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之道

戴维·帕卡德在本书中讲述了关于他的毕生事业以及他和比尔·休利特55年前在一个汽车房里创办的极其独特的公司的既平凡、又不寻常的故事。戴维·帕卡德现在是惠普公司的乐誉董事长。他作为电气和电子学工程师学会会员、全国工程研究院院士和美国仪器学会会员，还跟别人一起其同创办了美国电子协会。他是蒙特里湾水族馆基金会董事长、蒙特里湾水族研究所董事长兼所长。他是赫所特·胡佛基金会董事、美国企业学会董事、胡佛研究所董事。他目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尔托斯山。关于编者戴维·柯尔比和卡伦·刘易斯戴维·柯尔比跟戴维·帕卡德共事27 年。他创建并负责惠普公司的公共关系部，直到1989 年退休为止。卡伦·刘易斯以前曾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工作，后来开创了惠普公司的档案工作，自1987 年以来一直担任公司的档案员。惠普之道1930 年秋季，戴维·帕卡德离开故乡科囫拉多州普韦布洛，到斯坦福大学注册入学，在那里，他同另一名新生比尔·休利特结交为朋友。大学毕业后，休利特和帕卡德决定共同创业。他们通过掷硬币，决定在公司名称中应方兴未艾把谁的名字放在前头；接着便设法制造有销路的产品。他们的第一个车间设在帕尔托地区艾迪大街的一个公可容纳一辆车的汽车房内。这个汽车房今天成为加利福尼亚的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惠普公司已经生产了数以千计的革新产品，满足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顾客的需要。当年他们的这家小公司，现在拥有职工98400 人，产品销售额不断增加，1994 年达250 亿美元。现在，成功的公司固然很多，然而像惠普这样的公司却只有一个。这是因为从一开始比尔和戴维做事的方法就不同于流行的经营管理原则。在确定他们公司的宗旨进，帕尔德和休利特希望的不公是利润、收入的增长，新顾客源源不断而来；对他们来说，事业的成功不要包括：·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可能做出有意义的革新贡献的领域；·建立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报酬相当高的职工队伍，形成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全公司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甚至这些宗旨也没有概括全部情况。惠普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其他因素：热心于改革、不屈不挠的必胜意志、坚持不懈的勤奋工作。因此，惠普现在爱到普遍的称赞，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技术公司；它的极为成功的经营管理方法被称之为“惠普之道”而闻名遐迩。前言1930年秋天，我离开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到斯坦福大学注册入学。在那里，我认识了另一位新生比尔·休利特。当时的大学生如果有志于从事技术工作，在头两年的普通学科中要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我想当一名电机工程师，而比尔则对医学或工程学感兴趣，所以我们两人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有许多课程是在同一个班学习的。到了高年级时，我们已成为要好的朋友。由于许多情况的结合（我在本书中将谈到这一点），比尔、其他一些朋友和我决定在我们毕业后自己创业。实际上我们毕业后过了一些年，于1939年才开始创办我们的实业。在经营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以下通译为惠普公司）的最初一些年代里，比尔和我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经营管理风格，其中有一些做法是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经营管理模式的。后来大家称之为“惠普之道”（HP Way①）。本书讲述的，就是比尔·休利特和我的奋斗经历以及我们毕生创建经营的惠普公司的发展过程。①HP 取自Hewlett-Packard 的第一个字母。Hew1ett-Packard Company 现在通译为惠普公司。——译注几点说明本书是由戴维·柯尔比和卡伦·刘易斯负责编辑的，他们作为编辑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协助。其他许多人也给予了我协助；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其中，我特别要感谢比尔·特里、迫克.哈克博恩、艾尔·巴格利、巴尼·奥利弗、阿尔特. 