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3

这时，包惠僧从汉口给茅盾发来电报，要求茅盾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并汇了钱来。茅盾又忙碌起来，亲自任考官，为武汉军校录取了200来名学员，物色了3名教官，陆续送走以后，已是1926年12月底了，茅盾将两个孩子和母亲安顿好后，才和夫人孔德沚坐英国轮船直奔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本部在两湖书院。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当时蒋汪都不在武汉，所以同时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分别代理蒋、汪的职位，但实际上，军校的日常工作是茅盾的老同事恽代英主持。他是军校校务委员，又是军校的总教官。茅盾到达武汉后，住在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离军校不远。到军校报到后，茅盾去向周佛海请教上政治课的内容，周告诉茅盾，政治课内容没有一定章程，暂时用瞿秋白早几年在上大用过的社会科学讲义。后来，茅盾经过研究，确定给学生讲些基本的常识为好，于是他选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等。过了几天，即二月上旬，武汉分校正式发布了75项委任令，其中第71项委任是委任茅盾的，其令为“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但是，茅盾的政治教官只做了一个多月，在春暖花开时节的四月，中共中央又决定茅盾去《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这张报纸的实权掌握在党的手中，茅盾进去时，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茅盾是接替高语罕任主笔的。　　茅盾进报社后，家也从武昌搬到汉口歆生路德安里一号报社编辑部内。因为报社归宣传部负责领导，而宣传部主要是瞿秋白在负责，因而这段时间，茅盾和瞿秋白往来较密切。恢复在上海时的状态。“四一二”　　　　　　　　　　　　　　　　　　　前夕，政治形势非常复杂，秋白指示茅盾，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这些指示，给茅盾认清形势作了及时点拨。　　在《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时，茅盾主要是审稿定版面，然后写一篇千字社论，或斥责蒋介石，或鼓吹革命。以致后来陈独秀碰到茅盾时，要求茅盾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登多了，觉得太红。茅盾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董必武和瞿秋白。　　　　　　　　　　　　　　　　　　　此时，蒋介石的反共决心已下，汪精卫从法国回来后，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不肯让步，汪精卫回到武汉，受到武汉群众的欢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屠杀中共党员，继而在南京、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茅盾昔日共同进行革命活动的朋友侯绍裘、肖楚女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消息传来，茅盾悲愤不已，感到十分痛心，因而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电之类，声讨蒋介石。　　在蒋介石屠杀革命党人的形势下，土豪劣绅也乘机蠢动，向如火似茶的农会反扑，报社天天收到各地这类消息，湖北钟祥县农会遭血洗的报道，更是令茅盾悲愤，这些血的教训，茅盾刻骨铭心。　　　　　　　　　　　　　　　　　　　正当武汉掀起声讨蒋介石的浪潮时，又传来夏斗寅叛变，通电联蒋反共，讨伐武汉政府的消息，给武汉带来一片恐慌，5月17日夏斗寅部队占领汀泗桥，叶挺部队奋起讨伐，击溃夏逆。待武汉稍为缓口气的时候，又传来长沙的“马日事变”，许克祥独立团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但长沙的消息真相很迟才传到武汉。茅盾等怒不可遏，连续写了四篇揭露长沙“马日事变”　　的社论。使长沙“马日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革命的急风暴雨，使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间，发生急剧变化，敌乎友乎，友乎敌乎，杀声喊声，在这场很有希望很得人心的北伐革命中，搅成一片恐怖，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产生惘然，许多革命偶像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此时已被他们自己的表现击得粉碎，革命的现实告诉云集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武汉不是久留之地。　　　　　　　　　　　　　　　　　　　6月底边，天气日渐炎热，夫人孔德沚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而且快生产了。　　　　　　　　　　　　　　　　　　　于是，茅盾先把妻子送上去上海的英国轮船。自己则在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主笔。当天就和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失踪”在一个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光景，茅盾和宋云彬等人奉命去九江，在九江与茅盾接头的是董必武。董必武告诉茅盾：　　　　　　　　　　　　　　　　　　　“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上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　　　　　　　　　　　　　　　　　　　茅盾领受中共的指令后，转身去火车站买票，果然去南昌的火车已停开。　　　　　　　　　　　　　　　　　　　无奈，正在车站徘徊时，又碰见许多熟人，都是要去南昌，又都无法去，于是有人建议，可以上牯岭后再翻山下去。茅盾只好决定绕道庐山，再去南昌。　　　　　　　　　　　　　　　　　　　此时，同乡宋云彬他们听说茅盾要上庐山，也要跟着去玩，茅盾不好明说，只好同意。　　　　　　　　　　　　　　　　　　　第二天，茅盾他们上庐山，住在庐山大旅社。放下行李，茅盾在牯岭大街碰见熟人夏曦，夏曦告诉茅盾，昨天翻山下去的路是通的，今天又不通了。　　　　　　　　　　　　　　　　　　　恽代英是走这条路去南昌的，郭沫若迟来一步，今天他下山回九江去了。茅盾请夏曦给想想办法。夏曦答应第二天让茅盾再去找他。　　　　　　　　　　　　　　　　　　　第二天，凉风习习，鸟鸣幽幽，茅盾再去找夏曦，夏告诉茅盾，现在去南昌没有办法，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罢。茅盾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南昌之路，已经封锁。茅盾回到旅馆，准备下山。忽然，肚疼难熬，茅盾对庐山水土似乎有些不服，腹泻起来，岂料，一个晚上泻了七八次，泻得茅盾软瘫在旅馆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脚一下地，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摇晃起来。只好让茶房去买止泻药来服。而一同上山的宋云彬他们，玩完庐山以后，就先离茅盾而去上海了。　　　　　　　　　　　　　　　　　　　茅盾病在旅馆四五天以后，才知道南昌在八月一日发生了暴动，南昌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贺龙、叶挺部队控制了。这时，茅盾才知道党组织要他去南昌的目的；但他却因交通不通失去了时间。稍有力气后，茅盾挣扎着起床，在街上走动，忽然碰见在武汉认识的范志超。范志超把自己知道的南昌消息告诉茅盾，并说，山上有许多熟人，不要在外面跑。有消息由范到旅馆来告诉茅盾。　　　　　　　　　　　　　　　　　　　困在旅社的茅盾，十分孤寂，他拖着病体，翻译西班牙玛萨斯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并写了几篇通讯打发日子，在12日那天，又写了自己第一首白话新诗《留别》，写就就寄给中央日报副刊。诗是这样写的：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五百支的香烟已经吸完，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辨、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矮克发也都拍完，暑季亦已快完，游兴是已消完，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但只饮过半盏“琼浆”，看过几道飞瀑，走过几条乱山，但也深深的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这首诗是作者此时心情的真情流露。