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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作者:李广德 字数:31211 更新:2023-10-11 16:41:08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作者:李广德笔名 李雯性别 男民族 汉出生年月 1935/12会员分类 中国作家协会个人简历:作家、教授、学者。现任中国写作学会师专写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茅盾研究会基金会监事、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学学会会长。1954年7月参加工作。1956年发表处女作《开发新安江》(组诗)。1961年8月被批准为中国作协浙江分会会员。1961年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南浔中学语文教师。1979年7月调入湖州师专任写作教员。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1年10月29日被批准为中国作协会员;同年11月评为教授。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作家研究、文学组织和写作教学工作。曾参加中国写作学会成立大会,并四次参加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一、长房长曾孙  在苏州、杭州之间的嘉湖平原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水乡集镇。其中有一个中等规模的乌镇,就是本书主人公的故乡。  乌镇是一个水乡古镇,由乌镇和表镇合并而成。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县的北部,在京杭大运河的西侧,距县城十三公里。《乌青八景图记》说:“我乌青,左嘉禾而右苕,南武林而北姑苏,为浙之名地。”  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乌镇的水系四通八达,河道纵横,舟船如梭。一条宽阔的市河……车溪从南至北纵贯全镇。河上石桥、木桥如长虹飞跨,两岸房舍鳞次栉比,水街相依。每天清晨,集市上熙熙攘攘,人们摩肩接踵,交易着这里盛产的上等稻米、蚕丝、晒烟、湖羊,买卖价廉物美的河蟹、甲鱼、黄鳝、银鱼……  乌镇应家桥堍有一座修真观,观前有一条街,用青石板铺成。观前街十七号是一幢四开间两进的“走马楼”房屋。它的中间有一个小天井,四面是两层的楼房,每层各间屋子只用板壁隔开,可以互相通行,如同骑马能够走一圈,当地人称这种楼房叫“走马楼”。  清朝末年,这幢并不宽敞的“走马楼”里住着一户姓沈的人家。沈家的祖先原是乌镇近乡的农民,后来迁到镇上做小买卖,赚了点钱后,开了一爿经营晒烟丝的烟店。此后,这家的主人沈焕跑到上海、汉口等地经商,又捐了一个侯补道的官职。于是沈家,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沈焕带着妻子王氏、女儿和小儿子在广西梧州,担任税关监督;  他的两个儿子,分管着沈家在乌镇开的两爿商店,一爿上泰兴昌纸店,另一爿是京广百货店。负责纸店的大儿子沈恩培,是个秀才,他不愿经商,只知乐天逍遥,吹箫唱曲;  二儿子沈恩愿意经商,却又不善经营,百货店常常亏损。  沈家的长房长孙沈永锡,十六岁就中了秀才,但他厌恶八股文,订婚后去跟岳父……乌镇名中医陈世泽学习,满师后成了个中医“郎中”。  仲夏的一天,在广西当官的沈焕接到乌镇拍来一封电报,拆开一看,顿时眉开眼笑,奔进内宅,向王氏喊道:“大喜事!大喜事!我们沈家四世同堂,我做太公了!你做阿太了!”  原来这一年……1896年7月4日,即清光绪22年(丙申)5月25日亥时,他的长房长曾孙即大文豪茅盾诞生了。  沈焕心想,按照沈家的排行,曾孙这一辈应是“德”字辈,“德”字下面一字须是“水”旁。我家孙辈虽然都中了秀才,可是举业连连不成,经商又不善管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如今长曾孙诞生,他可要超过前辈,做个鸿儒,象鸿鹄高飞,为沈家兴旺大展鸿图!于是,他为长曾孙取了个大名:德鸿。他又想起,今年春天来梧州的燕子特别多,这是吉祥之兆,就叫长曾孙的小名为:燕昌。  家里人接到沈焕来信,都觉得“德鸿”这个名字意思好,又响亮,从此大人小孩都唤他“德鸿”。  由于德鸿是长房长曾孙,大家都把他当宝贝,百般宠爱。好的食品,祖父母先给他吃;  好的衣裳,也先给他穿。当他睡着的时侯,人人都屏声静气,说话低声细语,走路蹑手蹑脚,唯恐惊吓了他。几个小叔叔也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给他吃,将自己的玩具让给他玩。  他的祖母高氏是一户地主的女儿,办事都依照农村风俗习惯。孙媳妇陈爱珠怀孕后,她天天烧拜求观音送子;德鸿出生第三天,她亲自下厨,向亲朋端“三朝面”、分红蛋。  满月那天,她又张罗着为德鸿摆“满月酒”。  德鸿的外公、外婆,给小外孙送来了缎子斗篷,四季衣裳、鞋帽,还有摇篮、坐车。  特地请人打制了“长命富贵”银锁、银项圈,以及银手镯、银脚镯,亲手给外孙戴上。  德鸿的祖父沈恩培,平时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从来不管家里的事,天天顾自己上“访卢阁”品茶,打小麻将,或练习书法。然而他对长孙德鸿,却是例外地喜欢,经常抱到手上逗着玩,或到街上转悠,这家商店柜台前站站,那家商店客房里坐坐。听到人们说他孙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他便一脸是笑。  德鸿满周岁了。一天中午,一艘嘉兴航班的小火轮靠上乌镇码头。沈焕带着王氏、女儿、小儿子,卸任还乡,回到了乌镇。他一到家,不顾旅途劳累,就对家里人喊道:  “德鸿呢?快把他抱来,让我看看!”沈永锡急忙上楼,偕妻子抱了德鸿下来,向二位老人请安。小德鸿见了曾祖父、曾祖母,居然不怕陌生,伸出一双小手,按母亲的吩咐,脆声地喊道:“太公!……阿太!……”  沈焕和王氏把德鸿抱起来,宝贝、心肝地连声叫着。一家人都笑了。  德鸿的曾祖父晚年心情郁郁不欢,不愿和儿孙们谈话,而对长曾孙德鸿,一直很宠爱。  他对儿孙……包括德鸿的父亲,屡次不能中举感到失望、沮丧。心想,自己奋斗了一生,白手起家,创下了这份家业,而要使沈家成为真正的官宦之家,这愿望看来只能寄托在德鸿身上了。  “德鸿,快快长大吧!太公要靠你为沈家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你不能使太公失望!”  沈焕叮嘱着才两三岁的曾孙。小德鸿仰着脸,忽闪着眼睛。他此时怎能听懂曾祖父的话呢?  不久,德鸿的外祖父因病去世,母亲带他回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  1900年,德鸿四岁了。他的曾祖父沈焕病逝于乌镇。而他的弟弟来到了这个中医兼小商的家庭。父亲按沈家的排行,给他弟弟取名“德济”,就是日后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沈泽民。  德鸿的父亲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成了一个拥护君主立宪,赞成“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维新派。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想进高等学堂、然后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的美好计划全落空了。  他三十岁时患病,一年多以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这时,德鸿已进入与他家仅一墙之隔的立志小学读书。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就叫他坐在床沿,双手拿着书本,坚在他父亲胸前让父亲看书时的专注神情,他想:  什么有趣的书,使父亲这样入迷呢?待父亲疲倦睡着时,他便悄悄地打开父亲的书来看。  哎呀。这是何等难懂的书呵!他一页也看不懂。不过,他对父亲能读懂这样的“天书”,是十分钦佩的。父亲即使在病中仍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对书籍的爱好。  有一天,德鸿正拿着书让父亲看。忽然听父亲说:“不看了,拿刀来!”德鸿知道,这“刀”是指他们房中那把长方形、半尺长的切瓜果的钢刀,便去拿了来,问道:“阿爸,你要刀做啥呀?”  “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父亲迟疑了一下,对他说。  德鸿听了有点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他还是把刀递给了父亲。  沈永锡朝刀看了一会儿,又把刀放下,叫儿子拿走。德鸿问父亲还看不看书,他说不看了,要德鸿去瞧瞧妈妈衣服洗完了没有。  德鸿走下楼,看见母亲已把衣裳洗完、晾好,便说:“阿爸想剪指甲。”母亲应道:  “哦,我去给他剪。”转身就上楼。  晚上,等他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德鸿,父亲叫他拿刀,是想自杀。德鸿吃惊地“啊”了一声。母亲说,经过劝说,父亲答应不自杀了。但是她不放心,反复叮嘱儿子:  “德鸿,你以后把刀藏藏好,剪刀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你阿爸了。”从这以后,德鸿担负起了监督父亲的任务。  他外婆得悉女婿想自杀,很着急,特地派人去邻镇南浔,请来镇西医院的一位日本女医生。诊断后,确定女婿患的是“骨痨”。  这是一种骨结核病,当时人们还不懂,在中国也没有特效药。陈爱珠忧虑地问丈夫:  “你知道什么叫骨痨?”沈永锡想了关天才说:“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看来我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德鸿看到父亲说话时心气平静,而外婆却哭了。父亲笑着说:“原来说是请东洋医生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之后,德鸿就再见不到父亲看书了,却见父母两人低声商量着什么事。过了两天,看见他父亲说着什么,母亲在笔录。他站在一旁,虽然能听得那些话,却不解有什么意义。只见母亲一边笔录,一边流泪,笔录完以后念了一遍。  “就这样吧。”父亲说。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我看,应当请公公来写。”  “你想得周到。”德鸿的父亲苦笑道,便对儿子说,“去请你爷爷。”  德鸿把祖父请父母的卧室里,听见父亲又说了一遍,让祖父录写下来。这时,他听懂了最后两句是:“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晚年他在回记录中写道:“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  立遗嘱后的一天,德鸿看到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他父亲把小说留给妻子,声、光、化、电等“新学”书籍遗给两个儿子,将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又指着一本书对德鸿说:  “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沈永锡指的“一大奇书”是谭嗣同的《仁学》。  他不再看自己喜欢的数理化书籍之后,就和妻子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叙述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为强国。  德鸿坐在一旁听着,大部分不懂。病中的父亲常常勉励他:“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  鸿儿,你知道什么是‘以天下为己任’吗?”德鸿摇摇头,父亲便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他父亲是多么希望他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啊!  沈永锡这个维新派知识分子,因骨结核病不治而于1906年病逝,终年三十四岁。  这年德鸿十岁,他的弟弟德济六岁,他们的寡母陈爱珠三十一岁。