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回忆录-2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 早春气息之夜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坦，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合。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可怜死了，可怜死了……”妈妈说，哽噎着。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相对论》的辨诘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三〕 我的公爹 王磊当我作为新娘被带去见公公的时候，他正关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年，我和我的丈夫刚从文革初期的冲动中醒过神。我不记得此前是否打听过王德嘉的家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过的事。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铺上，头发胡子都很长，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道人。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他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三人（我们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后，王德嘉开始向他宣讲形势：毛主席的指示，山河一片大好，云云。他静静地听，眼珠都没怎么动。这样大约讲了半个小时，王德嘉回过头对那看守说：“下边，我们要谈点家里的事，您是不是……”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动一下。王德嘉叹了一口气，回过头开讲家族豆腐账：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不幸那看守是个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刚刚起身出门那一刻，我看见我公公那双藏在一堆毛发当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边一蓬胡须正当中，也咧出一个笑缝。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单，示意我们向下看。我们伏下身，只见铺板下边，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饼和香肠。门一响，看守方便回来了。王德嘉重新开始向他宣讲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静静地听着，就象我们刚进来时一模一样。后来，文革结束了，大家都开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正常生活下的好儿媳。我们拼命赶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废的岁月抢回来。我不善理财、不知孝敬，不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时成年累月不登门。公公本是个讲究家规的人，但都原谅，似乎是，只要“孩子肯上进”，又有过“牛棚”那一面，怎样都可以。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后诊断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却十分平静。他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无望，只为这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奶奶的切盼，于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尝试种种莫名其妙的新药，还一一向我们解说种种治疗方案。“六·四”之后，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里有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好吃的东西。那次，他已经瘦得让人不忍抬眼正视。对我的退党，他什么也戴晴回忆录—11—没说，只问了一句：“还做过别的吗？”我一一禀告之后，他点点头，依旧什么也没说。在牢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公公了。没想到，他提出临终的请求——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爷爷，我第一次见你，是你在坐牢；你这次见我，又是我在坐牢。当时，我不信你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没做一件坏事……”就是在这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咱们……顶得住。”我说：“爷爷，你也一定要顶住。你最爱喝我烧的汤，你要等着我，等我回家烧给你喝……”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俯过身去，那声音轻得只有我能听见：“回去看《李将军列传》，这是我最爱的一篇。”我连连点头。其实我何须看，我早就背下来了：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家无余财，终生不得封侯。最后，在这名鏖战终生的将军已年过花甲的时候，与敌酋单于遭遇，本以为可以最后效命国家，不意又为以裙带而高位者别遣，使他最后失去了“居前，先死于阵”的机会。不死于疆场，竟受辱于刀笔之吏么？李将军从容引颈自刎。我的公公为什么在这一刻特特嘱我读这篇？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学生，北平中国大学文科。