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11

第三十三章春天又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茅盾迈着螨珊的步子，又出现在中国亿万读者面前。　　　　　　　　　　　　　　　　　　　经过十年浩劫，经历爱妻逝世的孤寂，茅盾老了，胡髯拉碴，也许长久没有刮了，本来不胖的茅盾，此时仿佛更瘦了。但是，茅盾在此时，依然目光炯炯，青春焕发。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起先是内部小道消息传来，茅盾听说后，十分惊喜：“啊，有这事吗？”过了一会，又说：“他们搞的天怒人怨，全国人民早就有此愿望了，你说是吗？”内心很不平静。后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证实了，茅盾怀着难以遏制的兴奋心情写下了一首诗：　　　　　　　　　　　　　　　　　　　寰宇同悲失导师，四人逆谋急燃眉。　　　　　　　　　　　　　　　　　　　乌云滚滚危疑日，正是中枢决策时。　　　　　　　　　　　　　　　　　　　蓦地春雷震八方，兆民歌颂党中央。　　　　　　　　　　　　　　　　　　　长安街上喧锣鼓，万里江山又重光。　　　　　　　　　　　　　　　　　　　茅盾对党中央这种为党除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的功德，表示深深的敬意。　　10月24日，茅盾出席首都百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目睹了群众对四人帮的痛恨和对党中央的拥护。隔了两天，即26日，茅盾又出席首都各界爱国人士庆祝粉碎四人帮座谈会，茅盾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立即作了摘要发表。从此，茅盾的名字，又时不时出现在首都的中央的媒体上，人们也都惊喜地发现，这位20世纪中国文豪，依旧在北京，并躲过了那场浩劫；在他的家乡浙江乌镇，人们又记起了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记起了家乡的骄做。出版部门又重新记起作家茅盾，又开始酝酿出版茅盾20、30年代的著作，那些光彩照人的小说人物形象，给粉碎“四人帮”后那段时光带来缕缕清风，也给新时斯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融贯五四的基础。　　　　　　　　　　　　　　　　　　　1977年春节，全国政协举行春节联欢会。联欢会上，灯火辉煌，欢声笑语，虽然许多劫后重逢的朋友，大都步履蹒跚，白发苍苍，但仍掩饰不住这种重逢的喜悦。茅盾以八一高龄，主持了这次春节联欢会，并在会上致词。　　　　　　　　　　　　　　　　　　　王昆、郭兰英优美的歌声，又勾起茅盾对过去峥嵘岁月的怀念：茅盾为此，写下一首诗：　　　　　　　　　　　　　　　　　　　闻歌有作为王昆、郭兰英重登舞台早岁歌喉动八方，延安儿女不寻常。　　　　　　　　　　　　　　　　　　　新人旧鬼白毛女，陕北江南大垦荒。　　　　　　　　　　　　　　　　　　　白骨妖精空施虐，丹心兰蕙自芬芳。　　　　　　　　　　　　　　　　　　　若非粉碎奸帮四，安得余韵又绕梁。　　　　　　　　　　　　　　　　　　　茅盾这种心情，和当时的时代气氛有密切的关系，茅盾似乎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国务活动、政协活动、文艺界活动，友人往来、赋诗作词，茅盾也特别忙碌起来。晚霞似乎特别绚丽。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关于开除“四人帮”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会议刚结束，茅盾在24日立即出席井主持在京爱国人士座谈会，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8月中旬，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回顾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了“文革”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中共的根本任务，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会议结束，茅盾听了传达以后，十分兴奋，填《满江红》词一首，题目为《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　　　　　　　　　　　　　　　　八亿神州，早翘盼，天下喜事。　　　　　　　　　　　　　　　　　　　百年计，高瞻远瞩，盱衡寰宇。　　　　　　　　　　　　　　　　　　　治国抓纲初奏效，生产跃进旗高举。　　　　　　　　　　　　　　　　　　　看风雪，锻炼出群众，共磨砺。　　　　　　　　　　　　　　　　　　　三全会，开先路；十一大，创新纪。　　　　　　　　　　　　　　　　　　　作世界革命，坚强堡垒。　　　　　　　　　　　　　　　　　　　三要三不誓坚持，扫除四害须彻底。　　　　　　　　　　　　　　　　　　　颂中央，垂万代楷模，昭青史。　　　　　　　　　　　　　　　　　　　这首歌颂中共十一大的词，尽管口号多于艺术，但作为一个五四老作家，作为在文革浩劫中被靠边，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共和国第一代高级政府官员来讲，应该说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拥护。