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2

秦王政一向信任李斯，加上工作非常忙碌，无暇对此事件作较深入了解，乃依从李斯建议，派执法官员逮捕韩非，借口调查其罪行而暂时扣留之。李斯深恐夜长梦多，乃暗中使人拿毒药给狱中的韩非，嘱咐其自杀，以免受辱。韩非虽很想为自己辩护，但终无法晋见秦王，悲愤之下，乃自杀死于狱中。不久，秦王政又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韩非可怜，乃派人到狱中赦免之，可惜韩非已死去多时了。如果当时韩非能得到重用，以他思想的细腻，或许不致造成统一后如此多的决策错误，秦国的国运可以更昌盛些也说不定。秦王称帝，完成军事统一秦王政十七年，韩国首先纳地效玺，成为秦国的藩臣，秦王政下令将韩国改置为颖川郡。十九年，秦国首席大将王翦大破赵军，攻陷赵都邯郸，虏获赵王迁。虽仍有不少残存赵王室贵族逃往北方的代，意图复国。但中原最强大的军事国——赵，确已名存实亡。二十、十二一年间，燕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王政失败，王翦奉命由赵国通过魏地攻打燕国，燕王喜杀太子丹谢罪，但京城仍为秦军攻破，燕王逃往辽东。然而此时最让秦王政感到头痛的，仍是南方的楚国。经由间谍战的运用，楚国虽已陷于四分五裂中，但其庞大的作战力，使勇猛的秦军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取得胜利。秦王政原本属意老将王翦负责征楚战役，但王翦坚持动用六十万大军，秦王不同意，乃改由李信和蒙恬联合指挥。楚军总司令项燕集结楚部落联军，与秦军进行大会战，居然大败李信和蒙恬联军，使秦国的气势为之大挫。秦王政不得已，只有再请出退休的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楚国属分权式部落联盟，各部落兵力若让其集结，数量非常庞大，即使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也非其对手。因此王翦不愿以硬碰硬，他下令进入楚境后，各军团立刻构筑防御堡垒，坚壁清野，不肯进行会战，楚军虽数度挑战，但王翦以逸待劳，相应不理。这段期间，王翦和军士共起居、共饮食，以维持住秦军之向心力。久而久之，联盟式的楚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及领导，便逐渐松懈了下来。加上人数庞大，粮食补充困难，行政体系混乱，各自为政，各部落军团不得已只好向东退却。王翦趁机追击，楚军士气溃散，被击得大败，总司令项燕战死，郢都也被攻破，庞大富足的楚国因而灭亡。22年，王翦之子王贲奉命伐魏，以水攻大破大梁城，魏国遂亡。25年，王贲大举攻进辽东，虏获燕王喜，燕国也正式亡国。26年，秦王政下令驻守辽东的王贲大军，自燕国南下攻打齐国，齐军不敢与之对抗，齐王也只好举国投降了。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历经四百多年的天下乱局，自此又有另一个新秩序诞生。这年，秦王政正值39岁的盛年。统一六国以后的秦王政，改名号为皇帝，并以自己为第一任的始皇帝，期望以后能二世、三世依序传承下去，史称之为秦始皇。【陈文德说评】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短短的21个字，却道尽天地间各股力量互动及成长的现象。和德国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思考法雷同，老子的道也隐藏有“相反相成，循环反复”的两大层次。宇宙万物是由相反对立的各种型态所构成，这种相对立的型态，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丑、善恶其实也是相对而相成的，是以“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这种相互对立、相反相成道理，也是循环反复的。例如春、夏、秋、冬，阴、阳、寒、暑都是互换互生、自然运行的季节常模；运用于人生上，便是强弱互见、吉凶易势的大道，《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所讲的便是这个道理。既然一切是循环相生，则弱必生强，强必转弱，弱是强的成长基础，强也会反成为转弱的起点。因此，老子强调“守弱”，弱者道之动也。柔弱者所以能胜刚强，在于弱者较容易“存活”下去，显现柔弱面，使其更易于保存生机，这也便是所谓“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的道理。随着时间的发展，原先的弱者会转为强者，但变强以后，又可能趋于弱，如何使自己永不转弱，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守弱”之道。守弱的要诀，老子主张谦下，虚怀若谷，永远努力找出自已的弱点，便可以维持住“转强”之势。不让刚强之气显出来，反而可以长久维持住内部的强韧。《行销战争》一书的作者赖兹，对市场上拥有强势的企业建议，要不断自找麻烦去发现自己的弱点或缺点，这是强势企业经营上最重要的法宝。天上最柔弱者为风，遇到薄纸阻碍，也会因而转向，再小的缝隙也会屈身而过。但等到累积的力量成为飓风时，则拔树倒屋，无坚不摧。只是飓风一旦从海上登陆，也便是它转弱到消失的时候了。地上最柔弱者为水，任何再微小的阻挡，都可以改变其方向和形状。在圆形容器中，水是圆形的，在方形容器中，水则又成为方形，似乎是最没有自我主张的东西。但一朝积成洪水之势时，则再巨大的岩石也都难挡其势。然而一般弱势之人，却很难懂得这层道理。