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乔伊斯姑姑对我非常好，但我不知道她抵押了房子以获得7千5百英镑给我，还要自己偿还贷款利息。当我表示感谢时，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不会借给你钱。钱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学习游泳时赢得我10先令一样，我相信你可以用录音棚做些不一样的事。” 我向自己保证，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还她的钱，先还利息。 我同房产中介只用电话做了买卖，但是钱转完账后，我就去他的办公室取钥匙。 “我能帮你吗？”他说，想知道像我这样的社会渣子在一处漂亮的房产中介办公室里面想干什么。 “我来这取这座庄园的钥匙，我叫理查德?布兰森。” 他看起来十分吃惊。 “好的，布兰森先生，”他抽出一大串铁钥匙，“给您庄园的钥匙，请在这签名。” 在纸上大笔一挥，我拿起钥匙就驾车去巡视这座庄园了。 汤姆?纽曼和他的朋友菲尔?纽厄尔立刻着手将庄园外部的房子改成录音棚。他想安装一台16音轨艺术专用的Ampex磁带机，还有其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设备：20频道的乐谱架、4声道的监控器、回声设备和一架三角钢琴。我们都想确保每一样东西不逊色于伦敦最好的录音棚。庄园渐渐初具规模，每个周末我和尼克驾车过来，在地板上扎营，撬空壁炉里的隔板，抽掉油毡使原来石板地露出，油漆墙壁，琳迪也过来帮忙。一天妈妈带来刚从菲利普买的落地大座钟。 “你需要它。”她说。 我们把钟放在走廊里，钱装在它的窗扉里。现在这个落地大座钟站在希思罗的维珍顶级休息室里，但是已经没有钱塞在里面了。 当阿尔比恩大街的合约到期时，我和一些朋友一起搬到诺丁汉?希尔一段时间，我们仍继续在地下室工作。不久地下室太挤了，我们在南码头路找了个旧仓库，那儿离成为维珍邮购公司基地的帕丁顿火车站不远。 一天我发现自己驾驶在西路山下，进入了美达峡谷，经过一座拱形桥时，我看见一队游艇停在运河边。清澈的河水，成排的树林，明亮的红蓝色油漆好的游艇，游艇上的花盆，游艇周围还有不同的鸭子和天鹅，我仿佛突然回到了乡间。 由于我在乡村自由地成长，因此我确实不喜欢伦敦的生活，经常觉得自己从未看见过太阳，呼吸不到任何新鲜空气。我喜欢水和船的滋味：机油、焦油和绳索，当地事务委员会告诉我去找负责发放游艇的水务局，他们提醒我如果现在申请，那么我最终大约要5年才分到一艘。虽然我不怕申请的麻烦，但是肯定有办法绕过规定。就在我沿运河边下行时，我的车坏了，我钻出车，无望地盯着汽车发动机罩。 “你需要帮助吗？”有人用爱尔兰口音大声叫唤。 我转过身，看见游艇顶上一个老人正随意地拨弄火炉的烟囱。 “好的，”我说，看着他神情恍惚，“我真正需要的帮助是怎么在这些游艇上生活。” 老人站起身来，他掏出烟斗点着火，“你应该去那艘游艇，”他说，“我刚刚卖掉它，一位年轻的女士搬了进去。虽然现在我不知道，但是那有两间卧室，她或许在寻找一名投宿者。你穿过一个小木门，沿着拉船道走。她在桥前面的最后一艘船上，叫阿尔伯达。” 我沿路走去，推开倾斜的木门，再沿着狭窄的拉船道走。在最后的一艘船上，我从舷窗窥视过去，看见一位金发姑娘在厨房里猫着腰。 “你好，”我说，“你一定是阿尔伯达。” “别傻了，”她转过身说，“那是船名。我叫芒迪。” “我能进来吗？”我问，“我的车坏了，我在找地方住。” 芒迪很漂亮。她不仅漂亮而且她刚搬了一张床上船。我们坐下来，吃了点午饭，她全名叫芒迪? 埃利斯。我那晚跟她住在一起，躺在床上做爱，第二天早上又将我的箱子搬了上来。她有一只叫“星期五”的拉布拉多猎狗，和芒迪、“星期五”在一起，我整个星期过得非常充实和愉快。我们在“阿尔伯达”号上很浪漫，夏日的夜晚下我们在船顶共进晚餐，看着鸭子和其他的船在运河上来回穿梭。 芒迪和我一起生活了大约1年，她先在学生咨询中心帮忙，后来又去了庄园。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吸毒，不久芒迪常带着迷幻药，和汤姆?纽曼一起享受梦幻时间；她让我也试试，一天傍晚我们与另两个朋友鲍勃、卡罗琳?金在“阿尔伯达”住下，一起吃迷幻药，鲍勃决定他不吃以防万一出现问题。我的人生座右铭似乎很危险（有时候更可能是愚蠢的），那就是我准备每件事情尝试一次。我吸了一小块，起先一切还好，我们听了一下音乐就走到外面看夜空，但是我们再次走进房间时，一切开始变坏：很快开始头晕目眩，眼前的东西开始倾斜；芒迪变得模模糊糊，就像一个8岁的小孩。我看见其他人微笑、聊天和打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芒迪，我所见到的就是一个消瘦的人，就像电影中穿衣服的侏儒杀手。我痛恨失控和不知所措，虽然在《学生》或者后来在维珍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很重的毒瘾，但是我从未真正加入进去，我宁愿彻底放松，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我第二天必须早起，所以我几乎从不头天晚上喝醉。迷幻药会控制我的神志，让人无法正常思考，我绝对无法适应这种东西。我最终走到外面，躺在地上遥望天空，芒迪出来拖我回床上。当我们开始做爱时，我紧闭双眸，害怕如果我睁开眼就会再看到那个侏儒。 当这迷幻时刻结束时，我和芒迪的关系也结束了，即使第二天早上她看起来不再像侏儒杀手，我也不能用相同的方式看她了。不久后芒迪离开了“阿尔伯达”号，搬到庄园里同汤姆?纽曼住在一起。 第三卷 5.一个教训（1971）(1) 整个1971年春天，维珍邮购公司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但在公司壮大的同时我们正在损失盈利，我们对所有的唱片给与折扣，还要花钱打电话定购唱片、付邮资、付钱给职员和商店，我们不能继续了。有时候我们的顾客假装他们没有收到唱片，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出第2份唱片，经常还会第3份、第4份等等。总而言之，我们正在逐步损失金钱，不久以后我们就透支了1万5千英镑。 这个春天，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比利时的大订单，我去了出版这些唱片的唱片公司，没有交付在英国购买时必须交的零售税便购买了唱片。然后借了辆货车，驾车去多佛摆渡到法国，接着驶往比利时。在多佛盖过章的文件确认出口的唱片数，但是当我到加来时，海关要求我出示另一份文件，证明我不会在法国途中出售唱片。英国和法国政府对唱片都征收零售税，而比利时不。我没有这份官方信件，只能被迫摆渡回多佛，而唱片仍然压在货车里，它们仍是库存商品。 然而，当我驾车回伦敦时，我渐渐想到我现在满载着一货车表面上出过口的唱片，我甚至有海关的图章来证明，而法国海关不允许我通过的事实没人知道。我没有为这些唱片付过零售税，我可以利用邮购或者维珍商店销售它们，而相比较以前正规的进货途径，将大约多盈利5千英镑。像这样三两次，我们就可以还清债务。除了维珍音像负债1万5千英镑，我抵押了两万英镑的贷款将庄园和外屋改造成录音棚。这个计划如此完美无缺，尽管是一个犯罪计划，但是在此之前我经常触犯法规，那时我觉得就算我犯了错，我也不会被抓住，我还没满21岁，社会常规对我不起作用。精力充沛的最佳表现是我这时疯狂地爱上了克里斯蒂?托马斯，一个漂亮的美国女孩。 一天，我正在庄园里找我们的爱尔兰猎犬“私酒”，我走上楼沿着走廊打开所有的卧室们，大声叫唤：“私酒！私酒！”猛地推开一个小卧室的门，发现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孩在换衣服，比起“私酒”，她更加吸引人，而且她一个人，只穿着旧紧身牛仔裤和黑色的乳罩。 “你现在看起来真漂亮，”我说，“多点衣服我会遗憾的。” “你到处喊‘私酒’是指什么？”她问。 “‘私酒’是我的狗，一头爱尔兰猎狼犬。”我说。 令人遗憾的是，克里斯蒂穿上了件衬衣，但是我设法和她聊了大约1小时的天，她到英格兰来度暑假，认识了一个在庄园工作的音乐家，随他到这骑马。 我们驾驶不同的车回伦敦，克里斯蒂和她的音乐家男朋友一起，我独自一人。我一路尾随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相见，最终决定写封短信给她。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小纸片上飞快的写着，要她7点钟给我电话。一直等到阿克顿碰上红灯时，我跳出车，向他们跑过去，敲敲克里斯蒂的车窗，她把窗摇了下来。 “我来告个别，”我说，并弯下腰在她脸颊亲了一下，“回美国旅途愉快。” 我一边说，一边偷偷地把手伸进车内，当克里斯蒂的手和我的手交握时，把短信放进她的左手，还冲她的男朋友微笑，“希望唱片卖得好。”我对他说。 绿灯亮了，塞在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我试图抓住克里斯蒂的目光，但是她直盯着前方，我跳回自己的车，驾车回到了“阿尔伯达”号。 我坐在电话机旁拒绝打一个电话，这一点也不像我。直到7点钟，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你能走出电话亭，打个的士吗？”我问，“赶快过来看我，我住在一艘叫‘阿尔伯达’的游艇上，要出租车司机带你到小威尼斯沿河路，栅栏上有个小木门直通船道。 “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克里斯蒂说，“我10分钟后来看你。” 当克里斯蒂到来时，我在“阿尔伯达”号上开始了第2段狂热的爱情。 第二天早上，我又该踏上假装出口唱片去多佛的旅途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之前我已经去了3次，挣了1万两千英镑，最后一次旅途将带来足够的钱还掉我们的透支款项，然后我将放弃这种诡计，全神贯注到商业上。那天早上我又一次把唱片装上货车，准备去多佛，这次我比平时更随意，文件盖章后我甚至没有去渡口，仅仅开车在码头转了一圈就赶回伦敦了。我急着回到“阿尔伯达”号，那是1971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船道两旁的苹果树开花了。 克里斯蒂走了，我惊慌地打电话到她男朋友的公寓，当他接电话时，我装成了美国口音。 “我找克里斯蒂?托马斯小姐，”我说，“这里是美洲航空公司。” “我马上让她接电话。” “克里斯蒂，”我压低嗓门，“我是理查德，假装你在和一个旅行社通话，然后一旦你有空就回电话给我，去公用电话。” “非常感谢，我会的。”克里斯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15分钟后，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等我1分钟，”我告诉她。 “好了，埃迪，”我捂住话筒说，“该出发了。” 埃迪是负责装运唱片的司机，他立刻赶去克里斯蒂男朋友的公寓。 “克里斯蒂，”我说，“你电话是多少？电话要花些时间。” 我再打电话回去，我们谈了很久，我把自己能想到的故事都说了一遍，20分钟后埃迪从公寓回来，他把克里斯蒂所有的衣服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并且告诉她的男朋友克里斯蒂搬过来和我住了。 “克里斯蒂，”我说，“你最好到我这来，我有些东西给你看，是你的东西。” 我拒绝说是什么东西，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来到了“阿尔伯达”号，向我告别，准备回美国。 当她抵达时，我举起她的手提箱，她试图抢过去，但是我打开箱子，她的衣服洒得满船 舱都是，然后我抱起她去了卧室。 克里斯蒂和我躺在床上的这天，海关国税局的官员正计划搜查维珍。我以前从没被搜查过，因为不止我一人逃税，许多大得多的唱片店也在逃税，他们的手段比我复杂多了。我仅仅把本该出口的唱片一部分放在牛津街的维珍唱片店销售，一部分囤积在下星期开张营业的利物浦新店中，而其他大店把这些非法“出口”的唱片在全国出售。 半夜里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警告我到欧洲大陆的“假旅途”已经引起了注意，海关国税局要搜查我，如果我到药店买个紫外线灯，把它照在我从百代唱片公司买的唱片上，我就会看到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的塑料薄膜上有一个发荧光的“E”，他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会搜查我。当我致谢时，他告诉我帮助我的原因是我曾经劝阻一位打电话到学生咨询中心想自杀的人，那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怀疑他是一位海关官员。 我立刻打电话给尼克和托尼，冲出去在药店买了两个日光灯，我们在南码头路碰头，从货架上拉出唱片检查。可怕的事实出现了：我们从百代唱片公司购买的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其塑料薄膜上都有一个发荧光的“E”。我们从库房里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货车，但我们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假设海关国税局官员只会搜查南码头路的仓库。