方、迪克·沃尔和我的私人秘朽格雷森·丹尼斯，他帮助我整理了书稿，我还要感谢找在公司的秘书玛格丽特·波尔。本书中叙述准确的地方主要归功于他们。如有错误之处，则完全由我来承担。在关于我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那一段中，我只谈到了在国防部运用“惠普之道”管理方法的那些活动和涉及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一些重要的管理制度改革。谨将此书献给我们的妻子弗洛拉·体利特和露西尔·帕卡德。她们坚定的鼓励和积极参与我们公司早期的工作，成为“惠普之道”的源头。致所有的惠普人：我希望你们喜欢这部关于比尔和我如何创办公司、如何使它在技术、革新和实业方面成为居世界领先地位的企业的著作。我还谈到了夏普的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了人所共知的“惠普之道”。惠普的成功得力于你、你的同事们和在你们从前为公司工作过的周仁们的才能和献身精神。我们大家一起共周建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公司。我相信，这是一个天与伦比的公司。我希望，当你们读这部书的时候，你们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将会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和满足感。Dave戴夫·帕卡德谨上惠普之道第一章从普韦布洛到斯坦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有机会回顾多年以前的往事。当时看来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却对我们日后事业或者职业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我自己来说，有两件这样的事情。一件发生在1929 年的夏季，当时我有机会参观了斯坦福大学。此行使我决定到这个学府读书。与此相关的第二件事是，我认识了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特曼教授。弗雷德激发了我对电子学的兴趣。后来他又鼓励并帮助比尔·休利特和我自己创业。还在我们青年时代、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就赞赏并相信我们的能力；这给了我们信心，并有助于我们走自己的路。我1912 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我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和母亲是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科罗拉多学院相识的。他们结婚以后搬到普韦布洛居住，那里是父亲的家。妹妹安·路易丝出生于1915 年。1912 年的普韦布洛不像中西部的一个农业区，倒像西部的一个边疆城镇。那里有一个炼钢厂和几个翻砂厂，冶炼来自利德维尔和落基山脉以西其他矿山的矿砂。普韦布洛人粗旷暴躁，其中有许多移民工人，还有一些流氓，妓院和舞厅也不少。街头斗殴和枪杀事件时有发生。我们住在这个城市的北端，紧靠大草原。穿过房前的街道，就可以看到角蟾（今天几乎绝种）、野洋葱头和仙人掌，这些植物往往成为响尾蛇的隐居处。我们穿过草原，朝北走50 英里左右，便可看到派克斯峰，往西大约走30 英里，韦特山脉矗立眼前。上中学以前，我有时同小朋友一起，有时单独一人，邀游草原。进中学以后，功课和学校活动占去我的大部分时间，已无此闲情逸致。早年的邀游，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普韦布洛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是1921 年的大洪水。我记得，我跟父亲向市区走去，泥水有4 英尺之深。另一个难忘的景象是，一辆火车车厢戳进一个主要建筑物的窗户。人们调来一队军用卡车，把泥浆和垃圾运出城外，倒在我们住所以北大约一英里的大草原里。邻里的一些孩子们出来掏泥浆，想从里面捞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我记得，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找到。我们的房子位于普韦布洛第29 街和一条公路的拐角处。它同第29 街有一段距离，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被一溜丁香花分成两块大致相等的部分。前面一部分有一个玫瑰花坛和牡丹花坛，剩下的便是草坪了。后面一部分，栽种了一些果树，开辟了一块菜园，在野花丛旁边还有一个水池。我父亲对养花种菜不感兴趣，所以整个园子里的事儿都归我母亲管。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养花种菜后来成为我终生的爱好。