共产党建政之后，他倾注全力于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机构。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长成，一批重大成果正呼之欲出。他对他的部属“省约文书籍事”，“宽缓不苛”，“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他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他不尝食”。然而，象李广一样，没等他以他的才识而非攀援小技在事业上一搏，竟被闲置，一搁就是２０年。不觉之间，已届大限。他一生中，担当时间最长的职务是“政委”，虽然直接过问业务，但在一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时间端正路线、开会、背诵主义教条，最后觉得心灵相通的，竟是汉代李将军。这是他要我读的么？医生、我的婆婆，都催我离开，因为他的心脏再经不起任何轻微的情绪波动。我伏在床边不肯走，他们把我拉起来。我说：“爷爷，我回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我现在给你鞠个躬吧，爷爷——”我站在床边，深深弯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灵的敬礼。我曾在黎澍先生灵前这样深深致礼，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份敬意。我的公公平躺在病榻上，没有看我，也没有动。我果然没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后。他是在异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的离去的：他切嘱我的婆婆，绝对不许开官方主办的追悼会，不要官方悼词，不要通知任何“同志”。我知道了，李将军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终也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的，是刀笔吏！５２年前，他从家里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讲“阶级”和“斗争”；此刻，他只要家里的人在他身边，只要亲人们送他走。他弃学出逃的时候，顶着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时候，切嘱要戴晴回忆录—12—一身素白，只着一套白色学生装。他不戴帽子。半个世纪，他看够了“帽子”。他让他一头银发自由地披着。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诊断书拿到不久，就写了一首《自挽诗》： 是非功过两茫茫，死后何须论短长。平生不问毁与誉，扪心无愧自蹈扬。结发上阵书生气，此际只余臭皮囊。白衣裹身悄然去，燕山深处是吾乡。他不愿去八宝山，我们将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这诗，王德嘉誊清之后，就镌在那方汉白玉碑上。我的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都已经去了。我现在真的没有了父亲。我领略过父爱么？小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梦。在那梦里，不知谁，也不知在怎样的一个情景下，总之有人确切告诉我：“你的父亲么，就在那儿……”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张我平常睡的、空无一物的大床下，有一只空火柴盒，一只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种薄薄的、火柴还没有用完就会破损掉的火柴盒。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后来的细节记不清了，似乎是高山峻岭，深涧大河……我们——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护着那小小的火柴盒，生怕一个闪失，它会丢了，永远丢了，再也找不回来。这梦一次一次重复，每次醒来，都心跳不止。父亲是谁？他还在吗？在哪儿？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希望在梦里见到父亲，想知道父亲的确切样子；又怕这梦，怕这梦里永无了结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确切睡在我的旁边。这梦魇终于去了，关于父亲的梦魇。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许他们会告诉我，这是你对父爱的渴想，获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是这样么？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书中，读到“审父”二字时所受到的惊吓。我呆住了——审父？父亲难道可以审么？现在我的父亲都已去了。他们可能很英勇、很显赫、很茫然，也可能因为走在“六·四”那种时刻，而满怀郁愤。所有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确切了然曾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为人父”又是一件多么沉重庄严的事。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的女儿，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温暖的同时，已然在理念上接受“审父”的全部哲学涵义。我—在—审—父，对此不无骄傲，也不无痛苦——在我的共产党父亲们一一离世后；我—在—审—父，当“父亲”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体的血缘承袭和信从依赖，更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全部现存观念和权威；我—在—审—父，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穷追猛打。