通常很少人能忍住弱势，反而急着想要强大，以致常冒险乱闯、乱投机，因而惹来提前败亡的命运。有的人在弱势时，固然能坚忍不拔，但只要累积力量到达成功后，便又急于表现自己的气势，而忽略了强必转弱的危机，以致难逃败亡的命运。周王朝成立时，赢氏一族的命运便陷入了最悲惨的黑暗时代，但他们的子孙都能坚毅不拔地努力，加上新建的大本营地处偏僻，反而不会卷入中原各国的争权夺利及晋楚两国的南北大对抗中，因此更能够累积实力，终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异人和吕不韦一党，在秦王室继承权的争夺战中，原本也是最弱势的。特别是异人身处危机四伏的赵国京城，但“生于忧患”的内张力，使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夺权以求自保，才能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成了大赢家。即使秦始皇本人，早年的环境也是非常艰困的，但这些成长中的磨练，却也是他成功的最大本钱。吕不韦成功后，奢侈骄纵，因而惹来杀身之祸。相反地，秦王政在夺得大权后，却仍压制自己原先的意念，采用李斯和尉缭的建议，使自己的运势更进而往上成长，终能击败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只是愈大的成功，时常隐藏着更大的危机，也使秦始皇本人必须去面对一个更大、更危险的挑战。刘邦大传--第二章　统一的弱点第二章　统一的弱点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几乎不可能贯彻法治主义，因此还是保持着半独立的封建制度。中央集权，成功中暗藏危机当秦国在雍岐一带重行建国时，在组织结构上仍承续祖先蜚廉、恶来的传统武风，一直维持着部落式的战斗团体组织。为强化各部落的机动性和独立性，在统治管理上便相当松懈，全赖领导者的个人魁力以作整合。因此，建国以来其战斗力虽强，国力则一直未能作强有力发挥。只有像秦穆公般的英雄人物出现，秦国在国际舞台上才有较高的表现，秦穆公去世后，便又停滞了下来。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他运用其父亲秦献公时代设计的地方基层组织——什伍制度，加上实行连坐法，使原本松散的部落组织，成为关系密切并可以相互监督的基层团体。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更以郡县制度使传统的战斗部落集团正式解散，各部落的武装部队改由秦王室直接指挥，彻底达成中央集权的军队国家化。这不但是秦王室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经验，也完全不同于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传统式平行政治组织，就算周公旦所创制的宗法和封建制度，在结构的严密上也无法和其相提并论。换句话说，商鞅的改革，是纯理论逻辑推论下的设计，可以说是空前大胆的尝试，全无前例可循。因此，秦孝公和商鞅在执行上是非常的小心谨慎。（有关其过程及细节，在拙著《秦公司兴亡史》中有较完整描述，以供参考。）幸好秦国是移民式部落组织，本身没有什么包袱，思考上较为单纯，加上武装集团一向较服从指挥的传统习性，使秦孝公和商鞅连续两次“大地震”式的改革运动，尚无太多的阻力。作战式部落集团一向便较富积极性和行动力，变法以后，所有军士全归中央统一管理，力量更为集中，所以自秦惠王、秦昭襄王起，一直到秦王政初年，秦国的声势一直迅速膨胀。配合这股力量，秦王室当局不停地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战争，不但使秦国的版图跟着飞快成长，统治人员也迅速增加，加上各地方结构日益复杂化，于是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效率开始遭到严重的挑战。秦昭襄王时代，便曾在韩、赵两国的新占领区上试行郡县制度，试图和秦国本土建立同样的管理模式。但到了吕不韦和秦王政期间，由于占领区急速膨胀——特别是较远的齐、燕、楚地，根本无暇作较有系统的规划，只得暂时维持军事占领方式、未曾纳入秦王室中央集权的体制中。统一六国的政治规划，虽然一直控制在外籍政团手中，但真正指挥作战的，仍大都是本土派的部落领袖，因此在完成征讨后，负责镇守新占领区的，便是这些作战军团的将领。为了有效达成任务，他们也大多能和被征服国家的残存政治势力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态度，所以对各地区的情形反而能有较多实际的认识。如果依照周王朝的封建和宗法制度，有资格成为新占领区统治者的，自然是这群军事将领了。所以，虽然秦国本土已在外籍政团规划下，取消氏族式的部落组织，改采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这些本土派的领袖们仍抱着希望，在统一后的新占领区中，能够依循传统的华夏文明体制获得封地，成为新皇朝的贵族。新旧党争，暴露新政权问题秦王政称帝，新皇朝成立后，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本土派领袖，便向秦始皇提出建议：“我们刚刚并吞了各国，一统天下，版图增大很多，尤其燕、齐、楚地相当遥远，最好先设立诸侯王，以建立永久的统治根基，因此请立诸皇子为王，以有效统领新增加的版图及各国族民。”但是，对主政的外籍政团而言，秦国的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的理想，秦国有能力统一全中国，更是他们最为骄傲的成就。