我发现这是很好的休息，当你埋头于花草的时候，很快便忘记了人世的烦恼。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我们住在哪里，我总要开一块园地。现在我退休了，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享受养花的乐趣。我对农牧业也颇感兴趣。戴夫·帕卡德同他的母亲埃拉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的花园里，1922年。早期的实验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自然科学和数学。父母并不给我泼冷水。我几小时地长时间蜷曲着身子贪读家里的《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学习其中关于自然科学的每一个条目。我还做自己的实验。我记得，我小时候，津津有味地审视铁路、桥梁、汽车、发电机和其他机电设备的图片。我在后院用小模型模仿其中的一些装置。那时有一个年岁比我大的孩子，他住在我们房子后面的对面胡同里，他的名字叫劳埃德·彭罗斯。他的母亲和妹妹得了肺结核。他每天晚上在镇子对面的娱乐公园里工作，以便挣钱帮助养活妈妈和妹妹。他也协助我搞模型和装置。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由于读不起大学，便参加了海军。我们保持联系多年。我对炸药也感兴趣。朋友们和我用硝酸铵制造火药，而一般火药用的是硝酸钠。硝酸铵更剧烈。我们把碘溶化于氨中，用这个办法制造碘化铰，用滤纸把碘化铵分离出来，干燥以后，一触即炸。离我们家大约1 英里处，有一个沙场，在那里用5加仑的桶保存着炸药。我们发现，在空桶里常常残留着一两汤匙炸药，这使我们又有了一个获得炸药的来源。我从经验中得知，玩炸药是很危险的消遣。有一次，我左手拿着一根装满炸药的铜管，把管子封闭起来后，右手拿着铁锤砸它，结果爆炸了。当时劳埃德跟我在一起。9DRV电台一戴夫·帕卡德在普韦布洛的业余无线电站，1928年。我们用一块布把我流血的手包扎起来，到怀斯大夫的诊所缝了几针。他的外科医术不大高明，自那时以来我的拇指一直是变形的。不用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搞炸药实验了。我也酷爱无线电。我记得，我搞到第一个真空管后，把它跟可变电容器、线圈、栅极导线、AB电池各一节和一副耳机联接起来后，放在餐厅的桌上。当家里人和我轮流收听艾奥瓦州得梅因WHO电台的节目时，我们是何等激动啊。那里离普韦布洛有600英里之遥！当我12岁的时候，我已经装配了一台相当精密的真空管接收机。当我上“百年”中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无线电操作员了，并且担任了圣伊萨贝尔俱乐部的秘书。这使我有可能参加在丹佛举行的全州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代表大会。我父亲不喜欢钓鱼，但我有个朋友温德尔·斯皮尔，他们家每年夏季都要在冈尼森河流域钓鱼两个星期。他们有几次带我一起去。因此，当我10岁的时候，我就对钓鲑鱼产生了兴趣。当时捕鲑鱼的限额是每天50条。我们全都可以毫不费劲地捕到这个数额。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提着装满鱼的鱼篓，跋涉几英里回到营地。斯皮尔一家人带着几个小木桶，用来腌制鲑鱼，以备冬季之需。每天晚上，我们把鱼挂在绳上风干，次日清晨放进桶里，一层鱼一层盐，直到把桶填满为止。当冬天把桶打开时，鱼和盐已经融为一体。如果熏制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我上中学时，几个朋友和我每年暑假都去捕鱼一两周，但我们不腌制鱼。我11岁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匹矮种马，起名拉迪，它是牡马，体格相当大，很有力气。我早晨骑上时，它弓起背，立起后腿。父亲用扫帚打了它的屁股，它一下子冲出车道，奔上第29街，向草原奔腾而去。它看见一片苜蓿地，全速朝它奔去，然后停住前蹄，吃了起来。我从它的头部翻倒在地上。它知道如何搞掉骑在它身上的人，如跑到一排带刺铁丝网那里把他蹭下来。尽管如此，父亲不让我洗手不干。我终于掌握了它，我们成为好朋友。我经常骑它到草原狩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速奔驰在草原上，它突然陷在一个狗穴里，我们都翻滚在地上。幸而它和我都没有受伤。要掌握骑马的技术，是要经过艰苦磨练的。多年来，我养成了经常骑马的习惯，有时还是在崎岖不平的山区。在小学的最后一年，我开始学习小提琴。我喜欢它，但是练习不够，因为其他活动似乎总是显得更重要一些。父亲有个单身汉男朋友波普先生，他也会拉小提琴。他时常参加我们家的星期日晚会。我母亲会拉小提琴。于是，母亲、波普先生和我在一起时，就拉上一两个小时。中学的第一学年，我在管弦乐队当过第二小提琴手，在管乐队吹过大号。我对音乐一直感兴趣，但对任何乐器都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练习，所以未能成为很好的演奏家。