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运送到牛津街的店里，把他们放在唱片架上，我们不知道海关国税局官员有比警察更大的紧急搜查的权力。我采取了同教堂委员会来阿尔比恩大街检查时差不多的态度：这是一场较大的游戏而已。清晨之前我们已经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里，库存则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从“阿尔伯达”号动身去南码头路，想知道搜查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穿过圣玛丽医院旁的人行桥，到医院附近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一个人从天而落，掉在我们旁边的栏杆上。我瞥见一个老人苍白而又没刮过胡子的脸，他正撞上了栏杆，太恐怖了，他的身体看起来完全裂开，一大堆内脏掉在地上，红的白的，或者挂在栏杆上。他只穿着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满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惊了，呆若木鸡。他肯定死了，头掉了，身体几乎分成两半。一个医院的护士从边门跑了出来，又有一些人跑出来将尸体盖上了白色的床单。克里斯蒂和我静静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的意识。 “你们还好吗？”护士问我们，“喝杯茶吗？” 我们摇摇头，继续上路，被深深地震骇了，这是我们关系开始后的又一次超现实主义事件。两天前，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偷偷将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然后我从多佛驾车返回，设法偷盗了她的手提箱；接着花了一整夜处理唱片；现在有人又在我们面前自杀。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样对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疯狂。 到达南码头路的库房，还没走到办公室就有人敲门，开门后是七八个穿橡胶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兰森？”他们说，“我们是海关国税局，奉命检查你的仓库。”这些人同我原来期望的两个邋遢的小会计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强壮的大块头，让人害怕。当我带领他们看库房时，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过比利时，”他们有人说，“你不可能这么快。” 此时我正看着他们开始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的唱片，我试图将他的话一笑置之。当他们没发现任何有标记的唱片时，他们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对此我十分高兴，主动开始帮助他们检查所有的唱片，从架子上拿上拿下。 当我意识到他们还在同时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铺，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有标记的唱片时，已经太晚了。 “一切顺利，”一个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们去多佛做份笔录。”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认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税漏税。这不是我同海关国税局玩的大游戏，可以免除责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违反了1952年海关国税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让一个官员递交了一份载货单，这是一份证明经由海关查验的文件，说明这一万张留声唱片用于出口，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晚我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黑塑料床垫和一张旧毯子。斯托校长的第一个预言成真：我成了个囚犯！ 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躺在牢房里盯着天花板时，我觉得患了幽闭恐怖症。我喜欢对他人负责，更喜欢控制自己的命运。我喜欢违反常规，无论是学校规章或者是日常规矩，比如没有人能17岁编辑一份全国性的杂志，20岁我完全靠自己生活，遵循自己的直觉——但是呆在监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自由。 我发誓将再不做任何让我入狱的事情，或者任何让我引起麻烦的买卖。 此后维珍从事的各种的商业领域里，我曾经数次有行贿或者受贿的机会，但是我从未违反蹲在多佛监狱那晚自己的誓言。我的父母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名誉：你可能非常富有，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好名声你将不再快乐，在你的脑海中经常会有人们不信任你的念头。我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好名声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狱中的那晚我明白了 。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法庭上和我见面，因为我请不起律师，我申请法律援助。法官告诉我如果我申请法律援助，那么我不得不呆在监狱，因为我显然交不起3万英镑的保释金。维珍自己是没钱的，我们也就没法用它担保；庄园价值3万英镑，但是因为它主要是抵押所得，所以也不能作担保。我只有一堆债务，没一分钱。妈妈告诉法官她将提供她的家——农场作为担保，我对她的信任感激难言。我们在法庭上深深凝视对方，相对而泣。父母的信任我必将回报。 “你不必道歉，理查德，”在我们乘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妈妈说，“我知道你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我们必须继续，昂首面对这一切。” 整个夏天我为自己给父母增加的负担羞愧不已。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求同海关税务局谈判申请庭外和解。相对于费用高昂的法律官司，英国税务局更关心如何抽取更多的钱。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交付1万5千英镑，并在接下来的3年中分期付掉4万5千英镑，整个罚金是维珍偷税所得的3倍。如果我同意偿还所有的罚金，我将被免于犯罪纪录。但是如果我不能偿还，我将再次被捕并接受审问。 狱中的那晚后，再加上同海关国税局的谈判协议，我需要双倍努力工作，使维珍成功。尼克、托尼、以及刚加入维珍的我的南非表兄弟西蒙? 德雷珀和克里斯，决心帮我不进监狱，他们知道入狱的他们也有份，所以很感激我代人受过：我们都卷进了这件事，它甚至让我们团结得更紧密。尼克不顾一切地想挣钱还账，他开始在全国开维珍音像店；西蒙开始谈一个音像品牌；克里斯开始真正地出口唱片。大大小小的激励接踵而至，但是避免入狱对我是最有说服力的激励。 因为邮购业务成长受到限制，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扩展音像店。接下来两年是管理现金的速成班，从一个用饼干罐和一堆借据、账单来管理一点点现金的不规范公司，我们开始高度地重视现金。我们用店里挣的每一便士去开另一家店，接着从新店得到的一英镑付我欠海关国税局的帐。 最后我付清了所有的东西，解除了妈妈所做的担保。3年后我也归还乔伊斯姑姑的7千5百英镑，还包括1千英镑的利息。如果我不能还完海关国税局的帐，我的余生将毁了：难以想象有犯罪纪录的人被允许开航空公司，或者成为国家彩票的强有力竞争者。 我们必须通过店铺、海外市场和邮购业务卖掉更多的唱片，吸引像史蒂文斯或者保罗?麦卡尼这样的大艺术家来庄园录音，并建立一个音像品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甚至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清楚，我们第一笔财富以一种有篷货车的形式悄悄地沿着碎石路来庄园了。这次不是运违法的唱片，而是从伦敦带来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和他唱民歌的妹妹，为一支乐队的伴奏。他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他妹妹则是在酒吧唱歌的民歌歌手。他们希望在乐队的其他人不用录音棚时能够录制一些多乐器伴奏的音乐，他们的名字是迈克和莎丽?奥德菲尔德。 6．西蒙把维珍变成最时尚的地方（1971-1972）(1) 1971年在邮政罢工让我们破产之前，一个有南非口音和我差不多大的人走进了我在南码头路的办公室，并自我介绍说是我的表弟——西蒙?德雷珀毕业于纳塔耳大学，来到伦敦时只有100英镑；他哥哥是牛津大学拿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西蒙正考虑像他一样拿到研究生文凭，同时他也在找工作。 西蒙在一次圣诞家庭聚餐时坐在我妈妈旁边，妈妈告诉他和我联系。午饭前他刚找到我 ，我们去街拐角处的希腊餐馆吃东西，在那里，吃着冷肉丸、土豆片和豌豆，西蒙向我解释他想做什么。当他就读于纳塔耳大学时，他在南非《星期天时代》工作过。他告诉我星期六熬通宵等第一份杂志交印，然后夹着它去爵士乐夜总会的故事。我们交流着有关新闻业的故事，然后转到了音乐上。 西蒙是个乐迷。因为我很早离开了学校，从没有上过大学，所以错过了躺着听音乐那些漫漫长夜。即使在《学生》地下室里经常播放音乐，我也太忙于拉广告和同印刷商谈判，没空沉醉其中。如果我听唱片，只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它，却不能把它同其他乐队做比较，或者分析它受到了谁的影响。而西蒙好像听过了所有乐队发行的所有唱片，他不仅仅喜欢最近《门》的专辑：也能透彻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做前一张专辑的，如何将这张专辑同别的音乐比较。在纳塔耳电台，他已主持了自己半小时的节目。我不久意识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要懂音乐。 我们也谈到政治。虽然我曾参与过很多的政治示威，比如反越战游行，但是同南非政治相比，这些不值一提。西蒙狂热地喜欢音乐和政治，并且将音乐看作政治抗议的一种途径，他在纳塔耳大学的一个同学史迪夫?比克领导了南非黑人学生联盟；西蒙的指导老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被政府的警员射杀于自己孩子的面前。南非政府反对任何持不同政见者，西蒙无法像基米? 亨德里克斯和鲍勃? 迪伦那样创作暗示政治和性的歌曲。 在我们喝咖啡之前，我已说服西蒙来维珍工作，职责是为维珍音像店和维珍邮购做采购。我们没有尴尬的报酬谈判，因为每个在维珍工作的人的工资是每星期20英镑。 我们仍然在试图将《学生》卖给另一家杂志社，虽然已经一年没有出版了，但是托尼依旧制造每一期的样品页，试图加深潜在购买者的印象。因此他很高兴把唱片采购的任务移交给西蒙，回转到更有政治性的问题——《学生》的未来。托尼仅仅给了西蒙一个不可违背的黄金定律：“维珍从不进安迪? 威廉斯的货！”然后在早上第一次联合会议上办完交接。 “你不必担心，”西蒙说，“我决不会违背这个规定的。” 从那以后，西蒙开始独立工作。我正同克里斯蒂热恋，努力阻止她回美国完成建筑学业，我为她提供一份修复庄园的工作：“来吧！你不必学习6年后才成为建筑师，现在就开始做吧！” 没有太多的劝说，她最终同意和我在一起工作。她很自然，有着完美的个性，长长的金发，漂亮的精灵似的脸蛋，她为庄园购买巨大不凡的家具，不久成为伦敦所有拍卖行的常客。 在尼克管理邮购业务和维珍音像店的资金时，通过选择库存什么唱片，西蒙开始清楚规定邮购目录和维珍音像店，西蒙对音乐的感觉很快成为维珍文化最重要的部分。音像店不仅仅是音像店：它代表店主的品味。我不知道推广什么音乐，但是西蒙有很多绝佳的计划去其他不知道的地方收购不知名的国外专辑。时尚与否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西蒙把维珍变成最时尚的地方。他开始直接从美国空运进口唱片，赢得竞争。我们过去只经营专辑，因为单曲要么太粗糙，要么是为招揽顾客而削本出售的。70年代的严肃乐队“粉红弗洛伊德”、“Yes”或“起源”很少发行单曲，这些乐队也不出舞曲，他们的乐曲是需要躺着欣赏的。有很多关于同一首歌有不同录音版本的争论，我们出售一些和英国版本有不同包装并且有时候歌曲版本也不同的美国专辑，这时候争论变得特别激起人们的兴趣。