况且，传统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他们最为摒弃、认为最不合理的现象，应该加以彻底的改革，如果又恢复封建体系，他们也很可能再度成为“无权阶级”。因此，只有彻底维持现行的郡县制度及官僚系统，才是他们的执政理念，也是他们投入热情及生命的目标，对他们而言，封建制度早就该淘汰了。秦始皇早年夺权成功，是靠本土派领袖的拥护，才有力量驱逐吕不韦等外籍政团。即使他后来接受李斯进谏，再度重用客卿，但在皇廷中，仍是以本土派的领袖占有绝对优势。因此面对新的政治态势，在本土派领袖们积极建议之下，虽然并不合乎秦王室现行政制精神，但秦始皇仍不得不慎重考量这件事的利害。《史记》上记载：“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但身为外籍政团领袖的廷尉李斯，立刻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挺身辩护：“周王朝在实施封建制度时，也分封了不少他们的子孙，在众诸侯中，同姓宗族也占了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同姓诸侯的亲密关系疏远了，甚而为了利害相互攻击，如同仇敌一般，周天子根本就无力阻止。“如今好不容易赖陛下神威，天下再归一统，就更应该坚持我们秦国的新体制，将全天下分为郡县，由皇室直接统治。诸子和功臣以赋税作为奖赏便可以了，切不可再封给土地，使能够真正依法令统治，使天下无异议，这才是政权安宁之术啊！封建诸侯势必会造成日后更多灾难的。”对现况充满自信、又长于推论思考的秦始皇，在评估双方意见后表示：“天下已经历过太久的兵荒马乱了，人民更是深为战争所害。昔日所以会长期战乱不断，大多是诸候们为了扩张或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势而造成的。“现在好不容易仰赖我秦国宗庙之福，天下得以安定，如果又恢复封疆建侯，那是会重新惹起战争祸端的，即使要再恢复安定也是非常困难，因此我赞成廷尉的意见。”废除封建，建立中央集权在秦始皇的决策下，“多数服从少数”，下令新纳入的版图也全采取郡县制度，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个郡。郡设有行政长官的郡守、军事首长的郡尉及司掌监察权的郡监。郡下设县，县设县令，并由县丞作辅佐。所有百姓和各国族民（包括失权的诸侯贵族）均称为黔首（秦国尚黑，故以黑色头发作为百姓之称谓），地方官吏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并统理，形成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本土派的军事将领们，由于长期进驻在各诸侯国中，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各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尤其组织松散又复杂的齐、楚两国，更是他们所无法了解的。实际进驻异乡，也使这些领袖们真正体会到，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将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是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当时，想强行贯彻法治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保持半独立的封建制度，较能有效地统治并管理这庞大又复杂的地区。这些本土派领袖的父执辈，又正好是商鞅变法下的牺牲，为了有效集结国力，他们传统的地位和权力都被剥夺了，包括自己家族原拥有的军团，也被并入国家的武装部队中。因此虽然在习惯上，他们常能服膺于秦王室强有力的领导，但他们对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制度，可是一点儿也不热衷的。其实，这些本土派领袖的亲身体验，有不少很值得新政府在下决策时用以作调整思路的重要参考。只是这些长年驰骋沙场的老将，本身论理思辨的能力太差，又不善于说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提出的论点，仍脱离不了传统的常识，这种政治立场也和他们自我的直接利害关系太近，对于一向长于合理性思考的秦始皇，自然是没有丝毫的说服力了。以李斯为首的外籍政团，基于他们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失望，以及对秦国新法制的过份热情，使他们对眼前政治环境的急速变化也有了盲点。虽然他们个人的权势几乎仰赖于秦始皇的信任，但在秦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他们是可以真正拥有实权的经营层，因此保有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真正的利益。李斯等人反对封建制度的论点，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客观的。童年期由邯郸回咸阳后，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国，因此对齐、楚等国的距离遥远和复杂性，是无法亲身去感受的。虽然他一向擅长于合理性的思考和推论，但实务经验的缺乏也常会造成前提假设上的偏差，自然在推论上也很难有正确的判断了。