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3

据说始皇在觉悟自己将死时，曾留下遗言，下令被派往北方监军的扶苏，立刻将军务委托蒙恬，返回咸阳主持丧事。换言之，秦始皇已指令扶苏为继承人。晚年的秦始皇对李斯等外籍政团已相当不信任，除了政策推动上的失败外，李斯过分排除异己，权力欲过重，和近两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都带给始皇身心极大压力。他似乎领悟到，只有长子扶苏继承大统，才可能矫正这些错误。扶苏的个性颇像年轻时代的秦始皇，倔强、果敢、开朗又富宽容心，因此很得本土派军团领袖支持。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重用外籍政团，逐渐疏远替他夺权的本土派领袖，加上统一政策推动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始皇父子间意见常有矛盾；尤其是为了焚书及坑儒事件，更形成两人台面上的争执。因此始皇一气之下，将扶苏派往北方边疆，便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点惩罚。但扶苏到底仍是最可靠的继位人选，即使在病情严重时，孤独的秦始皇，脑子中惟一信得过的仍是扶苏。由于扶苏是现行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因此始皇并未将这件事和李斯商量，临终前，只得将遗言书状、军队调动令及玉玺，交给随侍在侧的宦官赵高。指示扶苏直接回咸阳主持丧事，无疑是秦始皇也同意现行政策必须作重大改革。赵高虽是宦官，但他的先祖属赵国王室之亲戚，因此和秦王室也有亲属关系。不过赵高家族一支早已衰颓，家中甚贫，因此其兄弟多人皆为宦官，身份不高。但赵高自幼企图心甚强，思考力敏捷，学问渊博又深通狱法，秦王政时代便以能力卓越而被破格提拔为中车府令，并出任始皇幼子胡亥之老师，教胡亥学习法令制度。但不久赵高牵连到重大罪刑，由蒙恬之弟蒙毅负责审理，被判处死刑。幸始皇怜赵高忠诚，工作又认真，特下令赦免，并复其官职，但赵高和蒙氏兄弟因而结怨。始皇晚年，接受卢生建议，刻意隐密自己言行，因此赵高成了他和外界最重要的联系桥梁，甚至和李斯间的沟通，除非重大事情，否则都由赵高代劳，使得赵高权势暴涨，也逐渐培养他的政治野心。大权在握的始皇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赵高和蒙氏兄弟间的交恶，更不认为胡亥对扶苏有任何威胁，而将此重要事件循惯例交由赵高处理。宦官地位卑下，因此对人事问题特别敏锐。赵高接到此一指令，衡量自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后大为不安，并且考虑自己的未来，自然非常不希望扶苏出头。由于始皇死得仓促，除了少数亲信，不会有人知道其死讯，更不会有人知道有关扶苏的指令，因此他决心冒险趁机夺权，但至少仍必须获得胡亥和李斯的合作。胡亥个性软弱、温和而无主见，虽然不忍心违抗父命，但在赵高软硬兼施的说服下，首先答应合作。早年得始皇破格提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本身既以法家自持，自然不愿违反始皇遗命。但聪明的赵高以利害游说之，他指出，如果扶苏掌权，蒙恬和本土派领袖必受重用，他们都强烈反对李斯的中央集权政策，到时候，李斯不但权位尽失，可能连性命都难保。这一招正好击中李斯一向好疑又缺乏安全感的个性，只好在万般无奈下，答应和赵高合作。假造诏书，扶苏蒙恬身皆死首先由李斯伪造始皇遗书，拥立少子胡亥登基，并暂时隐瞒始皇死讯，火速赶回咸阳。由于7月间天气日益炎热，尸体容易发臭，李斯乃下令车载一石鲍鱼，以混乱尸体的腐臭味外溢。等到巡幸队伍由新建驰道直入咸阳后，才发表丧事，并由胡亥袭位，承续大统，是为二世皇帝。9月葬始皇于骊山陵。对李斯和赵高而言，最令他们担心的是驻守北方的扶苏和蒙恬的庞大北征军。如果依始皇遗命，让扶苏入咸阳为皇帝，以扶苏的刚勇和果敢，外籍政团力量必被彻底铲除。因此在沙丘密谋时，李斯便决定在公布始皇死讯前，先阴谋杀害扶苏及蒙恬。但扶苏声望颇高，蒙恬又统有秦帝国最庞大军团，要击败他们是非常困难而危险的。因此李斯决定利用赵高手中的玉玺和始皇随身佩剑。他首先选择最为可靠的禁卫军领袖为特使，并配属大量禁卫军团，带着伪造的始皇敕令，急速直扑北方军的大本营。禁卫军团首先以突击方式，收缴了蒙恬的军权，又假传始皇命令，将北方军指挥权交付本土派军团领袖王离，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苏，并出示伪造敕令及始皇佩剑，赐死扶苏和蒙恬。始皇父子不和虽是公开的秘密，但刚愎暴躁的始皇从未有残害大臣的记录，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传闻，然而在东巡途中，无任何事前迹象，便突然赐死长子和北征军统帅，岂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断，扶苏和蒙恬怎会只为一把佩剑及一张未经证实的君令便急于寻死？