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

青霞要出版她生命里的第一本书。书名是《窗里窗外》。看到这个书名，我就知道，青霞受《窗外》的影响，实在很大。她的十七岁，以至后来的电影岁月，都在《窗外》的开始下而改变。我常常想，如果青霞没有拍《窗外》，她现在会有怎样的人生？一定过着另一种生活，或者平凡，或者不平凡，总之，那会是另外一个“青霞”。我认识的青霞，美丽、飘逸、青春、纯真，而且充满了灵性。至今，我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可以和青霞媲美的女子。所以，每次有人访问我，问我用了那么多女演员，最喜欢的是谁？我都会很诚实地回答：“林青霞！她是我心中永远的青霞。”青霞最好的年龄，都在我的电影里度过，也在我家度过。常常拍完戏，到我家谈到深夜，少女的小秘密，我知道。刻骨铭心的初恋，我知道。狂热的追求者，甚至追到我家来。她的许多故事，都曾在我眼前发生。我和她，不止是工作上的伙伴。也在那段时间中，我成了她的大姐姐，几乎无话不谈。岁月一年又一年的过去，青霞去了香港，继续发光发热。然后，恋爱结婚，退出影坛，生了两个女儿，成为妻子与母亲。这时期，我们偶尔见面，偶尔通电话，每次见面和通电话，依旧有说不完的过去与现在。然后，青霞开始写作，她也把发表的文章电传给我。她的文字流畅，简洁，许多小品，写得亲切感人，我这才惊觉到她在写作上的才华。她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描写，只是自然而然的，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感，或是她的人生小体验，她某段时期的心路历程……一篇一篇，写成了这本散文集。所以，这本书中，有窗里的青霞，为了和女儿沟通学电脑。有窗外的青霞，在旅途中和偶尔相遇的孩子，作《一秒钟的交会》。这个窗里窗外的青霞，正在用成熟的心态，走进另一个境界。她不再饰演别人，她开始找寻自我，甚至是在“发掘”自我。在发掘的同时，她也发掘着人生的真谛。这样的青霞，我实在喜欢。《窗里窗外》不是一本长篇巨著，不是丰富的豪华大餐。它像是喝下午茶，在靠窗的雅座上，一本书，一杯茶，一点可口的小点心，你可以坐在“窗里”读它，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也可以坐在街边的小咖啡座上，叫一杯香醇的咖啡，悠闲地读它。不时看看身边的人群，如何生活在“窗外”，心系着“窗里”。无论是“窗里”或“窗外”，这将是一本让你可以浏览，也可深思的书。当媒体正在报道青霞如何幸运，有豪富的老公，为她打造多少多少亿的“皇宫”时，我正看着青霞的《窗里窗外》。我没有看到那个“皇后”，如何在皇宫里享受着她的“三温暖”。我看到的，依然是我那纯真飘逸的青霞，坐在灯下的电脑前，写着她的所遇、所思、所感、所惑……体会着她人生中的“三温暖”。琼瑶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按说，圈子不同，年龄差一截，怎么会跟她交上了朋友？旁人不解，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妙。第一次跟林青霞晤面，是在她家的前院，只见她一身素净，一脸亲切。没多久，我们坐在院子里，树荫下。一切都自自然然，不必寒暄，没有客套，我们聊起天来。几个小时过去了，风在树梢轻轻地吹，热茶喝完一杯又一杯，精美的小食没怎么碰过，我们却谈起了文学、创作、父母、兄长、儿女、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那天辞别时，她送我到门口，一手轻轻挽着我，另一手替我拿着重重的书。青霞说，四十岁以前，她因为拍戏忙，没时间看书；四十岁以后，她爱上阅读，闲来也会写几笔，锁在抽屉里。其实，过去的经历如许丰富，怎可不好好记下？没写的，都会随记忆逐渐淡去；目前的生活尽管温馨，不凝聚在文字里，也终将成为难追的往事。写吧！我说。从何写起呢？写自传吗？用编年体吗？由大时代背景说起吗？不久，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在香港展出，我们相约去看画。我最喜欢莫奈（Glaude Monet），在法国留学时，已经饱览大师的杰构，也参观过他那位于吉维尼（Giverny）的故居；在姹紫嫣红的花园里，拱桥上，低徊流连，消磨过不少时光。莫奈喜欢在某一时期反复描述同样的主题，如白杨树、稻草堆，而最脍炙人口的，当然是鲁昂大教堂（Cathédrale de Rouen）。从一八九二到一八九四年间，他在教堂对面的小店二楼，租下一间房间，不时凭窗眺望，随着阴晴晨昏光线的明暗，朝暾夕照色彩的变幻，绘出数十幅以教堂为题的不朽名作。“你看，每一幅画都因为捕捉的角度不同、运用的色彩有别，而产生出独特动人的丰姿,”望着莫奈《鲁昂大教堂：阳光的效果》、《棕色的和谐》两幅画，我对青霞说，“因此，同样的主题，可以写了又写，说过再说，从不同角度切入，自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面貌。”过些日子，青霞的文章一篇又一篇自笔端涌现，在《牵手》、《家乡的风》、《只要姥爷你笑一笑》里，她写挚爱的父亲，同一主题，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吟诵，孺慕之情，让人读来既感动又心疼。她也写好友，徐克、施南生、杨凡、张叔平……众人各有特色的形象一再重现在字里行间。在圣严法师生前，青霞写了记述法师重要的开示与箴言。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青霞说：“在我生命里最不可承受的痛时，因为用了它而顺利过度。人世无常，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经常把这些话送给朋友，他们也因为渡过内心的难关而感激我。”初识青霞时，她父亲仍然健在，而我自己更椿萱并茂，谁知同在二零零六年，林老先生溘然长逝，我挚爱的母亲撒手尘寰，到二零零八年，最亲爱的父亲也返回天国。多少个夜晚，我们在电话里因痛失至亲而互相倾诉，彼此扶持，青霞文章里提到的大师箴言，的确曾助我抚平伤痛，重拾心情。圣严法师圆寂后，青霞再以《大师的风范》一文，来叙述与大师相交的一段情谊。我仿佛看到画家的笔触在描绘同一个对象，丽日下、晚风中，分别呈现出灿烂辉煌的光彩与凝重端庄的色调。（本书中青霞将有关大师的两篇文章重新编排以《大师的风范》为名，合成一篇。）青霞最擅长写人物，黄霑、林燕妮、张国荣、徐克、张叔平、琼瑶，乃至“穿着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经她三言两语，都在笔下活灵活现。青霞更会说故事。有一回，跟她坐在君悦酒店（Grand Hyatt）的咖啡座，听她说起与三毛相交以及三毛亡故后几次托梦的事。言谈间，生动的语调，加上传神的表情，更显得绘影绘声。她说得兴起，我听得入神，结果，两人都忘其所以，茶也没叫，只喝了两杯白开水，放下小账，就匆匆赶下一场节目去了。三毛的故事，后来就记述在《三梦三毛》里。施南生说过：“青霞最大的本领，是很会交朋友。”的确，她爱朋友，朋友也爱她。青霞开始写文章了，周围的朋友似乎比她更投入、更兴奋。她写好文章后，每每会传给所有的朋友看，于是，四面八方的响应，如波涛、如浪潮，一层层涌现而来。“这里该加一句，那里得删一点，形容词多两个，成语再添一二……”种种意见，善意的、衷诚的，给予她极大的鼓励。当然，朋友之间意见相左时，也往往使她困惑，不知如何取舍。“跟从你自己内心的感觉吧！”我提议道。每次见到青霞，最欣赏她素净优雅、大方得体的装扮，私底下，从没见过她穿金戴银、花团锦簇的模样，这种清新的风格，独特的韵味，正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文如其人，青霞散文中淡淡的笔触，就如她清丽脱俗的素颜，又何需刻意去画眉点唇、浓妆艳抹呢？其实，从开始写作，到结集出书，几年来青霞一直在不断寻找、不断求进、不断突破。有时，她来电说：“这两天，我在看沈从文。”又有时，我打电话过去，她说：“昨天，我在背《兰亭序》。”我们很喜欢互相赠书。刚开始时，青霞喜欢看富有哲理的作品，我送了她杨绛翻译的《斐多》，她看后深受启发，还买了几十本分赠友好。季羡林的散文也是她十分欣赏的。看了季老写的《老猫》，青霞高兴地说：“这么出名的大学者也写得这样平易近人，那我可以放下心来，好好去揣摩写作之道了。”这以后，青霞一方面开始悉心阅读，看高克毅、黄宗英、林文月、白先勇、傅雷、董桥等众多名家的作品，从中汲取养分；一方面也建立信心，掌握到自己朴素明净的风格，摸索出一条得来不易的创作之路。林青霞的心园是一片净土，没有雕阑玉砌，没有繁花杂草，有的只是碎石小径，柳条木凳，一棵棵影影绰绰的大树，都伫立园外、围侍在侧，清晨时送上鸟鸣，晌午时替她遮荫，夜来风雨声中，淅淅沥沥，扶疏的枝叶为她带来诗情与禅意。正由于心如明镜，下笔时才能一字字、一句句，出于内心，发自肺腑。说起来，这位旁人眼中的天皇巨星，居然从来不知自己长得美，不觉自己写得好。