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占辽东，争取汉族人民，在进入辽沈的前夕，努尔哈赤调整了对汉族人民的政策，过去攻城略地，遇到汉人稍有反抗，就格杀勿赦。比如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努尔哈赤追杀尼堪外兰到鹅儿浑城（属于浑河部），破城以后，将城中十九名汉人全部杀害，只有六名中箭的，被驱逐出境［46］。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明军杀了后金在浑河两岸割谷的七十人，努尔哈赤由抚顺关侵入明境，俘虏汉族农民一千多口，回到抚顺关时，残杀了三百多人［47］。事后，在致明朝边吏的书中还说：你杀我耕奴一百，我就杀你耕奴一千［48］。这里，反映了他复仇主义的反动民族政策。但在进入辽沈的前后，努尔哈赤改变了对汉族人民政策的某些做法，在一般情况下，不肯轻易擅自杀害汉人［49］。对于主动归顺的汉人，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热情欢迎，优礼厚待，甚至派人专门接待和迎接［50］。凡是在辽东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前来后金做佣工的，也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入境后给予饮食，年终归去给予较多的钱，几乎做到来去有礼。努尔哈赤重新调整对汉族人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攻城略地时，借助于汉人的力量［51］。同时，汉族人民是辽东的主要社会生产力，屠杀汉人对于后金发展生产极为不利。努尔哈赤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汉族人民在辽东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有一次，他对诸贝勒大臣说，杀了汉人能得到什么，一刹那，人就死了。不杀他们，让他们劳动生产，所有的社会财富都可以创造出来，又能通商贸易，可以得到长久的好处［52］。因此，后金进军辽沈的前夕，兵马强壮，兵势很盛，内中有所谓“半皆华人（系指汉人）”。凡是攻城略地，常以辽人为先锋［53］。这样，努尔哈赤为进军辽沈准备了必要的条件。________________ ［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宏立、景瑞等别面嘱曰：……‘奴中大小，莫不伃望和事之成．” ［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0载：“奴酋及诸子再三究问，无不喜悦，招谓通事等曰：尔国和事必成，两国自此无事矣。” ［3］周永春：《添兵防守朝鲜疏》载：“据朝鲜国王咨称，咸境道观察使沈惇驰，有阿伊……三名来到豆满江，即令通事李仍公问其来由，本胡等说称，为换贸瓮器事出来，仍问彼中情形，答说，奴酋使其末子凭依买卖，拟于八月初五日出来，于会宁镇等情”，参见《筹辽硕画》卷32。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5］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96载：玛法（mafa）为尊称“老翁”之意，朝鲜王廷回书中的“玛法”，系指“褊裨”之将而言，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6］［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卷142。 ［8］李民寏：《自建州还后阵情疏》载：“……万一约和交解而退，非但三、四千军卒之命得免鱼肉，目前边上之虞可以小抒”，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6。 ［9］《朝鲜李朝卖录·光海君日记》卷1529：“……军兵则以农军各处分置……，作农，”卷143载，“……（金）颜春……任意操纵，使之厮杀，几至千余人。” ［10］李民寏：《栅中日录》载：“奴酋令尽杀两班之流……，贵盈哥力争不可，故只杀外间两班之流可四、五百人，贵盈哥甚恨之。红岁是等曰：朝鲜终不答书，不过托辞，虽有执送逃胡之信，不可尽送其将帅”。“奴酋与诸将会议我国之事，贵盈哥及奢曰：朝鲜实畏南朝，不得答书而执送逃胡，诚信无疑，彼将帅拘留无益，杀害亦无益，不如尽数送还，以示信意可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页24。贵盈哥即代善，红歹是即皇太极，奢即达尔汉侍卫。 ［11］李民寏：《栅中日录》载：“红歹是、亡古歹（莽古尔泰）等言于奴酋曰：朝鲜、汝许（叶赫）、宰赛皆救南朝，而汝许、宰赛今已破灭。朝鲜虽以和好为言，至今未见有的报，……不可置朝鲜于后而先为攻辽之计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3］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5］熊廷弼：《请发军器疏》载：“职亲审奸细陈得功，皆系奴酋同李永芳等商议，若待职到辽阳日久，事有准备，将来攻犯不得，不如乘其初至未备，倾巢大举，决一死战。恐怕降丽在寨内为患，将副元帅与丽兵一并尽杀”，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6］［1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明之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兵威，……畏吾，故以利诱汝耳”。 ［18］《满文老档·太祖》卷15。 ［19］张穆等：《蒙古游牧记》卷6。 ［20］张鼐：《辽夷略》页3下。 ［21］《清太宗实录》卷12。 ［22］张鼐：《辽夷略》叙言载：“虎墩兔憨为西虏帝，然累岁思邀我贡市……，岂肯坐视奴帝辽阳，断其市贡之利乎？” ［23］《熊经略集》卷1载：努尔哈赤“欲图辽沈，必借西力”。 ［24］《纶扉奏稿》卷2载：努尔哈赤“西连哈喇慎、朵颜、顺义王，结为婚媾”。 ［25］《明神宗实录》卷568。 ［26］《明神宗实录》卷576。 ［27］薛凤翔：《朝政用人为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2。 ［28］董启祥：《辽饷省费捷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29］熊廷弼：《敕议守御收复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30］［31］张鼐：《辽夷略》叙言。 ［32］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33］《满文老档·太祖》卷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34］［35］《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6］《满文老档·太祖》卷11。 ［37］《熊经略集》卷1。 ［38］《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9］张伯桢：《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页61上。 ［4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1］薛凤翔：《处置逃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 ［42］陈王庭：《补道臣发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43］《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戊子条，《明神宗实录》卷594，姚中文：《奉旨访问疏》载，锦台什的孙女又书为中根儿哈，速不他哈。据姜弼手下的守备蒋绍芳报告说，发银两后，“……各夷亲说：多蒙皇爷天地洪恩，我们感戴不尽，比有在保宰赛等部夷在傍闻知，都说金台什忠顺，里边皇爷这样厚赏，我们各家都要忠顺学好等语。”参见《筹辽硕画》卷43。 ［45］《满文老档·太宗》卷16。 ［46］《武录》卷1。 ［47］陈王庭：《建贼攻破清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48］《满文老档·太祖》卷7。 ［49］李民寏：《栅中日录》载：“上年（1620年）贼遇唐人辄尽屠，今则一切不杀，至于病创不能步者，则弃之而来”，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 ［50］范世文：《敬陈征剿方略疏》载：“奴酋凡遇扼腕失意者游于其地，稍有片长，无不亲信，笼任，礼遇过望，有所投献，一日三接。”参见《筹辽硕画》21卷。 ［51］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7载：“……辽左之人生二子，则必一人私役于建州，给之银暨貂，卒岁还家，值满十五、六金，建州钱积如山无所用之，还家者各畀银三两，令尽力负钱，所过给以饮食，负重者或致腰背尽折，故城破之日，驱之而归，不必兵威也。”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0载，”杀之所得凡几，一时即逝，养之则诸物皆出，……以通商市易，此永久之益也。” ［53］李自用：《敷陈末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明金的军事对峙三、明金的军事对峙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后，连下开原、铁岭和北关叶赫部，形成了对明军的破竹之势。明辽东官军在连吃败仗以后，将边方失利的责任，全部落到辽东经略身上。因此，皇帝下旨，逮捕了辽东经略杨镐，代之以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于八月初三日，仅率领八百骑兵兼程匆忙出关。从此，进入明与后金在辽沈大战前夕的军事对峙时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宣战的战略目标，是首先夺取辽左，进一步再占据全辽。当他统兵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辽沈就象摆在桌上的一块肉一样［1］，伸手可取。明朝的官员，也感到努尔哈赤不会以据守建州为满足［2］。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明确地宣布说：只有夺取和占领全辽，后金国才能生活下去［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在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向的取舍问题曾经有较大的争议，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迟疑不定。同时，在战备、粮食供应、争取民心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对外关系方面，东怕朝鲜王国增援辽东，袭击后路，西怕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诸部贝勒不肯协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不具备大规模地向辽沈进军的条件。 明廷任命熊廷弼经略辽东，对于努尔哈赤颇有震动。他素知熊廷弼老于谋算，长于军事。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在攻克北关后，在开原、铁岭一带尽力收取田野中的谷物，以备军需［4］，还积极派出侦探，打探熊廷弼的动静。 辽东经略熊廷弼为了延缓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速度，争取整顿残辽的时间，派遣使臣到朝鲜王国，要求朝鲜国王派出鸟铳手，帮助明朝辽东军守城，并借以大张声势，给努尔哈赤以军事压力，还散布说朝廷将要再次出动三、四十万大军和要求朝鲜王国也出兵数万，共同讨伐后金［5］。 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初，明廷给朝鲜国王的揭帖内容被后金国的哨探侦察到了，而且传闻的内容相当具体。消息说，朝鲜王廷应明廷的邀请，将要发两路大军，由牛毛寨、万遮岭两处入犯后金。努尔哈赤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夯着急，迅速召集众贝勒、大臣集会，研究对策，采取措施。结果决定在去朝鲜王国的路上，凡是沿途各个部落，抓紧造做长梯，以备迎战。村中的老弱居民都聚集到城中。同时，决定释放朝鲜通事何世国，伙同后金的使臣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蒲镇，以缓和两国的关系，兼探听朝鲜王国的军事行动［6］。 辽东经略熊廷弼“声东安西”之策，很得效益。正当努尔哈赤对朝鲜方面作积极防守的时候，熊廷弼乘机稳定了辽沈的局面，安排了防守计划。按兵民的力量来说，辽地居民还有数百万之众，年轻力壮，善于弓马，又勇于战斗的也不下一、二十万人［7］。有足够抗拒后金兵进犯的力量。然而，明辽东官军自从三路丧师以后，民心、军心不稳。比如，铁岭失守的消息刚一传出，辽沈军民就逃者盈路，有些豪门巨室积极造船，以备从海上南逃，连辽阳乡官知州李尚浩也率先要搬家逃走［8］。一般辽民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不是南逃，却相反地向后金逃去。更严重的是官军的将卒也时刻想逃。公开逃阵的有杜松将军的右营游击刘遇节、坐营中军王捷等。他们自从随从杜松将军阵逃以后，未受处罚，因此，闻风便逃，无所顾及，几乎成了军风了。明朝的官员形容说：辽军闻敌而逃，望敌而逃，先敌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辽东官军已经是全军丧胆，明廷丧尽民心，这是熊廷弼入辽以后所遇到的难题之一［9］，也是努尔哈赤能够连克辽东各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安定民心，树立军威法纪，经略熊廷弼采取了安定民心，严申军纪的有力措施。八月初三日，熊廷弼刚入辽阳就先定了知州李尚浩“摇惑人心”的罪，并命令豪门富室都各自迁回本宅。奖赏战将贺世贤等有功的将领，以鼓舞士气。处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等人，以振士气，并且亲自祭奠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处阵亡的官兵。经略严肃而镇定的态度，使辽沈军民大为感动，以致祭壇四周的军民失声恸哭［10］。 当明廷三路大军败北，后金军势如潮水般地向开原、铁岭涌来，辽民纷纷南逃的时候，辽人领袖刘国晋挺身而出，号召辽南四卫（即金州卫，复州卫、海州卫、盖州卫）人民起来抗金。