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3

他说得有理，长夜无事，四下无声，我搬出这些本子，抄抄写写，有疑惑也写下来，试着自问自答。闲而求知，没有了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眼酸抬头时，看到窗外满城灯火，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中的一部分，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年底，我在出差的车上，接到老郝电话，她说：“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什么事儿。她那边没出声。电光石火间，我知道了：“你谈恋爱了……”“切。”“你谈恋爱了？”“你谈恋爱了！”“别喊！”我了解她的脾气，没有确定的把握，她绝对不会说的，这就是说，她终于要幸福了。六年里，我俩多少次走过破落的街道，在小店里试衣服，一起对着镜子发愁，挨个捏沿路小胖子们的脸，他们冲我们一笑，我们都快哭了。现在她终于要幸福了。“天哪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死人，别喊啊，他们要听见了。”我挂了电话，给老范发了个短信。她马上把电话打过来，尖叫：“我明天就要回来。”挂了电话，车往前开，陈威坐在副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回头看着我笑了：“哟，柴记者，这些年还没见你哭过呢。”“你管呢。”我抽抽搭搭地说。老郝结婚的大日子前夜，我俩还在成都采访孙伟铭醉驾案。做完要赶当周播。她问我：“结婚证能不能他一个人去领？”“滚。”我说，“你明天一早回去，后面的我盯着。”等我拍完回去，她新婚之夜也待在机房，一直病着。我给她按按肩膀，又扯过她左手，端详她手指，玫瑰金。我啧啧啧，她不理我，右手放在编辑机上一边转着旋钮，反反复复找一个同期声准确的点，已经三天没怎么睡了，新郎来送完吃的又走了。我们工作了一大会儿，我说：“老郝。”“嗯。”“老郝。”“说。”“将来我要死了，我家娃托付给你。”她头都不回：“当然。”三个月后，我接到通知，离开“新闻调查”。那天我回来得很晚，电梯关了，我得爬上十八楼。楼梯间灯忽明忽暗，我摸着墙一步一步走，墙又黑又凉。想起有一年跟谭芸去四川的深山采访，下了几十年没有的大雪，山里满树的小橘子未摘，雪盖着，我让张霖站在车上，从树上摘了几个。拿在手里小小鲜红一粒，有点抽巴，冰凉透骨，但是，那一点被雪淬过的甜，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橘子。中午走到镇上，水管冻裂，停水了，我们找到一家小馆子，让他们下挂面，煎了几只蛋，又切了些硬邦邦的结着霜的香肠。胖老板娘拿只碗，红油辣子、花椒油、青蒜叶子调的蘸料，又抓一把芫荽扔里头。冰天雪地里，围着热气腾腾的灶，吃点热乎东西，李季说：“真像过年。”我呢，在万山之间，站在肮脏的筲地里，脚冻得要掉了，深深地往肺里吸满是碎雪的空气，心里忍不住说：“妈的，我真喜欢这工作。”现在我得离开了。我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调查，跟同事们也没有告别。能说的都已知道，不能说的也不必再说。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老郝，她从那以后，没有再与出镜记者合作，万水千山独自一人。但这话我俩之间也说不出口。我在别的节目工作很久后，新闻中心的内刊让大家对我说儿句话，调查的人把对我的话写在了里头。陈威没写，发了一个短信给我：“火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等着，放心。”他说：“不放心。”我不知道怎么回。内刊上有老郝的一句：“她是我迄今为止所见意志最强的记者，相知六年，真希望再一个青春六年来过，我们再并肩。”六年……六年前，还是二〇〇四年，大伙都在，不管去哪儿出差，多偏远的路，外面雷雨闪电，车里都是一首接一首的歌。出租车有音响就都跟着唱，没有音响，就谁起个头大家跟着唱，不知哪儿来的劲儿，啸歌不尽，好像青春没个完。有一次，出差在哪儿不记得了，薄薄一层暮色，出租车上，我哼一苜歌：“我迷恋你的蕾丝花边……”“编织我早已绝望的梦……”有人接着唱。是小宏。我转头看他一眼，这是郑智化一首挺生僻的歌，我中学时代，一个人上学放学的路上，不知道唱过多少遍，从没听别人唱过。他不往下唱了。我又转回头，看了会儿风景，又随口往下哼：“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这次是两个人的声音接下去了：“我不再与世界争辩……”我猛一回头，盯着老范，她个小破孩，连郑智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唱这歌？她一脸天真地看着我：“你老唱，我们就去网上找来学啦。”我不相信。他俩说：“不信你听啊。”小宏对老范说：“来，妹妹，预备……起——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我不再与世界争辩，如果离去的时刻钟声响起，让我回头看见你的笑脸。”他们合唱完了，傻乎乎冲着我笑。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乩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他开口说：“我不幸福。”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说完，把烟按灭，走了。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大家哄笑。他正色说：“你说对了。”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为什么？”