二、知书达理好母亲  德鸿的母亲是当地著名中医陈世泽续弦夫人所生。陈老医生很喜欢这个女儿,视作掌上明珠,特地为她取名:爱珠。爱珠四岁时,她母亲的脑病仍不见好转。父亲想:女儿渐渐长大,总得有人教养。他想起了连襟王老秀才夫妻俩家道小康,无儿无女,若请他们代为教养女儿,可以放心。于是爱珠长住王家。姨夫姨母待她象亲生女儿一样。她跟王老秀才学会了读书、写字、珠算,还念了不少古书;她向姨母学会了烹饪、缝纫,不但能缝制单衣夹裤,会翻丝棉衣袄,而且会缝制皮衣裘裳。  她十四岁那年,陈世泽来接她回去,想让她替自己管家。王老秀才知道他亲自教的这个十四岁女孩子知书达礼,能写会算,便说:“不是我夸爱珠,朝廷如开女科,我这个姨甥女准能考取秀才!不过,你要她管那么大个家,她能不能管得了,我可没有把握。”  陈世泽也有点担心,女儿才十四岁,能挑得起管家这个重担子吗?谁知爱珠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整顿家务。不过一个多月,家里就变了个样:女仆和男厨师不再吵架了,学医的门生感到伙食改善了。连陈世泽也察觉出:家里仍是那么多人,却秩序井然,内外肃静,吵闹、调笑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妻子的脑病也居然好了。他对来访的姐姐和王老秀才说:“想不到爱珠比我还能干!”  爱珠十九岁与沈永锡结婚。陈世泽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为她办喜事。当听说沈焕从广西汇来两千两银子给长孙作结婚之用时,他又添上五百两银子,这样就与男家相当了。  他为爱珠置办了各种各样的嫁妆。虽比不上官僚、巨商嫁女的排场,但在乌青两镇也是够体面的。  她与沈永锡结婚后,丈夫问她过去读过什么书,她说读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列女传》、《幼学琼林》、《楚辞集注》。沈永锡见她对这些书还能解释,很是高兴。但他觉得这些书不切实用,便让妻子读《史鉴节要》,接着又读《瀛环志略》。前一本是简要的中国通史,陈爱珠顺利地读完了,而后一本是关于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她太生疏了,读起来困难很多,沈永锡就给她解释、说明,直到她懂了为止。  小德鸿五岁时,陈爱珠与丈夫商量,想叫儿子进沈家塾读书。丈夫不同意,说是家塾的老师是他父亲(沈恩培),教书不认真,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套老古董。他说:“还是让德鸿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陈爱珠觉得丈夫说得有理,可是由谁来教儿子呢?  沈永锡这时一边行医,一边忙着实现他做学问的计划。他想到家里是德鸿祖母当家,妻子有闲空,就要妻子在他们卧室里教儿子读书。两人挑选了上海澄衷学堂新出版的《字课图识》作为识字教材,又从《正蒙必读》里抄出《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  作为知识教材。没有合适的历史读本,陈爱珠就根据《史鉴节要》,自编教材。  楼下,家塾里不时传出诵读《三字经》的声音:“人之初,性本善……”;楼上,陈爱珠和德鸿母子在教读《地理歌略》和《天文歌略》:“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山脊曰岚,山足曰麓。”;“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大地椭圆,旋转如球,东半西半,分五大洲……”这些全新的知识,开启了小德鸿心智,引他进入了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广阔天地。他后来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年轻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但是并不主张他一天到晚关在家里读书、写字。她经常给儿子讲历史故事,本地传说,家庭人事。家里的仆人也常领着德鸿游玩乌青两镇的名胜古迹,或去看修真观对面戏台的演出,或去乌镇将军庙,看人们烧香许愿。  陈爱珠对丈夫爱好的数学不感兴趣,她的爱好是小说。在她当姑娘时,已经读过许多古代小说,做了媳妇反比替父管家时空闲,她又一本接一本地读起小说来。德鸿的父亲那年赴杭州参加乡试,未入场前逛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特地为她买的《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几本是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欧文学名著。  她不仅自己爱读这些小说,而且还经常把小说中的故事讲给儿子听,这就无形中培养了德鸿对于小说的兴趣。而沈永锡对此却不了解,他常常纳闷,对妻子说:“我们这个儿子,怎么于数学如此地不近?一点也不象我。”  1904年,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德鸿成了这所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校长是德鸿的表叔卢鉴泉。校门的两旁是原立志书院留下的一幅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里面嵌着“立志”二字。这给童年的德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了事在人为的道理。  这年德鸿八岁。他后来写道:“那时侯,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侯,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立志小学的课程有国文、修身、历史和数学。他对数学虽比过去“近”了一些,仍然没有兴趣。但他觉得进了小学是个“解放”,他说:小学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吧,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点人间味。”  有一天,德鸿从家里堆放破烂什物有平屋里翻到了一箱子木版绣像小说,其中有《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过去,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此时看到这部书,就捧在手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不久,沈永锡和陈爱珠都发现儿子在偷偷看小说。“德鸿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他要看,你就把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他看吧。”父亲并没有训斥儿子,相反还关照妻子帮儿子挑选小说。陈爱珠明白丈夫的意思,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里没有插图,儿子不会因只看插图而不看文字,这样有助于他学习语文。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德鸿便能够公开阅读小说了,渐渐成了一个小说迷。  德鸿的父亲去世经后,陈爱珠用恭楷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丈夫有遗像两侧: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陈爱珠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德鸿、德济两兄弟身上。她常对德鸿说:“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话说,‘长兄为父’,你弟弟将来怎么样,全在你给他做个什么榜样。”  她管教德鸿极为严格。听到隔壁放学的铃声,而儿子还没有回家,就要查问他为什么回家晚了,是不是到哪里玩耍去了。有一天,教算术的翁老师生病没有来上课,小德鸿急着回家。一个年龄比他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他,叫他一起去玩。德鸿不肯,向校门口跑去。那同学在后面追赶,不小心跌了一跤,擦破了膝盖,手腕上还出了点血。他拉着小德鸿,去找德鸿的母亲告状。陈爱珠安慰了那个大同学一番,还给他几十个铜钱,让他医治手腕。最爱挑剔他人的德鸿二姑母看见了,不冷不热地对孙爱珠说:“他爹不在了,你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管教不好,真是!”陈爱珠一听,勃然大怒,把小德鸿拉到楼上,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就要打下来。  过去她也打过他,不过是用裁衣服的竹尺打手心,而且只轻轻在打几下;现在竟然举起这硬木大戒尺来了。德鸿怕极了,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去。  陈爱珠气愤在大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听着母亲的骂声,小德鸿吓坏了,一直跑出大门来到街上。这件事惊动了全家。他祖母叫他三叔去找,却找不到;他祖母更着急了,可是又不能埋怨他母亲。  小德鸿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烦恼地想:又不是我的错,姆妈为什么要打我呀?走了一会儿,他觉得还是应当到学校去,请当时看到那个大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替他说情。沈老师跟着他来到沈家,对他母亲说:“这件事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大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怎么反诬告沈德鸿呢!这事我可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不杖则受,大杖则走’乎?你家德鸿做得对呀!”听到沈老师这么说,陈爱珠开口道:“谢谢沈先生。”说完就转身回进房中。德鸿祖母听不懂沈老师说的那两句文言,看见媳妇说了声“谢谢”就返身回房,以为又要打德鸿了,就带着孙子到楼上去。陈爱珠背窗坐着。祖母让德鸿跪在母亲膝前。他哭着说:“妈妈,你打吧。”母亲一听,泪如雨下,只说了一句“你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了,伸手把爱子拉了起来。  过后,小德鸿问母亲:“妈,沈先生对你说的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唉!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的时侯,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沈先生是说……”  “哦,你要拿大戒尺打我,我跑了出去,是对的?”  “你这孩子……”母亲笑了。  从这以后,母亲就不再打他了。  陈爱珠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受到良好教养,通晓文史,知书达理,卓识远见,性格刚强的中国妇女。她丧夫之后,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儿子成才,又深明大义,支持他们远走高飞,献身革命事业。  沈德鸿曾为母亲写有一首《七律》:        乡党群称女丈夫,      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      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      秋风黄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      不教儿曹作陋儒。三、作文名列前茅  1907年的春天,沈德鸿在立志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就进入植材高等小学求学。  这年他十一岁。  还是在读初小的时侯,他看到高小的那些学生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子,走路目不斜视,吸引着满街行人的眼光,真是羡慕得很。