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林语堂给她取名“凤如”。待翠凤坐完月子,林语堂举家来到北京。他要到北京大学任教。出国前,语堂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的英文教员。4年后,他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来,含金量今非昔比,北大外文系热情地接受了他,聘他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究来龙去脉,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死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是真正的知己。北京已经不是林语堂以前认识的北京了。他出国时,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胡适说:我们回来了,一切将大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以北京《新青年》为轴心,向全国辐射。袁世凯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企图复辟帝制的把戏被照出了原形。一大群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巨擘,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在运动中初显身手。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名篇。胡适则大力提倡白话文,他创作了一系列白话文诗歌,集结出版。代表作为《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平白如话,被守旧派围攻,骂了不少难听的话,却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其时任教于清华的林语堂也牛刀小试,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正是这两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才有后来的两千美元的佳话。语堂学成归来,本来想大干一场,谁知,寥寥数年,中国风云变幻,新文化运动已换了一个天地。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多达几百种,影响较大的就有上海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新社会》;天津的《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胡适的白话运动也成就斐然。早在三年前,*就明文规定,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所有公立小学的一二年级,必须用白话文教学。守旧派的林琴南等人虽然还在报纸上发发牢骚,但已经是隔靴搔痒,难成气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隐退的隐退,分裂的分裂,陈独秀和胡适的分道扬镳就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文化上的焕然一新并不能掩饰政治上的乌烟瘴气。军阀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政府首脑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二七惨案”的悲切未了,贿选总统的闹剧又粉墨登场。林语堂在这个时候回国,并非明智之举,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山野孩子一个猛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北大当时是文化的中心,风头一时无二。这得归功于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人生的盛宴》 在《语丝》的日子(2)蔡元培是前清的举人,学贯中西,是语堂生平最佩服的人之一。林语堂还是清华普通教员时,参加*抗议凡尔赛和约把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在座的不乏社会名流,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表示抗议,有些还卷起袖子,大骂政府不是东西。蔡元培站起来,眼光缓缓一扫,不怒自威,说话的人立刻安静下来。他很温和地说:“抗议有什么用?我们应该集体辞职。”隔天,他就一个人离开了北京。这种处事原则,林语堂认为才是真正有硬气的。在北大,新旧文人齐聚一堂。同一个教室里,前一节课,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大谈小脚女人的魅力;下一节课,西装笔挺的海归青年宣讲女权运动的兴起。北大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剪影。新派的教授们主要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奠基中国现代小说的鲁迅和周作人为主;一是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为主。林语堂打从心眼里感激胡适的知遇之恩兼君子之谊,再加上都是留学英美,大家——包括他自己——都以为他会加入胡适一派。然而,他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和任意而谈的周氏一派越走越近。说怪也不怪,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而林语堂在山野间自由自在地长大,活泼好动,对于一本正经地写文章、随时准备着居庙堂之高的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十分反感。1924年底,《语丝》创刊,成了周氏一派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与此同时,胡适一支也创办《现代评论》,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陈西滢、蒋廷黻、沈从文、丁西林等。两派正式演化成著名的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语丝》的创办极有趣。首任主编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原是《晨报》副刊的编辑。鲁迅投了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诗是这样写的: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葫芦。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徐志摩当时以有妇之夫的身分,单恋林徽音,闹得满城风雨。《晨报》主编认为有讽刺桃色新闻之嫌,就从已经排好的清样中把稿子撤下来了。鲁迅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许我失了!”孙伏园很梗直,辞职书一扔,气冲冲地离开了报馆。