过民为自卫保家，在较短的时间内，赴辽阳聚集的多达两万人，一时声势很大［11］，壮大了辽阳军民的胆量。这些事传到后金，使努尔哈赤知道辽阳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也不得不谨慎行事。这样，辽沈的局势稳定下来了，使熊廷弼有了进一步筹办辽事的机会。 熊廷弼刚接任时，曾提出固守、恢复、进剿的三步保辽之策［12］，其目的是“复开原以保全辽”［13］。然而，当他到任时，铁岭、北关、叶赫部等已连续失守，保辽之策不得不作某些修改。同时，又因为辽东守军的情况极为不佳，总兵官李如桢、游击佰世爵等专守沈阳，以河西李光荣协助，共有兵近万人，但能够作战的不过一、二千人；总兵官贺世贤专守虎皮驿，统兵数千人，能够作战的仅有二千四百多人；总兵官柴国柱专守辽阳，统兵二、三万人，可是盔甲、器械、战马奇缺，战将不足，步伍没有统领［14］。在三位总兵中，柴国柱军既不能守，也不能战。李如桢军因为多次避敌、逃阵，“丧尽军威”，难以依靠［15］。只有贺世贤军尚可信赖，但又多是逃阵的残卒，畏后金军如鼠，一说同八旗兵打仗，就面无人色［16］，个个如同惊弓之鸟。八月二十四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攻夺北关叶赫部时，在沈阳周围挖营盘的明军，一听到消息便各自弃锹钁，四奔而散，多数南逃，如同后金军已经追来了一样。各级指挥官都没有办法禁止。经略熊廷弼听到报告后，派遣阎鸣泰前去阻止，他走到虎皮驿，看见逃兵汹汹，无法阻拦。在这种情况下，经略熊廷弼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复开原以保全辽”的初议，依照各道、将等官多次请求的办法，即采取厚集兵力，以人多胆壮，坚守辽阳。 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九月起，经略熊廷弼实施守辽阳之策，采取的办法是所谓“南顾北窥之计”［17］，就是南顾辽阳，坐镇坚守，北窥沈阳。具体部署是以赞画刘国缙统率辽城军民固守辽阳，经略亲自统领大兵转战于辽阳城外。由总兵官柴国柱、李怀信、贺世贤三位总兵于虎皮驿、奉集堡和沈阳之间，互为犄角。若是后金挥军西进，三位总兵相互增援，阻止后金军深入辽沈腹地［18］。 正当经略熊廷弼在辽沈站稳了脚跟，已经部署了“南顾北窥”之策的时候，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是明廷计划调兵十八万，将再次讨伐后金。这个消息的来源，除明廷给朝鲜国王的揭帖大造出兵的舆论以外，是因为在万历四十七年末，努尔哈赤的边兵捉住明辽东军卒一百多人，在审问中得到的。这些军卒供称：官军与朝鲜王国军将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三月，再次进军，攻取后金的新城等地。官军将发兵十八万，朝鲜王国将发兵六万，以萨尔浒大战的进军方案，分兵而进。这一消息对努尔哈赤的震动很大。他在二月底，开始积极调兵遣将，连续阅兵三天。在明军将要进攻的路上，设置木栅，派驻重兵，严密防守。同时，又相应地采取一些重点防守措施，在佛阿拉设置甲兵三千，在新栋鄂（原刘綎进军之路）、呼兰（赫图阿拉至鸦鹘关一路）两路各设守兵一千，在西部界藩城设甲兵两千。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亲自率领八旗兵在二月十日，沿着明朝的旧边境，在尚间崖、温德狠、德里沃赫、扎克丹四地（皆在今辽宁省抚顺县东境），突击六天筑造四座小城，与抚顺包城并列为五城，派兵“且耕且守”，又时而佯作将要出兵虎皮驿，以窥视辽沈的样子［19］，同时与众贝勒商议，把临时都城西迁，由界藩城移到萨尔浒城［20］。努尔哈赤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后金全国进入了战备状态，但连续督兵防守四十多天，却不见明兵来攻，这才在四月初十日，命令军卒各自归寨，备粮，修理器械，以备随时应战［2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灭亡北关叶赫部以后，尽管疲于防守，东西应付不暇，但他也看准了辽东东南方面空虚，派兵向辽南逼近，以求一举三得之计，即先困住宽甸、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一带，虎视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城）廒仓，截取明廷的漕船，以断绝辽军饷道，因此，向辽南四卫派出大批的侦探。努尔哈赤深知辽南对于明朝辽东官军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盖州廒仓的存粮，关系到明朝数十万军民的命运所在，派兵逼视辽南四卫，明军不能不顾及，明军一动便可回军攻取沈阳［22］，使熊廷弼疲于防守。同时，镇江、南四卫是朝鲜王国去明朝的贡道，困扼此地，又可以断绝朝鲜王廷与明廷的陆上交通。 除此以外，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朝鲜王国的争取工作，也没有放松。派出商队到朝鲜王国的会宁镇贸易，派遣额驸伺和理等出使朝鲜王廷，力求和好［23］，又多次派兵威逼满浦等地，以和与战两手迫使朝鲜王国就范。朝鲜王廷深感形势危急，曾经多次派遣使臣到辽东，向经略熊廷弼求援。正是在同一时间，宽甸、镇注、叆阳、清河等地也在后金的威逼之下，局势严重，纷纷呼救。然而，经略熊廷弼在“南顾北窥”的部署下，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难以应付。他只派出弱卒二千九百人支援镇江，一千一百人加强宽甸防守，一千八百人派驻叆阳，二千一百人派往清河，分地防守。目的是与朝鲜王国兵互为“奇正而守”，以求“虚张东南”罢了，并没有什么军事实力。可见熊廷弼的方针仍然是固守辽沈腹地。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没有被熊廷弼向辽南派兵所迷惑，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辽沈，只是攻取的时机还不成熟罢了［24］。总的说来，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到四十八年四月的一段时期，努尔哈赤东防西守，南攻北取，基本上是以守为主，而熊廷弼以虚张东南，死守辽沈，渡过了南顾北窥的艰难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之间，不是在较力而是在斗智。这是明金双方第一阶段的相峙。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四月以后，辽东由于头一年天灾，收成不好，春天缺粮日益严重［25］。明金两军在边界上相峙，对于后金来说，是个慢性的消耗。因此，努尔哈赤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向辽沈用兵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他的方针是夺取粮食，蚕食辽边，孤立沈阳，再伺机大举，夺占辽沈。具体办法是，派兵数万，屯驻在抚顺等沿边五城，时时以二、三千骑兵深入辽沈近境。凡是距离沈阳六十里左右，沿边的墩台都进行毁坏，边台各堡的卫卒尽行捉拿。并西连蒙古以断河西明兵粮道，使辽沈坐困。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蒙古以一千多骑兵由平虏堡开始，沿边一直抢到郭三屯（今辽宁省盘山县境）。五月十日到十五日，后金大贝勒代善率领数万骑兵，在辽沈东部袭击并攻克六个城堡，掠取的人、畜以千计。努尔哈赤又派出一千多人由苇子峪（今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公社）出发袭击叆阳，杀掠人畜以百计。五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一千多骑兵从东州堡入犯花岭山。同时，蒙古炒花部也乘虚以一万多人攻击西平堡，杀伤辽东军卒六、七十，杀掠男女数百人，毁坏墩台四座［26］。 积谷备战是努尔哈赤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对明开战以前，他在粮食储备方面作了多年的准备。设置仓库，选命仓官，积谷储蜜，四处屯田。但是，由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旱、蝗等灾情严重，辽地大饥，加上后金掠取、招服的人口日众，缺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上竟出现了“斗米一金”［27］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因粮于敌”的政策。同时积极加强与黑龙江虎尔哈部的贸易，设法与朝鲜王国通商或通过蒙古各部从明朝境内交换粮食来供应境内军民的需求。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知想要占据辽沈，必须争取民心，因此，他除了平日以重金收买或优待辽民以外，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帖出以后金国汗的名义，招降辽东将官以及城堡军民的榜文。榜文说，明朝的官民应当归顺后金，如果不肯投顺归来，纵使你们投到山海关以西去，我的大兵也必然随后赶到，你们不如早日投来，还可以保全家室，同时，例举宋代徽、钦二帝教训，再三规劝辽地官民［28］。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提出以辽河划分为两国的疆界，从辽东的海兰（即hairan）到太子河作为两国的具体分界线，辽河以东，包括沈阳和辽阳两地在内，作为消除“七大恨”的代价［29］。这就比较明确地向明王朝公开地提出了领土要求，表示了裂土割据的决心。 总起来说，在这个时期里，努尔哈赤，蚕食辽边，抢夺谷物，争取民心等等作法，都是以分定国界，割据辽东作为追求目标的。 万历四十八年的三、四月间，熊廷弼陷入了困境。俗语说，“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由于虎皮驿一带地荒无人，辽东三位总兵所率领的军队，在近十个月期间，人不得解甲，马不得卸鞍，致使各种疾病不断发生，加上兵饷不足，驻守三月以后，所谓“南顾北窥”之策，已经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柴国柱、李怀信两位总兵不得不撤回辽阳就食，只有贺世贤的军队，仍然困守在古城（今辽阳市西北沈旦公社古城子）、奉集堡一带［30］。 由于辽地多年岁凶乏食，明廷在三路丧师以后，太仓空虚，海输陆运，少船短车，无法援辽。到了万历四十八年正月，辽东的军饷仅仅可以维持一个月，边廷仓谷空空如也，瘦马饥军，嗷嗷待哺［31］。物价一再上涨，辽阳市内的小米、黄豆每斗值二钱七分，草一束值二分五厘，柴一束值一分五厘。每个军卒一日连人带马用费需一钱三分或一钱四分，而发给的饷银，每日人、马合计只有八分钱，日少七，八分。兵士缺粮少饷就去掠夺居民甚至有的卖袄售裤来维持生活［32］。朝廷虽然拨发银两入辽，可是，辽地没有粮食可买。经略熊廷弼无可奈何，曾经与众将环立，夜半哭泣，彼此不忍仰视［33］。乞求京师救援，也凑不成十万之数［34］。 面对如此困局，熊廷弼仍然积极部署守辽，除到各处求粮以外，想提升赞画刘国缙为督军，增补各道官员，以分地防守。但是，皇上却不肯出内库一金［35］。求官不派，提升手下人员也不允［36］。为了守辽的事，奏疏如雪片似地送往京城，皇帝竟然留中不看，只允许向老百姓身上加派赋税、杂课，拚命搜刮百姓，以挽救辽东残局。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经略熊廷弼毫不气馁，他依据辽军的实际情况，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三月开始，昼夜修筑辽阳城。五月，他见草青马壮，恐怕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命令总兵官柴国柱、李怀信、贺世贤三人统率本部军队赶赴沈阳，加紧修筑沈阳城。这样，就形成了明军坚守沈阳，南顾辽海，北窥开铁，东逼后金的形势，即史称“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之策［37］。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在明朝末年，能够与努尔哈赤较量的，象熊廷弼这样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还是不多的。 熊廷弼在辽东与众将官同甘共苦，爱护部下。他的军令虽严，可是人们都心服口服。总兵、将吏关系处理的比较好。他们宰牛歃血共立誓言，决心同舟共济。督促士卒认真操练，每队以一教五。还规定训练要求，每日每人必须以数百矢试射［38］。熊廷弼也含辛茹苦，亲自到海州、盖州去督饷，竭力计谋，致使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在熊廷弼十个月的经营下，辽东的形势大变。明朝的官员称赞说，熊经略把辽东的冰消瓦解局面，改变成了珠联璧合的形势。 在熊廷弼实行“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之策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兵锋也由辽南转向了辽沈腹地。努尔哈赤认为，只要取得辽沈，辽东诸地，如宽甸、叆阳、镇江等地，便可以唾手而得，因此，他除了派出小股部队，频频袭扰明边，掠夺粮食外，有时也派出大部队向辽沈冲击。同年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集结轻骑五万，从抚顺关入明境，直趋沈阳；一路约一万多骑兵，由东州沙地冲入明境，直抵奉集堡。努尔哈赤所率领抚顺路军袭击大小村堡四十多所，掠获男女数千口，直到距离沈阳城五里才停止前进。初战，明军坚守沈阳城池不出。努尔哈赤以为招降沈阳守军，易如反掌。但是，辽沈在熊廷弼的经营下，官兵的军纪整肃，官将合力，将卒同心，人人肯于搏战。总兵李怀信统兵四万坐守沈阳，总兵官贺世贤提师迎战于沈阳东二十里，与八旗兵战于浑河沿岸，柴国柱从奉集堡出兵与八旗兵战于沈阳东三十里的小夹山，努尔哈赤面对前有坚城，后有追兵的不利情况下，不得不后退十五里。可是，明军又改变战术，贺、柴两军一南一北向努尔哈赤的大营兵首尾挟击而来，同时，沈阳城四万大军又从西边平推逼近。努尔哈赤这次出兵的目的是孤悬沈阳，故注意破坏边台小堡，夺取谷物，加上有轻敌思想，没有决战准备，也更没有料到熊廷弼将辽军整顿得如此有成效。所以，在熊廷弼初战力挫八旗兵锐气，又三面逼进摆出决战架势的时候，努尔哈赤来不及部署，八旗兵便纷纷退却，丢梯失牌三十多副［39］。十五日，达尔汉统兵一万转到沈阳北境。十六日，皇太极率兵八百，再掠沈阳以东居民一千多口。这次出兵共掠沈阳东部、北部居民四千多人，夺取大批谷物后，退兵东归了［40］。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又两次向懿路、蒲河（今沈阳市东南浦河）进军。莽古尔泰、额亦都等还统兵与明军战于沈阳东南，掠取八千多口人和大批的谷物而回［4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虽然频繁地派兵冲击辽沈，但多是小胜小败，一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其中主要的障碍是熊廷弼产守边防，使其不得发展。