不知多少回，曾经见她谦逊自省，虚心求教，例如请教倪匡、请教董桥、请教月刊的编辑、报纸的主笔，以及所有教文学的、摇笔杆的朋友。众人的意见，她都广纳博采，然后，一篇又一篇，一遍又一遍，熔铸在自己的文字里。青霞喜欢写，更不怕改，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点，她会不厌其烦，修改上十次八次。每改一次，她都会把文稿传上，然后再跟我细细讨论。她这种自淬自砺的本领，不知是否当年在片场里，为拍好一个镜头、做好一个表情，而一练再练给磨出来的？叶嘉莹教授在《陶渊明饮酒诗讲录》中，曾经说过：“在中国所有的诗人里边，如果说是作诗的态度最真诚的，不雕琢，不修饰，不夸大，不欺人自欺的，那陶渊明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作者。”叶教授更提到金代诗人元好问论陶诗的话：“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两句话，也恰好可以用来形容青霞的文字。她的文章不浮夸，不用典，不雕章琢句，然而却情深意挚，处处见真淳。有一位朋友，本身是一名才女，却非常仰慕青霞，说她美艳不可方物，令人不敢逼视。其实，青霞的美，不在于艳若桃李、灿似骄阳。她的美，是由内心焕发出来的，唯其真，唯其诚，方能有诸内而形诸外。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Keats）曾谓：“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观乎青霞其人其文，的确是这句名言最佳的体现与诠释。几年前，青霞跟我经过九龙塘的书店，我曾经对她说过：“有一天，你的书也会陈列在书架上。”如今，预言成为事实，青霞在辉煌的电影事业之外，第一本文学创作已经面世。这是几年来，她以不眠的夜、不懈的毅力，一字字、一句句酝酿而成的。喜欢青霞的朋友，此后不必在大街小巷日夜守候去捕捉她的身影，只为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个签名……要亲近青霞，最好的方法，莫如阅读她的文字，倾听她的心声，细细体味她书中淡淡的笔触、浓浓的情。在此谨贺青霞笔耕有成，俯看一片青葱，仰望满天丽霞，俯仰之间，悠然进入文学的天地。金圣华毕竟不是同一辈的人。读林青霞文章有些段落觉得她可以再写深些，有些情节她着墨稍浓，我想着替她冲淡些，再一斟酌，还是轻轻放她过去：过些年她的视野会变，笔锋会变。我开玩笑说过她没大没小，其实她这个人讲分寸，讲礼数，讲操守，写文章绝不草率，幸亏我从来不在她原稿上多动红笔。没大没小说的不光是做人的规矩也是作文的忌惮，随随便便增删她的文字，没大没小的不是她倒是我了。认识林青霞之前我先读过她的几篇小品，觉得亮堂极了，觉得她应该腾点时间和心绪在这段路上多走几步。我跟马家辉说了。我也曾经想过约她写稿，转眼又嫌折腾，嫌麻烦，嫌唐突，拖淡了。人老了许多事情徒有那份诚心没有那份耐心。偶然拜读很少几篇新秀的好作品心中欣喜是一回事，着意鼓励似乎多事了。多事不好。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还学不会不多事那叫不长进。说得再白些，饭局茶座酒会我都嫌烦，好朋友随兴随意不约而聚反而开心。奇怪，那回林青霞找金圣华约我一叙我倒一口答应了：我想我真的很想欣赏一下她绝代的风华。林文月那篇《午后书房》写她“睡了一个失眠的午觉”坐在书房里随想随写。林先生说她“独坐良久，倒也未必是一直专心读书写作”，偶尔重读远方来信，偶尔什么念头都没有，偶尔安享这个宁谧的斗室，自在而闲适：“天色已昏暗，我本想让吊灯也亮起，可是并没有走到门口去开那个开关，反而顺手把台灯关熄；于是，薄暮忽然就爬进我的书房里。”林青霞告诉我说她要出文集的时候我想起林文月用了这篇《午后书房》做她一集散文的书名，林青霞是夜猫子，读书写作好像都在午夜，她的文集似乎可以改林先生一个字题为《午夜书房》，稳健，写实：“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这段叙述直接，干净，清楚，素笔描写回家伏案到天亮的过程，一连用了十六个逗号不滞不塞。我初读觉得三处逗号应该改成句号；再读，有点犹疑了，不改了，生怕改了坏了那朵浮云那弯流水。林文月说文章像行云流水自然无滞，那是作者把文章写成如行云如流水一般自然的效果，跟雕琢过的文章一样，是作者费过心的经营和安排。林青霞每回要我改文章我总会想起林先生这番体悟，尽量不去改动她的经营和安排，顶多替她挪动几个标点符号，林青霞于是说“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原想改为句号的三个地方是“马上伏在桌上写”；”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经亮了”；“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拿着红笔几番踌躇之际，我回头看到这篇《新书自序》第四段第一句话说“马家辉是我的伯乐”，句号：她下标点显然都盘算过了。我踏踏实实收起了红笔放任这段清溪潺潺流荡。一天，我在陆羽茶室遇见林青霞的一位影迷，五六十岁的绅士，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说是从来没有错过林小姐的电影，林小姐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他也从来一一拜读：“拍过百部片子的人了，身上怎么说也养着不少文学细胞，”他说，“确实是个会写文章的人，只是一生如意，未经磨难，篇章里少了三分沧桑！”是初识，我笑了笑没有跟他深谈。文学真苦，真冤，这位先生说的这番传统观点我听惯了。文章其实只分好坏，不分哀乐，真要林青霞受苦受难才写得出惊世巨作我情愿她不写。上星期读洪深女儿洪钤写女作家赵清阁，我心里难受得要命。她说一九五零年二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赵清阁受命在会上公开自我批判，她不肯谈政治只肯谈创作谈文艺思想，她满腔委屈在会上一边讲一边流泪，台下听众还以为她检查深刻，忏悔饮泣。会后，赵清阁默默走出会场，张爱玲从大门外迎上来跟她握手，什么都没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不久，张爱玲迁来香港前约赵清阁到咖啡馆话别：“张爱玲可以离开，可赵清阁阿姨无处可去”，她留在上海承受生活、工作、经济、感情的压力，闭门谢客，闭门酗酒，闭门抱恙，直到替上海电影公司写剧本《女儿春》她才“出山”，九九年八十五岁去世。洪钤这篇文章叫《梧桐细雨清风去》，写尽赵清阁一生不愿意写的大悲大痛和大难。我书房里她画的那幅小小设色花鸟还在，笔意跟她的容颜一样清秀，一样脱俗。美了几十年，红了几十年，林青霞一定有点累了。读她的作品我起初只顾认文不认人，忘了有些事、有些人、有些从前、有些现在、有些未来别人可以放手放心写，她不可以。认识久了些，交往深了些，我渐渐熟悉她的避讳和她的考虑，读她的文章我于是多了一层体念和体惜，尽量迁就她细致的顾忌，尽量在她的框架里给她说说一点措辞上的意见。当然，文章里有些环节我觉得她应该放松写的我也轻轻提醒她：谨慎惯了她难免忘记写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宽绰些。我在台湾上过学，林青霞在台湾成长。我的台湾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荒村鸡鸣，断桥蓑笠；她的台湾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旧民国的教养还像柳梢的月色那样朦胧，带着淡淡的矜持楚楚的爱心还有庭院深深的牵挂，茶室里那位先生说的文学细胞也许是这些养分的功德：“隐隐作痛的感觉挺好的！”前两天她在电话里说起脚背撞伤忽然迸出这样一句话。果然是隐隐然的一份眷注，林青霞的写作历程不缺伤逝的隐痛，不缺哀乐的反省，那已然够她下半辈子消磨了，谁还忍心稀罕梧桐细雨里一波接一波的大悲大痛和大难？纵然不是同一辈的人，她字里行间的执著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尔灵光乍现的感悟甚至给过我绵绵的慰藉：我们毕竟都是惜福的人。董桥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在从金边到暹粒的飞机上，青霞坐我旁边，她说：“一生都在演艺，总觉得没有好好修行。”我正在看巴黎吉美（Guimet）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敦煌不羂菩萨画像。画像四角有“歌”“舞”“嬉”“鬘”四位供养菩萨。我就说：“‘歌’‘舞’‘嬉’‘鬘’也都是修行，修行可以不着于相吧！”青霞很美，美是负担，可能也是修行的开始。在吴哥窟时，青霞已经开始随手做一些小品笔记，我陆续在报章杂志看到。多年不见，青霞要以文字修行了。青霞平安。蒋勋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于八里淡水河畔《窗里窗外》其实是一本迟到了十八年的书。