如今他也成了“植材”的一个高小学生,在路上走时不觉挺起了胸膛。当时,“植材”的住校生和教师一同吃饭,伙食比较好。他母亲为了使他营养好一点,就每月替他交四元的膳宿费,让他住校读书。  “植材”教的课程除了国文、算术外、还有英文、物理、化学、音乐、图画和体操。  这些课程都使他感到很新鲜。上化学课时,从日本留不回来的张济川老师在教室里作各种有趣的实验,使沈德鸿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科学的种籽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田上孕育了。  德鸿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一天,中过秀才的周先生教《孟子》,错把“弃甲曳兵而走”一句解释成“战败的兵丁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逃走”。他忽然站起来问道:“先生,”他指着《孟子》,“书上注释‘兵’是‘兵器’,不是‘兵丁’。”  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也恍然大悟,应声附和。“是‘兵丁’,不是‘兵器’!啊──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是中过秀才。”老先生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对。沈德鸿见这位老先生硬是不认错,下了课就去问校长。徐晴梅校长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听后想了一想,对沈德鸿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书的解释吧?”德鸿心想:校长大概觉得不能让周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才这样说的。  当时教他们国文的先生还有三位,其中的张济川还兼教物理、化学。对于张济川先生布置的作文,德鸿最感兴趣。每逢写作文,他既紧扣题目,又独辟蹊径,文思敏捷,下笔成篇。  就是进入“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他参加了一次“童生会考”。这次植材小学同另一所高等小学的会考,由沈德鸿的表叔卢学博(鉴泉)主持。他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面对这个试题,沈德鸿潜心构思起来。他父亲在世时经常与母亲议论的国家大事,什么“明治维新”啦,“变法图强”啦,“自由”、“平等”啦,“振兴实业”啦……此时,他都记了起来。边想边写,一下子写了四百多字。结尾处,他写上了父亲生前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卢学博读了这篇作文,大为赞赏,拿起朱笔,在结尾处加了许多密圈,批语写道:  “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他还特地把这份卷子拿给小德鸿的祖父看,又在他祖母前大加赞扬。陈爱珠看过作文卷子后,笑着对儿子说:“德鸿,你这篇文章是拾人牙慧。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唉,你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当学徒了,我料想你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德鸿领悟地点点头,听妈妈接着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你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他如今逢人就夸你会考成绩好,真是用心良苦!”听了这番话,他心想:原来母亲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如表叔到处宣扬我的成绩,是为了帮助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父亲的遗嘱,把我培养成人啊!  打这以后,懂事的小德鸿更加用功了。在他的作文本上,国文老师屡次写下不同寻常的褒奖他的批语: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确是史论正格。”  “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慨祖生不遇其主,壮志莫酬,确有见地。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  “扫尽陈言,力辟新颖,说理论还必须,两者兼到。”  “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思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慷慨而谈,旁若无人,气势雄伟,笔锋锐利,正有王郎拔剑斫地之慨!”  “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  对他作文中的不足之处,老师也在批语中予以指出。如在他写的《富弼使契丹论》后面就批道:“简则简矣,而警策语尚少。”而《张良贾谊合论》的批语是:“人物合论,不可竟重一面,使旗鼓不能相当。作者论贾生甚详,论留侯则略,未免犹有此弊。”  在张济川这位善知人又善知文的国文老师的奖励和指导下,少年沈德鸿的作文在全校名列前茅,月考、大考常有奖品带回家。有一次,奖到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他便送给了弟弟,让母亲讲给弟弟听。  一天上国文课,张济川老师抚着沈德鸿的背说:“你将来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  好好地用功吧!”听了老师这种奖励的话,他学习更加奋勉,以未来的文豪自期,曾对同学沈志坚说:“我能著作一种伟大的小说,成一名作家,于愿足矣!”  1909年,是沈德鸿在植材高等小学即将毕业的一年。那年他十三岁,已经胸怀大志,决心报国救民,常常在作文中运用历史观点和科学眼光评古论今。除写作史论之外,他还写下了多篇议论生动、鞭辟入里的时论,如《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学部定章》、《学堂卫生策》、《论陆静山蹈海事》等等。  沈德鸿还是一个多情善感的少年。面对萧瑟的秋风,飘零的黄叶,他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一篇《悲秋》的抒情散文:“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忆夫!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雨之感其怀抱。伤矣哉!秋之为秋也。  ……”  国文老师给他的眉批是:“语可动人”,总批为:“注意于悲,言多寄慨。”四、志在鸿鹄  1910年春节过后不久,沈德鸿告别母亲,同一个姓费的表叔乘航船到湖州中学求学。他原想插进初中三年级,因为几何题目完全答错,只好插进二年级。但是就这样,他也跳过了初一年级。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教国文的先生姓杨名笏斋。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之比我在植材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  杨先生还从《庄子》里选了若干篇教我们。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娇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在体育课上,老师训练同学们“走天桥”、“翻铁杠”,还要同学们扛上“能装九颗子弹”的真枪操练。沈德鸿身材矮小,走天桥时腿发软,翻铁杠又攀不上,扛上枪走不隐,踢足球只六七尺,常常惹得其他同学发笑。体育老师见他如此,就例外地准他免学。  他这个体育场上的弱者,在学习其他功课上却是个佼佼者,尤以国文和英文成绩卓越,为同学们羡慕。他讲的那些小说故事,也使同学们着迷,不管大小同学,常爱围坐一起,听他讲述。  学校曾组织学生自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展览。沈德鸿这次南京之行,大开了眼界:不仅第一次看到和乘坐了火车,而且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建筑、人物,对“劝业会”展出的展品十分惊叹,真正感到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湖州中学沈谱琴校长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很有名望。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而他却从不到校。他购买真枪训练学生,用“远足”训练学生适应“急行军”,都有深意的。自然,沈德鸿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在晚年写道:“浙江出过许多人材。……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在我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谱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  在辛亥革命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湖、嘉两座府城……”“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说的。”  那天早晨,学生集合,听校长讲话。沈德国鸿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沈谱琴。只见他陪着一位矮胖的老人来到肃立的学生们面前,亲切地对大家讲话:“我沈某做校长多年,但对教育实在外行。今天,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他曾经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  嗬,到过这么多国家!德鸿惊讶地伸了一下舌头,更认真地听沈校长介绍:“钱先生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革的方略……”  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沈德鸿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在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上,钱老先生竟然不出题目,而是说:“你们大家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人,写一篇作文。”  沈德鸿过去养成了一种粘着题目作文的习惯,钱老先生这种教法,今天头一次遇到,因而一时感到茫无边际,不知从何处写起。过了一会,他忽然想起杨笏斋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他高兴起来了:我何不用“言于此而意寄于彼”的方法,也写一篇?  于是动笔。大意是:一队鸿鹄在天上高高地飞翔,嘲笑下边仰脸看的猎人。这象是一篇寓言,有五六百字。写完后,凶加上一个题目:《志地鸿鹄》。因他名德鸿,意在借鸿鹄自诉抱负。“我这篇作文不知写的怎样?钱老先生会满意吗?”他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过去从未有过。不论是在立志小学做沈听蕉先生布置的史论,或者是在植材学校做张济川先生出的题目。但他仍然第一个把作文卷子交上去。  第二天作文卷子发下来,沈德鸿的卷子上加了很多红点、朱圈。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给他勾了出来,又在旁边写个正确的。在卷子后边写的批语只有一句“是将来能为文者”。  够了,这样的一句赞语足够了!沈德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一个星期日,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学生去他借住的“潜园”游玩。