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36

6 月 2 日和 3 日，抗議的學生採用了他們自 5 月 19 日以來學會的策略。儘管有對講機的人很少，但他們很好地利用了摩托車來傳遞部隊移動的消息。數百名稱為「飛虎隊」的騎摩托車者向各個地點傳送消息，告知部隊的動向，使人們能夠及時設置路障。當路障迫使領頭的卡車停下來時，人們便一擁而上，割破輪胎或放氣，使卡車無法繼續前進。然後人們又割斷線路或拆卸零件，開始嘲弄車上的士兵，並朝他們扔磚頭石塊，有時候還攻擊坐在卡車後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擋住了第一批卡車，而且使後來出發的卡車也無法繞過前面不能動彈的車隊。[21-46]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發生在 6 月 3 日夜晚到 4 日凌晨天安門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這裏離木樨地不遠，附近的高層住宅樓居住著很多退休的高幹。38 軍的部隊在晚上 9 點半到達木樨地時，看到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這裏阻止他們前進。公車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擋住了裝甲車前行。解放軍先是放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但沒有多大效果，人們大膽地向部隊投擲石塊和雜物回應。有個軍官用擴音器命令人群散開，也沒有奏效。由於 38 軍軍長徐勤先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帶兵，這支從西面開過來的軍隊就像在中國內戰中向解放軍投誠的國民黨軍隊一樣，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忠誠的特殊壓力。大約 10 點半前後，木樨地附近的部隊開始朝空中鳴槍，投擲眩暈手榴彈，但並未造成死亡。夜裏 11 點時，仍然無法前進的部隊開始直接向人群射擊，使用的是每分鐘能發射 90 發子彈的 AK-47 自動步槍。有人中彈時其他人就會將傷者搬離危險區，把他們抬上救護車或放在自行車和三輪車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復興醫院。解放軍的卡車和裝甲車也開始全速前進，壓過任何敢於擋路的人。[21-47]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了大約四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大約四英哩的路程。[21-48]在天安門廣場，雖然半夜之前到達的部隊人數有限，但一些警察和便衣早在幾小時前就已經來到這裏。晚 8 點，燈光照亮了廣場和東長安街，到晚 9 點時這條大街上已幾乎空無一人。裝甲車和坦克開始載著部隊進入廣場。在數英哩之外，當軍隊從東邊向廣場開進時，一些步槍子彈擊中外國攝像師和記者們所在大樓的窗戶棗軍隊這是在警告他們不要靠近視窗，因為那裏可以拍攝到廣場附近的屠殺畫面。一些穿便衣的軍官擋住外國人，告訴他們離開大街以免受傷，並警告他們不要拍攝軍事行動的照片。很多拍攝者的照相機和膠捲被沒收。[21-49]在部隊開始進入廣場之前，廣場上仍有大約 10 萬名示威者。6 月 4 日即星期日凌晨 1 點，軍人們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著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變得恐慌。到凌晨兩點時廣場上只剩下幾千人。學生領袖柴玲宣佈，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臺灣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劉曉波等幾位著名知識分子早在 6 月 2 日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他們都認為這可能是學生佔領廣場的最後幾天。[21-50]侯德健用麥克風警告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說，武裝部隊正在向廣場推進。他說，現在聽他講話的人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不怕死的，但是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留在這裏的人應該和平撤離，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當作武器的東西。當部隊步步逼近時，侯德健和另外三個人於 3 點 40 分左右與戒嚴部隊見面，協商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經過簡短的談判之後，解放軍軍官表示同意。凌晨 4 點廣場燈光關閉。侯德健返回後不久就通過話筒宣佈了他們達成的協議，讓留在廣場的學生馬上離開。大約 3,000 人跟隨著侯德健匆匆離開了廣場。4 點半軍隊和軍車向前推進，留下來的學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 5 點 20 分時大約只剩下 200 名無畏的示威者。他們被部隊強行趕走時，是黎明之前，5 點 40 分，正如清場命令所要求的那樣，廣場上沒有剩下一個示威者。[21-51]據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 4 點半到 5 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地承認了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21-52]政府也不否認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 6 月 4 日幾天後的報告中說死了 200 多人，包括 20 名軍人和 23 名學生，大約 2,000 人受傷。[21-53] 李鵬在 7 月 2 日對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說死了 310 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軍戰士和36 名學生。[21-54] 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搜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 2008 年為止她總共搜集到近 200個姓名。據 38 軍政委李志遠的報告，除了死傷的士兵外，有 65 輛卡車和 47 輛裝甲運兵車被毀，另有 485 輛軍車受損。