明人说：“熊公在辽言辽，明了畅快，一一指掌而尺寸无差”［42］。熊廷弼的守辽规划是，拟用兵十八万，四路驻军，各守险要，相互协同、联络，居行都有规定［43］。但是，当援辽兵马刚刚集中了十万多，朝廷内部诽谤他的声浪就高涨起来，迫使他不得不解职回籍。熊廷弼离辽，后金与明廷的军事对峙便宣告结束了。________________ ［1］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3（建州）。 ［2］范世济：《火速调兵遣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5。 ［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 ［4］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 ［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3：“差官送揭帖于王曰：……以开原新破，贼势愈昌，故欲烦鸟铳手以为守城之具，亦籍贵国相援之虚声，使酋少惮也。……遇谓兵之当发者有六，……新经略熊老爷到任，旗鼓一新，此番征调天下兵马，必用三、四十万方进贼巢，兵齐之日，贵国发数万……。 ［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20。 ［7］李自用：《敷陈末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8］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9］熊廷弼：《战守已无可支俾作区处疏》载：“况辽人，……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令守城，则职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0］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1］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2］《熊经略集》卷1。 ［13］晏文辉：《上下志狃因绪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4］熊廷弼：《请发军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5］熊廷弼：《战守已无可支俾作区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6］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17］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18］熊廷弼：《严敕催发粮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19］《满文老档·太祖》卷14，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2-23。前书记载筑四城，后书记载筑五城，按五城算，应有抚顺包城，即以明边墩台乱砖碎石筑的临时设防城堡。 ［20］《满文老档·太祖》卷14，陈王庭：《速议将兵以济燃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2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52。 ［22］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黄克缵：《建夷谋犯益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23］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24］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25］薛凤翔：《兵逃当问马倒有因疏》载：“且闻奴中岁凶人众，虽所掠金、帛不赀而实乏食……”，参见《筹辽硕画》卷41。 ［26］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熊廷弼：《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陈王庭：《补道臣发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27］黄克缵：《建夷谋犯益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28］左光斗：《愤辱徒空雪耻未实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29］《满文老档·太祖》卷15。 ［30］［31］熊廷弼：《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 ［32］熊廷弼：《钱粮缺乏至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33］熊廷弼：《严刺催发粮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34］刘尉：《边镇告急币藏空虚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35］熊廷弼：《专陈紧急未尽饷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36］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37］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38］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卷44。 ［39］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40］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1］《满文老档·太祖》卷16。 ［42］张鼐：《附熊经略司马来书》，参见《辽筹》（一）。 ［43］李汝华：《敬陈战守大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夺取辽沈，迁都沈阳第六章 辽沈大决战一、夺取辽沈，迁都沈阳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较力斗智相持一年左右。正当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集团垂涎辽沈，积极备战，进兵的大计已经决定，而畏惧经略熊廷弼严防紧守，不得下手的时候，腐败的明王朝却自毁长城，撤换熊廷弼为努尔哈赤下决心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战机。 明朝内部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除了熊廷弼以外，都没有比较切实的谋划，然而，熊廷弼不是阉党所信赖的人物，因而大受排挤。皇帝对于辽东的军事形势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专凭边官疏报，枢臣指点，随波逐流，毫无主见。枢臣按照边官的奏疏，报告敌人来了，皇上就着急一时；报告敌人去了，皇上就心安理得，不再谋划边关的事情了，可见对于涉及江山安危的大事，竟然麻木不仁到如此程度。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春天，经略熊廷弼刚刚将辽沈的局势稳定下来，朝廷的某些大臣就无视辽东的军中实情，拚命摧战。九月间，当熊廷弼已经集兵十三万，全部筹辽部署将要就绪的时候，朝臣责备熊廷弼的奏疏纷纷而上。熊廷弼无可奈何，愤然托病请求退职回家。九月十五日，御史冯三元指责熊廷弼处置辽东的事情无谋的罪有八条，欺君的罪过有三条［1］，提供了迫使熊廷弼辞职的“依据”。七夭以后，御史张修德又上奏，急请贬斥熊廷弼。廷弼受冤，心中不服，上疏辩解，申述一年来守辽东的功绩。然而，皇上昏然失查，竟让户科王继昌主持会议，结果一伙人七嘴八舌地责备熊廷弼未能大创敌兵，斩贼擒王，并且指责熊廷弼有三条不能复辽的过错［2］，于是，下旨将熊廷弼解任回家，这是明廷朝政腐败，利用边乱，争权夺势，使边疆屡吃败仗的主要原因［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以多次发兵掠夺，焚毁沈阳、懿路等周围各堡，目的是孤立沈阳［4］。努尔哈赤正在待机而动的时候，熊廷弼奉旨辞归。同时，自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七月，万历皇帝、泰昌皇帝相继在一个月内死去，天启皇帝即位，当朝权贵们利用皇位更迭机会，争权夺利，连续发生了“梃击”［5］、“红丸”和“移宫”三大案件［6］。朝臣既频于发丧，又忙于争斗，朝政混乱至极，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努尔哈赤立即抓住天启皇帝初登大位，政局不稳，又自毁长城的机会，向辽沈发展。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初十日，明廷命令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袁应泰曾经出任临漳知县、河南参政等职，本来不懂得军事。虽然他接任后矢心赴辽，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7］，但努尔哈赤已经作好了进攻辽沈的准备。所以，他到任只有短短的五个月，辽事就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经略袁应泰上任的前后，虽然熊廷弼所募集的士兵陆续到关的有将近十三万人，其中除了各边征调来的士兵、川兵、毛兵以外，十个当中选不出一两个精壮的，多数都不能参战，仅可勉强守城、采草、放马。能征善战的兵卒不过是各个将领的家丁，数量极少，一般来说，每个将领之下，不过只有六，七百个人而已［8］。 经略袁应泰入辽以后，以过去廷臣责备熊廷弼没能收复辽东一城一地为鉴，而抱有进取之心。他召集辽东诸位将领商议，稍稍改变一下廷弼以守为主，渐逼渐进之策，决定以夺取抚顺为计。实际上是陷入了攻守举棋不定，如盲人骑瞎马，不知所向。守，在朝廷内部的压力下，不敢说出口。攻，又没有奇谋良策。朝廷官吏，不明辽事真相，盲目乐观，急于进兵取胜。一见袁应泰奏报明年春天将要收复抚顺，竟敬佩他颇有壮志。 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是，调用已经出关和还没有出关的十八万军卒分驻辽东各城。又把监军道高军出、邢慎言，总兵官贺世贤、李秉诚、陈策，都升职晋级。再将尤世功、朱万良、童仲□升为总兵官调用，合计有大将八员，每员各统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抚顺方面。以清河监军道牛维曜，总兵官侯世禄，并调梁仲善、姜弼四人，行总兵事，每人各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清河方面。以金州、复州道胡嘉模、副总兵官刘光祚，行总兵事，统率步兵九千，骑兵四千，水兵七千，合计两万兵驻守宽甸、叆阳。另以一万兵驻守沈阳，一万兵驻守蒲河，七千兵驻守奉集堡，并准备选一、两万人作为机动兵力，以备临时调用［9］。 从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和设想来看，他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百分之六十的兵力放在抚顺、清河方向，百分之四十的兵力坐镇辽沈腹地，进攻抚顺的意图一目了然。尽管其兵力部署与熊廷弼大体相似，但他的意图是伺机与后金决战，这就改变了熊廷弼的渐逼渐进，部险守要，使后金兵疲劳坐困的守中有攻的策略［10］。但是，实际的兵力仍然与熊廷弼在任的时候大体相同，即与后金的兵力比较，攻之不足，守之有余。细察起来，兵虽然多了几万，情况却更坏了。因为，一是除了家丁以外，能够搏战的不多。二是收降蒙古人为兵卒。贺世贤一军首批收了三千多人，最后竟达数万人。这为努尔哈赤派“奸细”混入明军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辽河东西赤地千里，军粮严重缺乏。可见袁应泰收编蒙古军的作法，严重地增加了边城的危险和困难［11］。 辽东经略袁应泰积极调兵遣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积极加强战备。当初，熊廷弼布置严密，战守比较得宜，兵员、军饷也逐渐齐备。后金多次南攻北扰，都没有得手。但努尔哈赤夺取辽沈的决心却毫无改变。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正月以后的各种迹象表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正月间，总兵官李光荣等首先得到后金在积极制造钩梯、备置车营，储备糗粮，将要进犯辽沈的消息。蒙古煖兔部下的哈喇等四个人曾经到萨尔浒城努尔哈赤家中去贸易，也听说后金将于闰二月进攻沈阳城［12］，而且蒙古已经调各营兵集中在辽河一带，等待后金兵进犯沈阳的时候，乘机从懿路杀出，劫回宰赛贝勒等消息一再传来［13］。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努尔哈赤从界藩城迁都到萨尔浒城，西向进取之意也很明显。在这同时，努尔哈赤在后金奴隶主集团的内部也作了一些准备，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诸子、侄共立盟誓，禁止在强敌面前内部相互残杀，申明不究既往，以加强内部团结［14］。 二月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进攻沈阳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了。他首攻奉集堡、虎皮驿，其目的是除了掠夺以外，主要是侦探一下明军的虚实。努尔哈赤想了解一下袁应泰对沈阳一带的部署及其弱点，因为他深知奉集堡和虎皮驿对于守卫沈阳的重要性。明朝末年的军事家，只要到过辽东，几乎都看出沈阳、奉集堡和虎皮驿三地为鼎立之势。想要坚守沈阳，必须保住奉集堡，想要保住奉集堡，必须严备虎皮驿，三城互为犄角。虎皮驿守不住，奉集堡必危，奉集堡守不住，沈阳必然孤悬。努尔哈赤兴师则必出马根丹、抚顺而达沈阳，奉集堡又是必由之路，所以，努尔哈赤对于奉集堡自然要倍加重视［15］。前经略熊廷弼守辽的时候，以三位总兵驻守奉集堡等三角地区，实行“南顾北窥”之策，致使努尔哈赤没有敢轻易进犯辽沈。袁应泰以七千骑兵，和得力的将领驻守奉集堡。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第一次尝试就从这里开始了。