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37

鄧小平還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應付西方仍在繼續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責。他說：「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22-14]同日，鄧小平又與中央負責幹部談了話，然後給全體政治局成員寫了一封信。他說：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22-15]鄧小平決心繼續進行科學技術的對外交流和新技術的引進。他知道華裔美國人有強烈的愛國心，儘管天安門悲劇之後有外國的制裁，他們依然願意與中國保持聯繫，因此他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訪華。媒體在報道 9 月 16 日鄧小平與李政道的談話時，宣佈了鄧小平的退休決定。鄧小平知道，「六四」之後民眾惶恐不安，擔心國家的命運。他也記得毛澤東在大躍進帶來困難後曾一度隱退，有關他生病或死亡的謠言滿天飛，為此報紙上有意刊登了毛澤東游長江的照片。同樣，不管鄧小平對「六四」之後中國的困難多麼擔憂，他與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向公眾公佈的照片中，鄧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裏。在這場被充分宣傳的會見裏，鄧對李政道說：「最近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小時。我不喜歡室內游泳池，喜歡在大自然裏游泳。」他承認中國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著說：「現在我可以肯定，經過動亂，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事業可以搞得更好。」[22-16]鄧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無誤：他對中國的前途仍然很樂觀，儘管有外國政客的批評，外國科技進入中國的大門仍然敞開著。在 11 月 7 日的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將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交給了江澤民。楊尚昆成為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楊白冰取代他成為軍委秘書長。政治局表彰了鄧小平作為第二代領導人作出的偉大貢獻。[22-17] 11 月 8 日全會結束後，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與他過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上前來與他握手。然後他回到家中，與家人一起舉行他的退休宴會，飯菜是由為他做了 30 年飯的廚師準備的。兩天以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鄧小平致中央委員會的信：「我感謝同志們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謝你們接受了我的辭職請求。我衷心感謝全體同志。」[22-18]鄧小平退休的這一天柏林牆被推倒，但他的退休並沒有引起任何麻煩。鄧小平把權力交給江澤民一年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吳作棟。此後李光耀盡量約束自己不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說，自己仍然是個守門員，如果出了問題，他認為自己仍然有責任為維護新加坡的成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樣，鄧小平也對李政道說：「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來，但是動亂我要管。」[22-19]鄧小平把權柄交給江澤民後，不再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經 85 歲高齡，行動不便，聽力也進一步下降，他把更多的時間用於休息。兩三年前他還以做事專注著稱，但現在已經做不到了。[22-20]1989 年 11 月以後，鄧小平不再主導政治舞台，他不再參與重大問題的確定、大政方針的制定、作出最後決定或控制媒體內容。不過，他確實繼續會見重要的外國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發揮影響棗如果必要，他還會使用這種力量。維持中美交流天安門事件後不久，喬治?布殊做了一件過去的任何美國領導人都沒有對中共領導人做過的事情棗他試圖與鄧小平通電話。「六四」事件發生後，布殊總統也立刻宣佈了暫停與中國的軍事訂單和高層交往，並為在天安門悲劇中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提供人道主義與醫療幫助。他在 6 月 5 日還接見了中國留美學生，為他們提供政治庇護，並對他們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國同學給予支持。但是，與美國的輿論、尤其是主張嚴厲制裁中國的報紙相反，布殊說，他不想為了中國政府的行動而懲罰中國人民。布殊瞭解中美關係的艱難歷程，他要避免將來有可能給恢復中美關係造成更大困難的任何對抗。他說，從長遠看，繼續接觸能夠加強中國內部爭取更大自由的壓力。幾年後他回憶 1989 年的事件時說：「假如我沒有同那個人﹝指鄧小平﹞見過面，我也許不會那樣自信地認為，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後還應當同他們保持聯繫。」[22-21]布殊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時機（1974 年 9 月 26 日至 1975 年 12 月 7 日）很有利：他是在鄧小平開始接過周恩來會見外國領導人的工作不久後上任的，而他離開北京時，恰好也是毛澤東再次讓鄧小平靠邊站的時候。布殊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他擔任總統後派往北京當大使的李潔明說，布殊和鄧小平「在 1970 年代建立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親密關係，部分原因是他們都預感到對方將是他們各自國家未來的領導人」。[22-22]李潔明認為，事實上，在毛澤東、周恩來、尼克遜和基辛格退出政壇後，鄧小平和布殊繼續維持著過去的領導人為兩國建立的工作關係。