这是我最近才从台湾出版界听来的故事版本：大概十八年前，曾有出版社联络了林青霞，跟她坐下来，认真地、好好地讨论给她出书的可能性。当时负责这项企划个案的好编辑亦是好作家，他认定林青霞在华人影坛是“美丽的代名词”，所以打算从一个较高的审美视域而不仅仅是“从影回忆录”之类的八卦猎奇角度去理解、诠释她的生命经验，书内文章由林青霞亲撰最好，由专人代理亦行，底线是该书的关注焦点乃生命路途上的幽微细致而不仅仅是水银灯下的炫目花边。然而其后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企划中止，个案暂停；林青霞的出书理念一搁就是十八年。幸好十八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窗里窗外》。这虽然是一本迟来的书，却必是一本超越当初构思理想的书，理由是林青霞在过去十八年积累了更曲折深厚的生命经验，先为人妻、再为人母、影坛暂别、父母离世……十八年间她饱尝了人生路上而不仅仅是舞台布景的风云色变，她拥有了源于血肉的剧本出于肺腑的台词责无旁贷的戏份，她是监制亦是导演更是演员，个中深刻蚀骨自非昔时岁月所能比拟。而尤其关键的是，林青霞选择了提笔细述如此种种苍凉和愉悦，又选择了用散文形式而非许多人期待的自传去忆记昔日的高亢与灰沉，于是，读者有幸如在实景现场般透过文章跟她同喜同悲，在由方块字筑起的舞台上，遂出现了一个灵气流转的林青霞。亲自提笔是重要的。因为精准。你的喜怒你最懂，决定用哪个字词跟世人见面，不会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发言。文类形式亦是。当你告诉读者“这是一本自传”，所有人都会对内容的完整及记忆的完备产生了既定的预设，作者亦有责任承担这种预设，所以必然失去自由。散文则属于另一类回忆坐标，毋需系统，不限时序，读者和作者皆可随心所欲地在文字场景里游移漫步，写其所写，阅其所阅，互不相欠。打个比喻好了：写自传如盖房子，大门走廊客厅饭厅露台厨房厕所寝室统统有个理之所当的相对位置，结构严密，含糊不得，稍为失序即觉有异，但以散文承载回忆则像培植一座私人花园，栽花种草尽是女主人的性情抉择，花草的品种与布置皆由女主人说了算，不存在什么合不合理的争辩空间。繁花盛放，姹紫嫣红，偶尔亦有异树奇枒，而既然女主人愿意把花园开放，苦苦守候了十八年的我们，当然急不及待游园观赏。《窗里窗外》收录了四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散文，主题大致分为三类：怀人忆旧，影坛细说，当下感慨。三类文章各有指向，一方面从互异的角度铺陈出作者在不同时段里的生命场景，另方面又互有指涉地共同显影了作者的灵动善敏，仔细阅读必可发现，无论把笔触指向何时何事何处，林青霞其实都在或明或暗地追问事情为何变得这样以及假如不是这样又到底应该变成哪样。因此，与其说林青霞在向读者重述记忆，不如说她在为自己重整记忆；生命经验的积累毕竟够多了，她不止是在recalling, 她还在re-positioning；她不止在记事，她还在理解、诠释，并且不断叩问事情背后的可能意义。花园里的桃红柳绿，由此特别耐赏。这四十多篇文章的起点是《沧海一声笑》，写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那是林青霞的第一篇散文，纪念患癌病逝的黄霑。那是我代表香港《明报》“世纪版”向她约的稿子，而我之所以敢于提出邀约，事缘于某个夜里我们在施南生家中聊天，她谈及曾有一段日子每当从台北返港，车子走在大屿山的笔直公路上，她望向窗外的天空与灯火，心情顿然舒畅，因为她在台北悉心照顾父母亲，常须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的低沉气氛，情绪难免郁结哀伤，心头眉头皆压抑得紧……那夜我半躺在松软的白沙发上，呷着施大姐的红酒，抽着徐克的雪茄，微醉，静静聆听林青霞对于景物和心情的细致描述，忍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她能写。于是后来我便拨出了邀稿的电话。于是后来便有了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于是后来林青霞很明显已经欲罢不能，在报纸杂志上写得越来越勤快，由香港而台北，由台北而上海而深圳而大陆，或是首刊或是转载，在许多城市的媒体上都能看见她的笔墨。于是再后来便有了这本《窗里窗外》。林青霞在自序里忆及最初的写作经验，表示“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了”。这显然稍嫌过虑。自问没资格替别人改文章，更深信写作是漫长孤独的探索历程而非考试作业，各有一套风格盘算，没有太大的改动余地，我其实倒过来经常讶异于林青霞对于写作的认真，曾有许多个凌晨深夜，我和美枝被传真机呜呜响声吵醒，不必查看即猜得到是她传来稿子；第二个晚上，又是凌晨深夜，稿子又来了，原来是修订版；再来往往又有第三版第四版，林青霞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个字词，好坏美丑，她都尽了力去承担。我忘记了曾否对林青霞述及一桩小事：在她初次发表文章之后，我遇见董桥，他瞪大眼睛问我，“林青霞写得相当好！是她自己写的吗？有人代笔吗？有人替她改吗？”我一边笑着摇头，一边因为董桥的惊艳而替林青霞感到高兴。若知此事，林青霞应能多点自信。不管是筑盖房子抑或经营花园终究都不容易，而最难得的是亮丽起步。我隐隐感觉站在起步点上的林青霞已经尝到了文字的美好，所以她一定停不了，所以她肯定继续写。或许终有一天，除了一座茂盛的笔墨花园，林青霞还真的会把一幢华丽的文字房子展现于我们眼前；或许，我们不必再等另一个十八年了。马家辉我们的妈妈，她的生命里充满着传奇的色彩。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别人的口中听过许多有关她的故事，在网上也经常发现她美丽的倩影，别人眼里的她是女神，是万众瞩目的天皇巨星，在我们眼里她却是个天天追着我们穿衣服，一会儿怕我们热，一会儿怕我们冷的妈妈。妈妈息影成家后，因为生活的转变，一度感觉迷茫，不知何去何从。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她拿着笔和一叠稿纸，写写想想，想想又写写，问她在写什么，她说她在把心里的话写出来，写出来她就舒服了。妈妈是个夜猫子，晚上不爱睡觉，有无数个夜晚，到她房里找她聊天，她总是伏在梳妆台上写东西。一见我进门就眼睛发亮，仿佛找到了唯一的读者，她拿着稿纸像小学生一样，要求我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见那一地揉成纸团的稿纸，和她手上的墨水印，只好勉为其难地听一听。她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她的文章也充满了感觉。我喜欢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会很专注地听，然后告诉她我的意见，她也虚心地记下所有我的提议再做一些修改。记得有一晚我从她房里回自己房间睡觉，第二天放学回家，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写同一篇文章，就像是一个作家，其实，更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看到她被自己的文章感动而脸上绽放着喜悦的光芒时，我真为她高兴，我为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而高兴。妈妈的文章就跟她人一样，那么真，从她的文章里，相信读者也会跟我一样地了解她，接近她。邢嘉倩一个清晨我背着书包到楼下吃早点，经过妈妈的房间，看见房门底下透出一道光线，我好奇地推开门，见到妈妈背着我坐在梳妆台前，她左手捂着头，右手拿着笔，那支笔在她手中转来转去。镜子里，她眉头微皱，正在努力地思考着。我问妈妈：“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我要出书了。”我听了之后十分开心，真为妈妈感到自豪。邢爱林妈妈在写毛笔字，我也在旁边写，我写：“天有云，地有花，红红的花，白白的云。”我妈忽然说：“这是一首诗呢！是你自己想的吗？”我吓了一大跳。点点头，本来后面还要写“我爱花，我也爱云”，被她一吓我就不写了。但是以后我就常常写字在妈妈的镜子上。邢言爱写作出书从来不在我的意料之中，也是我不敢做的美梦，正如拍电影。如果不是黄霑，如果不是马家辉，我不会有勇气走出第一步。黄霑临走前两个月跟我邀稿写专栏，我没敢答应。他走后，为了追忆他，我写了第一篇文章《沧海一声笑》。黄霑追思会那天马家辉帮我刊登在《明报》“世纪版”。许多朋友看了鼓励我，支持我，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兴趣，从此有了第二篇、第三篇乃至第五十篇。在黄霑追思会的前两天，我坐在梳妆台前，拿出稿纸和笔，一下笔就没停过，如有神助地写了两千多字，仿佛是黄霑带着我写。