“百年”中学“百年”中学有着传统的中学课程。我们的班主任是梅尔乔尔小姐，她是拉丁语教师。我为了学习拉丁语下了很大功夫。但数学和自然科学则比较容易，因为我这方面的知识差不多跟老师一样多。整个4 年我都是班长。戴夫·帕卡德为他的妹妹安·路易丝牵着小马的缰蝇，1928 年。我在低年级已开始参加体育活动。在高年级时，我们有了足球、篮球和田径冠军队。在州级中学篮球比赛时，我们在决赛中输给了来自东科罗拉多一个名叫乔斯的小镇的球队。我被选拔为全州篮球中锋。在全州田径赛中，我赢了跳高、跳远、低栏、高栏和铁饼，为全州比赛创了新记录。科罗拉多大学的优秀跨栏运动员戈登·艾洛特在我父亲的事务所学习法律，他对我进行了一些极好的训练。他后来当选为参议员。任职期间，他对我们公司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喜欢体育运动，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这对我经营惠普公司很有帮助。我记得在普韦布洛有一位波特先生，他对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感兴趣。他曾多次说过，两个争夺冠军的运动队，其成员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默契配合极为重要，特别是在那些瞬息定局的比赛中，尤其是如此；假如运动员的素质和配合都很好，那么，谁有必胜的意志，谁就获胜。我把这些话铭记在心，作为发展和经营惠普公司的指导原则。聘用最优秀的人才，强调密切配合的重要性，鼓舞他们必胜的意志。斯坦福大学1929 年夏季，在我从中学低年级升入高年级的时候，母亲、妹妹和我驱车到加利福尼亚旅游。我们在洛杉矶附近的埃尔莫萨海滩呆了几周，我们还游览了蒙特里和太平洋的格罗夫。然后去帕洛阿尔托访问了内夫家。内夫夫人是母亲在科罗拉多学院的同学，她的长女艾丽斯刚在斯坦福大学上完第一学年。艾丽斯带我参观了斯坦福大学。我原先对这所大学一无所知。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的电机工程课程非常好。所以我在1930 年向它提出入学申请。父亲本想让我子承父业，从事律师工作。但我有我的打算。我早在小学时代就立志要当一个工程师。我对无线电和电机装置感兴趣，后来又把我的兴趣集中到电机工程学方面。进入斯坦福大学当时在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的电机工程课程满不错。我的一些老朋友已经在那里学习。我想那里应当是我的去处。但是，参观斯坦福大学后，我改变了主意。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申请被接受了。一个季度的学费是114美元，在经济日益萧条的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29 年父亲被任命为破产鉴定人，所以家长有能力给我提供一部分经济支持，不足的部分由我自己去挣。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和生活的几年中是很繁忙的。除了学习外，我还要参加体育比赛。我在大学一年级时，足球、篮球和田径赛屡获校名首字母标志荣誉，创造了大学一年级学生同我们的劲敌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田径赛中得分最多的记录。但我决定不再参加田径运动。它占去我的学习时间太多。我来斯坦福是学习的，而不是参加体育比赛的。我记得，大学的田径教练丁克·坦普尔顿对我的决定很不高兴。足球并不是我最拿手的体育项目，但是，同学们对我的压力太大，所以我在高年级一直踢足球。这方面的经验使我更加懂得了如何建立一个获胜的球队。我在斯坦福上学期间，每年暑假回普韦布洛，找点工作做。父亲并不要求我自筹学费，但我坚决主张应当自力更生。而且我不喜欢清闲，喜欢忙碌一点。有一年暑假，我是在通向克里普尔河的公路附近同一个打眼儿矿工一起度过的。克里普尔河当时是科罗拉多淘金热的中心。我们用手拿着锤子和钻头在岩石上打眼儿。那位矿工把带有引信的炸药放进打好的炮眼里。爆炸后，我用手推车把松动的岩石拉出去。这位矿工把岩石样品送给专家化验测定，但其含金量的价值从来没有达到一吨4 美元。当时的标准是一吨4 美元才有开采价值。罗斯福总统规定，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为16 美元。如果像今天的黄金价格那样，那里的矿石可能是有利可图的。还有一年暑假，我在普韦布洛的砖场找到了一份报酬较高的工作。我的任务是装卸砖块。砖烧好冷却以后，我戴着厚厚的手套把它们从砖窑里运出来。中午时分，户外的温度高达华氏100 度或100 度以上。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我理应得到较高的工资。我也为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过，它正在科罗拉多西南角的沃尔夫河口建筑一条公路。这也是很艰辛的工作。不过，倒有一个好处，饭后可以美美地钓一个来小时的鱼。