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统兵数万，直向奉集堡冲击。奉集堡监军副使高出率领全军誓死坚守，尤分发挥火器的威力，向后金兵矢石齐发。努尔哈赤挥军猛攻，八旗士卒在明军的炮火下，纷纷落马、倒地，伤亡以千计。同时，明将朱万良率领本部大军前来增援，努尔哈赤完成了军事试探，第二天就下令退兵出境了。十六日，努尔哈赤又派小股兵力进攻虎皮驿。十八日，又发兵扰犯王大人屯（今辽阳县西北王大人屯）［16］。通过以上的军事行动，努尔哈赤既探清了明军的虚实，也迷惑了辽东的官将，使他们摸不清努尔哈赤大举进兵何日开始。 天启元年三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水陆并进，直取沈阳城。十二日辰时，大军到达沈阳城下，驻扎在城东七里浑河北岸。明朝守城官兵在夜间得到了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前来进攻沈阳的消息。明军以灯火为号，沈阳全城立刻灯火通明。当天，努尔哈赤以沈阳城难攻，恐伤亡太大，没有立即命令攻击，而是设法引诱沈阳守军出城决战。为此只派一支精兵渡到浑河南岸进行掠夺，由于没有引出明兵，不久就返回来。 沈阳城由总兵官贺世贤统率亲兵一千多人，和纳降兵共六万之众，与副将尤世功统兵一万五千人，共同驻守，总计兵力有七、八万人。十三日早晨，努尔哈赤部兵列阵，命令绵甲兵持车楯攻击沈阳东门。从前经略熊廷弼将沈阳城的大而低、高不盈丈的城池重新进行了修筑，而且在城外筑了围城，比原来的城墙向外阔展八丈多，外城外掘深沟一道，内插尖木桩，覆为陷井。沟内侧修有内壕，壕上置一、二十人才能抬动的大木。外壕以内再设涧五丈宽、深二丈许，涧底插尖木，涧的内侧每一丈五尺设置战车一辆，战车与战车之间架以大炮二门，小炮四门。各个车、炮的四周还设有游动兵保卫［17］，防守的相当严密。 这样的坚城，后金兵想要强攻，势难取胜。于是，努尔哈赤在初战时，只派数十名骑兵在壕外侦察，诱使城内兵出战。 命令李永芳设法派人送书给贺世贤，招他投降献城。贺世贤看了李永芳的来书大怒，杀了来使。总兵官贺世贤一向以勇战著称，如能坚意固守待援，努尔哈赤这次攻城能否取胜，也大成问题。然而，明朝末年的边将，大多怯战，勇于战阵的又很骄傲。贺世贤是这个时期辽东官军中比较敢战的将领，努尔哈赤和李永芳都恨他。贺世贤见后金兵迟迟没能攻城，就轻视对方，把努尔哈赤的诱战误为怯弱，轻率出城对阵。部下极力劝阻，他也不听。他饮酒数杯后，率领一千多亲丁出了城，发誓“尽（杀）敌而返”。努尔哈赤正困于求战而不得，诱战而不出的时候，见贺世贤统兵冲出城来。努尔哈赤立刻命令一哨兵边战边退。贺世贤乘锐轻进，离城越来越远。这时，努尔哈赤又命令一部分八旗兵将贺世贤重重围困起来，使其不得脱身，其他八旗兵急速攻城。贺世贤虽然率领上千的勇士，手持铁鞭杀死许多八旗士卒，但终归是寡不敌众，结果，力疲而退。努尔哈赤见贺世贤边战边向城的方向退却，急令兵士放箭，世贤身中四矢。部下见他负伤劝他奔向辽阳，他以大将不能守城，有何颜面去见经略，便与众将转战到沈阳西门外，又挥鞭击杀数十人，终于被后金兵砍死在马下。副总兵尤世功出西门前来营救，而部下士卒畏战，竟一哄而散，尤世功、参将夏国卿、张纲，知州段展，同知陈辅光等都先后战死［18］。 努尔哈赤一边指挥八旗兵围攻贺世贤，一边指挥大部分八旗士卒全力进攻沈阳城。兵卒以毡裹身，推四轮战车居前，精骑在后，竭尽全力进攻东门。明军炮火齐发。八旗士卒虽然死伤很多，但仍冒死挖土填涧，相继越过三道壕涧，进逼城下。这时，正值贺世贤、尤世功战死在西门外，城内军民听说城外兵败，民心慌乱。东门守城的兵卒，砍断了桥索，吊桥下落，后金的八旗兵，蜂拥而入，沈阳城就这样被后金兵攻克了［19］。沈阳之战，总兵贺世贤以下，尤世功等道吏、副将、参将、游击、千总、百总等共战死三十多人，兵卒除少数逃散外，大部分投降了后金。 沈阳城被围的时候，经略袁应泰、巡按大臣张铨早已经部署了各路援兵，以为沈阳犄角。命川、浙总兵童仲揆、陈策从黄山来增援。虎皮驿、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率兵三万也向沈阳方向增援。奉集堡总兵李秉诚正向沈阳方向集结。陈策提兵到浑河桥南，听说沈阳城已经失守，想下令回师。裨将周敦吉等坚持请战，石柱土司副总兵秦邦屏、参将吴文杰、张神武、游击周世禄、守备雷安民等共近八千人，随同周敦吉渡河。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知明援兵已到，急速发兵向正渡河的明援军猛扑过去。周敦吉等统兵刚刚登上浑河北岸，分兵两营，还没有站稳脚跟，努尔哈赤所派的右翼兵就围了上来。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兵载断了浑河桥通道，阻止河南童仲揆、陈策、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的部队过河。努尔哈赤以五万兵力围攻河北的明军。初战时，后金仅以一旗士兵冲阵，认为明军都是弱卒，一向接战便溃不成军，万没想到川兵能奋勇冲杀。白旗军率先冲击，两军交战不多时，白旗军没能顶住川兵，被迫败下阵来。黄旗军接着冲击，也被川兵顶了回来。最后，努尔哈赤令红旗兵会合各旗合围再进，包围了川兵，两军展开了激战，结果相互杀伤相当，前后三进三退，八旗士卒死伤近三千来人。最后，努尔哈赤责令李永芳等汉官收买明军炮手，搬用沈阳城上的大炮，向川兵老营开炮，并乘势以骑兵从两翼挟攻。川兵由于将领周敦吉、秦邦屏、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先后战死，只有周世禄率领少数人退到浑河南五里的浙营驻地。不久，努尔哈赤统军乘胜追击，迅速渡过浑河，将浙营兵也重重地包围起来。 当浙营、川营合兵与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对阵，四面受敌的时候，明武靖堡（今辽阳市北“大武靖营”）、虎皮驿总兵朱万良、姜弼统领三万大军，奉集堡总兵李秉诚统领本部兵会合在白塔铺（今沈阳市南“白塔铺”），两部近四万人及时赶到。努尔哈赤得知明援军逼近，形势十分不利，大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便命令大贝勒代善统领右翼旗兵继续与被围的明军激战，亲自与皇太极、岳托等率领左翼军迎战明廷援军。不料朱万良、李秉诚部等不肯奋战，被八旗兵一冲就败得落花流水。皇太极乘胜随后追杀四十多里，沿途死伤三千多人。三位总兵见此，再也不想进战了。努尔哈赤乘机急速回军，全力围攻浙营兵。 浑河桥南之战，比桥北之战更加激烈。努尔哈赤督兵猛攻，明军凭借火器的威力，奋勇激战，八旗士卒在明军的攻击下，纷纷落马，积尸相枕，仅坠马者便近三千多人。但八旗士卒在强敌面前毫不怯战，一直战到明军火药用尽，两军短兵相接。明军将领陈策首先战死，童仲揆被迫杀出重围，派部将急驰辽阳求援。 袁应泰刚知道沈阳被困的时候，曾经派参将王世科统兵五千，前去增援。没有料到会碰到努尔哈赤在沈阳与辽阳之间设下的伏兵。王世科一军当即全部被歼。当童仲揆的部将请援时，袁应泰认为敌兵强大，川、浙之兵绝不能救，如果再派兵增援就会再陷重围。童仲揆的部将虽叩头流血，袁应泰也执意不肯派出援兵。巡按张铨再三劝说，袁应泰仍然不肯答应。张铨见他固执如此，气得拍案而起，可是，袁应泰最终还是没有发兵。童仲揆望援不至，再次杀出重围，准备离开战场。这时，恰巧遇到副将戚金，童仲揆在戚金劝说下，一同杀入重围，一直奋战到死。河南之战先后战死的将领有陈策、戚金、童仲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等［20］。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士卒奋勇搏战，一直杀到明兵溃不成军，除了参将周世禄率领的少数明兵突围外，全部被歼。 浑河南北之战，是辽沈战争中最激烈的一仗。这一仗对于作战双方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英明汗统率十万大军与川、浙六、七千士卒（系指浑河南明营兵数）进行了如此艰苦的战斗，虽然最后把明军歼灭了，但两军死伤的人数却差不多，实在是他对明战争以来所不多见的，而广大八旗士卒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还为这次战争之残酷而感到“胆寒”［21］。明廷以这次战争引为自豪，说是自从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这是“凛凛有生气”的战役，以万余人（系指浑河南北川、浙两营兵数）敢抗击数万敌人，杀敌数千，而余下的士卒还能奋战不已，“胆气尚存”，为主帅报仇［22］，使明廷上下深为振奋。 沈阳及浑河南北的争夺战结束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进入沈阳城后，屯兵五天，论功行赏。由于浑河南北的激战，八旗士卒死伤了许多，为了安慰广大的兵将，稳定军心，努尔哈赤大行祭奠阵亡将士，把死难将士中有功的雅巴海、布哈、孙扎钦、巴颜、雅木布里、实尔泰、郎格、杜木布、达哈木布碌、旺格等一并列名祭祀，以慰亡魂［23］。 十八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聚集众将宣布说，沈阳城已被我们占领，明军战败了。我们要统率大军乘胜前进，直捣辽阳城。当天，八旗兵分八路齐头并进，旌旗蔽空，浩浩荡荡地向辽阳进发，当晚军行到虎皮驿扎营。 辽阳城是辽东的重镇，明朝经略等官一向驻此镇守辽东。他们认为守卫辽东的根本在于坚守辽阳城。前经略熊廷弼镇守辽东时，也是坐镇辽阳，以三名总兵官在外，实行南顾北窥之策，以挽救辽沈的危局。他曾经动员辽阳军民，昼夜修城，将被海风严重侵蚀的辽阳城加固［24］。袁应泰继任以后，也坐镇辽阳。后金只要拿下辽阳城，辽河以东就全部为后金所有了。因此，浑河南北激战以后，明、金双方争夺的目标自然是辽阳城。 辽东城堡连连失陷，军民惶恐不安，辽阳以北的居民已逃走一空。到处可见后金八旗兵的足迹。辽阳城内也是人心思逃，每天城内居民欲夺门而出的连续不断，守门官兵为阻止居民外逃，一日间竟有数十百计的逃民被斩首［25］。天启皇帝得到巡按御史张铨关于辽沈战场上的形势奏告以后，急得大发雷霆地责问：辽城万分危急，在职文武各官，都负有封疆大任，为什么怠玩职守？援辽将领拥兵集结，不肯前去救应，坐视沈阳城陷，朝廷的威令又在哪里？ 由于形势变化，经略袁应泰不得不调整部署，以原来守卫辽阳的总兵刘孔胤部与剩下的川兵合营，调宽甸、叆阳总兵胡嘉栋、副总兵刘光祚的青州兵相配合，两部合起来有两、三万人，共守辽阳城。又撤奉集堡、威宁营（今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公社“威宁营”）兵助守。总兵官朱万良，姜弼等人，临阵退缩，观望不前，令其“立功自赎”。同时，袁应泰以家丁组成“虎旅军”助守。除了安排守城兵以外，还命令姜弼、侯世禄、朱万良等统兵在辽阳西北武靖门方向，以太子河为屏，结阵驻守，以堵截后金的八旗兵渡河。 十九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军从虎皮驿继续南进。他躲开了辽阳西北武靖门方向的明军，于当天巳时到达辽阳城东南太子河东岸。午时，全军渡过了太子河。努尔哈赤统率大军过河以后，出乎袁应泰的意料，并没有立刻包围辽阳城，而是扬言要进军山海关，直犯京师。后金兵沿着千山（在今辽阳西南）奔山海关大路而去。努尔哈赤真正的目的是把辽阳守军调出辽阳，在野战中歼灭，然后，再取辽阳城。 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等在寅时，以炮传知全城军民，命令士卒严守城池，并亲自登城观察敌情。午时以后，看见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置辽阳城不攻，挥军向山海关方向疾驰而去，便慌了手脚，乱了胸中的成局，急忙调来了武靖营方向驻守太子河边的朱方良、姜弼、侯世禄军到辽阳教军场集结。先命令从宽甸、叆阳调来的青州兵尾追后金军，接着又催促总兵官李秉诚、朱万良、侯世禄、梁仲善、姜弼、周世禄等将官所统领的近五万兵，在辽阳城西五里结阵为三大营。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知明军的追兵尾随身后，大股兵力已经出城结阵，就从辽阳西南的远山，挥军反旌向辽阳奔来。努尔哈赤分兵为二，令大贝勒统率红旗军迎击宽甸、瑷阳的青州兵。这些青州将士多数不习惯于战阵，平素又互不相习，与红旗兵刚一接战，便溃不成军，直奔辽阳西门而走，红旗兵随后追杀，死伤了许多。另外七旗兵布列七队，与明三大营兵对阵。首次出战的是黄旗兵，冲击明左翼朱万良营。总兵官朱万良因为是带罪参战，不敢退缩，率兵奋力厮杀。初战，士气很盛，黄旗兵支持不住，首战败北，明军在后追杀。努尔哈赤见势危险，急令四贝勒皇太极统率白旗兵助战，与左翼朱万良的军队展开了更激烈的战斗，两军势均力敌，随后蓝旗兵也一拥而入。从午时战到傍晚。总兵官朱万良战死在疆场后，士卒四处溃散。明中营、右营兵没有积极协同左营兵抗敌。后金兵在追杀朱万良的左营兵时，中营、右营的李秉诚、姜弼、侯世禄等先后被白旗兵切断包围起来，蓝旗兵又绕出其后进行攻击，明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而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白旗兵随后追杀六十多里，直到鞍山驿（今辽宁省鞍山市旧堡，位于辽阳西南）才收军回营。当天晚上，努尔哈赤分兵为四营，进逼辽阳城。右翼四旗兵围攻东城，左翼四旗兵围攻西城，两军在辽阳小西门首次展开了争夺战［26］。 第二天，三月二十日，经略袁应泰亲自统率虎旅军冲出平夷门（即东门），扎营在辽阳的东山上，集结为三营，布列枪炮三层，与后金军相互攻打，以牵制努尔哈赤攻城的兵力。努尔哈赤一边部署左右各四旗兵攻城，一边不断地抽调兵力与东山明军激战。他先命令绵甲军推出战车进战，明军积极反击，炮火很猛烈，两军相持不下。努尔哈赤被迫抽调攻城的兵力，与明军进行野战。先派出红护军（即红旗兵中护卫兵、精兵，满语为Bayara，汉译为巴牙拉）二百名冲击，又令一千名白旗兵进战，部分白护军随后，不断地增加精兵冲阵，明军终于抵抗不住了。袁应泰在炮火的掩护下，随同虎旅军逃回城去，部下散兵随后溃败，许多人在奔回城过护城河时落水溺死。袁应泰与巡按大臣张铨分兵据守东西两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军从卯时攻城，因为辽阳绕城濠水从东向西，东门是入水口，西门是闸口。努尔哈赤命令左冀四旗莽古尔泰、阿敏、达尔汉等统兵掘开水闸放水，命令右翼皇太极等四旗兵运石运土，堵塞水口。亲自坐镇东门外指挥。这时，明军的火箭、火炮、火罐等各种火器纷纷投掷下来，有的兵卒登房跨脊放箭，矢如雨注。八旗士卒各个奋勇，冒矢冲战，激战多时，不见胜负。忽然，西门八旗左翼军来报，以开闸艰难，请求夺取护城河桥。于是，左翼军积极竖梯夺桥，右翼军猛攻东门、北门。申时，西门火药起火，烧及城上和各军窝铺、城内草场，使西城守军馈乱，八旗士卒乘机相继登城。努尔哈赤得报后，命令北门攻城的士卒急速转向西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守将监军道牛维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栋、户部司官傅国等纷纷坠城逃走，西城军民即刻大乱，八旗士兵很快地占领了辽阳城的西关。努尔哈赤随后进入辽阳城，辽阳市民许多家开门，大张灯火，妇女盛饰出门迎接努尔哈赤［27］。 三月二十一日，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等依东城和东城关为阵地，组织明军再行抵抗，又为八旗兵所击败。