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2

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得到九部联军进犯的消息大吃一惊，终日不宁，积极设防［26］。一天夜里，哨探兀里堪急报说：敌兵于傍晚时分自扎喀（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河公社五龙村西南山上）方向已经来到浑河北岸，营火密集、多似繁星，烟云缭绕，埋锅造饭。现在已经饭后起营，浩浩荡荡，越过沙济岭向我而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得到确实的消息以后，命令加强哨探，增设防备，自己便酣睡起来。他的福金（即夫人）滚代十分惊慌，忙把努尔哈赤推醒，怨恨地说：听了九部发兵，你终日心神不宁，今天已经大军压境，你竟睡起大觉来了。你是昏庸了，还是吓傻了！努尔哈赤强睁开眼睛，笑着说，害怕的人还能如此安睡。前日敌兵来与不来，难以料定，所以心神不定。今天得了实信，敌人又奈我何？为什么不睡呢！说完又呼呼入睡了。　　第二天，天明造饭，杀牲祭天。拜过堂子以后，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披挂整齐，亲自统兵到拖克索津渡处。　　这时扎喀城守官鼐护山坦前来报告说，叶赫兵于辰时已经来到，大批敌军包围了扎喀关，因为地势险峻，不能攻下，又去攻赫济格城。哨探郎塔里也来报告说，敌兵已经扎立营寨，开始搬运粮草了。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听后，下令安营扎寨。此时双方对阵。九部联军打前阵的是北关叶赫兵，其攻击方向是立营于浑河北岸，决战于扎喀关至古勒山一带。　　当此决战的前夕，叶赫营中有一个人逃跑，向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报告了九部联军的内情，即叶赫部的卜寨、那林孛罗贝勒共率领一万兵。哈达部的猛骨孛罗贝勒、乌拉布占泰贝勒、辉发部的拜音达哩贝勒三部合兵一万。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合锡伯、卦勒察等部率兵共一万。三路共有三万大军。建州众兵、将听了，都惊惧失色。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淑勒贝勒努尔哈赤鼓励大家说：你们不必担忧，我兵将不同他们苦战，我们将以守险待战，诱敌深入。他若来战，我必迎击，他若不来，我将分路袭击。他又分析敌情说：　　敌军首领很多，指挥不一，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临战必将退缩不前。领兵在前的必是头目，两军相战，先伤其首，敌兵必然溃散。我兵虽然少，但集中全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能大获全胜。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事先已在赫济格城相对的古勒山上，据险设兵；在诱敌深入的道路两旁埋伏了精兵；在山险要地设置滚木、雷石等器械。从建州的军事部署看，是居高临下，依险固守，诱敌深入，以期伏兵致胜。九部联军要实现一举“荡灭”建州的计划，必须先在古勒山决战，才能向建州都城佛阿拉进军。　　两军列阵相待，九部联军在战略上尽管兵力占优势，但临战则处于情况不明，盲目进战的状况。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初步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交战一开始，建州兵没有全部参战。叶赫部的主帅卜寨、那林孛罗只率兵围攻赫济格城，整整攻了一天，却毫无进展。第二天又进行更激烈地攻击，建州守军将士损失较多，战局不妙。　　当此关键时刻，淑勒贝勒努尔哈赤统兵增援，来到了古勒山。面对赫济格城结阵，与各旗贝勒、大臣整兵待战，同时派遣大将额亦都统领精锐骑兵百人前去赫济格城下挑战。联军正在攻城不下，兵卒损伤甚众，各部头目竭力保守实力，进退维谷的时候，叶赫卜寨贝勒得知建州出兵挑战，便一马当先，急速率兵迎击。两军各自列队，额亦都冲阵而出，战不几合，拨马佯装败阵而走。联军不识其计，疾驰追杀，一直追到古勒山下。额亦都回马连砍九人，又返身飞速转入山中不见了。联军以为建州兵无力相抗，败阵而逃，便各自争功，蜂拥而上，包围了古勒山，背向浑河，仰面冲击，拚力进攻。建州兵居高临下，全力抵抗，山上滚木雷石齐下，杀喊声震天，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正当两军搏战白热化时，叶赫卜寨、那林孛罗挥军冲向建州阵地，形势相当危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慌忙命放滚木雷石，于是，山上木石俱下，卜寨不及躲避，战马触木而倒，他还未来得及爬起来，便被建州甲士武谈冲下来，一刀砍倒。那林孛罗看见兄长被杀，惊叫一声也昏倒了。联军各部头目慌忙上前抢下两贝勒。于是，全军斗志大减，无意恋战，在建州兵冲击下，各自夺路奔逃。因为古勒山下临河，两岸一片沼泽，山路崎岖，沿江狭窄，骑不成列。蒙古明安贝勒，由于慌不择路，陷了下去，不得不弃马只身狼狈逃命。败兵三万，拥挤于路，首尾如长蛇。战局霎时起了根本的变化。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见联军败退，便令吹螺号纵兵奋力击杀，沿路伏兵四起，建州兵卒势如猛虎下山，扑向联军。联军在拥挤中纷纷落江而死。其他贝勒都各自逃命，兵卒横尸蔽野，连卜寨的尸体也被建州兵夺了去。追兵直达百里的哈达部柴河寨南的渥黑运地方，由于天黑和叶赫布扬古贝勒的阻截，建州才收兵回营［27］。　　第二天，有个兵卒生擒一人前来跪见淑勒贝勒努尔哈赤，报告说：我得了这个人，要杀他。他急忙呼喊；不要杀！不要杀！愿意以财产赎身，因此未杀，绑来见贝勒。淑勒贝勒努尔哈赤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人慌忙叩头说：我恐怕被杀，没敢直说，我是乌拉部满泰贝勒的弟弟布占泰。今天战败被擒到了这里，生死只听贝勒处置。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严肃地说：你们会合九部之众，欺凌无辜。昨天，卜寨贝勒已经落入我手，若遇到你也必然如此下场。今天，你既然来见，我怎么能杀你呢？俗话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与人之名胜于取”，赦你不死。于是，下令给布占泰松绑，亲自赐给猞狸狲裘，收养在城中，招为额驸。　　这次战役杀死联军四千多人，获得战马三千多匹，盔甲千副［28］，因为战争发生在万历癸巳年，所以称之为癸巳之战。癸巳之战对于女真各部的相互关系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关系到新兴的“女真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也是对建州实力的一次检验和十年统一战争的总结。这次战争深刻的历史意义还在于，通过战争在女真各部中，不仅确立了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在建州的领导地位和与女真各部新关系的开端，而且也将努尔哈赤统一战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向海西以及东海各部进军举行了奠基礼。从此，淑勒贝勒努尔哈赤　　“威名大震”，原来孤立于各部以外的情况开始改变了，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建州的转变，即从以叶赫那林孛罗为主，各部追随其后的局面，转变为建州、叶赫、乌拉“三足鼎立”的局势［29］。　　癸巳之战以后，建州正处在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形成的阶段，国家机器及其附属物还不完备，而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却愈加贪婪无厌，垂涎东海和海西四部，以继续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然而，要实现对外的掠夺，必须利用他们已经攫取的国家权力，对内实行统治和镇压，因此，以淑勒贝勒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开始整顿内部，加强镇压和奴役已经归服的各族人民。　　癸巳之战以前，建州的统一战争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只剩卞长白山部的珠舍哩、讷阴等局部地区了。战后，努尔哈赤的兵势大盛。他首先决定扫平残部，完成建州的统一事业。癸巳战争刚结束，淑勒贝勒努尔哈赤就于十月乘胜招服了珠舍哩部。闰十一月，收服讷阴部，攻下首城佛多和山（今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公社宝马）。杀了该部首领搜稳、寨克什等［30］。从此，努尔哈赤被众部誉为王子［31］由于女真人居住地域一般没有明确的划界，明廷所设立的卫、所，多指聚居部落的大体地域，多凭水指山为限，尤其是女真社会是多种经济，居民长期自由生息，出入都没有禁限。这种状况，随着建州统一事业的发展，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阶级的对立，国家的产生，统治和剥削被压迫者的时代已经到来，昔日不受约束的社会成员，这时必须承担国家的经济负担或义务。换句话说，女真社会内部已经进入激烈变革的时代了。　　努尔哈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战争频繁，各个部落居住分散，难以完全控制每个部落成员。有的诸申（自由的部落成员），依着旧习，借口到朝鲜去“受宴”，常常千百成群，漫山遍野地离开部落［32］。有的借采取人参为名，十百成群的走出，甚至借机对朝鲜或其他各族人民肆行掠夺［33］。有的竟自行投奔朝鲜王国境内乞求定居，不再返乡［34］。这样，使女真人口、劳力、兵源严重的流动，不利于建州农业和其他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集体的军事活动。总之，不利于新兴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对于这些，努尔哈赤采取果断和强有力的措施，即申明法纪，加强统治。对于擅自进入他国边境，肆行掠夺的人，立即捕捉他的家口，判做苦役，或以极刑处斩［35］。规定一人越过边境，罚牛一只或银十八两。凡是家境贫寒，无力承担罚款的人，将其全家降为阿哈，听从奴隶主使唤［36］。在这严刑重法之下，习于涣散生活的女真诸申，只好畏法从命。从此，奴隶主控制了人口流动，稳定和发展了生产，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一位女真人深有体会地说，在“王子”管束以前，出入的人都要身佩弓、矢、刀、剑等武器，以防他人侵掠，自“王子”　　管束以来，远近行走的人，只要手提个马鞭子就可以了［37］。凡是已经征服的各部，以都城佛阿拉为中心，分别设立烟火台报警，击木梆子以为信息，社会秩序治理得井然有条［38］在国家职能不断增强的同时，生产、劳役、纳税，在建州社会内部也由国家发挥组织作用了。由努尔哈赤统一下令，各部首领直接组织生产，使建州的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都城佛阿拉城周围一带，土地普遍开垦、耕种，山地也大都种植稷、粟、黍、蜀等作物［39］。亩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良田斗粟下种可以产八、九石，最差的田地斗粟下种也可以收获一石多［40］。　　建州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财富的日益集中，并为奴隶主阶级集团所占有和支配。便于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城市逐日增多。往日自由的社会诸申，今天都被计算人丁数目，分番赴役［41］，为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奴隶主从事劳役，如运木搬石，烧砖制瓦，建筑都城、构建边台等等。他们的生产物也开始以税收的形式上缴了［42］。　　建州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强化国家机器，集中体现在军事方面。为了适应内外发展变化的需要，努尔哈赤在军事上进行了改革，改革过去将不听令，军无法纪的局面。最初在努尔哈赤的军中，凡是有战争，首领带头冲杀，部下愿意进则进，愿意止则止，首领无权也不敢进行干涉，更没有法制去加以制裁。比如，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四月，努尔哈赤率领甲兵八十人，遇见了巴尔达等五个城主率领的八百兵来战，形势相当危险，而族兄弟扎亲、桑古哩却解甲避战，其他七十多人也观望不前，对于这些，努尔哈赤竟毫无办法，只好以四个人去冲八百人的大阵。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兆佳城大战更为明显。当时建州发兵攻打兆佳城主宁古亲，战前努尔哈赤悄悄地伏兵城下，城主一无所知，派兵出城。突然遭到了伏兵的袭击，慌忙退兵。努尔哈赤单身直入百人之中，手斩九个人，余军四散，城门紧闭。建州兵围攻四天，城将陷落的时候，兵不听令，四处掠夺财物和牲畜，相互间大肆争夺。努尔哈赤十分焦急，先解下铁甲给部将鼐护说：兵士争夺这少许的财物，自相残害，你携带我的盔甲前去约束一下［43］。鼎护去后，不但不约束兵卒，反而参与抢夺。努尔哈赤无奈，又解绵甲给巴尔太，让他携带绵甲换铁甲回来，以防城内出兵冲突。巴尔太也没有照办，并且与众人一起进行抢掠。这时，守城兵见到有机可乘，派一哨人马自城中冲出，将努尔哈赤的叔弟旺善冲倒了。敌兵正要行刺，努尔哈赤见此，只好赤身参战，救出旺善，破城杀了宁古亲［44］。　　鉴于将不听令，兵不从命，漫无纪律的情况，努尔哈赤采用本民族狩猎生产的传统组织形式，即牛录（即“大箭”之意）制度，对于部民进行编制。这种组织最初在部落中建立起来，部落首领即为牛录额真（额真即“主”之意）。由于居住部落大小不等，人数众寡不一，加上随时有他处部落或个人归附，每个牛录的人数也不尽相同，少的常常是五、七人，十数人或三、四十人不等［45］。　　初期，牛录只是比较单一的生产组织形式，女真人不管人数多少，出兵或打猎，都以族寨为组织基础。每行大猎，开围的时候，十个人为一组，各出箭一支，一人为总领，九人跟从，各以定向而行。这个总领就是牛录额真［46］。后来，牛录制度逐渐演变，增加了军事和行政管理职能。到万历二十三、四年，努尔哈赤统兵已经上万［47］。按所使用的武器和技能分为四种，有环刀军、铁鎚军、串赤军、能射军［48］。每军各有旗帜。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所用的旗帜尚未划一，旗色有青、黄、白、黑、赤等，近于以后的四旗颜色。旗上或画龙，或画马不尽一致。旗宽二幅、长二尺为限。这是八旗制的前身。　　军事将领都由在城中的各部首领充任，以一年为限期，期满了更换。守都城的兵车由各个部落临时调用，以十天为限，期满换班。有事还是原始办法，传箭为令。令到则每个兵卒自备军粮、军器，到指定的地点集中［49］。　　当建州奴隶主作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其牛录制度已经作为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态出现了，牛录制度所具有的职能，已经日益与国家职能相一致了。军队具有常备兵的性质。首领居住在城中为将为官，增加了国家官吏的稳定性，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以努尔哈赤所定的口头法或习惯法，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对军卒强制性的管制具有鲜明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性质。比如，凡是军卒在集中期间，进行严格的训练，听令而又努力训练的，当即赏给酒肴，进行鼓励；违令怠于训练的，立即杀戮［50］。有不守军纪的施以箭罚，以“鸣镝箭”击射，即令犯法的人脱去上衣，用骲箭射他的背。射罚多少，以罪过轻重而相区别。或有的犯罪，以打腮进行处分［51］。从此，建州军中赏罚分明，战斗力日益增强，这一切为努尔哈赤进军东海女真与海西女真，作好了军事准备。　　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有效的管理国家，比较早地注重吸收和使用汉族知识分子。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官余希元（明朝留驻朝鲜的练兵将领游击胡大受部下的官员）曾经派遣家丁杨大朝到建州，在那里，他们遇见了被努尔哈赤称作“师傅”的浙江人龚正陆。第二年，余希元亲赴建州时，也遇见了所谓唐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52］。努尔哈赤比较早地认识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传播先进文化、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大作用，是很有远见的。这样的对内政策，既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也强化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深知，要实现统一女真各部的目的，必须避开明廷的军事干涉，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对建州内部加强统治以外，对于明廷继续采取忠顺守边，称臣纳贡的方针。癸巳之战以后，努尔哈赤先后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三次入京朝贡［53］。每次朝贡所率领的人数少则百人，多则二百人。　　努尔哈赤虽然已经建国称汗，但是对待明廷仍然以建州首领的身份出现。建州国或女真国等称谓只对内使用，不对明廷使用［54］。凡是有要事，明廷派使臣前去宣谕．努尔哈赤作为朝廷所封授的边臣，仍然恭谨从命。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廷边臣奉命宣谕建州卫，令努尔哈赤不要与朝鲜结仇，并在此以前曾经责备努尔哈赤违背朝廷法制等。努尔哈赤接到谕令以后，及时地回复了朝廷。他在报告中说：游击（系指明留驻朝鲜的游击）宣谕我不要与高丽为仇，我没有违犯朝廷法律。我只知道遵守国法，保卫和守护边疆九百五十里，努力学好（系指不扰害边境）。上年高丽避乱（系指倭寇入侵，高丽人外逃），逃人达子地方，我把逃来的人收留在家。后将十二个人送回了满浦镇，我们俩家好似一家。请游击上转抚部（广宁镇抚）大人。又说：达达国（系指蒙古）、海西以及建州各部都有好人、歹人，把好人误作歹人，认为违法、加罪，实在让人难于忍受。今天，我把冤屈的情由都诉说出来，禀告游击老爷，将我努尔哈赤忠顺的情况，奏报给朝廷，请求开天门，见天日……［55］，努尔哈赤在报告中极力地表露他对明朝的一片忠诚和对使臣由衷的敬重，以致无论边境发生任何的事情，他都上报给辽东抚部官员，表明他对明中央政权尽职的心情。这些都证明了努尔哈赤为明朝守卫长达九百五十余里边境，他所在的地区是明朝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明朝法律管制之下。各部女真都必须奉行明廷的命令，遵守明廷法律。换句话说，努尔哈赤无疑是明朝守边的臣子。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九月，努尔哈赤接受明廷敕命，晋升为都督佥事以后，他借明廷的声誉，抬高自己，增强势力和扩大影响。癸巳之战以后，他的声誉更大了，建州以东的女真各部首领或自动前来归附或相继被他征服了。于是，女真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归一趋势。这一年，努尔哈赤统率的首领多达三十二名，七年以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猛增到五十三名［56］。地域也明显地扩大了，围绕建州的大小三十多个卫，投属从命的就有二十多个［57］。明廷鉴于努尔哈赤忠顺，守边劳苦有功，并在癸巳之战中杀死了北关叶赫大首领卜寨，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决定晋升他为龙虎将军，位居散阶正二品官［58］。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势力的不断增长，使他个人的志向和欲望越来越高，与明边官在某些事情上的矛盾虽然有所加剧，但是，扈伦四部还没有统一，努尔哈赤在女真各部中的脚跟还没有最后站稳，经济上仍然得依赖汉区的关市贸易。这个大局使努尔哈赤不能超越现实，不得不仍然对明廷采取忠顺的态度。这种态度除了表现在按时朝贡以外，在接待朝廷使臣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万历二个三年（公元1595年），建州有一部分诸申越入朝鲜边境的渭源（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进行采取人参和掠夺财物，与朝鲜边民发生冲突，结果互有伤亡，造成了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所谓“渭源之仇”。努尔哈赤准备对朝鲜王国采取军事报复行动［59］。朝鲜王国使臣何世国，在代表国家与建州交涉的同时，要求明留驻朝鲜王国的练兵游击宣谕建州，不要与朝鲜王国为敌，扩大事态。然而，纠纷愈演愈烈，努尔哈赤积极调兵遣将，广集工匠，打造兵器。在建州与朝鲜王国之间的矛盾势不可解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廷派遣一位官员，朝鲜王廷派遣两位官员，率领二百人出使建州。朝鲜王国使臣称明廷官员为余相公，即余希元［60］（有的史书误写为金希元）。　　二月初二日，余希元等渡过鸭绿江向建州进发。