正是由于我对本州这一带有广泛的了解，比尔·休利特和我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于1934 年夏季沿着洛斯皮诺斯河作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戴夫·帕卡德1934 年在斯坦福大学踢足球时的照片。还有一年暑假，我在普韦布洛的贝赛默区找了一份送冰块的工作。我从货车上卸下几吨冰块。这些冰是从萨利达运来的。它们是冬天采集储藏起来的。冰块很大，我必须为客户切割成小块。这大约是取消禁酒令一年以前的事。我的最重要的客户是啤酒店，去那里喝酒的主要是炼钢厂的工人。那是个很乱的地方，我上中学时，总是避开那里。我卖冰，必须收现钱，以便次日再买一批。我不记得那个暑假挣了多少钱，但我相信赚钱是不少的。在斯坦福，业余爱好者无线电台帮助我确定了我今后的道路。这所大学有一个业余爱好者无线电台，设在四方院工程学室附近的一个小建筑物里。它离一位新的年轻教授弗雷德·特曼的实验室不远。当时，我对他不大了解，甚至也不知道他父亲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教育学家和名闻遐迩的斯坦福一比内特智力测验的发明人。我偶尔去无线电台呆一会儿，特曼教授时常到那里跟我聊聊。1933 年春季的一天，他终于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建议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他的无线电工程学课程。从此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最终导致惠普公司的建立。我是第一个被特曼教授邀请攻读他的毕业课程的大学生，为此感到很荣幸。正是在这位传奇般的教师的课堂上，他真正激发了我对电子学的兴趣。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后来成为特曼的著名教科书《无线电工程学》的基础，这是当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课本。特曼教授有一种独特的本领，能够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说得简明易懂。他的教科书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部书成为这方面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课本。这是我相当吃力的一个学年，因为我一方面要对付大学本科生的全部学业，另一方面还要参加足球校队，同时在学生联谊会、后来又在帕洛阿尔托的自助食堂当厨师。通过这些不同的活动，我交了许多朋友，包括比方休利特。第二章同休利特的友谊比尔·休利特和我于1930 年秋季在斯坦福大学注册入学时相识。当时我已立志要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比尔从事什么职业，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在大学一二学年时，我们在同一个数学班和自然科学班上了许多课程。但是到高年级时，我们才有了较深的了解；毕业时，我们已成为要好的朋友。比尔的童年跟我完全不一样。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20 世纪以前就居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在旧金山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在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的教育，毕业后初期在密歇很大学教医学。比尔于1913年出生在安阿伯。一些年以后，他父亲当了斯坦福医学院的教授。当时这个医学院在旧金山。比尔说他的童年“幸福而忙碌”。他的父母亲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生活富裕。他们家的假期一般是在内华达山脉度过的；在那里，他也跟我一样，养成了对户外生活的爱好，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今天。比尔小时候就表现出一种显著的特点：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想要了解各种东西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能够完成那样的作用。他常常在家里进行实验，想了解事物的本质。他也喜欢探索，偶尔爬上房顶进行观察，或者探寻旧金山尚未开发的地方。他的最得意的探索成果之一是1915 年在马里纳区举行世界博览会的会址。这次博览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空荡荡的建筑物成为比尔和他的同伴们的美妙玩耍场地，尽管当局是禁止入内的。比尔上的是私立小学，乘坐缆车上下学。他的算术和数学成绩很好，但阅读有困难。