这样一边养病一边译书写作，一直养到8月中旬，茅盾才托范志超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坐日本轮船转道镇江回到上海，所有行李则托同船范志超带回上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茅盾经历了全部过程，给他留下的，是悲愤、迷惘、失望，大革命的场面和所有的热烈的革命参加者一样，茅盾绝没有想到，但今后革命的路该怎么走？从热烈中过来的茅盾也同样无法预测到。茅盾躲开熟人回到上海后，发现自己已经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了，就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　　　第九章《蚀》的前前后后　　　　　　　　　　　　　　　　　　　茅盾是带着那首《留别云妹》诗下山的。这首留别诗，用一个“完”字，寄寓自己灰丧的心情，对自己曾付出心血，为之追求的大革命，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和挫折，他感到失望，失望不是来自敌人，而来自革命阵营里的，原来都是朋友和偶像！这首“留别诗”并非诗人诗情喷发的产物，而是苦闷心情的宣泄，从喧闹的革命漩涡中心武汉，来到清凉世界庐山，静寂的山涧，伶仃的孤寂，茅盾只好以译书为打发日子，因而，奔泻的思绪，失衡的情绪，流淌的，是一二首诗。一二首借爱情外衣，抒发内心的苦涩和孤寂及革命的失望情愫，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挫折？　　越思想，越觉得革命前程的迷茫。　　　　　　　　　　　　　　　　　　　后来，茅盾曾对此作这样反思和自白：　　　　　　　　　　　　　　　　　　　“我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　　　　　　　　　　　　　　　　　　　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要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　　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　　　　　　　　　　　　　　　　　　　这一番经过思考后的自白，很能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在1927年夏季这个历史横断面上，后顾前瞻，这种思想是极正常的。　　　　　　　　　　　　　　　　　　　茅盾从庐山秘密下山，乘船去上海，因为怕船上熟人多，他在镇江就上岸，坐火车到无锡，又转夜车去上海。一路上，曲曲折折，回到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家里时，已是半夜。悄悄叩门后，不见夫人出来，而是母亲来开门。　　　　　　　　　　　　　　　　　　　见是儿子回来，自然十分惊喜，没等母亲问，茅盾却边进去，边问母亲：“妈，德沚和孩子都睡啦？”　　　　　　　　　　　　　　　　　　　“两个孩子都睡了，德沚还在福民医院里。”茅盾母亲一边关门，一边说。　　“什么事？”茅盾一怔，他知道夫人即将生产，忙急急地问。　　　　　　　　　　　　　　　　　　　“都是那个姓宋的不好，自己家里钱那么多，偏偏要住在这里，还要德沚腆着大肚子，替他拉蚊帐，自己坐在一边看，结果德沚跌了一交，小产了，已经送医院好几天了。”茅盾母亲忿忿然地告诉儿子。“宋”就是宋云彬，他先于茅盾下山，在给茅盾家里捎个信后，就躲在茅盾家里。宋家在与茅盾故乡乌镇相距几十里地的硖石镇，素有“宋半城”之称。　　　　　　　　　　　　　　　　　“那我去医院看看她。”茅盾问清德沚病房号码，乘月色朦胧时直奔福民医院，看望夫人。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朦胧中惊醒的孔德沚见丈夫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惊喜不已。　　　　　　　　　　　　　　　　　　　“刚刚到家，妈妈说你小产了，我就赶来。”茅盾用手按着妻子的额角，又关切地问：“现在怎么样？”　　　　　　　　　　　　　　　　　　　“好了，就是力气没有。”孔德沚脸上露出笑容，回答道。“路上有没有麻烦？”　　停了停，又问。　　　　　　　　　　　　　　　　　　　“还好，我都避开了一些熟人。本来去南昌，路不通，就想翻过庐山去南昌，结果那条路也封锁了，在山上又突然泻肚子，躺在山上的旅馆里，不能动，所以能走动，就赶快下来，路上怕熟人见，就绕到无锡过来。”茅盾简单地把自己和妻子分别后的经历说了一下。　　　　　　　　　　　　　　　　　　　“听说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中，有你的名字，所以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支部里的人也替你担心。不少熟人碰见我，就问你在那里，我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如果熟人见了怎么解释？“孔德沚躺在床上，把自己的忧虑对茅盾说了。　　　　　　　　　　　　　　　　　　　茅盾听妻子这么一说，陷入沉思，现在一时这么混乱，自己也需要作番调整，而且一旦传出去，难免不遭国民党的毒手。因而，他对妻子说：“在武汉我写了那么多文章骂蒋介石，通缉也是意料之中。所以，你干脆仍对外说，我去日本了，我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　　　　　　　　　　　　　　　　　　　“也只好这样了。”德沚苦笑一下，说。孔德沚此时脑海里，着实为茅盾的安全担忧，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而苦恼。其实，早在两个多月前，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就签发通缉令，共有88人被通缉，其中茅盾被列为第58名。这是国民党的秘密，外界不得而知。　　　　　　　　　　　　　　　　　　　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从旧报纸上发现形势比想象的还要黑暗！上海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连自己介绍来上海的郑明德、梁闺放也被捕了。他大吃一惊，急忙把这张8月11日的《民国日报》上的《清党委员会破获共党秘密机关》一文往下看，该文报道了郑明德、梁闺放、顾治本、曹元标在7月6日夜被捕的情况后写道：　　　　　　　　　　　　　　　　　　　“7月7日晨，该社又派员3人，驰往闸北公兴路仁兴坊45号、46号前楼，皆铁锁严扃，于是毁其锁进内一窥，除少数木器外，累累者皆印刷品，共50余大包，又觅得藤箱一只，内藏去年跨党分子提取款项之支票存根簿4册，中央交通局各省通信留底全部，汪精卫致沈雁冰函三通，日记数册。其他共产党书籍不计其数。　　乃雇大号运输汽车一部满载而归。“　　　　　　　　　　　　　　　　　　　茅盾又发现8月13、23、24日的《民国日报》上3篇题目相同的报道，都是对茅盾曾主持过的交通局破坏后的披露。8月20日《民国日报。党务》上也报道：“十五年四月中央交通局设于上海，主持者为著名跨党分子沈雁冰，兹搜得该局各省通讯留底二十三本，书籍无数，支款存根四本。取款者皆著名共产党人，如罗亦农、侯绍裘、高尔柏、沈雁冰、宣中华、梅电龙、赵醒侬、刘峻山、徐梅坤、邵委昂、蒋裕泉等，……。”　　　　　　　　　　　　　　　　　　　茅盾看着这些报道，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感到痛苦、愤怒，也感到心血付之东流的失望。整整一个晚上，茅盾彻夜未眠。其实，上海这形势的险恶，已经容不得他跨出家门一步了。　　　　　　　　　　　　　　　　　　　上海已变得不认识了。　　　　　　　　　　　　　　　　　　　第二天，妻子回家了，也给他带来许多未曾知道的昨天来不及说的消息。　　　　　　　　　　　　　　　　　　　知道好友郑振铎因其岳父高梦旦怕他被蒋介石留难，已于5月20日离开上海，去法国、英国了。住在隔壁的叶圣陶接替郑振铎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经历了这场大变动后，经过近十年的文学活动的茅盾，突然冷寂下来，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人的音容笑貌，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或亢奋，或悲观，或厌世，或逃遁，喜怒哀乐，像电影一样，在冷寂下来之后的茅盾的脑海里发酵、过影。于是，面对生活无着，不能出门的现实，茅盾决心把大革命中热辣辣的一幕记录下来，艺术地再现刚刚发生的这悲壮的一幕。这种选择，对茅盾来说，实在是个回归举措，他原先在这场政治活动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自己的位置，但大革命的失败和崩析，茅盾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已任的宏愿，一盆水凉到脚，因而，这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富有历史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又选择了文学这个途径，继续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尽管此时上海整个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被杀的、叛变的、逃逸的，四处云散，各奔东西，但茅盾通过文学，寻求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求真理的追求，依然是那样执著！