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12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您亲眼见着的吗？”他点头。“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他摇头。“孩子呢，不来看你？”摇头。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他问我：“什么是洁白？”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当年我们拿到的河南斗狗的线索，有一位叫马宏杰的摄影师也在拍，拍了好几年，他跟组织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想“知道为什么”。《耍猴人的江湖》，他陆续跟拍了八年。跟农民一起扒火车出行，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最后一张照片，是老杨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上。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着劲活着。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真实。”他说。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一天傍晚时分，史努比打来电话：“吃饭？”“行。”我说，“我请你，正打算下楼吃呢。”他顺竿上：“不成，你做。”我气笑：“凭什么呀，只有方便面。”“不行。”“那就下挂面。”“挂面成。”朋友太老就是这样，连理都不讲。只好去超市，买只鱼头、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里面，再拍根黄瓜。他靠着门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白他一眼：“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他嘿嘿一笑：“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吃完饭，我俩喝茶。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都很受刺激。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大都说父母尽管清贫，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老了对保姆还不好。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带着困惑还有心酸：“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我跟他说，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谈到快一半，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听着。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说完站起来走了。陈虻有次骂人，就是骂这种选择。记者拍了个片子，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为他们钉作业本，判作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把家里床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片子做得很动情。陈虻说，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挺感动，但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就问记者：“这老师收钱吗？”记者说：“两万到三万一年。”他算了一下，收留四个孩子的话，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当知道的时候，我觉得那叫省钱。”他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谁教给你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记者沉默不语。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陈蛇说得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话问得，好像他是外星人。他不管这些，不问你的成长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样，扎进人脑子，直没人柄。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我苦着脸：“可我都这么大了。”他笑，问：“你多大？”“七六年的。”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去唐山采访大地震，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您不怕被遗忘吗？”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我没说话。她一笑，把话收住了。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我问，是不让拍么？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你遗憾吗？”“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事后却后悔。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他说：“为什么？”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大家都愣一下。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见面会上，有位高位截瘫的女性被介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采访时，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身边夺走的一切”……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之后她三年没出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日子。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露一点哀伤。”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出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捏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吸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挺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唐山的节目播了。有记者问我：“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我说：“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底下人笑。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身走了。临走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点心酸。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看片会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党的将领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一个一个采访，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父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采访后，才发现这些国民党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中国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会上有观众发言，很动感情。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文、]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人、]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书、]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日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一九三八年，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七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