“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问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陈虻得的是胃癌。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一包七星烟，一包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他摇头：“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这是排斥。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他有一点好，不管骂得多凶狠，“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你点头说对对。他又来了：“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打击得你哑口无言，他还要继续说：“你别觉得这是丢人，要在这儿工作，你得养成一个心理，说任何事情，是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说你。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可以了。”总之，没人能讨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审完片说“就这样，合成吧”，那是他觉得这片子改不出来了。只能继续求他：“再说说吧，再改改。”他叹口气，从头再说。审完片，姑娘们抹着眼泪从台里的一树桃花下走过去，他去早没人的食堂吃几个馒头炒个鸡蛋，这就是每天的生活。陈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门口，不哭，也不跟别人说话。我以前不认识她，在她右手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靠在我肩膀上，闭上眼。她的脸和头发贴着我的，我握着她手，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坐着。老范过一会儿也来了，没吭声，坐在她左手。中间有一会儿，病房医生出去了，里面空无一人，我把她交给老范，走了进去。陈虻闭着眼，脸色蜡黄发青，我有点不认识他了。最后那次见，他就躺在这儿，穿着竖条白色病服，有点瘦，说了很多话，说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脸盆，一边还问医生：“我是把血吐出来还是咽下去好？”有时听见医院走廊里的哭声，他会羡慕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说可以不痛苦了。说这话他脸上一点喟叹没有，好像说别人的事。当时他太太坐在边上，我不敢让他谈下去，就岔开了。敬一丹大姐说，陈虻在治疗后期总需要吗啡止痛，后来出现了幻觉，每天晚上做噩梦，都是北海有一个巨人，抓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抡。是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他想离开了。我垂手站在床边，说：“陈虻，我是柴静。”他突然眼睛大睁，头从枕头上弹起，但眼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床头的监视器响起来，医生都跑进来，挥手让我出去。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这些年他总嘲笑我，打击我，偶尔他想弥补一下，请我吃顿饭，点菜的时候，问：“你喝什么？”我没留心，说：“随便。”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这顿饭算没法吃了。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我哈哈笑。他一看我乐，拿烟的手又点着我：“别以为这就怎么着了，你离真的成熟还远着呢，就你现在青春期这小资劲儿，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岁，不遇点大的挫折根本平实不了。”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他生病前，我俩最后一次见面都是争吵收尾。他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话对女性不敬，和他争执以至离席，他打来电话说：“平常大家都这么开玩笑的。”“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你是不是有点假正经啊。”他有点气急败坏。“你就这么理解吧。”“这么点儿事你就跟我翻脸，你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教导你的？”“教导，这就是你用的词。你为什么老用这样的词？”我也急了。他气得噎住了。“你不要总把我当一个学生，也别把我光当成一个女人，你要把我当成一个人。”他狠狠地沉默了一会儿，居然没修理我。一个月后，我在机场，他打了个电话来，说一直颠来倒去地想这事，想明白了，说：“我错了，我们还是朋友，对吧？”我心想，这厮还是挺厉害的。嗯了一声说：“当然。”数月后，听说他胃出血动手术了，我没当回事儿，谁出事儿他也不会出事儿。他不是说过吗，我是只网球，他是那只拍子，“你跳得再高。我也永远比你高出一厘米”。他会带着个难看的光头出院上班，絮絮叨叨讲生病的经验：“哎，我最近想到了十个人生道理……你怎么不拿笔记一下？……每句都记说明你根本抓不住重点……”到了八十岁还披挂着他花白的中分长发，拐棍戳地骂我：“你昨天那个蠢问题是怎么问的……”这人是不会心疼人的，他只是盯着你，不允许你犯任何错误浪费生命。他生病时，我发短信说要去看他，看到他回信，下意识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啊！”