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8

彭德怀、习仲勋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即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冲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的特长，袭击敌人。又经过三天激战，敌军仍被我阻于临真、金盆湾一线。　　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窑洞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问题。当时“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到了附近。于是大家转移到王家坪一个防空的石洞里继续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等，大家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特别要求注意向那些对撤出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会后，彭德怀、习仲勋再三催促毛泽东赶快离开延安。习仲勋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给大家讲主动放弃延安的意义，但是，他们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在告别居住了十年之久的延安时，不免还是依依不舍。直到黄昏，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的枪炮声愈加迫近激烈，毛泽东得知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及群众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才走出窑洞。彭德怀、习仲勋等一直送到了延河边，深情地望着他们上了汽车向东驶去。习仲勋对这次送别记忆尤深，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殷切嘱咐的话语时常回响在耳际：“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返回王家坪时，胡宗南部已进至延安城七里铺。“炮声隆隆，处处吃紧，战争形势，至为严重。”但是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除派人继续检查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转移情况外，还亲自到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驻地及杨家岭等处检查疏散情况。二十一时回到王家坪，又对部队行动作了部署。除派一支部队在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吸引敌人之外，主力部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歼敌。深夜时分，枪炮声更加迫近，延安城东的机场和大路屡遭炮弹袭击。在场的同志焦急催促彭、习赶快撤退。彭德怀却镇静地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至十九日拂晓，彭、习把一切安排停当后才沿王家坪北山一条小路向东北方向离去。　　当日上午，边区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有序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　　二十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人员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这里召开会议，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四月二日，中央军委任命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员。　　二十一日，习仲勋和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占延（安）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力求隐蔽，自二十二日起暂休七天。边区全面部署今晚请中央批示后再发各区。这是彭德怀、习仲勋联名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在以后转战陕北期间，他们联名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中央军委拍发彭、习或彭、贺、习的电报达百余份之多。由此，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名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一起记人了史册。　　●青化砭歼敌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五十余里处一条四十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一条通往瓦窑堡的大路穿过青化砭沿川而上，道路两侧是连绵的山地沟壑，便于部队设伏隐蔽，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彭德怀、习仲勋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青化砭西边的梁村。　　节令已到春分，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解冻，春寒料峭，冷风飕飕，眼前一派荒凉、凋零和沉寂，人们很难想到，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即将在这里打响。　　事情还须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说起。　　三月十九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进占延安空城。趾高气扬的胡宗南得意忘形，吹嘘取得了“俘敌五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二十一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其实，当胡宗南踏入延安头脑发昏、恣意妄为之日，也就是其背上沉重包袱陷入四处碰壁之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密切关注着战争风云的变幻，适时而正确地调整军事部署。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子长到了清涧，在清涧枣林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中共中央重大分工，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杨尚昆为正副书记，率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此前，毛泽东在子长县任家山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对参与指挥边区野战部队作战的习仲勋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他感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直接领导西北战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但是，他也深知党中央、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的绝对安全，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因而他无论对敌情形势的判断分析、地形地物的勘察、战役战斗决心的定下，还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对敌工作、群众工作的开展，甚至每一份电文、报告、指示、命令的起草，都极为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他常说，军中无戏言，指挥机关和指挥员的一言一行，都与战士的流血牺牲、战斗胜败连在一起。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曾回忆说：仲勋同志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紧张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外，不顾疲劳，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找当地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坚持生产、克服困难、参加支前、战胜敌人。　　彭德怀、习仲勋撤离延安时，按照中央军委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指示，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同敌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深入安塞。　　果然，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将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动撤退误认为是“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急于寻找西野主力作战。二十一日，胡宗南部为西野第一纵队一部的佯动所惑，误以为西野主力，遂令整编第一军第一师、九十师共五个旅的兵力向西急进，二十四日占领安塞。为保证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由临真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当晚，西野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调动三十一旅的电报。为了不失战机，彭德怀、习仲勋和张文舟一起连夜察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军意图后，彭、习当即定下决心，采用伏击战术，在青化砭地区坚决歼灭侧翼之敌三十一旅。　　同日，彭德怀、习仲勋还获知：董钊军部率一师、九十师之四十七旅集结延安附近，四十八旅一四三团守备鄜县，新三十一旅和另一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各一部守备金盆湾至甘泉线，并各就驻地二十里内担任清剿。胡宗南二十二日来延安。据此，彭德怀、习仲勋对部队作如下部署：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各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在高桥准备转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　　二十二日凌晨二时许，彭德怀、习仲勋根据敌情变化，同时向作战部队和中央军委拍发两份电报。命令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第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主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命令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教导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敌三十一旅。“我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王、罗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同时，令其他各旅于二十三日前按指定位置集结。彭德怀、习仲勋将敌情和野战兵团兵力部署，于凌晨专电报告了中央军委。上午，彭、习再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围歼敌三十一旅决心及兵力部署，请求指示。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初战必胜，彭德怀、习仲勋于二十三日上午在延安东北方向的梁村前线指挥所召开了有纵队、旅以上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并带领他们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现场下达战斗任务，具体部署兵力，确定抢占要点及攻击要点。习仲勋伫立山头，俯视未来战场，一个布置严密的“口袋阵”展现眼前：作战部队主要隐蔽于青化砭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设伏，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待命，新四旅在青化砭东北警戒，对着沿咸榆公路北进敌军的“口袋”已经张开，待其后尾通过房家桥后即紧束“袋口”，断敌退路，伏击歼敌。此时，站立在他身边的彭德怀，右手托着下颌，若有所思。从他舒展开的眉宇间可以看出此役已胜券在握。　　二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勋在青化砭西北高地指挥所向作战部队发出歼敌命令，指出：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要求“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勿使敌过早发现”。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坚决勇敢的精神、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坚决消灭敌第三十一旅。　　二十四日拂晓前，野战军作战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各旅官兵在冰雪未融的山地卧伏竟日，未见国民党军踪影，预定歼敌计划未能实现。前指即命各部于下午六时撤出阵地待命。