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7

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他笑了一下，“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村里不管吗？”“怎么管，谁还能天天管？”村长指着锅，“这都是偷来的。”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点着，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他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把手伸在那口锅上，靠那点火气取暖。村长叹口气，说：“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看能不能呼吁一下，给他捐点钱，啥问题都解决了。”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他们流浪到城市，从捡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聚集起来，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干脆不要床，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十岁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把家电裹起来，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然后打车离开。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大家最恨的那个男孩说：“用来砸核桃。”“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学功夫”，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兔子不吃窝边草嘛。”他们把偷当娱乐，刚偷过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案子破了，他们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全放了。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见到后倒没动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离他上次见，过了几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避开我，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转身对我说：“记者，走啦，去办点事儿。”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那个父亲双亡的十岁孩子，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走了几步，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给了他一百块钱。“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不是，这是你劳动所得，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很辛苦，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我要谢谢你。”他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我带了一束花给Kim。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第七章 山西，山西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是，都是硫化氢。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她说：“没有。”“见过白云吗？”“没有。”“蓝天呢？”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空气是什么味道？”“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我在桌下踢她一脚。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管不了那多。”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有人跟你提污染吗？”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有钱就能治理。”“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没人举杯。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声震四野。有露天电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小铁椅，可以把红木板凳挤到一边去。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我妈带我们姐妹去动物园时，每次都要提醒“电影里说了，树上柿子不能摘，掉下来也不要捡，这叫花果城”。纸厂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边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黄水，我妈说这是碱水，把东西泡软了才能做纸。小朋友一开始还拿着小杯子去管子口接着玩，闻一下龇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河变难看了，但我还是跟河亲。跟表姐妹吵了架，攥着装零钱的小药盒出走，在河滩上坐着，看着翻不起浪的黄泥水。大人都讲，小孩子是从河里漂过来的，我满腹委屈，到河边坐着等，河总有个上游，往那个方向望就是个念想，怎么还不来接我？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后十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厂、钢厂、铁厂……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上。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来也颓了，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河里差不多断流了，只有一点水，味儿也挺大。两岸还有些蒿草，鸟只有麻雀了，河边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烬里一些皮毛脚爪，是人拿汽枪打了烤着吃。但我们这些学生还是喜欢去河边——也没别的野地儿可去，河边人迹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种曲折的情致，不说话也是一种表达。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我听得眼皮直跳。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我以为是下雾。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节目没播成。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二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我不再想回山西了。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佛犹如此。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我看着心里难受。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再也”，这两个字刺目。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