他说术后的疼痛已经连吗啡都没有用了，说“只能等待上帝之手”。我不信，说想见见他，但他说没有精力，太疼了，短信写：“电视上看到你，瘦了。保重身体，人不要死不要进监狱不要进医院。”过一阵子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手术完了，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我心里松快了，叮嘱他“你在病床上能写点就写点，回来好教育我”，他响亮地回了句“嗯呐”。我当时想，就是嘛，这个人太爱生命了，不可能是他。到了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他回说：“妹子。知道你在鼓励我。现在太虚弱了，口腔溃烂几乎不能说话。没别的事，就是疼。没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就是疼。”我心里难受，得多疼呢？告别的时候，陈姐姐还是不哭不作声，只拉住陈虻的手不放。过了一会儿，边上的医生轻声喊我。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陈虻的手，把它们慢慢松开。这一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和陈虻如此亲近。最后一两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请教，有时还跟着别人谈几句他的弱点，认为这样就算独立了。他讲课也少了，新闻速度加快，大家都忙，业务总结的会少了。有时候碰见我，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我最近讲课的心得”，我草草扫一眼，上面写“现场……话语权……”回家不知道收到什么地方。他也不管我：“你这个人靠语言是没用的，什么事都非得自己经过，不撞南墙不回头。”我遇到过一次麻烦，他打电话来，一句安慰都没有，只说你要怎么怎么处理。我赌气说无所谓。他说：“是我把你找来的，我得对你负责。”我冲口就顶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别的。”他没吭声。后来我觉得这话刺痛了他，后悔是这个，难受是这个。→文·冇·人·冇·书·冇·屋←他最后一次参加部里的活动，聚餐吃饭，人声鼎沸。他一句话不说，埋头吃，我坐他侧对面，他披下来的长头发，一半都白了。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车处。他停下脚，忽然问我：“二十几了？”我笑：“三十了。”他顿了一下：“老觉得你还二十三四，你来的时候是这个岁数，就老有那个印象。”我看他有点感喟，就打个岔：“我变化大么？”他端详我：“没变化。”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还是有点变化的，宽厚点了。”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话。他看出来了，笑了一下：“喀，就这么回事儿。”手机响了，他挂着耳机线，一边接一边冲我挥了下手，拉开他开了十年的老车，车后边磕得掉了漆。我转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机线上的话筒，又回身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凌晨两点半，我跟陈姐姐一起下楼电梯开的时候，看到白岩松，对视一下，我出他进，都没说话。他和陈虻，像两只大野兽，有相敬的对峙，也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大家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后来岩松说，那天凌晨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他去陈虻的办公室坐了一夜。那个办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纸条写的是：“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巳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他心脏不好。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我说不出话。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这就对了。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以署云贵总督定长请免于处分署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十五员，因其系被恒文之家人赵二等勒索银两，并复自首，不必革职罢官，而下谕斥责其非说：上司家人需索属员，例有明禁，该知州、知县等官员，果能持正不阿，则应一面锁拏需索的家人，一面据实禀闻上司，听其惩治，即或上司袒护家奴，地方官可直揭部科，据情详查，对“如此大有风力之员”，“朕不但加意保全，且将召见而擢用之矣”。乃赵沁等官，始则被恶奴勒索，甘心贿送，及至恒文败露之后，经署督行文饬查，始行报出，焉能藉称自首得免吏议不至去任？赵沁等十五位官员，俱著交部察议。［37］不久吏部奏准，赵沁等十四员降一级留任，其余永昌知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被惩罚。　　恒文、郭一裕之案，至此总算了结了。恒文、郭一裕二人，原本企图贡献珍品取悦于帝，不料弄巧成拙求福得祸。恒文因此而丑迹败露，从一个飞黄腾达的治政能臣、从一品大员，一变而为赃私累累、声名狼藉、违法致死的大贪官，人死家破又财空。　　郭一裕险被定为污吏，儿经周折，最后被皇上定为庸鄙奸险投机取巧之小人，革职罢官，发往军台效力。　　