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敌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二十五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这时部队出现的思想情绪反映到了前线指挥所，引起了习仲勋的重视。这些思想情绪一是担心，担心战场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消息；二是怀疑情报是否可靠。彭德怀、习仲勋要求各旅切实加强思想工作，坚信边区群众的觉悟和上级伏击歼敌的决心。二十五日拂晓前，向各纵队、旅发出电令：“按二十四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习仲勋还记得在大家急切等待中，彭德怀说了一句极富感情的话：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大家要坚信，根据地里的群众，是不会向敌人告密的。　　二十五日凌晨四时许，大地还在沉睡，夜幕笼罩着青化砭周围的山峁川道。西北野战军主力再次进入设伏阵地。约六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由川口、拐峁出发，并配以空中侦察和地面火力搜索，向青化砭前进。彭德怀、习仲勋得到报告后立即带张文舟、徐立清进入前线指挥所。十时左右，敌三十一旅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本队进至石绵羊沟一带，后卫过了房家桥，全部进入彭德怀、习仲勋设置的“口袋”之中。此时，信号弹在空中升起，空寂无声的山野间顿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担任断尾任务的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在石绵羊沟紧紧扎住“袋口”；埋伏于青化砭东北的新编第四旅突然跃出，阻敌前进；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下来，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压至不到七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之内。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展开就完全丧失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钟激战，即将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俘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和第九十二团上校团长谢养民，缴获子弹近三十万发。西北野战兵团伤亡仅二百六十五人，取得了西北野战兵团组建后首战胜利。这次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增强了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　　战斗打响之时，习仲勋站在青化砭西北的一个山头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战斗进展情况。但闻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四起，尘土飞扬，我作战部队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不觉就结束了战斗。他兴奋地对彭德怀说：“没有想到结束得这么快，我觉得战斗好像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笑着说：“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啊！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个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　　战后，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报，祝贺青化砭战斗的胜利。电文称：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三）毛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　　寅宥午”　　●再战羊马河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青化砭伏击战，给了因进攻延安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的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使其不得不从头脑昏热中冷静一些，总结教训。他们认为，其三十一旅被歼的前车之鉴是兵力分散。于是变换为所谓“方形战术”，即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的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要求队伍行进时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　　青化砭战斗结束的当天，胡宗南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地区分三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开进，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　　彭德怀、习仲勋判明敌企图后，便顺势诱敌向东， “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果然，胡宗南听从调动，其近十万军队在延安．以北千山万壑之间，武装大游行二百余公里，占据了延川、清涧、子长几座空城，非但未找到野战兵团主力，反而使自己疲惫不堪，给养发生困难。　　四月二日晚九时，彭德怀、习仲勋就青化砭战斗后敌军战术变化和野战兵团作战方针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拍发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对毛泽东最近一项指示的不同意见。此前，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习仲勋：我军歼灭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毛泽东还提出了在瓦窑堡、清涧之间或永坪附近设伏歼敌方案。彭德怀、习仲勋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意见。鉴于胡宗南集团已改变战法，采取重兵集团密集行动，如以不足三万的兵力，对挤成一团的八万敌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野战兵团也需要根据实际变换战术。彭、习商量后，即致电毛泽东阐明观点。电文说：“敌自青化砭之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磙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军甚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以创造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彭德怀、习仲勋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称赞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四月三日晨七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正当胡宗南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士气沮丧之际，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割断了阎锡山集团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陕甘宁边区南线部队也在关中分区频频出击，严重威胁到胡宗南部的后方安全，使其不得不改变其北进计划，以整编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四月五日南下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　　四月六日，彭德怀、习仲勋部署野战兵团设伏于永坪西北之大小寨地区，以打击经永坪南下的刘戡之整编第二十九军，由于敌军迅速抢占阵地、我方尚未部署就绪之故，仅歼敌六百余名即撤出战斗，继续待机。这时，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蟠龙、青化砭地区，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又令驻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七十二团开向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而调第一三五旅南下策应，妄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四月十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子长县云山寺主持召开野战兵团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永坪歼敌经验教训，讨论今后作战方针，强调整顿部队纪律。习仲勋特别批评了军队中出现的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提出要建立纪律检查制度。他说，军民亲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大。彭德怀也严肃地指出：非把群众纪律搞好不可。同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陈赓、谢富治，通报了陕北战场敌军分布情况，特别说到敌“兵力疲劳，逃亡、病甚严重”，“边区主力正尽力吸引胡军，使你放手歼敌”。　　四月十一日晨，中央军委收到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一份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当日深夜十一时，毛泽东将这一情报以“本早密息”电告彭德怀、习仲勋：敌一三五旅“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　　四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兵团发现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主力已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彭德怀、习仲勋分析判断认为：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第二十九军靠拢。必须抓住该旅同二十九军会合前之有利战机，将其彻底歼灭。彭德怀、习仲勋分析，一三五旅南调有三条道路可取，即：“（一）沿瓦市、安定以南山地向安塞前进。（二）沿瓦市东南高地向永坪或清涧前进。（三）沿蟠瓦大道以东或西山地南进，目前此种可能极大。我必须乘敌一三五旅移动中歼灭之，得手后准备歼击其他部分。”考虑到敌一三五旅行军路程短，距敌主力又近，易于会合，影响歼敌，彭德怀、习仲勋部署第一纵队的三五八旅及新编第四旅一部坚决阻董钊、刘戡部八个旅于蟠龙西北的牡丹川、云山寺一线，迟滞其北进，以第二纵队与教导旅由东向西、新编第四旅由西向东夹击第一三五旅。据当日敌军主力前进态势判明，敌一三五旅南下必经瓦窑堡、蟠龙大道。彭、习当即决定，吸引进犯之敌主力到蟠龙以西地区，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坚决歼灭一三五旅。为了不暴露作战意图，又命令伏击部队让出敌一三五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进入伏击地。是日二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向各纵、旅下达了作战命令。【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四月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子长县西南的后回湾野战兵团司令部的一孔土窑洞里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敌军态势，具体落实作战方案。特别强调：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北进与一三五旅会合；速战速决；各作战部队密切配合，务必全歼一三五旅。彭德怀指着地图，在羊马河周围画了一个圈，风趣地说：“胡宗南部游行了十多天，认为已找到我军主力，便急匆匆扑了过来。我们正好在这里来个虎口夺食。”话一落音，便引起了习仲勋和与会人员会意的笑声。习仲勋接着就作战中的宣传动员、思想教育、瓦解敌军、俘虏政策及伤病员收治等作了详细布置。　　已是半夜时分，彭德怀、习仲勋还在苦苦思索，不能成眠。他们觉得有必要亲自了解阻击阵地的实际情况，于是便走出窑门，翻身上马，带王政柱副参谋长等直奔第一纵队独一旅阵地。当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我独一旅附警备第七团阻击在云山寺、元子沟地区，一部进至羊马河以南，距羊马河仅一山之隔，但被我顽强阻击，不能前行。在听取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汇报后，彭、习再三叮嘱：如果能把敌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坚持抗击到下午两点钟，就取得了胜利。他们还风趣地用手比画着说：“把董钊、刘戡的牛鼻子牵得越长越死，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当听到王尚荣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任务后，他们才离开了阵地。　　四月十四日八时，敌第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蟠龙到子长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十时左右，与西北野战兵团担任诱敌之小分队首先接火。胡军且战且进，当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埋伏在岭湾、黑山寺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及埋伏在李家川、安家嘴一线的新编第四旅，迅速缩小包围圈，形成了以四个旅的绝对优势围敌一个旅，致敌进退不能，急电向胡宗南求援。