初五日，努尔哈赤派遣康古里［61］，前去中途问安。又令张海、额驸何和理，统领骑兵三百，侍卫保护。张海等于道旁跪见“天朝”使臣，然后随行。余相公对张海说。承蒙你们都督厚意，前来迎接。但是，路途遥远，草料不便，兵马不必随行了。张海领命撤去。初六日，努尔哈赤令八将率领轻骑六、七千人迎接于途。初七日，距建州都城佛阿拉三十里，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率领骑兵三、四千前来迎接。见面时，余相公在马上举手相揖，下马赴宴。酒行三杯之后启程。又走了二、三里，有骑兵四、五千人排列道路左右。距都城十五里，又有步兵万名，列队相迎。进了佛阿拉，但见分内外二城，外加套城。外城周长十余里，有城门六处，内城周二里余。内城架设木栅，栅内建楼阁三处，为努尔哈赤的住所。房屋、殿阁都以青砖、青瓦建筑。　　朝廷使臣入城以后，努尔哈赤设下马宴，热情款待。席间，努尔哈赤说，我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管事十三年不敢扰边，对于朝廷恭谨忠顺。可是杨布政无故说我不顺，还要讨伐我的部落。我把诸种事情的缘由已经报给广宁都御史了，而杨布政却阻拦，不向京城呈报，真是无可奈何。我与朝鲜王国本来没有衅端，朝鲜人被倭人追赶来到这里，我各给与衣食，还送回满浦镇。我在学好人，做好事，十分明显。可是，去年我部人到朝鲜渭源采参，越过国境，罪在我方。他们理应把越境的人缚送给我。由我处置，而朝鲜人擅自杀了我们四十多人，这就是他们的过失了。若是没有老爷宣谕到此，我与朝鲜王国的关系怎么能维持到今夭！我图有名声，不贪财货。希望老爷将这些事情禀报给广宁军门，提本上奏圣上，知道我努尔哈赤恭顺，我的心愿也就满足了。　　初八日，努尔哈赤与朝廷使臣余相公坐在楼上，他对天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了，只有恭顺地对待朝廷，从来没有二心，并向朝廷官员行礼，接受赏赐。努尔哈赤大宴余希元。初九日，舒尔哈齐恭请余希元到家里赴宴。　　余希元传旨，调解建州与朝鲜王国的关系后，努尔哈赤赠送给朝廷使臣大马一匹，率领诸将四、五十人在城外二、三里处设帐幕，举行饯宴。款待十分丰厚［62］，以表示努尔哈赤对朝廷的恭顺和至诚。________________［1］茅瑞征：《东夷考略·海西篇》页5。［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3］茅瑞征：《东夷考略·海西篇》页16《明神宗实录》卷215。［4］《万历武功录》卷11。［5］［6］《武录》卷1。［7］薛三才：《黠奴计陷孤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那林孛罗、布占泰与努尔哈赤“三酋虽有鼎立之势，而其中老酋似为孤危！”［9］《武录》卷1。［10］此时，那林孛罗尚未复袭父职，不是都督。两年以后，明廷才复其都督之职。［11］扈伦，又称忽温．忽拉温，即指乌拉、叶赫、哈达，辉发四部。［12］嘎拉哈是猪、羊小腿关节上的一块骨头，满族儿童将其涂色为游戏的工具。嘎拉哈又称疙答哈皆是年久受汉语影响，形成的俗称。满语为gacuha，应译为嘎出哈。参见《满和辞典》页152。［13］《武录》卷1。［14］曹廷杰《舆地图说》与李廷玉《长白山江岗志略》载：珠舍哩即松花江上源额赫额因、三音额音地方的乌苏城，即今伊通县城。讷殷与珠舍哩近，俗名为老兰阜，在三道白河右岸东南，距黄花松甸子四十里。［1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所渭“四寸兄弟”是朝鲜人的亲伦称呼。凡是同祖父所生的叔伯兄弟的关系，皆称为四寸兄弟。［16］参见谢国桢：《海滨野史初辑》页3下。［17］明代晚期，朝鲜人仍然沿用汉族人的称谓，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所谓常胡，系指平常的女真人。［1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大概前日所闻，如许汝罗里（那林孛罗），忽温酋卓古（布占泰）等往在癸巳年间相与谋曰：老可赤（努尔哈赤）本以无名常胡之子崛起为酋长，合并诸部，其势渐至强大，我辈世积威名，羞与为伍。”［1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20］郑晓：《皇明四夷考》第617《吾学篇》。［21］《万历武功录》卷11。［22］彭孙贻：《东人志·海西》页6下载：“……且进卜寨、那林孛罗使者谕曰：“往若效顺开原，朝廷并有赏，江上远夷以貂，参之属至，必籍尔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汉，耕田、围猎坐收木耳、松子、山泽之息为利大矣。”［2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载：努尔哈赤“贿边吏，改北关，从间道，开原路梗，尽入清河，北关生计贫落。”［24］程令铭：《筹辽硕画》卷2载：“……奴酋贪甚，得了江夷貂、珠不与全价，奴酋却到抚顺关上货卖，又得了厚价。……开原之人说：北关有江夷货来，我开原人才得厚利，今如何把去奴酋夺了，只到辽阳关上卖，所以，商同北关一心同口谤奴。”［25］《武录》卷1。［26］《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九部“合兵来攻老酋，期于荡灭之际，老酋得谋大惊，先使精兵埋伏道旁，又于岭崖乡设机械以待。”［27］《武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而沿江峡路阻隘，故敌兵不得成列，首尾如长蛇：而至老酋之兵所在放石，兵马填江而死者不知其数，后军惊溃，先锋悉为老酋所获，于是罗里兄弟二者战死。……”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载：“初叶赫攻黑济格城未下，是日又攻，正直危急，适上至登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合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遣厄抑都巴图鲁领轻骑百人挑战，……叶赫……遂收攻城之众，列队以迎，……九国……各领手下兵围古勒山，并力杀来，势如潮涌，其锐莫当。上正在苍慌之际，布寨所乘之马触木墩而踣，满洲兵名吴谈者趋至刺杀之……。”［28］《武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忽酋卓古亦被擒而来，老酋解缚，优待拘留城中，作为少酋女婿。”［2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30］《武录》卷1。［3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一胡人等言，……王子威德无所议拟”。［32］［33］［34］《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5，卷68，卷23。［3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36］［37］［3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39］申忠一：《建州图录》载：佛阿拉周围“乌鹊鸟鹅并然不见，山野亦不见雉。”参见《旧老城》页84。［40］［4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奴酋城外，合抱大木长可十余尺，驾牛输人者络绎于道，……部落每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4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一胡人等言，……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43］酋长的甲当时即为一军之令。［44］《武录》卷1。［45］《山海纪闻》；参见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46］《三合满洲实录》卷3。［4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3载；“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4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40。［49］［50］《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5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0。［5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3。［53］《明神宗实录》卷222（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载：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大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同书卷31（内阁文库本）载；万历二十一年间十一月丁亥，建州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尝如例。同书卷310（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载：万历二十五年五月甲后，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如例。［54］万历十五年以后，努尔哈赤称建州为建州国或女直国、女真国等，如给朝鲜的回帖时写道：“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童奴儿哈赤。”参见申忠一：《建州图录》载于《旧老城》页98。［5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5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5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5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6载：“然奴儿哈赤竟殪卜塞，施以保塞功．二十三年得加龙虎将军秩”。［5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60］《武录》卷1载：“大明遣它一员，高丽国亦遣官二员，从者共二百人”。［61］鄂尔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1载：“康武里，正白旗人，世居那木都鲁地方，原系本处部长。国初率兄弟族人及满洲来归，太祖高皇帝嘉之，尚公主，……与十六大臣之列。”［6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3。征海西三部，称聪睿恭敬汗三、征海西三部，称聪睿恭敬汗癸巳之战以后，女真内部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海西四大部中，叶赫、乌拉部势力强盛。哈达、辉发部势力相对地减弱了，变为建州、叶赫、乌拉“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三者之间又以建州与叶赫的矛盾最为尖锐。　　在这一形势下，努尔哈赤采取“远交近攻”策略［1］。所谓远交，主要是针对乌拉部、科尔沁蒙古、东海各部和朝鲜王国。所谓近攻，主要是与叶赫部争夺哈达、辉发部和直接攻击、掠夺叶赫部。正是在这一策略思想指导下，努尔哈赤进行了统一扈伦四部的战争。　　九部联军大败后，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被俘，努尔哈赤对他宽待厚养。布占泰之见满泰贝勒曾多次派遣使臣，到建州请求赎回布占泰贝勒，努尔哈赤始终不答应。年复一年，转瞬之间已经过了三年。满泰贝勒无可奈何，只好把布占泰贝勒的家属共二十多名送往建州［2］。布占泰贝勒居住在建州四载，直到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七月，努尔哈赤才有放他归还的意思。于是，他命令大臣图尔坤煌占、博尔坤斐扬古二人护送布占泰贝勒归还乌拉部。恰在布占泰贝勒回来的时候，满泰父子因为去乌拉部的苏斡延锡兰地方修边凿壕时，奸淫了村内的两名妇女，被二妇的丈夫所杀。布占泰贝勒的叔父兴尼雅贝勒想乘机会夺袭乌拉部首领的职位。他见布占泰贝勒安全的回来，就想谋杀布占泰。幸亏建州护送的两位大臣协助，兴尼雅的阴谋没能得逞，被迫远投叶赫部去了。布占泰贝勒承袭兄位，作了乌拉部的大首领。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十二月，布占泰贝勒为了感激努尔哈赤以成婚姻之好［3］，又送妹妹滹奈给努尔哈赤的三弟舒尔哈齐为妻，以续友好情谊。布占泰贝勒主动结交建州的目的还在于增强自己的声威，发展、壮大乌拉部的势力。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二月，布占泰贝勒又率领三百多人前来朝见努尔哈赤。建州即将已配给的舒尔哈齐女儿额实泰配给布占泰贝勒为妃，并送给盔甲五十副，敕书十道，以礼相待［4］。从这以后，两部通过多次联姻，较长时期保持了友好和睦的关癸巳之战以后，努尔哈赤对嫩江科尔沁蒙古，采取积极的友好态度，战争中建州俘获了许多蒙古军卒、马匹、甲杖，努尔哈赤命令部下选二十名被俘的蒙古人，使令他们身穿锦衣，骑上骏马，释放回家。这二十个人深受感动，回去以后，对努尔哈赤赞口不绝。同时，科尔沁、扎鲁特各部蒙古为了通商的便利，也情愿与努尔哈赤友好相处。于是，科尔沁首领鄂巴（即朝鲜史称的喇八王），派遣部下率领百人，携带战马百匹，骆驼十匹，献给努尔哈赤兄弟二人［5］。从此，蒙古科尔沁的明安贝勒、喀尔喀部的劳萨贝勒开始与建州遣使往来［6］。努尔哈赤为了培植势力，认为蒙古与女真语言虽然不同，而衣着却很相似，得到一个蒙古人胜于得到十个朝鲜人［7］，因此，努尔哈赤特别重视争取蒙古各部的贵族上层。　　朝鲜王国对于努尔哈赤来说，一直是他统一事业中的后顾之忧。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因为“渭源之仇”，一个时期建州与朝鲜王廷的关系很紧张，这不是努尔哈赤所希望的。后来，在明廷的疏通下，两者关系终于有所好转了。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初，当“渭源之仇”未解的前夕，朝鲜主国使臣何世国、罗世弘和南部主簿（朝鲜官名）申忠一等出使建州，努尔哈赤对双方关系的改善特别高兴，并对朝鲜王国使臣表示：今后我们两家如同一家，永结欢好，世世不绝。又大开宴席，外部使臣，本部官将，亲族男女，齐集宴厅，宾主分列四壁。东壁是努尔哈赤的本家族人，明廷通事；北壁是蒙古、尼麻车诸部；西壁是努尔哈赤的妻族、朝鲜王国使臣；南壁是努尔哈赤的众兄弟、众将妻子。众人各就其位以后，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位居东南，面向西北，在大黑漆椅子上落坐。众将官都卫立在他们的身后，众人欢聚一堂，开怀畅饮。酒至数巡，乌拉部贝勒布占泰首先离坐起舞，厅内一时活跃，欢腾起来。努尔哈赤也兴致勃勃，起身下椅，自弹琵琶，耸动身躯，舞之蹈之。随着厅内琵琶声起，洞萧共鸣，厅外呼声四起，拍手合曲，幼儿男女爬柳助兴［8］。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欢宴，主客无间，欢聚一堂，正反映了主人心目中欲和的真情，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努尔哈赤远交策略形成的重要标志。　　努尔哈赤初胜九部联军以后，双方都不得不休整，和平在一段时期成为各部的共同需要了。尤其是叶赫部的卜寨贝勒被杀，损失惨重，那林孛罗因为担心兄长的死活，昼夜哭泣，饮食不进，久郁成疾［9］。乌拉布占泰贝勒主持乌拉部的军事，战争中被缚，满泰乞求建州放回布占泰贝勒，也无战心。于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部遣使于建州，向努尔哈赤赔礼道歉，表示今后愿意结亲和好。因此，叶赫布扬古贝勒将妹妹许配给努尔哈赤为妃（即所谓叶赫老女）。锦台什贝勒将亲生女儿许配给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贝勒为妻。努尔哈赤也主动积极地备送婚礼：鞍马、盔甲等物，并杀牛设宴，与四部会盟。　　女真各部结盟的时候，都杀白马、乌牛，对天发誓。杀白马誓告于天，杀乌牛祭告于地。这次会盟亦如此。叶赫等四部先后发誓说：从今以后，若不结亲和好，将象这杀牲的血而被蹂躏，将象这被剐的骨而死去。假如永敦和好，可以永远享用此肉，享饮此血，福寿永昌。努尔哈赤也作了同样的盟誓，并对各部说：诸部都遵守盟誓，自然无话可说，若是违背盟言，三年以后，我必亲统大兵讨伐［10］。　　然而，和好对于各部来说，毕竟是暂短的，时过不久，各部之间的矛盾就相继激化起来，努尔哈赤的近攻方针便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正月，因为布占泰贝勒把路长噶升屯、旺吉努、罗屯三人所在的安楚拉库、内河二处（今吉林省安图县西南部）地方，许献给叶赫部［11］。同时叶赫部又截获路经其地的建州将领穆哈连，并转交给蒙古，这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努尔哈赤发兵一千，由幼弟巴雅喇，长子褚英、大臣噶盖、费英东等大将率领，星夜行军，以闪电般的速度，一举夺取了内河、安楚拉库二部屯寨二十多处，并人、畜一万多［12］。从此，叶赫与建州两部的矛盾加深了。同年二月，叶赫那林孛罗病逝，弟弟锦台什继其遗愿，图报父兄之仇，使南北两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叶赫部原来许婚猛骨孛罗，也解除了婚约，战事重新爆发了。这些都为努尔哈赤谋取哈达部创造了方便条件［13］。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五月，锦台什统兵进攻南关猛骨孛罗，大肆焚掠哈达部的村寨。猛骨孛罗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就送三个儿子作为人质，给努尔哈赤，向建州借兵［14］。叶赫与建州两部为争夺哈达部发生战争，胜败对于建州部的利害关系极大。因为，努尔哈赤的部众越来越多，土地瘠薄，粮料不足。如果占有南关的沃壤，诚如猛虎添翼。另外，哈达部地处建州出入的咽喉，并吞哈达部，可以将建州的领域向外推进二百。多里，逼近叶赫部的边境。如果情况相反，哈达部落入叶赫部的丰中，建州部将面临着门户之患［15］。努尔哈赤与猛骨孛罗之间也早有积怨。当初，努尔哈赤想通过猛骨孛罗与乌拉布占泰的叔侄建立关系，引诱“江夷”（系指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貂、参南运抚顺市，卡住北关叶赫部的贸易通道，独取贸易之利，而猛骨孛罗不肯听命［16］。今天，猛骨孛罗亲自送三个儿子作为人质，正合努尔哈赤的夙愿。哈达部已经成为建州部攻取的目标和口边的食物了［17］。于是，努尔哈赤满口答应，立即派遣大臣费英东、噶盖二人，统兵二千前去援助哈达部，叶赫部得知后，十分惊惧。就写了一封书信，托咐明开原通事带给猛骨孛罗，信中说：你若能执送建州部前来的统兵将领费英东、噶盖两人，取回送往建州的质子，并杀了建州的兵卒，你想娶我部的公主可以复约，两部重归于好。这时，猛骨孛罗利令智昏，背信弃义；真的派两个妻子，约叶赫人到开原去会议。这事激怒了努尔哈赤，他当即决定九月发兵讨伐哈达部。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率先请战，愿意当先锋。努尔哈赤命他领兵一千先行。舒尔哈齐到了哈达城下，看见城头军旗招展，布满了守兵，并有一支兵马前来迎战。舒尔哈齐不战而退，报告努尔哈赤说：有兵前来迎战。努尔哈赤甚怒，喝问说，这次出兵难道是为了城中无备才来的吗？你怕就把兵带到后边去。说罢，拍马舞刀向前。可是，舒尔哈齐的兵挡住了去路，努尔哈赤不得不统兵绕城而行。这时，城上见援兵前来，弓、弩齐发，建州兵卒伤亡甚众。努尔哈赤挥军连续攻城，直到初七日，才攻破哈达城。大将杨古利率先入城，擒住猛骨孛罗，前来叩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亲手给猛骨孛罗松了绑，并亲自赐给他貂帽、豹裘等，就这样收服了哈达部［18］。　　努尔哈赤想统一女真各部，必然激化与明廷的矛盾，他最怕明军干涉。现在灭了哈达部，擒其首领，明廷必将过问此事，尤其是猛骨孛罗最忠顺于朝廷，妨碍努尔哈赤实现自己的计划，心中十分憎恨他。所以，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四月，努尔哈赤以所谓猛骨孛罗奸污了汗妾法赖，又与大臣噶盖通谋，欲图汗位为名，将猛骨孛罗处死了，把他的爱妾松代、速代留在建州［19］。　　明廷得知猛骨孛罗被杀，派遣使臣责备努尔哈赤，并要停其贡赏。努尔哈赤十分恐惧，立即向边官悔过，答应归还猛骨孛罗的次子革把库及其部众百二十家，以女儿莽古吉许嫁给猛骨孛罗长子武尔古岱。在明廷的逼迫下，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七月，在抚顺关外刑白马发誓：辅佐武尔古岱，保守哈达各寨。北关叶赫部见朝廷为南关作主，大势所趋，也送还了所夺去的南关敕书六十道。然而，时过不久，努尔哈赤以北关侵掠南关，吾尔古岱来投为口实，完全占据了哈达部［20］。这是努尔哈赤实施近攻之策的第一步。　　辉发部长期依附于叶赫部，两部的关系相当密切，辉发部首领拜音达理是叶赫部那林孛罗的“次将”，足见，两部的关系非同一般。但辉发部与后期的哈达部地位相似，常为强邻所驱使，时而转向建州部，时而依附于叶赫部，处于摇摆状态，成为一种中间势力。　　努尔哈赤灭掉哈达部以后，同叶赫部之间争夺的主要目标就是辉发部。夺取辉发部对于建州颇为重要。这一方面可以剪除叶赫部的一个臂膀。同时，也可以打开去乌拉部的通道，切断了乌拉部与叶赫部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建州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因为黑貂等名贵产品由黑龙江南北，即所谓“江夷”地方和东海虎尔哈部南运，多受乌拉部控制。