因而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过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往日生活中积储的素材，一下子在静寂的脑海中闪现，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激情，在孤独的茅盾心里燃烧，他在这种热烈的激情中，时而兴奋，时而悲愤，时而迷惘和困惑。往日的激情此刻即将化为行动——从茅盾笔端汹涌而出。几年前的情景，正好印证了茅盾对大革命的认识。去年秋天，茅盾听到当时团中央负责人梅电龙追求一位姓唐的姑娘，追求到发疯的程度。有一次梅问唐，究竟爱不爱他？唐答“又爱又不爱。”因此，梅电龙从唐的宿舍出来，坐人力车，老是在研究“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到了入神的地步，乃至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走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结果晚了。茅盾听到这桩事，觉得反映大革命前中国青年中一部分人的典型思想，而且情节曲折，富有现代意识。这是极好的小说材料，当时因忙于工作没有动笔，现在这情景又重新浮现在自己脑屏。　　　　　　　　　　　　　　　　　　　茅盾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茅盾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茅盾和唐棣华共持一伞，送她回家，路上，茅盾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现代女性的形象，忽来忽往，或隐或现，此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完全进入忘我的创作激情状态，写作冲动异常强烈。　　　　　　　　　　　　　　　　　　　茅盾还记得在武汉时，在与自己宿舍隔街相对的一个宿舍里，住着3位既漂亮又有活动能力的革命女性黄慕兰、范志超等，她们的革命热情令人钦佩，她们单身的生活、漂亮的姣容，又令不少革命青年倾倒和追求。还有军校里那些追求革命而来的大批女生，她们的革命热情以及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情绪，也深深地印在茅盾脑海里。　　　　　　　　　　　　　　　　　　　茅盾还清楚地记着，大革命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受到极其残酷的挫折，许多满腔热情、富有思想的革命家，却因此而惨遭杀害，其中有曾共事过的、相知甚深的肖楚女和侯绍裘等。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又落低潮，各地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以十倍的疯狂，向农会反扑，惨无人道地对革命者进行报复。在革命发生逆转时，许多原先叫喊得很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便发生动摇，“躲进租界者有之，化装潜伏者有之。”他们都感到幻灭，原来革命美好的希望，已成泡影。这种中国1927年的现状，汇成一曲中国革命悲歌，这歌，茅盾是听到了，看到了，现在隐居在上海家里，耳畔还在回响着。　　　　　　　　　　　　　　　　　　　酷暑盛夏的上海，热浪一阵一阵，景云里的邻居们，一到晚上，便带着蒲扇、桌椅去门外纳凉，谈笑。男女老小，笑声哭声和这热浪混成一片。而茅盾则在家里，不敢出门去享受深夜里吹来的凉风，在家里或坐或躺，任凭脑海里那四海翻腾的风云起伏。大革命啊，大革命，茅盾此时脑海里尽是大革命的时代风云，溽暑里，茅盾在清理自己脑海里的万般素材，那些是云，那些是雨，那些是肉眼看不到，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风！想着想着，脑海里正在过电影，突然，一墙之隔的大兴坊住户在牌桌上用力一记，闷重的声音仿佛攻克汀泗桥的一枚炸弹，突如其来，真有些心惊肉跳！　　　　　　　　　　　　　　　　　　　茅盾把这些热辣辣的材料经过梳理后，选择了从五卅到大革命这段令人兴奋令人失望的岁月，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小说人物原型，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把自己所见所感写成小说。第一部《幻灭》，茅盾在妻子的病榻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他把自己写的第一部小说取名《幻灭》，用意是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在况人的同时，又是自况。　　　　　　　　　　　　　　　　　　　因为茅盾当时也只是个30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　　　　　　　　　　　　　　　　　　　小说《幻灭》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着重描写女主人公章静的一段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即双重幻灭——为了追求恋爱自由、爱情幸福、妇女解放的所谓个人的完善和报效民族、国家的双重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及这种理想的无法实现，这种努力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无情吞噬，展示出一段人生之旅和人生之梦。静女士从某小镇到上海念书，因在初恋时遭军阀暗探抱素欺骗，感到幻灭；后来大革命兴起，到武汉投奔革命。但是，实际斗争使她厌倦，誓师北伐典礼又给了她勇气。不久大革命失败，静女士又感到失望、幻灭。　　而静女士的朋友慧女士则是一个见过世面、看透人生又到法国念过书的女性，因而在静女士纯洁的感情被青年学生抱素（一个暗探）玩弄后，形成了一个貌似三角恋爱的关系，最后，静女士在武汉当看护，认识了连长强惟力，后来强惟力奉命归队，静女士又陷入幻灭之中。　　　　　　　　　　　　　　　　　　　茅盾那如火如荼的创作激情，大胆地批判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揭露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讴歌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又把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写进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幻灭》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十分成功，极为真实地写出了那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内心世界。　　小说语言绚丽、犀利、清新。　　　　　　　　　　　　　　　　　　　《幻灭》写到一半，茅盾从稿纸堆里抬起头来，发现酷暑已经消去，书中人物的各种纠葛和矛盾却依然没有理清，随手便在书名“幻灭”下面署了个“矛盾”的笔名，准备让隔壁的小说家叶圣陶看一下。为什么茅盾当时取了个“矛盾”的笔名，作者后来有过一段解释：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茅盾的这段解释基本上是真实的。茅盾当时让妻子将部分稿子送给叶圣陶看，第二天，叶圣陶就到茅盾家里来，兴奋地对茅盾说：“写得好，写得好，昨天夜里，我一口气读完你让德沚嫂送来的稿件。我准备登在这个月的《小说月报》上，马上就发稿。”　　　　　　　　　　　　　　　　　　　茅盾听后，吃惊道：“我还没有写完呢，送给你的，也只有一半。”　　　　　　　　　　　　　　　　　　　“没有关系，九月登一半，十月登一半。”叶圣陶也信心十足地说。　　　　　　　　　　　　　　　　　　　茅盾觉得这样也好，也可及早给家里补贴些油米钱，便说：“这倒也是个办法。”　　　　　　　　　　　　　　　　　　　“只是沈先生用的那个笔名，恐怕再改动一下，用‘矛盾’二字作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而且内容又是写这场大革命的，万一国民党方面来查问，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了一下，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这样，姓茅的人很多，人家就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口音上依然是‘矛盾’，不失沈先生本意，不知您以为如何？”　　　　　　　　　　　　　　　　　　　