他找到了钱玄同。两人各随便挑了一本书,任意翻开一页,然后闭上眼睛,用指头任点一字,凑在一起,就有了“语丝”之名。孙伏园在《语丝》创刊号上,愣是把《我的失恋》排在了醒目位置。《语丝》聚集的就是这样一批血气方刚的叛逆青年,敢说敢为,无所顾忌。他们自嘲《语丝》是“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地方”。《语丝》也没有统一的文学宗旨,他们各自说自己要说的话。从平和冲淡到气势凌厉,各种风格都能在《语丝》上找到。“随意地说话”和语堂的野性子不谋而合,他找到了一块适合自己的平台。他要大展拳脚了。从总统竞选、军阀混战到三河县老妈子的吃饭、如厕问题,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明褒暗贬,只要心中有话要说,他就痛痛快快大骂一场,没什么情面可讲,颇有“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他仿佛又站在了辩论台上,挺着胸膛,与社会浊流唇枪舌战,只是武器由三寸不烂之舌变成了妙笔生花。其间,他还作了一首讽刺性的歌曲《咏名流》,谱上曲子,到处传唱,一派语丝的“无所顾忌”的作风。歌词如下:他们是谁?三个骑墙的勇士,一个投机的好汉;他们的主义:吃饭!吃饭!他们的精神:不干!不干!他们骑的什么墙?一面对青年泣告,一面对执政联欢;他们的主张:骑墙!骑墙!他们的口号:不忙!不忙!他们的态度镇静,他们的主张和平,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什么热血冷汗;他们的目标:《人生的盛宴》 在《语丝》的日子(3)消闲!消闲!他们的前提:了然!了然!他们的胡须向上,他们的仪容乐观,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那么肥厚嘴脸;他们的党纲:饭碗!饭碗!他们的方略:不管!不管!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故去,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北京民众自发地聚在了一起,哭着目送孙先生的灵柩下葬。林语堂也站在人群中,瞻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还看见宋庆龄身穿孝服,一脸坚毅地跟在灵车的后面,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然而北洋政府连死人都不放过,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孙先生“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等等。林语堂“啪”地一拍桌子,一连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点浩然气》等文,他要为孙先生讨回道义,让亡者入土为安。进而,他和钱玄同、刘半农一起,展开了一场批判复古逆流的大讨论。林语堂语不惊人死不休,说“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只有“欧化”才是救国的惟一捷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老前辈了,“骂”起人来显然技高一筹,干脆说要做“卖国贼”,卖给“遗老遗少”。现代评论派看不惯《语丝》叛逆的做派,说他们是一群学匪。林语堂作为《语丝》的“骂人”新秀,干脆写了一篇《祝土匪》,以草莽英雄自居。他扬扬自得:“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1928年,林语堂出版了散文集子《剪拂集》,因为文风犀利劲捷,有人评价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林语堂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当然,照料金鱼是翠凤的工作,林语堂只是负责闲下来的时候观赏罢了。凤如很乖巧,语堂喜欢逗她玩,给她洗澡。看着凤如蹬着小胳膊小腿在水盆里嬉戏,他很满足。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林语堂就去参加《语丝》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聚会。来今雨轩是北京著名的茶楼,化自杜甫的名句“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故交新知欢聚一堂”之意。《语丝》初办时,销量并不好。可激进开放的观念、自由的风格在当时也找不出第二家,《语丝》慢慢地在北大等高校打响了名头,每出一期,总被学生抢购一空。在浓密的松荫下,《语丝》的干将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等,叫上一碟瓜子,一壶茶,坐在了一起。他们磕着瓜子,随意地聊着,话题变化很快。国家时政是必定要聊的,生活艺术、女子心理也屡有涉及,有时候甚至也会串到节育理论上。有人来得匆忙,肚子饿,就叫上一碗面,或是包子,但东西还没下咽,就急着发言,说到一半停下来,嚼几口,接着又说。林语堂刚加入《语丝》不久,是后生晚辈,聚会时,他说话少听得多,虔诚地看着文学前辈们,一点也不像杂志上“漫骂主义”的愤怒青年。周作人最常出席,但话不多。他声音低缓,和他的文风很像,走的是平和冲淡的那一路。就算激动地争执,他也不会提高嗓音,依然慢条斯理。林语堂在一旁,干着急。鲁迅可不同于弟弟周作人,要活跃得多。他反应很快,诙谐百出,是聚会的中心。每当讲到敌人的丑态,或是新发明一个讽刺的妙语,他会得意地大笑,爽朗极了。鲁迅永远一件玄色长衫,不修边幅,中等身材,两腮瘦得凹下去了,可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犀利得很,往往一个字,就可以陷人于绝境,致人于死地。鲁迅讲一口带着绍兴方言的兰青官话,听起来很费劲,但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他都能入木三分,在别的地方很难听到这种高论,所以林语堂听得格外认真。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作怪,兄弟俩闹得很僵,同时在场的机会很少。林语堂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从来不乱打听。黑框眼镜是钱玄同的标志。他笑嘻嘻的,是个可爱的人物,常常涨红了脸,大喝一声:“把线装书都扔到厕所坑里去。”要是说到“孽种”和“文妓”,那是在骂旧派文人。有人告诉他,俄国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要伟大,他深信不疑,每次发言,一定会举出此例来证明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化。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改信天主教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钱玄同很怕女人和狗,见着其中任何一样,跑得比谁都快。刘半农早前是“鸳鸯蝴蝶派”,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红大江南北。因为没有学历,被系里的陈源说“也算是北大的教授”,他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了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后来,他穿着中国蓝绵袍子去女校上课,学生们很失望,说,原本以为是个风雅的文人,怎么知道是个土老头?