何况秦始皇自己也正沉醉在大成功的高度自信中，既然中央集权制度可以有效地让秦国达成一统天下的目标，必然也能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对秦始皇而言，这种推论是再合理不过的了。这次的廷议，表面上是各派对其理想制度所作的争辩，其实更隐藏着派别权势的争夺。不论是本土派领袖或外籍派政团，都已不像早年的改革派大将——百里奚和商鞅，能针对客观情势的需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认真的思考；更没有仔细去观察，统一天下后，秦国客观政治环境上的改变，已有必要作制度上的大幅调整了。如同英国史学大师汤恩比所讲的，这些具有创造力思考的少数，由于迷惑于成功的华丽灿烂中，他们的创造力消失了，因此很快地由创造的少数成为了当权的少数，秦帝国的衰败也由此开始了。天下国家化，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强大的作战力，加上卓越的政治革新，使秦国能够以单一国家的力量并吞天下，完成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廷议争辩后，秦始皇裁定以国家主义原则，力行“天下国家化”的政策目标。接下来的工作，自然是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统一了。华夏文明原本就是多种族、多文化的。每个地区的语言、文字、食、衣、住、行等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不同，度量衡和货币也非常杂乱。特别是南方的楚国，由于采分权体制，地方势力较大，即使在其本国内，语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制度都有很大的差异。在这方面作得比较有系统的是东方的齐国和秦国本身。齐国是商业国家，鉴于通商的方便和需要，加上管仲早年所作的革新运动，使齐国这方面显得较有体制些。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力求中央集权，因而在这方面也建立了较完整的标准。但即使是这两个国家，在度量衡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以容器的计算单位来讲，秦国采用合、升、斗、斛，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斛。齐国用的则是升、豆、区、釜、钟等单位，五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天下统一后，为了租税征收的方便、官僚薪俸计算的准确（当时有部分薪津是以实物供应的），以及全国性商业活动推展的需要，统一度量衡的标准的确是件相当重要的工作。不过这方面的改革却不那么顺利，从秦始皇26年公布统一全国度量衡以来，一直到二世皇帝期间，史料上不断出现当时政府法令的诏书在修正着有关这方面的新规定，似乎新的标准在执行上困难颇多，所以一直未能确定下来。即使日后从秦国本土出土的遗物资料来看，民间似乎同时存在着商鞅升和始皇升，可见新的制度似乎一直未受到大家的彻底接受。军事及政治上的统一比较容易达成，但生活文化上的统一，则不是短期内光靠法令的宣布就可以作得到的。（台湾早年也尝试以公斤制代替台斤制，但仍没有成功。）货币分歧上的困扰更大。齐、燕等东方国家一向使用刀形的“刀钱”，中原地区的国家则采用鍬形的“布钱”，南方的楚国则流行卵型的“蚁鼻钱”，秦国的货币则是圆形的“圆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重新铸造半两钱的“圆币”，作为全国统一的通货，圆形币中间有个方孔，旁边则分别刻有“半”与“两”二字。为了经济活动的顺畅，货币的统一绝对有其必要。不过，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度量衡相同，实际的效果似乎不大。标准通货的始皇半两钱，除了秦王室的大本营——陕西省和四川省曾有出土外，其他的地方均未出现过，显示其真正流通的范围相当狭小。车轨的统一是为了运输上的方便，皇室的政令为求能在最短期间到达全国各地，交通网的建立自然是当务之急了。始皇27年，也就是统一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宣布动工修筑由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大驰道。为了加强驰道上的运输效率，以及保障来往车辆的安全，车轨的统一大小的确也有其必要。但问题是旧的车子怎么办？要同时将全国的车辆统一规划，势必要有相当长的缓冲时期，秦国统一前后不过十五年左右，更换车轨的成效如何，实在令人怀疑。在所有的文化统一政策中，被后世学者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字的统一。战国时代每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有其特色，因此统一天下不久后，新任的丞相李斯便提出了文字统一的计划。后汉时代的许慎在其名著《说文解字》中，列有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汉字，并对这些汉字的发展，作了如下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丞相李斯上奏，废除不同型态的各国文字，并建议以秦国的文字作基础，以设计帝国的新文字。李斯所作的《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的《爱历篇》，以及太史令胡毋敬所作的《博学篇》，都是建议将史籍的大篆加以较简略的改良，形成一种叫作‘小篆’的新文字。”