袁应泰见大势已去，坐在城东门的镇远楼上，急速作书交给亲兵，命令他们逃出城去。接着西望朝廷，叩头拜辞，焚楼殉职。分守道何廷魁携带妻子投井而死。监军崔儒秀自缢身亡。张铨，见守城失陷，决心与辽城共存亡，坦然向衙署走去。随从将他拥出小南门，劝他逃走，他坚决不肯，终于返回了衙署。这时，努尔哈赤派遣李永芳入署相见。李永芳自我辩白地说：当初我投降后金的时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张铨回答说：你对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我对谁说去！李永芳碰了钉子，回去报告。努尔哈赤又派人把张铨请到面前。张铨面见努尔哈赤时，面不改色，立在厅堂。努尔哈赤令他跪拜。张铨说：我是天子的重臣，怎么能为“贼”人跪拜。努尔哈赤耐心地劝诱他归顺，许给他八抬大轿，高官厚禄。张铨大骂努尔哈赤是“小丑”，说他将要灭亡。并提出，只求快死，决不屈服。努尔哈赤大怒，命令刀斧手，以推出去斩首相威胁。然而，张铨早已将生死置度外，面无俱色。努尔哈赤又命令把他带回来，再以好言好语劝他，张铨仍然无动于衷。皇太极气愤已极，举刀要砍，张铨竟延颈以待。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对明朝的重臣、大将尽力争取，决定送张铨再回衙门去。临走时，努尔哈赤说：你们回明朝去吧，张铨摇头不肯，在去衙署的路上，让他坐车，他不上，请他骑马，他不从。回到衙署后，张铨自缢而死。又有人报告经略袁应泰死在镇远楼上，努尔哈赤听了感慨地说：真是忠臣啊！于是，命令李永芳用棺槨将明官埋葬［28］。 努尔哈赤克取辽阳以后，辽南四卫各镇的人民，纷纷奔溃，后金迅速地占领了河东的三河（今辽宁省台安县韭菜台公社境内），东胜（今辽宁省海城县西北“开河城”）、长胜（今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长静（今辽宁省辽阳县境）、长宁（今辽宁省辽阳县唐马塞）、长定（今辽宁省辽阳县境）、长安（今辽宁省辽阳西北月牙湖北）、长勇（今沈阳城西南彰义站）、长营（今沈阳市西南长勇堡之北）、静远、上榆林（今沈阳市解放公社尚义林）、十方寺、丁字泊（今沈阳东北大丁字泡）、宋家泊（今辽宁省铁岭县讥河公社宋家泡）、曾迟（今辽宁省铁岭县西“曾盛堡”）、镇西（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殷家庄（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殷家庄窠堡”）、平定（在殷家庄案堡东）、定远（今辽宁省开原县西近庆云堡）、庆云、古城、镇夷（今辽宁省义县东北“细河堡”）、青阳（今辽宁省昌图县东“青杨堡”）、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汤站（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南“汤山城”）、凤凰（在今辽宁省凤城县凤凰山中）、镇东（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甜水站（今辽宁省辽阳县甜水）、草河（今辽宁省本溪县南“草河城”）、威宁营（今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公社威宁营）、奉集、穆家（今辽宁省辽阳县木家堡）、武靖营、新安（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北“石城”）、新甸、宽甸、大甸、永甸、长甸、镇江、平虏、虎皮、蒲河、懿路、汎河、中固、鞍山（今辽宁省鞍山市南东鞍山）、海州、东昌（今辽宁省牛庄西北）、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大石桥”西北岳州村）、盖州、熊岳（今辽宁省盖县西南熊岳城）、五十寨（今辽宁省复县土城子公社王崴子附近）、复州、永宁（今辽宁省复县永宁）、栾古（今辽宁省复县李家店公社岚崮）、石河（今辽宁省金县北石河驿）、金州、盐场、望海埚（今辽宁省金县东）、红嘴（今辽宁省金县皮口公社宋家附近）、归服（今辽宁省新金县城子坦附近）、黄骨岛（今辽宁省庄河县东南黄贵城）、岫岩（今辽宁省岫岩县城）、青台峪（今辽宁省凤城县“青城子”）等大小七十余城堡［29］。 后金军占领辽阳城不久，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共议，定都辽阳。辽阳城是辽东的古城和重镇，人口众多，财货丰厚，是明代辽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的中心，也是辽东都司和自在州的所在地。努尔哈赤认为，得了辽东如鱼得水。因为后金长期苦于没有盐吃，得了辽阳城就控制了辽东的枢纽［30］，控制着蒙古、朝鲜与明朝之间的陆上交通要道，有利于争取朝鲜王国，有利于同明廷对抗，并进一步夺取全辽。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又考虑到辽东城虽然经熊廷弼等人重新修筑过，但经过战争破坏，恐怕出师以后，明军从东部水上袭击，又命令在太子河东建设东京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自身驻守新筑的东京城。________________［1］参见《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条。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3］韩浚：《谨抒救时急务疏》载：“明朝末年，边臣“未用而先挠之，始谋而或间之，则边臣不得不听命于内势，必掣肘反图侥幸，迨事一去，始徬徨四顾，无救于败……”。参见，《筹辽硕画》卷19。 ［4］李民寏：《栅中日灵》，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载：“闻沈阳人投胡者言，如城防备严密云，胡兵恐其见伤，不即直薄城下，而焚荡境内几尽无余，城中之势日益孤危云。” ［5］据《明季北略》卷1载：“梃击”一案，系指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男子，名张差，突然闯入案宫，伤了守门内侍一人，实际是内庭纷争，谋杀东宫太子的案件。 ［6］“红丸”一案，系指明光宗常洛，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继其父神宗万历之位，八月二十九日吃了“红丸”药，第二天就死了，仅仅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此案与“挺击”一案是“同一奸谋”。“移宫”，系指光宗泰昌宠妃李选侍，住在天子的乾清宫，想与天启皇帝同居，以使谋封皇后，行垂帘称制。都御史杨涟、御史左光斗，以李妃，素来无德，又不是皇帝的生母、或养母，惟恐有武（则天）氏之祸，必欲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而李选侍所为以宫内的党争为背景，与前两案异曲同工。参见《明季北略》卷1。 ［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袁应泰传）。 ［8］《明熹宗实录》卷2。 ［9］《明熹宗实录》卷1。 ［10］《熊经略实录》卷1。 ［11］《明熹宗实录》卷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 ［12］［13］《明熹宗实录》卷2载：“福余卫夷煖兔名下通夷把速等到市密称，前正月间，有达子答喇等四名，持布正前往奴儿哈赤家贸易．闻奴酋欲于闰二月来魁沈阳．哈喇等报告媛兔，媛兔遣人传调各营，要往辽河一带住牧，俟奴酋犯沈阳，煖兔营达子从懿路劫奴酋寨，取宰赛归，……。” ［14］《武录》卷3。 ［15］《答周毓阳中丞》，参见《能经略集》卷1。 ［16］《明熹宗实录》卷2载：十一日“奴酋以数万骑薄奉集堡，……副将朱万良引兵至，见金兵而溃死者数百人，余兵次日出境”，“十九日酋东去，往来无定，駸图大举”。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建州以数万骑攻奉集堡，监军副使高出，誓死守，矢石、火器四发，击杀其王子，伤众千余……。” ［17］《满文老档·太祖》卷19，《武录》卷3，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18］《明熹宗实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武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 ［19］《明熹宗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20］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清史列传》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1］《武录》卷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野战之壮，莫如黑山（系指浑河南北之战），姜总兵（后金人误认为姜弼是主将）见沈阳围急，弃本城而来救，遇于黑山，虏（指后金）并攻沈阳之兵以迎之，姜以川兵六、七千，当虏骑十万，虽众寡不敌，终至于尽歼，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 ［22］《明熹宗实录》卷3。 ［23］《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十月条，熊廷弼：《极催各道以图共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25］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26］《武录》卷3，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明熹宗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9］《武录》卷3。 ［30］《满文老档·太祖》卷21。内外交困，用兵广宁二、内外交困，用兵广宁辽沈地区沈阳、辽阳两大重镇相继易手，明朝河东十四卫的广大地区，都归后金所有了。辽河以西，人心惶惶，从塔山（今辽宁省锦西县塔山）到闾阳（今辽宁省北镇县南闾阳）、二百多里的广大地域，人烟断绝，辽西人民或蜂拥入关或向朝鲜王国境内奔去，或渡海向山东的登州、莱州逃去。没有渡海的许多人寄居在海岛上，不再返回家园了［1］。 辽东巡抚薛国用，急兵官李光荣把辽阳城失守的消息飞报到京城，朝廷为之大震，立刻实行全城戒严。皇上急下御旨，召集致臣会议对策。廷臣虽然遵旨上朝，可是多数静默缄口，或闭目摇头。少数人自谓卓有高见，极力忿争，甚至疾言厉色。然而，实际上除了催促熊廷弼再次出关和依重张鹤鸣以外，拿不出任何良策。朝廷大吏平日争权夺利，各不相让，一听边事危急，缩首缩尾，拿不出半点办法，会议只好草草收场，怯生生地散去［2］。全辽的形势万分危急，辽西的存亡迫在眉睫。明天启帝采取应急的措施，慌忙调兵遣将。四月初六日，皇帝下旨升薛国用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暂行经略辽东；升任王化贞为佥都，代替薛国用巡抚广宁［3］。此后两个多月，全辽形势越发危急，满朝文武都认为，除了前经略熊廷弼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辽地的危局。于是，天启帝决定再次启用熊廷弼。他在给熊廷弼的谕令中，自悔地说：惟有你经略辽东一载，威慑边廷，力保辽东危城。后来，因为受了他人的诽谤，朝中的大臣又没能及时为我剖析，以致于令你回籍了。我不久就很后悔。现在经过臣下勘奏，过去的事全都明白了，已经下旨启用你。今天，辽东各城已经全部陷落，你守辽的前功已经尽弃。最后，天启帝又惋惜地说：如果你若是在辽守卫，怎么能够容忍出现这种情况呢［4］。 朝廷在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的同时，对于原来煽动弹劾熊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各给予降职两级处分，调出京城。当时去辽东阅边的大臣姚宗文，为人阴险，有意陷害熊廷弼，散布流言，随意给熊廷弼罗织罪状，致使熊廷弼被斥罢，误了封疆大事，下令革职为民，送回原籍［5］。同年六月，特旨复熊廷弼辽东经略兼兵部右侍郎的职务。 明廷在辽沈地区一败涂地以后，天启帝企图重整旗鼓，除大学士叶向高以外，还命张鹤鸣充任枢臣，一时启用经略，任命巡抚，在关外积极奋战，以阻止努尔哈赤继续西进。然而，摆在明帝面前的是，辽河以东的国土已丧失，辽西又残破不堪，边关的文臣武将积恶难改，局面很是困难。广宁巡抚王化贞到任后，全城有兵不满千员，后来新招来兵卒一万多人，多数毫无装备。边官贪财索贿，积习很深，难于纠正。明帝说：辽地原来有兵七万，额饷七十多万两。新兵十三万，岁饷五百多万两，已经不算少了。但是，去年赏银二百多万两，军士却没有得到一文钱，文武官却填满私囊。辽沈地区失守以后，辽阳军资都被敌人夺走了，再发银两有什么好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朝在败落的时候，其官吏腐败是个顽症，很难整治。可是，朝廷又不能放任不管，只好硬着头皮备战。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以后，他面临内外严重局面。就外部来说，明辽地尽管有经臣熊廷弼和抚臣王化贞的矛盾，即所谓‘经抚不和”，但筹划辽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后金。经略熊廷弼有“三方布置”之策，巡抚王化贞有“一举荡平”之策。熊廷弼认为，经过辽沈之战，川、浙将士已经丧尽，守辽的兵力不足，只有三方布置，四面牵制，才能制胜。目的是持久河西，固守广宁，保住山海关。他的部署是：广宁用马步兵坚守，用犄角扎营的办法，即从三岔河（今大辽河下游）到广宁多建烽火台，大军驻扎在距离广宁三、五里的内外，视形势犄角扎营，深垒高栅，待敌来战。在三岔河上设置游骑，轮番迭出，使敌人摸不清我方之意。辽阳距离广宁三百六十里，敌兵来攻广宁，一日必然不能到达。敌人若动，我兵必然洞知于数日以前。这是三方部署的一方。设登莱巡抚，以陶朗先充任，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相同。两处各备水师待战。经臣驻扎在山海关节制三方，使敌西进时有后顾之忧［6］。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廷弼深明军事，老于谋算，如能照此办理，对努尔哈赤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方略，必须用兵二十六万，年饷一千二百万两，却是明廷难于承受的负担［7］，从时间上看，也不是短期可以办到的。 巡抚王化贞主张“一举荡平”后金，他的根据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以后，征调的援辽兵马已经先后少关，十月，王化贞手中已经有新旧官兵十三万。后金大额驸李永芳派人暗通王化贞，佯称以辽阳作为内应，王化贞未能识破李永芳的诱敌之计，却认为他是诚心归顺。