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与人生

《》第一部分 译者序谢军一切都似乎是巧合。我还记得2007年年初参加中信出版社组织的一个迎春活动，当听说中信出版社已经购买了《棋与人生》一书的版权时，自己心中那种说不出的感受。很多年来，国内翻译出版的国际象棋书籍都是一些“过时”的版本。这其中的原因嘛，不说也明白，一切都是与版权直接相关的经济因素在作怪。所以可想而知，当自己得知《棋与人生》将有可能与英文版本同步面世时，作为一名棋艺工作者的我，心中是怎样的惊喜。这是一本凝结了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棋王卡斯帕罗夫“精、气、神”的书，虽然它不是一本标准意义上的棋书，但从这本书中，大家将看到的是大师眼中棋与人生的息息相关和精彩体验。就是这本书，令一向写作高产的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苦思冥想了两年的时间。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想到应该让卡斯帕罗夫这个原作者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写点东西，于是便发了个邮件过去。出乎意料的是，没过两天便收到了一封卡斯帕罗夫的道歉函，信中他解释自己那一段时间的日程安排太紧张，所以写给中国读者的话要过十天才能寄到。春节过后，他的信件如约寄到，文章中还特意捎上了对中国国际象棋事业的祝福，这就是本书的中文版序。看了棋王的来信，自己感动之余，不禁笑了。看来这封写给中国读者的信，还真耗费了卡斯帕罗夫不少精力，要不然他怎么能对中国棋手的情况如数家珍呢。虽说从小就是看棋王的棋谱长大，不过真正意义上认识卡斯帕罗夫应该只有十六年。1991年，我在第一次获得女子世界冠军称号之后，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国际棋联主席团会议，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卡斯帕罗夫。虽然都是以世界冠军的身份参加会议，可是看到曾经的偶像级人物就坐在自己身边，我整个人还是像做梦一样。大概，会议中感到不自然的不仅仅是我这个刚刚二十出头的中国女孩，对于参加国际棋联主席团的所有委员来说，大家都还不太适应年轻亚洲人面孔的出现。因为国际象棋，从来被认为是西方人的领域。中国人名字的发音对于欧洲人来说并不容易叫准确，那次会议上，卡斯帕罗夫也练习了很多次才记住我的名字。他总把“xie”的音发成“xi”，后来，大家干脆叫我“军”了，虽然怎样听，他们都是“云、云”的在喊，把我也叫晕了。这以后，大家便像熟悉的老友，彼此见面友好地打个招呼，互致问候。交谈中，卡斯帕罗夫经常念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没有访问过中国。卡斯帕罗夫这个名字，对于我们那一代棋手来说是再响亮不过的了。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他是传统学派观念上的叛逆者；二十出头便在世界棋坛横空出世的他是同时代男棋手的“敌人”，因为大多数时候，有卡斯帕罗夫参加的比赛，其他人最好的名次不过是第二名。强者恒强，冠军用棋盘上的胜利说话。不过，一提到卡斯帕罗夫的名字，一些棋界的元老便哭笑不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卡斯帕罗夫是一个令棋界爱恨交加的人物。卡斯帕罗夫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棋手，他可以像一名国际象棋的推广大使一样在世界各地奔忙，也会像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一般不遵守国际棋联的规定自立门户，搞“分裂”活动。人机大战、一人挑战全世界……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际象棋领域吸引世人眼球的项目都少不了卡斯帕罗夫的名字。更令人费解的是，卡斯帕罗夫在他还处于棋艺水平鼎盛的时候突然宣布退出棋坛，专心从政去了。虽然说棋王的思路和行为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不得不佩服：只要是自己认准的事情，他都会朝着目标投入120%的努力。就冲着这一点，棋王卡斯帕罗夫的一生想活得不精彩都难。下棋的道理和做人是相通的。对国际象棋的理解，棋王卡斯帕罗夫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对黑白六十四格上的奥秘，他恐怕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洞悉得更深刻。都说人生如棋，棋如人生，棋盘上的变化莫测又让我们伟大的棋王产生了怎样的人生感悟呢？看到这本书的书稿之前，我很好奇。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这本书的中文版应该是中国国际象棋史上与外文原版发行时间间隔最短的一次。我很高兴能为《棋与人生》中文版的及时面世出一份力。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有更多的人从更广阔的角度了解国际象棋，乐在“棋”中。谢军北京2007年6月6日《》第一部分 世界冠军的个人教训我1984年首次参加世界冠军赛时，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挑战者，我的对手则已称霸棋坛将近10年。那时的我刚刚21岁，已经飞升至国际象棋的世界顶尖。但我没有想到通向顶峰的最后一道关口会阻碍我前进的脚步。当我在比赛中输掉四盘且一盘未胜、再输两盘就将惨败出局时，这种情况令我始料不及。此时，改变策略已迫在眉睫。还好我并没有绝望，我强迫自己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后面的对局中，我改为“游击战”策略，减少冒险，等待机会。我的对手，苏联同胞阿纳托里·卡尔波夫似乎和我的计划不谋而合，但他有着自己的盘算。他想以6比0的完胜来教训教训我这个后起之秀。因此，他也下得非常谨慎，没有乘胜追击。卡尔波夫还受到了前世界冠军美国人鲍比·菲舍尔的影响。在菲舍尔于1972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道路上，他曾两度以6比0完胜两位世界级的对手，两次比赛一盘和棋都没有。①卡尔波夫在改变策略时，肯定想重演菲舍尔的传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么做是个严重的错误。在之后的连续17局中，没有一局分出胜负。这些和棋并不乏味，但这意味着我的策略起了作用。这场对抗赛持续了好几个月，打破了世界冠军对抗赛持续时间的历史纪录。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卡尔波夫的下棋方式以及他要采取的策略。我惊讶地感到我好像变成了卡尔波夫。在数百小时的对弈和准备过程中，我还清楚地分析了自己的对局和心理。直到我棋艺生涯的那一时刻，我才感到任何事对我来说都变得容易了，获胜仅仅是一件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我要关注如何制定决策，以便发生问题时及时纠正。我的努力逐渐奏效了，但我输掉了第27局，以0比5落后。看起来我学得还不够快，恐怕无法挽救失利的命运，因为再输一盘就意味着我还得再等三年才能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对抗赛进入第三个月后，我一直处于防守态势。棋风的改变令卡尔波夫感到比赛比以前艰难许多。我感到自己很快就会摆脱困境，同时我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疲惫和沮丧。最终，堤坝终于被我议破。第31局，卡尔波夫没能走出致命一击，我成功守和。之后，我胜了第32局，并将攻势延续下去。随后的五个星期中，对局均以和棋告终。但不同的是，我比对手制造了更多取胜机会。此时，全世界都在想这次对抗赛是不是永远不会结束。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场世界冠军对抗赛能持续三个月之久，而我们这次比赛已经持续了五个月。卡尔波夫看起来精疲力竭，我却越战越勇。第46局，我险些取胜。第47局，我赢得相当漂亮。会有奇迹发生吗？就在此时，比赛主办方认为棋手需要休息，将第48局推迟了好几天。尽管如此，我还是赢了第48局。突然间，比分变为3比5，我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接下来，比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85年2月15日，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纳斯迫于苏联体育局的压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取消比赛。经过了五个月、48盘棋、数千小时的备战，这次对抗赛无果而终。