茅盾一听，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　　　　　　　　　　　　　　　　　　　岂料，“茅盾”这个笔名一经起用，竟成了茅盾一生中和本名齐驾并驱的一个笔名，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名字！　　　　　　　　　　　　　　　　　　　《幻灭》在《小说月报》九、十月号上发表以后，书中清新绚丽的语言，热辣辣的题材和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不少人写信给《小说月报》，追问“茅盾”是谁？茅盾故乡邻镇的著名诗人徐志摩看了茅盾的《幻灭》以后，写信给叶圣陶，打听“茅盾”是谁。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意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决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徐志摩知道叶圣陶不肯告诉，但凭自己聪慧与敏感，一定是参加过大革命的沈雁冰。所以，后来在一次看戏时，他对同乡、茅盾的朋友宋云彬说：“绍钧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宋云彬一听，颔首大笑。　　　　　　　　　　　　　　　　　　　当茅盾交出《幻灭》后正打算写第二部时，不料叶圣陶来对茅盾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来了，你最好写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文章，算是我们对鲁迅的欢迎。经过叶圣陶的劝说，茅盾同意了。但过了几天，叶圣陶来取稿时，却不是评议鲁迅的，而是一篇《王鲁彦论》，在叶的催促下，茅盾再写了《鲁迅论》，两篇作家论，是茅盾回到文学界后的新奉献，而叶圣陶仍坚持先发《鲁迅论》，在11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署名方璧。　　　　　　　　　　　　　　　　　　　茅盾知道鲁迅10月3日到上海了，8日住在茅盾近邻，但一直不敢轻易出门去看他。10日那夭晚上，鲁迅由周建人陪同访问茅盾，茅盾十分歉然地说：“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然知道你已来上海，且同住隔壁，却未能来拜望，很过意不去。”　　鲁迅却摆摆手，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茅盾和鲁迅各自说了武汉和广州的情况，周建人也讲了上海的事情，三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末了，鲁迅说：“看来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了，但我们的有些人却仍在唱革命不断高涨的论调，这就令人费解了。”　　　　　　　　　　　　　　　　　　　茅盾一听，接着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茅盾问鲁迅今后的打算，鲁迅表示来上海住下去，不打算再教书了。茅盾苍白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临别鲁迅握住茅盾的手，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多保重。”　　　　　　　　　　　　　　　　　　　送走鲁迅，写完两篇作家论文章后，茅盾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动摇》。　　　　　　　　　　　　　　　　　　　《动摇》是茅盾经过冷静思考，比较有计划地来写的，杂取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所见所闻，基本素材，取之于发生在湖北钟祥县的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小说借此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以一个县城的变化来以小见大。　　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左派人物方罗兰和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　　　　　　　　　　　　　　　　　　　方罗兰这个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在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上和对待爱情问题都异常动摇、软弱。因而其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　　　　　　　　　　　　　　　　　　　而土豪劣绅代表胡国光，混进革命队伍后，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他们用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声誉，血腥镇压革命。在《动摇》中，茅盾第一次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李克。但在这部小说中，茅盾从史实出发，没有浓墨重彩去描写，因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李克也无回天力，责任只在方罗兰们。　　　　　　　　　　　　　　　　　　　回忆有时是美好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尤其是自己孜孜以求过的事业惨遭损失的回忆，更是令人扼腕！茅盾在写作《动摇》时，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说自己创作心境：“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所以，茅盾写作《动摇》是非常痛苦的事。　　　　　　　　　　　　　　　　　　　这自然是不以茅盾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927年底，茅盾的《动摇》方始改定。望着这一大握和着血和泪的稿纸，茅盾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妻子孔德沚和母亲她们已经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茅盾有意观察一下当时文坛的反映，发现有部分评论《幻灭》的文章，对《幻灭》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茅盾觉得这个批评就作品而言，也许是对的，但从作者个人主观上而言，这种反映并非本意，大革命的失败使自己悲痛消沉，同时又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又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完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变，相信革命还会起来。总归要胜利。这一点，茅盾是坚信的。因此，茅盾转而写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一个中篇。借以调整自己那陷于悲观状况的思绪。　　同时，他为了对这些批评辩解，也是为了表白自己的这种信念，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形式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这个短篇小说是茅盾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小说写的是君实和娴娴夫妇的故事。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而娴娴是个“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给丈夫一句话：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赶上来吧。其实，这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生动性也很缺乏，但构思非常经济，寓意也深邃，作者借小说暗示自己的一个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自然，茅盾这篇小说，也不可能给革命者指一条路，不可能写出娴娴上山之类的途径来暗示革命，只是表明作者的信念，来回答那些对《幻灭》责难的评论家们。后来《幻灭》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茅盾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和信念。　　　　　　　　　　　　　　　　　　　茅盾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从1928年4月开始动笔写《追求》，原来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重新点燃希望之炬，去追求光明了。