而此时，茅盾沈雁冰的名字，常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见诸报端。1977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在进行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拨乱反正。文艺界受害最深、最广、也最复杂，对此，茅盾一直是痛心疾首，希望能改变十年浩劫留下的困窘。1977年11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欣然参加，并作了题为《老兵的希望》的发言，希望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希望文艺评论方面改变“一言堂”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茅盾的讲话，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会上，马烽同志提了个问题，文革前17年，文艺界究竟是红线占统治地位，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这个问题在1977年提出，还有一定风险性，中央还顾不上对文艺界的全部拨乱反正，许多评价、估价，尤其是文革中那套荒谬估价，在人们头脑里还存在着，尽管心中不服，但公开场合，谁也没有来翻文革中定的调子。因此，马烽提出这个问题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向茅盾提出来。当茅盾听清楚是什么问题时，淡淡一笑，毫不犹豫他说：　　　　　　　　　　　　　　　　　　　“17年的文艺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是红线占统治地位了。”茅盾这个答复，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他用实事求是的勇气，说出了大家想讲又没有讲的话，会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这一年的12月，茅盾故乡桐乡县有两位同志来京布置农业展览，桐乡是个农业先进县，应邀来北京农展馆参展。这两位同志专程拜访茅盾，并给茅盾送上一套家乡桐乡及乌镇的新貌照片，茅盾一边看、一边问，十分高兴。　　　　　　　　　　　　　　　　　　　后来这两位同志在离京前，专门向茅盾要求墨宝，留作纪念，茅盾欣然答应，雪后天晴，阳光灿烂时，两首《西江月》怀乡诗在茅盾笔底流出：　　　　　　　　　　　　　　　　　　　西江月。故乡新貌　　　　　　　　　　　　　　　　　　　一　　　　　　　　　　　　　　　　　　　大寨红花开遍，故乡喜沾余妍。　　　　　　　　　　　　　　　　　　　新装改换旧垄阡，县委领导关键。　　　　　　　　　　　　　　　　　　　双季稻香洋溢，五茧蚕忙喧阗。　　　　　　　　　　　　　　　　　　　工农子弟竟攻坚，那怕科技艰险。　　　　　　　　　　　　　　　　　　　二　　　　　　　　　　　　　　　　　　　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往昔风流嗟式微，历史经验记取。　　　　　　　　　　　　　　　　　　　解放花开灿烂，四凶霜冻百卉。　　　　　　　　　　　　　　　　　　　抓纲治国布春晖，又见千红万紫。　　　　　　　　　　　　　　　　　　　茅盾题写给故乡人的诗，并不多见。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故乡的情愫，梦魂牵萦，故乡的一树一木，对晚年茅盾来讲，是极为珍惜的。自从抗战开始后，茅盾远走广州香港，度天山，去苏联，回上海，解放后在北京，都未能回老家乌镇去看看，因此，故乡情，故乡貌，哪怕从照片上，从来人介绍中，也可聊慰老人的恩乡情。　　所以，故乡有什么事情，向茅盾求字，求题签等，都尽量满足故乡人的要求。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先后为桐乡的《中学生习作选》、《桐乡地理》、《桐乡团讯》、“石门中学”、“乌镇中学”、“乌镇电影院”等题字。　　　　　　　　　　　　　　　　　　　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茅盾以孱弱的身体，为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和谬论，不遗余力。在1977年12月底，《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作家座谈会，茅盾应邀主持和讲话，驳斥了“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说：“四人帮”不承认“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　　他及时建议中央，尽快恢复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　　　　　　　　　　　　　　　　　　　并建议《文艺报》及时恢复工作。　　　　　　　　　　　　　　　　　　　许多国务活动，外事活动，也和50年代一样，忙碌起来。