我和卡尔波夫要在半年之后再进行一场24局的对抗赛。卡尔波夫逃脱了他正面临的困难，而且还能将世界冠军头衔多保持几个月。官方的新闻是这么说的：卡尔波夫“接受”了此决定，卡斯帕罗夫“遵从”了此决定。这样的措辞不同寻常但非常准确。由于对苏联和国际象棋政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在这次对抗赛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极度紧张、令人精疲力竭的五个月中，世界冠军算是给我当了一回私人教练。我不仅明白了他的下棋方式，也深刻了解了我自己的思维过程。我能够找出自己的错误，明白为什么出现错误，并知道如何最好地避免这些错误，以及如何改进决策过程本身。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剖析自己而不是仅仅依靠直觉来做判断。在第二次对抗赛中，我不像上次一样等待几个月才迎来首个胜局，比赛的第一盘棋我就取得了胜利。整个对抗赛依旧艰苦激烈。比赛的前几局我一直以微弱劣势落后。①但我不再是以前那个21岁的无知青年，我非常有效地弥补了卡尔波夫在首次对抗赛比赛开始阶段在我身上发现的漏洞。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22岁的“老将”，最终我赢得世界冠军头衔并将其保持了15年。2005年退役时，我依旧是世界上等级分最高的棋手。但我已经41岁，要想继续保住巅峰位置，这个年龄有些偏大了，我的好多对手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孩子。《》第一部分 了解整个过程没有卡尔波夫对我的棋局和自身弱点的教育，我不可能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待这么久。他不仅仅告诉了我弱点所在，而且还告诉了我发现自己弱点的重要性。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场“马拉松大战”告诉了我成功的关键。仅有天分是不够的，仅有刻苦也是不够的，你必须深刻了解制定决策的方法。要将知识、经验和天分结合在一起取得最好成绩，自我意识非常关键。很少有人曾进行过这类分析。每个决策都来自一个内部过程，不论是在棋盘上还是在白宫，无论是在会议室还是餐桌前。这些决策的主题可能千差万别，但过程却非常相似。在我很小的时候，国际象棋就已成为我生命中的焦点。因此我喜欢用国际象棋术语来描述其他事物。我发现外行人在看待国际象棋时，要么过分看重，要么就过分冷漠。国际象棋既不是无聊的追求，也不是天才和超级计算机的专有游戏。为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基本主题，下一章将首先简要地介绍国际象棋的一些概念及误解。《》第一部分 影响我一生的对手—卡尔波夫国际象棋史上的第12位男子世界冠军卡尔波夫在1975~1985年间称霸棋坛10年。卡尔波夫出生于苏联的兹拉托乌斯特，于1975年加冕世界冠军。当时他的前任美国人鲍比·菲舍尔因与国际棋联的谈判不合，放弃了世界冠军头衔。卡尔波夫在成为世界冠军后，觉得必须在棋盘上证明自己的实力，因此他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比赛的冠军。他现在仍保持着最佳的锦标赛成绩纪录。1978年和1981年，卡尔波夫两度成功卫冕，对手都是科尔奇诺依。我和卡尔波夫在1984年、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90年间曾下过五次世界冠军对抗赛，共下了144盘棋。经过这些马拉松式的漫长比赛后，我和他的战绩基本持平：我胜21局，他胜19局，和了104局！“两卡”之战也被认为是体育史上最势均力敌的对抗之一。卡尔波夫被认为是从美国人菲舍尔手中重新夺回了世界冠军头衔，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支持。他与苏联的权力机构联系非常密切，并且始终与其保持一致。我们俩的棋风迥异，也反映了我们在棋盘外“合作者与反叛者”的声誉。卡尔波夫拥有杰出的稳健调动子力的能力，国际象棋界曾因此出现了“卡尔波夫风格”一词。这个词是指通过系统稳健的方式如巨蟒缠身般扼杀对手。卡尔波夫的对手们只有在陷入无可救药的境地后才会明白他的意图。—米哈伊尔·塔尔假设一盘对局有两种续弈方式：一种是通过使对局骤然复杂化的眼花缭乱的战术打击取胜，另一种是通过简单明了的局面压力进入微小优势残局取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卡尔波夫《》第一部分 国际象棋进入好莱坞国际象棋的名声与棋手的名声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鲜明对照，或许很难再想出有比此更为自相矛盾的组合了。通常，国际象棋被认为是智慧、复杂、深奥和机智的普遍象征，那些沉浸其中的棋手们却一直被看做是行为古怪的，甚至是有点精神疾病的人。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棋手总被认为是营养不良的体虚者，或者是头脑聪明但是厌恶世人也讨人厌的怪人。即使当国际象棋定期以积极形象和面貌出现在好莱坞和麦迪逊大道的时候，这些关于棋手们的观念也仍然停留在人们脑海中。我们怎么能忘记007电影《俄罗斯情书》的开始片段中，坏蛋头子科斯坦因从一名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直接变成一个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人？007电影的编剧伊恩·弗莱明和导演对电影中科斯坦因和他的对手“麦克亚当斯”之间的国际象棋比赛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刻画。这一情节是以两个伟大的苏联选手—第10位世界冠军鲍里斯·斯帕斯基和前世界冠军挑战者大卫·勃龙斯坦之间的真实比赛为摹本的。影片利用国际象棋做了个很明确的比喻，正如影片中007的合伙人警告他的那样，“这些俄罗斯人都是出色的国际象棋棋手。当要执行一个秘密计划时，他们能够干得很漂亮。比赛的策划非常细致，对手的弃兵弃子早已在考虑之内。”许多其他电影也以类似方式利用国际象棋来表现影片主角的聪明头脑和战略性思维。1995年的电影《最后的刺客》中就描绘了这样的场景。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在白天是试图谋杀对方的职业杀手，在夜间则在网上互下国际象棋。在斯坦利·库布里克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电脑HAL9000很轻易地在国际象棋比赛中战胜了片中人物弗兰克·普尔，预示着机器最终将把他杀死。国际象棋棋手的固有形象中还包括一种自闭特征，一种接近于强迫性甚至是与世隔绝的孤独自闭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一个国际象棋爱好者，但在他1930年写的小说《棋坛情史》（后来改名为《卢金的防守》）中，他却没给国际象棋什么正面描写。故事的主角是个笨拙迟缓的国际象棋大师，他除了会下象棋，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生活能力。而后，2000年的电影版本试图把这部小说变成一段浪漫史，勾画出一个更加令人愉悦的画面。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也给自己的国际象棋世界加上了古怪的特征，令其形象受损。作者死后才出版的小说《皇室游戏》是对纳粹主义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解读，小说集中描写的是一个纯文学世界中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与一个被盖世太保监禁的通过与自己下国际象棋而变成精神病的医生之间的比赛。在书中，茨威格为这个游戏本身的形象又添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描述。但是，将国际象棋称为一种游戏是不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狭隘的解释呢？难道它不是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艺术，或者就游移在这些范畴之间？它同时是两种矛盾对立概念的结合：是原始的却又是不断更新的；在操作上是机械的，却只能通过想象力而起作用；虽然其战术组合无穷无尽，却被限制在一定几何空间的棋盘中……事实证明，（国际象棋）在其自身的存在上比所有书本和成就更为持久；它是唯一适合于所有年龄段的所有人的游戏；没有人知道是哪位神仙将它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消除厌倦，使判断力变得敏锐，使精神得到愉悦……孩子们可以学会它的简单规则，就连笨蛋也抵制不住它的诱惑。而且这个永恒不变的方形棋盘，造就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师—一种命中注定只属于国际象棋的特殊的天才，他们通过对自己的想象力、耐心和技巧进行整合而发挥作用，这种整合就像数学家、诗人、作曲家那样准确，但是三者只有在处于不同的水平上时才能互相结合。