他們兩人的關係輕鬆而友好：在 1975 年 12 月 6 日為祝賀布殊離開北京轉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告別宴會上，鄧小平對他開玩笑說：「你是不是一直在這裏搞間諜活動呀？」[22-23]布殊篤信私人外交，他會偶爾給鄧小平遞送信件。鄧小平對這種私人交往方式並不作出回應，但他願意隨時與布殊見面。[22-24]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兩人繼續保持著聯繫。鄧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訪美時，要求在休斯頓與布殊進行私人會面，見面時鄧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計劃告訴了布殊。鄧小平去德克薩斯時，布殊也邀請他到母親家裏作客。後來，列根總統打算跟臺灣建立正常關係時，鄧小平和布殊副總統努力不讓中美關係出軌。確實，當兩國關係變得十分緊張時，鄧小平和布殊的會談使兩國關係轉危為安，從而為穩定兩國關係的 1982 年聯合公報鋪平了道路。[22-25]後來當布殊準備競選總統時，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亞洲訪問期間被遣往北京親自將丈夫的打算告訴了鄧小平。1989 年 2 月，鄧小平向布殊坦率說明了中蘇關係的改善和中國準備迎接戈巴卓夫訪華。[22-26]幾年後，當布殊在電視上被問及他遇到的最偉大的領導人是誰時，他先是說沒有哪個人特別傑出，然後又補充道，鄧小平是個不同凡響的領導人。但是，當布殊在 1989 年 6 月想與鄧小平通電話時，鄧小平並未接回應。回應外國領導人的電話不合中國領導人的慣例。於是布殊在 1989 年 6 月 21 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親筆信：寫此信時我心情沉重。我本想與您親自討論此事，但很遺憾沒有做到。首先，我是本著真誠的友誼寫這封信的，因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寫這封信的人強烈地認為美中之間的良好關係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我寫此信是想請您幫助維護這種我們雙方都認為十分重要的關係。??我請您??記住我們這個年輕的國家的立國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民主和自由。??這些原則難免會影響美國人看待其他國家的事件和作出反應的方式。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應，也不是想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信念，這僅僅是對那些原則的持久價值及其普遍適用性的信仰。[22-27]布殊接著又解釋說，作為美國總統，他不得不實施制裁。「當朋友之間遇到麻煩時，例如現在的情況，我們必須想辦法把它說清楚。??在我們這樣一個開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這是一封沒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人檔案之外沒有任何副本。」[22-28]布殊在信中提議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布殊發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鄧小平回覆。他說，他準備接待派來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剛過就派出特使會激怒美國民眾，因此他對派特使一事進行保密，即使是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也沒有接到通知。（中國方面對訪問保密並無困難。）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和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飛往北京，於 7 月 2 日會見了鄧小平。在會見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之前，鄧小平對李鵬和錢其琛說，今天和美國人的會談只談原則，不講具體問題；中國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但中國領導人既不怕美國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員要牢記這一點。[22-29]據陪同斯考克羅夫特的美國人說，鄧小平親切問候了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他說：「我把布殊總統當作朋友，是因為自從我與他交往以來，我覺得他是個說話算數的人。??他很少說空話假話。」[22-30]但是鄧小平在評價中美關係時，態度仍很強硬，極其嚴肅。談及「六四」時，他說，那個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國人也涉足太深??美國對外政策的各個方面實際上是把中國逼入牆角。??那場反革命暴亂的目的是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讓他們得逞，就會天下大亂。坦率地說，這有可能導致戰爭。」鄧小平接著譴責了美國幫助那些試圖推翻中國政府的人，並且說，美國的媒體誇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國內政。鄧小平把布殊決定向中國派出兩名特使看作一件好事。「看來仍有希望維持我們原來的良好關係。??我相信這是布殊總統的願望。我本人也有同樣的願望。但這種性質的問題是不能從兩個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決的。」鄧小平說，兩國之間的分歧是由美國引起的，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國的利益。??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取決於美國不再火上澆油。」鄧小平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打了 22 年仗、死了 2,000 萬人才換來的，任何力量都無法取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這是一個感到他的國家的命運處在危險之中的人發出的嚴厲信息，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抗議者持續的支持加劇了這種危險。