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17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无声地哭，眼泪沿着皱纹纵横地流。小孩子的哭声憋着，过了好一会儿，才从胸前很闷地爆发出来，哭了很久。小仲在剪辑的时候，这哭声随着村庄的镜头，一直上升到空中响彻整个大地。镇里亲自成立开发公司，把土地卖出去给工厂，这笔钱进了开发公司的账，再去买地。大量征的地闲置着，有个纺织厂的地荒了四年，我们的车绕着上千亩荒地转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买地时是两万五千块钱一亩，现在最低价是十六万八千元一亩，企业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买卖。这种节目播出后，总有很多观众留言给我们，说把那些贪官污吏抓起来就好了，事情就解决了。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就已被列入刑事犯罪，严厉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但新刑法施行十年来，到我采访时，陈锡文说，还没有一位官员因此入狱——因为若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定这个罪，必须以他有“徇私舞弊”行为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你抓到一个官员违法批地，但他没有徇私舞弊，就拿他无可奈何，而你抓到他徇私弊了，判的时候大多只能以受贿罪判，与违法批地无关。这个罪名变得失去了牙齿。我采访的违法批地官员，接受采访挺坦然，一位市委书记说：“九三年分税制改革，我现在一半以上财政收入要交给中央，剩下的这一点，要发展，要建设，经济增长有指标，我这儿没有什么工业，种田也不交农业税了，你帮我算算，我怎么办？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这是周其仁说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我们采访完，有的官员被处分了，逢年过节还给我发个短信，说谢谢你们当年的支持，现在我已改在哪哪任职了这话。我卡住了，控诉我擅长，观众会在哪里掉眼泪我也知道，可这次，这矛盾密布的现实，要想砍一刀下去，却如入棉被，无处着力。媒体上各派对土地产权问题的笔战也没有共识，几乎人身攻击，从讥取戾。争议就集中解决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实习生一边转着手里的圆珠笔一边说：“赶紧把地都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卖给商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呢？”我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小伙子挺坦率，“当制片人。”“当了制片人呢？”“当台长。”“当了台长呢？”“影响别人。”“影响别人什么呢？”“……这个还没有想。”我说：“你还是给我一个宾语吧。”一个动词总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宾语，它不知会落脚何处。陈锡文的采访播出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留言。这哥们是在洗脚城对着电视无意中看到的，他说听到一个问题吓了一跳，一脚踩进了盆底：“记者居然敢问‘土地不私有，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么？’”咦，这个问题怎么了？中央政府的决策是土地性质不改变，陈锡文是起草决策文件的人之一，当然只能问他。陈锡文说：“我觉得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资源禀赋在全世界来说非常独特。土地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八，很小的私有制规模非常快就会分化，这点土地只能维持温饱，刚过温饱，不能有任何风险，遭遇一点风险，就得卖地卖房子。”“有些经济学者说农民能判断自己的生活，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让他自己作判断不就行了吗？”“判断错了怎么办？现在农村没有社会保障，卖了房卖了地谁来管？进了城要不政府管起来，要不他自己有就业。否则走第三条，出现大的贫民窟，这个社会就毁了。”这期节目播后，各种地方甚至找到我这儿，说能不能让陈主任来看看，我们这儿农民用宅基地可以换户口，换市民身份，这保障行了吧。我说跟陈锡文没私交，没法带这个话，但这个问题他说过：“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的财产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我问他：“他们认为农民是愿意的呀？”他可能这话听多了，有点急了，手挥起来：“你敢跟农民说实话么？你把他的地拿过来，给他二十万，你卖了两百万，你要敢跟他们说实话，农民也愿意，那你就随便。”他沉了一下气，缓缓说：“不能再对不起农民。”陈锡文说他十八岁当知青，在黑龙江当大队出纳，当生产队长，十年后放弃一切回上海，就为了能上一个研究农村经济的大学。他见过在强制力下中国农民一夜之间分到的土地，也一夜之间收回，知道一个出发点再良好的概念一旦脱离现实会造成什么，“最苦的总是农民，最无奈、最无助的也总是农民”。他说自己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认识到书本概念如果变成教条，容易像飞人杂耍一样脚不沾地，左右摆荡。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提——“先要把农民社保这条路铺平，无论在犄角旮旯还是走到最繁华的地方，都在这张社会保障网的保护之下，都有生存的能力。”陈锡文的说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个前提，当他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时，土地问题回到了原本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管理问题。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时，权威主义就不能在学术问题上存在了，人人都得用论据与事实来说话，也不能不尊重实际的现实经验。我想起周其仁当初第三句话：“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老范帮着我编这个片子，到了这个部分有点愁：“你说咱片子有没必要这么深？观众会不会不容易体会？”我也没底，这一期节目就采访一个人，从头说到尾，四十五分钟。我俩有点发愁，扔下稿子，一起去看陈虻。