《》第一部分 真实的国际象棋特征过去有不少著名棋手在退役前或退役后都曾有过精神障碍。德国大师科特·范·巴尔杰列宾①曾在1924年以纳博科夫②书中的方式跳楼（但未死）。国际象棋史上第一位正式的世界冠军维尔海姆·斯坦尼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备受精神疾病困扰。20世纪前25年中最成功的棋手之一，阿科巴·鲁宾斯坦也曾变得越来越胆小，近乎病态。每走完一步棋后，他都会躲在赛场一角，等待对手走棋。美国最伟大的两名棋手都在其巅峰时期离开棋坛，并且都出现心理不稳定的状况。新奥尔良的保罗·摩菲在1857~1858年间的访欧巡回赛中击败了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众多高手，不料竟会在几年后退出棋坛，转而从事法律工作。此后他再也没有下过正式比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位美国棋坛英雄饱受幻觉折磨，很多人将其归因于巨大的精神压力。1972年，鲍比·菲舍尔在冰岛雷克雅未克那场传奇的世界冠军赛中从苏联棋手鲍里斯·斯帕斯基手中夺得了世界冠军头衔。此后，他隐退棋坛长达20年之久。他1975年拒绝卫冕世界冠军称号并消失了十多年。当1992年菲舍尔在联合国制裁下的南斯拉夫与斯帕斯基进行所谓的“世界冠军回敬赛”时，他的棋艺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变成了一个高喊反犹太言论的偏执狂。这些虚构的和非虚构的异常事例很容易让人们忽略一个事实，绝大多数棋手除了出色的棋艺之外，其他方面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第一部分 国际象棋的渊源如果你只是在晨报里见过国际象棋棋谱，那么你肯定会惊讶于这项运动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上百年前。如果把那些多数人相信源自印度的各种神秘变例算在其中的话，国际象棋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国际象棋中的策略和技巧》就是卡克斯顿出版社在15世纪最初出版的几本书之一。500年后，在早期的互联网雏形上，一些最初的网上交流就包括实验室中各位科学家之间的国际象棋对弈。通过符号记录国际象棋棋局的技术（国际象棋记谱法）让国际象棋有了详尽的历史，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各个年龄段的棋手都能欣赏并学习以前著名棋手的对局。从整体上看，我们能发现国际象棋的稳定发展趋势。这里我并不是指规则，国际象棋的规则大部分在18世纪末期就已经定型了。在过去的150年里，国际象棋规则没有变化，但棋风和核心思想却一点一点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为报纸写了一系列关于众位前世界冠军的短文后，一个强烈的想法萦绕在我的心头，那就是深入分析国际象棋如何随时间发展变化，以及最伟大的棋手们如何推动了这一进程。一个通过细致分析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棋局来讲述国际象棋发展史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了。这项工程占据了我过去三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最终我完成了一套丛书《我伟大的前辈们》（MyGreatPredecessors）①。开始写这套丛书时，我们就已经身处其中第六本所描写的时代了。写作的过程中，我对过去伟大棋手们的了解大大加深。每位世界冠军都以其特别的天赋为国际象棋的变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我之前的12位世界冠军和他们同样伟大的对手的研究令我深思：是什么造就了这12个人的成功？有什么品质是世界冠军们拥有而他们的挑战者所缺乏的？棋手们很自然地认为国际象棋天赋意味着过人的智慧，甚至是天才。然而这种理论并没有根据。公众都把顶尖棋手看成人类计算机，能记住大量的数据并能提前推算出几十步着法，这些也没有什么事实依据。事实上，据我观察，没有证据显示国际象棋大师在棋艺方面拥有超越常人的特殊天赋。一代代的研究者们试图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有些人国际象棋下得好而有些人下得不好。并没有所谓“国际象棋基因”，也没有幼儿期的通用培养样板。然而，正像音乐和数学一样，国际象棋界确实也存在神童。有的孩子年仅四岁就成了国际象棋明星，他们仅仅观看大人们下棋就学会了国际象棋，并且几个月后就能击败成年人。所以，我们知道确实存在所谓国际象棋天赋，但有这种天赋本身并没有什么帮助。即使你有这种天赋，如果不具备诸多其他因素，你也很可能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天赋。因此，我们应当更关注那些能够更好地观察并施加影响的因素。《》第一部分 体育、艺术还是科学？三者合一如果你问一个特级大师、一个艺术家和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棋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国际象棋对决策制定来说是一个理想实验室。职业棋手大都会同意国际象棋史上第二位世界冠军德国人埃默纽尔·拉斯克的说法。这位认为“国际象棋首先是战斗”的世界冠军说，不论你如何定义国际象棋，最关键的一点是取胜。艺术家马尔塞·杜尚①是一个水平很高且很热爱国际象棋的棋手。他曾一度放弃艺术专门下棋，他说国际象棋“具备所有艺术之美，而且还远远不止”。杜尚甚至还曾说，“我认为所有艺术家不一定是棋手，但所有棋手都是艺术家。”的确，尽管我们不能偏离赢棋这一基本目标，但创造性元素是不容忽视的。现在我们来看科学方面。绝大多数不下棋的人容易过分强调记忆、准确计算和逻辑的重要性。当20世纪50年代诞生了第一台国际象棋计算机时，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计算机将很快击败任何棋手。然而，五十多年过去了，人与计算机的争斗还在继续。我伟大的老师，国际象棋史上的第六位世界冠军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将其生命的最后30年全部倾注于研制国际象棋计算机上。这不仅仅是让计算机能够下棋（这一目标相对简单且在当时已经很平常），还要让计算机程序能够像人类一样走棋，成为真正的棋手。鲍特维尼克曾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很多科学家探讨过他的想法，包括曾在业余时间自己设计国际象棋计算机的美国传奇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尽管大多数国际象棋程序速度相当快，但它们主要是在“数豆子”（计算）。它们均采用“全面搜索法”，在允许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检查每一个可能的着法，给每个着法评分，然后从中选出得分最高的一步棋。鲍特维尼克想要超越这种状况，他想设计一个能够运用逻辑而非靠全面计算来选择着法的程序。然而最终他的项目失败了。在他的年代，理论模型无法制造出水平高于人类初学者的计算机程序。（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采用全面搜索方法的计算机弈棋程序也只能达到一般水平。）计算机如何能模拟人的创造性和直觉？即使30年后的今天，能够达到世界冠军水平的计算机也基本是靠全面搜索法来对弈。不过，国际象棋程序员正在接近这种方法的极限。要改进他们的创造，他们必须研究鲍特维尼克的某些理念。虽然他的项目失败了，但他的很多想法非常有价值，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既然我们已经明白全面搜索方法无法使这个古老游戏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么我们需要返回头去看看鲍特维尼克关于教计算机模拟人类思考的一些理念。《》第一部分 不仅仅是比喻我们知道计算机比人类的计算能力强，那么我们的成功靠什么？答案是综合，将创造和计算、艺术和科学结合成一个整体。这样的整体要比其任何单个部分都强大得多。国际象棋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认知纽带，将艺术和科学在人的头脑中相结合，然后靠人的经验提炼和改进。这是我们改进生活中任何事物的方法，包括思维乃至所有事物。一个公司的CEO必须将分析和研究与创造性思维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领导其公司。军官必须应用对人性的了解来预测并应对敌人的策略。在这些领域，我们也会具有通用的词汇。