此时，董钊、刘戡所率主力虽与第一三五旅仅数里之隔，但在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的抗击下，寸步难行，救援不及。　　下午二时左右，习仲勋随彭德怀进入前沿指挥所，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只见我伏击部队的炮弹、手榴弹在敌群中到处开花，密集的枪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震动着山野。敌一三五旅队伍溃不成军，到处鼠窜，很快缴了枪，当了俘虏。此刻，彭德怀、习仲勋和全体将士心情一样，连声称赞：打得好！打得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下午四时，羊马河战斗结束，全歼胡宗南集团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首创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当晚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歼敌一三五旅的经过。习仲勋曾回忆这段历史说，在我军青化砭初战告捷后，“接着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饥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近五千人，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虽然敌之接应部队的重兵就在跟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在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二十天。”　　四月十五日中午，彭德怀、习仲勋就羊马河歼敌后我军的行动致电王震并报中央军委说：一三五旅被歼后胡宗南将开始慌乱，四月下半月我还须争取打一至两仗，求得再歼敌一至两个旅，破坏敌增援山西计划。当日，中共中央接彭、习报告后，即向全国各战略区发出通报，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同日，毛泽东又特别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并朱德、刘少奇，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攻坚蟠龙　　就在羊马河战斗刚刚过去二十天时间，彭德怀、习仲勋又胜利指挥了被称之为“三战三捷”的第三仗——蟠龙镇攻坚战。　　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方向约九十里地的一个村镇。镇子四周筑有土寨墙，坐落于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之中。胡宗南集团利用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特点，存放了大量军用物资，使之成为敌军集散的枢纽和前方补给地。胡军在每次“武装大游行”或消耗战后，就到这里补给。守敌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师的主力旅，装备精良，又配有地方反动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兵力近七千人。蟠龙守敌利用周围高地，构筑了密集的大小地堡，组成了密集的地堡群和交叉火力网，环绕地堡群挖有宽深六七米的外壕。其东山主阵地集玉峁，更是设有密集的明碉暗堡、铁丝网、地雷阵，守备极为严密，形成了以蟠龙镇为中心方圆五公里纵深的防御阵地。　　彭德怀、习仲勋决心攻打蟠龙镇，是基于胡宗南集团的战役企图变化和陕北战场的形势决定的。　　羊马河战斗之后，国民党军像瞎子、聋子一样在子长、清涧一带爬山越岭，盲目“游行”，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但结果却是“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此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及太岳军区在晋南地区的胜利作战，使胡宗南集团侧翼受到严重威胁，只得命其主力撤至永坪、蟠龙地区休整。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乘机攻歼敌南下整编二十九军一部二千余人，随后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待机。习仲勋要求部队在休息期间讨论战时政治工作，即如何动员党的支部，使每个党员在不同情况下（战斗发起前、进行中与结束后）明白自己任务；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党的基础组织被破坏时如何立即恢复，如何选举战斗英雄，建立各种互助小组，如何指挥每个炊事员、饲养员行动，并使伤员得到温暖及安慰；如何迅速争取解放战士补充部队等。强调要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此时，恰好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的部分人员向山西转移。国民党军队空中侦察看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便以为“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蒋介石据此急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又令榆林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南下策应，妄图南北夹击，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消灭于佳县、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胡宗南即命刘戡、董钊率九个旅，于四月二十六日十四时左右从蟠龙、永坪分左右两路向北进犯，先头部队抵新岔河西。　　当日，彭德怀、习仲勋根据敌军行动判断：明（二十七日）有继续北进瓦市接该城之七十二团，再东向清涧收缩，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于延川、延长，准备抽出主力南调，或者不顾一切继续北犯；或者董、刘两军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使瓦市敌向东逃窜。遂对西北野战兵团灵活歼敌作出部署，要求“各兵团力求隐蔽，勿使敌发现，才有可能打到敌人”。二十七日十九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毛泽东：“董、刘两军二十七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毛泽东于二十八日七时复电彭德怀、习仲勋：“二十七日酉时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为了实现这一战役计划，加深胡军朝绥德方向寻找野战兵团主力的错觉，诱敌深入，彭德怀、习仲勋调整部署：以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一部为主，并抽调少数兵力，配合地方部队，作出主力撤退的假象，节节抗击敌人，并沿途丢弃一些符号、衣物等军用物资，吸引敌军加快北进。　　董钊、刘戡部被调动后，即以纵横几十里的行军方阵向北开进。习仲勋曾撰文回忆说：“蟠龙镇战斗之前，敌主力部队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铺天盖地向北扑去。而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就驻扎在这方阵当中一个小山沟里。我们周围山头四面八方都有狂呼乱叫的敌人，大家都很紧张，人人持枪在手。侦察员和参谋们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我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而彭总却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的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马上就要进行的战斗如何打。敌人刚从头顶上过去，他立刻跳下炕去，说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办各的事噢！率领我们向蟠龙镇扑去。”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攻打蟠龙，我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董钊、刘戡率领的九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脚像放羊似的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恰在此时，平时干旱少雨的陕北下起雨来，泥泞不堪的道路致敌行军困难，一直走了七天才到绥德。董钊、刘戡自以得计，给胡宗南发报说：共军溃不成军，我全部兵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之。　　当北调后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得意忘形之时，他们未曾料到，其蟠龙补给地已成了一孤点。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经过休整补充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逼近蟠龙。彭德怀、习仲勋分析认为：蟠龙镇战斗与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有很大不同，前两仗是伏击战，是捡了两块肥肉，而此役则是一次攻坚战，犹如啃骨头，难度较大，而且时间紧，必须抢在敌军主力可能回援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这时，装备精良、防御严密的蟠龙守军在其主力北上后，又冒雨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防御准备。情况表明，即将进行的将是一场硬仗。　　二十九日二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发出围歼蟠龙之敌的作战命令：以第一纵队由核桃坪、孙家台线南高地自西向东攻击蟠龙镇、窑坪线之敌；第二纵队之独四旅由向家峁子、郭家庄之线向北攻击蟠龙线之敌，教导旅主力位于青化砭以北地区机动，一部肃清青化砭及其以南之反动组织，彻底破坏青化砭南北公路；新四旅由谢家嘴、刘家坪向纸坊坪、蟠龙线之敌攻击。三十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同张文舟带纵、旅指挥员到蟠龙东北高地察看地形、掌握敌情，午后在薛家沟附近具体区分了攻击区域和任务。　　三十日，西北野战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蟠龙镇，并完成了进攻准备，决心于五月一日发起攻击。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提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毛泽东在蟠龙镇战斗即将打响之前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战役决心的意见，是打还是不打，自然引起了彭德怀和习仲勋的高度重视。他们在对敌情分析判断、地形地物勘察了解、兵力的部署以及采用的战术技术等各个环节反复研究后，仍坚持战役决心不变。　　此时，天气骤变，突下大雨，整日无停，部队行动不便，攻击计划推迟。五月一日九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原准备一日拂晓攻击蟠龙，因天雨路滑停止，待雨停后二日攻击。胡军为避免消灭，现工事技能已达最高点；清瓦以南至延川所有山头村庄，均有相当强固野战工事；蟠龙工事已完成外壕、鹿砦、铁丝网，平毁甚不易。该军所到之处，木器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　　二日，正是北犯的国民党军占据绥德之时，天气转晴。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部队首先扫除了周围一些小据点，迫近主阵地，接着发起冲击，并迅速向前发展。于三日拂晓前，夺取了第一线阵地，俘虏保安队六百余人，击落敌机一架。但由于野战兵团缺少攻坚火炮，而靠土工作业和爆破来摧毁敌坚固的工事，在发起总攻后，外壕未能通过，几次攻击亦难以奏效。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说：“敌主阵地为高大的核心堡或土寨子，我军攻坚缺少重炮，只能靠人工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捣实，在敌军火力扫射下进行对壕作业，一步步贴近敌碉堡，再把炸药袋挂到碉堡上爆破。战士们称之为‘膏药战术’。”由此可见蟠龙镇这块骨头的坚硬程度。　　时刻关注瞬息万变战场形势的彭德怀、习仲勋见状后，即下令停止攻击，并于三日九时致电纵队首长和中央军委：“已令二纵、新四旅各一部巩固已得阵地，进行土工近迫作业，破坏敌外壕、鹿砦，我山炮与迫炮转移至阵前最近距离，准备猛烈射击（注意使用迫炮），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开十分钟连排班干部会、班的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一个颇具特色的“火线诸葛亮会”在各个阵地召开。这是彭德怀、习仲勋在战斗间隙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创造。广大指战员提出了利用外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和敌堡、以爆破扫除障碍开辟冲锋通路、攻击部队轮番佯攻消耗敌人火力等建议。当日下午，我攻击部队迅速消灭了集玉峁守敌，即以集玉峁之制高点为依托，向蟠龙以东敌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攻击。彭德怀、习仲勋要求各纵、旅，要坚决围歼逃跑之敌，必须堵击、截击、追击，务求彻底消灭，不使一人漏网。十五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毛泽东：“今拂晓攻击，敌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第一线后，即已天明，故停止攻击，共俘保安队六百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小，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　　四日上午，独立旅攻击部队完成对壕作业后，十二时发起冲击，突破铁丝网，十六时将敌大部消灭，完全占领了蟠龙东山敌军阵地。