他听说了,又写了一首词: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人生的盛宴》 在《语丝》的日子(4)教我如何再想他?郁达夫一来,聚会就达到了高潮。郁达夫是放浪形骸的狂放文人,以《沉沦》的大胆描写声名鹊起。他放着发妻在老家,常去逛八大胡同,上等妓院和下等窑子,都来者不拒。林语堂不太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但却喜欢和郁达夫亲近,说他是真名士自*。烫上一壶绍兴老酒,再点几个下酒的小菜,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林语堂喝了酒就要睡觉,所以滴酒不沾,却从不提前走。他要欣赏酒后文人图。郁达夫生性豁达,喝了点酒,情绪就上来了。他躺在低矮的藤椅上,摩挲着新剪了平头的脑门子,大讲异国他乡的趣事。讲到可恨的事,就痛骂不止。鲁迅的酒量很好,喝过酒反而更沉着,妙论不断。无拘无束的《语丝》茶会让旁观的林语堂受益匪浅。一颗文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人生的盛宴》 落水狗及其他(1)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大规模论战是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幕。语丝派是一群年轻的叛逆分子,“必谈政治”,嬉笑怒骂,只凭心中所想。现代评论派的主力则大多留学英美,学了不少英国绅士气,主张“好人政府”。他们道德感很强,又多数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被称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刚开始的时候,两派各自为政,河水不犯井水,所以相安无事。《语丝》曾刊登过胡适的诗作,《现代评论》也不排斥语丝派的投稿。徐志摩是“正人君子”的一员,可做起事来更得语丝派的精髓。他先是满世界地追求“人间四月天”的林徽音,“徽徽,许我一个未来”成了众人皆知的情话。后来,他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高调恋爱,还把“摩摩”写给“眉眉乖乖”的情书《爱眉小札》出版,书中尽是这样的句子:“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年轻人拿这本书当自由恋爱的模本,老派人看了,瞠目结舌,直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是太平盛世,文人不可能关起门来读书。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把两派都卷进来了。语丝派扛起“唤醒国民”的大旗,投入了民族自救的洪流,而现代评论派则倾向于当局的一边。论战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分水岭是“五卅”惨案。北洋政府把北京搅得不像样子,可在上海,普通民众遭受了更大的灾难。上海是各国列强的经济重地,他们办工厂,把工人的血汗榨得一点不剩,日资本家还动不动就枪杀中国工人。工人们忍无可忍,在英租界附近举行反帝大*,学生听说了,前来支援。可是,英国巡捕居然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整持续了20分钟,当场死亡108人,伤者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播开后,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被震动了!北大的学生第二天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林语堂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五卅”惨案的照片:马路上,尸首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那里,尸身上全是子弹打过的痕迹,有的穿了一个大窟窿,有的血肉都翻出来了,还有很多断损的胳膊、大腿散在各处,无人认领。语堂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悲惨的事,心也像被枪弹打过,血流不止。他睡不着,吃不下,仿佛听见了工人们临死前悲切的喊叫,看见了无情的杀戮者狰狞的大笑,整个人被一股愤怒的情绪包裹着。他自己做了小旗子,和愤怒的学生们一起冲上了大街,抗议帝国主义没有人性的大屠杀。惩办杀人凶手!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反对把中国当作殖民地!国人的“五分钟热度”让林语堂心寒。头几天,人们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学生们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下面的人一起痛哭失声。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这个共同的话题。可短短一个星期,商场又开业了,黄包车也开始到处拉客,贴在墙上的标语被撕下来,行人急匆匆地走过,踏得面目全非。连部分学生也开始谬论:“就是你们胆敢搞*示威,才惹下杀身之祸的。”现代评论派向来主张精英治国,以普通群众为主力的五卅运动,他们根本没放在眼里。现在风向转了,“正人君子”们“事后诸葛亮”,纷纷说起风凉话来。丁文江,字在君,当时在北洋政府里任职,他说:“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抵制外货我们自己吃亏,……若是我们大家立刻不吸‘前门’‘哈德门’牌,山东种烟叶子人今年就要损失二百多万。”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中国实情,信口雌黄的“高论”立刻遭到语丝诸人的反对。首先披挂上阵的就是“骨头最硬”的鲁迅。他在《补白(三)》中毫不客气地说:“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满腔热血的林语堂也忍不住了,点名道姓地写了《丁在君的高论》,和现代评论派面对面地交起手来。他警告丁在君,“这类迎合官僚和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绝对唱不得的。”不久,又发生了鲁迅“门牙”事件。10月26日,五万多北京群众聚在天安门广场*,反对段祺瑞政府开“关税特别会议”,要求关税自主。巡捕把交通切断,惹恼了群众,双方动起手来,各有伤亡。次日,各大报章却出了这样的消息:“……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这还不够,第三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跟着报道:“*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鲁迅是知名的文化人士,出了这样的事情,还不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开始关注起鲁迅的门牙来。鲁迅到北大上课,一向满员的课堂居然缺席了二十几个学生,因为学生们估计鲁迅门牙掉了,会在家中休养。而另一个青年作家朋其还专门跑到鲁迅家里,非得让鲁迅张开嘴,确认门牙健在,才放心地离开。《人生的盛宴》 落水狗及其他(2)林语堂深知,当局是为了转移群众注意力,才怂恿新闻媒介拿鲁迅的门牙做起文章来。