也有些史籍记载，小篆是李斯发明的。只是李斯身为新帝国的宰相，要负责推动多方面的统一政策，任重而事繁，是否还有时间自己设计新文字，实在令人怀疑，因此，与其将他视为发明人，不如视之为新文字的推动者，似乎更为合理些。其实，即使是政府所推动的小篆，真正使用的时间似乎也并不太长。同属秦始皇时代的程邈，便已正式公开表示，他花了十年时间的努力，已将大篆和小篆改成一种更简单的文字——隶书。愈是简单而倾向抽象化的文字，流行起来一定更快。因此，隶书虽不是政府大力推动的，但依现有史料来看，它在民间的流传似乎比小篆更广些。除了程邈外，也有人认为隶书是一个名叫作王次仲的官员更改古书而发明的，由这些记载来看，想必当时参与文字创造设计工作者必不在少数。不过，后来在山东临淄县的古墓中，却赫然发现在齐国姜太公的六世孙——胡公的棺木上（约西周末年）有类似隶书的文字，或许隶书在秦国统一六国以前，便曾存在于东方的齐国。将天下统一在单一政权体制后，秦王朝便决心贯彻其中央集权的理念，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及车轨，都是政策上的必然结果。不过这种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和习惯，绝不是靠强制的法令便可以有效推动的。因此秦始皇和他的决策官僚集团，虽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完成的绩效，似乎远不如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统一的成就。巡幸天下，拚死维持公权力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便是巡幸天下了。9岁时从邯郸被送回咸阳，到了39岁统一天下的三十年间，秦始皇似乎并无远游的习惯。但自从统一后的第三年起，步入中年、体力逐渐转弱的始皇帝，却反而展开了一系列巡幸天下的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在他最后生涯的九年间，曾作过四次长途巡幸，最后甚至病死于途中。第一次为始皇28年，统一后之第三年：咸阳→峰山（山东省邹县）→泰山（山东省泰安县）→黄（山东省黄县）→腄（山东省牟平县）→成山（山东省文登县）→之罘（山东省烟台市）→琅琊（山东省诸城县）→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衡山（湖南省湘潭市）→湘山祠（湖南省湘阴县）→南郡（湖北省南方）→武关（陕西省商县）→咸阳。第二次为秦始皇29年：咸阳→阳武（河南省阳武县）一之罘→琅琊→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咸阳。第三次为秦始皇32年：咸阳→碣石（河北昌黎县）→上郡（陕西省北部）→咸阳。第四次为秦始皇37年：咸阳→云梦（湖北省云梦县）→海诸（安徽省相城县）→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吴（江苏省苏州市）→琅琊→劳山（山东省青岛市）→成山→之罘→平原津（山东省平原县）→沙丘（河北省平乡县）病死途中。虽然有不少史学家认为，秦始皇大规模的巡幸天下，是为了好游乐及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势，后者或许有其必要，但只为游玩似乎不用如此辛苦的跑得那么远，况且巡幸的地方也几乎都是最不稳定的齐地和楚地。秦始皇在年轻时，便非常认真于工作，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想必他更是日夜不停地繁忙着。《史记》上便记载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换句话说，秦始皇每天必须批示的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一石）。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公斤的竹简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则日夜不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拚着命在工作的，这样的君王哪还有闲情去游山玩水？不但长途巡幸，秦始皇也常微服出巡咸阳。微服出巡，显示他并不急着显示自己的权势。29年他第二次巡幸时，险些在博浪沙遇刺，31年在咸阳微行时，也险些遇害。可见这些行动有相当高的危险性，如果不是工作上的绝对必要，绝不会有君王想去作的。何况，二千多年前的交通不发达，道路情况也不好，光是长途跋涉，已经是相当辛苦的了。与巡幸类似，便是有关刻石的工作。始皇28年，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始皇29年，之罘刻石，之罘东观刻石。始皇32年，碣石刻石。始皇37年，会稽刻石。刻石象征秦皇室的影响力，也代表秦国统治力量到达这些地区，可见秦始皇的巡幸和刻石都有其政治目的——宣扬秦皇室的公权力。如前所述，秦始皇巡幸的路线，大多在齐、楚两地。由于这些地区一向和中原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地方性组织复杂且较富独立性，对秦皇室的公权力也较不服从，尤其是对有关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政策，更是一点也不买账，当地的政府官员势必也深感头痛。