第一纵队攻击部队攻占蟠龙北山，随后堵击歼灭了向西方向突围之敌一千余人；第一纵队二、八团拔掉了敌军磨盘山据点，从南面打开了攻击蟠龙的大门。黄昏后，各攻击部队从四面居高临下向蟠龙镇敌人发起猛攻，战至二十四时，蟠龙镇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一六七旅六千七百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以及大量药品，给西北野战兵团以很大补充。五日，彭德怀、习仲勋即电报中央军委：蟠龙镇（延安以北八十里）战斗自二日晚起，克服敌强大纵深堡垒、无数层铁丝网、布满地雷、深宽一丈五尺外壕的防御，至五日三时全部解决。中央军委接电后，即将蟠龙战况通报给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和全国各战略区首长。几天后，当如梦初醒的胡宗南调集疲惫不堪的主力放弃绥德回援蟠龙之时，镇子已是空无一人。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一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辛辣地讽刺了胡宗南军连吃败仗的情景：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彭德怀、习仲勋在指挥蟠龙战斗中调动指战员集体智慧、献计献策、实行军事民主的做法，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并在全军推广。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写道：“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不久，他还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一个半月内，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妄想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企图，稳定了陕北战局，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同时，也策应了晋南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作战。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日后一个电文中指出：“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而骄狂一时的胡宗南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发出哀叹，他在一份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　　五月九日七时至十日五时，彭德怀、习仲勋两次报告毛泽东，提议部队休息十天，准备开全军祝捷大会。十日十五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恩来、定一今日动身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并参加祝捷大会。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　　五月十四日，位于延安以北延河源头的安塞县城颇不寻常地热闹了起来。蟠龙战役之后，集结于安塞周围地区的西北野战兵团要在这里隆重举行祝捷大会。因为要防空袭，大会决定在天黑以后开始。夜色刚刚降临，在县城以北高高石崖下被称为真武洞的山坡上坐满了满怀胜利喜悦的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民兵和四乡农民群众五万余人。数百火把映红了夜空，从胡宗南军手中缴获的大炮成为庆祝胜利的礼炮鸣放七响，炮声如春雷震荡神州，响彻寰宇。从百余里外赶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在边区军民激荡群山的欢呼声中发表讲话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同时欢迎解放战士，共同战胜民族的、和平的、民主的敌人。他宣布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留在陕北，领导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他号召全边区一百六十万人民及解放军，下定决心将卖国的蒋家军全部消灭，消灭全部胡宗南军，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在彭德怀发表讲话之后，习仲勋也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　　习仲勋说：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除了消灭胡宗南的三个旅之外，边区各地人民的自卫斗争、游击战争都大大小小地得到许多胜利。今天的祝捷大会，就是我们两个月胜利的总结大会。这两个月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是全边区人民的功劳，是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取得的。接着，习仲勋愤怒斥责了蒋胡集团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犯下的罪行。他说：“胡宗南匪军侵入边区，破坏了边区的和平生活，使边区人民遭到空前的劫难。胡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他们完全像野兽一样，经过胡军蹂躏的地方，一片凄惨，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习仲勋还特别强调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的仗，很快就要打到敌占区去了，对敌占区的人民，我们一定要很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群众工作做好。只有打人民战争，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我们还要注意俘虏政策，争取俘虏。”他号召“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他在讲话最后振臂领呼口号：“消灭胡宗南！保卫边区！西北人民解放军万岁！边区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在参加大会的队伍中有一位不为人们注意的年轻女子，神采焕发的面容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她就是随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为团长的陕甘宁边区慰问团参加祝捷大会的齐心同志。边区自卫战争开始后，习仲勋在前线作战，齐心仍在后方工作，夫妻一直没有团聚。未料慰问团一到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驻地，习仲勋看见自己的妻子也在其中时，便惊讶而严肃地问齐心道：战争这么严酷，环境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后来习仲勋又说：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他们哪能与家人团聚？如果战争还要进行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齐心后来回忆说：“虽然他当众批评了我，但我能理解他是一位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便更从内心敬佩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进军陇东、三边地区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下一步作战行动如何进行？如何更有效地歼灭蒋胡集团的有生力量，扭转陕北战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身为野战兵团指挥员的彭德怀、习仲勋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早在五月五日深夜十一时，蟠龙战役还在激烈进行之际，毛泽东就电示彭德怀、习仲勋：蟠龙之敌解决后，“部队如甚疲劳，可移至安塞以西隐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似较稳妥。”毛泽东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呢？显然西北战场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集团鏖战之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之马步芳（陇东兵团）、马鸿逵（宁夏兵团）、马鸿宾（海固兵团）趁火打劫，先后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三边、陇东分区部分城镇，并进行“清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恣意妄为，甚至将捉到的干部、民兵、战士割头破肚，残暴异常。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胡宗南集团主力于延安地区待命，以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向东逐步紧缩包围圈，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安塞、志丹地区。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陆定一于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前，在马家沟西野司令部同彭德怀、习仲勋连续三天开会，分析西北战场局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他们认为：鉴于陇东、三边形势趋紧，而胡宗南集团主力集结休整，不易寻找歼敌战机，加之野战兵团在延安东北地区作战已出现粮食供应困难，与其坐等战机，不如主动出击青、宁二马。遂决定野战兵团主力在安塞地区休整后，于六月西出陇东，歼击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尔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相机歼敌。　　五月十四日九时，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勋共同署名致电毛泽东，报告开会内容及西北野战兵团六月作战方针。同日十七时，毛泽东复电周、陆、彭、习：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　　十九日，彭德怀、习仲勋判明：董钊、刘戡两军鉴于历次扑空与被歼，近集中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休整；宁夏马鸿逵五个旅分驻环县、洪德城、羊圈山、盐池、定边、安边数百里之弧线上作近距离之骚扰抢掠；陇东有青海马步芳部在宁县、盘克、庆阳城、合水、曲子、悦乐、阜城、元城等地活动。据此，彭德怀、习仲勋发布作战命令：“本野战集团军决消灭侵占陇东敌八十师及骑二旅全部，收复庆阳，夺取西峰、平凉，进逼咸阳，扩大陇东、关中解放区。”命令对各兵团序战任务与行军区分作了部署后，特别要求：“各兵团均于五月二十二日由现地出发，五月二十九日隐蔽进至攻击准备位置，五月三十日晨各兵团向指定之敌进行歼灭攻击，迅速解决战斗，完成序战任务，以便扩大战果。”命令强调：“各兵团须特别注意隐蔽封锁消息，防止逃亡泄密。攻击准备位置须选定离敌二十里至三十里处。完全封锁消息、保守秘密是争取这次行动全部胜利的重要关键。”这一命令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二十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二十二日向陇东出动，计划甚好。彭德怀、习仲勋考虑到野战兵团主力出动，可能会引起胡宗南集团的注意，为麻痹迷惑敌军，同日九时又致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阎揆要：“野战军主力于二十二日向预定方向行动。你们两个团即到甘谷驿附近，今后两个团均移至安塞境内，向延安、蟠龙线敌人活动，在未转移前，可否先向拐峁、青化砭、永坪线敌人进行一次袭扰，迷惑敌人，望自酌定。”　　五月二十日，习仲勋在政治部驻地的杜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群众纪律，解放战士工作，行动中的政治工作，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政治工作中心为解放战士工作。　　二十二日凌晨三时，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离开安塞地区，按照预定计划向西隐蔽开进。部队分为左、右、右中、左中四路。第一纵队为右纵队，以消灭曲子、元城子敌人为作战目标，并向庆阳以北推进；第二纵队为左纵队（包括教导旅），消灭合水之敌，并准备歼击由西华池、盘克、宁县方向增援之敌；新四旅为右中纵队，以消灭悦乐、阜城并攻击庆阳之敌；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为左中纵队，实施靠前指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出击陇东行军时间较长，加之气候变化无常，山道难行，但是全军信念坚定，士气旺盛。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恩茂在日记中记下当时的情景：五月二十三日，阎家湾（甘泉）。行程百里。完全走的梢林地带，两边是山，有着茂盛的森林，浓密成荫，花草喷香，刮风没有尘土，清爽适人，敌机找不到目标，极好防空，今日行军，有着旅行的快乐。“五月二十五日，大东沟，行程九十里。昨夜狂雷暴雨，今早又雾气满天，担心路上下雨，尤其今天没有房子住，但天尚佑人，没有下雨，又是一个很好的晴天。走了一天的山路，一路都是密密的森林，没有人家，下到大东沟，才有稀疏的几家老百姓，部队都是露营。”　　二十六日，彭德怀、习仲勋在行军途中接到毛泽东电报：你们到达陇东攻击准备位置后，望照蟠龙攻击范例，事先进行两天至三天之详细侦察，确有把握然后攻击；如无把握，则宁可改换攻击目标，不要勉强攻击预定之敌。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昼夜兼程，翻越荆棘丛生、梢林密布的子午岭山区，进入陇东地区华池县境内。