策划此阴谋的李斯想必早顾及此，所以与其说是派使者去赐死扶苏，不如视为外籍政团派利用禁卫军，对北征军团作了一次策划周密的不流血突击战。北方军团虽号称30万众，但他们必须防卫数千里之边疆，势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营的军力其实不多。李斯派遣的禁卫军团同属友军，事前也没有任何不利风声，蒙恬自然不会预作防备，因此禁卫军很快便控制住大本营的军队，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无能为力了。虽然蒙恬极力反对扶苏自杀，主张应要求晋见始皇，但扶苏认为大势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况有始皇佩剑为证，遂自杀。蒙恬仍坚持亲见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军团不满而生变，只好将蒙恬暂时监禁于阳周的军事监狱中，并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军权。蒙恬自然是永远也见不得始皇，日后即在胡亥令下，吞药自杀于狱中。蒙恬的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骛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求发展，由于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齐地，因而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加上蒙骛颇富军事才能，在征韩、伐赵、攻魏战争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骛子蒙武，曾参与王翦伐楚的征战，当时击杀楚军统帅项燕的便是蒙武的军队，使蒙氏在秦国军团中声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时已统领秦帝国最大的北征军团，并负责指挥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蒙恬文武双全，曾著有狱典文学，因此深得始皇重用。但蒙恬虽统大军，却非本土派的军事领袖，李斯便是利用这种矛盾，首先将北征军指挥权交给真正本土派的王离，使本土派军事将领在沙丘事件中保持中立。至于扶苏自杀，自有始皇亲笔指令，也与他们无关。沙丘事件起始，李斯原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但他充分利用掌权的方便，配合赵高及胡亥的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败强大的政敌扶苏和蒙恬。赵高擅权，动摇大秦帝国最后根基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时，虽已21岁，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虽有伪造之指令，也无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况扶苏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满李斯及赵高集团，使原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更因而处于政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胡亥原本无心政治，更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的威胁利诱，他必也无心于夺权。因此即位后，他便派赵高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托给赵高，甚至连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见。赵高虽然聪明干练，但长期居于内宫为宦官，对外面的情势了解太少，对秦帝国的内忧外患，除了在处理始皇之公文时略有所知外，也很难真正掌握。因此他关心的不是解决国家的各种危机，而是如何与众公子和重臣们夺权，如何拥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权势和威风。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赵高便主张举办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动，规模几乎和始皇最后一次巡幸一样庞大，同时也举办各种刻石及歌功颂德的祭典。