他拿出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彩色风景画册,让同学们欣赏。还讲了他在国外见到、听到的一些趣事。少年沈德鸿心中的又一扇窗扉打开了。  还是在植材小学时,他在作文中就流露出远大志向。“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父亲留给他的警语。而他自己写的则是:“我党少年,宜刻自奋勉,”为使“我国民可以脱离苦海,而跳出专制范围,享自由之福,”必须“挽时艰,振国威,”“如能力行新政,以图自强,将驾欧美之上,为全球之主人翁矣!”  写《志在鸿鹄》的这一年,沈德鸿十五岁。  他为了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孜孜不倦地读书读报,接受爱国、自由的精神熏陶,吸取科学、民主的思想营养。  他还跟着钱老先生的弟弟钱玄同(代国文教员),读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念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蓬蓬擂大鼓……”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抄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句子帖在宿舍中的床头,引吭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年级上学期,沈德鸿向一个四年级的大同学学会了篆刻。一天,学校里的一些纨绔子弟组织一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会前印了门票。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和他们斗争,但苦于无票入门。这时,德鸿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他们的门票刻了枚肖似的图章,印出了不少票子。进步的同学拿了闯入会场,展开斗争,把他们的会场搅散了。  放暑假后,他回到家里,用父亲遗留下的旧石章,自己治了十几方印章,除刻了“德鸿”、“雁宾”、“T·H”、“沈大”等姓名章外,还刻有“醒狮山民”、“志在鸿鹄”等言志印。  他把这些印章,或镌在书籍封面,或盖在《文课》(作文本)扉页,当作一面面镜子、一方方磨石,警醒、砥励自己上进、奋飞。五、除名  德鸿在1911年秋初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四年级读书。原来已在那里上学的凯崧,比他小一岁,因为是四叔祖的儿子,德鸿叫他“凯叔”。这一对叔侄,是一对要好的同窗学友。  德鸿之所以转学到嘉兴,是因为听凯崧说起嘉兴府中学英文教员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比湖州府中学的英文教员强得多,而且,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平等,师生宛如朋友。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师生之间民主、平等,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  四年级第一个学期,是在辛亥革命的热烈、兴奋、激动中度过的。一放寒假,他们两个人便结伴反回了乌镇。  一天上午,雪后初晴,德鸿到镇上去看一个同学。他母亲见邮递员投进一封信,接过一扑克,是德鸿学校寄来的。她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纸,一张是德鸿的大考成绩单。  看到儿子门门功课优秀,她脸上浮现出了微笑。另一张纸是什么呢?她一看,大吃一惊:  “啊!‘除名通知’。怎么,德鸿被学校开除了?”因为生气,她拿信的手也颤抖起来,又感到一阵眩晕,站立不稳,赶忙转身坐到一把太师椅上。  这时,德鸿从门外进来,见到母亲脸色难看,急忙上前问侯。母亲问道:“你,你说,你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坏事?”这使他象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便说自己在学校没有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事。  “没有?那学校为什么把你开除了?”陈爱珠说着把学校的“除名通知”递给儿子。他接过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心里骂了一句:“陈凤章这个坏蛋!”  看见他不吭声,陈爱珠催问道:“你怎么不说话,还想瞒我吗?”  “我没有做坏事。不信你问凯叔好了。”德鸿对母亲说。“好,我就叫人去找凯崧来。”  她说着便唤人去喊凯崧前来。  不一会儿,凯崧跟着沈家的佣人走来了。还未等陈爱珠开口,他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递过去。陈爱珠一看,原来也是一张同样的“除名通知”。她着急地问,这一对叔侄、同学究竟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呢?  德鸿和凯崧便把他们被“除名”的原委说了出来:  11月初,德鸿、凯崧同时接到学校通知:嘉兴已经“光复”,因学校临时放假返家的学生,着立即回校上课。他俩结伴返校后,才知道教员中的几个“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已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军,或到军政府工作。老校长方青箱已经出任嘉兴军政分司的官职,校务无暇顾及,目前的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新学监一反方青箱的做法,把嘉兴府中学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校风抛到一边,按照旧的一套教育方法管理学校,只准学生埋头读书,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德鸿在后来回忆时写道:“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一天晚上,凯崧到德鸿的自修室来,拿着一张刊和革命军光复各地消息《申报》,指着对德鸿说:“你读读这一段!”德鸿接过报纸看了起来,几个同学闻声也围拢在他俩身旁。这时,猛然传来大声的喝斥:“自修时间不准谈天!你们知道吗?”  他们往门口一看,学监陈凤章铁青着脸正举着手杖怒视着教室里的学生。几个围在一边的学生赶紧溜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只剩下德鸿和凯崧。陈凤章此时已站在两人面前,抓起课桌上的那张《申报》撕成破纸,扔在地上。  “你怎么撕掉我们的报纸?”德鸿不服,起身问学监。  “不准读报!”陈凤章想不到这个学生竟然敢质问他,便说:“自修时间要做功课!”  “我们功课都做完了,看报不行吗?”凯崧问。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凤章专横地大声说。  “方校长让我们读报的!”“也允许我们自修时间往来和谈天!”德鸿、凯崧不服,和陈凤章争吵起来。这时,不少学生围了过来,也帮他俩跟学监讲理。还有一个学生把陈凤章的手杖悄悄拿走藏了起来。陈凤章讲不过学生,又找不到手杖,气急败坏地说:  “好!你们不服我学监管教,居然如此捣乱,看我不处理你们!”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自修室。  第天,陈凤章就挂出布告牌,对德鸿、凯崧等几个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德鸿、凯崧和其他被记过的学生都不服,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捣乱校纪”,是陈凤章故意刁难他们。一个同学说,“他是拿我们开刀,杀鸡给猴看!”另一个同学说,“去找方校长,告他!”  恰在这时,德鸿收到家里母亲的来信和汇款,嘱他好好复习功课,把期终的大考考好。  又叮咛他:“一人在外,要处处谨言慎行。”汇来的钱作他寒假回家的路费。于是他对凯崧和另几个相好的同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算了!”  凯崧说:“等大考完了再跟他讲话!”  紧张的大考考过以后,德鸿、凯崧和几个同学去郊游。他们在南湖划船、赏景,还在烟雨楼中喝酒,又谈起学监给他们记过处分的事情,都愤愤不平。德鸿没有喝酒,对于同学的气忿之情,也抱有同感。他们回校后,几个同学趁着酒兴就去找学监陈凤章,质问:  “凭什么记我们过?”  “你们捣乱校纪,目无学监!给你们记过处分,这是轻的。看你们还敢再捣乱!”陈凤章说完,“砰”一声关上门,不再理他们。  有两个年岁大的学生,听了这话更加气愤,经过布告牌时,拾起两块石头,打碎了布牌。  德鸿和凯崧看了,也说砸得好,也了一口气。  回到宿舍后,他看到同学打死的一只老鼠,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他叫凯崧找来几张南货店糕点的草纸,把那只死老鼠包在里面,外面贴上一张红纸,象是一只礼品包。他抓起毛笔,在“礼包”的封套上写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雏。子知之乎?夫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雏过之,仰而视之曰:‘赫!’今子欲以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是德鸿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庄子》中《秋水》里的句子。凯崧看了,拍手喊道:  “妙!妙!德鸿,这个脑筋只有你动得出。”  德鸿笑着抓起这个包着死老鼠的“礼包”,说道:“凯叔,走!我们给学监送礼去。”  两人悄悄地把这个“礼包”放到陈凤章的办公室里,看看没有人瞧见,就回到宿舍。  他们给学监送了这份特殊的“年礼”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乌镇度寒假了。两人哪里想得到,这下会闯了祸──被学校开除了。  陈爱珠听了儿子和凯崧的叙述,感到学监太专横,德鸿他们因为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也情有可原。她看看两份同样的“除名通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看来学监对你们还算客气,居然给你们寄来了大考成绩单。”待凯崧走后,她望了望儿子说:  “德鸿,你今后到哪里去读书呢?是不是还回湖州?”  德鸿表示不想回湖州。陈爱珠安慰儿子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经过反复考虑,陈爱珠决定让德鸿到杭州读书。而凯崧由决定到湖州中学去。直到两年后,这一对叔侄与同窗好友才在北京会面。六、学作对联  1912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沈德鸿乘坐的“乌杭班”客轮抵达杭州卖鱼桥码头。他提着一只小皮箱,夹着一个铺盖卷,登上岸来。叫了一辆黄包车,拉他到了位于葵巷的安定中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成了这所四年级的正式学生。  他是一个月前来杭参加插班考试而被录取的。当时他住在一家与他这“泰兴昌纸店”有业务来往的纸行里,曾听纸行老板说过,创办安定中学的是一个姓胡的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说成铜臭的耻辱。  其实,创办安定中学的大实业家胡趾祥,并不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奸商,而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有远见的富商兼学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多以科学足以救国,大兴办学之风。”胡趾祥的好友胡适、邵伯炯、陈叔通,都力劝他创办学校。  《杭州文史资料》载:“胡趾祥即手示二子焕、彬,拨八千元为开办费,六万元储息为学堂经常费,并请陈叔通来杭筹建。”他的治学精神是:“学唯诚意正心四字,教育经义治学两斋。”