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曾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习仲勋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他详细地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彭德怀司令员，以帮他定下决心。　　西野总部进抵甘肃境内后，很快侦获国民党军在陇东分布情况并对野战兵团作战作出部署。二十八日十三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陇东作战，拟于三十日开始。新四旅歼击悦、沙之骑三团。一纵队五个团（八千人）歼击将台之一七九团。二纵队、教导旅（共一万三千人）歼击合水骑兵四个连。得手后定会引起二马调动，再集中兵力作战。　　五月三十日零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陇东战役首先在悦乐、将台打响。　　四路纵队按照预定方案和彭、习二十八日部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并投入战斗。从右路开进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后来回忆：第一纵队在五月三十日向敌军据点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八十一师六十旅的第一七九团，活捉上校团长马奠邦。我军中路部队也攻下了悦乐，消灭了敌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左路部队围攻合水，给守敌以杀伤，并击溃了从庆阳来支援的敌八十二师。我军突破了敌人经营数月的一百六十多里防线，为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但是，由于左纵队提前仓促向合水守敌发起攻击，后又遭敌反冲击和多路敌兵增援，故主动撤出战斗，夺取庆阳、西峰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勋对在悦乐、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官兵作了一次简短讲话。他指出：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内战是没有出路的。你们现在如果不能或不愿意脱离原来部队，我们保证去留自由，但相信今后我们还会见面的，希望那时你们枪口对的应当是反动派。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三十日九时，进驻悦乐镇以东张方原的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合水战况，决定集中西野主力歼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并致电毛泽东：青马之八十二师甚顽强，夺取合水东二坨山阵地及城南阵地，全部击毙，无一生俘。三十日击溃援敌千余，获战马三百匹，击毙战马二百余，亦无生俘。并以不住民房住帐篷，以“蒋毛争天下与民无关”欺骗人民。捉获民兵及我干部士兵割头破脊开肚，异常残暴，是一支劲旅，不可轻视。须经过放伤兵、困、拖过程，使之发生困难再打。拟集中主力先歼灭八十一师，再打八十二师。同日十一时、十五时，彭、习接连电示各纵、旅并报军委：一纵队、新四旅均于三十一日向曲子镇前进，乘敌尚未集中前，迅速各个歼灭马鸿宾主力与白海风残部；二纵队、教导旅三十一日休息，准备六月一日围歼固城、西华池之敌。“总之，在内线消灭敌人愈多，对转至外线作战愈为有利。”三十一日十一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陈赓、谢富治，通报了陇东作战取得的初步战果。　　这时，彭德怀、习仲勋从面临的敌情和扩大战果考虑，决定向环县进攻，围城打援，歼灭宁马第八十一师。六月二日、三日、四日，彭、习将此设想报告了中央军委并通知纵、旅首长。四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提议先打八十一师，再打十八师，即专打马鸿逵，暂时不打青马，亦不向南。”“目前数日内如环县敌未跑，则打环县之敌（应以两天至三天时间进行详细侦察及充分准备）；如环县之敌已跑，则休整数日为宜。”五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习仲勋：你们集中全力（六个旅）准备打环县甚好，惟王震部损失较大，似宜令其与一纵、新四旅全军会合后多休息几天，鼓励士气，并作充分准备，然后攻击较为适宜。　　九日，彭德怀、习仲勋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作出部署，指挥各纵、旅由曲子地区出发，于十二日进抵环县城周围地区。第一纵队由城东北到城东南，新四旅由城西南到城西北围攻环县；第二纵队在城东南和西南协助攻城并打援；以教导旅在环县以西准备打击增援的国民党军独立骑兵第五团；陇东分区独立团在三岔和驿马关进行游击活动；陇东骑兵营对洪德方向警戒。十四日九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决定十五日先歼灭环县以西胡家湾、魏家河之敌后再围城。当日，第一纵队在环县西北配合新四旅击毁向环县赶运物资的十几辆敌军汽车。十五日向龟缩于环县城内的马鸿宾第八十一师发起总攻。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在第二纵队独四旅的配合下，经过一昼夜的激烈争夺战，于十六日上午攻占了位于城西的王家原敌主阵地，新四旅同时攻占了玉皇山。下午一时，环县城内守敌全线动摇，丢弃了山炮、野战炮、平射炮等重型武器和装备物资，从我第一、二纵结合部城东塬逃跑。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直追至洪德城附近，截歼残敌三百余人。环县战斗歼敌第八十一师一千一百余人，使马鸿宾亏了苦心经营多年的血本。当天十三时、十五时，彭德怀、习仲勋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战斗进展和攻克环县情况。　　在环县城内西野指挥部里，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与在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一七九团上校团长马奠邦有过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这是因为马奠邦是马鸿英侄女婿，优待这个俘虏对做好马鸿宾的统战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彭德怀、习仲勋仔细听了马奠邦关于国民党第八战区兵力部署及装备情况的介绍后，彭德怀先说：“马子寅（马鸿宾字）是个好人。我们长征到同心县时，当地老百姓就说他是个好人。”彭德怀与习仲勋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道：我们准备马上释放此役所俘贵方军官。但有一封信要请你带给马鸿宾先生，等到解放兰州后，你们可以起义。另外，在你们中宁县军部还关押着我们十八个人，让马鸿宾先生能予放回。”习仲勋特别叮嘱其向马鸿宾问候，并安排带足路费，派专人和马匹护送马奠邦返回宁夏中卫县驻地。这一事件对马鸿宾触动很大，便于次日释放了他所关押的被俘人员。一九四九年九月，马鸿宾父子率部起义，建国后担任宁夏、甘肃省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祖国的和平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陇东战役持续了十九天之久。是役共消灭国民党军步、骑两个整团，予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歼敌四千三百余人。收复了环县、曲子及庆阳、合水以西广大地区，突破了国民党军八十公里的防线，为日后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十七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攻克环县，甚慰。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陇东战役的胜利，使胡宗南极为震惊，急调其主力部队加强固原防御，同时以正在进行“清剿”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控制宜君以西地区，防止我军出击关中和陇西。根据当时形势，中央军委提出收复三边地区，六月十七日即致电彭德怀、习仲勋：“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之敌。”“我军下一步行动可从打宁马十八师，收复定（边）、盐（池）；或打延安、洛川间守备之敌，断敌后路，二者择一。”彭德怀、习仲勋决心趁雨季和暑期到来之前收复三边地区。二十一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歼击三边敌人计划，电文特别提到：环县战斗证实，宁马军装备、战斗力并不比胡军弱，士气、身体强健，善走比胡军强。二十二日二十时，中央军委复电彭、习：三边敌人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　　三边分区是位于陕甘宁边区西北部的一个分区，其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坐落在古长城脚下，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沿。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时，马鸿逵集团倾巢进犯，占据三边分区，并企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三边地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受到影响。六月二十五日，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从环县向三边地区隐蔽进发。这是一次艰苦的行军。塞上酷暑季节，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发烫的沙漠，人烟稀少，干旱少水，由于极度干渴，战士出现鼻孔流血、嘴唇干裂甚至中暑休克现象。习仲勋看到一现象心急如焚，除让想方设法寻找水源外，还亲自给战士端水喝、送马骑，要求干部关爱战士，官兵一致，克服困难。　　二十九日，部队越过荒漠苦水地区，进入定边南山。三十日，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第一纵队和新四旅迅速向定边发起进攻；教导旅进至定边西南截击可能向西逃跑之敌；第二纵队消灭砖井堡、安边之敌并截断砖井堡以东之敌西撤退路。当日正午时分，野战兵团主力接近定边城郊，守敌骑兵第十旅第二团弃城逃跑；第二纵队占领砖井堡。　　七月二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为了收复盐池，彭德怀、习仲勋作了详细实地勘察后得知：盐池守敌有固守待援可能；盐池粮草均缺，城郊十里内有水，十里外没水。同日指示作战部队在定边收集大车准备运草驮粮，准备油篓盛水驮送；练习沙地行军、防空、射击、自动火器与炮须备油布等铺在地面上发射，须防飞沙吸进枪膛内。七月七日，第一纵队继续西进，攻占盐池城，歼灭敌骑兵第二十团一个连。至此，三边分区全境收复，战役结束。　　●小河会议前后　　当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收复三边之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时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精心筹划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开始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为了总结人民解放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和部署战略反攻计划，研究确定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毛泽东对召开这次会议考虑了较长时间，并多次征求过彭德怀、习仲勋意见。确定会议的最初主题是：讨论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纵队到陕北战场配合作战问题。因为在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三战三捷之后，中共中央曾作出决定，陈谢纵队在结束晋南反攻战役后现地待命，准备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六月二十日，毛泽东电告陈赓：纵队暂由谢富治、韩钧指挥，陈赓于二十五日动身来中央，商量作战方针。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一份关于边区野战兵团和陈谢纵队作战方针的电文中又提到了开会问题，指出“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赓来中央集会”。七月四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刚刚结束了收复定边战斗后，便接到了毛泽东于当日凌晨四时发出的电报，征求对夺取大西北的方案。这时，山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鉴于刘邓大军控制了黄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与陈粟野战军形成夹运河相互呼应作战态势，中央军委对于整个战略部署又有了新的考虑，于是毛泽东即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其间，毛泽东还派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程到张家畔野司驻地，向彭德怀、习仲勋送交他的亲笔信。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有点纳闷儿，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原来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部队已赶走了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就设在三边的张家畔。那里已经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十一个人，骑马走了五天。每人身上背着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信的主要内容是决定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贺龙统管后方。