如果你听到有人讨论什么“开局阶段”、“区域弱点”、“战略计划”、“战术实施”，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关于公司接管的讨论，但它也可能是在讨论周末的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当然，相比棋盘上有限的64格，商业和军事领域则要大得多。但正是由于国际象棋的范围有限，它才能成为决策制定的一个通用模型。在国际象棋中有着严格的成功和失败标准。如果你的决定不正确，局面就会恶化，胜负天平就会倒向失败。如果决定是正确的，胜负天平就会倒向胜利。每一步棋都会反映一个决定。通过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科学精确地分析每个决定是否最有效。这种客观性可令我们仔细了解决策制定过程的质量。股票市场和战场异常复杂，但在这些领域中获得成功也取决于决策的质量，我们也应运用比较分析法进行分析。如何成为出类拔萃的经理人、作家和棋手？毋庸置疑，每个人的能力和行为方式都不相同，关键是找到自己通往顶峰的道路，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技巧，找到并克服通向顶峰的困难。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制订计划。《》第一部分 永不让步的宗师—鲍特维尼克国际象棋史上的第六位世界冠军（1948~1957年，1958~1960年，1961~1963年）鲍特维尼克出生于俄罗斯的Kuokkala。1946年，当时的世界冠军亚历山大·阿廖欣突然去世。国际棋联在1948年组织了一场由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参加的世界冠军赛。鲍特维尼克技高一筹最终胜出，成为苏联的首位世界冠军。在他之后，苏联又有多人先后成为世界冠军。除了擅长国际象棋之外，鲍特维尼克还是一位工程师。鲍特维尼克被人称为“苏联国际象棋的宗师”，也被称为“回敬赛之王”。他两次失冕后都在次年的回敬赛中击败了老对手，再度成为世界冠军。他有着深厚的研究能力和应对特定对手特点的能力，并借此建立了严格的国际象棋职业化标准。能够在回敬赛中卷土重来并取得胜利，需要的不仅仅是坚韧。鲍特维尼克能够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对局，并弥补自己在首次交手中被对手利用的弱点。他这种永不让步的品格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结。1994年，我们邀请他出席莫斯科快棋锦标赛。那时已经83岁高龄的鲍特维尼克拒绝了，他说“快棋赛不是正经比赛”。我们告诉他快棋是新时尚，这项比赛中每个人都下快棋，连他的老对手斯梅斯洛夫也不例外。他回应道：“我要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别人怎么想我不管。”鲍特维尼克1970年以后就不再下职业国际象棋了，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当教练和研究计算机国际象棋方面。鲍特维尼克国际象棋学校每年都会邀请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年轻棋手前来学习，并培养出了多位世界冠军。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卡尔波夫就曾在此学习。1973年，10岁的卡斯帕罗夫也来到了这里。克拉姆尼克则在1987年入校，当时学校已成为鲍特维尼克锌古谅薹蚱逍！?当两翼都存在威胁时，任何最微小的注意力分散都可能是致命的；在需要坚强意志和高度注意力的局势中，鲍特维尼克游刃有余。—第五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马克斯·尤伟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分清主次！—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第一部分 任何速度下都能成功(1)我在苏联长大的那段时期中，足球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体育比赛，曲棍球稍微次之。广为人知的足球被称为是“漂亮的运动”，同时也是比赛规则最简单的运动之一。只要看几场球赛，我们就可以弄懂足球比赛应该怎样踢。一些朋友曾经试图给我解释清楚棒球和橄榄球的复杂比赛规则，这使我非常好奇：是不是因为足球比赛规则太过简单而使其在美国不受欢迎呢？（虽然经常有评论说，更有可能是因为足球所能带来的商业突破机会太少。）虽然足球比赛很简单，比赛战略却深奥而复杂。目标很清晰，就是在自己进球的同时阻止对方进球。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人们仍在无休止地争论当中。例如，意大利国家队的传统战略是防守。只要对方一直不进球，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失掉比赛。其他国家像巴西则采用截然相反的战略，以多进球多得分来赢得比赛。假设我们通过一本少了最后几页的初级读本来学习如何下棋。这本书里教你怎样摆放棋盘棋子、怎样走棋、怎样吃子，却没有教你如何将军，也没讲任何残局知识。如果通过这样一本书学棋，我们可能会擅长计算和运子，但恐怕不会有更高的目标了。如果没有目标，下棋就变成漫无目的地乱走子了。“一个不好的计划也比没计划强”，这句古老的国际象棋谚语不仅是正确的，更是明智的。每一步棋、每一个反应、每一个决定都必须与透彻理解的计划相结合。否则即使做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决定时，你也无法确定它是否会真正对自己有利。这一点在当今节奏日益加快的世界中显得尤其重要。在我长达30年的职业国际象棋棋手生涯中，最初我们通过研读旧得已经发霉的书刊资料来研究对手，后来在计算机上只需几秒钟即可调出对手棋艺生涯中的任何一局比赛。在过去，比赛情况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在专业杂志上刊登出来，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实时观看比赛。信息革命不仅仅是带来便利，它的含义要深刻得多。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也必定要相应加快。一盘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局可以立即被全世界研究，一个花了几周时间才想出来的点子可能在第二天就会被其他人模仿。因此，每个人都要立即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做好相应的准备。这种信息的加速传播也影响了比赛本身。1987年，我在伦敦娱乐城的舞台上与英国棋手奈杰尔·肖特下过一场六局快棋对抗赛。六年后，他成为世界冠军挑战者，向我发起了挑战。那次比赛是第一次正式快棋赛，每方只有25分钟时间走棋，与传统的七小时慢棋赛截然不同。《》第一部分 任何速度下都能成功(2)我花了大量时间来训练自己适应这种时限。我发现尽管不可能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但我仍然有可能实现一些较为深刻的想法。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直觉，而不是对每个局面进行深入考虑。可以说，在快棋中，快速计算和直觉是最重要的，缜密的计划和战略目标则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掉。而且可以说，对很多棋手而言确实如此。如果在七个小时慢棋比赛中你都不喜欢做计划，那么在快棋中，你可能完全不去做计划。但是，最成功的棋手无论是在何种时限下，都会将战略性计划作为计算的基础。当拥有指导战略时，最有效的分析和最快速的分析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可以同时兼顾，实现最优组合。如果下棋时没有长远目标，那么你的决策将只是纯粹的反应，对局也将被对手主导。当你从一步新棋到下一步的时候，你将会偏离自己原来的路线，只着眼于对你来说下一步是否是最优的，你所走的棋不能为最终目标服务。以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那一年大选中比尔·克林顿胜出而入主白宫。在民主党内阁初选的过程中，看起来似乎每天都会有一桩必定会有损克林顿候选资格的新丑闻出现。他的竞选团队对于每一个新的灾难都立即做出了反应，但是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做出反应，他们还要确保每一篇新闻稿都带有他们的候选人的信息，并在全国范围内反复强调。克林顿在与布什总统竞争的大选中也遵循了同样的战略。对于每一次攻击，克林顿竞选团队都做出反应，不仅仅实行防卫，而且还反复在大选辩论中强调自己的竞选宣言—现在非常著名的“是经济，笨蛋”，这种做法持续地巩固了他们的战略。四年以前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完全被对手的进攻性战略弄得心烦意乱。