但革命发展的事实，并没有茅盾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动笔之后，茅盾从妻子孔德沚那里听到许多迟到的消息，这些关于中共内部的消息，使茅盾感到悲痛、苦闷、失望，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因而，写着写着，茅盾原先调整好的情绪，又回到原先那种困惑、失望的情绪里去了，并表现在小说中。以至写到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后都失败了。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因此，茅盾的《追求》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小说用放射性结构，采用多线索多人物平行推进的方法，塑造了一群身经大革命洗礼、现在已经幻灭、失望了的青年男女知识分子，他们精神苦闷，思想混乱，却又不甘了此一生，在幻灭的痛苦中各自有所追求。张曼青决心通过教育，寄希望于新的一代，但社会现实让他的理想粉碎了。王仲昭想改革报纸并借此获得理想的爱人，当婚期将近突然传来爱人病危的消息，从此一蹶不振。女青年章秋柳想竭力振作，追求光明，但又自暴自弃，把追求享乐和肉欲刺激作为她向她所厌恶的现实报复的手段。　　　　　　　　　　　　　　　　　　　厌世主义者史循经过坎坷人生不仅革命理想已经幻灭，而且完全丧失了生活信念，只求以自杀了此一生。从而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悲观色彩，成为一部缠绵幽怨的哀伤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共存的乐章。《追求》在《小说月报》19卷6至9号上发表后，依然是一片轰动。连一些中学生上课时，也在偷看刊有《追求》的《小说月报》。　　　　　　　　　　　　　　　　　　　1930年5月，茅盾把《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之所以取名“蚀”，茅盾说，其寓意在暗示小说中的人和事，正像月蚀和日蚀一样，只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　　　　　　　　　　　　　　　　　　　出版时，他特地在卷首写了几句活，作为自白：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　　　　　　　　　　　　　　　　　　　《蚀》三部曲的问世和出版，轰动了文坛，对认识当代历史，再现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而茅盾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积累和写作训练，为这部作品带来绚丽的文采和细腻的描写，从而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所以，《蚀》使茅盾奠定了文坛上的地位，赢得了声誉；但长期的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也损害了茅盾那本来孱弱的身体。　　　第十章日本之行和《虹》　　　　　　　　　　　　　　　　　　　久困斗室的茅盾，写完《追求》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把刚刚过去的大革命时代风云，作一鸟瞰式的描绘。妻子孔德沚则心疼地对茅盾说：　　　　　　　　　　　　　　　　　　　“你看你看，人瘦成这个样子，脸色也不好看。这几天，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弄只鸡来，给你补补。”孔德沚一口乌镇话，说得茅盾心里热乎乎的。　　　　　　　　　　　　　　　　　　　白天，妻子要去上班，远离组织的茅盾，心里格外孤独。原先在上大、平民女校、编译所、广州、武汉时，时代是何等地热烈，与茅盾现在的处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失眠、精神痛苦，时常折磨着三十出头的茅盾。　　　　　　　　　　　　　　　　　　　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望茅盾，一见茅盾那苍白的脸色和疲惫的神气，十分吃惊，忙问：“沈先生身体有何不适？”茅盾苦笑道：“足不出户，能不生病么？”陈望道说：“也是，但现在沈先生的书已杀青，何不休整一下，养养身体？”茅盾依然苦笑一下：“老蒋的通缉令还在那些刽子手手里，他们对去年武汉的事，是不会忘的。”　　　　　　　　　　　　　　　　　　　陈望道点点头，呷了一口茶，沉吟一会儿，说：“对，有了，沈先生去年就对外讲已去日本，既然国内时局不允许你出门，那么干脆去日本休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也可在那里写文章的。”　　　　　　　　　　　　　　　　　　　茅盾一听，眼睛霎时亮了起来，心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到中国，都不用护照，十分方便。但自己不懂日语，恐怕到日本去生活有困难。“办法倒是个办法，不过我不懂日语。”茅盾说。陈望道忙说：“吴庶五到东京已有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和茅盾也认识。　　　　　　　　　　　　　　　　　　　“这倒好了，那么去日本的手续、兑换日元等，可能还要拜托老兄，我现在还无法出门去。”茅盾觉得去日本休息的办法可行，便请陈望道代为办理有关手续。　　陈望道也爽快地答应了。陈望道又谈了些外界情况后，便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妻子下班回来，茅盾把陈望道来一起商量去日本休养的事，告诉孔德沚.　　　　　　　　　　　　　　　　　　　孔德沚一听，立刻表示同意，说：“这也好，你整天在家里，身体也越来越差，不如去日本休养休养。”　　　　　　　　　　　　　　　　　　　隔了几天，陈望道又到茅盾家，告诉茅盾，手续和船票，日元兑换，都办得差不多了。并告诉茅盾，“原来平民女校的学生秦德君也和你同船去日本，这样，你也有个伴。”　　　　　　　　　　　　　　　　　　　“噢，秦德君？她怎么也要去日本？”　　　　　　　　　　　　　　　　　　　茅盾感到有些突然、惊讶。　　　　　　　　　　　　　　　　　　　“她从江西经南京来上海，让我帮她找组织接关系去苏联，我劝她去日本，那里也有中共组织，可以从那里去苏联。所以，她同意去日本。”陈望道简单地说了一下秦德君的情况。　　　　　　　　　　　　　　　　　　　“这样也好，秦女士一起去，我们也可作个伴。”茅盾知道了秦德君的目的，淡淡一笑。　　　　　　　　　　　　　　　　　　行期确定以后，孔德沚忙着替茅盾整理行装，把四季衣裳，一件件地理挺，放进皮箱里，又当着茅盾的面一样一样关照着，生怕茅盾在岛国受凉受冻。又关照茅盾一日三餐。絮絮叨叨，却一片深情。　　　　　　　　　　　　　　　　　　　七月初的一天，茅盾提着箱子，辞别母亲、妻子和儿女，在陈望道的指引下，偕秦德君女士悄悄地登上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小商轮。这条船没有客舱，床位也没有等级，只是船顶上有一宽敞的大房间，摆有十几个床位，每张船票二十五日元。　　十人左右的乘客，除茅盾、秦德君外，都是日本人，只有秦德君是女客。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女士化名徐舫。　　　　　　　　　　　　　　　　　　　船在大海里航行，碧蓝的大海，万顷碧波，茅盾和秦女士日夜相处一起，望着这碧蓝的大海，碧蓝的天，海天一色，回忆起这几年的人生沧桑，政治硝烟，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似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的孤寂感，涌上二人心头。望着波涛浪海，秦德君娓娓而谈，向这位昔日的老师、新出现的作家茅盾，诉说自己那凄苦的身世和坎坷的爱情婚姻。　　　　　　　　　　　　　　　　　　　秦德君于1905年出身在四川省忠县，是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之后。父亲是纨袴子弟，母亲是农家女，被秦家选美选进秦公馆，但在怀孕时，又被秦家扫地出门，秦德君出身在秦公馆门前的野地里。后来，秦德君和母亲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忠县读完小学，便去万县、成都读书。“五四运动”时，秦德君是成都第一批三个剪发的女子之一。“五四”以后，她被学校开除了，她便去了重庆。　　在一次酒会上，她醉后失身于穆济波，当时她只有15岁。第二年，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务长，她和穆一同去那里教书，并公开同居，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在川南师范，秦德君认识了胡兰畦，并成了好朋友。1925年，秦德君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做秘密工作。这时，原来熟识的刘伯坚从苏联回来，也在西安，当上了冯玉祥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于是秦德君把两个孩子抛给在西安中山学院任教的穆济波，随刘伯坚出走，并怀上刘的孩子，1927年11月，生了刘伯坚的孩子。　　　　　　　　　　　　　　　　　　　