[21-55] 認真研究過這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 300 人到 2,600 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有上萬人死亡，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當時在北京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據外國武官的估計以及來自北京所有 11 所大醫院的數據報告說，這些醫院中至少有 478 人死亡，920 人受傷。[21-56]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數可能高於這些醫院紀錄的數位，因為一些家庭擔心傷者或家人受到長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療，或通過非常規渠道處理了死者的屍體。[21-57]解放軍和警察在清場之後，花了幾天時間清掃示威期間遍地垃圾的廣場並搗毀了民主女神像。雖然與當地市民發生了少量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鎮壓之後，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很快就恢復了令人不安的平靜。示威的學生領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還有一些人被投入監獄。甚至一些著名知識分子，譬如在廣場上勸說學生撤離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監禁。鄧小平親自決定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滿後仍然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趙紫陽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監禁，一些示威者在 20 多年後仍未獲釋。通過「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處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幫助，包括柴玲和吾爾開希在內的一些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和陳一諮那樣的知識分子領袖，設法成功逃往國外。而王丹被監禁幾年後獲釋，他流亡到西方，在那裏繼續自己的學業。溫室中的一代和被推遲的希望參加 1989 年示威的學生以及較年長的知識分子，像中國歷史上的文人一樣，對國家的命運懷有一種很深的責任感。然而，這些學生是溫室中長大的一代，沒有多少校園之外的經驗。與 1940 年代後期的學生不同，他們沒有用多年時間建立奪權組織；也不同於 1980 年代初的學生，他們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和文革的鬥爭，也沒有經受過上山下鄉的鍛煉。他們是這一代人中最有才華的學生，但卻只接受過考試的訓練，而缺少人生歷練。他們是在中國最好的中學和大學裏備受愛護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此外，這些學生成長的這段歷史時期，並沒有為獨立的政治活動者提供空間，讓他們形成組織並檢驗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組織的成員，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領導者不斷變化，參與者鬆散結合。在運動中脫穎而出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展現了傑出的判斷力和戰略規劃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即興辯才和敢作敢為。留在廣場上的人始終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國家領導人會承認他們的愛國熱情和高尚情操，與他們對話，認同他們對國家的關心是正當的，並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21-58]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 1920 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為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這一代和後來的學生們，都從這次可悲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跟國家領導人直接對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應，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因此，與蘇聯和東歐的抗議學生不同，中國的學生在「六四」之後不再跟共產黨對著幹了。很多學生逐漸相信，只有通過緩慢地建立基礎，通過改善更多人的經濟生活，通過加深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逐漸形成對民主和自由的經驗，才能取得進步。甚至很多不是黨員的學生也承認，領導人當時面臨著國家失控的危險，只有共產黨才能維持促進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穩定。很多人相信，儘管有腐敗和自私的幹部，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棗以及它所帶來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棗要比其他可能的選擇更可取。他們希望，接下來幾十年的穩定和經濟發展，能為自由社會形成一個更牢固的基礎。同時，絕大多數學生運動活躍分子都放棄了集體行動，專注於追求個人前程。很多知識分子、甚至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 20 年裏，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天安門意象的力量1989 年 6 月 4 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在西方掀起的抗議聲浪，遠大於亞洲過去那些規模相近的悲劇。[21-59] 例如，1947 年 2 月 28 日，已經接管臺灣的國民黨為了消滅任何有可能抵抗的地方領袖，由國民黨將軍陳儀殺害了上千名當地的重要人士。