时至今日，全球市场里光盘已经标准化。 我们主要从德国、法国和美国进口唱片、秘密交易私人收藏的演唱会实况录音带，还通过处理唱片公司清仓和脱销的唱片赚了很多钱。由于我们经营邮购业务，所以我们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信定购特别的录音带，因此我们这些清库品实际上还有一些剩余需求，便宜选进流行的唱片再高价卖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绝大多数人以为音像店的成功在于卖唱片，实际上，维珍在邮购和音像店两者上的成功都基于西蒙采购唱片的技能，他能够挑选出不在主流商店销售的乐队，然后通过维珍大量售出。他十分了解音乐，甚至在乐队成功之前就能预知他们的唱片销量怎样；利用这种直觉，两年后他为我们建立了维珍这一音像品牌，没有西蒙，这种活动只能失败。我们的另一个天才是约翰?瓦诺姆，他成功促销所有唱片，为商店撰写广告标语。 维珍的名声扶摇直上。 最好的音乐整天在商店和货仓播放，店员和顾客们都四处躺着吸麻醉品，谈论怎么得到范德格拉夫发电机公司设立的有大额奖金的美国唱片奖“浮质灰机器”。每个人都喜欢性，对于任何21岁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不过在此之下有项业务需要运营：在庄园，建筑工作拖延不决。我害怕汤姆?纽曼打来的每个电话，他正在安装所有的设备，经常要钱买各种录音设备。同时我要还海关的罚金和抵押贷款，还要担心是否我会随时被送进监狱。 邮购业务主要吸引的是寻找冷门唱片的严肃音乐购买者，这项业务看起来很难扩展，我们意识到如果要赚钱，必须开更多的维珍音像店。 我和尼克开始计划重要的扩张，从1971年底到1972一年间，我们的目标是每月开一家新店。1972年圣诞节前，我们已经有了14家音像店：几家在伦敦，全国每座城市各一家。除了需要管理店铺库存的所有唱片，做店铺宣传，挑选和培训店员，建立财务系统控制现金，我们还发现开店的时机非常重要。我们谈判租约会狠狠的杀价，并要求前3个月免付租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否则我们将放弃开店，虽然我们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但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张时，前3个月的销量会帮助交付前一家新开店的租金。 开店让我们学到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的未来十分有利，我们常常在主要街道寻找便宜的店面，花很低的房租就能吸引购物者多走几步进店。我们也选择青少年经常出没的地方，比如布莱顿的钟楼和利物浦的勇敢街，我们常问当地的青少年，哪儿是音像店的最好位置，要知道，城镇的许多人们不会违反旧俗。 唱片零售另外一个特性是唱片转化的速度。当像大卫? 鲍威那样大规模的唱片发行时，你得在几个小时内计算他的销量，因此你需要监控主店，发现那天销售什么，然后利用这个信息重新布置其他店铺的唱片展示。如果那天你卖完了主打唱片，那么顾客当然会到别的店铺去选购。一旦你失去了销售一张《匈牙利小渔船》的机会，那你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同样的唱片不会重复销售。虽然你经常存有《匈牙利小渔船》，但是你70%的销量产生在上市后的最初两个星期。 最开始，维珍唱片店形象定位为——人们来这花时间听音乐和选购唱片，尤其强调卓越和时尚的品味。随着主流唱片增多，我们希望向青少年展示更吸引人的东西。我们的商店断然拒绝销售大卖场的新潮少年男女的唱片，例如席卷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奥斯蒙德”和“The Sweet”。拒绝储存加里?格兰特和所有glam-rock明星的做法经常令我担心，因为我们放弃了短期收入，然而，西蒙提出关于风格有说服力的论点，向我保证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独特的定位，将会保持完整性并吸引更多的顾客：“这是安迪?威廉斯定律，”他告诉我，“那个市场不属于我们。” 诺丁?希尔门130号的店铺成为维珍音像店中最好的一家。西蒙开始在它楼上工作，我们又把床垫铺在店里的地板上，这样人们能够整天躺在那。当人们开始来伦敦的理由是去维珍音像店时，我们成功了。卖唱片，同顾客聊天，推荐音乐，在柜台下摸出最近的走私唱片，前往酒吧和夜总会听更多的乐队演奏，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1972年3月在利物浦勇敢街开维珍音像店时，我骄傲地看见第一个星期的销售额达到1万英镑。一星期后销售额变成7千英镑，接下来的一周下降到3千英镑，盛夏前一周销售额只有两千英镑，我决定去那看看究竟什么问题。店铺里站满了人，摇滚迷都挤在一个角落里，摩登族在另一角，嬉皮士懒散地躺在钱柜边的地板上，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在播放，但是没有人买东西。所有人在这都很开心，但是没人去付款，同时他们使其他的购买者进不来。我们想把唱片店做成俱乐部的策略失控了。第二个月，我们的店员站在门口礼貌地提醒入店者他们是进了家商店，而不是夜总会；我们安装上更亮的灯，把营业柜台搬到窗口。保持店铺的气氛和保持盈利只有一线之隔，商店的营业收入终于回升了。 扩张过程中，我们主要的困难是采购到唱片，因为我们常年打折，因而冲击了主要零售商，以至于包括宝丽金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拒绝给我供货，其他公司拒绝供货则是基于怀疑我们的还款能力。尼克和克里斯（克里斯是希腊人，我们的销售经理）打遍所有供货商的电话，最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解决办法：伊令市一家叫“突然出现”并由雷蒙德? 拉雷经营的小音像店，雷蒙德准备用自己的账户为我们买唱片，对他而言这是笔好买卖，因为收取百分之五的差价后再交给我们。 当我们第一次同雷蒙德做这种生意时，我们给他唱片目录加到他自己的合同里；货到后托尼或者西蒙将驾车过来装载，把他们送往三四个维珍商店。“突然出现”是一个小商店，墙壁漆黑暗淡无光，海报随时要脱落。一箱箱唱片挪进挪出挺困难，我们设法克服了。第二年，随着我们的店铺越开越多，经由雷蒙德店铺的定购的唱片数量也在增长，不久雷蒙德从唱片公司订购了数千唱片，我们得用大货车去装载。 我们一直试图同唱片公司直接打交道，但是他们继续漠视我们。不久维珍成为英国最大的连锁唱片店之一，雷蒙德店铺的景象变得十分滑稽：一队货车在前门卸完数百箱唱片后，工人们摇晃地穿过商店搬到后门，把唱片再装上另一队货车，最后将唱片运往维珍音像店。我们仍然必须交额外的百分之五差价以从雷蒙德那里购买唱片。最后，我和尼克再次去唱片公司告诉他们现实，他们同意直接卖唱片给我们，雷蒙德? 拉雷作为喜剧中挣钱人的角色结束了，他的店铺又只能每星期卖几打唱片，他的会计不知道自己这个神奇的商店究竟除了什么事。 1972年，西蒙爱上了一名南美女孩，他告诉我们他准备离开维珍去智利和那个女孩一起生活；最终庄园向艺术家开放，能够录音了；已经有了20家维珍音像店，邮购业务开展得也挺好。西蒙已经和我工作了1年，但是我才意识到他对维珍有多重要：他对音乐的选择树立了维珍音像店的形象，静静地在维珍音像店呆上一下午是一种时尚。西蒙经常谈到的信誉和我们先前经历的个性销售已经产生作用，音乐新闻撰稿人现在开始讨论维珍推广哪个艺术家，当我们把一个折衷主义的德国乐队放在商店橱窗时，这个叫“丹吉尔梦想”的乐队成为话题 ，唱片公司开始和我们联系，询问维珍音像店是否可以为他们的乐队做特别推广。 我努力劝说西蒙留下来，但是他仍准备离开。他的女朋友先去了智利，西蒙准备1月内就和她聚在一起。在那个月中，他突然收到女孩的信说一切都结束了，虽然他极度失望，但是很明显他的未来是在伦敦，而不是南美或者南非。由于维珍现在有了音像店和录音棚，所以我们开始谈论我们初次会面时在希腊餐馆讨论的宏伟梦想的第三部分：维珍唱片公司。 如果维珍建立音像公司，我们能向艺术家提供地方录音（我们对此收费），我们可以印刷和发行他们的唱片（我们可靠之盈利），我们有庞大还在发展的连锁店，在那里我们可以推广和销售他们的唱片（获得零售利润）。这三项生意相互整合，也有益于我们签约的乐队，因为我们能降低在庄园、生产车间的收费，能在商店和零售终端加大促销力度，使利润最大化。 我和西蒙达成一项协议，他将建立和管理新的维珍唱片公司——维珍唱片，他将拥有公司20%的股份。自此之后将同维珍音像店分离，我和西蒙想签约的首位音乐人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迈克? 奥德菲尔德。 迈克? 奥德菲尔德童年艰辛，他的妈妈是个酒鬼，他经常把自己锁在阁楼里，自娱自乐演奏所有的乐器。14岁时，他和唱民歌的妹妹莎丽一起出唱片，二人发展了叫民歌二重唱，同“穿越大西洋唱片公司”签约。15岁时他离开了家，和戴夫? 贝德福德一起成为凯文?埃冶的乐队“全世界”的吉他手。 1971年10月的两个星期，迈克作为伴奏吉他手同在庄园录音的歌手亚瑟?路易斯签约。迈克很快开始同汤姆?纽曼聊天，一天终于鼓起勇气交给汤姆一盘自己音乐的录音带。迈克自己录的这盘磁带配上了许多不同的乐器，全长18分钟，没有名字。汤姆听过后这样描述：“极度浪漫、悲伤、刺激、有才气”，然后汤姆给西蒙放了这盘磁带。西蒙非常惊讶，他试图帮迈克接触一些唱片公司，但是都遭到拒绝了。 一年后，当我和西蒙坐在游艇上最终决定创立一家唱片公司，我们打电话给迈克，令人高兴的是他依然没同任何人签约，他觉得被唱片业彻底拒绝了，因此对我们想发行他的音乐感激莫名。他直接到游艇见我们，我建议迈克应该回庄园并在那里生活，无论什么时候录音棚有空，他和汤姆?纽曼可以一起制作他的唱片。 “但是我需要租用一些乐器，”迈克提醒我。 “比如什么？”我抽出日记准备写下来。 “一把好的电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台管风琴，一个精密低音提琴，一个好扩音器，钟琴，曼陀林，以及电子琴——” “那是什么？”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它不是必须的。还要三角铃，一把吉布森吉他……哦，当然还有一些排钟。” “什么是排钟？”我问。 “管状的钟。” 我写下“管状的钟”，准备在一份音乐杂志上找到所有的这些乐器。吉他要35英镑，西班牙吉他25英镑，Fender 扩音器45英镑，曼陀林15英镑，三角铃要价1英镑，排钟要20英镑。 “管状的钟要20英镑？”我说，“它们最好值这个价。” 第四卷 7.它叫《管钟》，我以前从未听说过（1972-1973）(1) 由于迈克? 奥德菲尔德是我们签约的第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写合同。幸运的是，桑迪?丹尼最近在庄园录音，已经单飞了。桑迪是我的朋友，我向她要了一份她同爱尔兰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然这是一份爱尔兰唱片的标准合同，我们逐字照抄，仅仅将“爱尔兰唱片”改做“维珍音像”，“ 桑迪? 丹尼”改为“迈克? 奥德菲尔德”。合同注明迈克将为维珍音像制作10张专辑，从唱片批发价的90%（另外10%由唱片公司交付包装费和破损费）中抽取5%的版税。由于迈克没钱，所以我们给他大家都一样的维珍标准工资——每星期 20英镑。如果唱片发行了，我们会从以后的版税中扣除。虽然我和西蒙都喜爱迈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从未想过我们将用它赚钱。 1973年迈克感觉挺好地录制了唱片《管钟》，里面交织了一系列空想的录音，迈克和汤姆?纽曼在录音棚里面反复润色——混录、配音和调整音乐所有不同的层次。迈克演奏了20种不同的乐器，直到做了2300遍录音后他才满意。同时我们努力将庄园租给任何乐队，因此迈克经常被打断，不得不将他的工具箱搬出录音棚，让位给滚石乐队或者亚当?费思。 弗兰克是一个有名的原创、创新和玩世不恭的摇滚乐手。他的专辑，比如《我们仅仅为了钱在那里》和《黄鼠狼咬我》，充满了尖锐的嘲讽。当他来庄园看看有没有录音的可能时，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亲自驾车载弗兰克离开伦敦，热心地介绍录音棚所在庄园里奇妙的房子。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开上去，而是绕道去了邻近的伍德斯托克。我驾离大路，穿过一个大拱门后，沿着一条长长铺满碎石的车道开到一座宏伟房子的门口。 “我去停车，”我告诉弗兰克，“你可以去敲门，告诉他们你是谁。” 一位穿制服的男仆打开了门。特别有趣的是，他不认识弗兰克? Zappa，当被告知这位长发音乐家要留下来时很不高兴。弗兰克? 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伦海姆宫殿的门，而这所宫殿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兰克回到了轿车，从此没有在庄园录过音。 1972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试图关闭我们的庄园，录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老觉得他能听见音乐无法入睡，一直呼吁拒绝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如果我们不能在晚上录音，那么同其他录音棚相比没什么优势，乐队将不会从伦敦跑过来。 