斯考克羅夫特在答覆時重申，布殊總統堅信應當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這樣做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布殊也希望鄧小平理解美國總統當時受到的政治限制。[22-31] 鄧小平回答說，請斯考克羅夫特轉達「我對我的朋友布殊總統的友情??無論我們兩國政府之間在這個問題上談的如何，只要他繼續把我當朋友，我也會同樣對待他。」[22-32]斯考克羅夫特試圖向鄧小平解釋美國為何對個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但他適可而止。鄧小平在會談結束時說，他不同意斯考克羅夫特的很多說法，「為了結束中美關係的這段不幸插曲??要看美國採取何種行動。」[22-33]然後，據斯考克羅夫特說，鄧小平就和他道別。當時，美中關係受到的傷害之一是關於美國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的協議的連續性。從 1983 年到 1989 年期間，作為反蘇同盟，中美軍方作出安排由美國向中國出售航空電子設備、導彈和魚雷。其中最大一筆生意是 F-8 戰鬥機的雷達系統；中國還購買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鷹直升機。對於處在當時經濟發展水平的中國來說，這是一筆開支很大的訂單。1989 年以後，由於美國的制裁不允許向中國供應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機的零件，這使中國無法使用已經購買的許多裝備。從 1989 年到 1993 年，中美軍方實際上沒有任何高層接觸。軍方的交往在 1993 年恢復，但雙方的信任關係從未恢復到 1983 年至 1989 年的水平。事實上，1989 年以後，中國轉而向蘇聯購買蘇-27 戰機，從以色列購買軍事設備和物資。中國不再願意從美國購買任何重要的軍事設備。[22-34]天安門悲劇發生的一個多月後，在 7 月 14 日法國召開的七國峰會上，主要的問題不是是否制裁中國，而是應當採取多麼嚴厲的制裁。與其他領導人相比，布殊總統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張較溫和的制裁。布殊總統確實支持取消世界銀行新的對華貸款，同意為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提供永久居留權，但他反對採取他認為可能導致美中關係徹底破裂的更強硬的制裁手段。[22-35]布殊在 7 月 28 日再次致函鄧小平，重申了他要維持兩國工作關係的願望。針對鄧小平所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布殊寫道，他認為問題是由中國的行動造成的。鄧小平於 8 月 11 日對布殊作出了誠懇的答覆，他對布殊維護和發展兩國關係的願望表示感謝，但他再次表示，是美國在制裁中國，傷害中國的利益和尊嚴。他說，希望這種局面能夠很快得到改善。[22-36] 布殊知道鄧小平對美蘇交往很敏感，他在答覆鄧小平時建議，12 月 1 日布殊和戈巴卓夫的瑪律塔峰會之後，斯考克羅夫特可以飛往北京向他和江澤民通報會談結果。在這期間，由於美國和日本決定不派高級官員訪華，鄧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國前官員。他會見了美國民主黨特使伍德科克，還會見了前總統尼克遜以及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後者其實擔任著布殊政府的牽線人。日本不存在強大的反對黨或能夠充當使者的前政治家，因此鄧小平會見了與日本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日本商界領袖。這些客人來到北京時，鄧小平鼓勵他們與他的接班人江澤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導著關鍵性的會談。鄧小平在 1989 年 10 月會見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遜，陪同他的是卡特的中國問題助手米歇爾?奧克森伯格。尼克遜強調說明了美國為何要對「六四」鎮壓作出強烈反應，但雙方也探討了打破僵局的途徑。鄧小平說，中國處於弱者的地位，不能採取主動；他堅持認為，處於強勢地位的美國應當先邁出第一步。[22-37]不到兩周之後，11 月 10 日，也是鄧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牆倒塌的第二天，他會見了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鄧小平向他保證，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將會繼續。他請基辛格把他的一封信轉交布殊，其中提出了一攬子外交設想：（1）中國允許正在美國大使館避難的異見人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前往美國；（2）美國取消一部分對華制裁；（3）雙方設法簽訂一到兩項重要的經濟合作計劃；（4）江澤民訪問美國。[22-38] 幾個月後的 1990 年 5 月，布殊宣佈批准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中國已經同意讓方勵之離開美國大使館出國的決定。[22-39]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在 12 月 10 日第二次會見鄧小平時，事情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斯考克羅夫特受命公佈這次訪問，美國有線電視則在 12 月 18 日爆出了前一次秘密訪問的新聞。[22-40]許多美國人仍然對「六四」事件深感悲痛，在他們看來，美國政府的代表秘密飛往這個在街頭槍擊手無寸鐵的民主擁護者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對道義的踐踏，尤其是這件事發生在布殊宣佈停止高層交往之後。[22-41]但是布殊和斯考克羅夫特著眼於兩國的未來和兩國領導人之間密切的個人關係，他們認為這次訪問有助於避免與中國關係的破裂，這顯然符合美國的戰略、文化和經濟利益。[22-42]在第二次訪問中，鄧小平對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說，他們來北京訪問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沒有牢固的中美關係，也難以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他又說，並不是中國在威脅美國，而是美國的政策威脅著中國；此外，如果中國發生更多的動亂，對全世界都有很大危害。