1978年2月，茅盾出席全国政协会议，28日又出席“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3月9日，茅盾又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接见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委员。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事关思想解放，端正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茅盾积极参与，联系文艺创作实际，推进文艺界拨乱反正。他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作家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去从事创作，都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茅盾的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以后，引起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同年12月5日作了转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清理了左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党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茅盾为之兴奋和鼓舞。1979年3月26日，以茅盾为评委主任的全0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在京召开，茅盾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十分兴奋，他发奖，发言，始终漾溢着内心的喜悦。他说：“得奖的25位同志中，有老年的、中年的，而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写作的，是新生力量。”说到这里，茅盾停了一下，又提高声音说：　　　　　　　　　　　　　　　　　　　“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这时，在茅盾身边主持会议的诗人李季插话说：“也产生未来的茅盾。”霎时，响起一阵热烈、兴奋的掌声。茅盾微微一笑，接着李季的话说：“李季同志把我拉上来，实际上我是不足道的，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们应该向鲁迅、郭沫若学习。”　　　　　　　　　　　　　　　　　　　茅盾的谦虚，令在场的文艺界朋友为之动容。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筹备时，茅盾给林默涵同志写信，要求采取措施，尽快解放老作家老艺人。后来，这封信转送给胡耀邦同志后，中组部曾专门开会进行研究。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筹备委员会推定茅盾作大会开幕词，秘书处拟个开幕词稿本，26日那天专程送给茅盾审阅。茅盾接过秘书处起草的开幕词，翻了一遍，对来人说：“噢，有4000字，太长了，1000多字就可以了，有些问题，别的报告里要讲到的”。　　　　　　　　　　　　　　　　　　　送稿子的人刚想说什么，茅盾又说：“这么吧，稿子留下，我再看看。明天来拿稿子吧。”第二天，茅盾把稿子改好，压缩到千把字左右，他对来取稿的秘书处的同志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朴、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10月30日，83岁的茅盾，在四次文代会上作开幕词，之后又作了“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的发言，进一步表露了老一辈作家的心声。　　　　　　　　　　　　　　　　　　　宽松的政治环境，茅盾不顾自己年迈和体衰，关心国家，关心儿童，也关心大陆台湾两岸的文化交流。他接见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并合影留念。　　　　　　　　　　　　　　　　　　　1980年春节，茅盾原来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召开一个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的座谈会，他们邀请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老编辑，举行座谈。会上，茅盾呼吁“应该与台湾学人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茅盾的呼吁在港台引起反响，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一篇题为《国共两党合作研究》的文章，响应茅盾的呼吁。　　中国红学会理事会发表了《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呼吁通过红学研究，沟通两岸交往。　　　　　　　　　　　　　　　　　　　春天又来了，春风骀荡。　　　　　　　　　　　　　　　　　　　茅盾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文学责任心，即使在他垂暮之年，依然是那样，迎着春天，焕发着春天的活力，写文章，会客人。