西部察哈尔林丹汗也答应，将以四十万大兵相助。王化贞的军事部署是，以重兵集结广宁，再沿着三岔河设立大营，以参将、守备等官，分守要害地方，隔河与后金对垒，并依靠东江毛文龙作为声援［8］。王化贞虽然素不习兵，一举荡平之策的根基不牢，但他屡屡请战进兵，声言：臣愿意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后金。王化贞的部署在西部战线，对后金也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在东部战线，熊廷弼大行三方布置之策，天津、登莱海上的兵力大为增强。登莱巡抚陶朗先，诚心为经略筹划，将渡海辽民中强壮的人编伍为兵，以平日所积储的军饷支付，三个月中编组水陆大军三万多人，征集战马上万匹，甲杖、器械等二百多件，战船二千多艘［9］，声势颇大。同时，辽阳失守以后，巡抚王化贞秘密委派都司毛文龙去东江作为声援。五月，毛文龙等四人率领兵丁二百，从三岔河入海至沿海岛屿。以辽人王一宁、岛民李景先作为向导，先后到连云（今辽宁省盖县西北连云岛）、石城（今大连市东北石城岛）、长山（今大连市东大长山岛）、獐子（今旅大市东獐子岛）、海洋（今大连市东海洋岛）等十多个岛屿，收编数千名岛民。毛文龙等人杀死了努尔哈赤派往各岛买牛、征粮的汉官胡可实、何国用等，从东部断绝了后金海上的通道，牵制了努尔哈赤的兵力。明朝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目的是使后金腹背受敌。 辽沈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方面扩大胜利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分兵加强对西南方的防守。他曾派第十子德格类、侄儿塞桑古二人统兵千员视察三岔河浮桥，进驻海州，并分城派官把守。命令降将杨于渭镇守盖州，游击单荩忠镇守复州，守备刘爱塔（即刘兴柞）镇守金州。在东南方，命令佟养贞镇守镇江，把总周永祚率领八百骑兵作为沿海的游兵，以防明军从海上突袭。从此，明与后金便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即南四卫（金、复、海、盖）和镇江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0］。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升坐大殿，欢宴群臣，庆祝夺取辽东胜利的时候，毛文龙已经从广鹿岛（今大连市东广鹿岛）、长山岛等地到达朝鲜王国的弥串堡，派人到辽南四卫侦探、串连。在毛文龙的策动下，盖州城守将杨于渭愿意以盖州城反正归明。毛文龙又乘镇江城守游击佟养贞率领二百兵镇压商山人民反抗的机会，一方面与去朝鲜王国借兵的生员王一宁谋划袭取镇江，同时，派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守城中军陈良策等，约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二百兵偷袭镇江，动员城外的居民协助呐喊，大叫：敌人来攻城了！刹时间，城内城外杀声四起。城上的后金守军害怕，慌忙撤退，逃出城去。佟养贞刚刚回到城里不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中军陈良策听到城外喊声，带领本部人马从内部响应，将佟养贞和他的儿子佟丰年等六十多人抓了起来，占领了镇江城。镇江城西的汤站、城东北的险山二堡的居民也闻风而起，分别将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等也抓起来，结果，都相继叛金归明［11］。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也是明金在辽沈东南激烈争夺，形势急剧恶化的开端。 为了争夺辽南四卫，明廷不惜工本。以熊廷弼的三方建置来说，广宁为正，天津、登莱为奇，而奇正互为犄角，又必须联合朝鲜王国军，为此，明廷派一名有胆略的将官，督促江上之兵，暂住朝鲜王国的义州。他的任务是招募辽东逃民，便于同朝鲜军声势相应，与天津、登莱水师音息相通。这些措施支持了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使辽南人民有恃而不恐［12］。巡抚王化贞派遣毛文龙下东江的任务，也是联合朝鲜王国军为声势，以恢复辽南为目标。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因此，明廷派遣大批的密使，潜伏在后金国内，扰乱社会秩序。时而有毛文龙派遣的千总入境挑动民叛，时而又与明朝的旧官、秀才相互联络，煽动暴乱。甚至有一族之家隐匿明朝间谍四、五十人或至百余人的。只复州一个城镇，经后金统计应有男子七千人，可是没有多久就猛增到一万一千人［13］。这一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从外部将后金包围起来，并时时加以骚扰，使后金的社会内部动荡不安。这样，努尔哈赤要想短期内继续向西推进，实在是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即从天启元年三月到次年正月的十个月中，后金国内危机也十分严重。后金军在进驻辽沈时，女真的军户（兵士家属）也相继地蜂拥而入，怎么安置这些军户和协调他们与汉族人民的关系，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集团急待解决的问题。女真军户的进驻范围，除了金州、盖州、复州没有迁入以外，以辽阳、沈阳，抚顺、清河等城镇为中心，西到三岔河以北的长胜、长静、东胜等堡，南到耀州、海州，东到镇江、汤山、险山等堡都有安置［14］。 女真军户移入辽沈地区以后，与汉人合村而住：每个村中又令汉家容纳女真军户，大家汉户合大家女真军户，小家汉户合小家女真军户，相互搭配居住。移入户的口粮由汉户供给，按女真各家的人口，每口月给四升。时间到九月份为止。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指令，凡是汉户不许隐藏粮食不报。汉人的粮窖由女真、汉人共同管理，饲料同用，柴草通济，粮食不足的合住之户，由国家公库供给。这样，后金奴隶主集团使汉族与女真族，以从来不常有的形式，普遍的杂居共处［15］。 大批的女真军户与汉户杂居，甚至同室相处，他们之间的语言不通，衣着各异，生活方面两相不便。由于多数女真军户依赖汉户，并以战胜者自居，欺凌汉户，任意杀食汉户的猪，役使汉户耕作，从事杂役，或奸淫汉家妇女等，使广大的汉户利益受到严重的侵犯，他们在经济、政治和人身自由等方面，蒙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遍地激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种下了仇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为了便于统治，加强对辽沈局势的控制，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汉人中开始大规模地征集兵员。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一月，他下令：凡是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统计男丁，从二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战事紧急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战事不急时，一百个人中抽调一个人，以形势缓急而定。当兵的人，必须配备价值不少于十两的好马，所用的器械、马匹都由这二十个人共同出资供给。哪家成了汉军户，必须把全家迁到汗城中去居住。兵丁有事出征参战，无事驻守城池。征集的汉族兵丁与女真兵丁共同守城，增加了汉族人民的兵役负担［16］。 由于女真、汉人在语言方面的隔阂，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相当困难。努尔哈赤就改令由汉官管理汉民。然而，汉官多是明朝的降官败将，恶习严重，随意掠夺民财，让他们单独管理也不行。所以，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改成由女真官员与汉族官员共同管理。凡是女真都堂、总兵官每人名下管三午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一千七百男丁；参将、游击名下各管一千男丁；守备名下各管五百男丁。汉人总兵官名下各管四千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三千男丁；参将名下各管二千男丁。这种在贝勒之下，两族官员同体而又分别管理的办法，实际上都纳入了旗制，自然旗主贝勒及女真各官居于主导地位［17］，汉官在其下难免受欺凌［18］。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短短的十个月中，在积极处置国中各种事务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命令汉人二十个人中抽出一个人服徭役。天启元年六月，大建鞍山城。在辽阳城内兴建英明汗所居住的小城，役使大批的女真、汉人拆房、平地。 九月，又以辽阳城大、不够坚固，难于防守，恐怕明军袭取镇江后，再逼近辽阳，决定在太子河的北岸建造新城［19］。这些活动都加重了两族人民的徭役负担。 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尽管千方百计地安置两族人民定居，然而，女真奴隶制度下主仆“间不容发”的矛盾带入了辽沈；民族之间现实生活的差异，繁重的兵役、徭役等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许多汉人不适应新的处境，仍然思念故国，“图复旧土”［20］。因此，努尔哈赤安抚金、复、海、盖四卫人民说：等到明年正月，试看我过河（系指辽河），如果再破取南朝（系指明朝）一堡一城的时候，说明是天助我成就大事，你们应当安心的跟着我，假若我不能再夺取明朝的一城一堡，那是我最终不能抵抗“南朝”，到那个时候，任凭你们西去［21］。 在辽东地区，不仅汉族人民对于后金进驻辽沈，年年进行战争不满，就是女真人民也都如此。这一点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他说：从亲族、一般的女真人到汉族人，都想杀我［22］。 社会上的隐患重重，矛盾日益尖锐，外扰内困，弄得努尔哈赤不得安宁。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克辽沈，占领辽东，划辽河为界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要想安定辽东，稳定统治，打消辽东人民思念故国的情绪，还必须占领全辽。而要夺占全辽又必须征服蒙古。这几件大事都需解决。因此，努尔哈赤决定进军广宁绝不仅仅是意气用兵，而是辽沈东南、西北、广宁三个方面受敌和内部矛盾重重的结果。在这里，后金不占领广宁不足以保住辽沈，不保住辽沈更无法占据全辽。可见，广宁是保卫辽沈，攻占全辽的关键场所。后金兵占领广宁又能断绝蒙古的一个重要互市通路，割断蒙古与明朝的经济关系，使蒙古各部俯首听命于后金。于是，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后金进攻广宁的战役开始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攻广宁的前夕，先屯兵在沿辽河以东各个重镇和城堡，对外摆出进取广宁的架势，但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对内部镇压、安顿和调整上。同时，在军事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努尔哈赤所以能够赢得这样长的时间，整顿内部，是明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造成的。明廷由于边将经抚不和，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难以调和，当然做不到同舟共济。因为天启元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毛文龙收复镇江，王化贞认为是获得了一个“奇捷”，竟不报告给经臣熊廷弼的衙门知道，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并请求朝廷下旨，增援镇江［23］，莫失进取的良机。对于这件事，经略熊廷弼却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毛文龙收复镇江不但没有功，反而有罪，夺回镇江不是“奇捷”而是“奇祸”。理由是三方面部署的兵力还没有集结，发动攻势时间过早，使后金人憎恨辽人，结果导致后金对辽南人民的大屠杀，后果极坏，是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24］。同样的一件事，两个人的看法竟完全相反，而朝中的官员更利用这件事从中作祟。 明廷大学士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积极支持王化贞，同时，毛文龙的行动也暂时迎合了辽东的官绅和辽民急欲收复家园的心理。因此，朝廷一接到夺取镇江的消息，便“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辽南四卫颇为震动，人心响应。皇上也认为是个奇捷，当即加赏毛文龙，表示深感“忻慰”，并认为机不可失，应当乘热打铁。八月，命令登莱，天津发水师两万援助镇江，使巡抚王化贞督率广宁四万大军，联合蒙古军，渡过辽河，进据辽东。熊廷弼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从中阻止，结果，不仅没有调发天津、登莱水师，还发令箭阻止王化贞行动，使各军都没有成行［25］。 其后不久，抚臣王化贞又请求袭取海州，夺占辽阳。他在上疏中陈述三岔河以东的军事形势时，错误地认为，后金的兵力东调是弃辽阳城而不守，海州的金兵不过二千，河上守军只有三千［26］。若是发兵夜袭海州，势必克捷。兵部尚书张鹤鸣不问经臣的意见，不察敌我双方的实情，就深信抚臣王化贞的陈述，急令经臣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兵王象乾移镇山海关，实施王化贞的作战方案。 镇江失守，对于努尔哈赤是个不小的压力，他不得不从西部辽河一线调兵东进，命令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督堂何和理等总兵、副将、参将等率领五千兵［27］去镇江，以镇压镇江人民的暴动。不久，镇江被八旗兵包围。辽民三、四千人占据铁山（今金县东北铁山）进行抵抗。明廷先是按照王化贞的报告，命令兵部急催辽兵进军河东。接着又按王化贞的主张进军海州，在海州与牛庄（今海城县西北牛庄）间埋设伏兵，诱使牛庄八旗兵入伏，然后一举歼灭，使镇江解围。抚臣已经命令一万多士兵出发了，却为经臣熊廷弼所阻，不能前进。 以事实而论，王化贞的举动虽然有些轻敌，然而，却牵制了后金西兵东调，对于镇江是个支持，但要乘机夺取辽阳，实属空谈。