乌拉部是货物的中转站，既集中“江夷”的东珠、紫貂等土产，又将关内的布匹等物品供应东海各部［21］。如此贸易往来，途经辉发部，运往开原［22］，使沿途各部都得到好处，而获利最大的是叶赫部，打掉辉发部就砍断了叶赫部重要经济命脉，使叶赫部经济萧条。因此，攻取辉发部对于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他近攻策略实施的第二个重要步骤。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九月，辉发部首领拜音达理，与族人发生了矛盾，其叔父等七人被杀死。众兄弟族人纷纷离开本部，投向叶赫部。不久，其余的部众也离心离德，准备外投。拜音达理见形势不妙，又没有力量对付叶赫部，就以本部七个村寨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请兵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及时地发了一千兵相助。叶赫部得知建州出兵，就秘密遣使到辉发部，对拜音达理说，如果辉发部取回送往建州的质子，我部将归还你部的人员。拜音达理信以为真，得意地说：我将生于叶赫部与建州部之间［23］，并撤回送往建州的质子，转送到叶赫部去了。叶赫部得了人质以后，食言背约，没有返还辉发部的人员。拜音达理受了欺骗，心中不满，又派使臣转告努尔哈赤。自悔地说：昔日我误信了叶赫部的话，受骗上当了，今日仍然想依靠汗来为生，并愿结婚约。努尔哈赤答应了他的请求。时间过了不久，拜音达理又违背了成约。努尔哈赤派遣使臣责备他说：你曾经帮助叶赫部两度侵犯我的边境，今天又聘女不娶，道理何在？拜音达理掩饰说：我质子于叶赫部，待其归来，即刻成婚。而心中却另有打算，即大兴土木，筑城三层，借以自固。城已经修筑完了，质子也归来了。努尔哈赤又派使臣催婚说；你的质子已经回来了，今天你的意下又如何？拜音达理自以为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毅然撕毁了与建州的婚约。因此，建州与辉发两部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努尔哈赤的用兵，一向是先礼后兵，对于主动归附的部落施以盟誓或联姻。而对于抗拒不从的部落则兵临城下。鉴于拜音达理反复无常，不守信约，又自认为有险可守，努尔哈赤决意发兵讨伐。于是，他与众贝勒商定攻城办法，即采取派人先打入辉发城作为内应，以轻骑突袭，行夹攻破城之计。因此，建州在攻取辉发城的前数天，以十多个精兵为一伙，扮作生意人，持货进入辉发城，潜伏在城内。先后派出十多起，多达百余人。他们详查了辉发城内情况，伺机而动。在辉发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随营八十八将，日夜兼程，疾驱辉发大城。七、八天的路程，只用六天就赶到了。　　建州兵开始攻城，潜伏城内的军率立刻响应，刹时间，辉发城内大乱，杀声、喊声响成一片。战不多时，城门失守，努尔哈赤率领轻骑兵冲入城中。辉发首领拜音达理，在慌乱中率兵奋力抵抗，大战多时，辉发城终于陷落了。这次战斗很激烈，拜音达理父子都战死了，建州军队也伤亡惨重，光大将就战死了六名［24］。　　努尔哈赤征服哈达、辉发两部以后，同乌拉部的矛盾又激化了，原因是反映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来说，控制乌拉部的毛皮物产，增强建州实力，满足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们的欲望，已经是如饥似渴了。早在万历二十七年以前，努尔哈赤就想利用猛骨孛罗与乌拉布占泰的叔侄关系，吸引乌拉等部土产通过抚顺关与汉区交易，以谋取巨利。不料，猛骨孛罗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乌拉布占泰又将毛皮产地瓦尔喀部内的安楚拉库、内河二路的三位路长许献给叶赫部那林孛罗。当努尔哈赤派遣重要将领统兵夺取安楚拉库、内河二路以后，乌拉部、叶赫部与建州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其中经济得失是主要因素。但当时哈达部、辉发部尚未灭亡，努尔哈赤对乌拉部的方针是以远交为计，适宜的以武力相威胁，和平是两部关系中的主流。为了得到松花江、黑龙江和图们江等各处貂、参、珠等贸易的好处，努尔哈赤采取种种手段，博取东海和乌拉各部首领的欢心。比如，东海三部（虎尔哈、窝集、瓦尔喀）的一些路长，因为鸟拉布占泰的“焚盪”和慑于建州的武力威胁，一部分附属乌拉布占泰，一部分比较主动地与努尔哈赤结交。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正月，东海窝集部内虎尔哈路（在图们江西侧）二位路长王格、张格率领一百多人前来建州贡献黑、白、红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努尔哈赤为了远交三部，以六位大臣的女儿配给路长博济里等六人。从此，东海虎尔哈部岁岁入贡。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一月，布占泰贝勒送女给努尔哈赤为妃，并要求努尔哈赤再许配一女给他为妻。努尔哈赤慨然应允，将舒尔哈齐的另一个女儿娥恩哲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送往乌拉部成婚。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乌拉兵败于宜罕山城（今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山城），布占寨贝勒大惧，为了缓和关系，表示友好，再次恳请努尔哈赤许配亲女为婚，并发誓：若是得了努尔哈赤的亲生女儿，将永远依赖建州为生。努尔哈赤又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亲生的女儿穆库什给布占泰为妻［25］。建州连妻三女给布占泰，其目的就是通过政治联姻关系，结交乌拉布占泰，以图貂、珠的利益［26］。在政治方面，由于叶赫、建州两部都强大，势不两立。乌拉部虽然心向叶赫部，而表面上也不得不对建州亲热一点，似有持于两端，不稍偏重一边的样子，而叶赫、建州两部都视乌拉部为助力，千方百计地结交乌拉部。　　乌拉布占泰是一名颇有作为的大首领，别号叫何叱耳（即左弓之意）［27］，当时有四十多岁，善于弓马，标悍异常。努尔哈赤在南方治国强兵，布占泰在北方设法壮大自己。朝鲜王国边防体察使韩孝纯描绘当时的情形时说，老酋（指努尔哈赤）崛强，忽酋（指布占泰）继起，而两者都知道治兵自强［28］。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满泰父子遇难，布占泰贝勒回乌拉部，继为首领。他积极治兵，以求发展。他两次送婚，三次娶亲于建州，都是为了创造发展自己的有利环境，即用政治联姻的方法，达到防犯建州干涉的目的［29］。足见，布占泰的能力和才干也是非凡的。　　对于布占泰治国强兵的方针，满泰的子孙很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讥笑布占泰不知好歹，不会享受荣华富贵，偏去整军设防［30］。在当时各部争强的形势下，布占泰的作法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他房住建州三年多，对于努尔哈赤治国强兵政策是深为理解的。布占泰对外以联合叶赫、科尔沁蒙古为主，对建州基本上采取和平相处的方针，把主要精力放在壮大自己势力的基点上。因此，在对朝鲜六镇（系指会宁、稳城、钟城、庆源、庆兴、茂山，皆在今咸镜道北）“藩胡”（即六镇周围的女真人）问题上，与努尔哈赤发生了激烈的争夺，他们都想将这一部分女发人收归为自己的羽翼。因此，竟演变成两部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　　对于朝鲜王国六镇周围的女真人，布占泰也想如努尔哈赤的办法，收为羽翼，而努尔哈赤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收服内河路、安兹拉库路，第二年又收服窝集、虎尔哈等部，大有吞并东海各部之势。他在暂短的时间内，几乎把朝鲜会宁以西的各部女真都收归了建州，兵力大为增强［31］。对此，乌拉布占素心急如焚，生怕东海各部都被建州夺去。所以，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九月，布占泰兵分三路。以二路向钟城进攻，将东海钟城近地的女真各部“焚盪”无遗，获取牛、马五百多匹，男、女人口数以千计［32］。同年十二月，又以大兵向稳城女真进攻，并直捣庆源周围，大掠而归［33］。　　乌拉首领布占泰的卓见就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既坚持军事戟，又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他看到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强大起来，其办法之一就是掠取诸部，把会宁以西女真各部人口尽量地移人建州腹地，实力越来越强。因此，布占素也如此办理，向钟城、稳城、庆源周围的女真各部进兵，“踵老酋之后”，大掠朝鲜六镇“藩胡”，致使乌拉部兵将和人口激增，势力渐大［34］。　　布占泰力量不足，每出兵必请叶赫、蒙古各部协助，因此，攻势迅猛［35］。到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七月，布占泰的兵锋所至已达悬城女真各部了，并且水、陆并进，人、畜、谷物等尽行掠取、迁移［36］。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正月，又发兵攻取瑚叶路（今苏联东滨海省境内达乌河流域）诸部，一个时期，六镇周围及其东北各部女真都听从布占泰的号令。　　乌拉布占泰在军事上一系列的胜利，早已引起努尔哈赤的严重关注，凡是布占泰的动静，不论事情大小，努尔哈赤都侦察入微，并且及时的向广宁总兵通报。目的是既取得边官的信赖，也为自己采取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和扫清障碍。因此，乌拉部与建州部在东海女真问题上已经酝酿着一场大的冲突。为了进一步排除进军东海女真各部的阻力，努尔哈赤通过外交途径，求得朝鲜王廷的谅解。以布占泰受朝鲜王廷的“职贴”为名，努尔哈赤也派遣一名副将到满浦镇，请朝鲜国王以对待北方“藩胡”的惯例，乞求到朝鲜王国京城受职。朝鲜国王以努尔哈赤受明廷龙虎将军重职，非一般首领可比，而婉言拒绝了［37］。成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乌拉部与建州部终于在争夺朝鲜王国六镇“藩胡的问题上爆发了战争。这一年，东海瓦尔喀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子公社高丽城村）主策穆特赫来到建州，向努尔哈赤表示：我部遥远，不得已归附了乌拉部，希望派兵前去接取家眷，愿意到建州来生活。同年三月，努尔哈赤命令其弟舒尔哈齐贝勒、长子洪巴图鲁（即褚英）贝勒，次子代赞贝勒与大臣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向斐优城进发。从派遣的将领看，努尔哈赤对这次行动相当重视，对其后果也并不是没有考虑的。斐优城近朝鲜的悬城，建州兵到斐优城以后，把城周围屯寨的居民近五百户，全部收来［38］。同时，致书朝鲜王国边镇官员，说明这次出兵没有侵犯王国的意思，相反，还归还了部分被掠来的朝鲜王国的人口，表示友好。书中要求凡是进入朝鲜王国的女真人，希望送还给建州部［39］。努尔哈赤的这一外交行动，进一步为建州进兵扫清了道路，使朝鲜王国边防军保持中立。　　舒尔哈齐贝勒等收取五百户以后，命令费英东、扈尔汉先率兵三百，护送先行，当护送队伍走到钟城地界时，突然受到万名乌拉兵的阻截，处境十分危急。费英东、扈尔汉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急令五百户结阵于山巅，即朝鲜人所称的乌碣岩，以一百兵守卫。另以二百兵与乌拉兵相峙。同时，驰报后继诸贝勒。第二天，乌拉兵前来挑战，建州大将杨古利率众奋勇迎击，阵斩乌拉七人，乌拉兵被迫后退了。两军各自隔江扎营。傍晚，舒尔哈齐等后继众贝勒赶到。褚英、代善见众兵畏敌，便鼓励士兵说：乌拉布占泰是我军的俘虏，曾经铁锁系颈，免死以后放回去的。他的兵虽然多，我们有汗父素著的威名，这一仗我们必胜无疑。众兵听后，欢跃振奋，士气大振。　　第二天的上午，乌拉与建州两军接战。乌拉大将博克多贝勒父子率先冲阵而出，战不几合，被代善生擒过来，父子都被斩于马下。次将常住、胡里布也战败被擒。乌拉众兵见主将失利，纷纷溃散［40］。建州兵随后勇猛奋击，交战十分激烈。自午时战至日暮。建州兵势如摧枯拉朽，乌拉兵死伤累累，仅死于朝鲜王国境内的就近三千人，战死在女真地方的也有五、六千人，合计有七、八千人［41］。战后，建州获得马五千匹，甲五千副，大获全胜。这就是有名的乌碣岩大战。　　大军凯旋后，努尔哈赤奖励战将，各赐以名号。舒尔哈齐被赐名为达尔汉巴图鲁（蒙古语，荣誉的勇士）。长子褚英奋勇作战，赐名为阿尔哈图图们（蒙古语，有智谋的万户），代善与其兄并力杀敌，擒斩乌拉主将博克多父子有功，赐名为古英巴图鲁。　　乌碣岩大战使乌拉与建州两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建州的变化。战前，乌拉兵力盛于建州，战争中努尔哈赤的军队既消灭了乌拉的有生力量，又收编东海女真兵多达五、六千，作为心腹，兵势之盛，雄于诸部，各部女真纷纷归附。乌拉部的士气大挫，从此。对建州兵不敢轻易迎锋了［42］。。　　在乌拉与建州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布占泰深感力量不足，便与叶赫部进一步携手，与科尔沁蒙古密切关系，以对抗建州。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三月，努尔哈赤令长子褚英，侄儿阿敏率兵五千，前去攻击乌拉部的宜罕山城，斩杀了一千多人，得甲三百副，城中人、畜都被收过来。建州大军回来时，布占泰贝勒虽然与科尔沁翁阿岱合兵追出了乌拉大城二十里，但未敢迎战，眼巴巴地看着建州兵返程了［43］。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乌拉布占泰与建州努尔哈赤的关系，随着建州统一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恶化，终于爆发了导致乌拉部灭亡的战争。战争的具体原因是，努尔哈赤虽然三次嫁女给布占泰，结其欢心，结果却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因此，努尔哈赤指责布占泰七次背盟。同时，建州奴隶主集团独占了北方貂、参、珠等之利，使开原人与叶赫人大为不满，他们彼此相谋说：将努尔哈赤与叶赫约婚的老女，转嫁给乌拉布占泰，挑起乌拉部与建州部之间的冲突。布占泰早已内心倾向叶赫部，对于建州奴隶主们压低貂、参价格，不给平价颇有怨气。又知道叶赫老女为当代的绝色，叶赫部主动送来衣服、鞋子等物，便对建州三女逐渐疏远了，并以骲箭射努尔哈赤之女。建州三女不肯受辱，向努尔哈赤诉苦。加上布占泰又两次与建州争夺东海虎尔哈部，这就导致了两部进行最后的较量。　　建州与乌拉两部继宜罕山城战后，再次发生冲突。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九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统率三万大兵向乌拉进发，二十九日抵乌拉境内，沿乌拉河行进。张扬黄盖、鸣号角，击鼓向前，以示兵威，直达乌拉大城的河对岸列阵。乌拉布占泰贝勒见敌兵大至，决定不与建州兵决战，采取白天出兵袭击，夜间收兵休息，以疲劳建州兵卒的战术。努尔哈赤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两贝勒，想渡乌拉河主动进击。努尔哈赤告诫说：你们所说的话，象浮面取水那样容易，凡是遇事都应当深虑。象伐大木吧，哪能一下子骤然折断，必须以斧子先砍，逐渐砍断。两个相等的国家，怎么能一举歼灭对方？于是，下令先将乌拉大城周围的各个小城攻占，以孤立乌拉城。又令军士纵火，把沿河六城的房屋、谷物全部焚毁。　　乌拉布占泰见沿河六城被焚，财物尽被烧毁。接着又有五城失守，而建州还没有退兵的意思，十分着急，便派遣大臣吴巴海巴图鲁乘船到努尔哈赤军营的对岸，对建州使臣说：汗父兴兵到此，不过是一怒之下而为之。今天敬请息怒，可否留下话退兵。努尔哈赤对于乌拉来使不予理睬。布占泰贝勒三次遣使求和，努尔哈赤都不肯接见。布占泰贝勒只好亲自率领六员大将，乘船前来拜见。努尔哈赤得知布占泰前来求见，便身披明甲，胯下骑着白马，从军中走出，步入乌拉河，水至马腹，站立河中。布占泰看见汗亲自出营，慌忙叩头，恳求说：乌拉部就是汗父的部，乌拉的谷也是汗父的谷，请不要焚烧谷物。努尔哈赤严厉地责问：布占泰！先前擒你在阵上，将你已经该死的身子，宽释出来，厚养款待，扶为乌拉国主，以我三女配给你作为妻室。今日你欺骗、蔑视我部，七次违背盟誓；掠夺我的属部虎尔哈；想强娶我所约聘的叶赫女子；以骲箭辱射我女儿。又教训布占泰说：我爱新觉罗的人，哪有被责辱的？百世以前你不知道，还有情可原，十世、十五世，难道你也不知道吗？我兴兵到这里，难道是没有缘故的，这受辱的名声，我怎么能藏于心中，含耻于九泉之下呢？俗话说，“宁削其骨，莫毁其名”。我并不是乐意兴兵弄武，听说屈辱我的小女，才提兵到此。布占泰叩头说：这事或许有人进了谗言，离间我们父子关系，使不得和睦吧！若是果然有射汗女，娶汗配婚女子的事，我在水上，下有龙神共鉴。布占泰的部将拉布泰扎尔固齐［44］插话说，汗有如此之怒，只派一位使者来责问就可以了，何必兴师动众。努尔哈赤大怒说：拉布泰！我部下难道缺乏象你这样才能的人，用你来喋喋不休？辱射我女儿的事，难道还用再查吗。娶我的约婚，事已属实，不必再问。这乌拉河难道没有结冰的时候，我兵哪有不再来的道理。到那时，你拉布泰能挡住我的刀吗？布占泰听后，大惊失色，制止拉布泰说：无须多嘴！布占泰的弟弟喀尔喀玛感到事已难于分解，就恳求说：请汗宽恕原谅，可否听汗一言而定。努尔哈赤说：你布占泰若真的没射我女，没有谋娶我的约婚，可将乌拉部众大臣和你的儿子送来我部作为人质，否则，没有凭信。说完转身回营了。大军留住乌拉五天，在乌拉河边鄂勒珲通乎玛山下做木城（今伊通县赫尔苏城）屯兵千人［45］。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见乌拉布占泰不仅不送人质到建州，反而将女儿萨哈廉、男儿绰启鼐和十七大臣的儿子准备送往叶赫部，并决意聘娶叶赫老女，囚禁建州二女而大怒，亲自统率大军再征乌拉。因为哨探侦知乌拉部将于十八日送质子去叶赫部，所以，他们十七日提前一天抵达乌拉境内。乌拉兵不能抵抗，建州军连下孙扎寨城、郭多城、鄂谟城，当夜军队屯驻于郭、鄂二城（诸城皆在吉林城东北三、五十里之地）。　　正月十八日，布占泰统兵三万，出富尔哈城迎战。努尔哈赤见乌拉兵出战，手下众将也纷纷求战。次子代善等愤然说：初战，唯恐布占泰不肯出城，相议设谋，引他出城。今天布占泰既然率兵出战，舍掉良机，我们兴兵到这里，厉兵秣马为的是啥？若是布占泰娶了叶赫的女子，我们蒙受了耻辱，虽然已经讨伐了乌拉部，又有什么益处？今天我们大兵到此，兵强马壮。应当传令将士，决一死战。努尔哈赤听了这些话，愈加沉静地说：两国交兵，必然我与众贝勒、五大臣、众将领身先士卒，我不是怕战，而惜爱众将，恐怕有一、二个受伤。众将听了努尔哈赤含有深情的话，求战情绪更高。努尔哈赤见此便进一步激励说：承蒙上天保佑，我自幼在千军万马之中，孤身冲突，矢刃交加，身经百战，从无惧色。今天，将何所畏惧。说罢，披甲将要率先出战。全军上下顿时欢声如雷，人人披甲待战。努尔哈赤决定破敌于城下。下令说，若是击败敌兵，可以乘势先夺城门。　　这时，布占泰已经统率三万大军，严阵以待，两军已经逼近，建州兵下马相峙。初战时，两军弓箭手对射，矢如风发雨注，声如群蜂聚集，杀气凌云。努尔哈赤环顾众将以后，拍马舞刀猛然杀入敌阵，众贝勒、大臣，各统亲军奋力冲杀。乌拉兵抗不住建州大军潮水般地冲击，阵脚顷刻大乱。兵溃如山倒，乌拉兵纷纷弃甲、丢戈，四散奔逃。建州大将安费扬古首先冲到乌拉大城，竖起云梯，率先登城。待努尔哈赤杀到城下时，乌拉大城已经陷落。安费扬古迎接努尔哈赤从容入城，坐在西门城楼上观战。这时，建州各旗兵追杀乌拉兵于旷野，布占泰全军崩溃，损兵折将十有七、八，只率领百名亲兵，勉强脱身逃回。在慌乱之中，刚到城下，见城上建州大旗迎风飘扬。他大惊失色，正想拨马脱逃，被代善的兵团团围住。布占泰以兵少势单，无心恋战，杀开重围，夺路而走。亲兵又折损大半，收集逃兵近千人，向叶赫部逃去。这一战，建州杀乌拉兵以万计，得甲七千，其他各种器械不可胜数。屯兵十天，赏赐治军，编户万家。乌拉部至此灭亡了［46］。　　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征服扈伦三部的同时，在与乌拉布占泰的争夺中，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正月，收服了安楚拉库、内河二路。第二年正月，东海窝集部的虎尔哈路长王格、张格前来朝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在迁移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五百户到建州本部后，同年五月，努尔哈赤派动弟巴雅喇，大将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等统兵一千，收服赫席赫（今吉林省敦化县境）、佛纳赫（今吉林城西南五十里之地）、鄂谟和苏鲁（今吉林省敦化县黑石屯），将其居民全部迁入建州。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二月，朝鲜王国送还瓦尔喀人一千多户［47］。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令扈尔汉侍卫大臣领兵一千，征服东海窝集部所属的瑚叶路［48］。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命大将额亦都统兵千员，征南集部内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皆在绥芬河上游，苏联境内乌苏里斯克城一带），回军时横扫雅兰路（今苏联滨海边区塔乌河流域）［49］。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七月，努尔哈赤命七子阿巴泰，大将费英东等率兵一千员，征讨窝集部内乌尔古宸（今苏联境内比金河一带）、木伦（今穆棱河）二路。