在中国文坛上，荒废得太多了，而这春天般的舒畅，又来得太迟了。一股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时时牵挂在这位80多高龄的五四老人心头，这，就是回忆录的写作。　　　　　　　　　　　　　　　　　　　茅盾要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人事，以及亲身经历，吐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读者。　　　第三十四章回忆录巨著的诞生　　　　　　　　　　　　　　　　　　　还在70年代初时，茅盾在政治上稍稍有些松动，四届人大代表的证书也送到茅盾手里。但茅盾依旧赋闲，无来访，也无会议，整天无事可做。于是，韦韬便持证去书店买内部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等，在读这些回忆录过程中，茅盾也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都是本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风云激荡的20世纪，许多事件，茅盾都是亲身参加者，许多人，许多事，像电影片断那样，在茅盾脑海中闪来闪去，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广东革命，武汉军校，一二八上海战事，抗日烽火，新疆教书，重庆岁月，一桩桩往事，一件件事情，人来人去，中共历尽艰辛，夺取政权，解放后当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酸甜苦辣等等。茅盾决心写出自己一生的经历。　　　　　　　　　　　　　　　　　　　起先，茅盾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1975年底到1976年底，关起门来一边口述，一边录音，用近一年的时间，录制了20多盘磁带。对解放后的回忆，茅盾只讲了怎样当上文化部长，1957年随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等重要事件。　　　　　　　　　　　　　　　　　　　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季刊，旨在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专程登门拜访茅盾，并希望茅盾写点“文坛回忆”　　之类文章。编辑组此时还不知道茅盾已为写回忆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茅盾一听，爽快地答应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　　　　　　　　　　　　　　　　　　　五四以来，中国名作家群星灿烂，数以千百计，但个人写回忆录以存世传世，似乎还不多见，特别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许多人都是视回忆录为望而生畏的东西，不敢冒险动笔。而此时茅盾答应并率先写回忆录，又属开中国新文学史料之先河，茅盾向《新文学史料》编辑同志讲了自己的想法，打算从进商务印书馆写起，重点放在30年代，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编辑同志一听，也大喜过望，十分兴奋。当时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只能内部发行。而且只发行到那一级。　　　　　　　　　　　　　　　　　　　茅盾开始着手整理史料，动手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但要整理，谈何容易？　　　　　　　　　　　　　　　　　　　已经80多岁高龄，长期患哮喘，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只有0.3的视力。　　　　　　　　　　　　　　　　　　　他想到对自己一生最了解，对自己生平史迹、交往最为熟悉的儿子韦韬。当时，韦韬在部队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如果能让他来当自己写回忆录的助手，再适当没有了。茅盾考虑再三，便给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写信，希望罗秘书长同意借调韦韬到自己身边工作。给罗瑞卿的信发出后，茅盾在1978年7月19日又给周而复写信，诉说写回忆录情形：“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阅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不久，中央知道茅盾将写回忆录，十分支持和关心，于1978年秋，派胡乔木前往茅盾家中，看望茅盾，并代表中央，对茅盾写回忆录表示支持。同时，罗瑞卿也同意茅盾的要求，借调韦韬到茅盾身边工作。此时，领导上还决定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茅盾的儿媳陈小曼派到茅盾身边，协助茅盾写回忆录。中央创造的这些条件，茅盾信心更足了。　　　　　　　　　　　　　　　　由于有儿子儿媳的协助，茅盾的写作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生活与写作，会客等也开始较有规律，他在卧室边上，放上一只书桌，这样可以少走动。　　　　　　　　　　　　　　　　　　　