实施“改革开放”与“健全法制建设”。就是一些不大想“改开”与“健全”的人，也不再能象几年或几十年前那样不受制约。但是，如果为了要造成一种“威慑局面”非指鹿为马不可呢? ……入狱的第一个晚上，我就这么不停地“但是”、“不过”地想来想去，在把所有的可能性想过一遍之后，心中反而坦然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本人在今日这种情况下作任何努力所能改变得了的。于是，当我在我的“新居”来来去去地走了几百圈之后，决定还是躺下吧。我仔细察看被子上打的印章和喷在桌子侧面的字，知道这里是“中央公安部”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监狱(4)，又使我安心不少。躺下来之后，因为通宵不能熄灯，我又把牢房仔细打量了一番——我就是在这时注意到那窥视孔的。还注意到铁皮门外，另有一道铁栅门，那栅直径足有二厘米。两扇门上都有送饭的小方孔。牢房内有暖气设备，但加了铁网外罩； 坐式便池上没有垫与盖，墙壁和水池的直角都被打圆——也就是说，这种种措施所保证的，是关在里边的人，第一，别想跑掉； 第二，别想自伤——包括上吊、触电、撞头等等。至于象基度山伯爵那样打个洞去会他的老师，甚至装成死人逃出监外，只是小说家的幻想(5)。所有这一切设施再加上二十四小时六班不可间断的监视，几乎无懈可击。我以为，这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极必要的，比如用来对付那些心里怀着可怕的、重大的秘密的人。在政局每隔七、八年总要荡一荡的当代中国，这样的人恐怕不会太少。象一九七六年还在位的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还有总参保卫局长××——可惜他们还没被送到这里，就相继自杀了。而将这一套用在我戴晴回忆录—27—身上，颇有一点滑稽——当然，在如厕和洗浴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滑稽了，因为随时可以被观看。为此我常被气得要命。第二天，进来一名非常年轻的监理员，将我的牢房内墙上的一个我原以为是照明开关的东西拆开重装了一下。“你现在还不可以听广播。”他很平静地说。后来我发现，这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语气，不知有没有经过训练。人们在这样的语气下交往，不会感到亲切，也不会受到伤害。改装前，他例行试机。在这不过数秒钟的时间里，上帝让我听到了广播中关键的一句：“集中力量打击少数……”虽然他叭的一声就把它关上了，但从那特有的“新华语调”，我判断出这肯定是与昨天的逮捕配合的舆论攻势。这么说，我已经入了被“集中打击”之列了!接下来的三天，除了狱医来了一趟，问了问身体的一般情况，并量了血压之外，什么事都没有。饭由监理员装在由你专用的饭盒里送来(没有用小孔，是打开门送的。)，其质量，据我判断，与北京大学学生食堂差不多。见不到任何人，基本上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这可能也属于下马威式的惩戒性措施之一，因为绝对的孤独和绝对的前程未卜，也是很折磨人的。我不能免俗，这三天，我在屋子里转的，恐怕绝不止几百圈了。因为该想的已全部想通，再想一遍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百无聊赖之际，只好背诗，从二千年前的“关关雎鸠”，直到我丈夫为我写的那首七律。这时我才确切并且十分后悔地意识到，我的古文底子怎么这么糟。(6)第四天，可以看报了——《人民日报》。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象那几天那么仔细地读过报纸，不但一版、二版、文艺栏、社会栏，连广告上的厂家地址都细细读过。偶然间，也能碰上他们因疏忽所发出的好文章，比如钟书河先生的一篇《学问与理想》，当时真是欣喜异常，而且当天就背了下来。有了报纸，按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接触文字了，那么同为文字的书呢? 我抓住机会“报告”。我提出让家里送书，如果不行，就看监狱图书馆的书——“你们有图书馆么? ”他们笑而不答。如果有，我借《史记》，唐诗宋词也行，实在没有，“毛选”、“邓选”也能将就。数月以后，他们的小图书馆果然向我开放了。我先第三遍细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接着又读了翦伯赞先生编的《戊戍变法》。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借的是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与九指神丐在一起，日子好过多了。还平生第一次从头到尾读完了《红楼梦》，觉得贾宝玉简直是个怪物。 