這一事件幾十年來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心懷怨恨，但在臺灣之外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韓總統全斗煥在 1980 年為消滅光州的反抗勢力也進行過血腥鎮壓，屠殺的人數遠遠多於 1989 年的天安門，但西方電視台並沒有報道光州事件，國際社會對南韓領導人的譴責也無法與天安門悲劇後中國領導人受到的譴責相比。美國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對這些事件進行分析比較後，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民眾為何對天安門悲劇作出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他給出的回答是：這既與電視將該事件戲劇性地同步展示於觀眾眼前有關，也與學生認同西方理想有關。簡言之，趙文詞認為，北京的鎮壓觸動了人們的神經，因為它被解讀成對美國神話棗即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終將勝利棗的攻擊。很多外國人以此把鄧小平視為自由的敵人，因為他鎮壓了捍衛他們信念的英勇的學生。[21-60]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儘管被野蠻行徑所傷害的人數遠遠多於「六四」事件， 但當時能去中國採訪的外國媒體的數量無法與後來相比。弔詭的是，鄧小平使中國向外國媒體開放，卻使外國記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向全世界報道。在 1989 年春天之前，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活動和與中國人的接觸都受到極大限制。幹部們迫於不允許洩露「國家機密」的壓力，很少與媒體對話，即使對話時也心存戒備。直到 1989 年 4 月以前，如果記者要會見想發佈消息的異見人士，只能秘密見面，以免給這些人帶來麻煩。因此，對於試圖一窺幕後真相的外國記者來說，北京之春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確實，對於大多數駐京的外國記者來說，報道 1989 年 4 月 15 日到 6 月之間的學生示威，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興奮的時刻。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在不利的環境中以達到體力極限的強度工作，捕捉著學生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並在本國的電視和平面媒體上報道這幕激動人心的大戲。同時，和記者們熱衷於報道學生一樣，學生們也熱切希望自己的觀點讓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對學生毫不掩飾的大力支持，使記者和學生都難以想像政府會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很多記者事後自我批評說，他們像自己所報道的學生一樣沉浸在興奮之中，以至於看不到潛在的危險，未能讓西方觀眾對後果有所準備。到 5 月底時，西方的電視觀眾和報紙讀者已經完全認同為民主而戰的學生，因此他們把血腥的結局視為鎮壓「我們的」學生，學生的立場就是「我們的」立場。民主女神像尤其讓美國人感到親切，因為它顯然是對自由女神像所代表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觀眾看來，無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獨裁者射殺的。記者看到自己剛剛結識的學生被打擊和槍殺，無不感到義憤填膺，以至於情不自禁地誇大了恐怖。有人報道被殺害的示威者多達 5,000 人甚至 10,000 人。6月 4 日之後，有關中國已處在內戰邊緣的說法，仍然頻頻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甚至直到 6 月 9 日鄧小平會見各大軍區領導人時仍是如此。但對於客觀的觀察者來說，局勢此時顯然已經穩定下來。[21-61]在極力控制事態的中國領導人看來，外國媒體成為了推波助瀾的「黑手」， 因為中國的酒店職員、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華人，都能夠收聽收看到這些節目。確實，很多中國人都熱切收聽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道。中國的專業記者羨慕那些能夠自由報道他們所見所聞的西方記者，並在自己寫報道時試圖擴大自由的尺度。天安門事件之後，那些相信美國出於國家利益需要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商人、學者和美國政府官員，很容易就會被指責為跟北京的「邪惡獨裁者」沆瀣一氣。在冷戰就要結束之際，很多敢言的美國自由派主張:我們的政策應當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不應當縱容獨裁者，而是應當站在民主和人權一邊。表達西方人對這些理想的信念，還有比譴責天安門鎮壓的責任人更好的方式嗎？因此，鄧小平在「六四」後所面對的敵意，不但來自義憤填膺的中國年輕人和市民，而且來自與示威者秉持同樣價值觀的西方官員。假如？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批評鄧小平的人說，假如他在 1989 年 4 月 26 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批評學生領袖的人說，假如他們不那麼虛榮，不那麼自視過高，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不那麼無知，悲劇可能不會發生。還有人認為，假如學生和北京市民在 5 月 20 日沒有阻擋試圖以和平方式恢復秩序的部隊，政府也許能夠避免在兩周之後開槍。批評西方人的中國人認為，假如沒有西方人對學生的抗議煽風點火，沒有外國「黑手」試圖顛覆中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示威活動絕對不會失去控制。尋找深層原因的人將矛頭指向鄧小平和趙紫陽在 1988 年放任通貨膨脹加劇和放鬆對消費品價格控制的決定，這個決定使群眾感到憤怒和焦慮。還有人批評高層官員濫用權力和特權，恐嚇群眾，毫無必要地嚴密監控個人生活，讓自己的親友大發不義之財。有些保守派譴責市場改革走得太快，從而助長貪婪，導致了官場腐敗。還有人相信，鄧小平沒有使國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 1986 年沒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場衝突的最終原因。