人们只听到他为自己做辩护却没有听到他陈述自己的竞选目标。1992年的克林顿班子则清楚地知道，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做出反应的速度有多快，更在于他们所做出的反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配合他们的整体竞选战略。然而不管怎么说，必须首先制定战略，然后才能遵循战略。《》第二部分 当前决策的日后结果通常，战略家最初以遥远的未来作为目标，然后向后倒退直至现在。特级大师能够走出最好的着法，因为他们的决策是基于未来10步或20步以后的局面。这无须计算20回合的大量变着，他们可以评估局面的发展方向并建立若干目标，然后一步一步逐渐实现。这些中间目标非常重要，它们可为战略创造有利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就如同从房顶开始盖房子。很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设定了目标，却没有考虑达到此目标所需的所有步骤，就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们的战略要获得成功，需要哪些条件？需要做出哪些牺牲？需要改变什么？以及为进行这些改变，我们需要做什么？我的直觉和分析会告诉我，在特定局面下，我能否攻击对手的王。接下来，我不会直接去攻王，而是寻找要成功攻王所必须达到的目标。比如，我首先必须了解哪个战略目标可帮助我完成攻王，然后我才开始计划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并思考特定着法。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么计划就只是简单的一相情愿的计划，不可能成功。在2001年荷兰维克安泽大赛的第二轮，我遇到了这次比赛中实力相对较弱的棋手之一—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菲德洛夫。这次比赛是他参加的水平最高的比赛，也是我俩的首度交手。我俩一交手，我就明白他并不太在意他的处境，也并不想认真地和我较量。菲德洛夫很快放弃了常规开局，他所下的变化或许可以称为“即兴攻击”。他从一开局就动用了所有的兵和子来攻击我的王，完全忽略了棋盘上的其他部分。我明白如果我出现错误，他这种疯狂的即兴攻击就会奏效。我始终注意保护好王，同时在他完全忽视的另一翼和最为关键的棋盘中心区域展开反击。对局很快证明他的攻击过于肤浅，25个回合后他就认输了。我承认我没费多大力气就轻松获胜了。我的对手没有制定良好的战略，最终只能走入死胡同。菲德洛夫的错误在于进攻前没有考虑所应具备的条件。他想直接水过河，而不是寻找桥梁。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比赛中指望对手犯错误不是一个可行的战略。《》第二部分 稳定性与灵活性并不矛盾制定目标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坚持目标并不断努力。军事史中，战场上因司令着迷于某个行动而忽视战略的战例比比皆是。历史记载和莎士比亚告诉我们，1415年，法国军队在阿金库尔村被英格兰军队重创。当时法国骑兵被英格兰射手的长距离弓箭杀得一败涂地。①当对手把局面搅乱时，你会迫切希望找到克敌之策。而这正是对手需要的，你必须避免。如果你已经有了好的战略，为什么不做一些放弃来迎合对手？这样做需要很好的自控能力，因为这会同时面临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你的内心特别想证明你能够击败对手，同时还要平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批评。在1993年我与英国棋手肖特的世界冠军对抗赛之前，我和我的团队制定了最佳的战略，将年轻气盛的英国人拖入局面战。肖特是一个危险的攻击型棋手，擅长复杂锐利的进攻。当然这同时也是我的强项。但我们认为在节奏较慢的对局中，我会占有明显优势。分析表明，肖特很不适应那些相对平静且没有什么战术机会的局面。国际象棋中，执白方先行，会占一些微小优势。这就像网球中拥有发球局一样，先行方可以控制对局的节奏和走向。在对肖特的备战中，我们决定执白棋时尽量不走肖特所喜欢的对双方各有利弊的一些变化。为此，我选择了古老的路易·洛佩兹开局（即西班牙开局）体系中速度较慢的一些变化。西班牙开局体系中有很多局面调动型的变例。这个开局取名于16世纪的一个西班牙牧师。它能给白棋带来一种长久但微小的优势，人们也称其为“西班牙折磨”。在原定24盘的比赛中，前四盘我赢了三盘，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其中两盘白棋均采用这种缓慢调动的方式获胜。很多人都在猜想我是否会乘胜追击，选择更凶狠的变例来击倒对手。肖特此时正摇摇晃晃、踉踉跄跄，也许这是改弦更张击倒对手的好时机。我确实做了些改变，但战略并没变。我凭借领先优势试探对手的防御，寻找他的弱点。很快，在坚持执白采用平稳开局的战略下，我又取得了两盘胜利。在即将获胜时坚持自己的计划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此时，棋手很容易变得过于自信而被对手挽回局势。如果忽略计划，要想获得最终胜利只是天方夜谭。《》第二部分 下自己的棋(1)除了那些具有单一强制性赢棋手段的局面之外，对于一些相同的局面，两个优秀棋手可能会有迥然不同的战略，两种战略可能都很有效。每个棋手都有各自的棋风和解决问题与制定策略的方式。要制定成功的战略，关键是要了解自己的优点和弱点，了解自己擅长什么。两种对立的国际象棋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成了世界冠军。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崇尚自我约束、刻苦努力和科学严谨。他的对手米哈伊尔·塔尔则极富幻想和创造力，他对健康不太在意，也不很关注系统备战。爱迪生有句名言说“成功是1%的天才加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爱迪生和鲍特维尼克是有效的，对塔尔来说则完全无效。对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来说也是如此，他对快节奏生活、赌博和浪漫的喜爱帮助他创造出了许多著名的俄语文学作品。另一位前世界冠军蒂格兰·彼得罗相将国际象棋的预防艺术发挥至极点。预防是一种艺术，它可加强自己的局面，同时消除对手的威胁，甚至是萌芽状态的威胁。彼得罗相的防守极其出色，对手的进攻尚未开始，或者连对手都还没想到时就被瓦解了。彼得罗相很少进攻，他会布下完美的防御使对手一筹莫展，失误频频。他对任何微小的机会都极其敏感警觉，而且能够精确无误地利用对手的错误。我喜欢称他为真正的国际象棋“无为英雄”。他建立了一种“警惕性无为”策略，向人们展示了如何不直接进攻就取胜的方法。概括来说，彼得罗相的战略是首先寻找对手的机会，然后将其打消。只有当自己的局面无懈可击时，他才会开始寻找自己的机会。这种守株待兔型的策略对他非常适合，但很少有人能够模仿他那种耐心的防守型棋风。1981年在荷兰的一次比赛中，18岁的我与52岁的彼得罗相在比赛中相遇。由于那年早些时候我曾在莫斯科输给过他，我非常想报上次失利的一箭之仇。莫斯科那次比赛中，我曾获得了一个令我难忘的攻势，最后却输了。我那时以为这只是个意外。然而在荷兰，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每次我的进攻就要奏效时，他总能不动声色地做出调整。我所有的子力都在虎视眈眈地围攻他的王，我心想走出致命一击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这致命一击在哪里？我开始感到自己就像一头公牛围着斗牛场追逐斗牛士，筋疲力尽，一筹莫展。我犯了一个错误，接着又犯了一个错误，最终输掉了比赛。在足球比赛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1982年的西班牙足球世界杯赛中，意大利人凭借稳固的四三三式防守击败了巴西人赏心悦目的攻势足球。有时，最佳的防守就是最佳的进攻。在后来两年中，我采用彼得罗相那样的稳健棋风两次战胜了他，将我们的交手记录扳平。风格成功改变应归功于1969年从彼得罗相手中夺走世界冠军头衔的鲍里斯·斯帕斯基所提出的建议。荷兰那次输棋后不到一年，我和彼得罗相一起参加南斯拉夫的一个锦标赛。和他交手之前，我与一同参加该比赛的斯帕斯基交谈，他告诉我说最关键的是施加压力，但只能施加一点压力，要一步一步来。《》第二部分 下自己的棋(2)斯帕斯基与彼得罗相的交战经历和我与他的交战经历很相似。1966年在与彼得罗相的首次世界冠军对抗赛中，斯帕斯基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铩羽而归。当时比赛时，他错误地认为彼得罗相不采取锐利的进攻是因为他缺乏这样的进攻技巧。比赛中，斯帕斯基不顾一切地将局面复杂化，然而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进攻被老谋深算的世界冠军漂亮地粉碎。三年之后，斯帕斯基对彼得罗相的技巧有了足够的重视。