戴晴回忆录—28—允许读报的同时也可以听广播了。于是又有监理员进来，将那开关复原。监房里的音响设备，就质量而言，与每户农民家里都挂着的那种喇叭差不多。播什么，什么时候播，是由监理员在他们的值班室里决定的。也就是说，你不能选择听什么，但你可以选择不听，这真是特别仁慈。就拒绝精神折磨而言，我们在这里享受的待遇，比农民和旅行客车里的旅客还要高一些。不过，说句公平话，这几个月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比《人民日报》的水平高得多了。但我们只听北京台，联播的时候才能听到中央台。只要赶上钟点，播什么，听什么，从怎样养蜗牛听到卡拉扬。不过卡拉扬在广播里听来，就象他在指挥一所中学的校乐队。第七天，大兵砰的一声把牢门打开，喊了一声：“放风!”当时，对把诸如“提审”、“放风”这种字眼儿用在自己头上，穿着没有鞋带、只用一条短绳胡乱系着的鞋子，且来来去去全有一脸正经的兵们押着，是很不习惯的。但想到可以到院子里，到不但有阳光、有风，没准还能见到各种人，说不定其中还同受“集中打击”的老友，包遵信啦，于浩成啦，李洪林啦，苏晓康啦……心里很高兴。不料，在这间严格管理的监狱，放风也有各自独立的小院，囚犯们一个个顺序带出，不必说见面，想见到前一个人的后脑勺都不可得。放风的小院和监房面积差不多，也是一间间排着，中间隔着大约四米高的墙。如果从上边俯视——押解大兵们就正在这样的位置来回巡逻，并以这样的视角看我们——非常像动物园关猛兽的隔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正像狮虎那样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小院里有草还有苔，在每天的两小时的放风中，与我为伴的小友，有蚂蚁、蟋蟀、蚰蜒、蜘蛛和蜗牛，偶然间还会飞来一只大蝴蝶。但灰喜鹊只喳喳叫着从空中掠过，抛下片片美丽的蓝灰色软羽及硬羽。我把它们一一拾起，在院角堆起一个小小的羽冢。后来，当家里可以给我送吃的东西以后，我又把一些花生米、葡萄干撒在小院内。这时蚂蚁们已因为天气太冷而不再出门了，但喜鹊们不再乎。于是在小院里我的孤独的旅游鞋印迹中间，又出现鸟儿们小小的三叉爪印——秦城监狱真可作为爱鸟示范地，所以这里的杨树摇晃着巴掌大的叶子直冲蓝天。(四)从入狱的第二天起，我就注意到饭盒上边挂了一个小牌子上，牌子上有一串数字。后来，我又在我的牢房门和那段时间专属我放风的小院的门上，看到用粉笔潦草地写着的同样的数字: 8917。在别的牢门上也看到类似的数码: 8911，8918 等。用不着反复捉摸就可以推断，这意味着我是一九八九年进来的第十七名关押者，他们是第十一名和第十八名。从此，只要被押出牢房，我就偷偷地注戴晴回忆录—29—意并暗暗地记下每一个见到的号数。直到离开，我所见到的号还没有超过 8929，这或许意味着，将人捕入秦城，到此暂告一段落? 这号码虽然用在我们身上，我也曾经听到监理员和卫兵在提到我们的时候这么说，但从来没有人这样直呼过我，当然也没有人直呼过我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监狱工作人员不但不能了解我们的“案情”，就连这人是谁，他们也不许知道。而我们，则只可以将他们统称为“监理员”，不可以问他们姓甚名谁，也不允许对他们讲除了吃饭、睡觉、生病等等之外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让你安全地、并且尽可能健康地活着，仅此而已。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些很朴实的人。当然按共产党历来的规矩，他们首先得是出身好，政治可靠的人； 其次因为监理对象几乎全都是要犯(我得以忝列其中，也算一种殊荣)，又要求他们必须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当然也应该加上一般管理犯的人所应具有的机敏、耐心、不贪财、不好色等等。如果再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真是枯燥的要命，待遇也不十分厚，而且人员要求相对固定，一干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又必须是有点牺牲精神的人。但以上这些都属原则性要求，他们的人性与个性，当然远比这丰富得多。他们并不具很高的文化程度，他们所表现出的“文明与人道”的风格，我想除了他们内部的规矩之外，恐怕也来自他们之所以被选到这一位置上所具有的个人禀赋。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粗声大气对我说过一句话，更不必说厉声喝斥。我们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报告”，在深夜里“报告”也行。