我们同这邻居展开了秘密的战争。在录音棚装好一堆锡罐，拴住底部的长绳延伸到马路，我们就整夜坐在篱笆旁，抓住长绳，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过时发出的沙沙声。但是我们得注意邻居，当听见他过来时，我们猛拉绳子，让录音棚内所有的罐子在哐当作响，无论音乐家在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立刻冲进庄园，开始装作喝咖啡，邻居所能看见的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或者当他开始报警时，相同的把戏也会产生效果，警车快到时，我们立即拉绳子，几次错误的报警后，警察就不再来了，但是这个邻居仍然阻止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 当保罗和琳达来庄园录制《被通辑的乐队》时，我们依旧在玩这套把戏。那已是6月，夜晚安静却闷热，茉莉花香穿过田野。琳达?麦卡特尼一直开着录音棚的门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门口放哨，偶尔听见一点点音乐，我就跑回去关门。当我回到篱笆边时，我听见琳达?麦卡尼拉开门大喊：“谁一直在关这该死的门？”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那星期没有出现。 一天前门铃响，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和那位邻居——索特尔先生相处不快，当我们告诉他们索特尔是唯一反对我们的邻居时，他们告诉我们索特尔当初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当时想改建旁边的谷仓给老妈妈住，但是索特尔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们给了他500英镑，索特尔先生就撤回了上诉。 “他就是要回扣，”夫妇俩说，“有人应该教训他。” 第二天我带了微型录音机，把一只麦克风插在衬衫里，顺便去看望索特尔先生，问他是否能撤销上诉，否则我将有破产的危险。 “嗯，我这些申诉造成了巨大的开支，”他说，“如果你支付开支，我将考虑收回。” “多少钱？”我问。 “5千英镑。” “这可是个大数目，”我说，“你一定请了个律师事务所打这场官司。” “是很贵，”索特尔先生说。 “那我是否应该给你的律师开张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钱给我就行了。” 我答应会考虑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写了封信给他，里面有复制的录音带，建议他最好撤诉。从此我再也没听说过他，庄园也允许在晚上录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刚满22岁，克里斯蒂只有20岁，去年5月我们才认识。我仍然还保存着一张婚礼前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和我决定结婚，我们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好理由。届时有一头烤猪提供，所以请过来搞定；‘脚手架’乐队将进行演奏。” 庄园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这里举行完美的聚会。我们有乐队，幽深的庭院，装有古代壁炉的大房间，还可以去河里游泳。 我喜欢享受聚会的乐趣，聚会是在维珍生活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招待员和经理们面对面地相会，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更愿意互相帮助，同样地店员会认识唱片公司的职员，等等。在维珍我们经常举行员工聚会，常常在周末远离工作，这样人们能真正发泄情绪。这些年里，虽然聚会越变越大，但是主题通常还是一样：整晚无所顾忌地玩闹。在一次聚会上员工们把我赤裸裸地铐在旅馆外的栏杆上，我设法用砖头敲掉了手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冲进了餐厅大肆喷水，自那以后布莱顿和朴利茅斯附近大多数的旅馆都拒绝我们入住。 我们的野餐婚礼是一场盛宴，参加的有全村居民、维珍全体员工和当时的许多摇滚乐队。婚礼那天始终有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来时，一辆大型拖车开始沿着小道向我们挤过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瘦小的老夫人穿着蓝色套装，戴着蓝色帽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我来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声叫唤。 她的轿车在牛津被拖车撞上了，所以她押着拖车司机带她来参加我的婚礼。 父母送给我们一辆漂亮的老宾利车作为结婚礼物，配备着红色皮座椅和胡桃木仪表盘。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玛丽尔，我的伴郎是尼克，在婚宴上很显然他们间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就去了庄园里的一个房间。到克里斯蒂和我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尼克和玛丽尔已经宣布他们也要结婚了。 尼克和玛丽尔结婚甚至比克里斯蒂和我还要快，他们于1972年冬天举行了婚礼，距他们认识仅有5个月。克里斯蒂和我发现这次婚姻让人令人不快：我和尼克在南码头路整天相处，然后傍晚我又看见他和玛丽尔在一起。不幸的是，克里斯蒂来英格兰的一个原因就是逃离她的家庭，而现在她发现她和她妹妹嫁给了两个实际上整天穿一条裤子的男人。说乱伦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以前两人一体管理维珍的尼克和我竟然都结婚了。 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天，迈克? 奥德菲尔德一直住在庄园里面，录制“管状的钟”，我想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沉迷于录音技术的汤姆?纽曼一起呆在那，不停地推敲录音。芒迪仍然住在那，一个星期五晚上克里斯蒂和我驾车去庄园时，我们就发现迈克、汤姆和芒迪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靠着熊熊大火，倾听最近的录音带，他们已经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管状的钟”终于在1973年准备发行了。西蒙带着录音带参加了爱尔兰唱片公司的销售会议，他们将分销这张专辑。他们都在伯明翰附近一所旅馆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听了数小时的音乐，西蒙放出“管状的钟”，他们完整地听了第一面，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这是西蒙的首次销售会议，所以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后来他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屋子对生活厌烦的销售员为一张新唱片鼓掌欢呼。 1973年5月24日，维珍唱片首次发行了四张专辑：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管钟》，贡的《飞行茶壶》、《庄园生活》（一场由Elkie? 布鲁克斯指挥，在庄园举行的摇滚爵士乐即席演奏会），德国浮士德乐队的《浮士德的磁带》。 对于摇滚和流行音乐，1973年是特别的一年，那个夏天单曲排行榜的统治者是迷人摇滚，专辑排行榜的头名是大卫? 鲍威的《阿拉丁健康》（Aladdin Sane），接下来是甲壳虫乐队1962-1966和1967-1970两张专辑，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亮的暗边》，卢?里德的《变压器》和罗克西音乐的《为了你的高兴》 面对竞争，我们不得不努力奋斗，使维珍首次发行的4张专辑引起注意，除了《庄园生活》，那确实仅仅是摇滚爵士音乐的即席演奏会，其他的3张专辑都卖得很好。浮士德乐队得到新闻界的交口称赞，《音乐制作人》说“浮士德乐队可能是长期以来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原创乐队”，《新音乐特快》把浮士德乐队评选为最酷的乐队。我们用单曲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专辑，立即引起抢购，专辑马上登上了排行榜第28位。这种营销策略为新品牌维珍唱片吸引了众多眼球，虽然初衷可谓是有勇无谋。 每张唱片40便士，浮士德乐队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张唱片，接下来一个月又卖出10万张。他们做的是非常深奥的音乐，事实上，他们以前是同德国古典音乐品牌德国Grammophon签约，由这点可以看出他们音乐的复杂性；关于他们专辑的封面，西蒙和他们的经理Uwe Nettelbeck去了西伦敦的欧洲花楸画廊，在那他们选择了圣布里奇特? 赖利的画——“升起”。一次他们在伦敦举行音乐会前，在路边停下，邀请一位正在用气压钻孔机的建筑工人去音乐会，在演奏时让他上台在一块块水泥上钻孔。 其他3张我们发行的专辑零售价格是通常的2?19英镑，贡的《飞行茶壶》表现挺好，《音乐制作人》写道：“一旦他们停止反复低唱电台格言和一杯杯茶，唱片就会真得非常优秀：流动的摇滚主题，中间被怪异的效果打断。很遗憾很多音乐被隐藏在抒情歌词后。”贡的吉他手是史蒂文?希里奇，他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吉他手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和贡在一起有点大材小用。显然贡不可能威胁平克?弗洛伊德的排名。 但是在维珍首次发行的四张专辑中，只有《管钟》真正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完全是原创音乐，立刻吸引了无数顾客。人们为它着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不仅听音乐，而且对迈克是如何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觉得叹为观止。我还记得《NME》的一篇评论，我读了好几遍才意识到虽然我不可能理解评论家真正在说什么，但是他显然为这专辑着迷。《NME》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报纸，有它对《管钟》的称赞，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张专辑。 除了这些评论之外，一旦人们听过一次《管钟》，专辑将大受欢迎，就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一次收听证明一切。”问题是怎样得到收听的机会。我向所能想到的电台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播放《管钟》，但是那时候3分钟的单曲统治了电台音乐，没有空间留给45分钟长且没有歌词的音乐。无线电3台因为它不是莫扎特的音乐拒绝了它，无线电1套拒绝的原因是它不是加里?格兰特的音乐。 头两个星期，《管钟》销售死气沉沉，然后我邀请了约翰?皮尔到“阿尔伯达”号吃午饭。自从《学生》对他采访后，我们就认识了，他也建立自己的蒲公英唱片公司。作为唯一在电台演奏严肃摇滚音乐的人，他的节目也是《管钟》赢得电台播放的唯一机会。吃过午饭，我们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我放出《管钟》，他被迷住了。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约翰最后说。 下半个星期我们从电台听到约翰?皮尔的推荐，当时我、迈克? 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来的每个人坐在游艇的甲板上。 “今晚我将不播放很多的唱片，只为你们播放一张由年轻的作曲家迈克? 奥德菲尔德所制作的唱片，这是他的首张唱片，名叫《管钟》。我一生中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它由一个全新的唱片公司维珍发行，而且是在牛津维珍自己的录音棚里面录制的。你将不会忘记它。” 这时《管钟》开始播放。我躺在沙发上，每个人都躺在大扶椅或者垫子上，拿着啤酒、葡萄酒、香烟和大麻。我看见其他人都躺在那沉迷于音乐中，但是我依然担心，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停止考虑所有的想法和各种可能。