鄧小平用和緩輕鬆的語氣，請斯考克羅夫特轉告布殊，中國有一個退休老人相信中美關係很重要，雙方必須想辦法解決問題。[22-43]這次訪問剛過，美國就宣佈同意售賣三顆通信衛星給中國，美國將支持世界銀行向中國發放用於人道主義目的的貸款。不久之後，中國在 1 月初宣佈北京解除戒嚴並釋放 1989 年春天時被拘留的 573 人。[22-44]在這些初步的變化之後，美中對話又陷入僵局大約一年。錢其琛外長抱怨說，美國已經失去了與中國會談的興趣。斯考克羅夫特則表示，中國領導人不再表現出靈活性。但雙方都認為產生僵局的原因是東歐和蘇聯的動亂。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崩潰1989 年到 1991 年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劇變，再加上 1989 年春天北京的示威運動，不但使外國人、也使很多中國人懷疑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存在下去。柏林牆的倒塌、東歐國家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讓很多西方人興高采烈，他們希望中國的民主派也能讓共產黨的統治壽終正寢。同時，中國領導層竭力控制住國內的問題，但他們的媒體向民眾所作的報道被那些發生在東歐和蘇聯的出人預料的事件所壓倒，一次又一次讓他們陷入尷尬的境地。通過《參考資料》上每天從西方媒體翻譯過來的材料，中國的官員要比一般群眾更加瞭解真相。讓中國人和鄧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驚的，是發生在羅馬尼亞的、反抗中國的老朋友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它在 12 月 25 日以兩人被槍決而達到頂點。齊奧塞斯庫是東歐領導人中唯一下令軍隊向平民開槍的人，中國領導人不可能不想到七個月以前北京類似的軍事行動。確實，羅馬尼亞的事態急轉直下，導致了齊奧塞斯庫被處決，這讓中國領導人擔心自己能否免於和齊奧塞斯庫棗他曾表示贊成北京 6 月 4 日的鎮壓棗同樣的命運。這種擔憂的程度，大概可以從政府對中國民眾掩蓋羅馬尼亞動亂的做法中看出。當齊奧塞斯庫在 12 月 17 日下令軍隊向平民開槍時，中國媒體未作報道，只是在四天以後簡單地報道說，齊奧塞斯庫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對抗恐怖活動，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無法避免報道羅馬尼亞的大規模衝突時，中國媒體僅僅承認了新華社駐布加勒斯特辦事處的一些窗戶被子彈擊碎。12 月 27 日齊奧塞斯庫被槍決兩天後，《人民日報》在第四版下方發佈了一則只有一句話的報道：「羅馬尼亞電視台 12 月 25 日宣佈，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庭判處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死刑，這一判決已經得到執行。」[22-45]斯考克羅夫特當時正在北京，據他說，中國領導人過去經常讚揚齊奧塞斯庫，說他證明了共產黨能夠頂住自由派的猛攻，當他們聽說羅馬尼亞的事變後感到了驚恐。[22-46]齊奧塞斯庫遭到處決尤其令鄧小平感到不安。齊奧塞斯庫在 1985 年 10 月訪問北京時，曾向鄧小平頒發羅馬尼亞的最高勳章「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早在 1965 年 7 月，當中國和華沙條約組織仍有一些交往時，在如何爭取對蘇聯和華約組織保持更大獨立性的問題上，鄧小平與齊奧塞斯庫觀點一致。齊奧塞斯庫在 1982 年和 1985年訪華時，曾獲准在群眾大會上講話。也正是在齊奧塞斯庫 1985 年訪華時，鄧小平請他向戈巴卓夫轉達改善中蘇關係的條件，這為戈巴卓夫 1989 年的訪華鋪平了道路。[22-47]他當時宣佈「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比過去更加緊密地合作」。[22-48]同時，《參考資料》詳細翻譯了西方有關齊奧塞斯庫的反對派日益壯大的報道，但一般群眾是看不到這類報道的。[22-49]12 月，羅馬尼亞反對派運動的嚴重程度大白於天下之後，鄧小平暫時停止了公開會見的活動。據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他在 12 月的前半個月有六次會見活動，但從 12 月 17 日棗齊奧塞斯庫下令向人群開槍的那天棗到來年的 1 月 18 日（這一天他會見了香港商界領袖李嘉誠）之前，沒有任何會見的紀錄。[22-50]因此，在羅馬尼亞危機期間的12 月 21 日是江澤民接見了香港記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擔憂，他們自「六四」以來對八年以後香港回歸大陸時會發生什《人民日報》在 1989 年 9 月引用過對齊奧塞斯庫的一次採訪，麼一直憂心忡忡。和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要在緊張的局勢中表現出鎮靜；他解釋了為何中國的情況與東歐有著根本的不同。他說，中國共產黨能夠在 1949 年建立政權，是依靠自己的軍隊而不是蘇聯軍隊取得勝利的結果；中國沒有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國一直以來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澤民解釋說，在中國實行戒嚴不是為了對付不守規矩的學生，而是為了維護秩序。就像 1957 年時的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肯定了民主是一個可取的目標，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取決於國家的政局穩定。[22-51]從 1989 年到 1991 年底蘇聯解體，北京負責宣傳工作的幹部感到很難處理從東歐和蘇聯傳來的消息。儘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蓋、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聞，但事件本身畢竟還是時常讓他們感到頭痛，因為這些事件使他們不可能取信於民。1989 年 6 月 4 日，鄧的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同一天，波蘭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選出了議會，這也是二戰之後蘇聯佔領東歐以來，東歐國家第一次舉行這樣的選舉。