为了贯彻中央集权的决策，也为了协助公权力的执行，秦始皇不得不以皇帝的声望，东奔西跑巡幸各地。以他在宫中庞大的工作量，加上长途跋涉的辛苦，秦始皇终于病死在沙丘的东巡途中，严格来讲，他应该是累死的。【陈文德说评】老子《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俞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许多人喜欢把“大公无私”挂在口头上，却不知道只要有所喜好和厌恶，便不可能真正的“无私”。仁政本是儒家施政上的最高理想，但心里老惦着仁政，行事必有所偏好，有着自己的标准，便也不再是“大公无私”了。老子以“无”为处世的最高境界，便在于将万物一视同仁，无所偏私，这是不仁，也是大仁。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只是一种装饰陪衬物，无所谓的喜恶。是以天地不懂得何为仁，将万物视成刍狗，完全一视同仁，没有喜爱或憎恨。圣人也是大公无私，将所有百姓一视同仁，如同刍狗一般，也是没有喜好、没有憎恨的。橐音陀，禽音悦，橐龠是打铁匠用来焗火用的风箱，风箱的特色在其中间是空虚的。因为空虚，所以才能蕴藏空气，任其流动而产生风力，当其摇动愈大时，风力便愈强。天地有如橐龠，廓然空虚，所以才能生化万物，养育万类，因其没有任何偏见，包容并蓄，使万物万类滋生繁衍，愈来愈多，无穷无尽。由此而得到的人间启示，也在于为政者宜清静无为，让一切自然发展，养成自生自得的力量。多所作为，多所设施，反而容易导致失策，所以不如无为不言，谨守住心中的空虚世界，宽宏容忍来得合乎正道。以现代的效能主义来看，或许很难同意这样的政治理念，但老子是楚国人，楚国是幅员广大的分权式部落国家，着重的是任凭各地方自然发展，以保持其本性，人为的干预，可能带来更大的祸害。三国时魏人刘邵的《人物志》中，也明白指出：“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整理制作，并提供下载)以无味和五味，指的是水以无味，故甘、酸、苦、辛、咸等五味皆能与其和。如果为君王的，能体会为政之平淡。清静、无为，便能使百官各施其用。是以统合一国的君王若宽和，天下之理反而易得也。在中国这种复杂又幅员庞大的国家，君王的清静无为，拱己身而南向为王，不正也是儒家理想中的尧舜圣君吗？秦始皇在治理工作上，不能算不认真。面对华夏文明崩溃后的乱局，秦始皇急着有所为，积极主动想引导新文明的建立。心中有强烈的理念和使命感，正好也是秦始皇和李斯为主的外籍政团执政时的最大问题。秦孝公的变法使秦国的发展实力大增，但秦惠王以后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新的危机，昭襄王中期后不断采行恐怖的屠杀政策，已充分显示这股新的文明，也发展到了力不从心的瓶颈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问题更形严重。战争结束后，本来也有机会让秦始皇去思考新的策略，规划长治久安的制度，但秦始皇本人和宰相李斯心中的政治理念太强，反使他们看不到问题所在，甚至曲解了问题的征候，使新成立的帝国，因行动力的僵化而面临崩溃的危机。秦始皇的勉强力行强制式中央集权，其实只是使问题更加的恶化而已。刘邦大传--第三章　动乱再起第三章　动乱再起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小，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阳，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阳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阳，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害。尤其东方的不稳定，让秦始皇觉得最没有面子。虽然秦皇朝的主流派是李斯为主的法家，但秦始皇对齐鲁两地的儒生和方士，一直给予相当的尊重，主要也在寻求解决东方问题的答案。始皇29年再度东巡，却在博浪沙险为韩国遗族张良派人刺杀，幸好刺客只击中替身的车子，始皇幸免于难。31年又在咸阳微行中遭到袭击，显示统一后的治安情形反而日益恶化，连首都的安全都有了问题。特别是始皇高度的曝光率，使自己的生命倍受威胁，这对一向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来说，相信已造成他心里的严重压力。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秦国传统的“企业文化”本是勇猛而积极的，从建国始祖的秦仲、庄公、武公时，便常以极少的兵力和戎人周旋到底，并不断采取主动突击的战术，这也才是秦赢一族的立国精神。但统一后的内外不利局势，使秦国的作战力软化了，他们无法面对机动式的战法，只好修筑静态的防御城墙，充分显示秦赢传统文化的衰退。万里长城表面上固然可以防止敌人的随时入侵，但也限制了自己的北上发展。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对胡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丧失信心，都象征着秦赢一族赖以统一中国的活泼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了。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议讨论。对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议的左丞相李斯，当年他反对封建制度，强力主张郡县体制和中央集权。