乾隆帝严惩恒文，拒绝刘统勋宽免恒文罪过之议，以及处治馈送总督贿银的赵沁等十五位州县官员，以惩贪风，肃吏治，是十分正确的。只要是贪赃横行，违犯国法，就应加以制裁，哪怕恒文是贵为总督的满人、蒙帝擢升的能臣，也不能逃漏于法网之外，而被按律处死籍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对郭一裕的发落，却甚为不妥，颇欠公允，这样一来，恐将使汉官缄口，不敢弹劾满员大臣，以免两败俱伤，自身遭受横祸，其消极的影响，不宜低估。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者出于其他的考虑，乾隆帝于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下谕说：郭一裕之派属员买金，虽亦不能算是无罪，但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郭前在部呈请赎未准，恐将来各省督抚有贪婪之事，“同官以事相干涉，惧于己有碍，转不据实入告，将无由发觉，其何以明国宪而儆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准其纳赎。［38］数年以后，帝赐予郭一裕三品衔，授河南按察使。这样一来，总算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五、山东巡抚蒋洲贪婪命丧法场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连下二谕，命督修山东运河工程的刑部尚书刘统勋前往山西，查审移任山东巡抚的原山西巡抚蒋洲之贪污案件。他在谕中讲道：据山西巡抚塔永宁奏，蒋洲于山西任内，侵用帑银二万余两，升任时，勒派全省属员弥补，并卖寿阳县木植赔补，“此事实出情理之外，为之骇然”，必须彻底清查。查审此案，非刘统勋不可，著刘统勋即传旨，将蒋洲革职拿问；带往山西，并塔永宁劾疏内提到的杨文龙等人，一并严审定拟具奏，其任所字迹赀财，一并查明奏闻。［39］　　乾隆帝所讲看过奏疏后“为之骇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案犯蒋洲既非小小七品芝麻官，而是从二品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抚移任山东巡抚，又非寒门小户贫寒乡民，而是书香门第宰相之子。蒋洲之父蒋廷锡，是云贵总督蒋陈锡之弟，工诗善画，以举人、进士供奉内廷，事圣祖内直二十余年，任至内阁学士。廷锡更受到世宗的赏识和提拔，六年之内，由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晋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兼领户部，并蒙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十年病故，谥文肃。廷锡政绩卓著，秉公执正，史称其“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蒋洲之兄蒋溥，雍正七年由举人、进士、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任内阁学士。乾隆五年蒋溥授吏部侍郎后，历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领户部，身任要职近三十年，颇有建树，政绩显然。蒋洲就是凭藉父兄之势及皇上对父、兄之恩宠，由一个小小主事很快就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又升任山西巡抚，于同年七月移任山东巡抚。一家之中出二相，四十年的高官要职，姑且不说侵吞帑银、科索民财、收受贿银，就是正额薪俸、养廉，皇上恩赐，属员献纳，督抚馈遗，门生敬奉，等等收入，为数也十分可观，这样富豪高贵的家庭，怎会出现贪官污吏？父、兄皆系科甲出身，任至大学士，自应正身律己齐家，严教子弟，其子、其弟怎能丧失廉耻见利忘义？所以，乾隆帝不禁为蒋洲之贪婪而“为之骇然”！　　过了十一天，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据塔永宁奏：蒋洲任内，一切舞弊纳贿之事，皆其幕友吴姓及管门家人黄姓、马姓等从中经手，已密咨山东署抚，提犯人解送山西，等语。吴姓诸人均系此案要犯，著传谕山东巡抚鹤年即速严拿，委员解晋，交刘统勋归案严审，务该委员严加防范，迅速解送，勿使该犯逃脱，或畏罪自戕。　　经过思索，乾隆帝感到问题不只是蒋洲一人，便着手新的审查。第二夭，十月十七日，他又谕军机大臣，讲了四个问题。其一，蒋洲藉端诡辩。据刘统勋奏，蒋洲供称：因修理衙门，多用银两，以致亏空，等语。外间亦有如此议论者，此话究未可信，修理布政使司衙门，需费即多，何至用银二万余两！显系藉端捏饰。其二，查审明德。巡抚明德与蒋洲共事较长，两署仅一墙之隔，蒋洲如此侵公亏银狼藉，明德岂毫无所知，何以并未上奏？恐其中必有缘故。即使诿诸于不知，而藩司侵吞帑银如此之多，犹一无闻见，“巡抚所司何事耶？”著传谕刘统勋、塔永宁一并详细查察，明德为何如此庇护？务得实情，据实陈奏。其三，追查拖穆齐图。蒋洲供内，又有拖穆齐图欠银三千两之话，看来拖穆齐图为人亦甚不妥。其在山西，养廉银颇多，为何去任起程时，又须蒋洲为之担承至三千两银？“种种情节，俱当悉心研究，使水落石出，毋得草率完结”。其四，严防蒋洲自戕。刘统勋现正带蒋洲前往山西，途中需要速行，不可久稽时日，更应留心防范，勿令其畏罪自戕。［40］　　随着审查蒋洲案件的深入发展，又发现了新问题，这就是山西省贪官污吏太多，吏治十分腐败，必须大力整顿。十月二十六日，刘统勋、塔永宁呈报查讯情形之折到京，二人奏称：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侵亏帑银二万余两，守备武琏侵亏营银一千余两。乾隆帝于这一天连下四道谕旨。第一道谕旨着重讲彻底清厘贪官污吏。