但是《人民日報》直到 6 月 10 日，即鄧小平向戒嚴部隊幹部發表講話之後，才向民眾報道了這一選舉的消息，但仍然隻字不提反對黨候選人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共產黨候選人。早在 1980 年代中期，當雅魯澤爾斯基（Woyciech Jaruselski）取締深得民心的團結工會時，北京的媒體曾為之拍手稱快；而在 1989 年 11 月雅魯澤爾斯基被趕下台時，深感震驚的北京官員並沒有向中國民眾及時報道這一消息。[22-52]從 1989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當成千上萬的東德人湧入西德避難時，中國的報紙卻在繼續讚揚東德。例如，10月 7 日（東德共產黨統治 40 周年紀念日）東德爆發大規模抗議時，《人民日報》不但隻字不提，反而誤導人們說：「東德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現在已經加強了團結。」然而，這種向中國民眾掩蓋東歐事態真相的做法只會對北京的領導產生不良影響。當 11 月 11 日柏林牆被推倒時，《人民日報》再也無法掩蓋這一消息了。[22-53]1990 年 2 月的蘇共全會討論了放棄黨對權力的壟斷的問題，《人民日報》沒有作任何報道。全會結束那天，《人民日報》根本沒有提到蘇聯，而是宣佈「在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肯定會發生新的動亂和戰爭，國家將陷入分裂，人民將遭受苦難，更談不上國家建設」。第二天報紙才登出莫斯科的蘇共全會同意放棄壟斷權力的消息。[22-54]蘇聯解體後，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樣高興。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 1950 年代中國採用蘇聯式工業化時的一句著名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涵義卻非常不同。鄧小平在 1989 年底辭職後不再積極參與處理東歐和蘇聯問題，但是他不可能迴避這些事態發展的後果。從 1989年到 1992 年，他試圖加強群眾的信心：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東歐或蘇聯共產黨，它能挺過去。他沒有預言蘇聯或東歐會發生什麼事情，但他從 1989 年底開始使用「不管東歐或蘇聯發生什麼」作為開頭語，以表明中國的情況不同。鄧小平堅信加快發展經濟是保持人民擁護的關鍵，因此他一再表示實行能使經濟不斷進步的政策的重要性。在一個特別敏感的日子，即 1991 年 8 月 20 日，蘇聯保守派發動政變將戈巴卓夫軟禁在克里米亞的一幢鄉間別墅裏的第二天，鄧小平把高層領導人棗不久前才從莫斯科回來的江澤民，還有楊尚昆和李鵬棗叫到一起，讓他們增強決心，團結一致做好工作，避免發生分裂。鄧小平重申，儘管發生了動亂，由於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功，中國能夠頂住外部壓力。他承認中國有可能波浪式前進，快速進步時期之後會進入調整期。他還指出，世界形勢的巨變給中國提供了前進的機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機遇，其他國家就會迎頭趕上，又把中國拋在後面。最後，鄧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強調經濟增長不意味著中國要忘記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22-55]1991 年 10 月 5 日，在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脫離蘇聯、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過程幾個星期之後，鄧小平接待了碩果僅存的幾個共產黨國家之一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他對金日成說，中國仍將堅持經濟上改革開放，同時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證明中國需要共產主義體制，他說，中國今年發生水災時沒有哪個國家能為中國解決問題。中國能夠有效應對水災，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22-56] 1989 年 10 月 26 日，鄧小平就曾宣佈對黨的體系的信念，他對泰國首相差猜說：「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2-57]儘管中國領導人在向民眾報道蘇東巨變時動作遲緩，但他們很快就根據新的現實調整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當巴爾幹幾個共和國宣佈獨立時，中國立刻給予承認；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總統戈巴卓夫宣佈辭職，俄國國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宮上的蘇聯國旗時，中國很快就從外交上承認了俄國和其他獨立國家。[22-58]鄧小平在試圖說明蘇聯犯下的錯誤時宣稱，蘇聯沒有及時進行經濟改革，高層領導人沒有堅定地維護共產黨。相反，蘇聯領導人與美國搞軍備競賽，錢花在了這種競賽上，而沒有用來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蘇聯的領導層享受著優越的生活，但蘇聯人民並不是這樣。在天安門悲劇之後的困難時期和蘇聯解體的時期，鄧小平不斷重複著一句口頭禪：「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有所作為。」[22-59]無論鄧小平本人在「六四」後對中共的前途有何疑慮，沒有紀錄證明他對中共有能力克服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崩潰帶來的困難有過任何懷疑。他在公開場合總是表現得鎮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夠挺過去，並最終取得勝利，經濟也將繼續增長。他記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丟了官職，但每一次又都回來了；他見證過自己的部隊打了敗仗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他見證過中國在大躍進和「文革」之後的復元。鄧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之後的三年中，向公眾展示著他的毅力、堅韌和十足的自信，在這種環境中能有如此表現的世界領導人並不很多。