一般情况下，他坚持早上7时起床，用过早餐后，9时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时。午睡到3时，再写两个小时。有时看看旧杂志旧报纸，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回往昔的情形。从这些逝去的岁月里，又寻到了昔日的辉煌。　　　　　　　　　　　　　　　　　　　1978年11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这个刊物是季刊，以后，编辑部及时收到茅盾的稿件，打出校样后，他又亲自仔细地阅改校样。回忆录的还极稀罕的情况下，茅盾的回忆录弥足珍贵。许多20、30年代的作家，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唤起对往日的回忆，也从茅盾回忆录的发表中，得到自我清除束缚的勇气，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得到某种启迪，之后，陆续有些老人也开始回忆自己往昔的经历。所以，80年代初回忆录的繁荣，应该说，归功于茅盾率先突破左的框框，以及他的率先示范作用。　　　　　　　　　　　　　　　　　　　在写作过程中，往事如烟。茅盾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自己昔年的身影，寻找战友，寻找师友和亲人。但茅盾惟恐记忆不准，便向每个来访的老友询问当时当事，印证自己的记忆和判断。　　　　　　　　　　　　　　　　　　　有一次，阳翰签去茅盾家拜访，茅盾和阳翰笙叙谈起来，阳翰笙刚说了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时的事情，并问道：　　　　　　　　　　　　　　　　　　　“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　　　　　　　　　　　　　　　　　　　“有的，是《民国日报》的主编。”阳翰笙回答说。　　　　　　　　　　　　　　　　　　　“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茅盾又忙问。　　　　　　　　　　　　　　　　　　　“是啊，是一个人。”阳翰笙肯定回答。当时阳翰笙觉得奇怪，茅盾怎么突然打听这个人茅盾“噢”了一声。又讲起其他的事了。原来他在询问知情人，印证当时情况和自己的记忆。　　　　　　　　　　　　　　　　　　　有时，孔罗苏去看望茅盾，茅盾也曾托罗苏去代为查一下资料，查黎烈文是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的，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编《中流》的？后来孔罗荪在向唐弢了解了情况后告诉了茅盾，茅盾十分高兴。　　　　　　　　　　　　　　　　　　　有一次，葛一虹去拜访茅盾，茅盾看了葛一虹带来的当年的游西湖的照片，很感兴趣，和葛一虹详细回忆了40年代游西湖的情景。葛一虹临走时，茅盾突然记起什么似地问道：“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往重庆，是不是？”　　　　　　　　　　　　　　　　　　　葛一虹想了想说：“是的，那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传送到延安无疑。”　　　　　　　　　　　　　　　　　　　这时，茅盾似释重负，笑道：“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茅盾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甚至发表以后，一些知情人给茅盾来信，指出某些错误，茅盾立即改正。商务印书馆生活回忆中，茅盾记得有个茶房是南浔人，好像叫来宝。结果回忆录发表后，熟人告知，此茶房是南浔人没有错，但不叫来宝，而叫通宝。所以，茅盾后来在结集出版回忆录时，及时作了更改。这么一桩小事，茅盾也不轻易放过。　　　　　　　　　　　　　　　　　　　正当茅盾争分夺秒地写回忆录时，毕竟不是当年一人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了，80多岁高龄和虚弱的身体，也时时折磨和困扰着他。他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知道，再不抓紧就无法完成这个宏愿。莫实，当时茅盾已经虚弱得双手发抖，无法执笔。但来求他题字题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但素来不使人家失望的茅盾，也勉力为之，耗去茅盾不少精力。　　　　　　　　　　　　　　　　　　　有一天，茅盾半夜里起床小解，腿一软就跌倒在床前地上，他想爬起来，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不属于自己似的，怎么也不能动弹，周围又没有人，想爬过去揿电铃叫人，电铃按钮又够不着，他只好在床前地上喘息一会儿，一点一点地挣扎着扶着床柱，爬在床上。此时，天已蒙蒙亮了。第二天，儿媳陈小曼来了，她得知公公昨夜跌跤的情形后，急得哭了起来。儿子韦韬听说后，也急忙表示要搬进父亲的房间，陪伴茅盾。可是，茅盾淡淡一笑，反而宽慰儿子儿媳，说：“不要紧的，我没有这个习惯，你们在我旁边，我反要睡不着”。　　　　　　　　　　　　　　　　　　　上午，茅盾照常写回忆录。　　　　　　　　　　　　　　　　　　　