为了办好学校,与公立中学竞争,凡是杭州的好教员,他都千方百计聘请来。如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举人俞康侯就被聘请担任国文教员,其他的数理化和史地教员,也多为知名学者和外国留学生。这些教员熏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与德鸿先后在安定中学毕业或肄业的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及范文澜、钱学森、潘洁兹、蔡振华、华君武、冯亦代等人。  新的校园,新的师长,新的同学,这里的一切都使沈德鸿感到新鲜。杭州人说话差不多每句话都带着个“儿”,也是他闻所未闻的。教员上课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每个教员爱教什么就教什么,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学生上课的兴趣很浓厚。  德鸿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张相(献之)教的。他对同学们说:“我要教你们作诗、填词。但是,学人选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功夫,所以我要先教你们作对子。什么是对子?  你们知道?……”  对子,德鸿当然知道,这就是对联嘛。虽然他还不会作对联,却接触过不少对联。他的祖父沈砚耕擅长书法,常用楷书为乌镇的商店、人家书写对联。他常站在一旁观看。他舅父陈粟香也是一个喜欢作对联的人。前年暑假,他跟母亲到外婆家“歇夏”,曾听陈粟香舅父和母亲谈话。舅父说:“北面一箭之远,前年失火,烧掉了十多间市房,其中有我的两间。今年我家在这废墟上新造了两间。附近人家就议论纷纷,说是我既来带头,市面必将振兴。可是谁不知道,‘乌镇北栅头,有天没日头’,北栅头多有是小偷、私贩、盐枭,如何有把握振兴市面呢?上梁的日子,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梁上。上联是:  岂冀市将兴,忙里偷闲,免白地荒芜而已。”德鸿母亲问:“那下联呢?”“下联是:  诚知机难测,暗中摸索,看苍天变换何如?”德鸿母亲笑道:“你这是实话。对联作得好,白地对苍天尤其妙。”至于母亲写在父亲遗像两旁的那副对联,他更是历历在目。  德鸿竖起耳朵聆听张献之讲解对联的特点和写作方法:撰写对联,看来虽似小道,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问见识和文字功夫,例如区分平仄,要懂音韵;别词类和句子结构,要懂文法;遣辞造句,须善修辞;用典使事,须熟文史……这使得他懂得作对子是诗词的真功夫,不是什么雕虫小技。  张献之在课堂当场示范,详细地讲解平仄如何直协调,词类怎样选择,哪里是描写,何处是议论。并且,常常写了上联,叫学生们做下联。做后由他当场批改。  又有一天,德鸿听张献之为他们讲长联的写作:“说到长联,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  这是德鸿不知道的。于是专注地盯着黑板,只见张先生一字一句地把全联默写了出来。  他数了一下,两联共有一百八十字。  张献之要每个学生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  沈德鸿过去写史论、时论和游记都颇好,却从未作过对联。然而作对联的兴头被张先生鼓得高高的,便就年前游西湖所见的风光景色,模仿黑板上的大观楼长联写了起来。他先写了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心想不好,这是前人的诗句,应自出心裁地写。又写道:“万顷湖平似玉境静无尘照葛岭苏堤凭栏看云影波光照我全身入画”,可是下联如何对呢?他怎么凑也凑不好,不是平仄失调,就是词语失对,甚至结构不相应。这一来,他才知道“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一人到西湖游玩。这时的西湖已是桃花飞红,翠柳飘絮,晴光拂眼,游人如织。他却无心赏看,而是徜徉在一处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之间。他来到一副对联前,只见上写:“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他品味着,觉得昨天上课时张先生的分析确是入木三分:“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此乃这副对联的弱点。”  走过西泠桥,便是苏小小墓。沈德鸿知道,苏小小是南齐时的一个侠妓。在她的坟墓的小石亭上,刻满了各种对联。于是在本子上抄录着。忽然听到一个人唤他的名字,扭头一看,是同班同学胡哲谋。  “张先生讲的哪副对联在哪里,你找到了吗?”胡哲谋问。  “呶,在这里,你看。”德鸿指给他看。  这副对联是:“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张献之对这一对联极为称许,他在课堂上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人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德鸿看看眼前石柱上这副未曾署名的对联,更感到张先生分析得透辟。胡哲谋对他说:“张先生指出的此联,的确是这些称赞苏小小联语中的佳作。”  他俩又结伴同去岳王庙、灵隐寺,抄录了许多楹联。待到日暮时离开湖滨返校,他的小本子已记得满满的。  沈德鸿后来写道:“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1913年夏天,沈德鸿成为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第八届毕业生之一,以三年半时间修完五年的中学课程,提前毕业了。  对于西湖风光,他一直未能制作一副长联,直到1979年8月才为《西湖揽胜》画册填了一首《沁园春》:          西子湖边,          保叔塔尖,          暮霭迷蒙。          看雷峰夕照,          斜晖去尽;          三潭印月,          夜色方浓。          出海朝霞,          苏堤春晓,          叠嶂层次染渐红。          群芳圃,          又紫藤引蝶,          玫瑰招峰。          人间万事匆匆,          邪与正往来如转蓬。          喜青山有幸,          长埋忠骨;          白铁无辜,          仍铸奸凶。          一代女雄,          成仁就义,          谈笑从容气贯虹。          千秋业,党英明领导,          赢得大同。七、北大深造  “德鸿,你来看!”陈爱珠指着《申报》上的一条广告对儿子说。  那是《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的学校有北京大学预科、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医学专门学校,其中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考试科目有史地、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和图书。  德鸿看完这则招生广告,听母亲说,外婆给她的一千两银子,自他父亲逝世后存在乌镇的钱庄里,到现在连本带息已有七千元。他和弟弟两人平均分,各得一半,每人三千五百元。这样,她还可以供德鸿再读三年大学。北京大学预科的毕业年限正好三年,所以她想让德鸿报考这所大学。又对儿子说:“你卢叔在北京的财政部供职,你到北大预科求学,可以得到他的照顾。再说,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早两年,他们的毕业生都钦赐翰林呢。进这所大学,准能得到深造!德鸿,你考这所学校,行不?”  “妈,你想得周到,我就考北京大学预科吧。”德鸿答道。  7月下旬,他来到上海,借住在二叔祖家里。然后到设在江苏教育总会内的报名处去报名。  这时,他才知道北大预科第一类是文、法、商三科,第二类是理、工、农三科。虽然考试科目相同,但是愿入大学预科第一类者得于理论、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他想,自己数学不行,不是学理工科的料,还是读文科为好,于是选报了第一类。  8月11日,沈德鸿一大早来到虹口唐山路的澄衷学校,按时进入试场应考。除了数学,其它几门课他都考得很顺利,尤其是国文和英文。  返回乌镇,他将自己选报第一类和考试的情况禀告了母亲。他后来写道:“这时我的不能遵照父亲遗嘱立身,就是母亲也很明白晓得了。但她也默认了,大概她那时也觉得学工业未必有饭吃……,还有一层,父亲的遗嘱上预言十年之内中国大乱,后将为列强瓜分,所以不学‘西艺’,恐无以糊口;可是父亲死后不到十年,中国就起了革命,而‘瓜分’一事,也似乎未必竟有,所以我的母亲也就不很拘拘于那张遗嘱了。”  陈爱珠这位知书识礼、通情达理的母亲,是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的,她听了儿子的禀告,只说了一句:“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过了几天,《申报》上刊出了北大预科录取的新生名单。然而他和母亲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沈德鸣”。他母亲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想必弄错了。不久,录取通知终于寄来,他被录取了。  9月初,德鸿从上海搭乘海轮北上。抵天津后,再坐火车到北京崇文门车站。他的表叔卢学溥派了儿子卢桂芳,带着佣人接他,表兄表弟一见如故。卢桂芳虽比他小几岁,却很能干。在陪德鸿到预科新生宿舍所在的译学馆安顿下来之后,他告诉德鸿,自己在读中学,还没毕业。德鸿问了他,才知道卢表叔担任的是公债司司长,每天都忙得很。  这天晚上,他到卢表叔家吃晚饭。卢学溥见了德鸿,笑着说:“几年不见,德鸿长得一表人才了!”又对桂芳说,“那年你表兄十二岁,他祖母和二姑母主张他到纸店做学徒,我想,这不是要把‘料改成马褂’吗?就去对他祖父母和他母亲说,才使他能继续求学。  德鸿,你母亲为了你能读书,可真是操够了心呵!”他嘱咐德鸿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他,缺什么就到他家里拿。饭后喝茶时,卢学溥对桂芳提起德鸿童生会考曾获第一名的往事。  德鸿说,那全是卢表叔的鼓励。卢学溥夸他说,他那篇《试论富国强兵之道》的作文确实写得好。“我还记得给你写了一段批语,却忘记了,你还记得吗?”  德鸿见问,答道:“您写的是,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这一说,卢学溥也记起来了,“对么,我是针对你写的那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说的。德鸿,桂芳,你们不仅要记住这句话,还要以这句话立身行事。”  几天后,大学的新生活开始了。  沈德鸿看到了许多外国教授,教外国文学和第二外语──法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教授大多是有名的学者,如教国文的沈尹默,教文字学的沈兼士,教中国历史的陈汉章等。  德鸿喜爱读的依然是小说。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说,任凭他随意借阅。他曾写道:“……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以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那时在北京大学尽看自己喜欢的书……”  然而他并没有放松各门功课的学习,对于沈尹默的古代文论课,更是学得津津有味。  沈尹默学贯中西,精于诗文。他教国文,没有讲义,对学生们说:“我只指示你们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在你们自己。”  这种讲授方法,同学中有很多人一时不适应,而沈德鸿并不感到很陌生。还是在安定中学读书时,张献之教国文就不用讲义,另一个姓俞的国文教员也不用讲义。  然而,他发现沈尹默的教法,又跟张献之和俞先生有所不同。沈尹默更多的是教他们治学之道和研究的方法。  在课堂上,沈尹默教学生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和《韩非子》中的《显要篇》。