對保守的經濟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黨內的氣氛不允許鄧小平扭轉 1988 年放開物價後為消除通貨膨脹和民眾恐慌而實行的保守經濟政策。但是鄧小平由衷地認為，只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才能維持民眾的支持以避免東歐和蘇聯的命運。從 1988 年 9 月 26 日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始實行的緊縮計劃是陳雲的得意之作。為了結束通貨膨脹，政府降低了增長目標和支出，減少了貨幣供應，收緊和強化了財政控制，努力消除財政赤字。此外，為安撫對腐敗的民怨，政府發言人袁木宣佈緊縮計劃也包括禁止政府興建樓堂館所。[22-60]富有經驗的經濟顧問薛暮橋為緊縮計劃中的「整頓」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釋。他說，1984 年之後，新的體制和宏觀調控手段還沒有到位，以價格、稅收和信貸來調控經濟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隨著權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業，包括鄉鎮企業，過快地擴大投資，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為避免後者的失控才採取了緊縮措施。[22-61] 李鵬總理在 1989 年底的計劃工作會議上忠實地推進了緊縮計劃，他說，黨要集中力量提高質量標準，改善商品流通，加強黨對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他提出，儘管實行緊縮方案，黨仍然要繼續推動改革。工廠的管理者要作好有關技術和生產的關鍵決策，中國要堅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22-62]「六四」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抨擊，導致一些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擊以及對市場開放的抵制。[22-63] 已經在 1987 年靠邊站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宣傳家鄧力群，又開始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陳雲的部下則認為過分開放市場導致了紀律鬆弛和學生示威。江澤民讓正統思想的捍衛者胡喬木為他起草了1991 年 7 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 70 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22-64]1988 年實行的保守政策有助於緩解通脹壓力、加強投資控制和預算平衡。當時預計，1989 年到 1992 年這個時期結束時，一旦調整完成，便可以用較溫和的步調重新開始各項改革棗包括物價改革、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的分離、稅制改革以及銀行業改革。[22-65] 但是，1989 年「六四」之後西方國家的制裁進一步限制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更何況經濟官員還在繼續實行謹慎的經濟政策。即使很想與鄧小平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的江澤民，在經濟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主流氣氛，而這種氣氛現在更有利於陳雲的慎重立場。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 1988 年的 11.2%降至 1989年的 3.9%。為防止在這種急速的下滑中出現政治騷亂，沒有讓大城市的國營企業職工丟掉工作，工資也沒有受到觸動；但是在小鄉鎮和行政村一級，從 1989 年到 1990 年有將近 2,000 萬人丟了飯碗。[22-66]這時鄧小平想不顧一切加快發展以維持民眾的支持，然而他在黨內缺少足夠的支持。愛國主義教育「六四」後幾周的危機時刻過後，鄧小平等領導人開始處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年輕人對政府和共產黨的疏遠。在談及導致「六四」事件的問題時，鄧小平提到了沒有對青年進行「教育」，他這樣說的意思和毛澤東一樣，是指政治教育。但是鄧小平的這種教育觀並不集中在「意識形態」上，他認為那種教育過於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在「六四」之後這意味著什麼？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的崩潰表明，共產主義世界的年輕人已經失去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和共產黨正統學說的信仰。鄧小平和他的黨內元老們認識到，不能再指望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動中國的年輕人了。儘管鄧小平本人支持過反對地主資本家的階級鬥爭，但它也無法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引起年輕人的共鳴了。為了贏得中國年輕人的心，需要用什麼來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愛國主義。67 強調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愛國主義教育在 1940 年代就是宣傳的主題，而且從未消失過。但是它在 1950 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只起著次要作用。當鄧小平在 1980 年代試圖加強與西方的關係時，它已經趨於沒落。然而在1989 年之後，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出現了針對外國制裁的普遍的愛國主義反應。在很多西方人看來，對中國的制裁是對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國領導人進行抨擊的一種方式，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制裁傷害的卻是全體中國人。就像抗戰時期共產黨人訴諸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樣，此時的愛國主義「教育」把民族主義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反過來說，批評共產黨事實上就是不愛國。