但由于胡亥即位不久，内部便因争权的暗流太多而呈现皇权不稳现象，也频频动用大军及国库费用在扩建宫殿和埋葬始皇的骊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很惊人。宰相李斯大为担忧，乃联名右相冯去疾上书，劝导胡亥努力稳定内部，以集结国家力量。但胡亥以为李斯故意批评他，便和赵高为谋道：“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赵高也深为大臣之不服而苦恼，因此建议胡亥以强硬态度对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权。“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赵高并主张摒弃目前的当权阶层，大量起用新人，以巩固新的权力体系。“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统一政策的推行已经困难重重，赵高的夺权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统完全摧毁，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他接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连近侍的小孩都不放过，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使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自杀；所有秦皇室宗族及本土派军团领袖大为恐慌，纷纷逃离咸阳。不少军团因而解散，相关部属士兵因领导者涉嫌叛乱，全部连坐为罪犯，并被派往骊山陵做苦工。商鞅变法以来努力建立的国有化武装部队，也在这次夺权行动中完全崩溃，据说被流放到骊山陵的便有70余万人。赵高认为夺权行动已成功，为节省公帑，乃大幅度缩减秦始皇的禁卫军团，其主要工作只成了陪伴胡亥和赵高，令教射狗马禽射之游戏而已，战斗意志和士气均大为消沉。其他的部队除防守各地方安全者外，全部调为监督全国各地驰道、宫殿工程，以及运送粮食的后勤部队。至此，维系摇摇欲坠秦帝国的最后栋梁——官僚体系和武装部队也完全解体。渔阳战鼓，各地方动乱又起二世皇帝元年7月，终于发生了渔阳县守备队长陈胜和吴广在楚地所发动的军事叛变。陈胜及吴广均为颖川郡（今河南省）人，陈胜企图心强，并颇富胆识及组织力，只是身处乱世，家道贫穷，以致难以为生，年轻时有一度还沦落到为他人雇作临时的耕种工人。据说有一天，陈胜心血来潮，在田埂上发呆甚久，慨然对周围的雇工同伴表示：“他日如果能得志，切勿相忘。”旁边的雇工不禁取笑道：“我们这种替人打工的，吃饭都有问题，哪还敢奢想富贵呢？”陈胜却摇头表示：“哼！像燕雀这种小鸟，哪里能体会鸿鹄飞翔万里的雄心壮志呢？”不久，陈胜找到了从军的机会，当时局势已不稳定，或许军中较有发展机会。可是二世执政以来，军队大多配属去作监督流放罪犯的工作，陈胜也被编入这样的戍卫小组。由于陈胜组织力强，工作分派敏捷有序，成效颇佳，很快被提拔为守备部队的小队长。这段期间，他结识一位非常重要的伙伴，即同为颖川郡人的吴广。吴广为人豪爽，善待部属，在部队中声望颇高，陈胜极欣赏吴广的个性，吴广也很钦佩陈胜的能力，两人乃结为莫逆之交。这次他们同时奉命押解一群工役，将粮食送到安徽蕲县附近的工地。但当他们到达江苏大泽乡时，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全为洪水淹没，车人皆动弹不得，被困住了好几天。如果他们无法依限期到达目的地，以秦国刑法可能被判处死刑。陈胜眼看已不可能如期赶到，便和吴广密谋商量：“去也是死，逃亡也是死，与其等死，不如揭竿而起，干个痛快吧！”两人虽决定就地起义，问题是该如何说服跟随着的这批兵士和罪犯呢？陈胜向吴广表示：“天下由于秦王朝的苛政已受了不少苦楚，我听说二世皇帝原为始皇幼子，根本不应当上皇帝，应当继承的人是长公子扶苏。扶苏由于进谏，和始皇意见不和，被派到边疆为监军。据传扶苏本无罪，是二世为了夺权阴谋杀害他的，很多百姓都风闻扶苏贤明，希望由他继大统，但民间也有很多传说他并没有死，潜藏起来等待机会而已。另外，楚将项燕曾数败秦军，十分爱护部属，因此军团溃败后楚人都怜惜之，也有人认为他没有死，而且转入地下活动，随时准备抗秦。如果我们假借他们的名分起义，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吴广同意陈胜的看法，但他们只是小队长，还有一个总领队的秦国官吏在，如果杀害他，由陈胜来领导，又如何让部属和流犯能相信他们呢？吴广建议先在鱼腹中塞入用丹书帛写的“陈胜王”三个字，再教士卒们去买鱼烹食。果然在剥开鱼腹时发现此丹书帛，士卒们都以为是天意，私下传开，认为陈胜一定是不平凡的人物。吴广又派人晚上跑到土地公庙，藏在草丛中，看到有人来便假装狐狸的叫声，并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士卒皆感惊讶，对陈胜不得不另眼看待。但这时候的陈胜反而假装一无所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人更觉得有神秘感。