当时彭德怀看后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催促彭德怀、习仲勋：陈赓十九日到小河，请你们于此时到达或提早数日先来。十六日，彭德怀、习仲勋安排好部队由定边东移宁条梁一带短期休整后，便策马扬鞭离开张家畔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前往靖边县小河村出席会议。　　小河村坐落在靖边县城以东约三十公里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壑内。两侧是陡峭的红胶泥崖，谷底深处是茂密的杨树、柳树、槐树。小河村就掩映在东侧半山腰的树林之中。但是，特殊的年代使这个本应平静的小山村也笼罩上了战争的烟云。在一个多月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曾冒着大雨从安塞县王家湾转移到这里。由于国民党军队闻讯赶来，情势危急，两天后，又不得不撤离。六月十七日，形势稍见缓和，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第二次进驻小河村。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人们便习惯称之为小河会议。　　习仲勋同彭德怀向小河进发之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正以急切的心情等待他们的到来。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的阎长林回忆，当彭老总、习仲勋等西野首长来到小河时，十七八位领导都围了过来。毛主席、周副主席看到一身征尘的彭、习时，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说：撤离延安后这几仗，你们打得好啊！　　因为时间紧迫，会议还没有等得及陕甘宁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赶来，便一起研究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两个方案。中央领导还特别向彭、习介绍说：为了确定陈赓纵队使用方向这个战略性问题，毛泽东派出调查组在农村了解到群众存粮极少，难以供应众多的兵力在陕北打仗。同时还召见绥德分区的负责干部商讨筹粮问题，绥德分区的同志表示，要二万兵不成问题，要二万石粮可是个大问题。所以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变化和陕北实际，决心改变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腹地直接参战，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从相反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集团进攻。彭德怀和习仲勋表示拥护中央决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十八日、十九日，贺龙、陈赓先后抵达小河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通报上述研究的内容和中央决策。十九日，中央军委就中央领导同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陈赓所研究的议题作出决定，并电告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局和在晋南待命的谢富治、韩钧：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准备，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正式举行。会场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前院子里一棵粗大的槐树下，因为烈日炎炎，工作人员还特意在树上搭架了枝叶和草席遮阳。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杨尚昆，西北局、西北野战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负责人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将这样多的负责同志集中到偏僻的小河村开会是不易的。仅从出席会议的十四人中西北党、政、军、财方面负责人就到了八位人数来看，足见西北战场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习仲勋回忆说：会议开始当天，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仲勋、贺龙、陈赓在一起又作了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所以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对蒋介石的战争用五年来解决的设想。接着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二十二日，习仲勋、彭德怀、贺龙及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等，围绕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工作及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后勤供应分别作了发言。习仲勋特别对边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对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习仲勋对把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合在一起，统一后方，表示坚决拥护。以至在后来谈起此事时还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方后方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个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在习仲勋等发言中，毛泽东还插话说西北局的领导应增加魄力，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加强具体领导，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他还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小河会议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习仲勋再次担当重任。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同意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同志组成，彭德怀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工作。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等中央工委的同志，通报了以上情况：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龙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纵队行动；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　　习仲勋对小河会议记忆是深刻的。他在八十一岁高龄时，还撰写专文深情记述了会议经过及其历史功绩。文章写道：　　“小河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处在伟大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中旬在沙家店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西北野战军消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第15章 战争中的土地改革　　●心系前线　　习仲勋曾说：由于小河会议确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会后，我即和彭总分开，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七月二十四日，即小河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由小河村进至石湾以西十五里的一个村庄，二十六日回到米脂县背坬西北野战军总部。二十九日，习仲勋和贺龙参加了彭德怀在马蹄沟主持召开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各战略区情况，及晋绥与陕甘宁统一和榆林战役等问题。在彭德怀、贺龙讲话后，因为要离开前线，习仲勋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意见。他分析介绍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侧有榆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役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利于我西北野战军今后行动。八月三日，习仲勋在已移至小理河口枣林坪的西北野战军总部，同彭德怀、贺龙再次研究了攻打榆林的部署，统筹安排了前方和后方的工作后，即离开了作战前线。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延安之际，临危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驰骋陕甘宁广大地区，在四个多月时间内历经较大战役、战斗八次，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旅部，十三个团及两个保安队，毙伤敌一万一千余人，俘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尽管时间不长，却是习仲勋革命经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是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人担负起参与指挥战略区域作战重任，并取得卓越胜利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四个月中，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和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九十六份之多。这些电文起始称谓或文尾署名，皆以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文中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正当西北解放战争正在深入向前推进之时，习仲勋奉命离开前线，回后方主持工作。他的心情颇不平静。　　在四个多月戎马倥偬中，他同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商讨战局，筹谋军机，爬山越岭，栉风沐雨，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度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常常因为环境所限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他们在硝烟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他们正确指挥，出奇制胜，带动了全野战军紧密团结，通力歼敌，也在广大指战员中传为佳话。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五十年后回忆彭、习在西北战场往事时曾说：转战陕北开始时，党中央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任命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彭总对他们十分尊重，从不称呼他们“副政委”、“后勤司令”等军队兼职职务，总是以“习书记”、“刘副主席”称之。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彭总不但自己尊重、关心仲勋和景范同志，而且经常对我们说，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在战场上许多次危险时刻，他们互相关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时，敌机狂轰滥炸，流弹横飞，彭德怀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冲出阵地，察看地形和敌情。当习仲勋等劝他注意安全，甚至强行将他拉下阵地时，彭总说：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当习仲勋等要靠前指挥时，他却说：还是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们不畏牺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线官兵受到巨大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的力量。　　习仲勋对陕北前线四个月战斗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对和彭德怀“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战斗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以至到了一九八〇年初，刚刚从长达十六年政治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彭总在西北战场》的纪念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每当想起彭德怀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文章以较长篇幅记述了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他称彭德怀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极其光辉篇章、创造了‘威武战争奇观’的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学习楷模，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在文中还写道：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在恢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一九八八年四月，为纪念党中央转战陕北四十周年，习仲勋又专门撰写了《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一文，对彭总由衷的怀念和敬重仰慕之情，跃然纸上。