这是一个时代，一种强权，当中国人醒了，成长了，不再幼弱无识地对“大救星”紧随紧偎；我—在—审—父，以民族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战死的士兵、饿死的农夫、屈死的诗人名义，以被偷盗的真诚和被诱奸的理想的名义，以被活活剥夺的富农和资本家的名义。 戴晴回忆录—13—我在审父，支持这审判的，有阅读、有访问、有无时无日看着的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却是父亲们留给我的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只有早期共产党人才有的那一缕清澈的理念：大同。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来越少。我对它无比珍爱。１９８９年４月初稿于北京秦城监狱１９９４年４月定稿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原文注释：⑴ 这是我的乳名，因为生在重庆，父亲又名“大庆”之故。⑵ １９４１年，延安共产党中央与“远方”的联络渐疏，第三国际要中共帮它建立自己的设于敌后的电台，父亲冒死赴北平。⑶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新华社社长。⑷ 但戈尔巴乔夫毕竟出现了，虽然已出现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后，所做的还是在修正他的无产阶级前辈。当代最让我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尔巴乔夫，我为他遇到的每一个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狱中，我唯一一次听新闻而落泪，就是戈尔巴乔夫对顿巴斯矿工说：“我知道，你们罢工，是因为对改革盼望得太切。” 我这样为苏联的改革成功祈祷，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还有一条就是为我的父亲——我不忍他的企盼落空。⑸ 共产党向来看重党内位置，不但以其高低来决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读文件）的标准，谁当死谁不当死也据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为党内新贵。得知国民党即将血洗上海的消息后，党紧急通知并克服种种困难，将其妻杨之华接到武汉。１９３１年，瞿在党内大势已去。当中共中央迁往江西苏区时，他本可留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在文艺战线”，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无的“教育委员”。他曾苦苦请求携妻同往，不获批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前夕，明知将他留在江西极端危险，且带着他也不是什么难事（王稼祥、聂荣臻、毛泽东包括毛一次次怀孕流产的妻子都是乘担架长征的），仍决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⑹ 妈妈因临产逃过了日本宪兵队撤退前的处决。１９４６年，国共合作，部分共产党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党的关系，立即转述亡夫的请求。组织的答复是：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自己将有很好的学校，孩子不必送出去了。⑺ 当时他们兄妹还得到一张中央人民政府的褒奖状：“河北省大兴县冯大生、冯大可、冯大申、冯克柔、冯徽之、冯德符、冯士行先生等，秉先人冯公度先生遗志，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图书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捐献人民政府，化私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扬，此状。”签发人是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⑻ 我在不少怀念文章中读到当干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经地教导他们的子女，心中不禁闷笑：不知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戏，还是写怀念录的孩子向读者作戏。从叶剑英的口里，我没有听过一句革命大话。不过，他常常喜欢拿些他觉得或重要、或有趣的文件让我们看。神色之间，似乎是：“对你们，无疑玩儿是正经。但玩儿过之后，不妨翻翻。”⑼ 她那时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领袖之一，而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戴晴回忆录—14—彻底批判毛、刘精心营造的政治禁固的觉醒者。没有这个层次上的觉醒与批判，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可惜这个道理和这段历史，至今未见清晰的叙述。（编者注３）⑽ 当时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从沈阳带回来的，好象还是老式的７８转的唱片，回来就让我们听。他没有解说，只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古庙里保存下来的曲子，用一种不很常见的、叫做“双管”的民间乐器奏出。这曲子他常在他的卧室里放，放到我们不但记住了它的每一个小节，还到了简直不能再听别的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后来的以四管交响乐队演奏的《东方红》当中的那一段。《江河水》当然后来也成了我最爱的曲子，无论走到多远，一听这曲子，就替中国和中国人流眼泪，并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动因，直到最近听宋飞的演奏，听《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时，把双管撕心裂肺的哀号弱化，才隐约悟出他深藏在内心的悲凉，悲凉中的坚忍，以及强忍之后的镇定。