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茅盾写好的一部分回忆录结集出版，并请茅盾为回忆录题书名和为回忆录写序言。　　　　　　　　　　　　　　　　　　　茅盾同意了。　　　　　　　　　　　　　　　　　　　他为自己的回忆录题名为《我走过的道路》。他没有用《茅盾回忆录》这样又俗又无味的书名，他一向喜欢自己的书名新颖别致一些。并用毛笔习惯地题了字。　　接着，他又写了序言，作为回忆录的一个交代。序言是这样写的：　　　　　　　　　　　　　　　　　　　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　　　　　　　　　　　　　　　　　　　但行年50而知40之非。我今年实足年龄84，如果10岁知人事，则74年的所作所为，实多内疚。幼年禀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甫出学校，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4年后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学术上也曾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也曾学作诗填词。中年稍经忧患，虽有抱负，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当年又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情势，其不足观，自不待言。然而尚欲写回忆录，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此在读者自己领会，不待繁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出版社今将已发表部分出单行本，嘱写序言，因草此数行以答，并将回忆录题名曰：《我走过的道路》。此道路之起点是我的幼年，其终点则为1948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　　　　　　　　　　　　　　　　　　　茅盾这个“百感交集”的序言，也同样令人叫绝，同样令人感慨万端！　　　　　　　　　　　　　　　　　　　1980年下半年，桑弧准备把《子夜》搬上银幕，写出初稿以后，专门去北京听取茅盾意见，桑弧向茅盾讲了自己的构思和设想。茅盾非常认真地听桑弧的汇报后，鼓励桑弧根据电影特性的要求，放开来写，不必太拘泥原作。　　　　　　　　　　　　　　　　　　　同时，他提醒桑弧，出场人物不宜大多。太多，观众在有限的时间里弄不清楚。　　桑弧听了以后，大为感动。回到上海后，很快又拿出《子夜》电影剧本第二稿，并让茅盾审阅后，立即投入拍摄。　　　　　　　　　　　　　　　　　　　有一次，茅盾写回忆录累了，儿子儿媳便劝他休息一会儿。茅盾躺着，儿子儿媳和茅盾说些外面的情况。讲着讲着，讲到现在社会上一些年轻人，思想方法片面，更多的是看到社会上的黑暗面，加上10年浩劫的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甚至不那么信任了，甚至有人不愿入党。茅盾听了以后，十分痛心。他向儿子儿媳谈了自己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奋斗。末了，他十分感慨他说：看来，在今天这种形势下，自己应该站在党的行列里。并说要再次考虑自己的党籍问题。　　　　　　　　　　　　　　　　　　　1981年2月8日，茅盾写完《1934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一章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中断写作，躺在床上休息。这时，儿子韦韬发现《小说月报》有一封关于《虹》等创作及计划写《霞》的构想致郑振铎的信，韦韬把这个材料送给茅盾看了，茅盾看后，觉得有价值。可以补进《亡命生活》那一节里。并把信中那一节话录进回忆录里：“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移转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　　　　　　　　　　　　　　　　　　　茅盾补写完这段文字时，已是1981年2月18日。早春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茅盾补写完后，再也无力提笔了。又躺倒床上。第二天，由于过度劳累，开始发烧。20日那天，实在无力支撑了，这才同意住院治疗。这次住院，茅盾本想和往常一样，住一段时间，身体稳定了，再回来，继续写回忆录。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去住院，离开交道口家里那张熟悉的书桌后，再也没有回来！　　　　　　　　　　　　　　　　　　　茅盾为写回忆录，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耗尽了自己的一切。茅盾，是用生命在写回忆录，是用生命在记录他光辉而坎坷的一生。在这部煌煌巨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巨匠毕生的心血。　　　第三十五章最后的奉献　　　　　　　　　　　　　　　　　　　茅盾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后，大夫立即进行检查，发现茅盾病得不轻，并马上给茅盾输氧，输液。