同年十一月，努尔哈赤派遣额驸何和理，额亦都、达尔汉三位大臣，统兵二千，破虎尔哈路的扎库塔城（今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之地）［50］。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一月，进军雅兰、西林（皆在今苏联东海滨省境内）［51］。第二年，向额赫库伦（今苏联纳赫塔赫河一带）进发，收服了各个村寨。　　从万历二十六年至四十三年的十八年中，努尔哈赤从东海瓦尔喀部、窝集部、虎尔哈部，向建州本部迁移户口约五万多人。地域扩大到图们江、乌苏里江以及迤东沿海的广大地区。这是后金国建立前夕，努尔哈赤为统一祖国东海边区作出的不朽功绩。　　随着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统一事业的发展，人口的集中，满族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特别是万历十五年，宣布定国政以后，建州奴隶主政权对内不断地发布政令，对外交在、书信往来更加频繁。作为民族的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历史的和现实的需要了。方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鉴于本部移文往来，全部书写蒙古文，再译成蒙古语，十分不便。设想能以蒙古字编成满字，书写满文。于是。努尔哈赤责令巴克什（即学者、读书人之意）额尔德尼、噶盖去完成。俩人最初感到很困难，向努尔哈赤申述说，我们学习过蒙古字，熟知蒙古语，若是以本国语言编创、译书，实在无能为力。努尔哈赤指出：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一读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一读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国的语言，写成蒙古字，则不熟习蒙古语的女真人，怎么读都一无所知。你们以本国语言编字感到畏难，学他国语就容易吗？两位大臣说：当然，以我国语编制成字最好。但翻译成句很难做到。努尔哈赤举例说，你们看，写一个“阿”（即a）字，下合一个“玛”（即ma）字，不是“阿玛”（即ama，父之意）吗？写一个“额”（即e）字，下合一个“默”（即me）字，不是“额默”（即eme，母之意）吗？你们两个试着写。就这样，仿蒙古字书写，以女真语音读，创制了满族文字，颁行国中［52］。这就是后人所看到的老满文。　　满文的创制，对于满族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又一部分女真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满族民族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当女真社会进入十六世纪末年至十七世纪初的时候，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国家机器的各种职能相继完善，统兵、治民、联系各部，再用原始的传箭、传貂皮相约的办法，已经不适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奴隶制国家繁杂的政务所需要，尤其是在对外交往中使用统治民族自己的文字，已经是现实迫切的需要了。　　满文的创制是继金代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颁女真字”以来，女真人发明的第二种文字，它具体地说明，满族及其先人是一个善于学习，能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很有作为的民族［53］。　　努尔哈赤自癸巳战争以后，征服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又先后向东海各部用兵，兵源大为扩大，各部人员云集建州。因此，在他的面前提出了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最初凡是归附的各部人员，努尔哈赤都命令由各部首领统率，编为牛录。索尔果所部五百户，编组五个牛录。雅尔古所部编组三个牛录，加上零星归来的人员日益增多。上自贝勒有民五千户，下至十六大臣有“人丁千户”［54］，牛录额真管三百户，并有大批被役使的阿哈。同时，牛录数目激增。以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为例，努尔哈赤麾下有兵一万多人，以一牛录三百人计算，至少有三十三个牛录。舒尔哈齐麾下有五千多人，至少有十六个牛录，总计牛录数目已经达到五十左右。从归附的首领数目来看，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手下共管辖一百九十多人，官高的为大臣，多数为牛录额真。牛录数目增多，努尔哈赤等再无法直接管领，于是牛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便向八旗制度演变。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编牛录为四固山（即旗），设黄、白、红、蓝四旗［55］。　　由牛录制向八旗制的过渡，是满族八旗牛录制度的一大进步和发展。它使这一生产组织发展为有系统的国家组织形态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它也是后金国家组织完善化的表现。旗制与牛录制度一样，来源于狩猎生产。初期，女真人行大围时，率领牛录若干，分四个方向围猎。初编四旗，源于四方。总领四方的是“中纛”，又称围底（满语为fere），纛色为黄，居北方，为汗旗。后来，黄旗为皇帝旗就来源在这里。其他三个方向，为围翼（满语为gala），西红、东白、南蓝，都是贝勒旗。每旗各有定向，不许错乱。攻城、驻防，一般都不改变这个位置［56］。这就是旗制的本源。　　女真的兴起离不开蒙古的资助。十七世纪初年，随着努尔物赤对海西三部的统一，与西部蒙古呼吸相通，交往日益密切。这时，蒙古已经形成漠西瓦刺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三部。漠南蒙古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沿明朝北部边境，由西至东为土默特（包括后期泰宁卫地）、喀喇沁（包括后期朵颜卫地）、喀尔喀、科尔沁等。察哈尔林丹汗为元太祖后裔，他的先人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扎萨克，后又徙近辽东，所部为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等九部（亦有称八部的）。林丹汗曾祖父为图们扎萨克图汗，以此明人概之为“土蛮”。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图们扎萨克图汗逝去，其子布延徹辰汗嗣位。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徹辰汗卒，翌年林丹嗣位［57］。因为林丹汗是元太祖后裔，又是强族大部，本部兵马不下三万之众，还可号令几十万人，各部蒙古都视林丹汗如皇帝［58］。林丹汗名为库图克图汗，明人称作虎敦兔。科尔沁蒙古虽然不是来自林丹汗一系，但长期奉事扎萨克图，效忠于察哈尔［59］。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九部联军失败以后，科尔沁鄂巴、明安、莽古思、孔果尔等贝勒相继向后金靠拢，喀尔喀的劳萨贝勒也至后金朝贡。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蒙古喀尔喀巴约特达尔汉贝勒之子恩格德尔，慕建州国汗努尔哈赤之名，远道前来朝拜，得到努尔哈赤的热情款待和厚赏。第二年十二月，恩格德尔又引喀尔喀五贝勒使臣，贡献驼马，朝见努尔哈赤，并尊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满语为kundulunhan即恭敬汗）。从这以后，每年朝贡不绝。这样，努尔哈赤的名声愈来愈大，称为女真国聪睿恭敬汗［60］。十七世纪初年，察哈尔林丹汗想恢复俺答汗统治时期的盛世，即请求明廷如封俺答汗那样，敕封他以王爵［61］，进而统一蒙古。努尔哈赤想统一海西各部，争取蒙古支持。从此，东西两大势力始有相抗之势，而科尔沁与喀尔喀部在这两雄相争之下，开始分化了。科尔沁除翁阿岱以外，诸贝勒纷纷投靠努尔哈赤，喀尔喀的一些贝勒也向努尔哈赤朝贡。这就导致后来的蒙古贵族与女真贵族之间激烈的抗争。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的国力虽然日益强盛，兵力不断增加，但十七世纪最初的十多年中，在统一女真各部中，经济上仍然依赖明朝的关东各市贸易。政治上维持臣子地位，效忠于明廷，不断朝贡通使。他自身也亲自入京朝贡，如万历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四十三年［62］，曾五次入京朝贡，同时，对于明边仍然承担保卫责任。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尽管有迟贡三年，入京争赏，欲抢关市等行为，表示出不驯服的态度，但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与辽东边将议立边境界碑。辽东吴副将与聪睿恭敬汗共拟碑文的内容说：无论汉人或女真人，不许偷逾皇帝的边境，知道通境的。人，见了就杀；知而不杀，则罪及于不杀的人，共同发誓保卫“皇帝之境”［63］。可见努尔哈赤此时对明帝和边官仍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________________［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89载：“老酋欲远交近攻之计……。”［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夫者太（即布占泰）在奴酋城中。第三年，其家属上下，并二十余名，十二月望前始为率来云。”［3］同上，卷189载：布占泰为“老酋解缚优待，拘留城中，作为少酋女婿。”［4］《武录》卷1。［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载：蒙古王刺八“令次将晚者等二十余名，率胡百余人持战马百匹，橐驼十头来献。马六十匹，驼六头与奴酋；马四十匹，驼四头与小酋，其将领等奴酋皆厚待，给予锦衣云”。［6］《武录》卷1。［7］魏源：《圣武记》卷1载称：“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满文老档·太祖》卷10。［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此时为正月，七月，布占泰贝勒回乌拉部。［9］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10］《武录》卷1。［11］［12］《满洲实录》卷2（国学文库本，下同）。［13］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1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0。［15］邓之诚：《神庙留中奏流汇要》卷3载：“奴寨住万山中……与海西犹隔一山如天堑，自并南关而此阶遂为所夺，出路通矣。”［16］张涛：《东北夷情议》载：“以猛酋即江夷叔侄也。猛酋虽为奴婿，不能强江夷以貂珠之利与奴，奴憾猛酋不为他勾引江夷”，参见《筹辽硕画》卷2。［17］《明神宗实录》卷528载：“奴酋视猛酋为釜底鱼。”茅瑞征：《东夷考略》页5上载：“猛骨孛罗不支，以子女质建州，借兵……奴儿哈赤反执猛酋寨中。”再参见同书页10下。［18］《满洲实录》卷3。［19］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载：“猛最忠顺，虏或入犯辄预报得为备，诸酋皆心恶之，奴酋尤甚。”参见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7。［20］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0（海西），《明神宗实录》卷528。［21］张涛：《东北虏情议》载：“东珠、紫貂天下厚利也；利从江夷来，是卜占台（即布占泰）之部落也。此利向从江上到南北关贩卖，开原人甚利之。”参见《筹辽硕画》卷2。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3载：“东海呼尔哈路扎库塔人，……贪乌拉布匹，受其贝勒布占泰招抚。”［22］《万历武功录》卷11。［23］《满文老档·太祖》卷1。意思是说，不偏不依，处于中立地位。［24］《满文老档·大祖》卷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17。［25］《武录》卷2。［26］张涛：《东北虏情议》载：“然奴酋利江夷之心未巳，也只得将三个女儿次第与江夷占台为妻妾，只为尽图江夷貂、珠之利。”［2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3，卷189。［2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载：“今者老酋崛强，忽贼继起，皆知治兵自强。”［29］《朝鲜李朝实录·宣租》卷189载：“卓古虽以不杀为感，而其惭愤之心久而犹存，今之通信，实为外亲内忌。”［30］《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3：“其兄卜安台死后，厥子有之，每笑章台之不享富贵而兴兵云。”［31］《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载：“老酋崛起，胁掠诸部，会宁以西藩胡尽为所制或移于近地，或以为麾下，由此遂强。”［3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6。［3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9。［34］《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载：“……而今兹忽温亦踵老酋之事．此皆近日胡虏所未能之事也，观其凶谋，将欲合并六镇藩胡，尽入麾下。”［3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1。［36］《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1。［37］《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42。［38］《满文老档·太祖》卷二。［3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8。［40］《满文老档·太祖》卷1。［4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4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3载：“老酋兵力比忽贼差盛，而自门岩之捷，其势大盛。雄于诸部，故远近部落几尽服属。”又载：“奴酋……自得利门岩之后，威行迤东诸部。上年间尽撒藩胡，得精兵五、六千，作为心腹之军。……而忽温等胡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43］《满文老档·太祖》卷1。［44］扎尔固齐、是官名，来自蒙古语，断事官之意。［45］《满文老档·太祖》卷2。［46］《满文老档·太祖》卷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63，《满洲名臣传》卷1（安费扬古传）。［47］［48］《满文老档·太祖》卷1。［49］［50］［51］《满文老档·太祖》卷1，卷2，卷9。［52］《武录》卷1。［53］《金史·太祖本纪》卷2。［54］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8。［55］《黑龙江志稿》卷26，《八旗通志》卷1（旗分志）。［56］《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57］张穆等：《蒙古游牧记》卷7。［58］张鼐：《辽夷略》页3—4。［59］《满洲实录》卷8载：“吾科尔沁自事扎萨克图汗以来，效忠于察哈尔，喀尔喀，未有纤微过恶。”［60］《满洲实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载：surekundulunban，汉译聪睿恭敬汗。［61］张鼐：《辽夷略》叙言。［62］《明神宗实录》卷327，卷366，卷453，卷488，谈迁：《国榷》卷82。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入京朝贡一事，尚值得研究。［63］《满文老档·太祖》卷1。建立后金国，拥为英明汗第三章　后金国英明汗一、建立后金国，拥为英明汗　　乌拉部灭亡以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面临着两项任务，一是将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继续下去，完成对叶赫部的合并，一是对于已经集聚的部众进行严格的统治，完善奴隶制国家政权建设，进而完成他攻夺辽沈的目的。　　自从癸巳之战以后，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曾经一度同努尔哈赤盟誓和好，叶赫布扬古贝勒把妹妹许配给努尔哈赤，锦台什贝勒以女儿许配给代善。但时过不久，两大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仇恨越结越深，战事迭起。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海西女真各部与建州努尔哈赤相互盟好，叶赫部与建州部之间的关系稍有缓和。不久，因为建州大将穆哈连远征科尔沁，获马四十四匹，归来时路经叶赫部，为锦台什、布扬古截留，并将穆哈连交给了蒙古。同时，锦台什又将许配给大贝勒代善的女儿，转嫁给蒙古喀尔喀部的宰赛贝勒，致使建州与叶赫两部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加上努尔哈赤将乌拉布占泰送给叶赫部的内河、安楚拉库二路夺过来，一加剧了两部之间的冲突［1］。　　建州奴隶主阶级集团垂涎叶赫部已经为时很久了，而叶赫部奴隶主们的胃口也不算小。过去是叶赫奴隶主们采取攻势，结果失败了。那林李罗贝勒在失败后，曾经派人前往建州部请求归还他的哥哥卜寨的尸体，而努尔哈赤一怒之下，将卜寨尸体剖成两半，送回一半给那林李罗，为此那林李罗气愤身亡［2］，致使叶赫与建州两部进一步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侧妃，叶赫仰加奴幼女（后称中宫皇后）病危，思念其母。努尔哈赤派人前往叶赫部，恭请锦台什送孟古母亲前来建州会面，使其母女能临终前见面。锦台什执意不肯，只派孟古原来的乳母的丈夫南泰前来探望。努尔哈赤对此大为不满，使两部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3］。努尔哈赤厚葬孟古，杀牛、马各一百，祭奠斋戒一个月，随葬奴婢四人，棺槨停在禁内三个月，方肯送葬，最后安置于尼牙满山岗［4］。　　三年以后，努尔哈赤对叶赫部实行报复，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正月初八日，亲统大兵攻打叶赫部，连拔二城七寨，掠回叶赫居民二千多人。从这以后，两部之间冲突迭起。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在统一海西三部以后，兵势很盛，便想一举扫平叶赫部，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建州的兵力，低估了叶赫精锐骑兵的战斗力［5］。当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兄弟统率建州兵全员出征叶赫部时，叶赫锦台什、布扬古两贝勒率领本部骑兵出城列队迎战，两军相对，大战于旷野，战斗十分激烈。因为叶赫的骑兵比建州的骑兵勇猛，建州的步兵比叶赫的步兵善战，两军互有长短。在一般情况下，建州兵畏惧叶赫骑兵。今夭，叶赫兵正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经过一番厮杀，建州兵抗不住叶赫轻骑的冲击，纷纷败溃。聪睿恭敬汗一时不能左右战局，叶赫骑兵紧紧地随后追杀，以致大败而归。舒尔哈齐贝勒中箭负伤，族众多人战死，兵将死伤过半，甲胄、器械几乎全部损失。归来以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大为恼怒，决意报复，命令工匠日夜打造兵器，下令征调洪丹、土乙其等五个部落的士兵，以备十月再战。　　叶赫贝勒锦台什等深知努尔哈赤不会就此罢休，便把建州将再次出兵报复的事报告给明廷。辽东官兵鉴于叶赫部的恳求，联合蒙古各部欲进行千涉。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得到消息以后，不得不转攻为守，集中全部兵力，布防在赫图阿拉以外三十里的瑷阳、宽奠以及西部抚顺一线，增设路障，以防敌兵。正在这个时候，建州内部有个额驸，即乌拉部满泰贝勒的孙子，暗通叶赫与明廷，准备内应，被努尔哈赤破获。在内外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加意防守四十多天，只好暂停对叶赫部的争战，命令士兵各归田里［6］。　　建州与叶赫两部的军事冲突刚刚平息，叶赫布扬古贝勒就采取悔婚行动，将妹妹不再配给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而先后许配给乌拉布占奉和蒙古煖兔的儿子莽古儿大。这使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怀恨尤深。