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3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我一下坐直了。“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非典结束了。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进“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有个小姑娘冲我乐。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挂着两条耳机线，走哪儿唱哪儿，一条短裙两条长腿，叽叽呱呱，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她二十三岁，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唇，总用白唇膏盖着，“这样比较有气质”。哦，这好办，我叫她老范。她挣扎了一阵子就顺从了。这姑娘大学毕业自报家门来应聘，领导每次开口问问题，她都立刻说：“你先听我说……”张洁估计是以一种对女儿般的容忍，让她留下来的。“我是三无人员，”她说，“无知，无畏，无耻。”我心想，你真是没吃过亏啊姑娘。她还挺会为自己找理论依据的：“有句话叫‘阴阳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题：一周之内，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体认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处找人，说来说去，没人搭理，最后找到我。我不相信太邪门的事，我更感兴趣那个沉默的原因。张洁看着我俩，心知这种节目多半是白花钱，平常选题都得有个七八成把握了才出发，不然徒手而归成本太高，但他是个对姑娘们说不出个“不”字的领导。“去吧，省点钱，别双机了，也别带录音师了，一个摄像就够了……哎哎，也别带大机器了，带台DV。”他说。从机场出来打车，师傅姓毛，一脸西北人的清刚，车上放着一盘邓丽君，他听了好多年，放的时候像钢丝似的。我和老范摇头摆尾地跟着合唱《偿还》：“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毛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俩一眼，又看一眼，乐了。西北壮阔，赤金的油菜花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青苍的山转过一弯，还是。我说我也喜爱美剧《老友记》，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声扑上来，摇得我披头散发。同行说当地政府不支持媒体采访。趁着月黑风高，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服毒的小杨家。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称凉州，双城是这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三万多人，过了晚上十点，只有几户灯光。小杨家灯是亮的，院子里一块菜地，堆着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满了鞋。父亲醉酒刚回，红着脸，粗着脖子敞着怀，说不清话，母亲坐着一句话不说。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老范跟他们吵人权和新闻自由，双方驴头不对马嘴，倒是能互相抵挡一阵子。我抓住机会问小杨：“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回武威，回我们住的酒店采访？”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细脖子，只看到两弯浓眉毛，一直不说话。我不抱指望地问了这么一句，但他说：“我愿意。”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钟没回过神，居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非典的报道。”几个月前做非典报道得到的所有荣誉称赞，都比不上这一句。回酒店的路上，毛师傅老到得很：“后面有车跟。”我们往后看，普通黑桑塔纳，只有一个司机，后座上没人。我们在酒店下车。第二天，毛师傅来接我们，说昨晚我们走后，桑塔纳上下来两个人，上了他的车，问：“刚才那几个人是哪儿的记者？”毛师傅直接把车拉到110，把两个人卸在警察那儿，回家睡觉去了。后来知道这俩人是镇长和他的同事。我们去找：“这事儿还用这么躲闪啊，跟你们又没啥关系。”镇长心一下就宽了，把遮着半边脸的大墨镜摘了。我奇怪：“当时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呢？”他得意：“哎呀，你往后一看，我们两个立刻倒在后座上。快吧？”采访小杨，他不肯说什么原因。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我明天会去你们学校。”他忽然问：“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第二天，这孩子带我去学校。校长来给我们开门，中年人，头发花白，一见人就用手往后爬梳，不好意思地笑，“这几个月白的，”说话声音是破的，“心里难受，压力太大，精神几乎都崩溃了。”他勉强绷着笑，脸都抖起来了。找到六年级的瓦房，一张张桌子看，有一部分课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后来刷的红漆也盖不住。小杨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停下来，低头不语。桌子是第一个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号，与她同时服毒的女孩小蔡经抢救脱险。两天后，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学小孙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杨服毒，经抢救脱险。几个孩子桌子上都刻着“519”，苗苗父母认为他们是集体约定自杀。镇上的人卷着纸烟，眼里放着光，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恐惧：“跟你说吧，肯定是个什么教，听说还有白皮书呢。”眼镜扫一扫旁边的高台，“还有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阁，说是一个供着魁星像的高大石阁，他们说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头待着，还刻了什么字。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心里一紧。