他得胃病住院，一进门，他坐在沙发上，嫂子正给他洗脚。细条病号服里人有点瘦得打晃，但看到他乌黑的头顶，心里一下宽了。“怕你病着，你又不让来。”之前我发过几次短信说来看他，他都回绝了。“我也没让別人来，但他们都来了。”病了还是这么一点不留情面，噎得我。他说做完手术好多了，过一阵子就能出院，还是有点虚弱，在病床上侧身躺着，说了两个小时业务。给老范解释什么叫“深入浅出”，有位同事跟他说片子不能编太深了，“我妈说她看不懂”。他说：“思想、你、你妈，这是三个东西，现在你妈看不懂，这是铁定的事实，到底是这思想错了，还是你妈的水平太低，还是你没把这思想表达清楚？我告诉你，你妈是上帝，不会错，思想本身也不会错，是你错了，是你在叙述这个思想的时候，叙述的节奏、信息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没处理好，所以思想没有被传递。”他问老范：“‘双城的创伤’是你做的吧？”老范有点吃不准他是要怎么骂，怯怯地说：“是。”“当初评奖是我主张给金奖的，争议很大，我当时在台里七〇一看的，最抓人的就是‘双城’。大家尽管在看的时候，一会儿说这个采访不能这样，一会儿说那个不对，但是谁也不走，他跳不开。我有一句话，就是片子一定要带着问号行走，不管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真的。对于记者来说是真的，对于观众来说就是真的。”老范当年被骂得够呛，听到这儿喜出望外。我心想：“怎么就不见你表扬我一次呢？”他头就转到我这儿来了：“柴静这个人吧……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缺点。”我笑，就知道他。他接下去说：“但她还是有一个特点的，她不人云亦云。”刚想百感交集一下，他看了我一眼，当天刚录完节目脸上有妆，他恶狠狠地说：“把眼线擦掉，画的那是什么。”回头编节目，就从我们自己最大的疑问开始。我问陈锡文：“城市人可以卖房，农民建小产权房，中央政府不让买卖，有人指责说这是所有制歧视，欺负农民？”陈锡文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有些反对者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明白。北京房价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没有人想去把玉渊潭填了盖房呢？把北海填掉？颐和园填掉？开发商都知道，谁要去招它，肯定是自己找死。这叫管制。”哪个国家都有管制，国外的农民也不能自由决定土地买卖，该长庄稼的地不能长房子。他在美国看一个县里的土地用途规划图，挂在公共礼堂里，任何人可以提意见，“这道红线在图上一划，土地价格差距至少三四十倍”，这条红线就是管制。“关键是谁有权利来划？”“就是啊，你划到线外肯定要跳脚，凭什么？但民主投票，从头到尾你在现场，你都是知道的。大多数人同意了以后，由议会去审议通过，不会出不科学不公平的东西，伤了很多人利益。”各国政府只有涉及公益性用地时才能出面征地。而判断一块地到底是不是公益性，也不用政府来定。我问：“那怎么判断？”他说，“这个事是社会常识。”我一愣，“这么复杂的事靠常识来决定吗？”他说：“陪审员制度，一堆老百姓坐那儿，他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地要干什么，是不是公益。”如果判下来是公益用地，价格也由市场决定。“没有道理说因为是公益项目，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得好处，完了就是我一个人吃亏。”我说会有人说您这样会鼓励钉子户。他说，“钉子户哪个国家都有，说白了，地贵点好，便宜了才会滥用。”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减少了一点二五亿亩，超过了一个河南省的耕地面积。相当部分地方政府土地占到预算外收人的百分之六十。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发展模式停不下来，也与超计划的建设用地供给有关。他的意思是，既然源头在一九八二年宪法给予了政府商业用地的征用权，不必绕远路改革，一步退出就是。“但地方政府有现实财政问题和官员考核的压力？”“真正的收人要靠发展经济，不是吃地为生。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见得比现在少，中国的所得税是累进的，人们兜里有钱，税才水涨船高。如果觉得现在的制度哪儿有问题，就改哪儿呀，不能把三十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给越过了。”说到这儿，他满面忧患，一瞬间露出衰弱之色。我问：“有人会问，在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您说的这些是不是太理想了？”他没正面冋答这个问题，只是说：“这个征地制度不改是不行的，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从上到下都有卖地的积极性，回过头来再过若干年，后悔都来不及，城市退不回农村去，农地就没有了。”采访陈锡文时隐隐感觉，不是我在引导提问，是逻辑在引导我，逻辑自会把链条只只咬合，使任何一环不能拆解，这链条就是结构。结构不是记者创造的，记者只是看见它，把它从深埋的泥土里剥离出来。有人看这期节目我采访陈锡文时，透出政府要逐步退出商业用地之意，几乎是狂喜地打电话问：“是不是定了？定了就可以现金找村支书买地了。”觉得这个热气腾腾的锅盖眼看快被顶开了。陈锡文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只能把乡镇企业的用地拿来直接与企业交易，这块地才占每年出让土地的百分之二，小得很，就像煮沸的高压锅只能先一个小缝散热。他的话与其说是在警告，不如说是对改革能不能再进行下去的忧虑：“如果土地大量流失，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只能停下不搞。”担心的是当下的政府管制水平，一旦突然放开，如果与用地饥渴症结合，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很多人看电视听到这儿就有点急了——那这走一步移半步的，走到什么时候去呢？我也是个急性子，做新闻时有一个惯性，想在节目中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想起有个节目拍过一个小朋友，一丁点儿大。他爸教他念课文，说雷锋叔叔在泥地里走路，一个脚窝，一个脚窝的。他问儿子：“为什么是脚窝不是脚印啊？”圆头娃娃想了一会儿说：“因为他背着很沉的东西，所以走得慢，踩下去就是一个窝。”这一脚踩下去的窝，在于乡镇企业用地转成建设用地时，政府退出，不再征地，一退一进之间，就往前走了。但因为土地是集体产权，只能由村集体与企业直接谈判交易，我跟陈锡文谈过，他被批评对农民是“父爱主义”，把他们捆绑在集体中，容易受到村庄里强势人物的左右和支配。他说三中全会有个关键性突破，讲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三十年转为“长久不变”，这其实就是产权的清晰——“以后拿这个地自己经营也好，股份合作也好，流转也好，最后去组织去搞专业合作，这样慢慢经济上就独立了。”