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统兵灭掉了乌拉部，乘布占泰贝勒投奔叶赫的机会，以叶赫悔婚、匿藏汗婿为借口，先后三次与叶赫部周旋。同年九月初六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又统率四万大军突袭叶赫部。因为叶赫部没有准备，先后有璋城、吉当阿城、乌苏城、雅哈城、赫尔苏城、和敦城、喀布齐赉城、鄂吉岱城等大小共十九座城寨陷落。建州兵所到之处，焚毁房屋、掠夺谷物、人口，光是乌苏城就有三百多户被掠。建州军大获全胜而归。这次战争，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采取突袭办法和对大部落先行蚕食，后行吞并之策，吸取了与叶赫骑兵战于旷野的教训。　　叶赫部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倍加警惕，时刻备战，以致居无宁日，时有危机之感。为此，锦台什贝勒便向明廷申诉说，努尔哈赤已经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今天又向我叶赫部进攻，若是削平我部，将向辽沈进兵，取辽阳为都城，夺开原、铁岭为牧场［7］。万历皇帝得知后，看到近年以来，建州兵席卷南关，蚕食辉发、乌拉并及北关叶赫部，又勾引蒙古宰、煖，群驱女真各部，耕牧于南关哈达部旧地，不断地向汉区推进，确有图取开原的势头。因此，派遣使臣警告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不许侵犯叶赫部。　　正在叶赫部紧张的时候，喀尔喀蒙古也发兵掠夺叶赫部，使叶赫部众饥馑，纷纷逃奔建州部，连锦台什的从兄也投奔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去了，以致叶赫部出现大有一朝瓦解之势。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对于前来投奔的叶赫部人，尽心抚慰，给予耕牛，拨发种子。明廷见叶赫部可能瓦解，便急忙采取措施，贷给叶赫部豆、谷千石，供给大锅六百口，任命游击官马时楠、周大岐等带领枪炮手一千人，分别驻守叶赫部的东西二城。这样，叶赫部的人心才稳定下来［8］。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见明军驻守叶赫部，形势对自己不利，便放弃了攻取叶赫计划，送书给抚顺游击，申诉出兵讨伐叶赫的理由［9］，以解边将的“疑惑”。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叶赫布扬古贝勒，把妹妹许婚给蒙古煖免的儿子蟒古儿大，并捕捉建州六个人。明廷警告布扬古这样做不利，布扬古却不听劝告。同年七月，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与蒙古成婚的时候，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摆出一副厮杀的架势。明廷见形势危急，便多方调兵，进行调解，努尔哈赤为形势所迫，只好暂时息兵［10］。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攻打叶赫部时，遇到了明廷的强力千涉，并派军队替叶赫守城。这时，统一战争的关键已经不是简单的征讨叶赫部的问题，而是转变为如何对待明廷的问题了。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虽然眼睛盯着北关叶赫部，想一口吞下去，但又恐怕官军干涉。若长驱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又恐怕叶赫抄其后路，难于收拾，颇有后顾之忧。因此，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取叶赫部的计划，尽力与明军周旋，以求进取［11］。事实上，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垂涎辽沈了［12］。　　自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于佛阿拉宣布“定国政”，建立女真国以来，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的近三十年间，建州的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女真各部空前统一，领地不断扩大，财富迅速集中，奴隶制国家机器日趋完善，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更为明显，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八旗制度已最后确立起来。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所以成为一位民族的领袖，就在于当女真社会进入关键的发展时期，他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女真社会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在他进兵辽沈的前夕，确立了八旗牛录制度为国家的组织形式，正是为满族的进步与发展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体制。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进一步充实、完善化了建州的奴隶制国家体制。除原有的每个牛录设立牛录额真以外，又下设两个代子（即daise，为牛录额真的处手），四个章京（即anggin，原是武职官，现管乡村诸事），四个村领催（即bosoku,译作拨什库，管文书事）。四个章京将牛录中的三百壮丁，分屯四处。规定每个章京下属的人，无论有什么事，去什么地方，都在四个章京的统管下，四屯的人计议而行，有事同办，远行同出［13］。四个章京具体管理三百壮丁，就地生产，或耕或猎都有定制，行军打仗自备糇粮、器械。这样，牛录制度既理行政，又管生产，兼辖行军打仗，成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牛录制度本身的系统化、完善化，为满族八旗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它是建州奴隶制国家的基层单位和社会组织细胞。　　随着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贪欲的扩大和女真各部统一战争的发展，奴隶主中央集权制日益加强，向牛录制度更高一级的组织发展和系统化。在完善牛录组织的同时，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下令将五个牛录编作一队，组成一个甲喇（满语为jalan，汉译为扎兰），甲喇的主管人叫做甲喇额真（即jalanejen）。再把五个甲喇编作一队，组成一个固山，固山就是旗，旗主叫做固山额真［14］。固山领真下设左右手，叫做梅勒额真。初设四个固山，即四旗，旗色为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除四色以外，又将四色镶了边，即黄、白、蓝色镶红边，红色镶白边。每个旗帜二幅，长二尺，旗杆以竹或木料做成，高为一丈八尺。黄旗是汗旗，红、蓝、白是贝勒旗。每色旗都有一面画龙，龙色各随旗而异［15］，总计八旗，每旗各设一个固山额真统领。　　八旗制度初设的时候，八固山都由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统领。汗统两黄旗，大贝勒代善统两红旗，余下的由莽古尔泰、阿敏统两蓝旗，皇太极、阿济格统两白旗。所以，八旗制度建立的初期，都有旗主贝勒统管，具有鲜明的家族统治的性质。　　万历四十三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所建立、并完善化了的八旗制度，处于满族八旗牛录制度发展的历史转变时期，即是由部落联盟、牛录制度，最后向八旗牛录制度的转变时期，而在此以前的一段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或部落首领还起着相当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一切活动都以部落为单位。因此，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各部的农业生产仍然是“酋长掌治耕获”。战时，还是以部落为战斗单位，以大将为一军之长，并没有以牛录，更没有以固山之类的名义行军作战。向东海派兵时，以扈尔汉或额亦都等名义出征。凡是征调人员，都按部落出兵，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想再次讨伐叶赫部时，就征调了洪丹部落、土乙其部落、于伊昏部落、同可母部落、朴可部落等［16］。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就不同了，以“固山”、“牛录”为战斗单位的情况，频载于史，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八旗牛录制度作为满族奴隶制国家存在的形态已经形成或最后确立了。　　万历四十三年末，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国政，建全官制。设立听讼大臣五名，扎尔固齐十名。凡是有听讼的事，先经扎尔固齐审理，再上达五大臣复审，五大臣审后，上告众贝勒。若是事小，不是生杀予夺等重要案件，众贝勒均可结案。凡是重大案件必须上报给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审理大案时，汗坐在大殿上，令讼者跪在下边。案中诸情，汗都一一详问，准许被审的人申辩。最后，汗据实而断，分清是非，辨别曲直，将事情的表里剖析明白。　　五大臣、十扎尔固齐以下，设立判官四十员。荐举办事大臣八员，任务是专门守城和兼管乡间的事务。又委派十六名大臣管理仓粮，并配给八名巴克什，协助记录谷物数量等情况。至此，军事、听讼、理财、行政等国家管理机构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17］。　　各官设立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决定五日一朝，众贝勒、大臣，每五日终了的一天都要集合在汗的大衙门里，凡国家大事，是非曲直，由众贝勒、大臣共议，最后由汗决断。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开创的奴隶制国家，要想发挥国家所具有的全部职能，对内进行阶级统治和对外征战，实施对国家的有效管理，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采取“任官使能”的政策。他认为，天下全才的人不多，有的精于这件事而拙于那件事。有的人善于统兵打仗，勇冠三军，而不善于管理乡间事务，因此要知人任事。假若委以不能胜任的工作，则毫无益处。有的人居住乡间，善于礼遇宾客，而拙于战阵。用人时应该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委派给适当的职务。为了有效地选拔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到各处去查访。凡是有知道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要隐瞒，并指示说：当今国事繁杂，若有众多贤能的人，都能各委其事，则勇于战阵的人给予军职。有益于国家生计而又贤明的人，使他治理国政。通晓舌今典籍的人，命他提供治理国家的好办法，使诸事都能法于古而用于今。有人善于宴请等事，就命他去接待宾客。就是不具备其他的才干，哪怕善于歌唱的，在众人集会的时候，令他歌唱一番，使人人欣悦，不是也很有益处吗？总之，凡是国内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18］。这种“任贤使能”的方针，是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在国家初建时期，广集人才的重大措施。这项政策是极其高明的。　　由于八旗制度的确立和设官理政，审判听讼，广集人才等，保障了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凡事都各有规定，就是拾得一物，也规定物主取二分，拾者得一分。若拾物不见原主来认领，拾者不得私藏，必须将拾物送到衙门悬挂，等失物者自己来认领［19］。这些措施都为建州社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还责令各个牛录砍浅森林，填平洼地、削平山岭等开辟农田。还令每个牛录抽出十个壮丁，四头牛，在旷野屯田，以积聚谷物，充实仓廪。同时还掘壕、架桥，便利交通。全境设立边关，置立哨台，分兵驻守。以建州原地为中心，凡所征服的地域都逐渐得到了空前的治理［20］。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大部分地区，对内进行整顿以后，在奴隶制国家体制初步完善的基础上，宣告后金国正式诞生。　　满族奴隶制国家诞生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先是八旗各个贝勒、大臣举行会议，一致赞同为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上尊号，并作表书，请求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准许。正月初一日，举行了正式建国仪式。　　初一日甲申时分，八旗各个贝勒，率领众大臣集聚在大殿前边，排列整肃。待聪睿恭敬汗升殿就座后，众贝勒、大臣都跪在下边。八大臣出班跪在汗的座位前，呈上表章。接表的是汗的从弟、近身侍臣阿敦和大臣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以后，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宣读表章，表章歌颂了各国所仰慕、尊敬的汗及其恩德，称努尔哈赤为大英明汗［21］，国号称“金”，史为“后金”，年号为“天命”，以万历四十四年为天命元年。　　额尔德尼宣读完表章，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离开座位，率领众贝勒、大臣走出大衙门，对天焚香，行三叩头大礼。拜天以后，回到大殿。汗就座以后，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官员叩见大英明汗，以贺正旦。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22］。　　后金国虽然建立了，但是，对明廷仍然有所畏俱，不敢公开地打起“金”这个旗号。对外仍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对明廷保持一定的臣属地位。但实质上，努尔哈赤已经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割据一方了。________________　　［1］《武录》卷1。　　［2］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载：“纳林布禄贝勒因念兄仇、昼夜哭泣，不进饮食，郁郁成疾。戊戍二十六年春二月，贝勒纳林布禄薨”，《明神宗实录》，卷528。　　［3］［4］《武录》卷2。　　［5］《熊经略集》卷1载：叶赫中军说：“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原自均敌”，参见《明经世文编》卷480。　　［6］《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卷21。　　［7］《满文老档·太祖》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臾考略》页11（海西）。　　［9］《满文老档·太祖》卷3。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1（海西）。　　［11］郭昌：《东事书》家书之一，参见《玄览堂丛书》。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63载：“老酋起于建州，并吞二部（乌拉部、老土部），收其甲兵、强大，有窥辽左之志矣。”　　［13］［14］《满文老档·太祖》卷4。　　［15］《满洲实录》卷4，幼庄：《皇清开国方略》卷4，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　　［17］《满文老档·太祖》卷4，《武录》卷2，国初五大臣为费英东、何和理、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　　［18］［19］《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11。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　　［21］1613-1618年，努尔哈赤以聪睿恭敬汗之称为主，兼称英明任。1616年以后，主要称英明汗，聪睿英明汗，大英明汗等。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2。　　［22］《满文老档·太祖》卷5。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二、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后金国与明廷的关系最后破裂。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决定誓师伐明，出兵进攻抚顺城。四月十三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两万大兵［1］，将要出发攻占抚顺城。出师以前，努尔哈赤书写“七大恨”诉告于天。书中说：我的父亲和祖父没有折取皇帝（系指明帝）边境上的一草一木，没有扰害一寸土地，而明国无故生事于边外，杀了我的父祖，这是一大恨。虽然有杀我父祖的仇，我仍然愿意和睦相处，曾经与边官划定疆界，立石为碑，共盟誓言：无论明人还是女真人，若是有越过皇帝边境的，看见了就应该杀，若见而不杀，则罪及不肯杀的人。明国违背誓言，命令兵卒出边，保卫叶赫部，这是二大恨。自清河城以南，江岸以北，明国人每年偷过边境，侵夺女真地方。我以盟言为据，杀了出境的人，理所应当，而明国不顾盟誓，责备我杀人。逮捕了我派往广宁的大臣刚古里、方吉纳，以铁锁加身，迫使我送去十个人，杀于边境，这是三大恨。明廷派兵出边，捍卫叶赫，使我已经聘定的女子转嫁给蒙古，这是四大恨。把我数世耕种的柴河（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柴河堡）、三岔儿（今辽宁省抚顺城东北铁岭县三岔村）、抚安（今辽宁省铁岭东南抚安堡）三路，女真人耕种的谷物，不许收获，派兵驱赶，这是五大恨。明国偏听叶赫部的话，以种种恶言诬害我，这是六大恨。哈达部人，两次帮助叶赫侵犯我，我发兵征讨，得了哈达部，明帝必令我返还。后来，叶赫部又数次侵犯哈达部。天下各国，相互征战，哪有死于刀下的人，复令他更生，已经得到手的人、畜返归的道理？大国的君主，应当作天下共主，怎么偏偏与我构怨。先前扈伦四部会兵九路攻我，我始反击得胜。明国皇帝却帮助叶赫部，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加剖断，这是七大恨［2］。　　“七大恨”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与女真的历史关系的总结，是双方新关系的开端，也是后金对明廷的宜战书和对女真人的号召书。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师以前，宣布“七大恨”，实际是后金起兵的政治宣言书，即欲报杀父祖的仇，申辩划定疆界的是非；以哈达、叶赫两部的问题为中心，争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的正当性。以“七大恨”作为对明宣战的理由，是后金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明廷提出的挑战，宣告从此后金将以国家姿态对明廷割据一方，分庭抗礼，由臣属关系转变为公开的国家对国家的关系。　　“七大恨”的宣布，所以是明与女真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是因为它是两百年来明朝政府对边区少数民族——明代女真族政策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压迫与反抗，屠杀与争生存长期斗争的必然归宿。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明廷在杀害建州首领董山的同时，联合朝鲜王国官兵清剿建州卫，对女真人民采取剿杀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讨伐建州女真，追捕王杲，袅首于京城西市。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再次剿杀建州，杀了阿台、阿海、觉常刚、塔克世等，使建州女真有名的首领扫地以尽。这不能不在女真人的心中埋下仇恨明廷和辽东边吏的种子。因此，王杲入京伏法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怀恨领深［3］，早有复仇的想法。所以，“七大恨”首先申明为父祖报仇，不是偶然的。　　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并吞哈达、辉发、乌拉等部后，除北关叶赫部以外，女真各部几乎都归附了。当建州还是明廷边区一个卫的时候，女真人与汉区之间的逾境采参、伐木是边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即使发生了纠纷，也不过是明朝一统天下内部之争。