只要合乎情理，无论多么细琐，比如窗子没有关严，水管漏水，或者一只私用的小盒子打不开盖等等，他们都会提供帮助。就态度而言，狱医算是最厉害的了，但他的厉害不是出于居高临下，而出于他的职业性自信——人们都说他是一把好手。护士小姐不但温柔美丽，业务水准也很高：我的静脉管之深细是让所有的护理人员头痛的，而她一针扎下去就找到了。按规定，我们每周可以洗一次热水淋浴，由同性别的监理员带去并从外边插上门。我一般很愿意在这时候和她们随便谈谈天。一次我问，为什么这里(秦城监狱)夏天一点都不热，不但不用扇子，连裙子都可以不必穿。她说：“屋里高，人也少。”她本来应说“牢房高 ”，但她小心地只说“屋里”，避免我受到伤害。洗浴，按规定也不可有须臾的疏忽。我常因她须站在外面枯等而很不过意，往往草草洗过就出来。她则老让我别着急，慢慢洗。虽然不能谈自己，但可以谈谈孩子。于是，伴着哗哗的水声，我谈王小嘉怎么从小寄在别人家，她则款款地将她的儿子媳妇如何出息、如何孝顺讲给我听。刚入狱时对我搜身的那名高大的监理员，初看上去令人生畏，几乎也是所有的监理员中唯一一个高声讲话的人，其实心地非常善良。打饭时，常劝我多吃一戴晴回忆录—30—点：“今天的包子是豆角馅的，挺好，再来一个吧!”不仅对我一个人，因为她嗓门大，我听见她每间牢房一路这样问过去。她知道我特别爱洗澡，有一次锅炉坏了，我并没有提出要求，她自己单独用壶为我烧了热水。我曾因长发不方便，想到反正坐牢，发型如何真是无所谓，请她帮我剪成男孩的样式。但是她不同意，“那就不好看了。”她说。有一次她到我的牢房里来，站得离我远远的还捂着嘴。一问才知道她自己感冒了，怕传染给我。她管图书，但我借的一套书迟迟不给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前一个借书的人刚刚查出肝功不正常，她要消过毒才给我。还有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我刚一见他时曾吃了一惊，心想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如此俊美的青年。后来他也经常在他公干之余到我的牢房里来随便聊聊，聊他怎么滑冰、怎么弹吉它，还让我看他的耳朵怎么样因小时候打架给缝了五针——他显然不会认为跟我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这样做，只是为让我精神上放松些、愉快些。大约在入狱后四个多月时，我的生肺癌的公爹病在弥留，监狱方许我到医院向他作最后告别。临行，监狱长官将我上下打量一番，显然嫌我一身运动装太随便，让我换一身好衣服再走。这很使我想起我小时候住校，每到周末回家前，保育员们总要为我们挑出最好的衣服换上的情景。还有一次，我被通知到提审室谈话，当时我穿了一双红绒面拖鞋，想到应该换一双正规一点的鞋子。监区的另一位长官脱口说出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不必换了，都是自己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再坐在高台上，而是与我“平坐”在底下。这类事太多了，讲起来也细琐得很，但依我看，对于坐牢的人说来，这其实都不是小事。我觉得，如果不是他们这些人出于良善的本性，在忠于职守之余，使我这种又敏感又激烈的人在和亲人远离的情况下得以感到一些同为人类的温暖与关照，我是很难度过这不仅枯寂、而且因为案子久拖不决，使你觉得永远有一柄利剑悬在头顶的那难熬的岁月的。当然，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被这样对待，追溯历史渊源，恐怕不是来自设计牢房的苏联专家，应与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个人风格有关。毛自绝对掌权，确切地说，自延安的“抢救运动”以来，就不再主张轻易杀人； 周则目睹太多冤狱或准冤狱，或者不是冤狱，只是对优秀人物的政治性隔离。他是个心思缜密复杂的人，总是力使这类属于政治家而非良善之辈不得已而为之的伤害，降到最小的程度。或许在 1989 年的这桩案子里，我们沾了“先辈”们受苦的光——他们虽然住的也是同样的牢房，但军管会在那个文化革命那年头的管理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得再深一点，彭真、陆定一等人物的入狱与出狱，不可能不在监管人员心中留下政治冤狱何其多的印象，还不必说他们或许已经发现，囚徒当中不但很有些品德卓越的人，也有记仇的和算旧账的人的。十次提审 戴晴回忆录—31—入狱第三天，开始提审。我又一次见到那和气的人，还有几位他的同道——职务高些的或低些的。按照《刑事诉讼法》，他们属于公安部的侦察人员，但按“中国特色”，他们则被称、也自称为“专案组”。我不知道文化革命期间中央的“一办”、“二办”、“三办”等等“办”们是如何调查与取证的，但是从他们的工作成果，比方说制造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种定案材料看，这些人的工作恐怕不那么正派与光彩。