在1969年的世界冠军赛中，他下得比以前更平衡，并最终蟾宫折桂。我的前两次输棋令我对彼得罗相的能力和防御艺术有了深深的敬畏和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也认识到这样的棋风并不适合我。我总是想进攻，我的棋风反映了这一点。你必须了解你的能力所限，同时也必须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我凶狠、动态的棋风很符合我的优点和个性。即使被迫陷入防守，我也始终寻找翻盘和反击的机会。当处于进攻时，我决不满足于稳健的着法。我更喜爱棋子在棋盘上飞来飞去的锐利积极的下法，谁先犯错误谁就会输棋。而其他一些棋手，包括我所击败的世界冠军卡尔波夫，则非常善于积累微小的优势。他很少冒险，喜欢慢慢地加强局面，直至对手崩溃。但是，所有这些战略，无论是防守型、动态型还是子力调动型，对于充分理解它们的棋手来说，都将是高效的。在商业中，也不存在唯一的最佳战略。在《福布斯》500强公司中，既有冒险的经理人也有保守的经理人。对于某个CEO来说，可能他的一半决策都会与任何其他商界人士相同。如同国际象棋中许多显而易见的棋，无论棋手的棋风如何，都会这么走。对于另外50%甚至最为复杂的10%，差异就会显露出来。最好的领先者能够发现并理解局势的特定不平衡性和关键因素，而且可以凭借这种理解设计出相应战略。诺基亚CEO约玛·奥利拉以非传统甚至是混乱的方式，将这个芬兰公司打造成了移动电话业的领头羊。在诺基亚，高层管理人员被要求轮换工作，研发人员则要直接与客户打交道。公司的首席电话设计师曾将其管理比喻为爵士乐队即兴合作表演。在其他行业或其他国家，或对其他CEO来说，这种松散动态的风格可能并不会取得成功。几十年来，IBM一直在以一种保守甚至是平庸的方式经营。在象征可靠性的办公机器领域中，对于IBM的客户来说，可靠性比经营风格重要得多。新的移动电话产品类型每月都会推出，IBM则要销售或维修机器五年甚至十年。在客户的眼中，这种保守性是个优点。《》第二部分 你无法始终左右局势如果不能根据情况改变棋风，你就别想成为世界冠军。有时，你会被迫在不熟悉的领域中战斗；当条件不能如你所愿时，你也不能逃避。适应能力是成功的关键。有时为了出奇制胜，你甚至可以故意改变棋风，尽管这么做总有作茧自缚的危险。在1995年与印度棋星阿南德的纽约世界冠军对抗赛上，我就采用这种方法取得了胜利。对抗赛下到一半时，我和阿南德各胜一局，平分秋色。我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变例而改走光名字就令人恐惧的西西里龙式体系，那是一种我从未在正式比赛中用过的防御体系。我并非无意为之，是其他因素促使我选择了龙式体系。龙式体系会导致复杂的对攻局面，白棋必须选择最激烈凶狠的下法才有机会获得优势。阿南德看到龙式变例后感到很吃惊，他心想我对此肯定准备充分。此外，我们的研究显示阿南德对龙式体系的经验极其有限，相比其他激烈的开局变例，阿南德不太喜欢龙式体系。他认定如果自己冒险走主变，肯定凶多吉少。所以他没有走主变，也没能及时调整，结果下得畏首畏尾，输了两盘。在拿破仑传奇的一生中，他非常善于根据情况进行改变。他在战场上以出其不意的进攻而著称，尤其是在那些看似已经陷入泥潭的攻击。但为了取胜，他会不惜利用自己善于进攻的名声来迷惑敌人。在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之战中，还没开战拿破仑就放弃了一个绝佳的前哨阵地让沙皇的军队占领，并在撤退时有意向沙皇示弱。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为有机可乘，准备倾巢出击，而这正中拿破仑的下怀。在俄国人认为他防守薄弱的地区，拿破仑悄悄进行了增援，结果只用一天时间就击溃了沙皇的军队。这次巨大的胜利并不是靠一点小聪明。首先，拿破仑认识到敌我力量悬殊，正面交锋肯定行不通。他知道沙皇年轻而冲动，渴望通过一场胜利赢得荣誉。他也知道谁都不会相信伟大的拿破仑会自愿从占据优势的位置撤出。拿破仑的战略综合考虑了以上所有因素，因此取得了光辉的胜利。独眼的俄国将军库图佐夫是唯一提出应该保持谨慎的人，但是他的警告没能引起沙皇的注意。然而，就算是沙皇也懂得吃一堑长一智。七年之后，拿破仑大举进军莫斯科，这场战争俄国人称之为1812年卫国战争。这一次亚历山大听取了库图佐夫的不断骚扰法军的拖延战略。尽管拿破仑把莫斯科烧成了一片废墟，但他最终还是惨败而归。在1983年的世界冠军候选人赛上，我也被迫做出了改变。当时年仅20岁的我遇到了52岁的两届世界亚军获得者维克托·科尔奇诺依（时至今日，科尔奇诺依仍活跃在棋坛上，功力不减当年）。在12局的候选人对抗赛中，这位老将不出所料地控制了比赛前半段的节奏。他胜了第一局，并始终阻止我进入擅长的开放型攻击局面。为了挽回败局，我没有继续试图改变对局的特点，而是决定因势利导。我没有走更符合自己风格的尖锐变化，而是选择了最稳健的下法，即使陷入平稳局面也在所不惜。这样一来，我摆脱了每局都想强攻取胜的心理束缚，可以专心下棋了。科尔奇诺依迫使我在他擅长的领域内作战，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就主动适应，顽强取胜。后来，我胜了第6局和第7局，占据了领先地位。第9局，试图夺回领先地位的科尔奇诺依改弦更张，采用了攻击型棋风，试图用凶狠的进攻打我个措手不及。但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输棋后，科尔奇诺依没能成功地转换到我擅长的领域作战，从而遭到惨败。一年后在与卡尔波夫的世界冠军对抗赛中，我的处境更为困难，但与科尔奇诺依比赛的临场应变实战经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了解达尔文的读者们都知道，不能适应变化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美国历史上有一个经典例子。1755年，乔治·华盛顿在与法国和印第安军队作战的英军中是一名副官。英军对法国和印第安军队的前线战斗方式根本没做任何准备。他们的将军爱德华·布拉多克是一个典型的悲惨的反例。他让士兵在空旷的地方列队排好，整齐地向躲藏在丛林中的法国和印第安部队开火，对方的狙击手则很容易地按照衣服颜色将英军士兵歼灭。最终，直至布拉多克本人也在这场战斗中阵亡后，所剩无几的英军士兵才在华盛顿的带领下撤退。另一个例子是《大英百科全书》在计算机时代的遭遇。《大英百科全书》是尽人皆知的参考书品牌。它的第一个错误是很晚才发行其光盘版。谁愿意用计算机化的百科全书来替换这些美丽的书籍呢？每个人都愿意！这个错误使得微软的《英卡特百科全书》和其他产品夺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印刷版百科全书的市场份额则极度萎缩。接着，互联网伴随着它全球不计其数的用户到来了。所有网站都免费提供信息内容，《大英百科全书》网站却继续收费，其业务惨淡程度可想而知。几年之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这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也开过一个国际象棋网站。等到《大英百科全书》网站终于决定免费提供内容的时候，网络广告市场却土崩瓦解了。总之，不论做什么，他们总是选错方向。谁该为《大英百科全书》的遭遇负责？当从印刷时代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后，他们的前进脚步明显落后了。他们的互联网战略错误更为复杂，太超越时代或太落后于竞争对手都不好。他们不应过分仰仗巨大的品牌优势，而应研究新兴的不可预测的市场，不应在没有希望的战场中继续战斗。《》第二部分 频繁改变战略等于没有战略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但必须谨慎考虑且有理有据。输棋的时候，你可能会改掉无须改动的部分；赢棋后，则可能会认为万事大吉，其实你可能已经处于灾难的边缘。如果你总是怀疑自己的战略有问题并改来改去，那你根本不需要任何战略。只有当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时，才应当考虑进行根本性改变。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灵活性和一致性的关系。战略家必须相信自己的战略并有勇气坚持战略，同时还应保持足够开放的心态，以便发现何时需要做出改变。改变时必须谨慎考虑，要改就要坚决果断。我们很少像分析失败那样来分析成功。我们总是很容易将成功归因于我们的优势，而不是环境。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更应该提出质疑。过度自信，觉得万事大吉，往往会导致犯错。在我棋界生涯中最为紧张的一盘棋中，我的对手就没能坚信自己的计划。那是1985年我与老对手卡尔波夫的第二次世界冠军赛的最后一盘棋，当时我只领先一分。他执白握有先行之利，如果那一盘他获胜，比赛将以平局收场，他将继续保持世界冠军头衔三年。那盘棋从一开始他就走得非常积极凶狠，并获得了良好的攻王局面。接下来，他将决定是在王翼挺兵攻王，还是继续做更多的周密准备。我想我们俩都知道这是本局最关键的时刻。卡尔波夫没有挺兵，机会随即溜走。他花了25步棋准备攻王，最终却因胆怯而痛失良机。我则突然来了状态。我没有消极防守，而是积极组织反击。