文章写道：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同志，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习仲勋是怀着对陕北战场高度关注和对前线将士的深厚感情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员。尽管后方党、政、军、民、财政、经济、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复杂而繁重，但他仍心系前线，参与西北野战军军机大事、重要决策。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的形式也有了一些变化。通常以“贺习”并称或冠以“彭并转贺习”，有关后方工作的电文也以“贺习”或“贺林习”（林指林伯渠）署名报出。彭德怀仍将西北野战军重要活动的一些文电在上报中央军委同时转送贺龙、习仲勋。　　八月十日，习仲勋同贺龙出席了绥德地区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小河会议精神，讨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的三项具体措施：　　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　　二是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　　三是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　　习仲勋从与会人员的发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中，敏锐地感到，边区后方机构仍然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乱无序。他提出，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方去。他觉得只是一般地讲一下还不够，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必须进行认真整顿才行。这是他回后方主持工作后第一项有力举措。　　八月十一日，即绥德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习仲勋签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决定提出：　　一、所有后方机关部队迅即厉行精简，裁减不必要的单位和人员，以提高效率，增强统一，并收节约之效。　　二、后方重伤医院、荣誉军人院、工厂、中学、俘官教导处及边区一级各单位和野战军家属老弱暂移河东。　　三、延属、关中、陇东各分区后方东来人员，除部分不适宜回原地者外，其余应陆续转回原地工作，家属亦分别转回安置。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迷惑敌人，掩护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防止刘戡、董钊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贺龙、习仲勋即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东开进，并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离石县驻扎下来。不料，习仲勋到西北局临时驻地下马后，竟两腿一软，蹲了下去，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原来是由于长时间骑马，又被大雨浇淋，突发急性关节炎，后经一段时间治疗和调养才好了起来。　　习仲勋和贺龙率部东渡黄河的行动，果然调动了胡宗南军追击到了黄河西岸。彭德怀立即抓住有利战机，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于二十日向沙家店、常高山之敌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前歼灭胡宗南集团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一二三旅，毙伤俘敌军六千余人。至此，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身在黄河东岸密切关注西北前线战局变化的习仲勋听到这一胜利喜讯，感到十分欣慰，并致电前线官兵表示祝贺。三十多年后，他还以优美的文字记述了自己离开前线后，西北野战军所取得的沙家店大捷。文章写道：　　“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之后，彭总根据党中央新的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驰驱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进击豫西造成良好战机。果然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向榆林方向逼近，还在高喊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当时，我军在长城内外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运筹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马鸿逵部数万之众，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此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中共西野前委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向作战部队祝贺胜利。毛泽东发表讲话称赞此役“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八月二十四日，情系前线的习仲勋便收到了一份毛泽东致贺、习电报。电文称：“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并要求贺龙、习仲勋派几批得力人员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土改疑云　　习仲勋回到后方主持工作后，以极大精力投入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之中。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地纠正“左”的偏差，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为其他各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习仲勋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农村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验。陕甘宁边区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比较贫穷的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连年干旱，灾害频仍，耕地面积不过八百余万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稍多一点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边区农村实际，适时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并使之在边区各地逐步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受剥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在农村出现的阶级结构变化中，中农成为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是陕甘宁边区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　　习仲勋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习仲勋去关中分区进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试点，亲身调查体验和处理农村的粮食、土地问题，有针对性地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同时，对一般地主的土地还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这一系列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稳步推进，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但由于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一场变革农村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到十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渡黄河，驻扎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义合镇位于绥德县以东六十多里的地方，再向北拐另一道沟内的薛家渠，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驻地。在西侧沟畔的平台上有一个农家小院，普通的门楼两侧的砖墙上镌刻一副对联，上联是：阳和先到读书院，下联是：福曜常临翰墨家。门额为：树德务滋。习仲勋和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宣传部长李卓然就住这个院内。贺龙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扎在薛家渠以北的刘家村，林伯渠同边区政府住在东边的雷家沟。习仲勋的窑洞是同贺龙、林伯渠等边区主要领导谈话和开会的地方。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十一月一日，会议在薛家渠对面的阳湾大场内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与会九百二十二名地委及陕甘宁边区机关一级干部都自带板凳露天而坐，前面几张木桌后坐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便是主席台。　　一次严肃而影响很大的会议，就在这个露天会场如期举行。深秋初冬时节，寒风凛冽，但人们仍聚精会神地听取报告，讨论问题。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义合会议期间，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后来遗憾地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也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也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拉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也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二十三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会议作了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八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八个月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总结报告中将会议收获主要归纳为，决定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结束以后，各分区、各县也召开了会议，依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对边区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是始料未及的。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先生也被“扫地出门”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坚决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有效遏制“左”的思潮还是有限的。他苦苦思索着应对这一新形势的妙计良策。　　正在这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使他兴奋的是有关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确定，被列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教诲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时的最后一个驻地，也是居住环境最好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集中占有了周围四五个县十八万亩土地。坐落于西边山腰间的扶风寨，在高高碉墙围着的院子内，一字儿排列着特别宽敞高大仿日式风格的窑洞，把传统式的拱形窑和现代式的平房窑融为一体。细石砌成的窑面八个石雕的龙头托着飞檐。这里住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已由“九支队”改为“亚洲部”的中央纵队驻扎在扶风寨周围。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易于保密，因此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人们习惯地称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义合镇和杨家沟分属绥德、米脂两县，路程不算很远，但要绕过几道沟岔。