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议，便等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但颜面有损，自己的地位、权势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因此，李斯立刻展开严厉反击，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没有所谓的好坏，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时代环境的需要。秦国目前的体制，在当代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贯彻到底以竟全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他直接攻击其政敌，当今法令不行，问题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来批评执政当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动政务，便要设法压制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使公权力可以完全贯彻。他指出：“古时候天下散乱，缺乏固定标准，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学问的人，也喜欢以古讽今，以华美的论调来扰乱实际的治理……。如今皇上已并有天下，世间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如果私人为学再像以前一样的混歧，则政府命令一下，各学派争相议论，以批评皇上来提高虚名，以不同意见来显现自己高人一等，率领着学生批评政府，这样子皇上的权威必遭到破坏，朝廷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党争……。”为了避免学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权力损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了。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构想：“除了史官保存的，秦纪以外的历史全应烧毁，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的，全加以烧毁。有随便谈颂诗书内容的，处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斩。官吏知道却不检举者视为同罪。此焚书令下30日内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并发为奴隶。不必烧毁的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等书。若有想学习法令者，必须以吏为师。……”商鞅以来的秦国政策，是以中央集权来集结各种力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进而能统一天下。但统一后的秦皇室却因幅员过大，环境太复杂，丧失了执行政策的掌握力，进而造成统制上的无效和混乱。但是当事者的秦始皇和李斯，虽感到问题的压力，却看不到问题的核心。以焚书政策来作思想的统一，已充分显示秦国当权者无力反应当时的环境，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秦帝国崩溃的危机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报复儒生，衍生坑儒大悲剧淳于越的建议，原想让秦始皇放弃过于严厉的法治而以封建制度来解决各地区问题，特别是组织结构一向复杂的齐地。但想不到却换来了更严重的思想统制——焚书。由于新法令非常严厉，再也没有儒生敢以身试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只好把不满的情绪转入地下活动，却反而使这股批评力量传播得更快。秦始皇和儒生的关系，也因这件事迅速恶化。始皇35年，为突显秦始皇在皇室中的地位，决定在阿房宫加建“始皇登天台”。由于此事与宗教有关，始皇乃再度要求候公和卢生为其工作。卢生等在求取仙药上绩效不佳，为害怕始皇追究，乃趁机先提出他们的建议：“臣等为皇上求取灵芝仙药而屡次不获，是因皇廷内部有不良因素之所致……。为人主者应隐蔽自己的行为以避恶神，能避开恶神，仙人才肯到来。人主所居所行，臣下都很清楚，便会有碍神明降临意愿……因此，希望皇上日常所居及言行切勿随便为人所知，然后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获得。”经过7、8年密切相处，卢生等人的确相当能掌握秦始皇的心理。对一向缺乏安全感又好疑的皇帝，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窥视他私底下的言行。卢生这些话，秦始皇不见得相信，但正好让他有足够理由来刻意掩饰其私下的言行。没多久，有天秦始皇在新建成的梁山宫山上，看到宰相李斯的车骑阵容庞大，心中十分不满，便作了几句埋怨。侍从人员便将此事告诉李斯，李斯立刻减少跟随车骑。想不到秦始皇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表示有人泄露其私下言行，便将当时在场的太监及侍从人员全部处死。