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会收听约翰?皮尔的节目？其中有多少人第二天会出去购买《管钟》？他们是否会等到星期六或者到那时就忘记了？他们会来维珍音像店还是从史密斯店定购？我们多久可以收到版税？我们将加印多少张？我们怎样把它打入美国市场？我觉得自己自己像个局外人，无法全神贯注于音乐中，就像西蒙、尼克和佩妮那样（佩妮是我的新助理，她十分可爱漂亮，有一头飘逸的黑发，经常大方地微笑）。我十分清楚维珍需要卖出许多唱片才能赚钱交下个月的税，《飞行茶壶》和《浮士德的磁带》很难在排行榜上赶超滚石乐队或者鲍勃?迪伦，但是《管钟》很特别：今晚广播后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维珍将再也不能购买如此长的广播时段为它做广告。 迈克? 奥德菲尔德沉默地坐在那，靠在佩妮的身上，直盯着收音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管钟》的唱片封套镶在画框中，封面是一个巨大的管钟悬挂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迈克盯着它就像看见了海。一个贪婪的想法从我的脑海中冒出来：或许他已经在梦想下一张专辑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有音像店打电话来定购《管钟》。除了打破传统播放《管钟》，约翰?皮尔在《收听者》节目中又做了如下评论：“当在太多的场合有人说某位当代音乐家的唱片值得“永远珍藏”时，我都想去外面透透气。加里?格兰特和Sweets没有任何持久价值，仅被认为代表了70年代真实的声音。说完这些，我将告诉你一张有力量、能量和真正精彩的唱片，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摇滚音乐家在历史上的首次突破。” 约翰?皮尔还说了很多很多，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收听了他的话。 我们安排贡和浮士德乐队在全国巡回演唱，但是计划在6月25日举行的《管钟》音乐会，才是我希望能让全国性的媒体来目睹的盛会。我们让人觉得《管钟》音乐会不可错过，设法让后来是滚石乐队的吉他手的迈克?泰勒、史蒂文?希里奇和北方乐队同意一起演奏不同的乐器。 音乐会的那天迈克来游艇看我。 “理查德，”他平静地说，“我不能完成近今晚的音乐会。” “但是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 “我就是不能去，”他喃喃地重复道。 我感到一阵绝望。我知道当迈克想要什么时，他和我一样固执。可是整个音乐会已经安排好了，票也卖了，甚至电视报道也有了，不过我不能利用任何一样来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只会加强迈克的决心，我必须狡猾些。 “让我们去兜会儿风，”我平静地说，走过船道去发动外面的宾利车。我知道迈克经常羡慕地看着这辆有红色皮座椅的蓝灰色轿车。我希望平静地驾驶过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后会让迈克改变想法。很快我们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大厅，我将速度放慢，已经有一群人在去音乐会的路上。 “我无法上台，”迈克重复了一遍。 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这场音乐会可能把他推到完全不同的平台，让他有可能和平克?弗洛伊德站在一起。我停下车。 “你想开车吗？” “好的，” 我们继续开车，上了威斯敏斯特桥，经过维多利亚港，海德公园从车窗前闪过，从我以前编辑《学生》的教堂附近经过。 “迈克，”我说，“你喜欢要这辆车吗？作为礼物？” “礼物？” “是的。我现在就出来，步行回家。你就一直驾车，车是你的了。” “住口！它是你的结婚礼物。” “接下来你必须做的是开车去伊丽莎白女王大厅，今晚上台，它是你的。” 我们陷入了沉默。当迈克握着方向盘时，我注视着他，知道他动心了，我希望他会同意。 “成交，”迈克说。 我将不得不告诉克里斯蒂和我父母，我是如何处理我们的宾利车，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太在意。算上所有的魔力和情感价值，宾利只不过是辆轿车，至关重要的是让迈克登台和销售《管钟》，如果他成功了，我将能买我想要的任何车。随着《管钟》的节奏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飘荡，周围一阵沉默，人们在回味他们刚刚听到的东西，似乎被催眠，没有人想破坏这种状态，然后他们跳起来大声喝彩。我坐在克里斯蒂和西蒙中间，我们站起来，欢呼鼓掌，泪水流过脸颊。迈克站在管风琴前，鞠躬说着谢谢，我们只看见他小小的身影，甚至乐队都向他鼓掌，他成了新的明星。 那天晚上我们卖出了几百张《管钟》，迈克太惊骇了，以至不能同新闻记者说话。看着所有的人欢呼，挤着去买他的唱片，他只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似乎被强奸了。”就和他的新宾利一起消失了，后来很多年迈克一直拒绝回到舞台上。克里斯蒂和我走回家。从那晚以后，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管钟》成为当年最著名的专辑。维珍唱片也出名了，钞票滚滚而来。 《管钟》于7月14日登上专辑排行榜第23位，没到8月就上升到第1位。接下来的15年里，无论迈克? 奥德菲尔德什么时候发行专辑，它都会成为前10名。《管钟》最终卖出了1千3百万张，在英国有史以来销量最好的专辑中排名第11位。牺牲我的宾利车是值得的。 虽然维珍一夜成名，但我们还是家只有7名员工的小公司，没有能力把唱片发行到全国去。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我们的唱片授权给另一家较大的唱片公司代理，我们可以得到预付金，所有利润都归他们。如果唱片公司销售额回收了预付金，才会付给我们版税，一般在16%左右。这是像维珍这样的菜鸟唱片公司的常规选择。 第二种选择更冒险。不谈付预付款和版税，只让另一家唱片公司代为生产和发行唱片，维珍自己负责所有促销工作，承担所有风险，可能一败涂地，相应地，如果唱片卖得好，那么我们会获得所有的利润。 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将自己的唱片代理权让出，这种钱来得很容易，他们从其他唱片公司抽取16%的版税，一般只需要付给艺术家5%或者10%。但是我和西蒙决心要同时做生产和分销，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但是只有大胆，你才能去想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管钟》看起来挺好，我们有能力自己促销。我确信它会卖得很好，足以还清我们的投资。有了做生产和分销而不是直接授权的想法后，我们去了爱尔兰唱片公司。 我第一次去爱尔兰唱片还是在编辑《学生》时，克里斯? 布莱克威尔创办了爱尔兰唱片，他在牙买加长大并且把瑞格音乐带入英国。爱尔兰唱片发行了鲍勃?马里的唱片，他后来成为首位瑞格音乐巨星，爱尔兰唱片还发行了卡特?史蒂文斯和自由乐队等其他人的唱片。 毫无疑问，爱尔兰唱片一开始拒绝了做生产和分销的生意，他们已经取得了“蚕茧” （Chrysalis）和“魅力”（Charisma）两家公司的代理权，希望维珍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版权比——18%。我们只要付给迈克5%，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爱尔兰唱片公司的出价，那么我们自己将有《管钟》销售额13%的收益。如果每张2?18英镑，那我们相应有28?5便士，也就是说如果《管钟》卖得非常火的话，那我们大约有17万1千英镑的盈利，当然这要卖出60万张（双白金唱片，一张唱片销量达到20万张就成为黄金唱片，达到30万张就是白金唱片），如果销量达到百万，那么维珍将进帐28万5千英镑，且不必付任何促销和市场费用。从经验上说，爱尔兰唱片远比维珍有能力将唱片推广到全国的唱片店中，处于我们这个地位的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会欣然接受它，爱尔兰唱片和我们的律师也都鼓励我们这样做。 但我和西蒙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全国有14家维珍唱片店，它们可以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纽卡斯尔、谢费尔德、爱丁堡、格拉斯哥和伯明翰促销《管钟》，还可以穿越英格兰南部到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南安普顿。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在全国音乐新闻界做促销，在全国卖出10万份《学生》的经验使我确信能够大批量地销售该唱片。当然，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因为《管钟》非常好听，一旦人们听过就会想来买。 对局外人来说，这看起来像大赌博，如果《管钟》被人忘却，那么维珍唱片将破产，但是如果我们卖出60万张，价值约130万英镑，那么维珍将通过零售价格差获得92万英镑。从中我们要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6万5千7百英镑，付给爱尔兰唱片19万7千1百英镑作为生产和发行费用，还有65万8千英镑——这就是优势！ 《管钟》的知识产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决定指望它，所以我们拒绝了爱尔兰唱片的报价，坚持自己做生产和发行，他们将出版和分销唱片，付给他们10%到15%的印刷发行费用。爱尔兰唱片仍然坚持代理权，直到我们威胁说要去他们的死对头CBS那里。就这样我们牺牲了的一笔现金收入，决定致力于用我们自己的资源销售《管钟》。 爱尔兰唱片没想到在自己的巢里养肥了个一只布谷鸟——维珍唱片。当《管钟》的销量 从银唱片攀升到金唱片、白金唱片、双白金，然后超过百万时，我们的财富超乎想象。我们成长为唱片业的一支主要力量，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唱片的对手，当然我们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和爱尔兰唱片的版税和费用随时间不断变化。时至今日，《管钟》仍然在全世界销售，业已卖出了数百万张，我们在自己推广唱片的赌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下一步是努力拓展国外市场，我飞到纽约去见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总裁阿曼特?厄特冈，娱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阿曼特是美国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我却只有23岁。他的办公室可以俯瞰曼哈顿全景，阿曼特从一个大桌子后站起身，同我握手，他是一个土耳其后裔，非常温和、健谈。他告诉我他非常忙，有许多新闻采访，但他愿意安排15分钟谈定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生意。他对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原创性非常有兴趣，但是他认为这笔生意是一次性的，他报价18万美元。我知道他期望我加价，然后15分钟内我们就将以20万美元成交。我摇摇头，阿曼特又笑起来，承认他也会拒绝这样的报价，但是现在他的底价是20万美元，我俩陷入了沉默。 “你究竟在想什么？”阿曼特问。 “我不告诉你，”我说，“但是要高很多。” 傍晚前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他的日程被大大延长了，于是提出带我去家夜总会，但要在回家之前取得共识。当他的加长豪华轿车停在我破旧的旅馆前时，我看见阿曼特和两位漂亮的黑美人坐在后座上，我狂喜不已，我想既然他肯大菲周章的安排这些，那么他一定特别想要《管钟》。我不仅可以和其中的一位女孩共度良宵，而且阿曼特还会为《管钟》出价50万美元以上。 路上，阿曼特从车子的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我们边喝边聊。到达夜总会，我跟着他和女孩们进了夜总会。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我们站着等座位时，阿曼特把我拉到一边说。 “当然可以，”我笑道，是时候了！他出价100万美元和高额版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天晚上我们尽情享受接下来的时光。 “你听得见我吗？”阿曼特提高音量。 “可以。”我说，冲着其中的一位女孩微笑。 “我想说明一下，我不在乎是否签下迈克? 奥德菲尔德，”他边拍我手臂边说，“但是我不想引起误会，这两个美女都是我的。” 8.