到了天亮，我打电话给家辉，问他愿不愿意登我的文章，他看完回了个电话：“明天就登，一字不改。”马家辉是我的伯乐。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要求我写专栏。不知道他是真的认为我能写文章，还是以为明星写什么都有人看，也不知道他是真认为我写得好还是懒得改，有时候被我逼急了，也会给我点意见。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我书房的抽屉里了。为什么会写第二篇《戏里戏外都是戏》？因为杨凡的好朋友正要发行邵氏公司的旧作《金玉良缘红楼梦》，杨凡催了好几次，要我写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在写第三篇《小花》那段时间，正处于港台新闻媒体对我无中生有蜚短流长的报道中。见了柬埔寨吴哥窟石缝里的小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于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感受。第四篇《牵手》原名《父亲》，是在跌跌撞撞满身淤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时候父亲刚过世，我整个人就像一摊烂泥，东倒西歪的，整天拿着笔和几张纸，一心想把我和父亲的情感记录下来。第五篇《华丽而温暖的城市》是为马家辉的书《爱恋无声》写的序。在写作圈还是幼儿园阶段的我，要为博士写序文，真是难为了我。那段时间父亲刚离世，我带着哀伤的心情到美国洛杉矶安葬老父。因为一早答应了家辉，不好推，交稿又有期限，只有带着还未集结成书的稿件在飞机上一张一张地阅读。因为情绪尚未从伤痛中回复，经常是拿着笔对着稿纸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才深深体会到以写作为职业的人，那种被催稿的心情。当时心想，还好我不是靠笔吃饭，因为那写不出东西又要准时交稿的煎熬，实在太痛苦了。第十一篇《有生命的颜色》是给金圣华教授的翻译诗集《彩梦世界》写的序。金圣华是我的缪斯，她很鼓励我写文章，常常给我打气。每次见她以前，我总想挤出一篇文章，一方面是不想辜负她，另一方面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的灵感而完成一篇文章。从我的第三篇《小花》开始，她就成了我的把关师父，每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她。我可以从她的声音中感觉到文章的好坏，她总是用那清柔悦耳得像小女孩雀跃的声音说：“青霞啊！好棒噢！你好会写！”我也总是兴奋地呵呵笑：“真的？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好高兴噢！”接着：“不过有几个字你要注意。”有时候她会说：“这篇完全不用改。”就这样她带着我一路走上写作这条路。五年前我们到又一城商场逛书店，她指着书架上的书说：“青霞，你想象一下，几年后你的书就会放在这书架上。”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本书如果可以出版的话，她绝对是我的推手。在学校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写作要有起、承、转、合。我写文章经常是想了个头，就一路顺着往下写，写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只好写个圆满大结局，但总觉得没什么新意，经常为此而苦恼。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的时候，认识了散文大师董桥，我借此机会好好地向他讨教一番，他说得潇洒：“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有大师的一句话，我轻松多了。《重看〈东邪西毒〉》之后，每篇文章都得先过了金圣华那关才敢拿给董桥看。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文章里的逗点、句点、惊叹号、问号……在他的调度和修改之下，就更加地鲜活了。龙应台在辛苦耕耘她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时候，还抽空在四季酒店的咖啡座给我私人上了一堂课。她很快地翻阅了几篇我的文章，然后简单地赠了我几句：“不要写‘我觉得’、不要教训人、不要太客气地写我很荣幸我很庆幸这一类的话。写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塑一样，把不必要的多余的字都删掉。”这些话我都铭记在心，谢谢应台。林燕妮说得好：“文章是脑子在演戏。”我在想，戏是我的文章，摄影机是我的笔，导演是我的脑子。我的写作过程不过是换一种形式演戏罢了。现在人都喜欢用电脑写字，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写不好就把稿纸搓成一团往地上丢，丢得满地一球一球的，感觉就像以前电影里的穷作家，很有戏。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两个女儿见了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淡淡地说：“妈，你又在写文章啊？”人说写作是一条寂寞的路，在这条路上我有杨凡，他在我还没正式开始写作之前送了我一大堆稿纸，先帮我铺好了写作之路。我有施南生，她为了鼓励我写作破费送了我一套名作家限量版的MONTBLANC笔，让我开开心心地走上写作之路。我有远在洛杉矶的唐书璇、旧金山的幸丹妮，他们在香港的午夜，那边的早晨时刻跟我隔空讨论文章。我有陶敏明、林美枝、黄秀如沿途的支持和鼓励，一点也不感寂寞。每当写出一篇感动自己又感动朋友的文章，那种快感是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十七岁踏入影圈，至今的三十九个年头里，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篇有关我的文章，有的有根据，有的却完全是虚构。这是唯一的一本林青霞写林青霞的书。这本书，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最真的感受，希望和你分享。在此我衷心地感激金圣华、董桥、马家辉、感谢琼瑶姊和蒋勋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为我写序，感谢张叔平帮我设计这本精美的书，感谢所有鼓励我、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林青霞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尽如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注定要走上电影这条路。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一路从“西瓜大王”跑上天桥。一位男子抓着跑得较慢的李文韵，说他没有恶意，只是想找我拍戏。当时我又瘦又小（还不到一百磅），心想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他们想请我们喝咖啡，我们不肯，请我们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也不答应。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他没辙，只好留下名片，请我们打电话给他，名片上写着杨烈。因为还在上学，回家后当然没有回电话。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大家打打闹闹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们爬上来，于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你们的身材。”我马上要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我们。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记得当时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质上衣喇叭长袖，胸口绣着四个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着白色喇叭长裤，脚踩当时流行的松糕鞋。张俐仁则穿一条白色热裤和六吋松糕鞋。