德鸿竖耳听他说:“要了解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以及他们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你们课外要精读这些子书。至于《列子》,是一部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这样的课,是他在中学时未曾听过的。以往教师讲的都是知识,他只要记住、理解就行了。而现在,德鸿的面前却闪着一个个诱人的问号,召唤他去研究、解释,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这是多么有趣呵!  由于得到沈尹默的指点,沈德鸿下功夫精读了《典论·论文》和《文赋》,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刘知几的《只通》。  对于外国文学,他的兴趣也很浓厚。两个外籍教授,分别教他们读司各特的《艾凡赫》与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教《艾凡赫》的外国教授,试着用他刚学的北京话讲解,反而弄得学生莫名其妙。沈德鸿便在一张纸条上用英文写道:“请您还是用英语给我们解释。”递上去后,外国教授读了,微笑着点点头,改用英语上课。这样,同学们倒容易懂他的讲解,师生双方都感到了轻松、愉快。  第二学期,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来到德鸿所在的班级上课。他刚从美国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很懂得教学方法。德鸿在看望卢学博时说,“这位美国教授最受我们欢迎啦。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来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  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教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而是出了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  在植材小学读书时,沈德鸿学的就是英国人纳司非尔特编的英文文法读本,从小奠定了英文的基础。中学阶段,他的英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如今得到这位善于教学的美籍教授的指导,他英语的读说听写能力又大为提高。  同班的徐佐,是浙江富阳人,和沈德鸿是大同乡、好朋友。他的英文程度较差,每逢写英文作文,总是悄悄地对沈德鸿说:“老乡,多多拜托!”  沈德鸿向他眨眨眼,低声回了一句:“放心,‘捉刀’有我!”他先代徐佐写好一篇,然后作自己的。往往别人写完一篇的时候,他已作好两篇英文作文。  但是他出手虽快,却常常有小错误。每次作文发下来,便看到美籍教授替他一一作了修改。  每年暑假,德鸿总是南下还乡看望母亲;而每逢寒假,他都遵照母亲嘱咐留在学校,通读了向卢学博借来的“二十四史”。  1916年3月,当青年沈德鸿即将结束三年预科学习之际,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早先预备的大量广东焰火,本来打算在袁世凯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来庆祝的,如今只好在社稷坛放掉。  沈德鸿和同学们听说后,在夜里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奔往社稷坛观看燃放焰火。他看到一串串、一簇簇的焰火飞上夜空,闪闪烁烁的美丽火花,组成了“天下太平”四个大字。  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老人说:“本来还有一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民心不可违呵!”沈德鸿想。  6月,当他正准备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他说:“死得好!早该死了。”  7月,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了。这年他二十岁。八、“商务”第一天  1916年7月27日清晨,一艘小客轮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靠岸。沈德鸿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出熙熙攘攘的人群,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走到街上,吃了一点早点,便问了问路,匆匆向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走去。  他一路想着心事: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张元济总经理?无一面之识,他肯见吗?不怕,我有他们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写给他的介绍信。虽然我也不认识孙伯恒,不过我知道此人,他常找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卢表叔。听卢表叔说,这位孙伯恒巴结他,是有求于他,想要他同意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公债券。他想起母亲上个月底对他说的话:“德鸿,你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你祖父给卢表叔写信了;我也写了信,叫你卢表叔不要给你在官场和银行找职业。他可能一时没办法,你可要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呵!”谁知不到十天,卢表叔就来了信:“……接信后,速去上海见张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母亲说:“你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钱我分成两份,你和弟弟每人一千元。你的一份这些年用得差不多了,我没有办法供你再读下去。  这下好了,商务印书馆里的书很多,听说他们有个涵芬楼,藏有许多善本、珍本书,你可以好好利用,一边做事一边深造。”德鸿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会努力的!”  沈德鸿照着旁人的指点,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他向营业部的一个售贷员打听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这个售货员只把嘴一呶:“三楼。”他又问了另一个人,才知道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的一个楼梯上去。谢过那人,他转到营业部后面,刚到楼梯边,就有一个人拦住他问:“干什么?”  “请见张总经理。”  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看沈德鸿一身穷学生的打扮,冷冷地说:  “你在这里等吧。”  沈德鸿心中来了火,也冷冷地扔给他一句话:“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  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人立刻面改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  沈德鸿不回答,从口袋里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  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  沈德鸿在心里说了一句:“势利小人!”随即慢慢地向三楼走去。拐弯处,他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来是等候传呼然后才可上楼的。他不禁想道:“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是什么样?”走了三楼,他觉得这里比一楼、二楼矮多了。地方也小,显然很不相称。一间办公室门前摆着张方桌,坐在桌后的一个职员见了他,说道:“过来,先登记。什么姓名?”  “沈德鸿。有人介绍我来见张经理。”  “也得登记。”那职员一本正经地说。  沈德鸿一声不响,又从衣袋拿出那个大信封来。职员接过去一看,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  “我马上去传达。”那职员满面笑容地对他说,推开门走进去不久带着一个人出来,低声对那人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沈德鸿说:“请进。”沈德鸿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沈德鸿走进室内,看见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前放着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心想:他就是张元济了。  张元济指着一把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  沈德鸿坐下。张元济问他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他简短扼要地回答了;张元济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工作好吗?”沈德鸿答:“好的。”张元济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沈德鸿表示不认识宝山路。这时张元济拿起电话,用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说:“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对,沈德鸿,他今天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挂上电话,张元济对他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沈德鸿说了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张元济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了一遍,又对他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完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沈德鸿对他鞠躬,转身走出这间总经理办公室。  回到旅馆,他把简单的行李理好。在等候去编译所时,他回想张元济的办公室是那样的朴素,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堆着许多中、英文的书报。初次见面,商务印书馆张经理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等了一会,通宝来,帮他把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轿车后,就对司机说:“走!”  沈德鸿还是第一次坐小轿车,他以为是出租汽车。通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得一个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沈德鸿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的茶房!”通宝点点头,告诉他:“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一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你到编译所做事,不管有什么要帮忙的,找我就行。”