在台面上演出的大多是吴广，建立士卒对陈胜的信心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除掉总领队的秦国将尉了。吴广故意用酒灌醉将尉，并在他面前挑衅，表示将带部属逃亡，还故意口出恶言侮辱。将尉一气之下，在众人面前表示要鞭打吴广；吴广反夺其鞭，将尉拔剑而起，吴广夺其剑，并当场刺杀之。将尉的两位助手大惊，欲逮捕吴广，陈胜随即奋起，格杀了两位助手。由于一切都在大庭广众前发生，看不出有何阴谋，加上吴广人缘好，大家都同情他，因此都以为这是将尉不对所造成的临时性悲剧。揭竿起义，天下风起云涌大祸既已酿成，陈胜当众宣布：“诸位，我们因为碰到大雨，已不能如期赶到工地，依秦法将被斩杀。即使不被斩杀，据说做苦工而死者，十有六七，如今又发生这件意外惨剧，看情形必连坐而非死不可。白白赔上一命，实在不值得，壮士不死则已，要死也要轰轰烈烈的，王侯将相本无种，大家跟着我起义举大事如何！？”吴广早在部属中安排几位自己人，立刻大声附和，由于刚刚才发生命案，群众情绪激奋，也因而跟着起哄，集体叛变之协议很快便达成了。这时，陈胜才提出他已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不久，便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俨然已恢复统一前的情势。其中影响日后局势最大的，是在沛县起义的刘邦集团，以及在会稽郡起义的楚国贵族后代——项梁和项羽集团。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这些叛乱中，声势最大的便是楚地。楚国原属分权国家，各地的武装力量相当独立，因此当年项燕的联合部队被王翦击溃时，靠近东方江南地区的楚国部落几乎仍完全保持住他们的兵力，只是那时候的秦军实在太强了，使楚国各部落不敢随便反抗。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楚国东方一直便是最不稳定的地区，甚至在秦皇室最强大的时候，该地区的民间已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表示即使剩下最后东方的三族部落，最能够攻灭秦国的仍然是楚国。陈胜便是利用这种气氛起义的，他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占了大泽乡，再攻蕲县，继而北上攻略陈城。这时候已汇聚有兵车六百乘，千余骑兵及步卒数万人，声势浩大。陈城的父老向陈胜建议道：“将军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最好是能有一个积极政治目标。我们既在楚地起义，何不以恢复楚国社稷为号召，并且立为王。”陈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以自己不是楚人，不宜直接称为楚王，乃号作张楚王，意即欲张大楚国也。但陈胜集团和楚国关系不深，很难得到各地楚部落之支持。因此便将大军向北移动并进入齐地（今山东省），并杀害了不少地区郡丞，统合了齐地的各组叛军和粮草后，便打算西向攻击咸阳。当陈胜将力量往北移动时，楚国有两股力量，在短短期间内便也颇具实力了。一股比陈胜更具破坏力及威胁性的力量，是有位自称为楚国东方部落领袖，也是当年楚国联合部队总司令项燕的儿子——名字叫作项梁的人。他带着他的侄儿项羽，起兵于江苏的吴郡，并且击杀了会稽太守，楚地东方一带的部落领袖几乎全部响应，声势之大为全国之冠。另一股力量虽不甚起眼，但日后却是深具影响力的，那便是在江苏沛县举兵的泗水亭长刘邦。刘邦原本是沛县负责募集骊山陵劳工的管理员，但在押解劳工赴骊山途中，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刘邦干脆全员解散，并领导数十名亲信亡命于江泽中。陈胜起义不久，刘邦便在友人萧何、曹参等协助下，占领沛县为根据地，正式加入叛军行列。一年不到，整个中国又恢复秦始皇统一前的局面了。【陈文德说评】老子《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统理愈庞大、愈复杂的国家，更需要顺乎自然，不可有太多的企图心及表现欲，否则会不自然，不自然便会造成不可知的祸害。天地是最庞大而复杂的，但一切能顺其自然运行，是以能长久而不变，若加以人为干涉，便很可能会发生天灭地变了。当年诸葛亮便以“为政清淡，不扰民”称赞蒋琬，并选之为继承人，以统理危机四伏的蜀汉政局。天地生长万物，便是为生长而生长，没有自己的意见，更没有任何企图心，对生活在天地间的万物，无偏心，无爱恶。大自然奉养万物，也是纯服务性的，不求任何补偿。圣人能领悟大自然中的“道”，所以处处谦虚而退让，不求表现，反而容易得到众人的爱戴，是以后其身者，反而容易身先。处处求表现、显功劳的，即使确实有其功，也会使人反感。《易经·损卦》，爻辞良上兑下，意即碰到危机时，更不宜计较利益得失，若能舍己而为人，反而才是领导者的风范，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及支持，也因而身受其益。