当建州作为一个政权出现时，边境上的一切纠纷，都具有国家纠纷的政治色彩了。“七大恨”中的第二、四、六、七恨，都指责明廷干涉后金的统一事业，妨碍了建州奴隶主们的兼并战争。努尔哈赤俨然以对等的后金国汗王的身份，与明帝分庭抗礼，这是双方政治上的最大变化。众七大恨”中的第三、五恨为明与后金争端中的又一个焦点。以明朝边民越界人女真地区采矿、采参、捕貂，夺取资源与后金保护本区资源，以后金扩大农耕面积与明廷反对后金扩大为经济上的最大分歧，这是后金生死存亡的两大问题。　　英明汗努尔哈赤无论在统一战争问题上，还是在资源问题、土地问题上，与明廷早有矛盾。但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为了保持贡赏、市赏和领取年例赏银等经济收入，只好对明廷采取时顺时逆的政策，即当明边备松弛，时机有乘就以蚕食的办法，推进统一战争，扩大地盘，集中人口。当推进弄到明廷出兵、罢市，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妥协、退让，以缓和一时的矛盾和冲突。　　建州原来居住在朝鲜王国的东北边境，连接朝鲜北部三甲地区，由南至北，地多高寒，农作物多以大麦为主，产量不高，人民衣食艰难。迁至王国六镇接界的地区以后，良田很少，多是大山长谷，连绵千里［4］，所以，建州产粮面积原来不大，所产不敷所需。后来进入婆猪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直到努尔哈赤时期，粮食仍无较多的积蓄，不得不籴市于清河、抚顺［5］，而貂、参、松、榛等物产却比较丰富。这些土特产品，经历明代二百多年中，成为女真地区与明代汉区交易，换取米、盐、布、酒的重要物资［6］。建州等女真人与明代汉区交易的中心，主要有抚顺、开原、清河、瑷阳、宽甸等市场，这里的交易构成明代东北边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明代汉区与女真地区区域性的贸易。明朝中叶以后，朝廷政治腐败，贪官敲诈勒索［7］，使边区的朝贡、互市不能正常进行。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先控制了建州三卫、毛怜等鸭绿江以西至辽边的广大地区，将抚顺、清河等互市货源抓在自己的手中。不久，他又以远交近攻手段，争取乌拉布占泰，以求控制黑龙江地区的貂、参资源。因为布占泰靠近北关叶赫部，不能满足努尔哈赤的希望，于是建州便切断了黑龙江地区，以至东海女真各部土产输入北关叶赫的通道，迫使乌拉以北货物经过抚顺市，再转入辽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对乌拉布占泰的决战，以及对东海各部的战争，使黑龙江与东海三部的貂、参来源，都控制在努尔哈赤的手中［8］。努尔哈赤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他代表了新兴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宝贵财富较高度的集中起来，进而造成明代晚期女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　　努尔哈赤早就注意到建州奴隶主集团致富的源泉了。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就以女真国恭敬汗的身份与明廷争利了。方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与明边关副将订立守边盟誓，约为共守皇帝边境，立石建碑［9］的实质也是保护本区资源，保护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在明廷的武力威胁下，努尔哈赤对明廷为了表示恭谨和誓守立约的决心，把盗窃叆阳马匹的女真人斩于界碑之下［10］，也是据理而行，是忍小痛而求大利。在保护女真地区资源的问题上，努尔哈赤面临着复杂的斗争，既要反对明朝边吏的欺诈，以劣等货物充赏等不法行为，又不损于臣子的地位和大节，以保持取得明朝的贡、市两赏和领取年例赏银。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明廷派五十个人到建州的近地叆阳堡铸铁，努尔哈赤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大臣达尔汉去巡边，进行追杀。明廷得知铁工被杀，决定关闭叆阳市场。努尔哈赤深知罢市意味着割断了建州的一条经济命脉，只好妥协，送回四十多名女真人到明边关求和，明廷才允许开市［11］。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夭命元年）二月，清河城驻守游击官冯有功，驻于后金近地，以金石台为两区界限，双方属地人民各守碑界，不许越过。冯有功为了采运木材，私自纵令军士出界采伐。努尔哈赤认为汉区军民每年过境掘银、采参、伐木、采集松子、蘑菇、木耳等，是对后金的侵扰。为禁此事，根据原来约定，于是，命令达尔汉侍卫再次巡边，邀杀越界的明边兵卒五十多人［12］。辽东督抚，广宁新督堂派人送文诘责努尔哈赤，并将后金使臣刚古里、方吉纳和另外九个人拘捕在广宁。同时，又送书文给努尔哈赤说：我军民出界，你们可以送回来，为什么擅自杀害。努尔哈赤答书说：两家曾经立碑为界，碑上明文载道：知道出皇帝边境的人不杀，罪及不杀之人，为什么你们不顾约定的话，强辞夺理。明辽东督、抚不答应，提出以砍达尔汉侍卫的头为条件，否则，将不放刚古里、方吉纳等人。努尔哈赤在明边廷官将的压力下，被迫悔罪认罚，献出十个人在境上斩首，刚古里、方吉纳才得释而回［13］。　　关市贸易是涉及女真民族存亡与兴衰的大事。努尔哈赤由纳贡的臣子，转变为敌国之君，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明廷的经济统治，尤其边吏的压迫，使关系日趋激烈。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御史熊廷弼为了控制西部蒙古，分离乌拉等部与蒙古的相互联属关系，突然决定停止女真贡、市两年，致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和各部女真人民所采集的人参烂掉三十多万斤［14］，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了扭转明廷官吏在参价上的刁难，努尔哈赤发明了人参煮晒法，使大量的人参可以长期保存，做到了存售自由，倍得常价，有力地保护了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15］。可见，后金作为与明廷相对立的国家出现在辽东，也是经济上积怨颇深的结果。　　努尔哈赤为维持与明廷的经济关系，有时不得不忍辱负重。依照旧例，建州每年向明朝政府进贡蜂蜜。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有进兵辽东的计划，注意积谷备战，以蜜充粮，贮谷实仓，决定暂时停止向明廷贡蜜。明边关抚臣风闻此事，似信非信。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决定派人探明虚实。于是选中了辽阳材官肖子玉办这件事。肖子玉是个无赖之徒，很不正派。他嫌出使建州自己的官职过低，竟佯装都督，乘八抬大轿到建州质问停贡事。努尔哈赤熟知辽阳情况，并知道肖子玉的根底、对于他伪称都督，盛陈仪仗，虚张声势进入建州先不予理睬。肖子玉见建州大都督不肯出城前来迎接“天使”，大发雷霆，威胁说：天使光临，大都督不出来亲自迎接，有侮天朝，将要问罪等等。努尔哈赤认为派来使臣事关朝廷，不单是肖子玉一个人所为，便改变态度，按礼迎接朝廷使臣，亲迎肖子玉入宫，款待十分周到。肖子玉以为努尔哈赤盛情有礼，欣喜若狂。宴席上，他询问努尔哈赤说，近年以来，建州为什么不贡蜂蜜？努尔哈赤应付说：本部蜂蜜如天朝的五谷一样，天不由人，时令各异，丰欠不常。近五年以来，花疏蜂死，无蜜可贡。待花满枝头，丰年有蜜的时候，将按例朝贡。并说：此等小事，“何须圣虑”。努尔哈赤从容不迫，随机应变，使不了解建州实情的肖子玉无言可对。宴后，努尔哈赤又以厚礼相赠，肖子玉大喜。归去时，努尔哈赤远路相送，与子玉并辔而行。分别时，努尔哈赤拍子玉的肩头说：你是辽阳无赖肖子玉，竟敢伪称都督，身临我境。不是我不能杀你，也不是我不能上奏皇上。今天待你以厚礼，是以不轻侮天朝的缘故。你回去代我禀告抚台大人，深致敬意，并转告他以后不要弄虚作假。肖子玉听后，面红耳赤，狼狈西奔［16］。　　涉及柴河、三岔儿和抚安三地事件的第五恨，也是由来以久的。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计杀猛骨孛罗以后，南关哈达敕书、屯寨、土地、人、畜，都为建州独占了［17］。明廷虽然曾经派人诘责过努尔哈赤，但仍无法阻止努尔哈赤占有南关。这是因为努尔哈赤深知边官多不尽职，睁一眼闭一眼，都不肯深究。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三月，努尔哈赤指派部民垦种南关土地，纠结西部宰煖、卜儿亥、瓜儿兔等蒙古二十四营人马，驰至清河城一带。明边吏深感情况紧急，使调兵遣将，禁止建州市籴。迫使努尔哈赤向御史张涛说明抚安等地，建州已经耕牧日久，只愿将新垦土地一概罢耕［18］。但第二年，明廷边备稍微松弛，努尔哈赤又派部众垦种已经罢耕的土地，并增派部众至汎河口（今辽宁省铁岭县南“范河”）、孤山（今本溪县东南“新城子”）及其近地刘家、仙人洞等地扩耕［19］。明廷边臣将此事急奏朝廷。万历帝旨令广宁总兵张承荫巡边，承荫到边后，指派通事董国荫出使建州。他对努尔哈赤说：界碑要重新确立，柴河、抚安、三岔儿三处所种的田，不准你收获。努尔哈赤争辩说：三处是我祖祖辈辈耕秒的田地，若是令我退耕，不许收获，是欺凌我……［20］。　　在退地罢耕相持不下的时候，新巡抚都御史郭光复走马上任，大张声势，蓟门（系指山海关内及其以西的河北驻防兵）边兵调防，道路相望。同时，又调动辽阳兵赴边虚张声势。努尔哈赤怀疑朝廷将要发兵讨伐，颇为惊恐。明廷备御肖伯芝又持书来警告。努尔哈赤在如此威胁下，被迫带领妻子等数十人，来到抚顺关请示，申诉说抚安、三岔儿二堡边外，是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牧种。如今，夭朝一定要怀疑我，而欲加兵，我先将妻子送来就是了。巡抚辽东都御史张涛等派通事谕告说，朝廷没有发兵，只是查地而已。努尔哈赤当即提出愿意以儿子作为人质入送，以免北关叶赫诽谤我［21］，也消除边官对我作乱的怀疑。可以将质子送到广宁或留居北京，听朝廷裁定。努尔哈赤用申明自己没有作乱的意思和请求质子表示诚心等办法，摸清了边将的底细，随后便率领妻子等人返回建州。　　明廷对于努尔哈赤一面强占土地，扩大耕界，一面又主动表示退耕，愿意质子，取信于边官等作法捉摸不透真意，因此，举足失措。在努尔哈赤归寨不久，边臣与御史张涛等议决，派遣督理三营大旗委官籍大成到建州去选取质子，派兵丁马成功等十多人伴行。辽阳守道官白养粹也派差官赵一鹤代替抚顺备御王崇古，另有通事董国荫等佐助籍大成同去建州。朝廷使臣将要到来的消息传入建州后，努尔哈赤派侍卫大臣达尔汉远迎于百里以外。他也离城二十里相迎，并热诚地敬请籍大成等一行进城，设酒款待，厚赠礼物，奉送貂衣挂七件，貂皮三张，红狐皮十九张，马鞍子一副。每宴必条牛幸羊，大宴三天。努尔哈赤在席间详细说明自己多年以来，看边恭顺，并愿将亲生儿子巴布海（第三妾真哥所生）作为人质送入朝廷。这一年，巴布海十七岁，由将领阿都、刚古里等三十多人送入抚顺关［22］。可见努尔哈赤是不惜一切代价，力求不退耕，以保住建州粮食的收入。　　努尔哈赤虽然质子边廷，但明廷内部对此事的看法仍不一致。兵部认为质子真伪难辨，留着反而会被欺诈，不如送回去为好［23］。惟有都御史张涛认为建州送质子一事，是“旷达盛事”，并以此为据，颂扬努尔哈赤忠顺之心，不必怀疑。同年八月，明廷派遣官员命令努尔哈赤撤耕。努尔哈赤深为惊异，反问使臣说：我已经质子，允许我秋收，你们的马法（即对明官的尊称）怎么说话不算数，反复无常。在明廷的压力下，努尔哈赤由于力不从心，不能不忍耐，只得表示愿意撤出新耕的地。但田中的谷物由谁来收，边吏含糊其辞，不肯说明。努尔哈赤又到了边关，面见都御史，追问庄稼怎么处置。他说，现在庄稼籽粒已经成熟，是否朝廷想收？都御史张涛说，朝廷怎么能收这些谷物呢？努尔哈赤见边官不明确地答复，深为不满，便直追问一句说，是由北关叶赫来收吗？张涛听他话中有怨气，便反问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狡诈呢？哪有东种北收的道理。这里的谷物，待秋成以后，仍然由你们收获，明年不许再种。努尔哈赤只好同意退地、定界［24］。　　都御史张涛等人相信努尔哈赤质子、退地等行为是忠顺的表现，因此，边备松弛，不加严防。努尔哈赤着准了时机，急发大兵围烧北关叶赫部十九个村寨，掠走了大批的人、畜。明廷边官这才如梦方醒，增派官兵防守叶赫城寨。努尔哈赤利用明廷边关将吏不尽心尽职，搪塞应付，事事不察实情的弱点，采取能屈能伸，时进时退的方法，欺哄边吏，谋求发展。连辽东有名的经略熊廷弼也承认，努尔哈赤这个人不好处置［25］。可见努尔哈赤质子、退地是欺哄张涛等人，使其边方弛备，以便乘机图取北关叶赫部［26］。　　以事实而论，柴河、三岔儿、抚安三地，都是过去南关哈达部王台的旧地。猛骨孛罗在世的时候，哈达部据有三岔儿、抚安、柴河、靖安（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四堡近地。努尔哈赤所说的世代祖居耕种的土地，系指三岔儿、抚安两地。愿意退耕的土地系指柴河、靖安两地。按理说，诸地都是海西都督王台的旧地，不是建州祖居地。努尔哈赤必欲占耕，并与明边官争地斗智，结为深仇，其原因就在于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管辖的居民人口日益庞大，粮食问题已经成了一大难题，而建州原有的土地旱涝薄收，扩耕南关地界，势所必然。况且哈达部原有的部落都隶属于努尔哈赤了，人归地随，自然争执的症结不在土地属于谁，即使明廷决定应当给还哈达部，那么实际上也是归努尔哈赤管辖。关键的问题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对不对，他应不应该独立地向外发展？建州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以至向汉区发展，初期是为了谋生存，厚积蓄。明边臣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坚决拒绝他向外扩耕。明朝官员认为不许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有五大好处，这就是：一，阻止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使他不得逼近内地，防止他们窥探边防的虚实；二，阻止努尔哈赤向西扩耕，防止努尔哈赤势力接近北关叶赫部，使他不得随意侵扰叶赫边境；三，阻止努尔哈赤扩耕，不使他粮料充足，人强马壮，生侵犯边境的念头；四，努尔哈赤粮料不足，一遇到荒年必然到边关来叩头乞粮，请求到清河、抚顺籴粮，这样，朝廷抓住他这根小辫子就可以随时彰扬朝廷生养之德；五，至于在清河、抚顺市场上允许他市籴多少，以他的顺逆为转移，顺从就多籴，不顺从就少籴。朝廷想用此驾驭努尔哈赤［27］。这五点的实质是使努尔哈赤的建州国，不得独立生存，切断其向外发展的道路，使其乖乖地依附于明廷。因此，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与明边官在争执耕地问题上结仇怀恨，便是自然的了。　　总的说来，“七大恨”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明廷与女真族积怨很深的问题，作为边区的少数民族，不能不由这些世代所积存起来的争执而勾起民族的情绪和义愤。所以“七大恨”的提出起到了某种号召作用，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打着民族旗号，对明王朝宣战的政治宣言书。明朝京官也都清楚这一点，指出“七大恨”是一片“激挑之意”［28］。它是两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对明廷的公开抗争。它正式揭开了明廷与女真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努尔哈赤由明朝的守边臣子到起来造反不是偶然的。二十年来，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态度逐渐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口称共守皇帝边境，然而与明廷的矛盾却日益在加剧，逐年在激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官余希元出使建州的时候，努尔哈赤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保守天朝边境九百五十里，不曾有二心，并对余希元口称“天朝老爷”，这是历史事实。然而，二十年后情况变化了，努尔哈赤兼并了哈达部，占据了辽东险山（今辽宁省凤城东北石头城附近）、宽甸、大甸（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公社）、新甸（宽甸县青椅山公社赫甸）、永甸（今宽甸县永甸）、长甸（今宽甸县长旬）等六堡等地，势力渐大，对明廷的态度也相应变得强硬，竟将朝廷的一个卫与明廷并列起来，称作你我“两家”［29］。这时，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余希元再次出使建州，规劝努尔哈赤与朝鲜王朝和解，努尔哈赤对余希元的态度已经不似从前了，不是当作十年前的余相公或“天朝老爷”了，而是在言辞举动方面多有不恭之处［30］。后来，建州部灭了辉发部，于乌揭岩大败乌拉兵，势力又有所增长，便对明廷停贡，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起，长达三年之久。还声称要抢明朝辽东关市，派遣使臣进入北京，大肆素赏，甚至，冲御道，投书抗议边民入境不返等，与明廷的矛盾愈演愈烈。明廷已经洞察到努尔哈赤“反形已著”，“变态已彰”了［31］。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一举消灭了乌拉部，接着火烧北关十九城，建立后金国，其势可以与明辽东官军抗衡，时刻窥视辽左［32］，并决意公开与明分庭抗礼，待“七大恨”公布于世的时候，已经与明以“南朝”与“北朝”相称了［33］。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初，努尔哈赤对众贝勒、大臣说：我们与明国有“七大恨”，其他的小恨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若是征伐明国，应当多方计议，假如公开修整攻战器具，恐怕泄漏军机，最好以修建众贝勒马厩为名，先派七百人去伐木，然后秘密地制造器械，以备攻战用。　　那么，英明汗努尔哈赤怎么不早不晚，偏偏把对明朝的战争选在万历四十六年呢？因由十分复杂。概括地说，有四点：　　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以后，建州奴隶主阶级试图继续推进统一战争，将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但两次对叶赫部的用兵都遭到了明廷的阻挠和干涉，同时，明廷派遣官军驻守叶赫部东西二城，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一战争，打不下去了。从此，努尔哈赤进军辽左的念头渐渐成熟起来。从万历四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命令每个牛录出十名壮丁，四头牛，单独找旷野屯田积谷。万历四十三年又再次提及这件事。同时，积极养蜂储蜜，不向明廷朝贡，增编牛录，完善八旗制度，以备征战。万历四十兰年，建立后金国，黄衣称朕。足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夭命三年）对明开战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作了长期备战的必然归宿，也是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声与中朝（即明朝）为难”［34］，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有“窥辽左之志”的继续。换句话说，后金奴隶主阶级已经觉得有相当的力量与明廷较量了［35］。　　第二，由于明朝边吏贪贿，边廷的贡赏、市赏都不能正常地进行。边关自从万历皇帝从京城派来个税吏高淮，就更加每况愈下了。高淮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拖欠建州参钱，长期不还。为此，努尔哈赤曾经率领轻骑兵五千到抚顺关上挟赏，要求或给还参钱或将欠参钱的人交出来［36］。同时，明辽东边官在进行贸易中，不是凌辱贡使，就是赏赐草率、拚命克扣［37］，连努尔哈赤兄弟也不能幸免。这就使后金奴隶主集团不能正常获利，不得不下决心放弃市赏、贡赏之利，以图大举［38］。　　第三，自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以来，辽东军民连续越边采木、掘银、挖矿等，造成明金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在“七大恨”中指出，“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汉人偷逾出境，侵夺女真地方”［39］。对此，后金奴隶主阶级十分恼火，认为是“扰害无极”［40］。所以，努尔哈赤频频要求“声辽人之罪”，也构成了揭开战幕的一个近因［41］。第四，促成抚顺之战的另一个近因是辽地连年大灾。从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就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后金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虽然积储有年，但连年大灾，导致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本部居民到朝鲜王国去就食。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全年缺粮，且逢大灾［42］。