第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4-1976）(1) 伊丽莎白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后，迈克? 奥德菲尔德开着我的老宾利离开了，他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他和汤姆?纽曼关在庄园独自打造唱片、追求完美的每时每刻，他梦想每个人都来买《管钟》；但是当他站在伊丽莎白大厅，看见观众站起来向他欢呼时，他发现，虽然这种崇拜是他曾经想要的，但是他无法适应。 音乐界可以在几个月内使人超乎想象地富裕，无论他是否愿意，迈克现在飞速成为英国 最富有的人之一。成功也许会毁了他，但我必须负责，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诱使他举办那场音乐会。迈克和他的女朋友去威尔士一个偏远的地方隐居，除了我之外，拒绝同任何人说话。 当我第一次驾车去看他时，我几乎找不到那所房子。那是一个建在荷杰斯特山脊上的石头小屋，狂风肆虐，就像呼啸山庄，前厅放着一架大钢琴。迈克带着一架6英尺长的木制滑翔机和我上了荷杰斯特山，他小心地从山上跑下来，逐渐推动这架大飞机，虽然一开始它不动，但是接着风托起了它，它侧过身子，盘旋而上，飞离我们，沿着山脊向田野飞去。迈克看着飞机，风吹动了他的头发，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笑容。 我离开迈克，驾车回到伦敦。让人悲哀的是，与我把克里斯蒂的衣服带到“阿尔伯达”号使她不得不搬过来和我住的行为相反，一天晚上迈克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吧，让一位朋友收拾好迈克女朋友的衣服后把她送上火车。接下来的10年，迈克?奥德菲尔德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为他的任何专辑做促销。幸运地是，我们有迈克演奏《管钟》的录像带带，我们把它做成纪录片，中间插入威廉?派伊的雕塑精选。BBC将片子播放了3次，每次播放时《管钟》和迈克的其他的唱片销量都会大增。如果10年中迈克像平克? 弗洛伊德那样巡回演唱，我确信他会成为世界上摇滚巨星之一，恰如约翰?皮尔的预言。事实上，《管钟》比迈克? 奥德菲尔德有名，虽然他录制了其他许多精彩的唱片，比如我最喜欢的《欧玛黎明》，但是没有一张能超过《管钟》。 迈克的沉寂让其他的唱片公司非常不解，阿曼特?厄特冈就很疑惑。“你是说你的广告片是一堆雕塑？”他怒骂我，“我不想要，这儿没人想要它！” 像通常一样，阿曼特设法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把《管钟》作为电影《驱魔人》的配乐，影片在美国轰动一时，专辑也一样。在英国创出佳绩后，它又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了一年。 每家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乐队家喻户晓，当一个乐队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就更像品牌，人们开始放心地购买每张新专辑。虽然两张差的专辑会对明星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你有了一批拥护者，很容易预测下一张唱片的销量。新人的夭折率很高，但是一但他们越过了门槛，那么与书、电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他们有大得多的潜力。如果一张唱片开始火起来，它能直冲顶峰：例如一开始没人听过《卡马变色龙》，也许下个星期全世界都在抢购它。 除了惊人的成长潜力，音乐比大多数行业更加国际化，就连法国和日本这样自我的国家，史蒂夫?旺达、保罗?麦卡特尼或弗利特伍德?麦克等巨星依旧销售。对很多公司而言，从事出口很困难，但是音乐是可以靠电波和言语穿越国界的买卖，在全球卖英语唱片也更容易，举个例子，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听众非常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演唱，而我们却几乎不能忍受非英语流行歌曲。 有了这些想法后，当同乐队谈判时，我和西蒙规划出3个主要目标，同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谈判教会了我们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尽可能取得长期的版权，因为一家唱片公司仅有的资产就是它的版权，所以我们尽全力不把版权还给艺术家，我们也努力把艺术家以前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涵盖到我们的合同中，虽然这经常要牵扯到其他唱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 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 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 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中心成立开始，我很多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因为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维珍员工是维珍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快乐。但是克里斯蒂抗议说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公私不分，她越来越泄气。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只要我一到家电话铃就会响起，很多人会说：“稍候再打过去。”但是我从来不那样，我觉得必须和人谈话，要知道，一个电话会带来另一个电话，然后带来下一个机会，我会全力赢得下一个合同。我的生活是一条电话交织而成的河流。 性过敏症是克里斯蒂和我之间另一个诡异的问题，一做爱我就会出一身皮疹，要3个星期才痊愈。我们去看了很多医生，却一直无法解决，我甚至做了包皮切除。24岁做包皮切除可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如果手术后的晚上你不幸在看简?方达的色情电影《芭芭莱拉》。我情不自禁崩断了伤口的缝线，听见我的尖叫声，克里斯蒂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明白怎么回事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只能讪讪地停止叫唤。 我们的性生活难以置信地挫败，因此我们的其他关系也开始错乱。我们周末到巴黎旅行以远离维珍，住在凡尔赛宫旁的一家简陋旅馆里，那晚克里斯蒂拒绝和我做爱，我觉得自己像个麻疯病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拒绝。到1974年，我们婚姻濒临解体，我们各自都私通过很多次。我喜欢这种生理流浪的生活，但是克里斯蒂想要更大的安全感。回首那些年我仍然觉得奇怪，因为我认为我爱克里斯蒂胜过她爱我，我只同别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但是一旦克里斯蒂私通，他们就会保持长时间的关系。1974年夏，我们决定抛弃一切去度假，试图修复我们的婚姻。克里斯蒂选择了墨西哥的科祖梅尔岛，因为那里没有电话，维珍公司的人无法和我联系。我们在那儿过了美好的两周，来到尤卡坦半岛。我从未去深海钓过鱼，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港口的酒吧同其他旅游者聊天，他们说这儿是世界上钓枪鱼和旗鱼的最佳地点，我们决意第二天找个渔夫带我们出海。 虽然第二天在我们看来天空晴朗，但是渔夫们担心出海，他们解释可能有暴风雨。 “来吧，”我恳求道，“我们在这只剩下两天了，我们愿意付双倍的价钱。” 他们接受了这个金钱诱惑，与其他两个付了双倍价钱的旅客一起，我们出发了。我们开始捕鱼，轮流拿鱼杆钓。不久克里斯蒂钓上了一条8英尺长的大旗鱼，我们几乎花了40分钟才把它拖上船。当我不停地拉动钓线让已经上钩的鱼疲乏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天气变得黑暗寒冷。我们身后乌云密布，显然不久后要陷入暴风雨中。大滴的雨水开始敲打甲板，一个渔民没有警告就掏出刀把我的钓线砍断。突然失去了我的鱼，又考虑到它会拖着食道里的两百码尼龙绳游泳，我觉得恶心。我们已经放掉了其他我们钓到的鱼，但是这条鱼拖着这么长的绳子肯定会死。 渔夫们启动马达，向家里开去，但是舵被堵住了，海水从四周涌来，波浪开始溢进船尾。克里斯蒂不由自主地打颤，我们全身湿透，寒冷彻骨。暴风雨的乌云完全遮住了太阳，越来越暗，就像夜晚降临。我们走进狭小的船舱，里面充满了马达的浓烟。一位游客生病了，我打开窗户，但是呕吐物和柴油机的味道没有消除，船被冲打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将要沉下去。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持续1小时后，风雨突然停止了，海浪依然很高，浪花要比我们高10英尺。可怕的平静，我们一定在风暴眼中，一会儿出现了明亮的阳光，然后看见暴风雨的另一面来了，水平面上一条坚实的黑线，越来越近。 “理查德，我们应该游泳，”克里斯蒂说，“船撑不过下一次风暴。” “你疯了，”另一个游客说，“呆在船上。” 克里斯蒂和我认为这艘船经不起下一次的重创，我们同渔夫和其他旅客争辩，没人同意。海岸离这里大约还有两英里，四周的海水漆黑一片，汹涌澎湃，白色的泡沫在海面上不断吐出。虽然害怕，但是我认定克里斯蒂是对的，当年在学校她是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我们脱得只剩内裤，渔夫们给我们一块厚木板，克里斯蒂把甲板上唯一的一付脚蹼给我，相互祝福后我们跳下了水。水流立刻把我们卷离船只，推向岸边。我们看不见了船，只能全神贯注地游向海岸。克里斯蒂带路，我努力跟上她。在钓枪鱼时，我们曾经担心有没有鲨鱼，现在我感到似乎一条大鱼在身下，把我推向一边，撕开我的肚子和大腿。 “别太用力踢腿，”克里斯蒂向我大叫，“免得抽筋。” 我们穿过水流，慢慢地相互靠近了些，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陆地：海岸首先像一条绿线，然后是树林，最后是海滩。即使在我们看见了海滩，又花了1小时才游到。我们从海浪里挣扎出来，瘫倒在沙滩上，浑身冰凉，手脚泡的苍白起皱。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发誓从此以后永远不分离。 “我们必须回到港口去，”她说，“我们必须让人去救那艘船。岸上有救生艇。” 我们一路奔跑，从红树林沼泽穿梭，1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小港口，我们半身赤裸，由于惊吓和疲惫直打颤，脚上鲜血淋漓。 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推得四处乱转，10分钟后，船长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必须掉头，否则渡船有倾覆的危险。 那艘渔船再也没有找到。两天后克里斯蒂和我离开了墨西哥，我常常回想，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渔夫根本不会出海，现在两个渔夫和两个游客已经淹死，一艘渔船永远消失了，二者都源于我们和其他两个游客向渔夫挥舞一把美元。 虽然当我们被冲上海滩时，克里斯蒂和我发誓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回到伦敦，我们的婚姻很快破碎了，它结束、开始都在同样的地方：游艇上。 一天晚上，我们去“恶鬼”号和凯文?埃也斯夫妇共进晚餐。夜幕低垂，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妻子更有兴趣。我们分别在两张沙发上聊天，接吻，然后凯文和克里斯蒂走向他的卧室，我和他的妻子留在沙发上。 同洛尔德? 达西尔陛下描写得换妻故事不同的是，那晚克里斯蒂和凯文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开始只是为了找乐子，却导致克里斯蒂离开了我，搬到“恶鬼”号同凯文一起生活。我知道如果她回到船上生活，那么她一定很认真。几星期后，他们开始环游欧洲，我绝望地想让她改变主意，跟随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马略卡，每次我痛苦地恳求克里斯蒂，试图劝说她回家。当我听到他们搬去海德拉后我几乎崩溃，但是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我飞往雅典，自己找到去海德拉的路，我到了岛上，那儿没有汽车，我让一头骡子驮着一袋玫瑰上山，带去我来到港口的消息。克里斯蒂下山来看我，毫无表情。