小杨不肯多言，说你们去问苗苗的一个好朋友小陈吧，她都知道。我们找到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岁，穿件碎花白衬衣低头扫地，发根青青，小尖脸雪白。看见我们进来，不慌不忙，扬扬手里的扫帚说，“等我扫完地。”一轮一轮慢慢地扫，地上一圈一圈极细的印子，扫完把扫帚绳往墙上的钉子上一扣，让她妈给我们拿凳子坐，转身进了屋。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身拿着一张纸，打了一个电话。她撩了帘子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什么，她都平静答：“不知道，不清楚。”我说：“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她说：“我们班上的人多了，哪个都是朋友。”我愣了一下：“那这个事情你不关心吗？”她不紧不慢地说：“学习这么忙，关心不过来。”她看着我，礼貌地等着我往下问。我看着她，饱亮黑圆的眼里没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问不下去了。这时候窗外鞋声敲地，几个成年人进来，说：“你们有记者证吗？”他们穿着深蓝夹克黑皮鞋，这次不是镇上的，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不希望我们呆在村里，一车直接拉去了当地的雷台汉墓：“报道这个多好。”前后都有人跟着解说。老范倒随遇而安，她第一次到乡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后面跑，又笑又叫，宣传部的同志没见过这么天真的记者，再严肃都看乐了。老范又吃惊西北壮丽的天色，大叫着指给我看：“云！”走在前头的宣传部负责人三十多岁，名字结尾正是“云”字，他惊喜又羞涩地转头：“叫我？”众人哄笑。这一笑之后，都不好意思再绷着脸了。之后再聊节目。我们说：“这个事情谁都困惑，处理起来也棘手，但是不公开，被认为是邪教，对谁都不好。我们多了解一些，你们也多些处理的经验，是不是？”云叹口气：“这事我们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开始也当邪教查。没有这事，搞不明白，你们去看吧。”我们去了魁星阁，门已经被铁丝扭住挂了锁，有小孩子手脚并用，沿着斜的墙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砖被他们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开了门，沿台阶转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没了，空空荡荡的像个戏台子。有个原来刻着文字的照壁，出事后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盖住。照壁不大，我没带工具，用手擦，石灰干又薄，底下的字露出来，小铅笔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见钟情”或是“武林盟主”，不过如此——我在小地方长大，不奇怪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待在这儿，大概这是小镇唯一有文艺气息，能带给他们一点幻想的地方。小地方没有电脑，没有书店，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和歪歪扭扭的简谱。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是青少年杂志，有一页折过角，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怎么可能？她们都看。”农村孩子上学晚，双城小学是六年制，苗苗已经十三岁，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翁美玲。“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我们找到小蔡家，她母亲拦住门说：“不要拍，我女儿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带坏了。”我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十几天了。”“你担心吗？”“……”“让我试试吧。”她让出一条路来。小姑娘细眉细眼，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摄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问她，不吭声。我给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蓝墨水染了。“忍什么呢？”她不说话。“能睡着吗？”孩子摇摇头。“想什么呢？”她不说。我们俩对着，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就明白了，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课本上那句话，‘天涯若比邻’。”小蔡脸上泪水纵横。她回身进了屋子，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一个天真的誓言。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我问：“什么让她最痛苦？”“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乳房！”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小蔡说：“我们都笑了。”“为什么会笑呢？”“想笑着离开世界。”“死亡不可怕吗？”“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什么世界？”“没有烦恼的世界。”“谁告诉你的？”“自己想的。”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小杨不说话，也不骑。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问自己。”“你回答得了自己吗？”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说服药会得胃病。”“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好……”“你直接说‘但是’吧。”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有什么区别么？”“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说过。”“说什么呢？”“……你好吗？”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那你怎么做？”“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