1928年春，她带着女儿辗转南昌、南京，结果都因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破坏严重而未能接上关系，所以她又把孩子托付给东南大学的朋友，只身到上海寻找组织。孤身一人，哪里去找组织？她只好找到原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平民女校的老师陈望道。　　　　　　　　　　　　　　　　　　　茅盾听了秦德君的诉说，唏嘘不已。素来感情丰富的茅盾，此时也动了真情，他也向秦女士讲述自己这几年的奔波，这几年的奋斗，讲述自己在广州、在武汉的经历，也诉说自己对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的看法、感受。　　　　　　　　　　　　　　　　　　　也许是政治上共同的挫折，对生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的缘故，几天下来，两人内心已经掀起阵阵感情涟漪，而船上其他的日本客人，又视他们为“夫妻”，常常用日语称呼秦女士为“方太太”。船到神户，上岸接受海关检查，当海关人员检查完茅盾那箱子行李后，指着秦女士，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是你的夫人吗？”茅盾也顺水推舟，用英语回答：“是，是我亲爱的夫人。”　　　　　　　　　　　　　　　　　　　秦女士则微笑着点点头。海关检查官让秦女士随茅盾入关，连行李都不检查了。　　　　　　　　　　　　　　　　　　　茅盾踏上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一股自由的感觉从心里升起，几百个日日夜夜，躲在阁楼里，埋首于纸笔之间，总算有了自由！他用年轻人的兴奋，挽着秦女士，上了去东京的火车。　　　　　　　　　　　　　　　　　　　火车开动不久，一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过来和茅盾攀谈，当这个日本人发现茅盾不懂日语以后，忙改用英语，请教茅盾的大名。茅盾微笑着应酬这个日本人，把上船前就印好的“方保宗”名片递给他，那个日本人拿着名片看了一下，笑了笑，放进西装袋里，然后用英语问茅盾，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住哪儿，去哪些地方游玩。茅盾因为秦德君在身边，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付日本人的询问。　　　　　　　　　　　　　　　　　　　车到东京，陈望道的女友吴庶五已在车站迎接。秦德君住进吴庶五已经准备好的白山御佃街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则住进附近的“本乡馆”。不料，刚刚住进本乡馆；车上见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出现在茅盾面前，像老熟人一样，用英语问茅盾，到这里，要不要帮忙？茅盾正要回答，忽见门口进来一个穿和服的熟悉的身影，并用中国话招呼茅盾，茅盾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年多不见的武汉时期的《中央日报》总编辑陈启修！陈启修见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用日语向那个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个日本人笑笑，并向茅盾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走了。　　　　　　　　　　　　　　　　　　　茅盾见是陈启修打发了日本人，十分惊奇，便问道：“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陈启修笑笑：“他是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　　　　　　　　　　　　　　　　　　　“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茅盾觉得刚刚踏上日本土地，就被盯上了，不可思议。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部门怎么会找不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茅盾一听，舒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怎么认识他？”陈启修把自己刚来日本时的情形说了一遍。茅盾心想，原来如此。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　　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自杀》，时间是7月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寄出《自杀》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　　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50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在本乡馆住了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23岁的秦德君同居了。这时，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12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　　　　　　　　　　　　　　　　　　　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秦女士的回忆说：　　　　　　　　　　　　　　　　　　　“我和茅盾住的第四号门牌，建筑质量的低劣，看起来风吹得倒，东窗都是纸糊的，尽可夜不闭户，即使闭也无济于事。进门走道，是厨房，有煤气设备，最后是厕所；靠近厕所的是一间光线不太充足又潮湿的六铺草席的一间房，没有什么用场，只有空着，作为去厕所的过道。中间三铺草席的通道一小间，夜来我们把蚊帐挂在中间过道小房间的四个屋角的铁钉上，……　　　　　　　　　　　　　　　　　　　外面一间六铺草席的阳光好一些，屋檐下是过往行人的街道，道旁是樱花园地，每逢樱花盛开时节，抬头就看见日本国花。“茅盾对这个地方也有回忆：　　　　　　　　　　　　　　　　　　　“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面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大小；当时我与高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着。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光，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　　　　　　　　　　　　　　　　　　　小池子边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由于秦德君在身边照料，茅盾那苍白的脸色也红润起来，精力也十分充沛，因此，在日本期间，茅盾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的丰收季节。其中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而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部分是精品，在各自的体裁中，都是有较高的品位。　　　　　　　　　　　　　　　　　　　茅盾在日本的散文，我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抒情的，如《雾》、《叩门》、《卖豆腐的哨子》、《虹》等，反映了茅盾在特定环境里的特定心情，抒情性很强。　　作品中暗示、象征色彩比较浓烈，文字比较曲折隐晦，但这些散文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极高。　　　　　　　　　　　　　　　　　　　“——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论。蓦地一切都寂灭，依然是那答，答，答的水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叩门》）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对革命形势的怅惘、惶惑和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坛的”争讼“的厌烦，种种矛盾心理交织地反映在字里行间。”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这样的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作‘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卖豆腐的哨子》）茅盾的这种情绪，似乎有一种欲掩还露的窘态。在文字中片段流露的，是旅日的飘零感和对风起云涌大革命的怀念和痛惜情绪，茅盾这里是用否定来表达自己的肯定，卖豆腐的哨子声，太撩得令人怅惘！