熊廷弼深谋远虑，接受萨尔浒之战明军三路覆没的教训，不令王化贞轻率地驱乌合之众，深入虎穴，主张执行三方部署之策是有道理的。但也过于固守成谋，不肯灵活处置，哪怕派出一股游兵，骚扰一下对方也不肯做。经抚二人各持己见，不能协调一致，相互配合。抚臣统兵十三万，兵权在握，进退自决［28］。经臣虽然只有将卒五千，但手中握有尚方剑，可以限制抚臣，结果是两相无成，误了边廷大事。 经抚不和，两人战守之争的实质是阉党擅权，想利用边事谋取功劳。抚臣王化贞依仗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势力，手握兵权，处处与经略不协。熊廷弼以才智出任辽边，不为阉党所喜，明帝只劝经抚“战守相资”，以图进取，没有符合实际而又果断的解决办法。因此，明廷在辽沈失守后的十个月中，尽管完成了对后金的包围，但由于内部矛盾，是战是守，举棋不定，为努尔哈赤安顿内部，进取广宁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月，广宁抚臣王化贞已经知道努尔哈赤将要进攻广宁，经抚二臣比较早地进行了备战。他们的部署是，经略熊廷弼驻扎在右屯卫（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屯”），抚臣王化贞驻扎在广宁，大将刘渠统率两万人驻守在镇武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北“西楼台”），祁秉忠统率一万多兵驻守在闾阳驿，罗一贵、黑云鹤等统兵三千驻守在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每个城堡各自为守，坚壁不战，形势危急时相互支援。这个方案虽是经抚二臣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如能坚持这个作战方案，广宁至少不致于迅速丢失，内部叛将也未必得手［29］。 天启二年正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定辽阳守城兵将后，十八日，统率近十万大军［30］向辽河以西进发。十九日，宿营在东昌堡（今牛庄西北）。二十日辰时，前哨兵挺进到辽河岸边。明辽河守兵看见后金大队兵马来攻，纷纷溃退。八旗兵随后追杀二十多里，直抵西平堡。申时，西平堡被努尔哈赤大军层层围困起来。西平堡守军副将黑云鹤力主率兵出战，副将罗一贵阻止无效。努尔哈赤见城中军队出战，便命令八旗兵立即进围，两军在堡外展开了激战。因为兵力众寡悬殊，黑云鹤所部全部被歼。这是贺世贤在沈阳出城野战悲剧的重演，也是努尔哈赤西取广宁旗开得胜的一仗。经略熊廷弼得知西平堡被围，急发硃牌，派遣手下将领高国桢前去督促总兵官刘渠的镇武驻兵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得知明兵来援的消息后，当即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攻西平堡，另一路开向平洋桥（今辽宁省台安县新华农场城子村）方向，迎击镇武方面的援兵。 西平之战十分激烈，罗一贵誓死坚守城池，命令军士发射大炮向城下轰击，矢石齐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兵冒矢冲击，竖立云梯攻城。由于城上火力强大，战将勇猛，士气高昂，八旗兵三进三退，损失很大，计伤亡士卒五、六千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令李永芳出面到西平堡下招降。罗一贵立在城头上大骂李永芳，并怒斩来使。因为招降失败，努尔哈赤再次挥军攻城，前后攻守两昼夜。最后，副将罗一贵因为眼睛中了流矢，援兵不到，火药用尽，眼看无望，便自刎殉职，西平堡终于陷落了。努尔哈赤以惨重的代价夺下了明军重要的前哨据点西平堡。 明廷抚臣王化贞，听说西平堡被围，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这是王化贞用兵的严重错误。他舍弃广宁根本重地，弃明军大炮所长，去就野战之短。当广宁、闾阳两军会合镇武兵后，由总兵官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徵、鲍承先，参将麻承宗，中军祖大寿，游击罗万言、李茂春、孙得功等统兵走出五十里地时，便与后金八旗兵相遇。总兵刘渠率先迎战，两军激战在平洋桥以东。明三万大军奋勇连冲三阵，夺取了战场优势，八旗兵稍稍后退。但不多时，八旗兵便以勇猛的攻势向明军大营展开冲击，来势凶猛。明军大营支持不住，总兵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徵等先后战死。游击孙得功早就与李永芳暗中勾结，他乘机高喊：兵败了！并率先与副将鲍承先等人逃走了。后军李秉诚、祖大寿、罗万言等部随后大溃。八旗兵追杀不舍，直到平津桥［31］。努尔哈赤统兵过河以后，已经获得两战两捷的成果。当晚后金驻兵在西平堡。 广宁虽然有抚臣王化贞驻守，但守备、军纪都很松弛。王化贞不熟习军事，备战亦不得法。十九日，努尔哈赤统兵过了辽河的消息传来，使广宁军民人心动摇，部分居民离开家园，奔入山中。城头上的守卒也纷纷缒城跟随居民逃走了。当中军祖大寿、游击孙得功等率军出城，会合镇武堡军的时候，城内更加人心惶惶。二十二日，当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从前线率兵逃回广宁后，立刻夺门据守，封闭府库，把守火药库，逼令居民剃发，鸣炮呐喊，声称捉拿巡抚对后金迎降。这时，广宁城实际上已经失守了，而巡抚王化贞却一无所知。 抚臣王化贞的随身参将江潮栋得知兵变，急忙到王化贞的卧室，气喘嘘嘘地催促说“快走！快走！”当此危急时刻，王化贞闻报却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待他登楼观望时，城头的守兵不见了，炮声连连震响，这才大吃一惊，准备逃离。这时，城门已经被叛军夺去，江朝栋率领数十名骑兵杀退叛军，王化贞得以逃出广宁。然而，此时努尔哈赤还在二百里外的西平堡，广宁城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十三日，巡抚王化贞率领广宁等地数万溃兵逃到闾阳驿。经略熊廷弼已经从右屯前来接应。熊廷弼见巡抚王化贞痛哭流涕，便责备他说；你想以六万兵荡平辽阳，今日竟然如何？若不撤下广宁的兵赶到镇武堡，当不会有今日。监军道邢慎言急劝经略前去夺下广宁城，擒杀叛将。随员韩初命反对再往前走，意见不一。熊廷弼认为，现在为时已晚，再去广宁也无济于事，使把自己率领的五千骑兵交给王化贞，命他殿后，明军随逃民过了大凌河（今辽宁省义县北大凌河）、小凌河（今辽宁省锦州市西南小凌河）、松山所（今辽宁省锦州市南松山）等，直奔山海关而去。松山所的监军道高邦佐，见经、抚二臣都逃走了，感到气愤，便决定以身殉职。他写好家书交一给家仆后，便自缢身死。 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刚到距离广宁一百五十里的沙岭（今辽宁省广宁县东南沙岭街），孙得功等就前来迎接。努尔哈赤未敢相信，在广宁城外观察多时，才率军进驻广宁。于是，镇静堡（今辽宁省北镇县白厂门附近）、平洋桥堡、西兴堡（今辽宁省盘山县“西楼台”东八里）等四十余堡，纷纷归顺。努尔哈赤在广宁休息十日，任命降将孙得功为广宁总兵官，镇守广宁，自统大军东归［32］。________________［1］《明史》卷257，方震儒：《陶中丞传一》，参见《陶元晖中丞遗集》卷下，陈仁锡：《登莱纪闻》，参见《无梦园初集》卷6。 ［2］《明熹宗实录》卷3．［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4］《明熹宗实录》卷3。 ［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函8卷113《明熹宗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载：“毛文龙，钱唐人，少年善骑射，晓畅兵书，万历三十三年春，以其舅沈光祚为兵部主事，借此入京。为舅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补为内丁千总。九月，巡道考武举，文龙列名第六。历任百户、千户、守备、游击。后于抚臣王化贞招武材，文龙补练兵游击。化贞命其去江东招遗民，与张板等四人，率兵二百去东江。” ［9］《陶中丞遗集》卷下。 ［10］《武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11］《明熹宗实录》卷8，谈迁：《国榷》卷84，《武录》卷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三章。 ［12］《陶中丞遗集》卷上载：辽沈“豪杰皆知有天兵（三千骑驻练义州，与镇江相望）之可恃”。 ［13］《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66，卷35，卷56。 ［14］《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0。 ［15］《满文老档·太祖》卷29。 ［16］［17］《满文老档·太祖》卷39。 ［18］《清太宗实录》卷17载：“初尔等（汉官）俱分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宫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洲官所属，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2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20］漫叟：《东江遗事》卷上。 ［21］傅国：《辽广实录》卷下。 ［22］《满文老档·太祖》卷57载：“汗云：……谁不欲杀吾，吾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亦欲杀吾，数次而未成。……各处女真、汉人，谁不欲杀吾。” ［2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4］《明熹宗实录》卷9载：熊廷弼认为夺取镇江后，辽民被屠是“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两河之气”，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25］漫叟：《东江遗事》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2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载：后金以八千精骑屯黄泥洼，八千昏兵屯海州，甲士三千屯牛庄．非王化贞所言之少数兵力。 ［2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载：“建州三万居镇江”。《满文老档·太祖》卷24载：共发兵五千，以《老档》为准。 ［2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漫叟：《东江遗事》卷下。傅国：《辽广实录》卷下。 ［29］《明熹宗实录》卷13。 ［3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载：“报奴兵五万，又益新练辽兵四、五万。” ［31］《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3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14。仿照明制，酌行新章三、仿照明制，酌行新章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广宁易手，广宁以东的地区并入了后金的版图。对于奴隶制正在向上发展的后金奴隶主阶级来说，以奴隶主占有制的立场和目光，踏进了明朝封建制的土地上，两者自然是极难相容的。占领者与反占领者，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封建农民与奴隶主等各种矛盾，都一齐汇集在辽河东西，摆在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面前。是以奴隶制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制的剥削方式，还是以封建制的剥削方式代替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是事关大局，事关后金奴隶主阶级政权能否立足于辽东，也是努尔哈赤三十多年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其多年对于汉族人民的接触和认识，又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人民的反抗之下，较快地决定采取以汉官辖治汉民，基本上维持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政策，以使汉民得到一定的满足，而不致于采取反对自己的行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当后金军攻克辽阳的时候，努尔哈赤就宣布：凡是辽东的明朝官员仍然各任旧职，人民都各守旧业，大军将不杀无辜的人民。这一政策对于稳定汉官和汉民的情绪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矛盾最尖锐的辽南四卫，若不重用汉官，努尔哈赤就难于实现在那里的统治。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分别任用降将杨于渭、单荩忠、刘爱塔、佟养贞等镇守。辽东的各个小堡基本上是官复原职，象汤站、险山等堡的官员陈九阶、李世科等就是原官重新上任的。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这个时候所任用的汉官多数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先后归顺的明朝中下级官员，其中守堡官占多数。如进军广宁的时候，沿途归顺的各官，不论官职如何，只要归顺，都给予赏银、信牌或赐给旗帜，作为他们各守旧职的凭证。其中有西兴堡的备御朱世勋，镇静堡的参将刘世勋，平洋桥的守堡闵云龙，锦州中军陈尚智，铁场（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铁厂堡”）守堡俞鸿渐，大凌河游击何世延，锦安（今辽宁省小凌河左岸下游）守堡郑登石，右屯卫备御黄宗鲁，团山守堡崔尽忠，镇宁（今辽宁省黑山县西南“蛇山子”附近）守堡李诗，镇远（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公社静安堡）守堡徐镇，镇安（今辽宁省北镇县八道壕公社苇城子）守堡郑维翰，镇边（今辽宁省北镇县北“镇边堡”）守堡周远动，大清堡（今辽宁省义县高台子公社南清河子）游击阎印，大康堡（今辽宁省义县头道河公社大康堡）守堡王国泰，镇武堡都司金厉等。 