他说：朱廷扬侵银二万余两，武琏亏银一千余两，“由此类推，其恣意侵蚀而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凡几，该省吏治尚可问耶！”乃塔永宁奏称，若遽行盘查，恐通属惊慌，必致贻误地方政务。此话不免有畏首畏尾之意。且据刘统勋、塔永宁另折所奏蒋洲案内道府勒派情节，于杨龙文（冀宁道）署内，“查出派单一纸”，太原府知府七赉连名作札，向各属催取，“明目张胆，竟如公檄，视恒文之授意派买，更有甚焉。此致各属中之素有侵亏者，皆无所顾忌，如朱廷扬、周世紫，皆盈千累万，此又与蒋洲之勒派无涉。吏治至此，尚不为之彻底清厘，大加整饬，何以肃官方而清帑项！”此等劣员，被勒索银两者情尚可原，可如滇省被勒之员例子处理。至子杨龙文、七赉、朱廷扬等人，则罪无可逭，“塔永宁何所瞻顾而为此调停之奏耶！”七赉著革职拿问，交与刘统勋一并严审究拟。著刘统勋会同塔永宁，“严行查办，不得稍存姑息”。［41］　　第二道谕旨宣布将原山西巡抚现任陕西巡抚明德革职拿问。他说：据刘统勋等人奏到，晋省州县中，侵亏库银，竟有至盈千累万者，“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为巡抚，察吏是其专责，乃一任属员侵帑营私，至于此极，实为深负委任，著即将明德革职拿问，解赴山西，交刘统勋审拟具奏，其任所货财，立即查封。［42］　　他在第三道谕旨中说：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亏帑银二万佘两，山西巡抚已行文直隶，查封其家产，但闻知该犯原籍系浙江绍兴人，可传谕杨廷璋（浙江巡抚），速即访察该犯居住地点，将其所有资产严行查封，以补帑银，不得稍有泄漏，以致其家藏匿寄顿。　　第四道谕旨，是命刘统勋、定长对明德“秉公严讯，不可稍为回护”。其蒋洲案内各犯及现在查出侵亏帑银的官员，“一并令刘统勋等彻底清厘”。所有各犯监禁于晋省，均须留心防范，严行看守，倘有松懈，令其自戕灭口，不得明正典刑，则有关人员罪责难逃。［43］　　过了三天，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令速结蒋洲之察。他说：蒋洲勒派属员，弥补亏空，及将寿张县木植卖银补款之案，刘统勋已于杨龙文署中查出勒派银数清单，并于经过各州县中提取了七赉等人连名书札，此事已确有证据，只要审讯蒋洲、杨龙文、七赉三人，即可速为审拟，具奏正法。至于山西通省亏空之事，已降旨命刘统勋会同该抚查办，此乃在蒋洲勒派本案之外，不妨于蒋洲案完结之后，再详悉办理。　　又过了五天，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蒋洲一案的处理意见。他说：蒋洲乃原任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由部属擢用，任至巡抚、布政使，不思洁己奉公，乃恣意侵吞亏空帑银钜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以为弥补之计，“其贪黩狼藉，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杨龙文身为监司，曲意逢迎上司，侵帑勒派，不法已极，其情罪实无可宽宥。蒋洲、杨龙文俱依拟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赉作札催取，但以知府迎合司道，较杨龙文罪稍轻，著依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应行拟罪议处各官，仍命刘统勋、塔永宁逐一查明，分别定拟具奏。明德收受蒋洲及各属古玩金银等物，已降旨将其革职拿问，解赴山西，命刘统勋审明定拟。拖穆齐图与蒋洲结纳关通，携取蒋洲古玩，收受银物，“甚属贪汙无耻”，著革职拿解来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联为愧愤！”［44］　　蒋洲勒派属员之案，至此告一段落。此案本系追查布政使蒋洲勒派属员银两，弥补亏空，不料，案情不断发展，牵扯到巡抚、按察使，涉及监司、知府，并从而查出了晋省不少州县官员侵吞帑银，山西吏治之坏、贪风之盛的真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乾隆帝惊呼“何以信人！何以用人！”他决心痛惩贪官，整顿吏治，斥责塔永宁畏首畏尾欲图草率了结，诛杀蒋洲，革除劣员官职。身为故相（蒋廷锡）之子现相（蒋溥）之弟荣任二品大员山东巡抚的蒋洲，就这样被作为贪官，绑赴法场，成了刀下鬼，身败名裂，家产荡然。当时有不少类似蒋洲出身经历的官宦之后身任要职的九卿和督抚藩臬监司，照说应以此为鉴了，可是，从后面的一些例子看，重蹈蒋洲覆辙的，还颇有人在。六、庇护贪吏　蒋炳革职九卿受罚　　乾隆帝在处理恒文、郭一裕、蒋洲等案时，不只一次提到杨灏，杨灏何许人也，为何一再为帝评述？此事还得从乾隆二十一年九月说起。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乾隆帝阅读了湖南巡抚陈弘谋弹劾藩司杨灏的奏折。陈弘谋奏：布政使杨灏于应发买补运济江南仓谷的银子二十万余两时，每百两扣银一两三四钱及二两六七钱不等，共侵扣银三四千两入己，查验属实，请将杨灏及库官周照革职，暂委按察使夔舒摘印署事，清查库银。乾隆帝十分高兴，批示：“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喜而嘉悦焉。余有旨谕部。”［45］　　同一日，他降旨谕部说：杨灏、周照俱著革职。其贪黩侵扣情由，及管库家人书吏，该抚一并查拿，严审究拟具奏。”藩司为通省钱谷出入之地，况买补谷价，关系仓庾，乃扣克短发，必致贻累闾阎。陈宏谋能留心体察，据实参奏，毫无瞻徇，甚属可嘉，著交部议叙。”［46］不久，陈宏谋奏准，将杨灏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　　二十二年七八月，湖南巡抚蒋炳以杨灏于限内缴清赃银，拟入缓决，九卿科道未提异议，三法司赞同，遂将杨灏定拟缓决，列入秋审官犯册内的缓决人犯项目之内。乾隆帝看过秋审册后，极其愤怒，于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连下四谕，痛斥蒋炳及有关人员，斩杀杨灏。