办公室里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还有一位谢重谋副导演，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临走时和我们约了试镜的日期。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卧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这个念头。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当时用的是八厘米黑白无声录像机拍摄。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只是演同学甲乙。”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见了老乡三分亲，加上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导演连哄带骗地说：“可以借位。”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璐家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按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一九七二年夏，郁正春导演带着两份合约到我三重市光明路二零二号的家。一人一份，因为还未成年，母亲代我签了生命中第一张合约，片酬新台币一万元，分四次给。签完约当天，我就和张俐仁到西门町逛委托行（当时没有名牌衣服，委托行卖的是国外进口的高级服装，非常昂贵）。张俐仁发现有一对穿着时髦的男女，一直在打量我们，她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星探，果然没错，那位美丽的女子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拍电影，我说刚签了约。看样子他们很惋惜。后来才知道那男士就是国联电影公司大制片郭清江。（进了电影圈之后，我还是为他们拍了一部他导演的《枪口下的小百合》。）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又去逛西门町，迎面走来几位穿黑西装的男子，同学们惊呼：“柯俊雄！柯俊雄！”第一次见大明星，大家都好兴奋。刚一转身后面跟来一位高大的西装男士，同学们说他刚才是跟柯俊雄在一起的。他要找我拍电影，这次我竖起食指和中指老练地说我已经签了两年的电影合约。（成名之后，柯俊雄邀请我拍他公司的戏，我问他记不记得那年在街头，他身边的人找我拍电影的事，他竟然记得。后来我跟他合演了《小姨》和《八百壮士》两部戏。）在这期间，还有一位中央电影公司的经理张法鹤，经他妹妹透过张俐仁打电话给我，邀我见面，当然我不可能再答应任何电影公司的邀约。（日后我也为中央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到旧金山出外景的《长情万缕》。）就这样，命运的安排，我走进了“窗外”。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窗外》摄于一九七二年，那年我刚高中毕业，还是个爱做梦的年龄，就像初生之犊，一头撞进了森森的丛林里。幸运的是我遇见的都是圈里的老实人，所以在这个大染缸里并没有被污染，一路走来也很顺畅。在影圈二十二年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影迷们一起成长着。拍摄的第一天，一把大剪刀就把我刚刚留了三个月的头发剪短到耳朵之上，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时间，学校规定我们的头发长度在耳上一公分，于是毕了业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烫了留长。虽然知道演的是高中生，还是舍不得那一把长发。电影前三分之二的学生戏，对于刚离开校门的我，演来不是问题。结婚以后的戏，在没有接受过演艺训练和没有生活体验下，演起来明显地生涩。我的初吻就献给了这部戏。还记得和男主角胡奇拍接吻那场戏。他教我把牙齿合上，嘴唇张开，其他的就交给他。我照做，两个人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导演喊“卡”之后，我见摄影师陈荣树的眼睛从镜头后面慢慢移出，一脸迷惘地说：“她像个木头。”《窗外》女主角江雁容的知己由张俐仁饰演，她也是我要好的高中同学，现在育有一子一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演我妹妹的恬妞，当时只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还背着书包来片场。（现在她的女儿已长大成人了。）她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目前还在影圈发展，是个自食其力的坚强女性。演我另一个同学的谢玲玲，在她只有几岁大的时候，就已做了童星。第一部戏是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又聪明又可爱。当时大受欢迎，也小有名气。很早就嫁入豪门，现在已经是单身，与五个儿女同住，是个伟大的母亲。而男主角胡奇，戏拍完没几年就因病去世。两年前《窗外》导演宋存寿住在疗养院里，我去探望他。我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许久许久，导演的神情就像当年一样，眼皮低垂着，像是陷入深深的思绪中。我则忆起当年的少不更事，常惹他生气，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三十五年前拍《窗外》的时候。他喃喃地说，梦里胡金铨导演找他拍戏。两年之后（二零零八年），他离开了人间，或许是应了胡导演的约，上天堂拍戏去了。《窗外》合伙人郁正春，也是《窗外》的导演之一，对电影十分狂热，每天准时到片场，经常指导我演戏，他不厌其烦地跟我对戏，拍到需要大笑时，他会在我对面哈哈大笑，让我跟着入戏。因为宋导演的去世，我约他到四季酒店叙旧。当我踏入四季酒店的咖啡厅，眼前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蹒跚、身形肥胖的背影。在这个时髦而现代的场合，似乎显得很不搭调。我心里一紧，几年没见，他，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哦，不是几年，是十几年。我赶忙上前搀扶，他很费力地坐在对面那柔软的沙发上。我望着他，眼睛湿润了，当年那炯炯的眼神，变得灰白而无神，似乎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似的。最记得当年在杭州南路，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吃饺子，郁导演说：“青霞，你以后红了就不会在这儿跟我们吃饺子了。”唉！真希望能回到从前，再跟他吃一回饺子。我们谈到电影，他眼神即刻闪出亮光，仿佛又见到以前的他。这些幕前幕后的伙伴们，经过数十年光阴的洗礼，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风景，沧海桑田，永恒不变的只有《窗外》，它留住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提醒我们曾经拥有的一段回忆。还记得拍摄《窗外》的日子，每天就像只快乐的小鸟，从片场飞到家里，和母亲诉说着拍戏有多么好玩，有多少人陪着我呵护我。母亲躺在床上，双臂环抱着头，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以后都这么快乐。”一九七三年夏，《窗外》在香港上演，我一夜成名。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没停过拍戏。有了名，有了利，更有了得失心。在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下，已经忘了什么是快乐。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育有三名可爱又美丽的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虽然离开影圈十几年，还是逃不开媒体的追逐。世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实人生这场戏，比虚构的剧情更富有戏剧性。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一百年前香港第一部电影《偷烧鸭》开启了香港电影之路，那是黑白无声电影的年代，记录了百年历史的变迁，变到现在的彩色宽银幕加上电脑特技。