是以不自私的，反而更能成全自己的“私利”。一个手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一个作用，都会产生反作用，表现得愈积极的，反对的力量必也愈大。法家的理论虽衍生于道家，但运用不当时，也常会因而破坏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商鞅早年的成功，便带给了自己杀身之祸，不过秦国却因他的牺牲而得利。李斯虽精通法术，却疏忽了“法之术”的根源在“道之理”，一味积极扩充，没有作自然的调适，更容易使自已陷入危机中。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便是对自己丧失信心，急于掌握、急于压服对方所造成的灭难。赵高、李斯、胡亥三人的夺权，虽然成功地击杀了己方最大的政敌，但这种不自然的成功，也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开端。每个人的最大敌人便是自已，克服自己来顺应情势，绝对比坚持自己意见去改变局势要容易成功些。行销学中的顾客导向，不正也在提醒经营者，不要急着表现自己的意见，而应该努力去揣摩消费者的意见。《行销大战》一书作者赖兹也表示：业界的领导品牌，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者，而是自已，不断克服自己弱点的厂商，才能够成为永远的赢家。竞争导向中的了解对手，主要目的不在于处心积虑击败敌人，而在于由敌人的长短处中，反映出自己的长短处，用以找出自己的困难点和机会点。这也便是老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了。刘邦大传--篇后·实用观点　成功为失败之母篇后·实用观点　成功为失败之母失败的痛苦对我们虽然最有用处，但往往却是最容易被忘掉的。成功的骄傲最容易误导我们日后的行为，但却也是最不容易抛弃的一部分。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所讲的“反者道之动”，便在探讨物极必反的道理。失败会带来成功的经验，成功同样会是导致失败的陷阱。所以物极必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事物的道理不仅是相反相生，而且是循环不已。《淮南子·人间训》中便有个故事，阐述了这一层道理。塞上有一户人家，擅长养马的技术，有一次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匹马突然跑向胡人出没的大原野，失去了踪迹。邻人跑过来表示慰问，这家主人却表示：“不妨，这可能是幸运也说不定呢！”几个月以后，失踪的马群却引回多匹塞外野马归来。邻人跑来表示祝贺，主人却说：“这里面或许有祸端也说不定！”后来其子想驯服这些野马，却反而由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脚。邻人又来吊慰，其父却说：“这或许是幸运也说不定。”这样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塞，壮丁组成防卫队和胡人作战，战死者十有八九，主人的儿子由于脚跛，不用当兵，反而保全了生命。是以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其间变化无法掌握，其中道理深不可测。人生福祸相生而循环，但一般人只见其表面，而不透视其中隐藏的可能性。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也”便是将经验世界中处处可见却又常为人疏忽的至理特别提出，并转成思考的原理原则，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亦即不必为失败而焦虑过度，成功时更要小心谨慎以保持战果。失败为成功之母，祸端在前，反而更能发愤心志，奋斗到底，全心努力，成功自在其中。幸运在握，反而骄纵怠忽，玩物丧志，走向颓败之路。所以说成功也同样是失败之母。成功的时候，环境也常因为自己的成功，有了重大的改变，但成功者却往往疏忽环境的巨大变化。商鞅变法后的中央集权，让秦国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成功，到秦王政统一六国时，这个成功也到达了顶端。这时候，环境产生剧变，秦国不再只统辖关中，她必须管理整个华夏文明和楚文明数千年来所发展出来的版图。特别是齐地和楚地，位处偏远，幅员广大，风俗民情复杂，更有根深柢固的文化观念，绝非商鞅变法时的雍岐地区环境所能比拟。情况的不同非常清楚，但秦始皇和李斯却反而眼盲了，成功的经验无法忘记，成功的结果更难以抛弃，中央集权制度，对他们来讲不再只是强国的工具，而成为一种理念、一种使命。成功者最重要的是防御，守住胜利的果实。只是防御的心态，能容易成为固执，秦始皇和李斯都掉入了这个窠臼。爱尔·赖兹（AL　Ries）在其名著《行销战争》（Marketing　Warfare）中表示：“攻击自己的勇气，是赢家最好的防御策略。”