广宁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或官仍旧职，或升职录用［1］，这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贵族进驻辽沈以后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结果一批请降的明朝官员，又在新汗的统治下，重坐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这一切标明旧日的统治秩序重新恢复，旧日的统治者照样统治，只更换了上层统治集团。而与过去不同的仅仅是反抗后金的那部分明官不存在了，剩下的部分明朝中下级官吏与后金奴隶主贵族相结合，继续剥削和统治广大的人民。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年、八年以后，一再对辽沈官民强调：凡是过去的官民都应当各守旧业，田土、房宅、粮食、草束，各归原主，士、农、工、商，百工技艺各复旧业。只要听从金汗的谕令，甘当金汗顺民的，不论贫富，各自的产业都自行领有［2］。这项政策的基本方面是保护投顺后金的明朝地主、官绅的利益，是在所有制关系方面，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使辽东的普日统治秩序重新维持和恢复起来。 辽沈大批逃亡的地主和官绅的田土、产业一律收归后金奴隶制国家所有，分给汗以下各级额真。他们都成为逃亡地主、官绅产业的继承人。这不仅是对逃亡地主、官绅的沉重打击，而且也在所有制方面构成了以明朝中下级官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后金奴隶主阶级携手的客观物质基础。这是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对于归顺的汉族地主阶级所作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努尔哈赤初步在辽东站稳脚跟的阶级基础，尤其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归顺的中下级汉族地主阶级、士绅的根本利益，是相当明智的决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提出的辽民各自仍守旧业的政策，对于后金奴隶主贵族恢复辽东社会秩序，恢复各业生产，繁荣经济是个重大措施。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九月，努尔哈赤大建东京城以后，各处寻访抚顺、清河的旧商人、店主，凡是新统治者认为可信赖的人，都命令他们在东京城南半部居住，开设店铺。一时酒馆、饭馆，纷纷开业。黄酒、馒头、肉菜佳肴充满了闹市，使明代辽东的原有的商业恢复了［3］。 为了使手工业生产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积极保护和优待手工业者。在大批迁徙人口的时候，手工业者例外。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专门下令，砂济城的铁工可以仍然居住在原处，不必搬迁［4］。同年六月，海州属下的析木城（今辽宁省海城东南析木城）三个村庄的汉族手工业者，给金汗送来三千五百一十个绿碗（满语moro）、坛子（满语tamse）。努尔哈赤大为高兴。他兴奋地说：东珠、金、银等虽然被人们视为珍宝，却既不能保暖、御寒，也不能充饥，而这些工匠才是真正的珍宝呢！当即下令，提升为首的工匠作为守备官，并赏给白银二十两［5］。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努尔哈赤观看了七十三个手工匠人织蟒缎、帛子、补子。这是辽东新的手工业生产。努尔哈赤下令，凡是这些工匠中，没有妻室的，都给予妻室、奴仆、衣食，免纳贡赋，免服徭役，并按每年织蟒缎的多少进行奖赏［6］。这样，后金的手工业生产，也按明制得到了恢复。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推行上述政策是适合满汉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这从努尔哈赤对辽地阶级关系的看法和对具体问题的处置上也能看得出来。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他下令富人、商人、工匠、艺人等居住在城中，其他的人都下乡去耕田。夭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努尔哈赤又命令在都城以外驻守的各城游击官，要把各自管辖区内的富人、官员的子弟迁居在附近的地方，以防止不测的事件发生，并且命令各个民族，女真、汉人、蒙古，各个阶层，上自汗、众贝勒、大臣，下至砍木的男人，运水的女子都应当安分守职［7］。可见，努尔哈赤的官任旧职、民守旧业的政策是一项很成功的政策，它使女真、汉人的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得到保证，政治上相互依赖，共同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无论是封建制度下的汉族人，还是在奴隶制度下的女真人，两种制度下形成的各个社会阶层，各自的社会地位不准自行变易，使原有生产关系都得以保存，即政权主要依靠权贵、富人，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这就形成了后金初入辽东时的封建制与奴隶制，两种剥削方式并存的局面。努尔哈赤大权独揽，处于两种生产方式下各族人民命运主宰者的地位，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作怎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努尔哈赤却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 在初入辽沈地区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如果完全抛弃封建的生产方式，就难于在辽东站住脚，奴隶制生产方式也就谈不上推行，这就是努尔哈赤仿照明制，满足封设生产方式下汉族人民的某些需要，改变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的某些作法，酌定新章的历史背景。努尔哈赤进入辽沈的初期，很重视明朝在辽东的现行典章制度以及辽地的现状。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四月，他责令都堂阿敦、额驸李永芳和明朝归降的游街官马尧明等，把明朝的典章、制度，辽东的兵员、城堡、户口、木匠、画匠等各类情况书写出来，并将不适合后金采用的部分抛弃，适合采用的部分报给他［8］。从此，明朝的某些制度便相继被参用或直接被采用了。后金的社会制度也就开始进入了所谓“参汉酌金”的历史时期［9］。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时期，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后金奴隶主贵族进入辽东以后，对于土地的处理是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为辽东汉族封建地主的相当一部分，或者参与抗金斗争后，逃亡关内，或者渡海跑入登莱和寄居在海岛以及朝鲜王国境内，他们抛弃了大量的土地。他们的佃户、雇工、家仆，有的占有原来户主的产业，有的沦为乞丐、流民。土地的领有权处于十分混乱的时期，致使部分下层人民乘战乱得到了一些上地。 后金大批的军户进入辽东以后，原牛录的土地被抛弃了，需要重新占有田地。原有每个牛录出十个男子、四头牛屯种的劳役地租，随着军户的搬迁而被打乱了。军需等一系列的供应，都有待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否则，混乱的局势将危害到后金奴隶主贵族政权在辽东的生存，因此，上地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了。 天启元年七月，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刚刚稳定下来，就下令实行“计丁授田”，分配上地。分配的范围以海州、辽阳为中心，共向下分田三十万日［10］，计海州十万日，辽阳二十万日。如果土地不足分配，可自松山堡、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山等地取得。甚至亦可到境外土地上播种。授田的办法是，一个男丁给种谷物五日，植棉一日。所有的土地都按男丁数目平均分配，不许隐匿男丁不报，连乞丐、僧人也不例外，都分给田土，使之耕种。三个男丁再耕种官田一日，二十个男丁中以一个人充兵役，一个人应差徭［11］。 “计丁授田”，名义上虽然是以丁计算，但是，实际上是源于明代辽东的军屯制。明初在辽河东西实行军屯，每军限田五十亩，租十五石，以指挥，千户、百户为田官，都指挥为总督［12］。后来，年深日久，各官侵吞不已，军丁多数为私人占用。地随丁走，占丁越多的占地也越广，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从这里发展起来。辽东军屯制的实际，并不是军丁个体户占地耕种，而多为数为丁占地，大户又占丁。有的大户占丁多达几百。最后计丁制流于形式，大户占丁占地无法计算。牛录制度下的计丁分田，户主也是以旗下所属各个官职占丁来计算的，所以到皇太极时期，满汉官员有占丁千名或八、九百名的［13］。这就是说，努尔哈赤不仅沿袭了明制，还参酌后金制定出新制，在辽地积极推行，这是一个创造。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推行“计丁授田”制，在辽东起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它使辽东没有逃亡的地主的产业，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以“各守旧业”为根据，多出的土地并不从中拨出，又按“计丁授田”的规定，少的给予补足。海州、辽阳等地逃亡地主的土地为后金奴隶主贵族占种［14］。除部分奴隶制的托克索以外，税收形式多采用赋银的形式。收纳封建地租，使后金奴隶主集团成为奴隶主与封建主兼而有之的统治者。特别是归附后金的明朝各级中下级官吏，如参将、游击、备官、守堡等，在“计丁授田”制度下，成为占丁不等的，少的百丁，多的几百丁，甚至上千丁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强了辽东地主阶级的势力，扩大了后金统治政权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确立了地主对佃户、雇工的封建剥削关系。从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政权进一步加强了统治，并使其政权向封建制转变奠定了基础。 随着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所属权的确立和对封建剥削关系的重新肯定，社会上的流民、乞丐、僧人等，如果不肯归田生产，接受封建剥削，将受到残酷镇压。因此，在暴力的推动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努尔哈赤便恢复了辽东的社会秩序。 明代推行军屯制，是为了解决辽东的军粮供应。后金的“计丁授田”制也有兵食马料“取于耕田”的同样作用。辽东五卫的二十万日和辽南四卫中的十万日无主田地，对于解决八旗兵的军资、马匹、器械，起了很大的作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在宣布“计丁授田”的同时，努尔哈赤还规定三个男丁耕种官田一日，二十个男丁中以一人充兵，一人应役。试图采取过去后金的劳役地租形式进行剥削。实际上，在进入辽沈后第一个秋收中，劳役地租就被辽沈封建制下的赋役制所否定了。努尔哈赤在急需供应军需、民用的情况下，经过参酌明朝典章制度后，就作出了新的决定。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努尔哈赤对汉官说：明国官员的薪俸多取财于下役的人而不上缴国家。参将、游击，每年取豆、高粱、粟，合计要五百斛，线麻、麦子、蓝靛等不计其数。每月食米、木炭、纸、菜等费要十五两。从今以后，“悉免乱赋，以行正法”［15］。不许各官随心所欲，苛敛民财。努尔哈赤所要行的“正法”，就是明朝在辽东的赋役制。 后金军从天启元年三月下旬进驻辽沈，四月初九日，叆河守备高明和就以原官送贡谷七百二十五解一斗，豆二千五百十六斛五斗，高梁一千七百二解四斗四升，草三十九万一千七百三十六束……［16］。五月十六日，盖州游击场于渭送银一千三百六十八两五钱，帛八匹，帛衣一百七十一件，翠蓝布衣八十六件、皮袄七件，翠蓝布一千零八十一匹，……粳米二十一解五升，盐两千四百斤［17］。以上诸项钱粮、布匹都是明代辽东的租赋收人，很可能是上一年的库存。可见，努尔哈赤一进入辽沈就开始享用原有的封建租赋了。 同年六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在辽阳西关设立市场，宣布市价、税收制度时，要求“悉仿明制”［18］。七月十七日，又下令“依旧例”迅速催促贡谷、草束等［19］。这样，从九月到十二月，盖州等城游击先后贡盐、棉、谷、草、银钱、蜂蜜等，纷纷而至。这些作法都是沿袭明朝的封建租赋制。 按明制征收田赋，免去各官在正额赋税以外的“乱赋”，似乎减轻了辽民的一些赋税负担，而实际征收的时候，一点没有减少。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对刘爱塔说：公取正额的赋税“勿增勿减”［20］。第二年，在“计丁授田”的情况下，每年每丁征收白银三两［21］。征赋的形式有别，地租从实物改折货币。这是由奴隶制度下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向封建制度下的货币地租转变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后金进入辽沈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认为，他所占据的领土就是后金的领土，所占领地区的人民即是后金属民。他曾多次宣称：女真、蒙古、汉人，凡是属于后金管辖下的，都是“同汗之民也”。因此，将辽东的汉民，不管入旗与否，都纳入八旗体制进行管理。凡是国中有事，大的以旗，小的以牛录为单位，各随牛录或旗行走。天启二年三月，运输右屯卫谷物的时候，以旗为单位出车，向牛庄仓搬运。以达尔汉、巴布泰、汤古岱、鲍尔晋、穆哈连、苏巴海、栋额额驸、阿布泰分别率领八旗，所出的车辆分别为五百五十七辆，六百一十辆，三百七十二辆，三百八十辆，三百零二辆，二百六十五辆，二百六十辆，六百一十五辆。各运谷物为八百三十解，八百二十解，四百九十斛，五百零五解，四百解，三百八十解，三百一十解，八百一十五斛［22］。除了以旗为单位以外，有些具体事情，努尔哈赤又常责令牛录办理。在运谷时，一牛录三百个男丁，运谷二百斛［23］。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下令，各个牛录要降低出售货物的价格。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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