他在第一道谕旨中说：秋审官册内，拟斩之原任湖南布政使杨灏一案，定拟缓决，“甚属错谬，阅之不胜骇然”。杨灏身为藩司，乃侵肥克扣至三千余两，其贪黩败检，本应立行正法，“以彰国宪，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朕以为该抚审拟招册”，及三法司九卿科道等廷谳时，自当入于情实，乃册内妄以该犯限内完赃，归入缓决。试思藩司大员，狼藉至此，犹得以限内完赃，概从末减，“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幸而不经发觉，竟可安然无恙，即或一旦败露，亦不过于限内完赃，仍得保其首领，“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廷臣等于此等案件，不权衡事之轻重，竟尔恣意欺罔，蒙混照覆，“将视朕为何如主！朕临御二十二年，所办案件，内外臣工所共见共闻，尚敢如此窃弄威柄，施党庇伎俩，朝臣亦可谓有权！今日检阅之下，不胜手战愤栗”。原拟之蒋炳，交部从重严加议处。其与审之九卿道等官，俱著交部议处。在京案拟之大学士等官，“依样葫芦，并不夹签声明，是何意见，著明白回奏”。［47］　　第二道谕旨是斩杀杨灏。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杨灏受朕特恩”，简用藩司，乃敢侵扣银至三千余两，负恩枉法，罪无可贷；监候己属恩典，岂得藉口完赃更从缓决，著蒋炳接奉此旨后，即率同藩桌二司，将杨灏即行正法。倘若泄露风声，致杨灏先知而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48］　　第三道第四道谕旨，是革蒋炳之职抄其家产。谕旨说：杨灏身为方面大吏，贪盗数千金，本系立即应行正法之犯，候秋审时，“断无不入情实之理”，蒋炳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甚属乖谬”，“此非寻常蒙混瞻徇可比”，著将蒋炳革职，拿解来京，交部严加治罪，将其任所字迹赀财严行查封具奏，并将其本藉家产查抄具奏，不得让其隐匿寄顿。［49］　　过了一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详论蒋炳及九卿科道庇护杨灏之谬及其对国之危害。乾隆帝说：　　“秋审官犯册内，该抚以及九卿科道，共存党庇婪赃侵蚀之原任布政使杨灏，竟拟缓决，其情实属可恶，已降旨分别治罪议处矣。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是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非古人以仁爱归其君，盖法之所在，所谓天讨有罪，罔敢纵弛，诚有如是者。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转以依律科罪为不免过当，成何政体。……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如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今蒋炳办理此案，岂不知事理之不当如是，其意以为，朕于前岁去岁俱经勾到，今岁或当停勾，所有缓决诸案，未必寓目，遂将杨灏拟入缓决，迨系明岁，则系已准缓决之犯，便可倖邀宽典，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实不可问！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其杨灏一案，审转之按察使夔舒，有专办刑名之责，乃亦蒙混如此，著一并交部严加议处。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50］　　十月初六日，吏部遵旨议拟九卿科道蒙混照覆蒋炳党庇杨灏的革降处分，乾隆帝阅过其疏后，降旨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51］　　十一月初四日，乾隆帝看过刑部的奏章，因建议将蒋炳拟以“斩监候”的处分，过为严刻，下谕宽减说：蒋炳审拟杨灏侵扣婪赃一案，拟入缓决，希图蒙混，刑部拟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但蒋炳办理此案，虽系营私沽誉，尚无受贿情弊，著从宽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曾经震动京华的蒋炳一案至此结束，它再一次表明，乾隆帝确曾想整顿吏治惩处贪官，以期于国有利于民有益。但是，从后面所述诸例看，他的这种愿望是完全落空了，斩掉一个杨灏，又出现几十几百名杨灏式的赃官，而且，贪污的银两越来越多，规模愈益扩大，吏治更为腐败。七、徇情庇奸　庄有恭、和其衷革职论斩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对乾隆皇帝弘历来说，是一个颇为烦闷和很不如意的月份。这一个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使他十分生气和震惊的重大案子，一是其爱卿庄有恭辜负圣恩，徇私枉法，二是山西吏治腐败的真情再次暴露。　　庄有恭，乾隆四年殿试，高中状元，授修撰，直上书房，嗣后，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江宁学政，乾隆十六年已荣为封疆大吏，任江苏巡抚。十七年庄有恭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丁忧回籍，旋署江南河道总督，因故夺职，二十三年署湖北巡抚，二十四年调任浙江巡抚，二十七年移任江苏巡抚，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三十年正月授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八月奉旨召入京师。　　