出兵抢掠抚顺，既是后金奴隶主阶级求生之路，又可以使人马饱腹，缓解危急。这些因素，促成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阶级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从时间的选择来看，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偶然性。　　同年三月，英明汗努尔哈赤传令各个牛录额真，令其催促部民用心饲养战马，整顿盔甲、兵械。四月，动兵以前，颁布攻城策略，谕令领兵的众贝勒、大臣说：平时处事应肖以正直为主，战时应当尚智巧谋略。战争中能够做到不劳已，不损名，克敌致胜的可以作为三军统帅［43］。英明汗努尔哈赤颁布了攻城、野战的策略以后，又具体的布置说：每个牛录出五十个甲士，以十个甲士守城，四十个甲士出征。四十个甲士中以二十个甲士造做云梯两件，以备攻城。同时申明军纪说：自出兵的那一天起，到班师回城止，军士不准离开本身所在的牛录，违抗的逮问详察。若是甲喇额真（即五牛录额真）不向所属军民申明汗的法令，罚甲喇额真和违抗的人马各一匹。若是甲喇额真已经申明了军纪，那就将违抗的人正法。又对官兵作了具体指示，他说：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的职务非同一般，凡是汗所委托的人，不能胜任的可以引退，如果免强接受了，则会率领百人误了百人的事，率领千人则误了千人的事。各个官职都涉及到国家大事，非同小可。凡是攻城夺邑，如果有一、二个人盲目的率先登城，那不值得赞扬，受伤、死亡也不给赏，不记功。凡是毁坏城垣的记首功，由固山额真记录下来。城垣破坏，固山额真吹响角螺，各处兵同时进战时，率先登城的人记大功［44］。在进攻抚顺城以前，英明汗努尔哈赤就作了这样的物质、军事和精神等诸方面的准备。　　四月初，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决定四月十五日，在抚顺大开马市。消息传到了后金后，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认为时机已到。四月初八日，后金奴隶主集团召开秘密的军事会议，研究军事形势和攻城部署。四贝勒皇太极积极主战，他说：对明开战，必须先夺抚顺城，此城是我们出入的要路和通向明朝边关的门户。李永芳要大开马市，边备必然松弛，应该以精兵伪作商人，混入城中，内外夹击，大事必成［45］。英明汗努尔哈赤同意了皇太极的作战方案，并研究了四项具体措施。第一，以厚赏收买、引诱抚顺城的兵卒。令作向导［46］。第二，派人鼓动西部宰赛、煖兔等蒙古二十四营到抚顺讨赏，以分散李永芳等人的注意力和官军兵力。第三，派遣汗的两个儿子前往广宁府，探听明军统帅部的意向及战备情况。第四，大造入市经商舆论，以迷惑明边官。计划议定后，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分头去布置。　　四月十三日，英明汗努尔哈赤在军前正式宣布“七大恨”的同时，申明军纪说：凡是阵中所获得的人，不许剥取衣服，不许奸淫妇女，不许分离夫妻，抗拒者必杀，投降者不许乱杀。拜过堂子后，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抚顺开去。大军行进三十里，分兵两路，到古勒山城宿营。十四日，八旗兵分八路冒雨前进，抵达斡珲鄂谟（今抚顺县境）郊外安营。当晚，英明汗努尔哈赤，将先朝金国的历史讲给蒙古额驸恩格德尔、萨哈连听，并自我表白说，自古以来，作为君主的，都身经战阵之苦，然而都未能永享尊位。今天我兴兵到此，不是为了图取大位，以求得永远享受，只是因为明国屡次构怨，难以容忍，不得已而为之。当夜兵分两路，左翼四旗兵进取东州（今辽宁省抚顺县小东公社东州村）、马根丹（今辽宁省抚顺县救兵公社马郡）。努尔哈赤与四贝勒皇太极统率右翼四旗兵以及八旗护军直奔抚顺城。　　大军出发前，英明汗努尔哈赤派遣二子前往广宁府城，十四日夜间到达辽东总兵张承荫的府邸作客。席间，二子与张总兵谈笑风生，对饮欢宴。一子见总兵官已经有些醉意，便问道：总兵大人，我父亲的志向可不在小啊！我们屡次进谏，他就是听不进去。若是一旦统兵南向，大将军有什么计策？张承荫毫无警觉，只是自夸朝廷的威德和辽边守备如何坚固，却没有对应之策。二子见天色已晚，情况也探明了，便微笑着告辞而去［47］。同一夭，后金市貂、参的“商贾”在抚顺关宣称，明天将有三千人的大市。十四日，努尔哈赤派遣总兵官麻承塔扮作马商，赶着马群向抚顺关出发。十五日早晨，麻承塔等在抚顺关大市上佯作贸贩马匹，同时又派八百人到抚顺城去讨赏。这时蒙古宰赛、煖兔各部披甲戴盔，于辽河两岸下营，也到抚顺城讨赏。这时，后金又有“商贾”驱赶数十辆貂、参大车，缓缓而来引诱抚顺城内居民出城东关交易。乘混乱之机，皇太极所率领的五千伏兵与麻承塔的商队，在一声号角响过后，都突然拥到抚顺城下，城内外顿时大乱，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大队也及时赶到，内外夹击，喊杀声震夭动地。李永芳等闻讯登城，稍做抵抗，便与中军赵一鹤等投降了。千总官王命印、把总官王学道、唐铭顺等率领部下搏战，都死于战场，其余如白云龙等官兵都乘乱逃跑了。抚顺城官兵有五百九十多人被俘。军民死伤两万人，近万人被掠走。同时，东州堡也失守了，守堡李弘祖战死，军士被掠走二百二十多人，马根丹堡守备李大成及军民被掠去一百六十多人，共计三城被掠走官兵近千员［48］。主要被掠走的是居民，以三城为中心，旁及五百余座台、堡（明史为115座），地域从抚顺城外伸越百里，共被掠人、畜近三十万。十六日，英明汗努尔哈赤留兵四千，折毁抚顺城，收乒到抚顺东北的旷野，扎营于嘉班城，论功行赏，将人、畜分给众军。降民编了一千多户。俘虏中有山东、山西、苏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地的商人，计八路商贾十六人，分别赏赐路费，令他们各带“七大恨”书一份，返回家乡。　　后金攻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三城以后，把大批的人、畜、财物分给众军，功大的多赏，功小的少赏。伤重的多赏，伤轻的少赏。战死的甲士优赏。所得的财物，连分五天还取之不尽，到二十日，只好将余财送往老寨［49］。　　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失守后，后金已经把人、畜、财物分尽，明军还迟迟没动。辽东巡抚季维翰自己不懂军事，只是发红旗催促总兵官出战。广宁镇守总兵官张承荫亦素不习战，又毫无设防。听到抚顺失守的消息，大惊失色，手足失措。他迫于抚臣李维翰的一再催促，才不得不出战［50］。因此，抚顺陷落的第五天，张承荫才集合边军前往抚顺增援。援军五路并进，追到抚顺城南的边墙口外时，蒙古宰赛、煖兔各营兵仍然集中在辽河西岸，察哈尔林丹汗的兵从西边压向东方，炒花部屯兵于镇静堡（今辽宁省北镇县白厂门附近）外。后金兵在东引诱明军，宰、煖各营呼应于西，使明兵进退维谷，顾虑重重。镇守总戍张承荫，分营列队，步伍十分错乱。另有辽阳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如贵等，共统兵一万多人。后金军向东退，明军不敢紧追，只蹑其后侦察、跟踪。如此情况，后金侦卒报给了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以后，两贝勒决定披甲迎战，并上报给英明汗。努尔哈赤当即分析说：明兵不是想与我们对阵，只是为了报告他们的上司，已经把我军驱逐出边了而已，目的是欺骗君上罢了。命令额尔德尼巴克什传告两贝勒，不必出击。两贝勒坚持请战说，我兵可以乘势袭击，若是默默的回兵，明军必然以为我兵是怯战。最后，努尔哈赤同意出击，两贝勒开始拔营进战。　　这时，明兵分三处据山守险、掘壕，布列火器，安置营盘。张承荫临战采取三营分列的战法，阵脚不稳，军心不定。面对后金八旗兵的猛烈冲击，急放火器，矢发如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金兵冒死冲阵，不多时，将明军三大营兵层层围困起来，明军已经四面受敌。这时，右营游击刘遇节首先临阵脱逃，各营相继大乱，纷纷溃败。八旗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尸横相枕。镇守总兵官张承荫、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五十多员阵亡，明残军被追杀四十多里，得以脱身的仅十分之一、二。丢失战马九千多匹，抛弃盔甲七千多副，火器、刀、枪等损失惨重。后金军大败广宁援军，凯旋回师，努尔哈赤再次论功行赏。二十六日，后金将抚顺等处的窖谷大批地集中起来，随同大军运往都城赫图阿拉［51］。________________　　［1］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二》页9下。　　［2］《满文老档·太祖》卷s。　　［3］官应震：《辽蓟情形并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7。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7，《九十九筹》卷，参见《玄览堂丛书》。　　［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载：“两关地界沃饶，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涝薄收……而粮不继，势不得，取给清、抚之籴。”　　［6］毕恭：《辽东志》卷3。　　［7］马文升：《抚安东夷记》页2。　　［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载：“太祖自吞南关，尽并乌龙江上诸夷，独擅人参、松子、海珠、貂皮之利，日益富强、威制群雄。”　　［9］《满文老档·太祖》卷1。　　［10］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　　［1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12。　　［12］《神宗实录》卷552。　　［13］《满文老档·太祖》卷5载：这十个人是囚于狱中的叶赫部人。明边官认为是“生事部夷”。　　［14］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四章。　　［15］《武录》卷2。　　［16］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　　［17］《明神宗实录》卷528。　　［1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7（建州）。　　［19］《明神宗实录》卷519。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　　［21］张涛：《属夷家事互拘揭》，参见《筹辽硕画》卷2。　　［22］张涛：《建夷质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阿都即努尔哈赤从弟阿敦。　　［23］《明神宗实录》卷512载：“章下兵部议，已而兵部以奴子真伪难辨，留之反为所绐，不如遣还为便，上是之。”　　［2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建州）。　　［25］熊廷弼：《东夷归疆起贡疏》载：“奴酋能强能弱诡谲而难驭也”，参见《筹辽硕画》卷1。　　［26］薛贞：《申饬固守大张挞伐疏》载：“……自认质子为恭顺，我已堕其术中……其意在图北关耳”，参见《筹辽硕画》卷4。　　［27］《明神宗实录》卷519。　　［28］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载；“迹其七宗恼恨之词，浑是一片激挑之意”，参见《筹辽硕画》卷5。　　［29］熊廷弼：《议款原图修备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　　［30］《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30载：“奴儿哈赤…对希允礼貌言辞比前倨傲，希允心惧，疾驱而归。”　　［31］《明神宗实录》卷457。　　［32］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33］傅国：《辽广实录》卷上，参见《丁丑丛编》。　　［3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1上（海西）。　　［35］薛三才《兵食计当蚤决疏》载：“奴酋……其威力足以吞并诸夷，其财力足以纠连诸虏”，参见《筹辽硕画》卷4。　　［36］邓之诚：《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3。　　［3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载：“太祖受赏于抚顺关，辽人士习狎气凌之，宴赉殊草率，且负参貂之值。”　　［38］亓诗教：《用人安攘疏》载：“夫抚顺为酋市赏之处，不难一举而尽付之兵火之中，其不贪我市赏甚明”，参见《筹辽硕画》卷43。　　［39］《满文老档·太祖》卷6。　　［40］《武录》卷2。　　［41］熊廷弼：《议留贤能饷司疏》载：努尔哈赤“其抢抚顺也，激于采木之仇”，参见《筹辽硕画》卷40。　　［4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12载：“且言上年（1616）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1618年5月，唐世济在《增饷臣预輓输疏》载：“东土大灾”，参见《筹辽硕画》卷5。　　［43］［44］《满文老档·太祖》卷6。　　［4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载：“四王曰：抚顺是我出入处，必先取之。今日四月八日，闻李永芳开大马市，再二十五日止，边备必疏，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马商，驱马五路入城为市，嗣即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举炮内外夹击，抚顺可得。”　　［46］何宗颜：《风霾屡作可惧疏》载：“边关守堡之卒，……受其厚赏，……转为响导”，参见《筹辽硕画》卷4。　　［47］此事《国榷》卷83载是抚顺的事，《博物典汇》卷21载是清河的事。据张承荫死于四月可知，《博物典汇》所载有误。　　［48］谈迁：《国榷》卷8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明神宗实录》卷568，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1，《满文老档·太祖》卷6，李维翰：《黠奴计陷孤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　　［49］后金出多少兵攻占抚顺，史载不一。王先谦：《东华录》载：“步骑二万征明”。《武录》、《满文老档》等书皆载有十万之众。据辽抚李维翰在《黠奴计陷孤城疏》中载：“三万余骑围着抚顺城。”兵部尚书黄嘉善在《各边防御宜亟疏》中载：“抚顺之战，奴兵对敌者不下三万，而其余未动者尚列九营，则所称五、六万不虚也。”本书暂依《东华录》为凭。　　［50］顾大礼：《时事可畏敬掳微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8，《满文老档·太祖》卷6，《明神宗实》卷51。　　［51］《满文老档·太祖》卷6，《明神宗实录》卷56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顾廷相：《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苦战清河城，顽强不罢兵三、苦战清河城，顽强不罢兵抚顺、东州、马根丹等三城诸台堡陷落，辽东军民和财物损失惨重。不出五天，辽东精锐之师，广宁援军又被后金所歼灭。消息传到北京，明廷大为震惊，京城内外一片慌乱。兵部急忙上报皇上，要求积极调兵遣将，启用原任宁夏总兵官右都督李如栢，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兵部点名推举兵部侍郎杨镐任辽东经略。启用原任总兵官杜松，以原任驻扎在山海关。调用义州参将贺世贤，以原任主管辽阳副总兵事务。都司佥书杨于谓升任沈阳游击。备御郑国良，以都司佥书职衔主管铁岭。又召总督蓟辽侍郎汪可受首先出关统镇全局。命令顺天府巡抚大臣移镇山海关。保定府巡抚大臣移镇易州。启用原任总兵官王国栋，以原任镇守居庸关、昌平诸地。命令总兵官刘綎、柴国柱等赴京听调。尚书薛三才上奏说，昌平是陵寝重地，城濠平浅，请派兵前去挑濬［1］。　　经过一番调兵遣将以后，辽东边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有将无兵。总兵官汪可受奏称：征调的兵目前尚未集结，请朝廷允许，先训练当地居民，命令他们人人各自为守。凡是在辽河东西广大地区的生员、秀才等人，暂时停止科举考试，令他们各自组织义旅，有功的人可以破格赐给科名，并号召原来没有官职的人，凡是带领起家丁四、五百人的，任命为副将、参将、游击等职衔，带起二、三百名的，任命为都司职衔。各堡现有的军士，固守一个月的，记大捷一次。固守半个月的，记中捷一次。坚守五天的记小捷一次［2］。同时，又恳请皇上速发币金，要求凑集饷银百万两，以大兴问罪之师。然而廷臣都白白地劳费了心血，万历帝以军饷无措为辞，只出内币十万金。同时，诏告天下说：有能斩努尔哈赤的头来献者，赏金千两，并赐给世袭爵位［3］。　　明廷上下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不断地侦探后金的动静，谍报称：努尔哈赤已经后退三十里，意思是说已有悔悟之意。朝鲜李朝官员也摸不清底细。前来报告说，努尔哈赤自从侵犯抚顺城以后，退居巢欠，鼠伏不出，是畏惧夫兵征讨，悔罪无地自容了等。事实上，后金奴隶主阶级的总方针是继续向辽左进军，不间断地向西推进。对于朝鲜王朝只是作个外交姿态，取得邻国的同情，通书友好。给朝鲜王廷的印象似乎是攻陷抚顺等城堡是出于不得已的，大有悔罪自责，“备见忠顺”的样子［4］。然而，对于明军底细，努尔哈赤等建州奴隶主们，一时也不完全清楚，不知道明廷将要发多少兵前来讨伐。因此，在攻下抚顺城以后，在军事上暂时采取守势，没有乘胜深入辽地。　　后金军攻占抚顺等城以后，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面前，摆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内部急需要安置、调整。他除了积极备战，防止明军进剿，在外交方面缓和与朝鲜李朝的关系以外，对明廷也施以缓兵之计，即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表面上为与朝廷讲和，放回明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书文备述七宗恼恨，自称建州国汗，实则是消弥明廷的主战情绪，争取时间，把主要精力用来稳定、安置内部［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稳定、安置内部的中心问题是安定汉族民心，他除了将破抚顺等城所获得的牛、马、财货、粮食大批地搬回国内［6］，保证了国内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以外，对汉族降将，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联姻办法，进行笼络。抚顺游击李永芳被招为额驸，以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配给为妻，晋升他为副将，享受较高的待遇。同年闰四月初八日，后金为李永芳举行婚礼，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齐集，大开宴席。同时，努尔哈赤下令将编组的抚顺降民一千多户，进行较为细致的关照，不使他们父子兄弟离散，不使夫妻分离。凡是有兄弟、父子、亲戚、家仆没有能够相会的，都一一察出，令他们各自团聚。财物遗失的察归本人。此外，对这一千多户编民又分别给予牛、马、阿哈、衣服、被褥、食谷。配给食用牛一千头。每家分给大母猪两头，犬四只，鸡十只，甚他食物尽量给予满足。这一千多户的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不予改变，仍旧依照明朝的旧制，设置各级官吏，由额驸李永芳继续统管［7］。　　以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攻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不仅获得了大批的财物，而且地域向西推进了二百多里，人口激增，归降、被掠的人口，加上原有的户口合计已经以百万为计了［8］。其中增加的人口以汉族为主，这就不仅有加强一般统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征服汉族民心的向题［9］。后金攻取抚顺的时候，努尔哈赤释放了八省十六名商人，各给予路费，使他们能够回到本乡。这种作法至少可以起到后金不杀俘虏等的宣传作用。张承荫全军覆没以后，所有的被俘官兵中，凡是南方人，努尔哈赤都主动把他们放回去，各给银三两，以示恩赏［10］。凡是内中有投降的家丁（此种人一般都勇于战斗），都给予优厚的待遇，配给妻室，并给一犬、二鸡、二鹅、一牛、一紬、四布，月给米一斗［11］。这种作法起到了笼络汉官，收买汉族民心的作用。同时，后金积极设防，准备对抗明军的进犯，在通向明边的沿途各个村寨，努尔哈赤下令设置精兵驻守，互相联络，严加守卫［12］。　　努尔哈赤已将内部安定，可明廷集兵筹饷的事仍然进展不大。抚顺失守初期，万历皇帝一时震怒，决心对后金进行征伐。以兵部尚书黄嘉善，大学士方从哲等为首的众大臣纷纷上书，急请发出内币。万历皇帝对此无动于衷，直到众臣“章满公车”，才准许发内币十万。军事上，备战三个月，只启用了一名经略，二、三名总兵官。朝廷大臣会议，一般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广宁镇守总戍张承荫所统率的万名辽东精锐之师，兵败以后，部分兵丁变成了散兵游勇，分聚于各堡，多的上千，少的也有数百［13］，朝廷及其边将都不过问，更没有人召集和重新组织。因此，京城内外，人心惶惶。　　