第3天，老朋友孔罗荪来看望茅盾，茅盾对罗荪说：“老年病，气喘，肺气肿，缺氧，现在每隔一刻钟就吸一次氧。但这次还有低烧。”　　　　　　　　　　　　　　　　　　　“大夫们正在给您想办法，低烧会降下来的。”孔罗荪握着茅盾那枯瘦的双手，安慰道。　　　　　　　　　　　　　　　　　　　“低烧退了，我就可以出院去写回忆录了。”茅盾目光里露出一种焦灼的神色，“不写完，对我精神上是个负担。”茅盾喃喃地说。　　　　　　　　　　　　　　　　　　　茅盾人在病房，但仍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常叫儿媳在他病床边读《参考消息》。　　有一次，陈小曼怕茅盾累，念了一段全国政协常委讨论陈云讲话的反映后，停了下来，没想到，茅盾睁开眼睛，问道：　　　　　　　　　　　　　　　　　　　“刚才读到那个常委发言，还没有完哩，怎么不读下去？”　　　　　　　　　　　　　　　　　　　但是，住在医院里后，茅盾的病情，仍旧一天一天严重起来。北京医院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刘梓荣、裕东结、吴阶平等专家来会诊了，并进行全面检查，发现茅盾的身体正在全面衰竭。新的治疗方案出来后，茅盾的病情有所好转。　　　　　　　　　　　　　　　　　　　此时，茅盾知道自己这次病得与以往不一样，就乘自己清醒时，向儿子韦韬交代回忆录的整理情况，并又提起他的党籍和捐献稿酬等事。3月14日，他让儿子拿笔和纸来，笔录他的口述。他想了一会儿，先口述给胡耀邦暨党中央的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　　　　　　　　　　　　　　　　　　　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韦韬笔录完后，茅盾又让韦韬笔录另一封给作家协会的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礼！　　　　　　　　　　　　　　　　　　　两封信笔录抄清后，给茅盾过目，茅盾看过后，用颤抖的手，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习惯地签上“沈雁冰”三个字，给作协的信上签上“茅盾”。　　　　　　　　　　　　　　　　　　　签上名，茅盾又关照儿子儿媳，请他们在他身后交给中央和作家协会。　　　　　　　　　　　　　　　　　　　写完遗嘱的当天晚上，茅盾又陷入昏迷状态。经抢救以后，才有所好转。　　　　　　　　　　　　　　　　　　　3月20日，茅盾又呈亢奋状态，并出现幻觉，断断续续，讷讷自语：　　　　　　　　　　　　　　　　　　　“总理的病怎样？……好一些了吧……他身体很好……姐姐，唉，……　　　　　　　　　　　　　　　她的手术没搞好……作家……他是谁？告诉他，我不能见……“　　　　　　　　　　　　　　　　　　　过了一会儿，茅盾又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墙上，用抖瑟的手指着，语无伦次，问“那墙上写的什么？一张张纸上……很多字……？”　　　　　　　　　　　　　　　　　　　“爸爸，墙上什么字都没有写。”儿媳陈小曼轻声回答。　　　　　　　　　　　　　　　　　　　“哦。”茅盾似知非知地应了一下，又昏睡过去。　　　　　　　　　　　　　　　　　　　隔了一会儿，茅盾又醒来，护理人员劝他休息，茅盾却问：“晚上了吗？　　　　　　　　　　　　　　　　　　　是睡觉的时候吗？“　　　　　　　　　　　　　　　　　　　护士顺着他：“是的，晚上了，沈老，你睡吧。”　　　　　　　　　　　　　　　　　　　“那大家睡觉去吧。”茅盾又想到辛苦侍候他的护理人员。　　　　　　　　　　　　　　　　　　　茅盾病情严重！消息传进中南海。牵动了中央领导的心。日理万机的胡耀邦来看望茅盾了，彭真来了，周扬来了。　　　　　　　　　　　　　　　　　　　有一次，昏迷后的茅盾突然醒过来，两只手不住地在身上摸着，“笔，笔，钢笔呢？”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离不开那枝笔，他要笔来写作。过了一会儿，茅盾在嘴里反复嘀咕着：“四月差不多了，……可以出院……五、六、七、八、九、九月写完，一定写完……。”　　　　　　　　　　　　　　　　　　　在床边的儿媳陈小曼见状，俯身安慰道：“爸爸，4月可以出院，9月写完回忆录，你该到南方休养休养。”　　　　　　　　　　　　　　　　　　　“一定到南方去休养……。”茅盾神志迷糊地自语道。又进入昏迷状态。　　　　　　　　　　　　　　　　　　　苏醒后，茅盾神志又清醒了。　　　　　　　　　　　　　　　　　　　曹禺来看他了。茅盾声音微弱，喃喃他说“曹禺，谢谢。”　　　　　　　　　　　　　　　　　　　赵清阁来看茅盾了，她见茅盾那痛苦状，难过得啜泣起来。茅盾睁眼见赵清阁在垂泪，便唤道：“清阁！”赵清阁转身拭泪，坐在茅盾身边，看护士给茅盾喂饭。　　　　　　　　　　　　　　　　　　　法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于儒伯先生来了。　　　　　　　　　　　　　　　　　　　日本的茅盾研究专家松井博光来了。　　　　　　　　　　　　　　　　　　　茅盾忽而亢奋，忽而昏迷。医生大夫们也千方百计救治。3月26日晚上10时40分。茅盾的病情急速恶化，一分钟只有几次呼吸，这时，院长来了，内科主任来了，医务人员连夜进行紧急抢救……然而，药石无灵，1981年3月27日早晨5时55分茅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宗师撒手人间，走完了他那坎坷而又辉煌的85年人生历程，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周扬同志闻噩耗，首先赶到北京医院，韦韬含着眼泪，忍着悲痛，将父亲茅盾的两份遗嘱郑重地交给周扬同志，请他转呈党中央和中国作协。　　　　　　　　　　　　　　　　　　　