人们认为他是个迟钝学生，实际上，他只是患有诵读困难症。但在当时，没有人懂得诵读困难症是怎么回事。他在读写方面继续感到吃力。后来在讲课班上，他记笔记的速度太慢，跟不上讲课的老师。正像许多诵读困难患者那样，他开始学习如何听，如何把思维和信息整理得有条不紊，以便随时可以记忆起来。“这个办法在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有效”，他说。比尔12 岁的时候，他父亲死于脑瘤。比尔的祖母和母亲带他和他的姐姐去了欧洲。他们在欧洲呆了15 个月。在此期间，比尔的姐姐路易丝去巴黎上学。他则由他的母亲和祖母辅导学习。他们还到各地广泛游览，这对比尔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返回旧金山后，比尔到洛厄尔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有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在自然科学方面，他非常出色，但在别的方面则表现平庸。比尔常爱讲，当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像其他许多同班同学一样，请求中学校长给斯坦福大学写封推荐信。校长把他的母亲请来说，“休利特夫人，你的儿子表示想去斯坦福大学上学。他的成绩单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推荐他。你知道他为什么想去那里吗？”她说，“他父亲在那里教书。”这位校长马上露出笑容，问道，“他的父亲是阿尔比恩·沃尔特·休利特吗？”她说是的。他说，“他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据比尔说，他就是这样进入斯坦福大学的。他补充说，次年这位校长退休了。“反正我的目的达到了。”比尔·休利特1930 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欧文山上绕绳下山。在中学的时候，比尔参加了许多活动。他很喜欢化学和物理学，并继续进行实验，制造东西。他制造了一个特尔萨线圈，用碳棒做了个电弧，给他自己和他的姐姐分别组装了一个小型晶体无线电接收机。他和其他一些学数学的同学说服老师给他们开了微积分课，中学一般是不开这门课程的。这为他们上大学做了准备。比尔常说，如果他父亲没有病故的话，他可能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他开玩笑说，他之所以选择电机工程学作为他在大学的主修课，是因为他喜欢电气火车。实际上，他在少年时代就不仅对化学和数学感兴趣，而且对电气也感兴趣。通过比尔，我跟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埃德·波特建立了友谊。波特跟比尔一起进入斯坦福大学。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狂热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的呼号为W6BOA， “旧金山蛇”成为他的业余无线电代号。埃德的无线电知识非常广博，他上大学时通过修理无线电取得部分生活费。埃德诞生于一个圣公会大主教的家庭里。他生气勃勃，充满活力，以后40 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父亲作为牧师主持了1939 年比尔和弗洛拉的婚礼。他们五个子女中的三个子女以及我和我妻子的所有四个孩子都是由他主持洗礼的。在特曼的毕业班中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巴尼·奥利弗。他是作为三年级生从加州技校转学到斯坦福的。他已经学过了必修的大部分工程学课程。特曼准许他到毕业班学习，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巴尼未能通过第一次期中考试的话，他必须退学。事实上，不仅在期中考试，而且在那一年的所有考试中，他得分最高。形成一个核心由于共同上特曼的课，休利特、波特、奥利弗和我4 个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并非巧合的是，一些年以后，我们这批人成为惠普公司的经理班子。波特于1976 年逝世。他作为生产经理在公司度过了30 个年头。奥利弗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应用科学家之一，他于1981 年退休，曾担任惠普公司的研究开发主任，现在致力于外星智力研究项目。比尔·休利特和我都爱好大自然，这在大学低年级时就表现出来。当时我们的一位教授组织了一次对内华达山脉的考察旅行，参观了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经营的水力发电厂。比尔和我利用这个机会去钓鱼，玩得好开心呀。有了这个开头，以后我们又多次到山区旅行，包括1934 年我们毕业后不久到科罗拉多进行的历时两周的徒步旅行。那次旅行，我们还租了一匹马，租费一天一美元；我们徒步游历了圣胡安山脉。