[22-68]出現這種意識形態轉變的時機很有利。在鄧小平時代，正如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一種「對中國歷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澤東視為剝削者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曾是受批判的歷史人物，而在鄧小平時代逐漸被重新解釋為「那個時代的進步力量」。換言之，在鄧小平時代，更易於用較客觀的方式研究中國歷史了；過去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的歷史人物，又成了具有優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質的人。在 1980 年代末，甚至國共內戰時的頭號敵人蔣介石也開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對待，雖然毛澤東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 1989 年之後，中宣部利用這種趨勢，鼓勵年輕人以中國歷史為榮。[22-70]正如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談到中國思想狀況時所說，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國人批判自己的傳統、崇拜西方時，「在叛逆的言辭背後??也跳動著新一代熱血青年躁動不安的心，他們懷著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為中國人的自豪」。[22-71]即使沒有愛國主義教育，到 1980 年代末時很多中國人已經認識到，1978 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以後，中國人過於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傳幹部所說，有些年輕人認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國的圓」）。但是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現代化，中國人自然而然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六四」之後外國人的制裁和批評，為鄧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強化這種愛國主義的有效手段。天安門悲劇後的幾周內，鄧小平開始強調他的愛國主義教導。中宣部巧妙地宣傳外國人的反華言論，使很多中國人、甚至包括主張民主的學生感到憤怒。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1994 年後改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做法被廣為宣傳，將民眾的怒火引向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外國拒絕向中國提供現代技術，被說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國分享現代化成果。外國人批評中國對待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做法，被說成是外國列強企圖削弱中國的陰謀。西方對臺灣的支持和對中國主張南沙和東海島嶼主權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國民眾作出的解釋中，被說成是遏制中國的例證。諸如此類的宣傳取得了預期的效果。1989 年後的幾年裏，當初高呼口號反對政府腐敗和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學生，也開始支持黨和政府。他們喊出了反對外國人的口號，因為他們認為外國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責中國。在喚起年青人的愛國主義方面，特別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體巧妙地宣傳外國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對北京主辦奧運會的言論。國家主席楊尚昆在 1990 年向國際奧委會宣佈中國將申辦奧運會後受到外國的抵制，這讓年輕人怒不可遏。1989 年時反政府的年輕人，現在又熱烈支持政府有關中國受到其他國家苛待的說法。在這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過於重拾抗戰時期的反日宣傳。當日本政客參拜供奉著日本在二戰中陣亡官兵的靖國神社時，或是當極右翼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時，即使這種事在日本並沒有多少人在意，他們的言論仍會被公佈在中國的媒體上，引起強烈的反日情緒和對中國領導人的支持。1991 年底，中宣部還制訂出一套更加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棗利用教科書、講演和媒體。1991 年 11 月發佈了〈充分利用文化遺產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文件。後來又下發了〈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通知〉。這兩份文件的重點都是教育那些沒有經歷過抗日戰爭或內戰的青少年。天安門悲劇之後鄧小平批評外國實行的制裁，沒有紀錄表明他在 1992 年退休前反對宣傳部門激發愛國主義的做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傾向。中國存在著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陷入分裂的危險，因此需要作出認真的努力重新贏得年輕人的支持。愛國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機會的增加，共同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是，鼓動排外情緒的做法也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鼓勵的範圍，而且在他退出政壇後愈演愈烈。隨著外國在 1990 年代逐漸減少制裁，中國必須在這種排外的愛國主義與努力恢復鄧小平在 1977 年以後建立的對外友好關係之間取得平衡。