鄧小平確實認為，處於最高層的幹部有責任作出決定，儘管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但最終必須做他們認為對國家長遠利益有幫助的事。有些人說，假如鄧小平進行更多的選舉試驗，削弱集權主義領導體制的禁錮，引入法治，懲治貪官，國家也許能夠進步得更快，從而避免來自學生的挑戰。還有一些幹部讚賞鄧小平處理天安門示威的方式。他們認為，當 1989 年 5 月底天安門廣場的形勢開始失控時，鄧小平採取的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很多幹部認為，在鄧小平無法用不向人群開槍的戒嚴令恢復秩序之後，他已經別無選擇，只能以他最終所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當很多中國人把鄧小平對北京學生騷亂作出的反應與戈巴卓夫和東歐領導人對付本國動亂的做法加以對比時，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今天的情況要好得多。他們堅信，中國仍然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假如領導人讓知識分子享有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中國不可能維持統一。他們也承認 1989 年悲劇的嚴重性，但是他們相信，假如鄧小平在 1989 年 6 月未能終止持續兩個月的混亂，中國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作為學者，我們和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都很想找出這場悲劇的明確原因，然而事實是我們誰也無法斷定，假如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 20 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 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 20 年裏，中國人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著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 20年裏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 1989 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我們也知道，中國人對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們的政府仍然懷著深切的渴望。官場腐敗引起的民怨自 1989年以來有增無減。很多中國人擔心，沒有更加獨立的媒體和司法制度，很難在控制腐敗上取得進步。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支持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的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21-1]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 27.[21-2]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4.[21-3]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28.[21-4]《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7 日，現藏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University.[21-5]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09.[21-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8-29. 李鵬對這些會議的記述，則是從一個批評趙紫陽不願為恢復秩序採取必要措施的觀點來闡述的，見《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7 日、18 日、19日。[21-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5-34; 2006 年 10 月、2007 年 7 月採訪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21-8]據 Beijing TV Service, reported in FBIS, May 19, pp. 13-14, reprinted in Michel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pp.288-290;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Publishing, 1997), p. 217;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2-43.[21-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34.[21-10]TP, p. 277.[21-1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48-87.[21-12]《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8 日。[21-13]《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9 日、20 日。[21-14]TP, p. 222.[21-15]《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20 日。[21-16]據 Sandra Burton 接受 Amy Zegert 採訪時所言。Amy Zegert 允許我查閱她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修倫斯坦中心所做的 23 次採訪，採訪對象是 1989 年在北京做報道的記者。在此對她深表謝意。[21-1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8-78. 卜正民（Timothy Brook）6 月 4 日之前一直在北京，6 月 4 日之後對軍隊在天安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採訪。