沈德鸿听他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他这时还不知道,通宝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所里的茶房清一色的南浔人,都是他引进去的。  到了宝山路,通宝把他的行李卸在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里,就带他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部长邝富灼博士。这位邝博士是华侨,原籍广东,在外国大学毕业后得的博士,大约四十多岁。他不大会说广东话,说英语却顺口。见到沈德鸿,就用英语谈话。他说:“欢迎你到我们英文部做事。我跟总经理商量,安排你在我们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是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我们英文部现在有七个人,大家来认识认识。”  邝博士招呼着同事们,一一向沈德鸿介绍:“英杰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周由廑、平海澜,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  二周是兄弟,他俩和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三人和沈德鸿握手时说:“我们是乡。”听到通宝和这三位同事的浙江乡音,一股暖流涌上沈德鸿的心头,仿佛异乡见到了亲人一般。  他对邝博士和大家说:“我刚来所里做事,一切都不懂,请诸位今后多多指教。”  他的第一天的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  下了班,和他年岁相近的胡雄才到宿舍看他,对他说自己还是练习生,每月薪水只有十八元。沈德鸿的薪水每月二十四元,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以后每过一两年,可以加五元。  “你与总经理是不是亲戚?”胡雄才盘问沈德鸿。  “不是。”  “不是?我才不信哩。你说不是亲戚,可是自有编译以来,从没有听说一个最低一级的小编辑,是坐了总编辑的专用车、由茶房头脑伴送来的。”  沈德鸿也不和他多辩论。因为他觉得胡雄才的推论是合理的。胡雄才还悄悄告诉他:  “我们编译所里,有好多人每月薪水一百元,但是他们长年不编也不译,只是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跟一些拿着高薪又不干事的人咬耳朵说话。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有特别的后台,特殊的背景,他们跟老板关系密切。你可不要得罪他们啊!”  送走胡雄才,沈德鸿躺在床上,觉得浑身很疲倦,但胡雄才说的编译所内幕情况,使他久久不能入睡。他想,母亲写了极诚恳的信,请卢表叔不要把自己弄到官场!今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九、入文学之门  沈德鸿到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一天,他翻阅新近出版发行的《辞源》时,心有所感,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中的一些条目在引出处时,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代颇不方便。”最后,他写道:“《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居然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当晚,有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  “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第二天上班后,高梦旦把沈德鸿叫到小会客室里谈话,对他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不知意下如何?”德鸿蓦然想起,他在植材小学时学校奖给他的那本《无猫国》,不就是孙毓修编译的吗?这位孙老先生大概英文很好,要我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他向高梦旦表示愿意后,高梦旦就带他去见孙毓修。经过交谈了解,他发现这位高级编译的英文小平并不高,编译的《欧洲游记》是按意译用骈体文写成的。  他要德鸿合译的书是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出版时书名为《衣》)。  “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请老先生裁定。‘德鸿谦逊地说。  “试译一章看吧。”孙毓修自负地回答。  他摹仿孙译的前三章,仅用三四天便译出了一章,孙毓修不以为然地说:“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待看完德鸿的译稿,他笑道:“真亏你,骤然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德鸿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孙毓修只不过改动了几个字,便把译稿还给德鸿:“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  “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  孙毓修摇摇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著,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这使德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编译中没有人肯做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校勘工作。  这本《衣》译完后,他又译了《食》、《住》两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他最早的译著。  他们两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寓言初编》。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的是: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这本书在两年内就印了三版。  在德鸿看《衣》、《食》、《住》三书的校样时,主编《学生杂志》的朱元善找到他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科学小说,请他找点材料。德鸿答应后,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找到一些材料,译写出了一篇《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交给朱元善,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第一期上。以后,他又与胞弟德济合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还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都是科学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受孙毓修的影响,朱元善的鼓励,沈德鸿编著了许多童话,有《大槐国》、《负骨报恩》、《狮骡访猪》、《狮受蚊欺》、《千匹绢》、《蛙公主》、《牧羊郎官》……等等,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童话《寻快乐》、《书呆子》,也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出版了。  在两年里沈德鸿从翻译科学小说和编著童话,开始了他的编著与文学的生涯。他还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对于其中的《学生与社会》,他很看重,曾说:“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一文中,他认为“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因而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后来说:  “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当然,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  沈德鸿从1919年起,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时,他已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反封建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已。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后之俄罗斯》。这是他关心俄国文学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敏锐地指出:“俄人思想一跃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在《学生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他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在《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里,他介绍了比昂逊、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  从这时候,他发表文章的署名已不是沈德鸿,而是“冰”、“雁冰”。年幼时,他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不定期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冰”。后来,他曾写作“宾”、“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年11月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奋写作。十、革新《小说月报》  沈雁冰在加入上海共产党小组不久,商务印书馆当局决定适应“五四”以来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由于在这之前,他已为《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几期撰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论》等文章,实际主持了该刊“小说新潮”栏的编辑事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就约他谈话,在座的还有陈慎侯。  “王莼农已辞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主编。这一年来,你帮助这两个杂志革新,写了不少好文章。我们想请你担任这两个杂志的主编,不知沈先生可有意见?”  高梦旦说。  沈雁冰略思索一下说:“承蒙馆方看得起我,但我只能担任《小说月报》的编辑,《妇女杂志》不能兼顾。”  高梦旦还想劝学雁冰兼任。高级编审、他的智囊陈慎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便不再提这件事了。又问:“沈先生,你全部改革《小说月报》,有哪些具体办法?”  “让我先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现在还说不上。”  “好的。你就立刻去办吧。”高梦旦最后说。  沈雁冰向王莼农了解后,发现存稿全是“礼拜六”派的,林琴南译的小说稿也有十几万字。