他是广东人，轻俏绵软的广东音乐也听，还能自己以弹风琴的方式用钢琴自伴自唱昆曲“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但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凑趣的场合。真正打动他的，恐怕还是北方那种粗砺荒漠。这或许与他其实不是广东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正历经千辛万苦、一路从北方为自己拼出一条生路的祖先有关？⑾ 五十年代，他与历史学家吴晗有着很轻松自然的友谊，十三陵刚刚开掘，吴就领着他，当然还有我们一大堆累赘，顺着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读书，看到他在广州期间曾尽力照顾绝无一丝阿谀的陈寅恪，心里更觉温暖。⑿ 我１４岁的时候，由学校组织到郊区植树，曾写一首“鼓动词”： 清平乐 《植树》 三月薰风吹遍秃山顶挥镐植树林石硬心更硬 这黑板报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见（他经常“主动巡视”每个孩子的房间）。他找到我说：“三月吹的不是薰风。词对形式要求很严，不可以随便增减字句。”⒀ 他们兄弟二人先后从上海交大毕业。弟弟唐有祺赴美习化学，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两次诺贝尔奖得主鲍林教授门下，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⒁ 最近听到他的老友（现在已是他的亲家）臧福录教授讲他们当年同在大庆石油学院时，他的“滥用职权”：学校是经常开那种烦死人的政治动员大会的。他是校领导，当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对此，我的继父难于忍受。他的解决办法是，常把当教师的臧福录也叫到主席台上，两人悄声讨论化工热力学。 □摘于《明报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编者注〗 １．中共党史载，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为首的四方面军曾有一封密电，要将毛泽东为首的一方面军“解决”掉。此电报被叶剑英交给中央，使一方面军得以逃脱，从而“挽救了党中央和红军”。然而徐向前元帅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却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否认有这么一封电报。 ２．文革开始时曾有广泛流传的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可以活到１５０岁以上，林副主席可以活到１００岁，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３．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初为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东方红”的学生领袖朱成昭所领导，叶向真（即凌子，当时丈夫为钢琴家刘诗昆）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的头头。首都三司为批斗彭德怀将他从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审讯”，朱等听了彭关于党内斗争、庐山会议的“交代”，转而同情彭德怀，后来“堕落为反革命分子”。朱同叶向真曾企图双双外逃，被周恩来派人在边境截回。朱从此不知所终，叶在父荫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宾领导，成为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戴晴回忆录—15—我的入狱戴晴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左右，也许还要晚一点，十一、十二号的样子，香港的凌锋，也就是那位很能甩出一串犀利的俏皮话的专栏撰稿人，从他家里给我挂来了一个长途。和他的短文相反，凌锋其人其实是很厚道的。在我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他曾表示想与我通信。我说我这人可是不爱回信的，你高兴写只管写来好了。接着我问他何不打长途电话呢，这要便捷多了。凌锋笑了，“打不起。”他说。可是自“春夏之交”以来，他给我打了已不知第几个电话了。可见他的“打不起”，其实是还没有阔到花钱讲废话的意思。“我是凌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嗯? ”我问。大约过了几秒，真是足够长的几秒，他迸出了一串“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他的声音已远非那好玩的、有点怪腔的普通话(他是印尼华侨)，他哭了，这么一个大汉子。我本是一个顶爱哭的人，那时不知怎么的反倒没有哭，当然也没有潇洒到讲几句玩笑的地步。在他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办”的时候，我也只有一句话反覆朝着话筒嚷：“放心，放心，我没有作一件违法的事，但我一定坚持我的信念。”就在这次通话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被捕了。当我一个人在那寂静的、几乎没有一丝声息的牢房里走来走出，顺时针转几圈，逆时针转几圈，再顺时针转，再逆时针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坚持信念”——当时凌锋没有问，要是他问：“你坚持什么信念呀? ”我说什么呢?当然，信念这东西，如果让我放开说，漫无边际地说，几千几万字是打不住的。但当时虽然没有变成语言，却实实在在地盘踞在我的灵魂里的，不过是这么简单的一句，“我的信念么，那就是作一个诚实的人。” 