身处领导地位，在潜在顾客的心目中，防御者占有优势，但是，强化赢家地位的最佳方式，是不断的自我攻击，藉由引进新产品使现有产品成为落伍的产品，来保障市场中永远的优势。自我攻击，可能会牺牲短期利润，但它却能确保市场上的领先，是行销战争中最重要的一项武器。反之，任何不愿自我攻击的公司，常会因而丧失市场中的优势，到头来，不得不让出赢家的地位。刘邦大传--第二篇　沛县美男第二篇　沛县美男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道德经·第四章》道之体是虚无的，就是因为虚无，才能产生无穷无尽的作用。道的容量博大如深渊，所以更能够创生万物，它本身便是万物之源。没有锋芒，所以不会有什么纷扰，永远隔藏其光，和尘工一般的平凡。看起来实在没什么，甚至有时候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但“道”确实是存在的，没有目的，也没有特色，就是单纯地存在着。我们永远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但“道”却是天地的创造者，所以应该在天地之先，“道”就是存在的。最后这段话，或许比较不容易了解，所以用庄子的话来解释，也许比较容易领会；庄子说：“‘道’，自己就是自己的本、自己的根。在没有天地之前，‘道’就存在了，它创造鬼地创造神，生出了天，也生出了地。”道的伟大，在于空虚，所以能包容万物，可塑性最大，以至于无穷无尽。刘邦大传--作者的话作者的话要了解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实在不容易，有人说他是真命天子，有人说他是狡猾的狐狸，也有人认为他只是运气太好，但这些都很难用来解释刘邦。华夏文明和楚文明的互动，产生了大汉文明，在这个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最重要的文明里，刘邦扮演了“按钮”的开动者角色，光是这点他就太重要了。作者不断地思考着，但任何观点都很难诠释刘邦的言行和事迹，因而尝试以老子的《道德经》来观察，因为刘邦正是黄老之治的起动者，用这个角度看他，或许能够发现一些“道之理”也说不定。作者大胆地尝试，如果失败了，也请笑纳！？”刘邦大传--第一章　浪荡少年时第一章　浪荡少年时没吃过苦的孩子，花钱较大方，所以更受人欢迎，跟在旁边起哄的喽另外兵必然不少，人多势壮自然喜欢往热闹的地方鬼混，沛县的县城便成了“刘季党”经常出没的地方了。起于草莽，英雄不怕出身低《史记》中的〈高祖本纪〉，一开始便有这样的介绍：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段文字，很多当然是后人加油添醋，以对真命天子的渲染描写。但有几点仍值得去注意，才能对刘邦的身分真相有较多的了解。在《史记》或班固的《汉书》中，都没有刘邦名“邦”的记载，可见这个名字是日后才取的。在《汉书音义》中，苟悦诠释道：“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邦”是“国”的意思，也就是成功之后，刘邦才自己取了“邦”这个名字，究竟是当汉王的时候或是即帝位以后才有的，就无法考证了。在当时，一般平民都是只有姓没有名字。由于只是平凡农户，出身低微，刘氏一族都不可能有名字。《史记》中的太公，就是“刘爷爷”，刘媪则是“刘妈妈”，这显然不是什么体面或有意思的称呼。至于刘邦字“季”也不是真正的“字”。中国古代兄弟以排行顺序，便有伯、仲、叔、季的称呼。老大叫作伯，老二叫作仲，老三叫作叔，老四叫作季。根据史料记载，刘邦的大哥的确叫作刘伯，二哥也叫作刘仲，排行老四的刘邦，从小被称为刘季，似乎不算有什么意义的字了。更有趣的是《史记》和《汉书》中，所有的文字都不见“邦”，可见的确有所避讳，但对“季”字则并不避讳。也就是说“邦”的确是刘邦的名，但季则只是排行代表，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良家妇女却跑到大泽边睡午觉，即使对性问题较开放的古代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关刘妈妈在大泽边睡觉，作梦和神相遇，当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刘爷爷跑去观看，见到一条蛟龙伏在他妻子身上，因而怀孕，生出刘邦的这段记载，显然是后人添加上去的神话。真命天子的刘邦，怎么可能是平凡的刘爷爷和刘妈妈生得出来的？神话中的蛟龙便因此而生。重点是为何是“蛟龙”呢？这里应有地方性图腾的意义，蛟龙是一种水蛇的神化形象，换句话说，刘邦的先祖，是属蛇图腾的部族人氏。谈到这里，就必须介绍刘邦的家乡了。沛在秦朝时才建立县制，丰邑则是沛县的一个乡邑。沛县约在今天江苏省的北部，汉王朝以后，泗水郡改称为沛郡，原先的沛县县城则称为小沛，是徐州非常重要的粮食储存中心。沛的意思，是水源充沛之意。水流多，生物自然较繁盛。江苏省被长江由中间贯穿而过，长江以北部分古代属徐州。春秋时，这里是吴、梦、陈的交界，战国时代则是楚、齐的边疆。