庄有恭久任封疆大臣，“以清廉自励”，政绩卓著。乾隆十八年夏秋之交，淮、扬诸郡水灾严重，庄亲往察勘抚恤，上奏灾情，乾隆帝谕令截留漕米一百二十万石，发帑银五百万两，用于赈济，“民乃得苏”。二十年大江南北又以灾告，庄有恭上奏，并建救荒诸策，皆蒙帝允准施行，拨银一千余万两。庄亲自督率属吏，检视灾民给与，胥吏不得侵渔，济者无数。他又特别重视水利，修海宁柴塘，增坦水，设竹篓内贮石块以护塘根，大修三江水利，疏桥港河身，清除官民圈占的茭芦鱼荡，增筑鱼鳞石塘。　　史称其“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52］乾隆帝对这位由他钦定的状元公，是十分赏识的，一再升迁，十年之内擢至巡抚，又让其坐镇江浙十余年，并再晋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还赐诗褒勉，交部议叙，可谓关怀备至、皇恩浩荡了。不料，就在五十二岁的庄有恭蒙受殊恩马上便要入阁拜相之时，其包庇属员殷成功之案被揭露出来了，山西吏治腐败的真相，也因此而再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对乾隆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事情是从两江总督高晋的一份奏折引起的。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就高晋所题审拟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书役诈扰累民的题本，下谕说：此本内称，“该员因患疟昏迷，不能检点案牍，家人龚玉等婪赃各款，该员均未知觉”，等语。“所办甚属错谬”。段成功不过一时患疟，并非重症，且疟疾或间日一发，或一日一发，每次亦不过一二时辰之久，何至不能检点案牍，听任家人横行。明系承审官员有意为段开脱，妄图从轻完结，故如此书写。高晋自擢用总督以来，甫经审办参案，“即意存瞻徇，巧为尝试，此等伎俩，岂能逃朕殷鉴！”江南吏治废弛已久，现在正当督抚更换之时，高晋尤宜加意整顿，力矫积习，“何意竟敢于姑息蒙混若此！”看来此案必出自朱奎扬之意，此人素非善类。本应将该督交部严加议处，但念高晋新任总督，初次获咎，且在河道总督任内尚能实心办事，姑从宽免，此后若再不知改悔，必不曲为宽贷。高晋此事实属昏馈糊涂，有负帝恩，著传旨严行申饬。此本交内阁掷还，仍命高晋传谕朱奎扬，令其小心。［53］　　同日，他又下谕，命江苏巡抚明德将此案情节，秉公查实速奏，并将朱奎扬近日办事情形据实奏来。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又下谕给在浙江审案的侍郎四达，命其赴苏，会同高晋，将此案审讯明确，务得实情具奏。　　乾隆帝确系聪明之君，能够看出高晋蒙混庇护段成功的错误，严加驳斥，委官会审，这一点颇为难得。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高晋如此谬误具奏，是有其考虑的，一经严谕督责，便将真情奏明，使皇上一吃一惊。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江苏巡抚明德的奏折到京。明德奏：段成功之家人龚玉出票滋扰民间，“段成功俱属知情，其中尚有染指之处”，承审之苏州府知府孔传珂，主稿审转之按察使朱奎扬，均明知段成功装病而“瞻徇未究”。乾隆帝览疏甚怒，立即下谕，命将朱奎扬、孔传坷俱革职拿交刑都治罪，其成招会转之布政使苏尔德，未能扶正争执，亦难辞咎，将其交部严加议处。［54］　　紧接着，两江总督高晋的奏折又送至京，高晋说：“庄有恭原参，即有段成功抱病被蒙字样。”乾隆帝异常惊讶，于正月十三日连下两谕。第一道谕旨讲了两个间题，一系段成功之罪。他说：四达会同两江总督高晋查出，“此案出票婪索，皆系段成功亲笔标发，实有染指等弊，则段成功之情罪，已无疑义”。这算是他所预料到的。第二个问题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十分诧异也非常生气地说：高晋所奏庄有恭于八月参劾段成功的折子内，有段“抱病被蒙字样”，读后“实属骇异”。庄有恭既已访知段成功有出票婪索之事，具本参劾，“岂有复信其捏病被蒙之理！”其若仍任江苏巡抚，决不肯如此姑息了事，亦不肯为此隐跃两可之语。其意以为，离任在即，何必结怨，故留此间隙，即使他日审出实情，亦可搏救之不得之名，如因此而开脱了段成功，便可“解怨市恩”，“此等卑琐居心行事，尚安得为纯臣乎！”“庄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摧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是有心欺朕矣”，著将其交部严加议处。第二道谕旨是令将孔传珂、朱奎扬革职锁拿，交与四达等官，“严行究讯，务得实情”，质审明确后，再解部治罪，如孔、朱二人再不吐露实情，其首领必不能保全。［55］乾隆帝此时对段成功之案，算是有所了解了，知道庄有恭是在施展隐跃两可之计，但这还只接触到此案的第一层，距案之最深处还不了解。庄有恭之如此冒险行事，不仅仅是为了包庇属员，解怨市恩，还有更深的隐情。　　此谕下达七天后，正月二十日，吏部拟议处分之疏送呈帝前，建议将“巧为解怨市恩”的庄有恭，革去刑部尚书与协办大学士之职，将两江总督高晋予以降调处分。乾隆帝谕令革去庄之协办大学士职，余俟四达审明之后，再行处理，高晋著革职从宽留任。　　又过了四天，正月二十四日，案情又有了新的发展，饮差四达之折到京。四达奏：“据原知府孔传珂供：段成功被参劾后，巡抚饬他审讯时，“曾经庄有恭面谕：如果他（指段成功）家人书役不供出段成功知情得赃，也就罢了”。原按察使朱奎扬供：庄有恭曾面谕段成功一案，府审止系家人书役得赃，段成功不知情，可照此揭参。“窃窥庄有恭意在从宽，遂亦不加深究”。乾隆帝阅奏后，非常生气，下谕指责庄有恭“居心欺诈”，“此案之上下相蒙，俱由庄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若再姑息其过，“何以董正天下督抚哉”！