茅盾的逝世，举国哀悼，几代作家们，都含着泪，追思哀悼茅盾这位宗师的功德和伟绩。　　　　　　　　　　　　　　　　　　　3月31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还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4月10日，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和首都各界人士两千人前往北京医院，向茅盾遗体告别，茅盾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4月11日下午，茅盾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　　　　　　　　　　　　　　　　　　　茅盾被公认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又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茅盾精神不死。茅盾的最后奉献，永远记在人们心里。　　　后记　　　　　　　　　　　　　　　　　　　茅盾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他也是我所景仰的乡里先贤。写一部较为全面的茅盾传记，是我十七八年来一直萦绕心头的夙愿。在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出版界老前辈吴道弘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给我实现这个夙愿的机会，在完成这个夙愿过程中，茅公的儿子韦韬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怀我，在百忙中审读初稿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并永远记在心里。　　　　　　　　　　　　　　　　　　　茅盾是人不是神，他也生活在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里，时代风云，历史的际遇，他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人们尊他为巨匠；然而他早年丧父，尝过人生的苦涩，培育了那种谨言慎行，百折不挠的个性。他亡命日本时的那种孤寂和浪漫，显示了作为一个被通缉文人的真实生命；成熟而又辉煌的文学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连在一起，一起走过20世纪那些辉煌而又艰难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的喜悦和沉默，包括那些自慰方式，在今人看来，似乎不解，而在当时热度很高，压力很大的背景里，也多少能看出文学家的政治水平。在那场灾难里，茅盾被迫过着隐居的生活，为儿孙讲古诗，早起生煤炉，这些生活，本身耐人寻味，然而却是生活的真实。这种真实也同样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索。　　　　　　　　　　　　　　　　　　　茅盾也是一个不一般的人，他的早慧，他对生活的敏感、深刻，似乎又异于常人。少年时代的那些光彩夺目的作文，一种对世俗的反叛，包括对社会的反叛，显得老气横秋，却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不一般的作文，回报的又是不一般的鼓励和激赏！茅盾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那种锐气，翻翻少年时代那些作文，或许能寻到某种渊源。茅盾年轻时即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一，成为五四新文坛风云人物。政治上遭挫折后，却成为一个小说大家，顿时，中国知识界都傻了眼：　　　　　　　　　　　　　　　　　　　“茅盾”是谁？历史的际遇，让茅盾从一个舞台转到另一个舞台，并成为这后一舞台的主要角色。茅盾继续发挥他那不一般才气，青睐时代生活，用预见性的目光，审视生活，审视时代，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不朽的小说。然而，当他在文学这个舞台发挥不一般的非凡才华时，新中国来临，但此时、彼时，茅盾又显得异常兴奋异常努力，回报的有喜悦，也有困惑。即使这样，青年时代确立的那种信念，那种追求，依然没有变。直至临终，他把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视为一生中最大荣耀！这，也是他不一般之处。这不一般也是真实的。　　　　　　　　　　　　　　　　　　　在写作中，我追求真实。利用业余的业余时间，努力从他自己的介绍，别人的回忆中，寻找回原来的茅盾，把一个受器重，遭误解，受通缉，走过辉煌，被赋闲以及晚霞绚烂、向亲爱的读者奉献自己一生的茅盾重写出来，献给这个世纪熟悉、敬爱他的人，也献给下个世纪依然喜欢、依然怀念他的人。繁星布满了西子湖上空，城市的喧嚣渐渐静寂下来了，我细细回想过去这一切，真要谢谢天时地利给我的厚爱，也谢谢英雄辈出的20世纪。　　　　　　　　　　　　　　　　　　　1995年11月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