[22-1]SWDXP-3, May 31, 1989, p. 289.[22-2]SWDXP-3, May 31, 1989, p. 291.[22-3]SWDXP-3, May 31, 1989, June 9, 1989, p. 299.[22-4]SWDXP-3, May 31, 1989, pp. 294-299.[22-5]SWDXP-3, May 31, 1989, June 16, 1989, pp. 302-303.[22-6]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197.[22-7]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43-14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414.[2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 年 7 月 16 日，頁 1285。[2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22-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173.[22-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8 月 17 日，頁 1286。[22-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頁 1286-1287；SWDXP-3, pp.305-311.他還說，他的喪事也要越簡單越好。[22-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頁 1287；SWDXP-3, pp. 305-311.[22-14]SWDXP-3, p. 311.[22-15]SWDXP-3, pp. 312-313.[22-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9 月 16 日，頁 1289-1290。[22-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頁 1295-1296。[22-18]Rong De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1-5.[22-19]SWDXP-3, p. 315.[22-20]據奧克森伯格所說，他陪同尼克遜總統在 1989 年 10 月會見了鄧小平。這是奧克森伯格第14 次、也是最後一次與鄧小平會談。見 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97, 35.[22-21]George Bush,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1.[22-22]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78.[22-2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93.[22-24]2010 年 11 月與芮效儉大使的私人交談。[22-25]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225-226; Lilley,China Hands, pp. 222-223, 378.[22-2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1-99. See also Perry Link,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29-38;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24-28.[22-27]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8-102. See also Bush, China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Lilley, China Hands.[22-28]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2.[22-29]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46.[22-30]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6.[22-31]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11; 《 鄧 小 平 年 譜（1975-1997）》，1989 年 7 月 2 日，頁 1284；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131-139. 關於天安門事件對美中關係的影響，見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22-3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07.[22-3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9; 另見 Suettinger, BeyondTiananmen 中的訪問報告，pp. 79-83.[22-34]2008 年 12 月對 Eden Woon 的採訪，他是國防部官員，在這些談判中扮演著重要角色。[22-35]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28.[22-3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22-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10 月 31 日，頁 1294-1294； "The UnitedStat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Strains in Sino-AmericanRelations,"SWDXP-3, p. 321;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81.[22-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11 月 10 日，頁 1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