我知道在共产党内——甚至在任何党派内——都有一批专门以背后捅刀子为业的人。他们几乎不露面，但他们无时不在窥测着自己阵营里那些拚命做事的同志。我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也从未与他们打过交道。但我想他们的心肠恐怕总是比较狠毒，心理恐怕总是比较阴暗的吧。我看不起他们，他们也一定看不起我。但“办”们如今已不复存在，产生“办”们的土壤也在一点点被洗汰。负责我的案子的人员虽然沿用老习惯仍被称为“专案组”，但都来自公安部门。也就是说，他们是经过训练的、不但有法律专门知识，还具有法律眼光与法律道德感的专业人员。由于他们目睹了“办”们的历史性被厌弃，甚至他们当中有的人本人也曾被迫入“办”而更有切身的感受，我以为，在今天，在处理“八九民运”这个世界瞩目的案子时，起码他们是尊奉着他们的头头乔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那句话的：“对卷入这场动乱和暴乱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我们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从他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立刻感到他们不同于中共宣传部门的那批“署名文章”作者：忻华实啦，郑彦啦 ，任玉清啦，邝言啦，等等。对于后者，我实在不敢天恭维。我的感觉，他们已经成了当今中国最落伍的一批人。不错，他们也乘波音 747，也用 101 毛发再生精，但意念与悟性还留在文革时期乃至反右斗争时期。读者诸君若不信，可把他们的文章拿来与那两个时期的重头大块文章比比，一样的霸气十足，一样的让人腻烦的官八股。不必说理论修养，连起码的实事求是态度都不具。遗憾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代表了政府对这桩案子的姿态，而真正在办案的“专案组”的工作却不为外界所知。负责我的案子的专案组的工作令人信服。应该说，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见解与我是很不相同的。但他们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这就是说，他们只依法严格调查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是否“煽动、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当然，将这一结论下在案件调查之前，我本人是不同意的，但我知道他们对此无能为力。我在此可以作证的是，他们的审问与调查没有任何逼供与诱供，他们甚戴晴回忆录—32—至不因我的“态度恶劣”——我从来没有过“悔罪”的表示，我无罪可悔； 在写到“动乱”与“暴乱”时我坚持加引号——而影响他们对基本事实的侦察与判断。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的态度又是很好的。我从不顽抗、不编造、不跟他们绕圈子斗心眼，也从不隐瞒什么，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到后来，我甚至觉得，作为调查对象，在我与他们之间出现了某种作人与作学问的信任感:我已经很愿意和他们谈谈从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对种种问题的见解。这当然不是想让他们同意我，只希望他们在较深的层次上理解我，而前提是相信他们不会据此罗织罪名。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乔石、王芳、刘复之、任建新诸位先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那种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不前行的尴尬与艰难。这颇有点象处理一个羊水早破却又不足月的婴孩：究竟是应该割断脐带，企盼那尚不敢断定的嘹亮的哭声，还是看看胳膊腿尚全、赶紧卷巴卷巴先塞回子宫。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全中国都在看着他们，那些抚摸着弹痕、认为老子打下的天下岂容资产阶级去坐的战时功勋们看着他们，目睹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极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