棋局进入了我擅长的复杂局面，最终我获得了胜利，登上了世界冠军宝座。当痛下杀手的时刻来到时，卡尔波夫的着法符合他谨慎稳健的棋风，但不符合应该不顾一切代价取胜的局势。他的个人棋风与所需的对局战略相冲突，致使他偏离了正确路线。对这盘使他丧失世界冠军头衔的关键对局进行分析后，卡尔波夫几乎完全不再走王兵开局了。他认识到在关键时刻他的棋风不适合所制造的尖锐局面。他领悟了这一点并做出了调整，在随后的很多年他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因为他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己需要做出改变。我们必须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并应不断地发问。条件是否已变？战略是否需要改变或是否需要做小调整？基本目标是否因某种原因而改变？不要为了改变而改变。我们还必须避免因竞争而迷失战略方向。如果你的战略是正确的、成功的，无论是在棋盘上争取获得更大空间，还是在全球商业中争取占有更多份额，竞争都会诱使你放弃战略，对你造成干扰。如果你的计划正确且战术意识非常好，竞争只会促进你的成功。面对坚实战略，牵制性战术（声东击西的战术）要么不充分，要么有瑕疵。如果是不充分的，可以并应当将其忽略，继续沿着你的方向前进。如果它是非常基础性的，迫使你离开原来的方向，那么除非你已经犯了大错，否则它很可能是有瑕疵的。通常，对手都非常希望使你改变原来的方向，以至于他们这么做时，会使自己的局面造成致命性的弱化。多年以来的成功给我带来的一个有趣的副作用是，有些对手会选择一些非正统变例，使对局进入全新领域。他们觉得这样做会使我丰富的经验变得毫无用武之地，而且他们觉得最好应准备一些不常见的局面。但这些棋手中很多人发现这些想法是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这种创新所带来的好处无法补偿准备不足所造成的缺陷。《》第二部分 少关注对手的比赛，多关注自己的比赛即使比赛不直接干扰我们，我们也会使自己转移注意力。参加世界冠军赛那样的对抗赛时，我只关注对手。这种比赛属于“零和①情况”，即我胜他负，或我负他胜。但在有多人参加的锦标赛中，其他对局的情况将会影响自己的夺冠形势。就像在具有多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商业领域一样，如果欧盟和美国人谈判，欧洲人就得注意了。2000年，我在萨拉热窝参加一个高水平锦标赛。最后一轮之前，我仅以半分优势（国际象棋比赛中，赢棋得1分，输棋得0分，和棋得0.5分）领先。紧追不舍的是两名顶尖棋手希洛夫和亚当斯，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我能够在最后一轮对上他们两人之一。可是，我们三人最后一轮都对上了其他棋手。如果我和棋，亚当斯或希洛夫取胜，他俩将和我并列冠军，如果我输了，我将掉到第三名。因此，最后一轮比赛前，我必须要决定是应小心谨慎还是全力争胜。首先，我最后一轮执黑，没有先行之利。其次，我的对手是代表捷克出战的谢尔盖·莫夫谢西扬，他很少参加高等级比赛。这次比赛中他的成绩并不算好，但在之前两轮激战中，他战胜了等级分较高的两名棋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比赛还掺杂着一些微妙的个人因素。1999年，我曾把莫夫谢西扬和其他几名棋手称做“国际象棋观光客”，他对此强烈不满。现在他肯定想在棋盘上痛击我。①这样，我不得不考虑最后一轮的其他对局。希洛夫的对手是法国棋手巴克洛特。巴克洛特已经输了五盘棋，积分垫底。我不能指望他顶和希洛夫，因为希洛夫肯定会全力以赴。制定战略时，我将这些信息考虑在内。开局后，我就对莫夫谢西扬展开了进攻。对局进入了我的轨道，我知道如果我取胜了，其他对手输赢就和我无关了。但是你很难不去关注他们的对局。如果他俩都和了或输了，那么我在对局中冒险就有些不明智了。因为此时我和棋仍可以获得冠军。坦白地说，这些想法使我很难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对局。一方面要了解比赛情况，另一方面又不能从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的因素中分神，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当我看到希洛夫与亚当斯都胜利在望时，反而是个解脱。我明白我必须忽略他们，下好自己的棋。现在我需要全力争胜。当我坐回棋桌前，任何求稳的战略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最终，我们三人全都取得了胜利。我还是以半分优势获得了冠军。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操心其他对手的比赛，这样会忽视自己的目标，影响成绩。《》第二部分 “为什么”将战术家变为战略家大前研一①在一本关于日本商业的著作中曾这样总结战略家的角色：“战略家挑战主流概念的方法是只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可将实干家与空想家区分开来，可将平凡的战术家与伟大的战略家区分开来。如果要理解、制定并执行你的战略，你必须经常问这个问题。我看学生下棋时，经常看到他们走出很糟糕的棋，我会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走？他们常常给不出任何回答。很明显，他们的大脑中有一些因素让他们认为这是一步最佳着法，但是这肯定和周密的战略计划无关。在走每一步棋、做每个决定之前停下来问问：“为什么要走这步棋？我想达到什么目的？这步棋如何能够帮我达到目的？”这些问题将对你大有裨益。国际象棋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的力量。每步棋都有后果，要么符合战略，要么不符合战略。如果下棋时不经常问这个问题，你势必会输给那些具有连贯计划的对手。我们都有许许多多个人目标和职业目标。但是这些目标通常都是模糊的未成形的希望，而不是能够形成战略基础的目标。“我希望多挣些钱”与“我想找到真正的爱”或“我想赢这盘棋”没什么区别。希望并不是目标。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几乎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体验。只有透彻了解为什么希望改变时，才应着手去做。也许不仅仅是工作本身的原因，也许你需要全新的职业生涯，或者也许你当前工作环境中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变。只有明白什么条件会令你满意时，你才会知道要寻找什么。开始找工作时，应当列出达到最终目标的各个中间目标。例如，如果钱并不是你当前的最大问题，那么对于那些薪水更高但不能改变当前令你烦躁的因素的工作，你就不要被其诱惑。《》第二部分 实施战略是关键现在我们来看制定和实施战略过程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执行战略的信心和坚持战略的能力。当战略成形后，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如何沿着战略方向前行？怎样知道何时偏离了战略思维？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分析，不断地监视那些与战略成功息息相关的条件。在沿着战略方向前行时，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应提出质疑，而且还要质疑我们所做的决策。在对局中，我会不断地质疑自己的着法，对局后我会质疑激战中的评估是否准确。我的决策是好是坏？我的战略是否正确？如果取胜了，是因为运气还是因为技巧？如果这套方法失败了或者没能很快地奏效，输棋的灾难就会降临。2000年，我和我以前的弟子弗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在16局的世界冠军赛中相遇。这次比赛也是我的第六次世界冠军赛。1985年获得世界冠军头衔以来，我已经下出了我棋艺生涯中的一些最佳对局。换句话说，我该到失败的时候了。多年的成功令我很难想象会输棋。这次比赛之前，我已经连续赢了七个大奖赛冠军。我对自己的弱点认识不足，觉得自己正处佳境不可战胜。毕竟，我难道没有战胜所有人吗？每赢得一个冠军，自己改变的能力就会降低。我的老朋友兼教练、特级大师多霍扬将其巧妙地比喻为温水煮青蛙，意思是每次胜利都会使自己更加麻痹。在比赛中，克拉姆尼克执黑时聪明地选择了西班牙开局柏林防御。在这种变例中，皇后将很快被对掉，对局变成漫长的子力调动而不是充满变数的肉搏战。克拉姆尼克正确地评估了我的棋风，断定我不喜欢这种漫长平稳的对局，会无意识地放松警惕。我赛前做了大量的备战，已经准备好在我擅长的90%的领域中进行战斗，然而他却逼迫我进入他更为擅长而我最不喜欢的那10%领域中。这是一个聪明的战略，完美地奏效了。我并没有试图将对局引回我更擅长的领域，而是顶风而上试图在他的领域中打败他。这样正中克拉姆尼克的下怀。我无法适应，没能尽快做出必要的战略改变，最终输掉了比赛，失去了世界冠军头衔。有时，老师必须向学生学习。最后，我明白我需要在自己喜欢的局面中更为灵活。