他已经把鲁迅视为精神导师,很想借此发挥一通。姜还是老的辣,鲁迅自己回应了这场闹剧。他写了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四两拨千斤,轻轻松松就把当局涮了个遍。林语堂从“门牙”事件中学到了新招:以门牙之微,也能发挥大的威力。他构思了一篇《谬论的谬论》,向鲁迅致敬。文章的矛头直指新上任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要求小学生每天必须要读四书五经,妄图又一次掀起复古逆流。林语堂针对性地提出了“必谈政治”、“欧化的中国”,粉碎了章士钊一厢情愿的“读经救国”梦。这篇文章得到了新文化前辈们的一致赞赏,发在了《语丝》第52期的重要位置。如果说在“五卅”运动中,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还只是短兵相接,那么在“女师大”风潮中,两派全面开火,双方主力全部参与进来。“女师大”风潮由来已久。女师大的校长原是许寿裳,离职后,继任者是杨荫榆。杨荫榆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她把学校比作“家庭”,把自己当作“尊长”,常年披着黑色斗篷,像幽灵一样在校内四处侦察。见着信,就以为是情书;闻一声笑,便是怀春了;有人上公园,那必定是约会;要是有男生来找,说不定是见不得人的情夫,她非得审问得清清楚楚。杨荫榆飞扬跋扈,冷酷无情。一位学生得了猩红热,因为以前曾顶撞过杨荫榆,她居然阻止学生出外就医,直接导致了该女生的死亡。来女师大就读的多半是从旧家庭出走的“娜拉”们,杨荫榆的“寡妇主义”和高压政策,她们十分反感。孙中山先生去世时,学生们悲痛万分,有的人还当场昏倒在教室里。她们联名上书,要求请假去参加公祭大会。杨荫榆竟然荒唐而无知地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他没有好处,不准去!”累积的怨气一触即发。学生们集体旷课,像慷慨就义的烈士,雄纠纠、气昂昂地去参加了孙先生的悼念活动。回来后,学生们当即发表宣言,成立学生自治会,反对杨荫榆当校长。杨荫榆不甘心被一群黄毛丫头给治了。趁着5月9号国耻日,学生集体开会,她带着一帮警察,浩浩荡荡来到会场,要求以校长名义主持大会。学生们毫不畏惧,让她下台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杨荫榆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会场。第二天,她在学校的公告栏上发了一则通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整个女师大愤怒了。她们紧急召开全校公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许广平作为学生代表给校长办公室贴上了封条,并把杨荫榆的行李扔到了大街上。社会各界对此事反响剧烈。思想传统之辈早前被骂得缩头缩尾,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了由头,一个个站出来指手画脚,说学生居然胆敢把校长赶出学校,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舆论开始一边倒。语丝派同仁大多在女师大兼课,对事情的发展始末了解清楚,他们决定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又是鲁迅第一个挺身而出。他先是在报纸上告诉学生:“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5月27日,鲁迅、钱玄同等7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明了对女师大事件的支持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的*,并呼吁各界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有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作后盾,学生们奔走相告,信心大增。岂料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粉刷茅厕》的千字短文。陈西滢以一贯地说“闲话”轻松口气,绵里藏针地讽刺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还说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把学校弄得像“臭茅厕”一样,“人人都有扫除义务”,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在宣言上签名的7名教员基本都来自浙江,又全是北大国文系的教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西滢的“某籍某系”指向明确。现代评论派都打上门来了,语丝派岂有不应战之理?鲁迅当晚就写了《并非闲话》,打了个漂亮的反击战。他说:这种蛆虫充满的“臭茅厕”,是难以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林语堂已经被誉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来了场硬仗,他当然是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第一个冲上前线。在语丝的茶会上,林语堂总是态度激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论战的号角刚刚吹响,女师大事件又有了新的变故。杨荫榆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居然想出了武力解决的坏点子。巡捕房带着大批的打手,冲进女师大,把坚守学校的学生骨干7人打成重伤,强占了女师大校舍。鲁迅等人紧急成立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宗帽胡同租了几间房,作为新校舍。各位兼课教授的任务成倍地加重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人生的盛宴》 落水狗及其他(3)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林语堂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看,那个个头高的最凶!”“那个带头盔的又打人了!”林语堂拿起石头,扔得那叫一个准!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教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流氓被砸得厉害,也注意到这个“祸害分子”,故意近身来,给了林语堂一棒子。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他那勇敢无畏的祖母一条扁担赶走十几个土匪,他自信自己也有那个气概。着急的是廖翠凤。自从她嫁了这个丈夫,从来就没有安心过。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她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大骂:“你还要不要命了?”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