独立？我有一点迟疑，他想说什么？他打了个比方：“就像你住的小区，有个居委会吧？它管你的卫生、安全，还收点费，但不会管你在哪儿上班、挣多少钱，更不管你的私人生活。农村的村委会也应该是这样。”村委会……像居委会一样？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多少年下来，我做过很多批评基层村组织如何侵犯村民权益的事，我记录过很多的泪水、不公和愤怒，但一期节目做完，我总觉得换一个好的村官，或者监督上更有效果就好了，从来没认真想过一个村庄集体生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样儿。他说的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中国农村。“那谁来管农民的经济生活？”“农民可以自由成立经济合作组织，来管理自己。”我想起在美国的农业州爱荷华，见到农民的平均年纪是七十岁，家中儿女也都去了大城市，四下一望，全无人烟，只有数只大狗作伴。两个老人耕种百亩土地，靠的是村民之间经济合作，耕收需要的大型用具和劳力，都向商业公司共同租用。老爷子家里的网络可以看到最新的粮食行情，没什么村委会要来管他的经济生活。自治，本就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不是一扯两断，是需要找到线头，以柔和手势轻轻一抽，让一切归于本来应然。当天谈了四个多小时，结束时已经半夜十二点，他已经六十岁了，我有点过意不去：“最后用不了那么多。”陈锡文说：“不要紧，我多说点，你就多知道点。”初稿完成后，我发给陈锡文，让他看看政策或者法律有无引用失误，顺便把八万字的场记也发过去了，算个纪念。附信中我写“如果信息有不确处，请指明”。他发回来，稿子动了两处。一处是把解说词里原来写他是“最权威的农业问题专家之一”拿掉了。还有一句话，“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无法解释这个疑问，直到采访陈锡文，我们才发现这当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秘密”，也拿掉了。他把场记也发回来了，场记是我们全部的采访记录，速记仓促中打了不少错別字。我让他看的几千字正式稿件已经核对过了，这些场记只是个纪念，他也知道。但这八万字里，所有错误的字，他都用红笔一个一个改过来了。节目里，陈锡文说：“几亿人要转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你是迟早要来，这种城市化，能带来多大的投资，造成多大的消费市场，不可估量，潜力极大，但问题是，现在才只有一半人进城，地就成了这样，污染成了这样，以后怎么办？不认真考虑，很难说这件事是祸是福。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一定是农村经济出问题，中国未来一个大的坎就是几亿人进城，就看这个坎能不能过得去。”播出时，我妈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敢说啊，听得我都心惊肉跳。”美国有一个得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叫刘香成。作为曾在美联社、《时代》周刊任职的记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说：“其实我从来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我后来琢磨，这期节目中，陈锡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出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出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在广东调査违法批地时，我问镇里的书记：“您觉得一个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地方的群众过得比以前好，这是我最大的目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经济的结果，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保障，没有就业的机会，生活水平比以前下降，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水平下降？你现在这样提出来，我这个还要去调查，到底是下降了什么？下降了多少？”“您辖区内这些人这几年到底靠什么生活的，您不清楚吗？”“一般都是靠自己的一些，打工这样的性质去（挣钱)。”“您觉得这样对农民负责任吗？”他往后一靠，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通常人在沉默的压力下都会说些什么，但这次他打定了主意不发一言，等待着采访的结束。结尾时，我录了一段串场：“陈锡文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一定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坎。这个坎过去了，就能带来对中国经济不可估量的推动，过不去，所有的国民都要付出代价。而能不能越过这个坎，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征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在为九亿农民争取他们手中应有的权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寻找公平有序的未来。”播出后，有位观众给我留言：“你为什么要选一个特别唯美的秋天树林边，一个光线很漂亮的地方录这个结尾串场呢？这样的话，应该在裸露的土地前录才对。”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必有任何装饰。第十七章 无能的力量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打去。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但是理解够吗？”“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我哑口无言。卢安克是德国人。过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国广西山村，陪伴着当地的留守儿童。