著将庄有恭革职，拿交刑部，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其前在学政任内有应罚未完银两，曾加恩宽免，今仍著照数追缴，并将其在广东原籍及苏州寓所货财严行查封，不许稍有隐匿寄顿。他又指出，庄有恭：“并非袒护段成功，而于保举段成功之和其衷，则曲意为之瞻徇，因和其衷为新任巡抚明德弟兄，恐事发累及举主，有碍颜面，遂尔心存瞻顾。上司属员，意会色授，各相喻于不言。”［56］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刑部议处有关人犯之奏说：庄有恭原发款单，即有段成功患病之语，而具题参劾，复先叙入，豫为将来卸罪之地，是此案徇纵，实由庄有恭开其端，而孔传珂、朱奎扬揣合意指，不加究诘。庄有恭应照罪该处死巧言谏免暗邀人心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孔传珂、朱奎扬应照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降旨：“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若不急为整饬，将启党援门户之弊，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朕力挽颓风，遇有此等案件，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内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自湔洗，务使锢习一清，母蹈覆辙”。庄有恭身为巡抚，属员视其趋向，自应依律问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朱奎扬、孔传珂究系为从，著从宽免其死罪，发往军台效力。“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57］　　庄有恭之案至此告一段落，但段成功之案却仍在继续深查严审。原来，乾隆帝在谕令严审庄、段之案的过程中，又访闻段成功以往在山西阳曲县当知县时，曾亏空帑银，及其升任苏州府同知离任，“上司代为弥补”，因此命江苏巡抚明德将段成功押往山西，交山西巡抚彰宝收审。钦差四达又奏称，请将从前保举段成功堪任知府的上司，查明交部议处。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彰宝之折至京，奏称：段成功于升授同知时，“亏空银一万两以外，上司知情弥补，俱属确实”。这里讲的上司，是原为山西巡抚现移任陕西巡抚的和其衷。　　乾隆帝读过彰宝的奏折后，十分恼怒，立下长谕，痛斥和其衷等官之罪，尽革其职，一并究审。其谕说：　　“此事可谓大奇！从前蒋洲亏空库帑勒派婪赃一案，经朕大加惩治，方谓凡有人心者，皆当知所儆惧，而晋省覆辙在前，尤当引以为戒。不意未及十年，复有上下关通营私欺罔若和其衷之甚者，实出朕意料之外，是其罪较庄有恭更重矣。……和其衷明知属员亏空盈万，不但不参劾究治，……　　（反转为出资相助）掩饰弥缝，其玩法欺蔽之罪，尚可贷乎！……且段成功仅一县令，何至亏空如许之多？即云首邑用度较繁，亦不应妄费若此，而通省各上司，何以互相容隐，竟无一人举发其事，和其衷甚至给银五百两代为凑补，是段成功平日必有交结逢迎之处，不可不彻底根究。若和其衷竟受其馈送，遂尔曲意周旋，则更不能稍稽刑宪矣。和其衷前此曾获重愆，经朕弃瑕录用，摧至巡抚，竟敢如此徇私藐法，深负朕恩。和其衷著革职拿问，派四达前往山西，会同巡抚彰宝，将此案各情节秉公严审定拟具奏。……至文绶系专管钱粮大员，明知属员亏空，纵容弥补，刘墉系亲临知府，并不揭报亏空，通同容隐，按察使蓝钦奎、前任冀宁道富勒浑知情不举，均非寻常徇庇可比，俱著革职，交与四达等，将有无授意及助银弥补之处，一并究审。”［58］　　不久，四达、彰宝奉旨查明后奏称：段成功仅在阳曲当了半年知县，就亏空库银一万余两，库簿所载帮银弥补的州县官员有三十二人，在短短的交代限内，“即能弥补足数，苟非上司授意，焉能迅速齐全”。和其衷供称：前赴热河陛见时，系段成功代雇骡脚，又带信令段购买皮张，用银九百八十两。“段成功平日与通省州县，俱有交接，其自行央恳帮助之处，藩司、知府俱属知情，又向刘墉面催两次，据称现在严催弥补。”［59］　　乾隆帝闻悉，连下数谕，痛斥和其衷等官徇私党庇，交结馈遣，将和其衷论斩监候，革山西布政使文绶、太原府知府刘墉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把帮给银两为段成功弥补亏空的州县官员交部严加议处，处死段成功。乾隆帝从这样一位知县、同知纵容家人书役诈扰的小型案件，清查出一大批党庇徇私违法的官员，将两位巡抚斩监候，一员总督革职留任，两位按察使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九十名州县官员交部议处，把官官相护、吏治废弛的情弊，又一次公诸于众，并有所整饬，可见其对贪官污吏确系不为姑容。但是，惩治归惩治，贪污仍贪污，两年以后又发生了一起大的贪污案子。________________　　［1］《清世祖实录》卷5，页2。　　［2］《清世祖实录》卷8，页7、8。　　［3］《清世祖实录》卷9，页12。　　［4］《清高宗实录》卷138，页9、10。　　［5］《清高宗实录》卷138，页10、11。　　［6］《清世宗实录》卷141，页9。　　［7］《清高宗实录》卷138，页13、14。　　［8］《清高宗实录》卷143，页2。　　［9］《清高宗实录》卷143，页5、6。　　［10］《清高宗实录》卷143，页19，20。　　［11］《清高宗实录》卷143，页20、21。　　［12］《清高宗实录》卷144页6。　　［13］《清高宗实录》卷138，页23、24。　　［14］《清高宗实录》卷70，页12；《清代碑传全集》卷71，陈宏谋：《湖北巡抚卢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志铭》；袁枚：《原任浙江巡抚卢公神道碑》；《清史稿》卷337，《卢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