當時駐北京的一位美國武官對卜正民的書所作的評論見 Larry Wortzel, "Review: 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123-126.[21-18]《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22 日。[21-1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3-77.[21-20]TP, p. 265.[21-21]《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21 日。[21-22]《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9 日，25 日。[21-23]TP, pp. 277-279, 291.[21-24]TP, p. 305.[21-25]《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31 日。[21-26]《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9 日。[21-27]TP, pp. 297, 308-314.[21-28]《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31 日。[21-29]TP, pp. 323-328. 對鄧向李、姚解釋的另一個譯文見 Oksenberg, Sullivan, and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333-338.[21-3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雖然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但它所報道的情况大多準確。[21-31]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7-88。[21-32]TP, p.319.[21-33]TP, pp. 288-289.[21-34]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in Oksenberg, Sullivan, and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 xl.[21-35]作者在 2007 年 7 月對鄧小平女兒鄧林的採訪。[21-36]當我在 5 月最後一周見到劉賓雁時，他預見到了流血事件，因為他相信鄧小平要嚇住群衆。[21-37]2006 年 11 月採訪江澤民。[21-3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73-74, 80.[21-3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9-91.[21-40]TP, pp. 359-362.[21-41]TP, pp. 353-354.[21-42]《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6 月 3 日。[21-43]TP, pp. 368-369。[21-44]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08-113。[21-45]TP, p. 368-371;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0-151.[21-46]TP, p. 365;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20.[21-4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21-122.[21-4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30; TP, pp. 372-377.[21-4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18-120.[21-50]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94.[21-51]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Distributed by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45; TP, pp. 377-382,389-391. 雖然這些文獻的記述大體一致，但對事情發生的時間估計有所不同。[21-52]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33-148.[21-53]TP, pp. 383-385。[21-54]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1998), p. 109.[21-5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30.[21-56]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61.[21-5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51-169.[21-58]很多領袖人物都出現在 Long Bow Group 的電影《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Peace）中，這部電影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認真研究。[21-59]這一部分內容我使用了 Amy Zegert 對當時記者們的採訪，但是她不對我這裏任何解釋承擔責任。關於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道見 Chinoy, China Live.[21-60]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27.[21-61]例如《紐約時報》記者 Nicholas D. Kristof 和 Sheryl WuDunn 的報道：「[6 月 4 日的]這些屠殺行動可能標志著結束中共統治的起點。」見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第 22 章站穩腳跟：1989-1992「六四」之後北京的氣氛一片肅殺，鄧小平所面對的民眾比共產黨掌權以來任何時候對黨都更加疏遠。到 5 月20 日，情況就已變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輕人的支持，領導人都擔心政權難保。