就向高梦旦提出:一,现在稿子都不能用;二,全部改用五号字(原为四号字);  三,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高梦旦与陈慎侯商量后,全部接受他提出的意见,但提醒他:明年一月号的稿子,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四十天内结束,一月号才能准时出版。  沈雁冰立即着手组稿。他不担心论文和翻译的稿件,只担心创作的。心想,北京有鲁迅,几年前我就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真是好作品!可是,我同他素不相识;还有周作人,他写的文章也是极好的,但也未交往过;忽然他想起了王剑三(王统照),这个人的《湖中夜月》,是我给他发在《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十号上,何不写信给他,让他帮我联络一下呢?他当即寄出一封快信,告诉王剑三:《小说月报》即将完全革新,由他主编,请尽快写稿并约熟人稿子。  几天后,他竟收到了郑振铎给他的信。当时,他们两人还未见过面,互不认识。郑振铎说他是王剑超大型的好朋友,看了来信,大家都愿意供给稿子,并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叫“文学研究会”,发起了是周作人等,邀请沈雁冰参加。  这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这年最后一期的《小说月报》上,他拟写了《本月刊特别启事》五则,第一则说:“近年以来,新思想东渐,新文化已过其建设的第一幕,而方谋充量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机已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一分之天职。自明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新文学应有之常识。面目既已一新,精神也当不同。”  第五则启事则宣布:“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讲先生之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  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沈雁冰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写道:“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介绍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一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资料。”但是,“就国内文学界的情形言这,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所以“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这个宣言,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旗帜!  第一号刊出了周作人、沈雁冰的论文和评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的六篇创作,耿济之、孙伏园、王统照等人的译人,以及郑振择的“书报评介”和沈雁冰自己写的“海外文坛消息”。  《时事新闻》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读了这第一号,写信热情赞扬,并提出了一些希望。  沈雁冰写信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还在萌芽时代。我们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眼光注在将来,不做小买卖,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并且说:“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  这,就是新文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的沈雁冰的抱负:让中国的新文学走向世界!  《小说月报》革新后,销数直线上升:5000──7000──10000,……商务印书馆地各地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商务印书馆的顽固派老板长期来憎恨新思想、新文学,此时竟在金钱驱使下屈服了。十一、反击“礼拜六派”  沈雁冰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支持下,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办得生气勃勃,吸引了社会各界读者,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  鸳鸯蝴蝶派文人不甘心失掉《小说月报》这个地盘,他们或撰文发难,或暗中诽谤,扭成一股势力向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沈雁冰个人发起了攻击,企图夺回《小说月报》的编辑大权。  这样的攻击,是沈雁冰意料中的。不过,他心里仍很苦恼。1921年9月21日,他给周作人写信,叙述了自己的心情:“《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1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搅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后来,沈雁冰又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因为编译所长高梦旦不同意,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1921年夏,高梦旦因自己不懂外文,主持编译所事务感到力不从心,征得张元济同意,到北京去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于7月来到上海,但他说要先了解一下编译所情况,再作决定。第二开,他在编译所会客室轮流“召见”所内的高级编辑和刊物主编谈话。  沈雁冰也被“召见”。他从来没见过胡适,但他早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不胡适让他坐下后,他只回答胡适的询问,不想多谈。他观察胡适,只觉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心想:“这倒象征了胡适的为人。”胡适经过一番了解,不愿担任编译所所长,就推荐王云五来。他说:“王云五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我强得多。”据茅盾分析,胡适自己不干而推荐王云五,“他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商务当局的保守派对王云五很中意,沈雁冰和其他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编辑则看不起他。  1922年7月,沈雁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批判“礼拜六派”。当时一些专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滥调。因此人们称这派作家为“鸳鸯蝴蝶派”。又因为这派作家发表作品的最老的刊物是《礼拜六》,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礼拜六派”。《小说月报》在革新之前发表的小说,都是“礼拜六派”的作品。茅盾当了主编之后,把原来已经决定刊用的多篇“礼拜六派”的小说稿封存入库,招致了“礼拜六派”文人的百般攻击。茅盾撰写这篇评论,批评“礼拜六派”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思想,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茅盾的文章义正词严,击中了“礼拜六派”的要害,因之他们对他“恨之更甚”。“礼拜六派”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就让王云五去威胁沈雁冰。王云五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书来,架子十足地说:“沈先生,王所长近日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要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所长希望你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的道歉。不知尊意如何?”  “什么,要我们道歉?绝对办不到!王所长应该知道,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一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我们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不敢做的事情!”沈雁冰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  对方一时语塞。  沈雁冰又说:“哼!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当局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看‘礼拜六派’还敢不敢打官司!”  姓李的心里清楚,沈雁冰说的“四大副刊”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要是他真的这么行事,那可招架不住,便恐慌地连声说:“沈先生,事情且不可闹大,不可闹大。”  说完就急忙打开门,灰溜溜地走了。  王云五不肯罢休,派人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沈雁冰发觉了这事,怒冲冲地去向王云五提出抗议:“当初我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馆方不得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沈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嘛。”王云五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沈雁冰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王云五的办公室。  王云五与商务当局研究后,答应沈雁冰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坚决挽留他仍在编译所当编辑,并说明:做什么事,由他自己提出,馆方一定尊重他的意见,而且决不用别的编辑事务打扰他。《小说月报》的主编由郑振铎接替,从1923年1月号起。第十三卷十二号仍由沈雁冰编完。商务当局选择郑振铎,是国为“郑振铎亦文学研究会人,商务借此对外表示《小说月报》虽换了主编,宗旨不变。”  沈雁冰后来曾写道:“当时我实在不想再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而且我猜想商务之所以坚决挽留我,是怕我离了商务另办一个杂志。”  他的情况,被陈独秀知道了,就劝他说:“雁冰,你现在若离开商务,中央就得另找联络员,但是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你还是留在商务编译所吧。”  沈雁冰想,既然党的事业需要,那我就暂时留下,以后再说。他又向王云五提出:“在我仍任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和你们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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