毫无疑问，对大自然的共同爱好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助于我们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这是我们在事业上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的核心，这种关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弗雷德·特曼对无线电工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认识了几乎所有在这个行业进行开拓工作的人，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帕洛阿尔托地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西里尔·F ·埃尔韦尔进行的早期无线电工作，于本世纪初组织成为联邦电报公司。李·德·福雷斯特于1908 年在帕洛阿尔托发明了真空管。弗里茨·科尔斯特在本世纪20 年代研制成功无线电测向仪。在20 年代初期，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的许多公司迁移到芝加哥。芝加哥成了无线电工业的中心。1932 年，联邦电报公司向东迁移到新泽西。但许多人不想迁移。他们宁愿呆在原地，创办自己的技术公司。在30 年代，特曼的毕业课程无线电工程学包括参观这样一些公司。我记得，我们参观了设在帕洛阿尔托的卡尔工程公司、设在伯林盖姆的艾特尔—麦卡洛公司、查利·利顿工厂（它后来发展成为设在雷德伍德城的利顿工业公司），还去旧金山会见了正在研制电视摄像管的菲洛·法恩斯沃思。我记得特曼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到了吧，大多数成功的无线电公司是由受教育不多的人建立起来的。”他又说，对那些在这方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的人来说，成就事业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使我们深思。大学最后一年，在特曼的鼓励下，比尔·休利特、埃德·波特、巴尼·奥利弗和我拟订了一个毕业后自己创业的试验性计划。但我们的计划搁浅了，因为1934 年春季，我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GE ）为我提供的一份工作。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工作很难找。特曼鼓励我接受GE 的工作。他说，我在那里会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日后自己创业是有用处的。他还认为，比尔会从研究生课程中得到好处。于是，我们大家商定推迟我们的创业计划，不过仍然决心最终还是要创办我们谈到的那个公司。在通用电气公司的经历我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要等到1935 年2 月才开始。所以我决定在1934年秋季到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听一些课。最好的课程是哈奇森教授讲的工程数学。他在黑板上写两列五位数字，每列各20 行，然后再增加，他书写速度之快是班上任何人都赶不上的。我发现他的课程是我上的所有课程中最有趣味的课程之一。1935 年1 月，我开车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东部的匹兹堡拜访一些朋友。接着，我驱车到斯克内克塔迪，开始在GE 上班。第一天，我见到了博林先生，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对我进行面试。他知道我对电子技术（当时仍然叫无线电）感兴趣，但他对我说，在通用电气公司，电子技术是没有前途的。他建议我把我的工作和兴趣集中于发电机、引擎、公用事业设备和电力传输系统的其他重型部件上。我常常回想起博林先生的劝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惠普公司比他当年向我提出忠告时的通用电气公司要大得多。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GE 也仍然执行它的既定政策，每年雇佣一些大学毕业生，首先让他们在各种检测部门工作。我最初的任务是在制冷产品方面，检测冰箱的泄漏和其他毛病。我上的是中班，工作实在乏味。我决定自行另找工作。我先是在无线电发射机部找了一份工作，负责检测给军队制造的一些设备。这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又琢磨起来，在真空管制造部找了一份工作。它是GE 的主要研究部门，设在同一幢大楼里。这项新工作满有趣味。我还有机会认识了主要研究实验室的一些很有才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