戴晴回忆录—16—(一)从那年的六月上旬，中旬，直到对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发布通缉令前后的日子里，类似凌锋这样的问题，已不知多少人问过我多少次。就算他们不问，我自己也还没有修养到能把它们完全驱出脑海的地步。老实说，当时虽然没有“国外反动势力”来与我联络，但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我境外文化界的朋友很多； 我手头还有几个钱，足够买张机票； 更凑巧的是，因出访归来不久，我的公务护照还没有上交，而西德的电视二台(ZDF)正邀我去给他们写一个节目。但我没有“怎么办”，我那时唯一能干的是我的本行——写作。当然，类似三峡工程那样的题目是写不成了，我正静坐家中揣摩苏曼殊，苦苦思索究竟用传记的方式还是用像这位一点也不清静无为的和尚那样剧烈冲突着的内心斗争方式向读者(或观众——因为我写的是电影本)展现他。但老实说，我与这位大师再共鸣，再能理解他如何热切地追随刘师培、章太炎、陈独秀……而后又一个个把他们抛弃，也回答不了当时那最急迫的问题——“怎么办”。各种风声不断传来：某某已数日不见踪影； 某某已跑到外省； 某某已走脱；而到后来——某某已在什么地方被“抓获归案”。当时有一位并不太熟识的朋友打国内长途来，和凌锋一样焦急。他通过不知拐了多少弯的关系，确实看到了公安部门第三批逮捕名单中的我的名字。那时北京上空正飘着种种谣传，包括十分离谱和相当吓人的。不过我对他的这番话还是相信的，所持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先生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点了我的名。在中国，如果你的名字在某个非常时刻出现在“党报”上，那是极有讲究的：前边加什么头衔，后边用不用“同志”； 文章在报上的位置，你的名字文章中的位置，所用的字号，以及把你的名字放在“以及”二字的前边还是后边，等等等等。当时，陈先生从我们“十二名作家学者”中挑出了九个，并把我签字时的排名第一移到第五、六名，当然不会是随意为之的。对此，只能有一种理解——已经有人精确地为我们排了队，安排了命运。记得当时读这篇报告时，跃入脑海的第一个字就是“未审先判”，但未审先判之于中国文人，不必说数十年，就是数百年数千年来，早已是家常便饭，倒也没怎么觉得太突然。这么说，要坐牢了? 戴晴回忆录—17—监狱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遥远而陌生且颇有几分神秘的概念。我虽然曾数次对朋友称，哪天非到百货公司偷个钱包不可，也好尝尝坐牢的滋味，但都是说说而已。我的一个坐过牢的朋友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和共产党的监狱比，白公馆、渣滓洞简直就是天堂!中共的监狱，只有奥斯威辛集中营可望其项背。”对他的话，我不能尽信，因为这人是一名艺术家，世界在艺术家眼里，是随时可以构想成任何东西的。但也不能完全不信，因为我本人确曾在几年间，不断看到中共自己很认真地下发的“严禁逼供”、“废止肉刑”的文件指示。我是为王实味、储安平写过传的人，对被称作“AB 团”的青年们，对于中共内部的左派反对派——真正的“托派”和被说成是“托派”的人们，对于“胡风分子”们、“右派分子”们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冤情，当然不是一无所知。在中共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手刃自己队伍里那些比较有才华，比较锋芒毕露，比较直率却较少那种有人认为可憎、有人认为无比珍贵的“政治经验”的青年和壮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今天，将这手段换个名头稍稍重复一下，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而这类事，从正义与人道的立场看，固然是很丑恶的，但若就党派政治行为的特定含义而言，不但极为平常，甚至连正当不正当都谈不上了。但我又觉得，它不会是简单地、毫无新意地重复。因为世界毕竟已进入二十世纪末，中共本身，虽然不能说已经经过了类似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无论就党内所吸取的教训，积累的经验，还是就领袖个人禀赋而言，都与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 而近十年，包括最近的这次换届，中共领导确实在很诚恳、认真、还相当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虽然大家对“改革”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但这种差别的存在又是极自然的事。我们只要想一想，连一对情人互道“我爱你”的时候其内涵可能都满不是一回事，对于政治家们完全可能讲着相同的话却做着不同的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我本人在这一大格局中是一粒太小的砂子。我可能被铲到这里，铲到那里，作地基，作台阶或者作梳妆台。我的命运，决不是我自己所能定得了的。我能依旧作一颗小砂粒，不被碾碎、溶解，失了本性，就很好了。但这种对几乎是既定的黯淡前景的思虑，毕竟是灼人的。我记得那时脾气变得很坏，一语不合，就爆发一场有限战争——当然只是对自己的亲人。在他们面前，我不掩饰我的焦躁与软弱。但那问题仍然无法拂去——“怎么办”?就这么煎熬着，大概到了七月上旬，一天，我的一个随便来谈谈天的朋友说了一句玩话，竟使我突然有所悟，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他说的是：“连警察都摸着石头过河。你算算，跑了多少人了? ” 戴晴回忆录—18—在场的人都笑起来，我也跟着笑。突然，我止住了，不，警察是不会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的警察，虽然因为人力不足(与庞大的国民人口相比)，装备比较落伍，训练方法也因案犯的作案手段太原始而显得简单了一些，但如果他们想要将手无缚鸡之力者如我辈学子擒拿归案，应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更何况还有号称“小脚侦缉队”的遍布村镇各个角落且忠心耿耿的居民家属委员会的配合。我以为，之所以有一批人一个个的跑掉，恐怕不是警察们没本事捉，而是他们还没有得到捉拿的命令。至于这命令为什么没有发出，那就大有讲究了。