一路走来，中国人的电影，走出了香港，走出了台湾，走出了大陆，走到世界上许多角落，捧回无数的国际大奖。身为中国电影人怎不感到与有荣焉？七二年从街上被人领入影圈，拍了第一部电影《窗外》，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说我平均每年拍一部戏的话，那得拍上一百年。我的电影生涯跨足了七零、八零、九零三个年代，历经了电影的三大潮流，也是我人生的三个阶段。七十年代的唯美文艺爱情片。八十年代的社会写实和诙谐喜剧片。九十年代的武侠刀剑片。七三年我来香港宣传《窗外》，香港人被我的清纯所吸引。媒体给了我一个“清纯玉女”的称号。《窗外》票房录得六十五万港币，当时对文艺片来说是相当高的票房。我一夜成名。至今《窗外》没有在台湾上演过，一九七四年台湾上演我的第一部戏，是刘家昌导演的《云飘飘》，当时西门町大排长龙，卖座四百万。从此我片约不断。七二年至八零年我总共拍了五十五部戏，其中五十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那个年代的台湾还在戒严期，民风保守纯朴，电检尺度很紧，我们这种片子最受欢迎。现在的情爱片关系很复杂、层次也丰富，有同性异性恋的，有政治色彩做背景的，有讲前世今生的。我们那时候的爱情片非常简单，就单纯是男女谈恋爱，多数是男追女，几乎每部戏都有父母角色的参与。很容易拍，不用搭景，不需造型，阳明山的别墅我们都拍遍了，服装自己带，导演前一天告诉你带几件衣服，你回家就自己配，化妆梳头也可自己搞定，一部戏三十个工作天，两个月内就可拍完。琼瑶小说改编加上俊男美女最受欢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观众更是疯迷。当时制片只要签到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其中两个人的合约，就可拿到新、马片商的资金，也就可以开镜了。所以媒体称那个年代是“二秦二林”年代，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手上同时都有几部戏。我最高纪录是同时间有六部戏在拍，忙起来两个礼拜没上过床。男女主角一到片场就找床，见了床倒头就睡。有一次我靠着墙站着就睡着了，导演喊：“预备！预备！”才把我吓醒，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那段轧戏的日子。成名带来的压力和长期的体力透支，我就像快断了的弦似的，终于承受不了了。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离开了电影世界，到美国加州进修和享受自己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在美国的十五个月，拍了一部谭家明导演的《爱杀》。这部戏是非常讲究的奇情戏，也稍带血腥，导演为了要表达一种冷的感觉，整部戏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拍摄，戏的背景以蓝、红为主，在我的电影里是第一次有美术指导（张叔平）。从这部戏开始我进入了电影和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八三年三月回到台北，电影界已经大移位，文艺片不再受欢迎。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电检尺度放宽，电影类型也多样化。这十年我尝试了各种类型的戏，没有一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电影里也不再出现父母的角色。也许是时代改变了，开始崇尚自我感觉的关系。起初片商对我持保留的态度，直到拍了朱延平导演执导的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票房再创佳绩。从此又开始了我的轧戏生涯，甚至是港、台两地轧。七十年代是戏里文艺戏外也文艺，常在人情的压力下接了不少不想接的戏。八十年代是戏里江湖戏外也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况下也接了许多不想接的戏。拍徐克执导的《蜀山》后跟香港结了缘，八四年拍林岭东导演的《君子好逑》之后，就在香港待下了。香港信息发达，电影也较国际化。香港人不讲人情，不求人，合则来不合则去，我没有了人情的包袱，也不再身不由己，拍了些比较考究的电影。因为时代的改变，港台电影开始陆续到大陆出外景，九零年第一次到长春、哈尔滨拍摄《滚滚红尘》，这是以大时代的动荡期作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也因为这部戏我得了唯一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九一年接拍《东方不败》，《东方不败》之后的十七部戏里有十一部是武侠刀剑片。徐克拍《东方不败》的念头是因《蜀山》而起，八三年拍《蜀山》有两个镜头，是我站在水中的大石佛像上，一身红，挥舞着衣裙转身邪魔似的狂笑。下了戏导演以坚定的眼神跟我说，将来他会找我演一部戏。八年后他来找我，要我演企图一统江山的教主“东方不败”，是个男人，我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对他有信心。这部电影的票房是想象不到的好。这部戏带起了武侠刀剑片的潮流，九十年代大部分电影公司找我演的都是反串男人的武侠片。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的二十二个年头里，我从飘逸的纯情玉女，演到刀里来剑里去的男人，见证了人世间的浮浮沉沉和电影潮流的起起落落。拍过一百部戏，演过一百个角色，其实，林青霞最难演的是林青霞。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朋友有时会问我，看自己的电影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不只是在看自己演的戏，同时也在看拍那部戏时的戏外戏，我会想我在拍那部戏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想些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在拍某个镜头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情景，剧中的演员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在真实的人生中又有着什么样的转变。重看二十八年前拍的《红楼梦》，更加赞叹李翰祥导演的才华和功力。电影的剧本、演员的造型、戏中的布景、道具、剪接、配音，甚至指导演员演戏和古装身段，全都出自李导演之手。二十八年了，电影的画面依然那么清晰，脑子里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楚。二十八年前我和张艾嘉每天一大早就到邵氏清水湾片场，由公司最好的古装梳头师傅彭姑帮我们梳头，为了贴古装头套，还把我额头两边的细发都剃了去，化妆是小青哥，小青哥把我的眉毛尾端用胶水往上贴，再用眉笔把它加粗加长。服装师傅先用白布把我的胸部包扎起来（使得胸部不至于显得太突出），再穿上戏服。最后李导演拿出他的古董私货头饰，亲自帮我们戴上。贾宝玉造型完成之后，我站在镜子前面，那种兴奋的感觉，简直就像是醒着做梦一样!我们早上开工，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就脱了戏服，穿着里面打底的白色水衣，顶着头套，到片场附近李导演家吃午饭。李导演太太张翠英（我们称她李阿姨）总是亲自下厨煮她的拿手好菜给我们吃。重看宝玉“洞房花烛夜”那场戏，回想李导演一遍又一遍地连唱带踉跄地走台步，加上激动的情绪示范给我看，我又老是演不好，他就这样耐心地来来回回地走了十几二十趟。我的演出终于过关了。过了一会儿，胡锦姊很神秘地在我耳边说，李阿姨刚刚来了现场。我心想拍戏她从来不到现场的，莫非是来查勤的？原来当时那么个大热天，片场里至少有摄氏四十度以上的高温，大灯光打着，我们又穿着厚厚的古装戏服，汗水就在戏服里顺着大腿往下流，而李导演忘情地指导我演戏，大家都担心李导演会心脏病发作，所以偷偷地把李太请来安抚他，喂他吃药。我心想，好险，如果再不OK的话，那不是谋杀了大导演吗?女儿爱林最怕看我的电影，大概是因为我后期拍的武打片，大多打打杀杀，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有时龇牙咧嘴，有时血淋淋的，她觉得很恐怖。前期拍的文艺片又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她也看不惯。有一天我带两个女儿到甄珍、刘家昌家去玩，甄珍拿了张《纯纯的爱》盘片问小女儿言爱，知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言爱一眼就认出来是妈妈。