但如果我能更为警觉，通过更刻苦的努力在克拉姆尼克利用我的弱点之前及早进行弥补，这次痛苦的教训是本该可以避免的。每个领域的领头羊，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比其他人更努力更专注。这些最优秀的成功者坚信自己和自己的计划，并且会坚持不懈地努力，确保自己的计划值得信任。这样可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努力工作促使他们坚定自己的计划，进而激励他们更加努力。质疑自己必须要成为一个习惯，一个能够克服过度自信和沮丧的习惯。只有通过长期努力才能养成这个习惯。商业中有句俗语说：“有计划而无行动是徒劳，有行动而无计划是致命。”这句话和古代孙子的那句话异曲同工，“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在与卡尔波夫的首次世界冠军赛中，我的困难不仅仅来自棋盘。那时，我还缺少备战经验，以为大量的开局准备和充沛的体力就足够了。除了每局准时出场并艰苦下棋之外，我们没有做其他任何准备。这很快显示出了不足。第二次与卡尔波夫对抗时，我准备得更充分，尽管在前半段遇到了挫折，但感觉要比第一次好。下面是我的团队所制定的战斗计划。目标：赢得对抗赛胜利。我需要从24局中拿到12.5分才能获胜。有一点需要注意，我没有必要大胜卡尔波夫。24盘棋中，只需比对手多胜一局即可（如打成平手，卡尔波夫保持头衔）。没有必要每局都要胜，也没必要赢得很漂亮。当5局过后积分落后时，我并没有恐慌，而是继续贯彻战斗计划并努力下好对局。在坚持计划的同时我还对计划进行了微小的调整，最终赢得了比赛的主动权，将卡尔波夫击败。优势和劣势：对于那些动态不平衡性不太重要的技术性局面，卡尔波夫的棋风和经验会使他占据优势。因此，我的中间目标之一是寻找适合发挥我长于计算和挖掘主动权这一特点的复杂局面。我们同时认为在激烈复杂的局面中，年轻、体力充沛是我的优势，有助于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如果局面简化，卡尔波夫精湛的技术会慢慢把我磨垮。特定准备：在首次对抗赛与卡尔波夫对弈多局后，我们很清楚他不喜欢下哪类局面。为此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些能够进入这类局面的开局。比如，如果一些局面我们认为是均势，但卡尔波夫的棋风比较适合，那么我们将放弃该局面。执黑棋时，我们准备了一些非常危险的弃兵变例。我们知道，客观地说这类变例有些危险，但这正是我所喜欢而卡尔波夫不喜欢的动态局面。第12局时我首次采用这种局面，卡尔波夫同意短和棋，主要是由于对此感到很吃惊。大家都认为卡尔波夫的团队接下来会有所准备，所以我不会再次冒险使用弃兵。但在第16局我又一次使用了弃兵变例，获得了我棋艺生涯中最伟大的胜利（后来卡尔波夫在与另一名棋手对弈时找到对付这种弃兵的反击方法）。结果：我以13比11取胜。卡尔波夫几乎没有获得他喜欢的局面。在第11局时，他犯下了棋艺生涯中最为严重的错误之一。值得称赞的是，卡尔波夫吸取了我们利用其优点和弱点的教训。本次比赛后，他完全改变了自己执白棋的开局体系，使其更适合自己的棋风。《》第二部分 战略和战术战术是指当有可为时知道如何为之，战略是指当无可为时知道如何为之。—塔塔科维尔要走出正确的着法，应该知道目标是什么，其后果是什么。分析是不可能给我们答案的。如我们所见，国际象棋具有相对简单的目标：胜或负。要取胜，需要制定对局战略并确定正确的实现方法。“战略”和“战术”这两个词经常被互换使用，这会混淆许多有价值的区别。战略是抽象的，以长期目标为基础。战术是具体的，以立即发现最佳着法为出发点。战术的内容不外乎威胁和防御，有条件、有时机性。如果不即时利用战术机会，对局肯定会朝不利方向发展。在此，我们还要介绍“唯一着法（逼着）”的概念。它是指除了该着法之外，其余着法都将会输棋。在国际象棋中，对于绝对重要的着法，还有专门的标记。这种着法不是好棋也不是坏棋，或者既不难也不易，但对避免输棋很必要。当对手犯错后，局面会突然出现制胜的机会。这就好比足球比赛中，教练花了数月时间进行复杂战略和实战训练，但当对方守门员突然滑倒时，你必须放弃战略，毫不犹豫地起脚射门，这就是纯粹的战术反应。战术家对战场上的威胁和机会很敏感，他的问题是当没有明显着法（即需要行动，却没有反应时）时如何继续。著名的波兰特级大师塔塔科维尔曾半开玩笑地称之为对局中的“无事可做”阶段。在实际比赛中，这种表现可以区分出“伪装者”（伪强手）和“斗争者”（真强手）。在国际象棋中，棋手有走棋的义务，即使不知道该怎么走，也必须走棋。这对没有战略眼光的棋手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当局面没有直接危机时，如果不能制定计划，将很可能会将局面走坏，从而陷入危机。从蒂格兰·彼得罗相身上，我们知道“警惕性无为”是一种可行的战略，但这种等待艺术需要完美的技巧。当局面没什么可走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我们称这些阶段为“局面型对弈”，因为此时的目标是改善局面。我们必须避免产生弱点，找到一些微妙的方法来改善子力，进行细微的思考，但绝不能停止思考。面对平静的局面，人们常常会变懒，而这正是卡尔波夫和彼得罗相等局面型大师的高明所在。他们能始终保持警觉，非常喜欢那种能够带来一个又一个微小优势的长久调动而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最终，他们的对手会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好棋可走，就像站在流沙上一样。生活中并没有这种必须行动的义务。如果找不到有用的计划，我们可以看看电视，做点儿平常事情，就像那句俗话所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人类非常聪明，能在无所事事中找到很多消磨时间的方法。而正是在这些时间内，真正的战略家能够找到加强局面的方法，并对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好准备。不要忘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进入20世纪后，欧洲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主义运动与欧洲议会产生过很多政治冲突。同时，德国也在筹备战争，并且由于受到英国海军改革的刺激，德国人开始加紧其海军的发展。这其实主要源于一个人—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菲舍尔。事实上，当时英国已经统治海军领域长达一个多世纪了。1900年，英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者都认为这种统治是不可动摇且理所当然的。但菲舍尔上将坚持认为皇家海军应当更加现代化，他支持建造第一艘大型战舰并鼓励发展潜艇。而海军部的其他人认为发展潜艇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更糟的是，他们将其看做是“非英国式”的行为。菲舍尔好斗的个性非常不适合处理这些冲突。他坚持不懈地执行着和平时期的现代化计划。直至1910年，由于厌倦了政治斗争（而非海上战争），他退役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丘吉尔将其召回。尽管两人对达达尼尔海战的分歧导致菲舍尔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但他对皇家海军的改革很快体现出了价值。现在，历史学家将菲舍尔看做是英国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他的很多贡献都是在和平时期做出的。他是一位战略家，深知无事可做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不做。每次走棋时，必须考虑对手的反应，以及如何应对对手的反应。一次战术会引起一系列反应，这一系列强制着法将把棋手带入激战。你会尽可能深入分析局面，计算大量的变着，应对数百个局面，一点闪失都可能招致失败。我们可以与短线交易者进行比较。短线交易者每天必须多次决定“是买还是卖”。他会看价格，然后进行分析，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最佳决策。花的时间越多，决策就会越好。但思考时，制定决策的机会也将溜走。战术包括对人脑而言非常困难的计算。但当你把计算简化时，它将成为国际象棋中最简单的部分，而且与战略相比几乎微不足道。它们是强制计划的反映，基本上是程序员最为熟悉的“if…then…”（如果……那么……）语句。“如果对手吃了我的兵，我将跳马至e5。然后如果他攻击我的马，我就弃象。接下来如果……”当然，当计算到第五或第六个“if”时，计算将变得非常复杂，因为要计算的可能着法数量会非常大。算得越深，犯错误的机会就越多。我们都是根据分析和经验来制定决策，目标是了解并改进该过程。为此，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以便评估更深的战术决策。换句话说，需要战略来指导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