“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我猛然推开帐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孤独的散文家似乎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连捉摸不到的自然现象，也可寄寓自己的情感。日本，是个多雾的国度，海洋性气候带来诗一样的雾，也带来白茫茫的愁雾。各人的心境不同，眼中雾也不同，“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　　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起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雾》）作者借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从火热生活中冷寂下来的孤独，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苦闷，这又是和茅盾的生活经历有关的。——惨云愁雾，历来是文人们比喻的一种心绪，在茅盾心绪里，雾是可诅咒的，同样，在一篇题为《虹》的散文里，茅盾把向来作为美的象征的虹，也一改常规，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另一类散文是游记见闻，是茅盾作为旅日华人，在日本时所见所闻，主要有《速写一》、《速写二》、《红叶》、《邻一》、《邻二》、《樱花》、《风化》、《自杀》等。这类散文同样具有较高审美认识价值。《红叶》记叙了作者在秋色里去山上看枫叶，但茅盾没有写枫叶如何，却写了人，写了场景，也表达了“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的思想底蕴。而《速写一》、《速写二》作者写在日本进浴室洗澡时的见闻，写得精密，写得细腻，比如在写水龙头时，“这是个擦得耀眼的紫铜质的大家伙，虽然关着嘴，可是那转柄的节缝中却哧地飞出迸出两道银线一样细水，斜射上去约有半尺高，然后乱纷纷地落下来，像是些极细的珠子。”樱花是日本国花，大凡从日本回来或偶尔路过日本的人都要记述所见樱花或想看樱花的愿望，茅盾也不例外，在日本期间，他写的《樱花》散文，就是记叙自己结伴去岚山观樱花的盛事。但他用经济的笔调写在岚山的游览，而大量笔墨在渲染樱花的影响、吸引力，写自己寓所门前的树，想象着这是樱花树（其实就是樱花树），春天来临，这几棵樱花树正蓓蕾着，不久便烂漫一片，在这样的基调色彩里，结伴去游山。然而到了岚山，吸引作者的不是樱花而是岚山的自然景观，这种活泼写法，令人击节。　　《邻一》、《邻二》则写出寓所邻居的孤愁美貌的少妇和活泼可爱的日本小孩，散文写得幽怨缠绵，情意缱绻。《风化》是茅盾就在日本所闻而写的一篇散文，议论日本警察的腐败，讽喻日本军警制度。　　　　　　　　　　　　　　　　　　　当时日本报载一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的一桩丑闻，说那个警察半夜里抓住一对并头而睡的男女，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那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放走男的，让女的跟他走，半途强奸了那女侍者。报上一登载，舆论大哗。茅盾也就此写下了这篇散文，揭露了日本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另一篇《自杀》同样也是茅盾根据报载材料写成的一篇暴露日本社会黑暗的散文。　　　　　　　　　　　　　　　　　　　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日本期间共创作了《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昙》、《泥泞》、《陀螺》等7篇短篇小说。这些长短不一的短篇小说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用现代女性作主人翁（个别除外），大都偏重于情感世界的展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观照，茅盾在日本期间的短篇小说，虽然是《蚀》三部曲底蕴的延长，但无论题材和描写方法都和《蚀》相似而和《虹》不一。　　这样说，并不否认茅盾在日本前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作为茅盾思想转折点的作用——因为创作方法上的转换，似乎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即使在思想苦闷期过后，还在有意无意地起作用，制约、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如《自杀》这篇小说，是茅盾去日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自杀》里的环小姐，是一个表面为新潮女性，而本质上是一个受封建伦理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年女性，她和一个愿为大多数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相爱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那个男子革命去了。环小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苦闷、惶惑，羞愧、孤独一古脑儿地从心头涌起，不能自拔，最后以自缢来解脱。这个环小姐没有能从革命高潮跌落后振作起来，而在跌落后失望到绝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女性，从大革命高潮中热烈的爱恋到大革命失败后心理负重，都得到真实的表现。茅盾笔下的这位环女士，在《蚀》中就有踪影，但一般而言，《蚀》中的这类女性，作者是用客观笔调来写的，而《自杀》中，却带有某种批判意味、警世意味。茅盾在谈到《自杀》创作动机时说：“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像娴娴那样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属于多数。　　　　　　　　　　　　　　　　　　　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在这一念之下，我就盘腿坐在铺席上写了短篇小说《自杀》。“　　　　　　　　　　　　　　　　　　　和环小姐不同，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塑造了另一类型的女性——琼华。琼华出生于破落望族，但她没有“时代女性”那样追求“性解放”，放浪形骸，追花逐蝶，在大革命后自甘堕落下去。她不卑不亢的个性，使她在小镇上成为中心，傲视那些卑琐的“小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亲酒后失火，葬身火海。从此，家庭一落千丈，来琼华家的人，只有一个郎中，后来连郎中都少来了。后来，琼华生病，奄奄一息中，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真的爱情。最后见到心底里藏着的恋人张彦英，才“软倒在母亲的怀里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根源在社会，杨琼华因同情同学张彦英的身世，为社会所不容，受到流言的攻讦。张彦英被逼出走故乡后，杨琼华受到一批卑琐的人捧颂，而家庭变故后，琼华又被社会遗弃。但好强的琼华不甘心就此败落，决意报复。社会又不允许、世态炎凉，给琼华一副清醒剂，但毕竟迟了，待爱恋的张彦英赶到时，她已是弥留之际了。从人物形象来说，杨琼华和《自杀》中环小姐都是在五四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女性。但性格不同，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这种社会题材对初到日本后的茅盾来说。确实是驾轻就熟，《蚀》中未表现的女性形象，带到日本表现，但没有日本风味，而全是中国气派。《色盲》是茅盾1929年3月初作毕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林白霜和李惠芳、赵筠秋两个女性的恋爱心理过程。林白霜是经过大革命经历后失去方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政治色盲者”，而李、赵两位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因而这篇小说是茅盾借恋爱外衣来揭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迷惘意识的一个侧面。小说中大量真实的、准确的意识流从茅盾笔下汩汩而来，显得十分真实。小说的象征手法，中国革命最壮丽的一幕落幕后的心态，曲致出来，散出无尽的韵味。《诗与散文》这篇小说的主人翁也同样是女性，但她身处逆境却性格刚烈，无所顾忌。故事虽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是表现同时代女性的一种类型：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一种心理扭曲的典型代表。　　