以我的理解，正如五月二十日戒严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却迟至半个月后才开进城一样。这不禁使我将严家其辈的作法细细想了一遍——真是一批不知就里、没有分寸感、又胡涂又急躁的书生呀! 从四月底以来，可以说，凡是不喜欢他的人希望他干什他就干什么。他们觉得他的言论还不够激烈，他就发表一篇激烈言词； 他们觉得虽然言论够激烈了，还没有犯那令人不容的大忌，比方说，呼出“打倒邓小平”，他就犯犯忌； 他们觉得他虽然有了言论还没有行动，他就去和学生们联络； 他们觉得光联络还不够分量，顶好再成立个组织，他就成立一个； 他们嫌他和戒严部队还没有冲突起来，他就去拦军车； 他们想这一切加起来虽然足够了，还嫌太软了点，顶好犯个硬碰硬的罪，他就违反《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甚至九十六条——出逃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名人权、民主斗士，这些都是家常便饭(1)； 但我的观点，你如果选择不当中国公民则罢，如果你要当，并且是当这个“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国家的公民，你就得认可那部已经经合法机构通过了的《宪法》——它的总则里规定了“四个坚持”——以它来规矩你的言行，并且还要充分注意谁也说不确切但用在哪里都可以的“中国特色”。在这个大原则之下，你应当比较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即使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也得认可《宪法》；在运用“中国特色”的时候，也不好太离谱。所以，你切不能让他们把你激到犯了罪的地步。想到这里，那“怎么办呢”对我来说来已不成问题。我绝不能如严家其他们那样。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写作的对象和读者都在这里，我不能离开她。作为一名公民，我可能会批评政府。我批评它，是希望它更健全，更体现民意。如果这种批评被误解乃至被曲解，最终不由分辨竟而成了自己国家的囚徒，那也只能认栽。而且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流亡国外——那可能意味着一辈子回不来了，那我为谁而写呢? 所以，我不但不发表过激的言辞、不犯忌、不私下接触学生、不成立也不参加组织、不与部队冲突——我更不能跑。我就在家中研究苏曼殊，向领导报告我的行止(2)。如果没有人来捉，谢天谢地； 真要捉，也只好让它捉了。 戴晴回忆录—19—我是七月十四日被捉的。十三日，联邦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到我家，与我商讨赴德写作细节。她们刚刚离开，北京市公安局的——也许是安全局，因为他在自我介绍时只说了一句“市局的”——警察就到了。这是一个长得很强壮，态度却还和蔼的人。他先是一个劲儿跟我讨论我的起坐间布置及柜橱的价钱质量等等，这占去了谈话时间的大约四分之三，那柜橱价钱他问了还不止两次，可见他对这件家俱没有任何兴趣。然后，看来象是漫不经心地，他问：“最近有人来过么? ”我当然可以装傻，问他这“人”的确指。但我那时也挺紧张，没心思逗着玩了。“西德使馆的文化参赞刚走。”我答道。“明天在家么? ”他又问。恐怕没有人会误解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即: 明天我们动手，在哪儿能找到你。我决定不点破，给自己留点余地，哪怕微乎其微。我说原则上在，但也可能进城向一位研究晚清及民国史的学长请教几个问题。他没有用纸笔，仅凭记忆记下了这位学者的单位和姓名，这很使我钦佩。大约一小时后，他客客气气地走了。可能就在这天晚上凌锋打来了电话。第二天，我打消了进城的念头。我想，如果闪着红灯、呜呜叫着的警车开进近代史所那局促的小院，当着那么多文人咔地一声把我铐走，未免太戏剧化了一点。而我这人之不喜欢生活戏剧化，恰如不喜欢巴罗克风格绘画，不喜欢浪漫派小说。于是我决定哪里也不去。上午过去了。下午，一名居委会老太太敲门，让我填写一张计划生育的表。她面颊通红，额头上满是汗珠，我想这肯定不仅仅是爬楼的结果。十八年前，当时的军管会拟以“现行反革命”捉我时，派来打前哨探虚实的，也是小脚侦缉队的骁勇，不过那次的名义的“查卫生”。我笑了，对她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必亲自跑，打个电话让我去趟居委会不就行了? 她红着脸不答。虽然在机会合适的时候我常喜欢刻薄刻薄官员，打趣老人却从来不是我的习惯。但那次还是忍不住加了一句：“您忘了我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了吧? ”太阳渐渐西沉，我等得有点枯燥，曼殊的“踏过樱花第几桥”也读不下去了，于是跑到附近鱼塘，和我的一个朋友养的一群高大的良种狗玩了一个钟头——不知此刻警察朋友有没有尾随而至。我当时确实很注意地看了看前后四周，结果什戴晴回忆录—20—么也没发现。这里边有两种可能，一是昨天那位民警对我的话还是相信的，当时我为了免去他拐弯抹角提问题的困难，没等他问就直述我对文化工作者流亡国外的看法。我认为那样在精神上是苦不堪言的。再一个可能就是我的自身素质问题了：我除了近视以外还笨得可以，熟读柯南道尔和易加莎·克里司蒂也帮不上忙。天完全黑了，那晚上我们这一片住宅区拉匣断电。我和我的丈夫、还有女儿，坐在桌边闲扯，又有人敲门。王德嘉去开门，进来一名警察。我那时穿着的是一条睡裙，我见进来生人，就踅进卧室去换衣服。就在我正在系我那条见客穿的绸长裙的腰带时，王德嘉走了进来：“要带你到分局去，穿上长裤吧!”黑暗中，我从衣柜里抓出一件又一件衣服，不知穿哪件好。丈夫又走进来：“他让快一点!”我走出卧室。“要带牙具么? ”我问，很希望他说：“不必，谈谈话就回来。”但是他说的是“快点走，再说吧!”我走下楼梯，朝我家那贴着一只可爱的剪纸小虎的浅绿色的门最后望了一眼。王德嘉带着女儿跟了出来，他们父女两人站在那里，显得那么孤单无助。我想过去拍拍女儿的脸，像她小时候那样说一句“胡撸胡撸毛，吓不着”，但我已身不由主。王德嘉朝我点了点头，好像还想笑笑，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幅永远永远刻在我心头上的图景，在牢房里每忆及此，泪水便顺腮边滚下。我希望全世界的家庭都不要再遇到这种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