这部片是我从影的第三部戏，第一部是《窗外》，第二部是《云飘飘》。《纯纯的爱》是刘家昌导演，也是我第一次到韩国在冰天雪地里拍摄的戏。我拿回家放给女儿看，八岁的爱林有点担心地问我戏里说些什么，我说：“《纯纯的爱》，就是很纯很纯的爱情故事喽，不过我只记得最后一幕戏是我穿着白色的婚纱和男主角秦祥林躺在冰河中央。”爱林问我为什么要躺在冰河上，“大概是病了吧。”不过我又说，“我演这部戏的时候，只比你的大姊姊嘉倩大一岁，当年我十八。”她一听和她最崇拜的姊姊差不多大，还有点兴趣，结果看到戏里我心脏病发的痛苦表情，也心痛地受不了，不想看了，要我关机。这么多年来，《红楼梦》从来没有在戏院和电视重演过，这次能够发行盘片，我和家人、朋友都很兴奋，杨凡说，孩子们应该会喜欢看。有一天我和两个女儿在家很无聊，我建议，不如看我的电影《红楼梦》吧，没想到老大爱林惊恐地嚷着：“妈妈不要!不要!”三岁的小女儿言爱也不知所以地捂着眼睛说她怕。我啼笑皆非地解释：“这部戏，不打、不杀，也没有亲嘴，还有许多歌儿唱呢。”母女三人这才安静地坐下来。两个小朋友一左一右听我讲解剧情，看我拿着风车出场也觉得有趣，我告诉她们我演的是个小男生，言爱见宝玉生气地把胸口的玉丢在地上，皱着眉头认真地问我，他为什么要丢那个东西？看到宝玉学他爸爸和一些老头儿走路，又哈哈大笑，言爱还站起来表演贾父喝住宝玉的神情，三个人笑作一团。看到宝玉挨爸爸打屁股那场戏，言爱含着泪，红着脸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因为戏里的宝玉不乖，所以爸爸打她喽，不过那不是真的，是演戏，我拍戏的时候屁股垫了毛巾，打起来不痛的。”爱林听说有毛巾垫着也就放心了，言爱还是无法释怀，紧紧地抱着我，脸紧贴着我的脸，背对着电视说她不想看了，还指定要换《纯纯的爱》，大的很不高兴，开门走人，小的也没真的在看。后来大的问我：“妹妹才三岁，为什么她说什么我们就得照着她说的去做，还非得看《纯纯的爱》，其他片子还不成！”十四年之后再重看《东邪西毒》，不只我看懂了，其他人也看懂了。不知道是不是王家卫的思想领先了我们整整十四年？十四年前在威尼斯影展，我第一次看《东邪西毒》没看懂。心想：“为什么每个人说话都没有眼神接触？好像个个都对着空气讲话。到底谁爱谁？到底谁跟谁好？这么多人物，谁是谁都搞不清楚，怎么会好看？”看完电影我失望地吐出三个字：“不好看！”十四年后，经过重新配乐（马友友演奏）和调色，音乐美，颜色浓。每个画面就像是一张完美鲜艳的油画。加上人生阅历多了，对人、对事、对感情的看法也不像从前那么简单，我终于看出了苗头。整部戏讲的就是一个“爱”字，每一个人都有对爱的渴求，每一个人都很孤独。无论你被爱或不被爱都逃不掉那种孤独感。导演用现代的手法古典的气韵来表达这种孤独感。看他的电影是一种享受，拍他的电影却是一种磨炼。那年在榆林，每天将近黄昏时刻，所有演员都得把妆化好，在山洞口等天黑。吃完便当，天一黑就得进山洞。就那么一点大的空间，又打灯，又放烟，再加上工作人员抽烟，空气坏得使人几乎窒息。拍到天快亮了，导演还一次次要求重新来过。我一头乱发，眼神涣散，木无表情，导演还笑着说：“青霞快疯了。”其实他就是想要我那疯了的感觉。记得很清楚，张国荣第一天到榆林，闷闷不乐的。原来之前他在香港拍的戏都报废了。我也是演员，所以很能体会他的感受，很替他难过。有一天晚上，在拍戏空档，我坐在洞口躺椅上休息，他走过来告诉我他后脑勺给蝎子螫了。大家傻了眼，蝎子是有毒的，这可怎么了得？收了工回酒店，见他坐在大厅椅子上低着头，旁边两个黑黑瘦瘦的当地人，拿着一瓶满是蝎子泡的水让他搽，说是比看医生管用。国荣已被吓得六神无主，只有一试。那晚，他一直没敢合眼。第二天就没事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以毒攻毒的效果。《东邪西毒》定妆那天，我的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刚结束上映没多久，票房是意想不到的好，我更是火红得厉害。带着《东方不败》的余威，信心无比地到泽东电影公司。然而拍完定妆照以后，我的信心就完全被瓦解了。导演要求我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拍照，无论我怎么摆，他都说我像东方不败。我心想，我不是演男人吗？男人不就得这个样子吗？第一天到片场，混在所有大牌演员（梁朝伟、张国荣、张学友、梁家辉、张曼玉、刘嘉玲、杨采妮）之间，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演才好。记得那天是十一月三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公司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让所有演员围着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后来听刘嘉玲说，那天我还哭了呢。真丢脸，这点小事……结果《东邪西毒》里的我，还真的不像东方不败。那是一种——一种带点神秘感的男人味。开镜之前，我想先做做功课，所以不停地跟导演要剧本，没想到导演说：“我就是不要你们做功课。”后来导演实在被我逼得急了，送了个剧本给我，但他说，等戏拍出来肯定跟剧本不同。我一直不谅解，导演为什么不给演员剧本，为什么要瓦解演员的信心，为什么演员千辛万苦演的戏会被剪掉？经过这许多年，自己开始写文章才体会到，原来摄影机对导演来说，就好比他手上的一支笔，他要下了笔之后才知道戏怎么走下去才是最好的。他要演员拿掉自我，走进角色。他像雕塑一样，把那些多余的、不好的去掉，剩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华。二十多年拍了一百部戏，巧的是第一部《窗外》和第一百部《东邪西毒》的版权都在王家卫的手上。即使拍了一百部电影，仍然因为没有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感到遗憾。看完《东邪西毒》，我跟导演说：“我少了遗憾，多了庆幸。”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用力！用力！再用力！”梦里我用尽全身吃奶的力猛地一甩头，才从梦魇中醒了过来。“撑着点，别再睡着了又醒不过来。”我告诉自己。眯着眼睛往窗外望去，漫山的烟雾，许多光着膀子的大男人，手里提着装满点燃稻草冒出大量轻烟的水桶，一边叫嚷着，一边漫山遍野地跑，制造出烟雾弥漫的气氛，摄影机架在高台上，特大号风扇在摄影机的后侧，摄影师正在试镜头，导演用大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微皱着眉，正在跟摄影师交换意见。我坐在破旧的七人小巴（小型汽车）里，穿着东方不败的戏服，在那荒山上也算是个男人。唉！这是何苦？大姑娘家的，三更半夜混在这些“臭”男人堆里扮男人，累得差点醒不过来。副导演请我就位，到了现场才知道我得站在高高的树顶上，表现东方不败高强的武功。武术指导把两条钢丝穿过戏服，扣在戏服里绷得紧紧的衣服上。“一！二！三！拉！”我上了树。个把钟头后才听导演喊：“预备！预备！预备！开风扇！放鸽子！Action！”一大群鸽子朝我这儿飞，“啪”的一声，一只鸽子打在我脸上。脸滚烫。我心想千万别眨眼，忍着点，挺起胸来扮威武。否则重拍更辛苦。结果因为鸽子没演好还是得重来。东方不败练功。沙尘滚滚。我在沙滩上，张开双臂奋力向前奔，大风扇吹起红木泥，银幕上的我神勇威武，银幕下的我灰头土脸。东方不败要从海面升上来。拍这场戏前一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睡。电话铃响了，是杨凡找我打麻将。“不行！今天我要早睡，明天早班要下水。”“拜托啦！三缺一。”“绝对不行，现在已经十点了，要打到什么时候呀？”“有尊龙吔！”“有尊龙？好吧，为了看明星，最晚不能超过十二点。”那晚杨凡特别开心，笑得连小舌头都看到了。打了四圈，到十二点我坚持要走。其他三家千求万求地不让走。好吧！勉为其难再打四圈，就这样四圈又四圈，一直到天亮六点才“收工”。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觉也没睡就到了拍戏现场，化好妆准备一会儿下水。左等右等还没轮到我，也不敢睡觉。直到黄昏才叫我穿上戏服。海水里，几个武行拿着灭火器制造水泡，表现东方不败的爆炸力，一台油压升降机让我站在上面手扶着杆子，稳稳地浮出水面。“预备！开机！”几个灭火器开启，水面咕噜咕噜的，像煮开的水，我抓着升降机，还没到水面，假发就给升降机夹住了，吓得我猛往上蹿，生怕上不来给淹死。导演以为冒出水面的，会是一张美丽的脸孔，没想到出来的是一张恐怖扭曲的脸。天马上要黑了，再戴假发也来不及。我提议，不如把我的长发往后拢一拢拍好了。灭火器也因为效果不佳而取消。结果在夕阳的余晖下，东方不败从平静的水面缓缓上升，配合着强劲的音乐，反倒成了最美最自然的一个画面。最后一场戏在安达臣道石矿场拍。第一天到现场，下着大雨，好冷好冷。我刚到化妆间就听说十几个临时演员都冷得跑了。大家推举我打电话给徐克。“导演，天气太冷了，又下雨，临时演员都跑了，还拍不拍？”“下刀子都要拍！”