《昙》中的强女士却又是另一种典型。她虽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但她依然是过去那种优柔寡断性格，她不敢爱所爱。当父亲把她当筹码嫁给新贵作姨太太时，她只有逃避。总之，茅盾在日本时，精雕细镂，营造了一座丰富的艺术长廊，创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一。但似乎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动过，参加过，面对大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她或沉沦，或奋斗，或追求，或放浪形骸，从而构成了不同性格的女性系列形象。　　　　　　　　　　　　　　　　　　　茅盾在日本时，除写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外（《陀螺》也如此），还写了一篇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泥泞》，这篇小说没有像《自杀》、《诗与散文》那样，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飘逸，芬秀的书卷气，而满篇都是泥土气，正像题目所揭示的，弥满了一种湘鄂农村的泥土气。作品描写了一个村子里农民运动兴起时人们从怀疑到参与，以及农民运动失败后农运骨干被杀的事实。作品是大革命时期湘鄂农村革命的一个缩影。它把大革命从兴起、高潮、失败的过程，浓缩在几千字的短篇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在农民意识没有觉醒，对中国革命没有认识的情况下，难免不失败，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同时又揭示了：革命队伍本身的不纯和单纯，又是造成农民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因而，茅盾这个可以作为《蚀》背景看的短篇小说，基调灰暗，充满恐怖、怀疑、血腥。这种情况，在日本写的作品中是不多冗的。　　　　　　　　　　　　　　　　　　　尽管这些散文、短篇小说，不减写《蚀》三部曲时的风采，但在日本时创作影响最大，也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长篇小说《虹》。　　　　　　　　　　　　　　　　　　　《虹》的故事主人梅行素原型，是秦德君的女友胡兰畦，在与秦德君的共同生活中，听秦德君多次讲述这位女友的坎坷经历和个性后，逐渐了解了胡兰畦的生平，了解了胡兰畦的经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在茅盾脑海中形成。　　　　　　　　　　　　　　　　　　　胡兰畦是1901年生于成都的一个反清世家，母亲粗通文墨，因而她从私塾到新式女校，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母亲病重，便把女儿许配给常常关照胡家的一个小商人杨固元，但杨是个没有文化、粗鲁、品行不端的人。　　　　　　　　　　　　　　　　　　　五四以后，胡受新思潮影响，追求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爱上表兄魏宣猷。　　　　　　　　　　　　　　　　　　　1920年农历10月，魏鼓动胡兰畦一起去重庆，当时为了能出走，胡牺牲自己，与杨固元成婚。婚后不久，胡说服丈夫，去重庆巴县教书，实际上是去寻表兄。　　不料，魏在重庆病重，正在往成都赶，而胡则往重庆赶，结果胡兰畦的轿子与魏宣猷的轿子在中途擦肩而过，致使胡兰畦与心中相爱的表兄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后来胡知道实情后，决心脱离家庭，先后在巴县女校、川南师范附小作教员，后来又曾在杨森家里作家庭教师。不久，脱离杨森，出川到达上海，结识了陈望道、吴庶五、孔德沚、张人权、恽代英等革命者，后又到广州、武汉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胡兰畦其人，茅盾认识，但她的经历，却是听了秦德君的叙说之后，才了解的。　　于是，茅盾从1929年4月到7月间，用心写了《虹》这个长篇小说。　　　　　　　　　　　　　　　　　　　由于有生活原型，包括听过陈启修对三峡之险的描绘，所以《虹》无论从人物、风光上都较胜《蚀》三部曲；在茅盾长篇小说中，是成功的作品。尤其是前七章，梅小姐的性格、环境都写得神彩飞扬，楚楚动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猖介的性格发展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形象。同时，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也倾注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而更真实。至于题目《虹》，茅盾认为“‘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照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　　　　　　　　　　　　　　　　　　　此时，一个意外，茅盾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当时党组织对茅盾的关注依然，组织关系也秘密地转移着。几十年后，才发现这样一个材料：　　　　　　　　　　　　　　　　　　　东京市委：　　　　　　　　　　　　　　　　　　　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此：　　　　　　　　　　　　　　　　　　　……　　　　　　　　　　　　　　　　　　　四、沈雁冰过去是一同志，但已脱离党的生活一年余，如他现在仍表现得好，要求恢复党的生活时，你们可斟酌情况，经过重新介绍的手续，允其恢复党籍。　　　　　　　　　　　　　　　　　　　……　　　　　　　　　　　　　　　　　　　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但让人遗憾的是，日本经过1929年的大检举后，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如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反日大同盟”组织委员会主任黄鼎臣，因开展爱国反日活动被日本警视厅拘留并遣送回国。杨贤江等也被迫回国。在茅盾看来，恢复组织生活也都成了泡影。但是在日本与秦德君女士同居的消息，却传到上海，夫人孔德沚和母亲也都焦虑万分，期盼着茅盾回到夫人身边，回到母亲身边。　　　　　　　　　　　　　　　　　　　1930年3月底，茅盾和秦德君结束了那一段浪漫而又苦涩的亡命生涯，从日本坐船，秘密地抵达上海，茅盾回到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秦女士则回到了四川。　　　第十一章“左联”　　　　　　　　　　　　　　　　　　　茅盾和秦德君坐春风雨飘摇的船，1930年4月5日秘密地回到上海。好友叶圣陶赶到码头去迎接，并对这对漂泊归来的情人，作了安排。　　　　　　　　　　　　　　　　　　　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茅盾面带愧色独自悄悄地回到家里，还是母亲来开门。　　在昏暗的灯光里，见母亲咳得厉害，知道母亲为这家、为孩子劳累了，加上这几天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容易犯气管炎。母亲到厨房里一会儿，就给茅盾端来热腾腾的饭菜，她看着儿子那疲惫的脸，絮絮地告诉说：亚男和阿霜已在尚公小学读书，亚男是三年级，阿霜是一年级。德沚是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同时在工人夜校工作。末了，还劝茅盾，“与那个女人早点分手，这个家少不了你的。况且，现在你也正要做事业的时候，纠缠在这种纠葛里面，恐怕你今后的路更难走”。茅盾是孝子。母亲那番语重心长的话，茅盾听得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便说：“妈妈说得对，我回来，就是和妈妈商量这件事的，既然妈妈有这个意思，我想办法尽快回来。”茅盾母亲一听，叹口气说：“德沚一个人在这里，也够艰难的。我老了，也离不开她了。当初你们结婚时，我就讲过，我没有女儿，我是把德沚当女儿看的，也当作女儿一样调教她的。”说到这里，停一下，又告诉茅盾：　　　　　　　　　　　　　　　　　　　“冯雪峰住在这里。”　　　　　　　　　　　　　　　　　　　这时，孔德沚推门进来，她刚刚从夜校里回来，见茅盾回来，满脸惊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茅盾讷讷地说：“刚刚到。”这时，茅盾母亲接上儿子的话，对德沚说：“德鸿回来，还要避人耳目，这几天家里准备准备，准备好后，德鸿就回来。”这时，气氛轻松了许多，话也多起来了。　　　　　　　　　　　　　　　　　　　“目前我要找公开职业不容易，妈妈刚才说得对，我还只好蛰居租界，继续卖文为生，好在文章写出来书店老板还肯要。但景云里这个地方大家已经都知道，因而这个家要搬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样倒安全些。”过了一会儿，茅盾带着歉意的目光，对夫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