此时，正值陕北最寒冷的季节，带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风卷起漫天的黄尘落叶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颇为艰辛。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为准备阶段，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正式会议。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由此引起了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勋回答，谈话结束时还特别勉励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稿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习仲勋曾回忆说：毛主席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二十七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作结论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习仲勋从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话中受到深刻启迪。他尤其感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怎样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中央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之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合逝世。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出现冲击民主人士问题，即与林伯渠一起向毛泽东建议，李鼎铭追悼会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在延安时说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今后，这位记者如果再要问起安文钦先生时，我们怎么交待？　　杨家沟会议结束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无意静下心来欢庆一九四八年元旦佳节，便带工作组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一月二日，仲勋同志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整日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是非，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习仲勋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他在最后对每个党员干部在救灾中应持有的态度，提出严格要求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会后，习仲勋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在全面了解情况基础上，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时任绥德专员的杨和亭回忆说：“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没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绥德地委纠偏。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向我详细了解绥德地区土改情况。第二天一早，义合延家川几个农村向我反映说：义合和延家川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当即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他听罢即给西北局写了纠偏电报。”　　一月四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　　（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一月九日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九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九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了解到，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为了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斗，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八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指导工作上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要特别叮嘱，又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又及。”一月十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十四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驻地，十五、十六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领导的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十七日，又召开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接着他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参加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的工作团会议，同九十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十九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　　（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二）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三）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四）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　　（五）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　　（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　　（七）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　　（八）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　　（九）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掌握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二十日复电习仲勋：　　（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　　（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 而误解为不动。”　　一月十九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二月八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第16章 一切为了胜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战　　当习仲勋集中精力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时候，西北战场局势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自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胡宗南集团慌忙南撤之机连续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和黄龙、延（长）清（涧）、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恢复了陕甘宁边区被敌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继而西北野战军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训中，通过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十一个旅六万兵力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近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一个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发生根本改观。接着又挥师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富县、黄龙山麓。在撤离延安一年间，共歼国民党军九万九千多人，其中毙伤三万五千人，生俘六万三千多人，起义三百二十人，收复与解放县城二十二座，将战争从陕北引向了渭河以北关中国民党统治区。　　为了争取野战军前方作战的胜利，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职责不同，但是他们“虽分不见分，比合还要亲”，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一百五十多万群众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一切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习仲勋为此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每当西北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之时，他即指示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搜集情报，做好瓦解国民党军和基层政权工作，采取不同形式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当西北野战军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之际，习仲勋即以联防军政委名义和贺龙司令员向各分区、地方部队发出关于配合野战军作战的指示，提出：　　（一）各分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应根据分区当前情况，积极地打击敌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可能歼灭的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政权，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及准备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属分区除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彻底破毁咸榆公路外，目前乘敌空虚组成较大的游击队，有计划、有重点地歼灭本分区的反共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摧毁各县反动政权，收复广大地区，并在积极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壮大自己的游击队，争取逐渐发展成有战斗力的地方兵团。　　（三）陇东、三边的党和军民应以反清剿为中心任务，应竭力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内奸，艰苦地进行群众工作。要发展边沿区的游击战争，支持内地区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免与敌主力作战，不打硬仗，不打被动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巩固部队，提高群众胜利信心。　　（四）关中分区所有地方武装应归司令员王世泰指挥，缩小敌占区，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有步骤地开辟新解放区，力求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并解决人力、物力的困难。　　（五）绥德分区目前一切力量服从前总指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交通线上，发动各分区和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尽可能地动员分区人力物力，解决野战军之担架、运输、粮食、军鞋等困难，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补充野战军。　　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临县发出的。指示最后强调：奉军委指示，边区机关已安全转到河东来，各分区首长应发扬高度的自觉性和机动性，对党对战争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方针下，依据当前的情况去布置今后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为党为人民立功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