结果这天拍过的戏都要重拍，因为我的脸给冻得都肿了。《东方不败》最后一个镜头又是黄昏，又得赶拍。武术导演手举着笨重的摄影机，因为要拍出东方不败死前掉下山崖最后一瞥的眼神，摄影机必须配合演员转动。时间紧迫。这个镜头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完成。武术导演心浮气躁地一边调整焦距，一边移动脚步，踩得碎石“沙沙”作响，嘴里还夹着粗话。在这兵荒马乱时刻，我告诉自己要镇定，要镇定，这个镜头很重要，千万别受环境影响。于是我整一整假睫毛，滴上眼药水。我说：“来！”“ROLL机！”我含着眼泪，带着东方不败复杂的情绪，微笑地跟着摄影机转半个圈。这三秒钟的眼神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终于杀青了，导演徐克设宴在福临门。我举杯敬导演：“好高兴哦！这部戏终于杀青了。”“你明天几点上飞机？”导演问。以为导演关心我而感到暖心。我说：“十一点。”徐克说：“明天九点通告，加拍一个东方不败出场特写。”我还没高兴完，马上又收起笑容，相信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徐克忍得很辛苦才让自己不笑出来。原来第二天补拍的是《东方不败》出场的第一个镜头，剧情是东方不败从树林里飞出来，脸上的面具被枝叶刮掉而露出他的真面目。这个镜头还真的很重要。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东方不败》的票房，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好，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那年在敦煌，有个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沙丘前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工作人员在吆喝着打灯光，摄影师在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导演在指挥现场。我忍着眼痛坐在沙丘后的竹凳上等开机，刹那间被眼前那巨大挽着髻的古代女子影子吸引住，那种迷离感真是不知身在何处。那夜，我在敦煌拍摄《新龙门客栈》。前一天武术指导说，第二天要拍我的一个特写，会有许多竹箭向我脸上射去，我要用剑挡掉这些竹箭。我担心箭会射到眼睛，他说，如有这样的情况，人本能的反应会把眼睛闭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为了不想NG，我睁大眼睛快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说时迟那时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确实是自动闭上了眼，但还是痛得蹲在地上。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带，不可能找得到医生，医院也关了门，副导演问我还能拍吗？我照照镜子，想把被眼泪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发现黑眼珠中间有条白线。武指说是纤维，我点了很多眼药水，怎么冲，那条白线还在。我见工作人员等急了，赶忙回到现场就位。当时虽然受伤的右眼还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着也顾不得痛了。心想，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欣赏到这样的夜景；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有这样复杂得说不清的感受。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像这样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将不会再现。真的，到了十七年后的今天，这个画面，这个情境，还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敦煌酒店里，因为自怜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过去才睡着。第二天，制片带我去医院挂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到处找插头准备接上仪器，等仪器接上了电源，她照了照我受伤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医，眼睛会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容器，里面装着一大堆待煮的针筒和针，怀疑地问：“你们不是每次都换新的针啊？”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都是消毒过的！”当天我就收拾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专程赶来拍我的戏，我要求他们等我看完医生回去再拍，徐克说时间紧迫，不能等。在机场碰到他们时，我一只眼睛包着白纱布。见到南生，两人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人三行泪。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地从敦煌到兰州，再从兰州转飞机回香港。在飞机上我把脸埋在草帽里，一路哭回香港。传说孟姜女为寻夫哭倒长城，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养和医院的医生说黑眼珠那条白线，是眼膜裂开了，没有大碍，住院两天就没事了，可是大队人马已经回到香港赶拍结局。我非常懊恼，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因为懊恼，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愿看《新龙门客栈》。从小就喜欢宁静的夜晚。今年复活节我们一家人到泰国布吉岛度假，一个星期都住在船上。每到夜阑人静大伙儿都睡了，我总是一个人躺在甲板上看月亮。有一晚那月光亮得有点刺眼，它的光芒照得周围云彩向四面散开，形成一个巨大的银盘子，又像镶了边的大饼，这样奇特的景色，我看了许久许久。这一刻，我想起了十七年前在敦煌的那一夜。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我到台湾来看你，只要姥爷你笑一笑……”这是父亲在生的时候我为他做的歌词。父亲零六年离世，在他临走的前几个月，我经常带女儿去探望他。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跟女儿爱林说：“姥爷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要让他笑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你是他最疼爱的孙女，最容易逗他开心，只要你为他做一件小小的事，哪怕是递一张纸巾给他，都能令他笑开怀。你要帮妈妈孝顺父亲，也要为自己孝顺姥爷。”父亲房间很安静，我正走进去，只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微笑地望着爱林，女儿伏在他床边的小桌上，正专心地做一张祝福姥爷身体健康的卡片。这个画面就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吃晚饭的时候，越南工人阿江捂着嘴笑得东倒西歪的，原来是父亲在喂爱林吃菜，爱林来者不拒，嘴巴张得老大，父亲一边喂一边笑，弄得全桌人都笑了。我知道爱林爱姥爷，她也爱妈妈，尽管她觉得有点尴尬，只要姥爷笑了，她多吃几口都愿意。父亲房间因为长期不开窗户和窗帘，老是昏昏暗暗的。说是窗对窗的让对面人家看到他这生病的老人不好意思。我偷偷地请装修工人装了一个可以上下拉开的风琴式窗帘，这样他躺在床上，对面就不会看到他。趁爱林在床上帮姥爷按摩的时候，我悄悄地把窗帘由上往下拉开一半。刚巧对面的窗户和窗帘之间站着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爱林站了起来，在姥爷床上和他们遥遥相望，我灵机一动，赶快跑到客厅拿来一个会唱歌会扭屁股的圣诞老公公。捧着它从窗帘下面扭着唱着慢慢地冒出来，对面的小孩瞪着大眼睛动都不敢动，生怕一动一眨眼，这台戏就不见了，嘴里叫嚷着：“奶奶！妈妈！快来看！”这边窗里的爷爷笑了，妈妈笑了，孙女笑了，全世界都笑了。刹那间原本阴阴暗暗的房间里充满着笑声，充满了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