正在明廷上下举棋不定，手足无措的时候，努尔哈赤将原来东厂的差官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等四个人放回来。努尔哈赤放他们回来的目的，是以求和为名，让他们传递，加有印文的“七大恨”［14］。在张儒绅等归来的路上，努尔哈赤严加设防，沿途的各个村寨多设精兵，多的达千员以上，相互联络。努尔哈赤进行武装示威，针对明廷上下害怕战争的心理，利用张儒绅去宣传。结果，经张儒绅一宣传，那些早已丧失斗志的朝廷大臣，更加灰心丧气，与后金决战的情绪，骤然低落下来［15］，出兵征伐更遥遥无期了。努尔哈赤的做法达到了缓兵之计的目的。　　努尔哈赤在稳定内部、缓和外部的压力以后，鉴于明廷无所作为，便实行蚕食明朝边境的方针，即实行试探性的不断向前推进的方针［16］。这是努尔哈赤向辽左进军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后金释放张儒绅以后，见明朝边关既没有加强边防，也没有增援集结，便以大量的银币送往乃蛮、炒花等蒙古各部，邀请他们协助进兵。五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发兵三千，攻取抚安堡（今辽宁省铁岭县东南抚安堡）、花豹冲（今辽宁省铁岭县催阵堡公社花豹冲）。又发兵五千攻克三岔儿大小十一堡，而蒙古宰赛贝勒出兵三千作为声援。二十日，招服和攻取了崔三屯及其周围的四堡，总计攻下十七个堡，将掠夺的人、畜、财物、窖谷都向都城运去［17］。凡是明朝边境的田间禾谷，都纵马牧放，而乃蛮、炒花部也出兵相配合，进犯长勇堡（今沈阳西南的彰义站）［18］。　　后金继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诸城堡以后，仅一个月，又使用小股兵力，伙同蒙古各部，蚕食边境，使明廷防不胜防。五月二十一日，经略杨镐兼程赴任，他刚到山海关，就得到诸堡相继失守的消息。万历皇帝为形势所迫，谕令总兵官杜松、刘綎等星夜出关，拨太仆寺金六万两，以购买战马［19］。又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颁旨：总兵官以下不听从命令的，以尚方剑处斩［20］。　　然而，从整个辽东的军事情况看，明军的状况很糟。朝廷财政空虚，军饷不能及时筹办，将令不行，士气低落。从四月到七月，所征调的将领迟迟不肯出关。蓟镇的援兵到关仅有五千人，又分散防守。新募的一万兵卒刚刚操练，有的因军饷不济，几乎散去［21］。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持观望态度，不肯出兵。各城堡兵源不足，松山等重要城堡守兵多者不过五百。每次后金军入境攻城夺堡时，各城堡的守军既不敢出战，也不敢相互救援。只有副将李光荣带领的一千五百人和王宣带领的数百人虚张声势［22］。结果，开原以东的城堡丧失了一半，抚顺以东二百多里尽陷于后金之手。　　明朝广宁巡抚鉴于后金呈书求和，朝廷援兵不到，便于六月二十二日派七人到后金去讲和，要求后金返还所掠去的人口和土地。这时，明边关既没有兵力能剿杀后金，也没有相应有效的对策，派使讲和是从极其软弱的地位出发的，幻想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努尔哈赤的回答却是：我以征战所得的人，哪怕是一个，哪有归还的道理。若是承认我的行为是对的，除了已经得到的一切以外，还应该给我增加金、银、帛、蟒缎等赏赐。”若是认为我不对，那就不能讲和，仍然兵戎相见。和谈失败，明使只好返回［23］。　　明廷调将和集兵的缓慢，给后金军的迅速行动，积极备战提供了可乘之机。明廷尽管得知后金兵力增强，又联合宰、煖二十四营，近十万之众［24］，威胁边境；努尔哈赤派人在黑龙江采木、造船等情况，但因边臣没有机动的兵力，官兵又都畏战不前，只好坐观形势的发展。　　同年七月，英明汗努尔哈赤明知明军虽然声称讨伐，但短期内不会有更大的作为，立刻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推进占领辽沈的总方针。　　清河城是努尔哈赤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时刻感到是个威胁。四年前，明朝巡抚山东都御史翟凤种曾经说过：建州奴隶主们最贪的是清河、抚顺两个市场贸易之利，最害怕的是抚顺、清河两处官军的“捣剿”［25］。因为抚顺、清河两城是后金通向辽沈的门户，离赫图阿拉最近，路途也比较方便。这自然对后金是个最大的威胁，使努尔哈赤时刻不能安枕。　　清河攻守战前，明经略杨镐，曾以清河城四山环抱，只有正东一路通向鸦骨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南三道关），以守为绝境，以战为奇地，用四个月时间，进行了认真的修筑。城上布列火炮、枪、铅子、铁弹子等武器，并指令守将邹储贤说，敌人若来侵犯，应设伏于城外的山径小路或山间之地以牵制敌兵，万万不可拥兵于城内，束手待毙［26］。杨镐的这个守城指令是正确的。　　七月二十日，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众贝勒、大臣统兵向清河进发，当夭围困了鸦鹘关。二十一日，镇守清河主将邹储贤得到后金军前来攻城的消息，即刻下令闭门拒守。守城副手将领张旆要求出城迎战，邹储贤拒不听从。守堡官张云程竭力相劝，邹储贤也不采纳，连出城打草的数百名军卒闻讯奔回城下，守城主将拒不开门收纳，一律拒之门外［27］。邹储贤率领守军六千多人，利用城上设置的一千多座大炮以及滚木雷石等武器，据城设防，决心进行死守。　　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军，浩浩荡荡，于二十一日清晨到达清河城外。他立即传令各旗战士，尽快围城。八旗士卒有的冲到城下竖云梯，有的放箭，霎时将清河城围得水泄不通。城上的守军凭险坚持抵抗，千炮轰鸣，滚木雷石齐下，石矢如雨。八旗战士冒死冲击，当即死伤惨重，造成第一次猛攻失利。英明汗努尔哈赤改变战术，命令全军退出城下，改近攻为远围。后金军首战吃了败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见城防严密，强攻不利，就决定进行招降。派遣大额驸李永芳到城下劝降。城守副将邹储贤见前来招降的是李永芳，即刻大怒，指骂李永芳是不义之人，并告诫说，若不即刻退去，将要放箭。见李永芳招降不成，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只好再次强攻。于是命令八旗战士环城猛攻。守军顽强抵抗，炮声震天，火光闪闪。八旗士卒死伤很多，攻战再次失利。努尔哈赤被迫再次下令，全军后退，暂时停止攻城。这样，八进八退，从清晨战到星斗满天，后金八旗士卒战死的多达数千。最后，在夜幕掩护卞，努尔哈赤令各旗军士以板车挖城墙，致使清河东北城脚陷落，乘守军一时慌乱，后金军乘机叠尸登城。邹储贤知道再守已经没有希望了，便焚毁衙门、屋宇、妻、孥等，亲自披甲上阵，遥见李永芳大骂赴敌，终于战死在疆场。努尔哈赤挥军入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在二十二日清晨攻破清河城时，城内尚有明官兵六千四百多人，户五百多家。八旗兵入城后，与城内军民巷战，被杀军民以万计，剩下的部分壮丁，被强行驱赶北去。为了防止明军再次占领清河城，努尔哈赤下令将城全部拆毁，又命令将三岔堡（今辽宁省铁岭县东南“三岔子”）到孤山堡（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北孤山屯）一带所有的房屋尽行焚毁，又下令拆毁了一堵墙（今辽宁省本溪县东北乌家城子）、碱场（今辽宁省复县西南谢屯公社盐场村）二城，使明军从清河城到抚顺城一带无存身之地。然后，收取各地窖中谷物，运回都城。凡是田中青苗都纵马牧放［28］，造成五、六十里之内，不见人烟。　　清河之战，是后金与明朝两军攻守战中第一次激战。后金尽管出动了八旗劲旅，仍损失相当惨重，明军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使英明汗努尔哈赤及其部下众贝勒颇为震惊，特别是在八旗士卒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河守城有法，官兵抗战志坚，竟没有一兵一卒投降。连后金的一般八旗士卒也由衷称赞［29］。　　清河之战说明，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奴隶主阶级，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八进八退的顽强斗志，正说明了八旗兵良好的战斗作风，而清河失守固然与主将邹储贤死守孤城，怯于野战等的战法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明军官兵畏敌丧胆，不敢与后金八旗兵进行对阵，邹储贤死守孤城，不敢外设伏兵就是一证。然而，几明朝各路援军退缩不前，皆无求战之心更能说明问题。援辽总兵麻承恩，在努尔哈赤统兵围清河城的前两、三天就知道后金军欲犯清河城，而他竟不积极赴援，只统率一千健卒，从沈阳进到开原，再也不想前进了。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统兵离开赫图阿拉向清河城进发时，明将李如栢已经得到了消息，也不肯积极增援，竟移兵到懿路（今辽宁省铁岭县南懿路）驻防，待清河信使前来告急，才缓缓起兵。当清河城已经全部陷落时，李如栢自汎河（今辽宁省铁岭县南“范河”），王宣自辽阳、麻岩自开原、郑国良自铁岭、杨于谓自沈阳，先后到达。他们只见清河城一片废墟。众将中唯独叆阳参将贺世贤率兵五千及时赴援清河，中途与后金军相遇，大战一场，互有杀伤，后金兵死亡一百五十三人。然而，当他返回驻地时，千总陈大道等率领新兵砍开宽甸木栅，越山而逃，堡中商民都随官军四散而奔，以致全城逃之一空［30］。　　明朝末年，朝廷政治腐败，从皇帝、各部大臣到辽东镇、抚各官，不论事情大小，都互相推委，辽东的战局变化就是一面镜子。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城的时候，朝廷大臣都象热锅上的蚂蚁，纷纷上奏，出谋献策。三个月以后，调将增兵进展不大，张儒绅从后金归来一说，人心涣散，整个备战松松垮垮。突然听到努尔哈赤攻陷清河城，又紧张起来，这才下令重新调整辽东守军的驻防。令总兵官李如栢、王宣驻守沈阳，麻承恩驻守开原，都司冯应魁、参将李怀忠驻守铁岭，麻承宗驻守中固，赵启祯驻守汎河，孙守任驻守懿路，罗万言驻守蒲河（今沈阳市东北蒲河）。贺世贤、刘遇节、卜向绩等能征惯战的将领率兵屯驻各城之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看到明朝边防的重新调整，防守力量稍有增强，便改变了继续夺取较大城堡的方针，采取严格守备，骚扰明边的办法。从此，后金与明军相互出击，互有胜负，致使战局出现相持的局面［31］。　　八月初，北方的秋收季节到来了。明辽东官军与后金军以争夺粮食和扰害对方收获为中心，展开了相互袭击战。先是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两位大臣纳邻、音德率领众贝勒庄上的阿哈八百人，在距边境二十里的浑河、界藩之间的嘉木湖地方收获谷物。临行时，努尔哈赤对两位大臣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告诫他们：白天督促收割，夜里隐避在山险的地方。办法是：今夜宿于南山，明夜移住北山，今夜宿在东山，明夜改宿西山，经常变更驻地，使敌方摸不清踪迹。在此易受袭击的地方，必须谨慎行事。纳邻、音德领命而行，分八百人为两部分，纳邻率领四百人在浑河南岸打谷，音德在浑河北岸打谷。两个人都违背了汗的旨意，不肯勤于变更驻地，为明辽东官兵探明。九月初四日，总兵李如栢派兵夜袭纳邻谷场，砍杀收谷的阿哈七十多人，另外的三百多人逃散了。努尔哈赤以两位大臣违令，下旨没收纳邻的全部家产，没收音德家产的一半，又以哨探叶古德侦探情况不明，没收他的三分之一家产［32］。　　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商议，为了对明军的侵扰能够给予有力地还击，适应目前的战事发展需要，必须改变临时征调兵丁的办法。鉴于内地兵，尤其是东部兵马路途遥远，往返太疲劳，决定在界藩造城驻守。这样，可以随时向明朝境内放牧，扰害其耕种和收获。平时，以放鹰、狩猎进行困扰，使明兵不得出城，出来就派兵斩杀。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后，便开始选择基址，搜集石料，砍伐木材，建筑界藩城［33］。　　九月初，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五千，从抚顺侵入明境进行抢掠。总兵官李如佰率兵出战，两军展开了激战。后金这次出兵的目的在于掠夺，以扰害明边，因此，出边以后只顾掠夺，未料到会被李如栢军所袭击。李如栢督催部将游击尤世功、王平等分左右两翼对后金兵进行夹击，后金兵一时招架不住，败溃而走，有七十六人被明军斩于马下，丢弃战马八十八匹，盔甲、旗帜等器械很多［34］。　　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再次派兵深入明边。从抚顺关口舌路台以北、会安堡（今辽宁省抚顺市北“会元堡”）诸地，沿边杀掠，一直到西北方的懿路，西南的黄歹屯，顺长五十多里，俘掳一千多人，烧毁房屋几百间。路经抚顺关时，将所掠来的屯民三百多人杀死在关下，以报七十个阿哈被杀的仇恨。同时，命令一名被掠的人携带书信到明边关，书中说：你们大国若是认为我不对，而想战的话，可以约定战期，或十天或半个月，进行决战。否则，若认为我对，就送金、帛来。你大国偷袭我的耕奴一百，我就杀你耕奴一千。你们岂能不出城，在城内耕田吗［35］？努尔哈赤怀有很重的复仇之心。经过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秋季的袭击战，明、金的关系更加紧张了。这时，明廷征集的军兵尽管缓慢，但也初具规模了。为了鼓舞士气，征伐后金，万历皇帝不惜以二十万金，镐赏官兵。为了配合出征之师，明廷大行悬赏活动，提高赏格。宣布：若能有生擒努尔哈赤或斩头来献的，赏给白银万两，晋升为都指挥。对于努尔哈赤的亲子、亲孙等所谓八十个总管，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二千两，晋升为指挥。对于努尔哈赤伯、叔、弟、侄等所谓十二亲属，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一千两，晋升为指挥同知。对于其中军、前锋、书记、大汉女婿等，所谓领兵十二个大头目，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七百两，晋升为指挥佥事。对于努尔哈赤的亲信、中外用事的人，所谓八十名小头目，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六百两，晋升为正千户。以上各官都世袭不替。凡是降附后金的明延官员，李永芳、佟养性、佟养仕等，若能绑架献出努尔哈赤或作为内应的，免去死罪，并酌情升赏。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等，若能擒、斩努尔哈赤的，赐给建州原来所领的全部敕书，并晋升为龙虎将军［36］。　　十月，在明廷赏格的鼓舞下，北关叶赫部的锦台什令其子得儿革台州统兵五百袭取后金辉发城外的一个村寨，共杀男女七十多人，前来边关上报。明廷立刻颁赏黄金、白银二千两，彩缎二十表里［3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叶赫袭击村寨十分气愤，决意进行回击。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初二日，就与众贝勒整兵振旅，讨伐叶赫部。大贝勒代善率领大将十六员，统兵五千员，先行驻守扎喀关，以备阻止明军增援。初七日，努尔哈赤亲统大军深入叶赫腹地，从克伊特城尼雅罕寨开始，一直杀掠到叶赫大城东十里。把叶赫大城外的牲畜、居民都掠夺一空，被焚掠的城寨多达二十个。与叶赫友好的蒙古牧群也全部掠走。叶赫部贝勒锦台什急速派遣使臣报入开原，明总兵官马林率领开原、叶赫部联军前来追击，追赶四十多里，努尔哈赤早已退到边界六十里以外去了，只得收兵回营［38］。　　清河失守以后，努尔哈赤蚕食辽左，焚掠叶赫部等的军事骚扰，进一步震动了明廷。除了大行赏格捉拿努尔哈赤以外，不得不采取武力，加快讨伐准备。努尔哈赤侦知这种情况后，一方面继续备战，以便进一步向辽左进兵，同时也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缓和明廷上下的备战情绪。于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十一月，将攻占抚顺时掠来皇家的五个人（共掠十个人）、通事一人和李参将家中一人，共七个人放还，稍示和解之意。一个月以后，即同年十二月初二日，明经略杨镐派遣承差李继学，携同前月放还的两个人来到了后金，以探听努尔哈赤和解的真意。实际上，经略杨镐愿意听李如栢的话，李如栢本人就不积极主战，有讲和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夭命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承差和通事等五人，携带后金文书返回广宁时，杨镐才明白了努尔哈赤不肯罢兵的决心。后金的回文中说：要讲和可以，但是皇上要责备辽人；撤回出边的官兵（系指守叶赫的官兵）；承认我做的事都是对的，解我“七大恨”，尊封我为王，再将我过去的岁赏和抚顺原有的五百道敕书，再加上开原的敕书一千道都给我的军士。另外，给我和众贝勒、大臣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我才肯罢兵［39］。　　经略杨镐等人派遣使臣到后金，主要意图是要求后金罢兵、求和，和谈的地位是极其软弱的，否则，努尔哈赤是不会如此强硬的。努尔哈赤的经济要求，相当于明代女真各部对明的全部朝贡、市易以及明廷全部赏赐的总和，看上去提出的是经济条件，实际上是使明廷承认努尔哈赤统一和统治女真各部是合法的，并占有辽左的部分地区，是个政治条件。而公开的政治要求，就是求个王爵。这以武力改变了的现实，是明廷这个“天朝”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流血的战争已经越来越不可避免了。________________［1］《明神宗实录》卷568，卷56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2］《明神宗实录》卷568。［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7］《满文老档·太祖》卷6。［8］官应震：《南北借凑共济时艰疏》载：“自抚顺至张家楼子，几可三百余里……所失地方自马根丹直至张家楼业已二百二十余里”，“老幼…丁壮之掳及奸狡之归降者已数百余万”，参见《筹辽硕画》卷7。［9］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载：“奴……不惜金赏，收拾人心”，参见《筹辽硕画》卷9。［10］官应震：《庙算万全当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11］黄克缵：《存大计捐小费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12］赵兴邦：《敬陈剿守机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13］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14］《明神宗实录》卷568。［15］薛凤翔：《朝政用人为要疏》载：“无奈张儒绅之言一入，而谈辽事辄高阁束之，肘后置之矣。夷书之浡漫不见怒形于色，酋势猖狂犹且谈笑而道”，参见《筹辽硕画》卷12。［16］焦萝熊：《讲求全策立奏荡平疏》载：“酋又乍进乍退，变幻莫测，邀买人心，蚕食边堡”，参见《筹辽硕画》卷6。［17］《满文老档·太祖》卷7。［1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0］《明神宗实录》卷573。［21］杨一桂：《急发橐积增选裨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22］杨镐：《速救蓟兵出关疏》载：“差通使万国辅飞驰北关金、白二酋寨内，调兵援助，金、白二酋坚执不允，只说保守家事……有迁延观望心”，参见《筹辽硕画》卷7。［23］《满又老档·太祖》卷7。［2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5］《明神宗实录》卷524。［26］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27］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军士及居民五万人”被害，究竟清河城有多少人，无法确知。参见，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2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虏至今胆寒……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朝而战见星，……城主力战而死，士卒亦无投降者。”［30］《满文老档·太祖》卷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杨镐：《权便移民以绝贼望疏》、《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31］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32］［33］《满文老档·太祖》卷7。［34］《明神宗实录》卷57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35］《满文老档·太祖》卷7，周永春：《留续调兵马移将臣出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3。［36］《明神宗实录》卷577。［3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38］《满文老档·太祖》卷8。［39］《满文老档·太祖》卷8。激战的前夜第四章　萨尔浒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