6 月 4 日動用武力威脅致使群眾屈從，但此舉只不過加深了黨與人民之間的鴻溝。軍隊也士氣低落棗軍人為了替黨保住權力而槍擊無辜平民，他們無論如何不會覺得這是英雄壯舉，徵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經歷了 1988 年的通貨膨脹，胡耀邦之死和調動軍隊清空天安門廣場這些事件之後，民眾對鄧小平和中共的擁護跌至最低點，這與 1984 年時高漲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別。鄧小平相信，為了重新贏得群眾的擁護，黨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經濟發展。然而，在 1988 年的通貨膨脹之後，控制著經濟政策的謹慎的保守派卻在抑制增長速度。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受到的挑戰也使很多中國人懷疑，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否還有未來。同時，西方的人權團體和海外的中國留學生都支持中國的異見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對中國政府實行制裁。在西方人看來，在北京發生的殺害那些進行自由民主抗議的無辜學生的行為，是比他們自己國家那些導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量平民死亡的決定更加惡劣的罪行。西方人權團體開始向中國人宣講自由和對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訪華，並對出口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加以限制。中國的外貿和旅遊業都蒙受了損失。西方人沉溺於天安門悲劇的戲劇性場面，西方電視台不斷播放搗毀民主女神像、搬運鮮血淋淋的屍體、試圖孤身一人擋住坦克的青年人這樣的畫面棗所有這一切只會加強外國政府的反華情緒。外國對異見人士的支持和對華制裁是難以輕易消除的。鄧小平相信，外國對示威者的支持和對中國的制裁，使得在中國維持控制變得更加困難。他知道外國人的批評會在中國贏得一些追隨者。但是在這個關鍵的交匯點，就像他下手鎮壓和頂住外國制裁一樣，鄧小平重新肯定了堅持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在 6 月 4 日幾天之前他打算讓解放軍採取他認為必要的措施恢復秩序時就說過：「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22-1]為了重新贏得人們的信任，他說，必須幹出點兒實事，要抓緊調查和懲治腐敗大案，不管涉及到誰。他重申了第三代領導人必須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22-2]對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的講話：1989 年 6 月 9 日「六四」過去之後的幾天裏，鄧小平和領導層仍忙於抓捕他們眼中的「動亂」分子、清理城市和恢復秩序。由於鄧小平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很快就傳出了領導層發生嚴重分裂、政府面臨解體危險的流言。鄧小平在 6 月 9 日打破沉默，向領導鎮壓行動的軍級以上幹部發表了講話。講話的部分內容在電視上播出，使民眾在鎮壓之後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層領導人。鄧小平感謝軍隊幹部在恢復秩序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還利用這個機會對群眾說，他們也應當感謝解放軍的貢獻，政府是穩定的，政策不會改變。鄧小平首先說，他要向在這場鬥爭中為英勇捍衛黨和人民利益而犧牲的指戰員和公安幹警表示哀悼。他說，從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來看，這場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說，幸運的是發生衝突時很多有經驗的軍隊老同志還健在，他們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勇氣。他承認有些同志不理解這次行動的必要性，但是他表示相信，他們最終會支持這一行動。鄧小平說，麻煩在於一些壞人混在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成為西方的附庸。鄧小平問道：「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22-3] 他重申了四項基本原則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棗的重要性。[22-4]對黨的領導人的講話一周以後，即 6 月 16 日，鄧又對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成員說，由於他本人就要退出日常工作，新的第三代領導人要完成平息「暴亂」的任務。要利用這次暴亂，注意過去的錯誤並加以改正，但基本原則不能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經濟不能滑坡。??我們要用行動證明，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不但不會變，而且會進一步得到貫徹執行。」[22-5] 鄧小平再次肯定了黨的戰略目標是正確的，即從 1980 年到 2000 年使經濟翻兩番，到下個世紀中葉使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在北京看過鄧小平講話的外國人說，他的語氣沉著自信，對自己採取的行動沒有絲毫悔意，對可能發生的情況沒有驚慌。[22-6] 鄧小平似乎相信，6 月 4 日的武力展示已經讓反對勢力安靜下來，使黨和解放軍能夠建立牢固的控制。他宣稱，軍事行動為中國贏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穩定。鄧小平的頑強與堅定，讓很多擔心中國可能陷入內亂的人感到放心。鄧小平顯示出自信：中國有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經歷，一定能夠挺過 1989 年之後外國的制裁。他說，民主國家的政治變化很快，嚴厲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續幾年。他認為外國商人會向他們的政府施壓改善對華關係，以便他們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外國政府也會重新認識到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要站穩立場，鼓勵外國友人終止制裁，為好好利用將來的每一個機會作好準備。