虽然这件事所牵连的大多是嬖人而已，但所有的重臣和近臣都因而大感不安，再也不敢过分的亲近秦始皇了。最感到害怕的，却是始作涌者的卢生，他和始皇间秘密的事情最多，万一哪天有所泄露，就准死无疑了。因此他和诸儒生相为谋道：“始皇天性刚愎自用，并吞诸侯取得天下后，更是意得欲从，自以为功业冠古今。他重用狱吏及执法人员，虽有博士70人，备位而已。丞相等大臣也仅接受命令，一切以皇命为主。“始皇喜欢以刑杀为威，天下人因为害怕犯罪，更想保持禄位，根本不敢真正尽忠。他从未听过批评，所以日益骄傲，下面的人只好以欺瞒掩饰来取得皇上欢心……天下事大小均取决于上，皇上每天处理公事以石（120公斤）计算，日夜不得休息，贪图权势如此，是不可能帮助他求得仙药的……。”这虽仅是卢生逃避责任的借口，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到了晚年，由于受卢生等方士的影响，变得非常孤独；加上工作量庞大，日夜不得休息，更使他成了紧张而神经质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会作出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已很难预料的了。卢生这段话，自然很快在儒生及方士间传开，很多人更表示，连最亲密的战友卢生都跑了，始皇帝的确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了。当这话传入秦始皇耳朵时，他暴怒了，立刻下达命令：“前些日子我下令搜集诸子百家书籍，不中用的全烧毁，又召集如此多的文学方术之士到此，主要想让天下能兴盛而太平啊！如今韩终率领求仙者不知去向，徐市更耗费国家巨万钱财而毫无消息……。卢生等人我是何等地礼遇他们，现在却这样的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立刻去追查咸阳城内的儒生，哪个和卢生有来往、口出狂言、扰乱民生的，马上查办。”从这段命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始皇悔恨、痛心又无奈的心境，身为当代最高权力者，竟陷入如此困境，内心的苦痛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此，始皇派遣御史审问在咸阳的诸儒生，儒生在害怕下，相互密告，总共牵引出460余位和卢生有关系之党徒。始皇下令全部活埋坑杀，罪刑较轻者发谪徙边，这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惨剧——坑儒事件。焚书是出于李斯的建议，目的在进行思想统制；坑儒则是由秦始皇自己发动的，原因是向欺骗他的方士报复。由于秦始皇这时已处在相当不正常的情绪下，因此没有人敢表示任何意见。只有始皇的长子扶苏，基于人道立场，向始皇规劝道：“天下初定，远方百姓的向心力尚且不够，诸生都是口诵孔子的门徒，吾皇降以重罪，恐怕会使齐、楚间的百姓更为不安呢！希望皇上明察。”尚在暴怒中的秦始皇自然无法接受扶苏不断的进谏，为了避免在眼前看了生气，他下令扶苏到边疆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扶苏的个性很像年轻时代的秦王政，心胸则更开朗些，因此颇得本土派领袖之喜爱，秦始皇对他也相当信任。由于此事件，又失去惟一可以相信的儿子，使秦始皇更陷入严重的孤独和挫折中，两年不到，便猝死于东巡的半途中了。始皇遽逝，赵高李斯联手夺权始皇36年，即坑儒事件的第二年，齐地东部便传出天上掉下陨石，刻有“始皇死而天下分”之谶语。这可能是始皇的健康已严重恶化，被地方的反对派势力探知后，制造出来的谣言。同年秋天，在华山山麓附近的平舒大道上，也出现一块刻有“今年，祖龙将死”文字的玉壁。秦始皇的健康情形，已成了大家公开讨论的问题，全国各地反对力量的间谍，已将此作为制造不安谣言的题材了。始皇37年，为平抚东方和东南方日益不稳的危机，并向全民显示皇上身体健康，秦始皇决定作即位来最长途的巡幸。其实始皇的健康已相当恶化，长年的辛劳和紧张，使他身心均面临崩溃，虽然重臣一再劝阻，始皇仍坚持启程，为帝国的安定作最后的努力。这次巡幸主要在有效解决各地方问题，因此实际负责政务规划和推动的左丞相李斯也跟随出巡，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以维护帝国大本营的安全。此外，为解除旅途寂寥，幼子胡亥也跟随在侧。这次出巡带有大批官僚人员，加上医疗人员、侍从宦官、祭祀及观测天象的方士，护卫军团更不在少数，巡幸的阵容空前庞大。队伍在寒冷的11月动身，由咸阳直奔湖北云梦、安徽的海渚，到达江苏的丹阳（南京市），井深入浙江的钱塘和会稽。阴湿、寒冷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更是折损始皇的健康。但因为江东地区反对力量甚大，始皇不得不在这里多花点心血。但这份努力成效似乎不大，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楚人项梁、项羽立刻在此起兵叛乱，并因而带动了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巡幸的队伍由浙江再北上江苏，进入山东省的齐地时，已到了隔年春末夏初的季节。这时候秦始皇的身体已相当衰弱了。《史记》记载：“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眼见始皇身体恢复已无希望，巡幸的队伍便准备尽速返回咸阳，然而却在这个时候，始皇病情急速恶化，在进入河北省沙丘地区时，便在相当紧急下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