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博客首页，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都是关于教育的，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他离开了；二〇〇一年开始，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老范常常能用直觉捕捉我需要长时间分析才可以达到的点。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桂西北多是嘻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见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到的时候，小镇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卖肉摊，屠夫持刀待沽。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孩子会叫“奶奶”了，还没叫过“妈妈”。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他将近一米九的样子，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晃晃荡荡挂在身上，有点脏了。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睫毛几乎是白的，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更瘦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也随着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问我们叫什么，只是微微笑着，转身带着我们走。这个时候，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对不起那个杠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我尽量找点话说，卢安克有问必答，答得很简单，不问不说。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放下吧”，也太刻意——这么一转念，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学校上一年为了迎接上级“普九”检査，刚翻修过，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窗户，没有操场。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呼嘯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摄像放下机器问我：“现在拍什么？”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人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杠着东西僵着。“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吗安克？”我说。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発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根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当厅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掩饰一下。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我隐约听见一点，就问：“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你愿意吗？”“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现在？”我愣住了。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什么？”“那个孩子。”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不知道。”他慢声说。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主采访总要开始的。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我记不起来了。”“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那个快会有问题吗？”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我放弃了。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卢安克忽然说：“昨天……”我抬起头看着他。“……我们去那孩子家，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是。咋天晚上还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但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就问她。”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说不会的，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我说不是，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卢安克说：“他怪我带你们上来，说要把我杀了。我也觉得对不起他，就跟着他跑下去了。”天哪。我说：“我很自责，我觉得我做错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空的？”“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喃喃自语。“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觉得就可以。”他看着我，因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两手交握在膝盖前方，看着我，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我问他，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挣钱，不谈恋爱，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他笑了：“有比这更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