我们在码头周围的一家酒吧谈话，都痛哭流涕，克里斯蒂觉得夹在我和凯文之间很痛苦，但是她最终选择凯文。看着她一步步地离开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回到酒吧，老板又给我满上一杯茴香酒，抱住我安慰。 1974年我的婚姻破碎了，同时维珍唱片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1974年8月迈克? 奥德菲尔德第二张专辑《荷杰斯特山脊》直奔榜首，《管钟》仍然排名第二，虽然一直赚钱，但是维珍只被视为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品牌，即使不做任何促销，迈克唱片的销量依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我和西蒙迫切希望签更多的艺人以平衡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成功，我们需要大突破，当然任何新乐队必须符合西蒙严格的标准。1975年1月西蒙给我看《声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0cc将离开他们老东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10cc是以男人平均一次射出的精液量命名，他们非常商业化，但是不低俗，机智聪明、动人而且成功，比如《橡皮子弹》这样的歌曲卖掉了75万张，他们非常符合西蒙的标准。我们意识到需要大额预付款来买断他们，与是立即给当时他们的经理哈维? 里斯伯格打电话，约好1975年1月18号在曼彻斯特同他和乐队会面。 10cc有4名成员，埃里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古尔德曼、罗尔 ?格瑞姆和凯文?戈得利，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是哈维? 里斯伯格在讲话，像西蒙预测的那样，他认为10cc需要大额预付款，因为他们确信下一张专辑《原创声道》会畅销，足够抵御风险。哈维? 里斯伯格也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同音符唱片公司谈判。 我和西蒙提出10万英镑预付款的报价，并告诉乐队我们想和他们长期合作，签6年合同。虽然音符唱片的报价更高，乐队自己更愿意同维珍签约。一天天过去，出价也在一路递增，一月的最后一天，哈维? 里斯伯格要价20万英镑作为预付款，我和西蒙同意了，西蒙对他们的专辑很有信心，因此就算后来预付金飙升到30万以及后来的35万英镑时，他也没有退缩。我们给维珍在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特约经销商逐个打电话，还让大西洋唱片的阿曼特?厄特冈负担20万英镑。这是我们同大型国际唱片公司竞争的第一笔单，也是首次接手那么大的买卖。 我们同罗尔和埃里克相处得很好，但是显然这个乐队存在分歧。合同签署的前一天，罗尔和埃里克飞到圣露西娅度假，把委任书留给哈维? 里斯伯格。他们离开的那天，我写信给所有维珍店铺的经理，告诉他们这次成功的签约，让他们都出去买瓶香槟为维珍庆祝。但是让我迷惑的是，稍后我打电话给哈维? 里斯伯格讨论专辑的剪辑进程时，他突然变得非常冷漠。 “我们自己会处理剪辑，”他说，“我们还没有同你们签约。不要打扰我们。” 那天傍晚，生意破裂了。10cc的另一位经理汤姆?狄克逊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签约，因为他要同音符唱片开会。10cc最终同音符唱片签约，西蒙对《原创声道》预计正确，它前后卖出了几百万张。这次实践教会我不要过早乐观。 在1974年到1976年之间尴尬的日子里，迈克? 奥德菲尔德是我们唯一的超级明星，维珍也没能签下“谁”乐队和平克?弗罗伊德，看起来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音乐界的第 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5年年底我们把目标对准滚石乐队。业界曾传言我们准备以35万英镑签下10cc，这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爱尔兰唱片公司，感到震惊。当我打电话给滚石乐队的经理普林斯?鲁珀特?罗文斯坦时，他认真地听我们说话，显然相信了这个传言。 “你开价多少？”我问他。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普林斯同情地告诉我，“至少3百万英镑；而且无论如何，维珍太小了。” 我知道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方法是出更高的报价。 “我出价4百万，”我说，“只要包括他们以前的专辑。” 买下以前的歌曲可以让维珍发行他们的畅销精选集，如果新专辑失败，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法。 “我发给你可以包括的专辑单子，”普林斯?鲁珀特说，“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前带4百万英镑的银行担保到我的办公室，我会认真考虑。祝你好运。” 当天已经是星期五，普林斯?鲁珀特以为给了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周末我巡游遍布在欧洲的维珍分销处，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到荷兰、瑞典和挪威，期望每个分销商能提供25万英镑。周末结束前，我找全了他们，要求他们致电伦敦的考茨银行确认他们将提供资金。星期一早上前我回到伦敦，离我向普林斯?鲁珀特保证的4百万英镑还有些距离，考茨银行合计好分销商们所有的委托款后同意补齐余款。早上11点前，我带着4百万英镑的担保书，驾车到了普林斯?鲁珀特家门口。 普林斯?鲁珀特愣在那，完全出乎意料，他拨弄着那张4百万的支票，接着就还给了我。 “你有机会和别的公司一较长短，”他保证说，“但是你也挑起了一场竞标。” 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到5百万。 1976年，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占了两席：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欧玛黎明》和《贡》。我们签下超级乐团的计划依然没有实现，又花了很多钱同新乐队签约却推广不力，除了“丹吉尔梦想”乐队。他们的专辑《菲德拉》横扫欧洲，大大地提升了维珍的知名度。 最麻烦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想重谈他的合同。我们很高兴重谈合同，但就在我们第二次谈好增加版税后，他让另一个律师向我们索要更高的版税。我和西蒙指出维珍作为一家公司，盈利比他个人还少。当他问这怎么可能时，我愚蠢的告诉他实情，说我们需要从象他这样成功的艺术家身上赚钱来平衡手中不成功的艺人，他的同情心顿时完全消失。 “我不是用来给你们浪费在一堆垃圾上的，”他说，“我要回去找我的律师。” 最终我们同意重新签约，迈克留在了我们公司。 1975年夏天，我同西蒙、尼克、肯?贝里（Ken Berry，现任EMI百代总裁）开了个危机会议。肯从诺丁山唱片店的店员干起，他的工作是核对账目，不久就接管了其他全部工作。无论我们想知道什么事情，比如本周平克?弗罗伊德的销量、店员工资、萨宝汽车的折旧价，肯都能准确回答，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安静而谦逊，不仅擅长数字，也善于和人打交道，从不会丢失任何一笔买卖，我和西蒙赋予他越来越多的权力。原来的铁三角——我、尼克和西蒙，腾出位置给肯，在很多方面他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 在那次危机会议上，我们仔细检查了每间商店的状况，它们销售不错利润却不足。我了解尼克已经尽其所能推动营业，不愿批评他。然后我们开始检查维珍的艺人花名册，一个接一个讨论是否需要花钱促销那些无法收回的乐队，比如海特菲尔德、北方乐队和戴夫?贝德福德。 “很清楚，”肯说，“除了迈克? 奥德菲尔德，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签下的乐队。” 我们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其他的乐队都在亏钱，”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裁掉一半员工，还能应付，现在迈克? 奥德菲尔德在为整个公司赚钱。” 我一直坚信解决现金危机的方法不是紧缩开支，而是不断扩张。 “如果我们找到超过10个迈克?奥德菲尔德，你觉得怎样？”我开玩笑。 最后，我们有两个选择：节衣缩食不再冒险，竭力维持生计，或者用剩下的钱签另一个会让我们重回快乐时光的乐队。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可以靠着一个小公司，毫无风险地安然度日；选择后者，也许维珍几个月之内就会破产，但是至少我们有最后一次赌博的机会。 我和西蒙想尝试最后一次的突破，尼克和肯虽然不愿赔上整个公司也只得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晚开始，我们就处于紧急状态，拼命地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同时我们削减一切开支，卖掉轿车，关掉庄园的游泳池，压缩唱片店的库存，自己不领工资，裁掉9名员工，放弃一些艺人——这是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一件，我回避这次情感的难堪，让尼克去做。 我们迫不得已裁掉的艺人中有一位叫戴夫?贝德福德，他是很有天赋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戴夫收到这个坏消息并未暴跳如雷，他写了封长信给我说，十分理解这个决定，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唱片卖得很差，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他不怨恨维珍并祝我们前景光明。同时，他给迈克?奥德菲尔德也写了封信，信中大骂我是狗屁，一个私生子，一个卑鄙、五音不全的小人，一个依附于音乐天才的金钱寄生虫。对戴夫不幸的是，他把这两封信装错了信封。 第五卷 9 别听他们胡说（1976-1977）(1) 我们第一个想签的乐队是“可怕的海峡”。 一个星期天中午，帮西蒙搜寻乐队的亚瑟?佛娄思正在洗澡，他听见电台播放《摇滚乐的苏丹》，“可怕的海峡”的新单曲。这首歌让奋得跳出浴缸，打电话给电台要到乐队的联系方式。这支乐队还没有在录音棚里录过音乐，这首歌是被电台主持人查理?吉利特特别邀请现场录制的。 虽然维珍不是唯一对“可怕的海峡”有兴趣的唱片公司，但是由于我们动作敏捷，所以 机会非常好。西蒙和肯也发现他们不同寻常：他们和律师一直反复讨论合同的每个细节。 在签约前一晚，我们带着这支乐队去我们最喜爱的希腊餐馆庆祝。这是一顿愉快的饭局，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期待唱片出来。饭局结束时，餐厅的希腊老板拿来两个盘，一个盖在另一个上，变魔术般揭开上面的盘子露出里面的大麻。在那次游艇上吃过迷幻药后，我很少用药物，但是那时看起来是结束晚餐的绝佳方式，同时也不会得罪餐厅老板，很显然他认为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我拿了一根，每个人也都吞云吐雾，夜幕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可怕的海峡”乐队打电话说他们要同宝丽金签约，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和西蒙太惊骇了，不敢相信。“怎么回事？”西蒙问，“我们做好了每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呀。” “没有理由。”他们说，从此中断了同我们所有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改变主意，10年后，当我看到一本有关“可怕的海峡”乐队的书做出了解释：“这个乐队当初没有同维珍签约，因为他们觉得维珍在签约前用毒品迷惑他们。” 希腊经理的美意让维珍唱片损失了5亿英镑，这支乐队后来成为世界性的顶级乐队，他们的专辑《手足情未了》销售了1千8百万张。 1976年8月，维珍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们试图签下受到注意的某些朋克乐队，却总是受挫。我们签不到一支可以把我们拖出泥潭，或者改变公司形象的新乐队。 逐渐一串新崛起的乐队占领了海报，取代了那些北方乐队和丹吉尔梦想什么的，他们的名字是“该死的”、“冲突”和“扼杀者”，最著名的是“性手枪”。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听见下面西蒙的办公室里传来特别的歌声，从未听过的歌。 “那是什么？”我问。 “性手枪乐队的单曲，《英国的政治动乱》。” “它怎么样？” “非常好，”西蒙承认，“确实很好。” “他们和谁签约了？” “百代。