因此这个地方混杂有多种图腾部落的文明，其本明或许是蛇图腾，但鸟图腾及火图腾族文化，势必也对这个地方有不少的影响。长江北岸众支流带来了不少沙土，堆积在江北较平坦的地方，形成了肥沃的平原。这种土质的生产力特别丰富，丰邑乡的名称大概便源自于此。因而沛县的农民得天独厚，不用太辛劳便可有不错的收成，生活也不会困难到那里，人力资源应算丰沛，游手好闲也成为不是特别的罪恶了。少年时代的刘邦，喜好游荡，不事生产，可能便是这种条件下的农村特有“产物”了！天生帅哥，相貌非比寻常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同年，秦庄襄王去世，秦王政继位。沛县这时候仍属楚国管辖，以出生时而言，刘邦属于楚人。刘邦出生的同一天，丰邑中阳里有户卢姓人家，也添了一位男娃娃。由于刘、卢两家同为世交，又同日添丁，自然大为惊喜。他们虽属农户，但家境还算小康，自然很想庆祝一番，中阳里的邻居乡老更认为双喜临门，特宰羊备酒，大摆排场，风风光光热闹一番。在乡里中这属难见场面，也就是说刘邦一出生，似乎就比其他兄弟幸运了些。这个卢家的小男娃，便是日后刘邦的长期创业伙伴卢绾，两人青梅竹马，从小感情便很好。刘邦较有领袖气质，处处喜欢作老大，卢绾个性温和，较守本分，因此专门为刘邦摇旗呐喊，倒也是“天生绝配”。卢绾日后表现平平，虽未曾建立大功劳，但刘邦仍提拔他为长安侯，后来更晋封为燕王。秦王朝时，中国文官制度连最基本的考试方法也没有，即使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有赖乡里长老的推荐，所以家族地位和乡闾关系对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非常重要。像刘邦这种农夫出身的平民，想要靠这些条件来引人注意是不可能的了。不能靠关系及家族地位的，就必须靠自己建立的“知名度”。由于资讯管道不发达，一个人的“里子内在美”不易为人所了解，即使被公认为隐士级高手的，也需有同集团长老或友人相互推荐，比较能有出线机会，像姜太公和管仲等便是。另外，东汉末年荆襄一带清流派名士对卧龙（诸葛亮）及凤雏（庞统）等的刻意经营，也算是此制度的延续。“内在美”比不上的，就得靠外表来建立知名度了。当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长相要引人注意，除了好看以外，最重要的是有特色。因此相人学、相面学、相骨学自古以来便很发达，一个人若能合乎相术中的“上相条件”的话，出人头地的机会便要比别人高了。对刘邦来讲，最能够帮他建立知名度的，便是他的长相。他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身上有不少异相。《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如下记载：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72黑子。隆准的意思是鼻子高挺，两颊端正，这的确是具有高贵美男子的长相。那龙颜又是什么呢？文颖在《集解》上诠释道：“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换句话说，刘邦除了鼻子高外，便是颈子长了。颈子长的人大多长得较高。楚人身材一般属中低程度，高的人不多，所以会特别显得鹤立鸡群。但刘邦有多高，正史上却无正式记录。《河图书》上记载：“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7尺7寸。”古尺的7尺8寸，约在176公分到180公分间，对古代的南方人，算是高（身兆）身材了。斗胸是胸部挺直，龟背则指背脊硬朗，龙股则表示手脚长而有力，几个因素加起来，的确是相当有精神而意气焕发的样子。胡须更是相貌的重点。古人大多留有胡须，胡须长得长又好看的，通常有“美髯公”之称。光这一点，有时候便可让人肃然起敬了，可见胡须对古代男子的重要性。刘邦的美须髯，不但可使他显得更高贵些，而且少年老成，看起来也比较可信赖。但最具有特色的异相，应属左股的72个黑子，黑子便是黑痣。不过，我们当然不应认为刘邦的左脚有72个大小相同或相似、排列整齐的黑痣，如果确是那样子，那可真是天下奇迹了。神秘主义却又带点统计科学的“相人术”，有很多地方也是属牵强附会的。如同大家乐盛行时，不少人看炷香掉下来的烟灰，去猜测鬼神对得奖号码数字的指点一样，经常都可以依自己意思各自解释，看谁比较内行，便较有可能猜得对。刘邦左脚的黑子也一样，那可能是一堆胎记，加上几个黑痣及斑点。反正在中国的古相学中，72是个大吉祥数。小时候，或许某个对这方面较有研究的村人，偶然发现了刘邦身上的黑子。一些喜欢讨论异相的三姑六婆，便牵强附会的将这些黑子凑成72个数，来制造让人惊奇的马路消息。他们闲来无事便找来这个俊俏的刘家小宝宝，大家一起帮着数。“这个算，这个不算，要这样数才对。”“不是这样子啦，这个不算，那个才算啦！”意见总会有很多的不同，到最后总能凑到72个，“传说”中的异相，便被定案了下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刘家这位“异相”娃娃的知名度，也跟着传开了。