鄧小平的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 1990 年 11 月為使要求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的決議在安理會獲得通過，便與中國談判達成協議，以布殊總統會見錢其琛為條件來換取中國的支持。[22-7]雖然在這個協議之後大多數制裁措施仍在繼續，但此事是向恢復中美工作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 6 月的兩次公開講話後，鄧小平很少再公開露面，有關他生病或去世的謠言不絕於耳，報紙不得不時常刊登聲明予以否認。其實，鄧小平在 6 月中旬出席了四中全會，7 月初，會見了布殊總統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隨後便去了北戴河，那裏是高層官員夏季療養的地方。[22-8]四中全會： 1989 年 6 月 23-24 日天安門悲劇過去三周後，中央委員會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肯定了過去兩個月為制止動亂採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和恰當的。全會公報讚揚了鄧小平等老幹部面對動亂時發揮的作用，讚揚了軍隊和警員的貢獻。全會還正式批准了高層的人事變動。趙紫陽被免去一切職務，任命江澤民為黨的總書記，宋平和李瑞環得到提拔，與江澤民、李鵬和喬石共同組成了政治局常委會。新的領導班子表示，要繼續沿著鄧小平及其同事開闢的道路前進。江澤民在全會的講話中再次肯定了要堅持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目標：實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22-9]然而大問題依然如故：很多中國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黨內元老則毫不動搖，認為維持秩序必須收緊控制，如何彌合雙方的鴻溝？對於瞭解鄧小平的人來說，他採取的戰略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動經濟發展，加強「思想教育」。也就是說，他對知識分子實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籲不予理睬，並且他要讓群眾相信現行的制度最適合當前的中國。向江澤民交班對於如何能使接班人維護團結，繼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有過很多思考。鑒於群眾對「六四」悲劇的反應，鄧很高興他們選擇了一個沒有參與鎮壓的接班人，這可以讓群眾感到有一個新的起點。雖然江澤民在 6 月 4 日之前就來到了北京，但鄧小平要確保江澤民的名譽不因天安門事件而受損。為此，他個人承擔了在北京恢復秩序的責任，並且直到6 月 24 日江澤民在四中全會上正式當選為總書記，才宣佈了對他的任命。[22-10]鄧小平在這時宣佈自己的接班人，也是要向黨和群眾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 果斷移交了權力，並不是在匆忙推出一個接班人。黨內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心人物棗雖然他們在 1978 年不願授予鄧小平最高的頭銜，擔心這會使權力過於集中，但是他們在 1989年願意給江澤民這種頭銜，以便他能夠得到作為有效的國家領導人所必需的權威。在「六四」後的幾周裏，鄧小平有理由對江澤民的表現感到滿意。江澤民學得很快並與推選他的黨內元老棗除鄧小平之外，還有陳雲和李先念棗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表現出良好的政治直覺，並利用曾慶紅為他出謀劃策。曾慶紅在黨內政治中人脈極廣，過去就在江澤民手下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隨他一起來到北京後，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在黨內多年從事組織和安全工作，曾慶紅通過他知道了很多黨內的人事內幕；他母親鄧六金是延安幼稚園的園長，許多現在的領導人都是當年從那裏出來的孩子。曾慶紅很好地運用他的個人關係網，協助江澤民在北京政壇上周旋。江澤民難以與根基深厚的鄧小平相比棗鄧在北京有幾十年的經驗，對同事有廣泛而深入的瞭解棗所以江澤民要依靠曾慶紅等精明的部下來處理好這些關係。1989 年 8 月 17 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養的鄧小平把楊尚昆和王震叫來，他對他們說，他打算在 11 月的五中全會上把自己仍然擔任的軍委主席一職交給江澤民。[22-11]黨內領導人明白，這不僅意味著把軍隊的控制權交給江澤民，而且是交出了對中國的全部責任。鄧小平等人從北戴河回來後，又在 1989 年 9 月 4 日把黨內的高層領導人棗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和萬里棗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計劃。剛開會，鄧小平就提醒他們，他過去多次說過，自己最後的責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幹部能夠自動把權力交給更年輕的領導人。鄧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齡沒有硬性規定是制度上的一個重大缺陷，不但在毛澤東晚年是這樣，而且是帝制時代的通病。（批評鄧小平的人可能會補充說，他們讚賞鄧小平的退休決定，但是假如他再早幾年退休也許更好。）鄧小平說，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國際麻煩，最好還是在他仍然在世時交出職務。但是，儘管如此，他覺得自己仍可以通過會見他所熟悉的外國客人發揮一定作用。鄧小平指示說，預定於 1992 年召開的下一屆中共代表大會要解散中央顧問委員會。這個由陳雲擔任主任的委員會，只是作為一個「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臨時機構成立的。鄧小平宣佈，他在 11 月的五中全會上退休時，就像政府其他部門的退休過程一樣，要越簡單越好。[22-12]然後鄧小平說出了他的離別寄語：一定要讓群眾和外國人明白，中國領導人將堅持對外開放，這一點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維護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權威，如果沒有這種權威，中國就無法在困難時刻解決問題。[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