我两个月前拒绝了他们，犯了个错误。” 这首歌自然而充满力量，我决定试试能否让他们回来。几天后，我给百代唱片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打电话，他太忙，没有时间接我电话，所以我留了条消息给他的秘书，说如果他什想摆脱这个“麻烦”，可以联系我。半小时后，他的秘书回电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十分满意，多谢。 当天傍晚，也就是11月1日5点30分，性手枪乐队引起全国震怒。他们在比尔?格伦蒂主持的下午档电视节目《今天》中参加访谈。比尔刚吃完午饭，醉醺醺地回来，发现录制间的这4个来宾也喝的差不多了，便开始捉弄他们，谈论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这多少有点愚蠢，直到约翰?若顿在角落里呕吐起来，悄悄地骂了一句：“狗屁！” “你说什么？”比尔问，“是不是说粗话？” “没什么。”约翰说。 “胡说，到底说什么了？” “我说狗屁，”约翰受不住激将。 接着比尔转向另一位女来宾苏西，问她是否以后愿意下节目后和他约会。性手枪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史蒂夫?琼斯笑起来，称比尔是个下流胚；接着比尔转向他，煽动他说了一堆骂人的话，琼斯又骂他是“他妈的无赖”、“孬种”，节目就此结束。 第二天性手枪乐队的行为激怒了全国新闻界，但没人批评比尔的引诱行为。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有士因为厌恶节目而砸坏电视机的文章时，电话响了，当时还不到7点。位置完全颠倒了，百代的总经理亲自给我打电话。 “麻烦你来我这儿，”他说，“我想你会有兴趣和性手枪乐队签约。”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同意将性手枪乐队移交给维珍，但同时也要乐队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我们握手言欢，然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维珍已经提出接纳性手枪乐队，”希尔说，掩饰不住的如释重负。 “太好了，”麦克拉伦边说边朝我伸出手，“下午我就去你的办公室。” 一般和人谈60秒钟，我就可以决定是否相信他们。当我看到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紧身黑裤和尖头鞋时，我怀疑同他做生意是否容易。那天下午他没有在维珍出现，第二天也没回电话，尝试四次后，我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是他不打电话。 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把性手枪乐队签给了A&M唱片，签约仪式就在白金汉宫外举行，这4个无赖排成一列，高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只是4个平常的小鬼，但是他们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玩于鼓掌。 我坐在桌子边想着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这人。他手上有张王牌——一支可以转变维珍嬉皮士形象的乐队。百代唱片嘲笑维珍，称我们是“伯爵庄园的嬉皮士”，且不说我们没有住在伯爵庄园旁边，这个名字就够损人了。我们受限于贡和迈克? 奥德菲尔德，虽然他们带来的收入可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嬉皮士乐队，任何朋克乐队都不愿与我们签约。维珍唱片必须改变，性手枪乐队能帮我们。 “每个乐队都有风险，”A&M唱片的总经理德里克?格林故做轻松地告诉记者，“但是在我看来，性手枪乐队比绝大多数乐队的风险小。” A&M唱片公司举办了一个聚会庆祝同性手枪乐队签约，但性手枪讨厌他们，也讨厌任何其他唱片公司——至少他们假装如此，认为唱片公司是资本家，只会压榨他们赚钱。乐队的鼓手“邪恶西德”签约仪式后立刻放纵自己，砸坏了德里克?格林的办公室，到处呕吐。我一听到这些，立刻拿起电话尝试做最后的努力。果然，德里克?格林放弃他们。 “我能同他们签约吗？”我问。 “如果你能招架得住，我们实在没办法。” 性手枪乐队收到了A&M唱片7万5千英镑的违约金，加上百代唱片5万英镑的违约金，除了说粗话和呕吐捣乱，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赚了12万5千英镑。性手枪乐队再次寻找唱片公司。 我开始对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如此熟稔的商业手法很欣赏，现在性手枪成为国内最令人厌恶的乐队，在所有向物质化投降的朋克乐队中，性手枪依然不改本色。他们有首单曲叫做《上帝拯救女王》，我知道他们想在1977年7月的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发行。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喜欢我，觉得我是个嬉皮士出身的商人。但是好几个星期过去，纪念日越来越近，没人来同性手枪签约，维珍或许是唯一一家。1977年5月12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终于来见我们，谈判双方的处境对换，维珍用1万5千英镑签下性手枪在英国的权利，外加5万英镑的海外发行权。 “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麦克拉伦问我。 “我知道，”我向他保证，“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从签下性手枪的那刻起，麦克拉伦想方设法摆脱我们，诱使我们毁约。让他惊骇和困惑的是，我们不为所动，如期发行了《上帝拯救女王》。它被BBC禁止播放，但飞速上升到排行榜第二的位置。它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像维珍和“主人之声”等唱片店的销售数字被排除在排行榜的统计之外。 1977年7月女王登基周年纪念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租了艘泰晤士河的游乐船，沿河向下议院驶去。警察怕出事，派了两艘警察艇尾随而至。等到我们靠近下议院，乐队拿出吉他和鼓槌，吼出他们自己改编的国歌版本： 上帝拯救女王， 这个法西斯政权， 把你变成笨蛋， 成为潜在的氢弹。 上帝拯救女王。 她简直不是人， 英格兰的梦想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警察驶进我们，要求乐队停止演奏，但我们的船有乐队演奏证，所以警告无效。这让人回想起当年甲壳虫乐队在“苹果”录音棚的屋顶上现场演奏时，警察也曾拔掉他们的插头。警察登上我们的船，把我们带回了码头，并逮捕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因为他情绪激动地反抗，大叫，“法西斯猪！” 那个星期《上帝拯救女王》的销量超过了10万，很显然它是最畅销的唱片，但是《冠军排行榜》和BBC宣布洛德?斯图尔特才是第一。《上帝拯救女王》被电视和电台禁放，在我们看来，这是笔好买卖：禁得越严，卖得越好。 性手枪是维珍的转折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乐队。他们不但让维珍重新出名，而且让我们开始做朋克摇滚。性手枪成为全国焦点：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听说过性手枪。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指出的那样，“比议论更糟的是没有批评。”1977年除了周年纪念本身，性手枪比任何事情更多的报纸版面，恶名成了他们的无形资产，绝大多数报道是负面的，但是15年前滚石乐队出道时也是如此。 1977年11月，维珍发行了《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唱片封面是天才的设计，从报纸标题上剪下，字体好像绑架者的恐吓信。维珍商店在窗户上贴好黄色大海报，为唱片做广告，不奇怪，这样会冒犯某些人。一天，我们在诺丁汉的商店经理由于违反1889下流广告法案被捕了。10年前我因为学生咨询中心为性病患者提供帮助而做广告，违反了同一个法案被捕过。我马上打电话给从前为我辩护的约翰?莫蒂默。 “恐怕我们再次违反了下流广告法案，”我告诉他，“警察说我们不能用‘阉牛’这个词。 “阉牛？”他问，“用阉牛究竟哪里错了？它是我的口头禅。” “他们要我们删除性手枪的海报中‘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他们威胁要禁止这张专辑。“他告诉我，我们需要一名英语教授作为语言学顾问，教授能够为我们定义‘阉牛’的准确定义。因为案子发生在诺丁汉，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诺丁汉大学。 “请问我能同你们的语言学教授交谈吗？”我问。 “詹姆士?金斯利教授。”接线的女士说。 我被接进来，解释了情况。 “你的一位员工因为展示‘阉牛’而被捕？”金斯利教授说，“阉牛这么重要！事实上，‘阉牛’这个词是十八世纪时牧师的外号。然后，因为牧师一般看起来在布道中太多的废 话，所以这个词渐渐有了‘垃圾’的含义。” “所以‘阉牛’这个词真正的意思要么是‘牧师’要么是‘垃圾’？”我确认了一次，保证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对，”他说。 “你愿意在法庭上作证吗？”我问。 “十分乐意。”他说。 我喜欢这个案子。警方检控官决心赢得显然有全国影响的案件，我们的商店经理被反复询问，承认他在商店橱窗上突出展示了性手枪的海报。警官书面陈述了由于他正在张贴这个攻击性的海报而怎么被捕的。这个警察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为公众做了很好的服务，期望为此受到赞扬。 “没有问题了。”约翰?莫蒂默说，此时他正被邀请盘问警察。 不仅是失望，警察只好坐下。 “我想传出我的证人，”约翰?莫蒂默站起来说，“詹姆士?金斯利教授，诺丁汉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当詹姆士?金斯利教授又一次解释“阉牛”一词的由来和含义时，约翰?莫蒂默靠近看着他，象是努力加强他的想法。 “所以，金斯利教授，你是说这次指控的基础，‘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应该更准确地翻译为‘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 约翰?莫蒂默问。 “我是这个意思。或者它的意思是‘别理会垃圾，性手枪在这’。” 约翰? 莫蒂默让法庭安静了一下。 “‘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他沉思道，“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嗯，我没什么补充了。听起来是个奇怪的唱片名，但是我不认为教会会在意。” 金斯利教授也同意。 然后，检控官在这点上给金斯利教授压力，问他怎么能确定没有牧师会受到伤害。金斯利教授接着亮出了王牌，他翻下马球衫衣领露出脖套。金斯利教授也被称作尊敬的金斯利。这以前是牧师的尊称。 “够了，”法官猛拍惊堂木，他挺直腰，挺起胸，一本正经地宣布：“本案结束。” 10.“我想搬进来。”琼说（1976-1978）(1) 1976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庄园遇见了我未来的妻子琼?谭普曼。最多和人打30秒的交道，我就可以对他们做出判断，我对琼则是一见钟情。问题是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个唱片制作人和键盘手，他正在为维珍打造一支名叫“棚屋”的乐队。 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女人，她不会耐着性子与蠢人相处,我知道不能采取对付克里斯蒂方法来吸引琼的注意。我以前同女人的关系绝大多数建立在演技的基础上，但是头一次 我觉得有个女人让我不想展示惯用的滑稽动作。 琼在一家叫渡渡鸟的古玩店工作，那儿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很近。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忐忑不安地在店外徘徊，然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这家店出售旧告示和旧广告。当我问老板娘琼是否在时，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是位顾客？”她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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