在这样的气氛下长大、大家争着溺爱的小刘季，长大后又有异相知名度，自然不可能成为一个乖乖牌的“庄稼汉”了。浪荡个性，反奠定成功条件长相多少是由遗传的，刘邦长得体面，相信刘家老大及老二，也不会差到那里去。只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刘邦的成长条件要比哥哥们好得太多了。农夫家的老大、老二，有时候甚至老三，都是从小便必须陪老爸下田工作的。即使在家里，也逃不掉要作些较轻松的杂务，成天忙这个，忙那个，加上日晒雨淋，土头灰脸，怎么看也不会“上相”，更不可能有时间去打知名度，也不会有太多的朋友及人脉关系了。这方面刘邦就幸运多了，老四的他，天生便不用有太多工作。由于出生得晚，父亲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一点了，做不做“工”，都不再差他一个人。加上从小受到照顾较多，尤其腿上的胎记在乡人的相传下，刘家大大小小对这个幺弟都必须另眼看待了。较有时间又不用工作，自然可以仔细打扮一番，胡须要整理得配合脸形，穿着也要有一套。刘氏兄弟的底子可能差不多，但经过自己的“形象包装”，老四看起来的确是英俊体面多了。在“爱”的环境长大的孩子，通常都会较宽容而且有自信，交友方面也表现得较杰出。但纵容过度的孩子，可能会自认是“天之骄子”而浪荡成性，好嬉游并且懒得工作，变得较不负责任，这些优点和缺点，的确都可以在刘邦的身上发现。很多史学家认为刘邦出身于农家，加上天性懒惰、好玩，所以只是位在社会中混混的小文盲，其实，刘邦是受过教育的。《史记·卢绾列传》记载：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指家人），与高祖太上皇（指刘邦父亲）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正好有同伴，家庭经济情况也还过得去，又没有特殊的工作压力，两家的长辈或许都觉得有意思，便送他们共同去接受教育。我们很难了解刘邦受教育有多少，但由他日后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也绝非不学无术的文盲。在乡村地区的年轻人中，刘邦的确是位幸运儿。《史记》中还描述其个性如下：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这的确是在宠爱中长大孩子的写照，虽然吊儿郎当，有点像“不肖子”，但却还算善良、有气度。这种环境长大的年轻人自然不喜欢辛苦无聊的庄稼工作，只要有机会马上会偷懒往外跑。率性豪放，广结四方善缘父兄们对这种行为虽有点小埋怨，或许更担心他长大后会成为好吃懒做的“浪荡儿”，因此经常会给予些责备。但总是最小的幺儿，干不干活也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他也是家中惟一有点学问的人。在丰邑这种乡里中，有学问已算是“大人物”了，而且刘邦还是左腿有72个黑子的异相儿。被骄宠的孩子通常有两种发展，其一是变成软弱而缺乏独立的“温室花朵”，另一种则正好相反，成为天不怕地不怕，不太计较，有点什么都不在乎的“浪荡儿”。很幸运的，刘邦个性的发展属于后者。不必干活，有的是时间，手头上虽不是很宽裕，但比别人松得多。没吃过苦的孩子，花钱较大方，所以更受人欢迎，跟在旁边起哄的喽啰兵必然不少，人多势壮自然喜欢往热闹的地方鬼混，沛县的县城便成了“刘季党”经常出没的地方。党人多，人力资源丰富，不管做什么事都较方便，加上刘邦个性豁达，输人不输阵，为了“面子”什么也可答应下来。所以沛县的低级官吏也特别喜欢和他打交道，疑难杂症只要刘老大肯拼，喊得动的地方倒不少。所以在沛县“打混时期”，刘邦倒是脚踏黑白两道，还算是满风光的。知名度打开了，连中上层官员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因此人脉关系愈来愈广，对刘邦日后创业帮助最多的两个重要班底头子——萧何和曹参，也都是在这段期间认识的。天生者大，魅力佳人缘好虽然说不上是个杰出角色，但刘邦的支持者倒都是满有“看头”的。萧何和曹参都是沛县人，萧何更和刘邦一样，也属丰邑乡人氏。萧何受教育较多，加上文辞通顺流利，得以出任沛县的主吏掾，也就是管理人事和文书的官员。曹参是沛县的狱掾，专管县中的问题人物。一个负责白道，一个监管黑道，虽然属于吏级官员，职位不高，但却也是县城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曹参日后出任齐国相国，在接获将继任萧何为汉王朝宰相时，曾对其继任人公开表示：“齐国的政治最重要的是狱市。”狱是监狱，市是市廛（黑道）。齐国传统上属工商社会，风气糜烂腐化，因此能把这方面管理好，政治方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有关这方面道理，后篇中自有评论，在此不赘。不过曹参这方面的体认，应该是从沛县时便处理狱政及黑道的经验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