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32

變了卦，宣佈進行政治改革要慎重。[19-4]鄧小平對 1980 年波蘭罷工的反應，類似於 1956 年毛澤東對匈牙利和波蘭起義的反應。先是允許開放言論，意在幫助改正官僚體制中最嚴重的弊端，爭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變的批評者。但是一旦發現對黨的敵意威脅到了黨的領導，就要進行壓制。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在 1957 年開展無情的反右運動斷送了知識分子的擁護，因此他在 1980 年試圖走溫和路線，既要限制言論自由，又要讓知識分子繼續積極支持現代化。鄧小平沒有像 1957 年的毛澤東（在鄧的幫助下）那樣開展全面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但他顯然進行了壓制。在1980 年 12 月的講話中，鄧小平沒有直接否定自己 8 月的講話，他繼續從正面使用「民主」一詞，但他仍舊堅持「民主集中制」，即黨的決定一旦作出，黨員就要執行。此外，胡喬木的信下發後，鄧小平小心地不再像 8 月那樣寬厚，他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鄧並沒有放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但只有在斷定時機成熟後他才會重提此事，而這個時機直到 1986 年才到來。老幹部退休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的講話中，鄧小平還談到了另一個容易引起分歧的問題：「﹝老同志﹞現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幫助黨組織正確地選擇接班人??讓比較年輕的同志走上第一線，老同志當好他們的參謀。」[19-5]當時還沒有關於退休年齡的規定，很多老幹部在找接班人的問題上拖拖拉拉。他們在事業高峰期趕上文革，被革職近十年，因而認為自己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個人犧牲，現在終於能讓他們發揮渴望已久的作用，但剩下的時間又沒有幾年了，因此不想放棄權力。再者，這些老幹部也不想放棄官員的特權：住房、帶司機的專車、勤務人員、重要會議上的座次和氣派的宴會。此時中共還沒有為高級幹部建立全面的退休政策。如何處理下級幹部的退休事務不是問題：上級幹部制定規章，下面執行就是。麻煩在於如何對待北京的高層領導人。關於需要制定有關退休的一般原則，黨的領導人能夠達成共識，但是棘手之處在於細節：中國正進入一個關鍵時期，需要這些老幹部訓練和培養新一代接班人，如何處理這幾百名老幹部的退休問題？在 8 月 18 日的講話中，鄧小平對他的計劃作了說明。成立一個地位很高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讓老幹部擔任榮譽職務，繼續享受與職務掛鈎的各種特權。老幹部不難看出鄧小平是要讓他們變得「有名無權」——早在 1975 年 7 月鄧小平就對軍隊的退休問題提出過類似方案。後來，政治局的老幹部確實變成了中顧委的核心成員。此時，鄧小平本人也打算在幾年內退休。8 月講話的幾天後，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是否會辭去副總理職務，鄧小平說：「不但我辭職，我們老一代的都不兼職了。??過去??實際上存在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個﹞制度上的缺陷在 60 年代還看不出來，那時我們還年輕。??所以我們說，老同志帶個頭，開明一點好。」[19-6]幾周以後，鄧小平又對老一代不「開明」表示氣惱。12 月 25 日，在為籌備六中全會和十一大而召開的一次為期十天的會議結束時，鄧小平說：「中央在最近一年中多次強調，老幹部要把選拔和培養中青年幹部，作為第一位的、莊嚴的職責。別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作自我批評，這項工作做不好，就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19-7]1982 年 2 月中顧委正式成立，鄧小平希望其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的）正式職務。規定中顧委成員要有 40年的黨齡和領導經歷，鄧小平是第一任主任，有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特權。[19-8] 中顧委的全部 172 名成員保留全薪、級別和各種待遇，但不再在正式決策部門任職。[19-9]鄧小平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釋說，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它的委員擁有過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經驗。鄧小平讓老幹部有名無權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很多老幹部，包括陳雲、王震和宋任窮，都成了中顧委委員，但仍然保留著過去的職務。他們退休後，趙紫陽說，在 1980 年代，他和胡耀邦雖說是總書記，其實只是大秘書，因為在這十年裏實權一直掌握在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六人小組」（薄一波、彭真、鄧穎超、宋任窮、楊尚昆和王震）手裏。鄧小平雖然位高權重，但也沒有絕對權力強迫其他所有人退休。事實上，1982 年 3 月，面對來自老幹部的壓力，黨刊《紅旗》雜誌宣佈，由於黨和國家規模之大，讓「二三十名老同志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是必要的。[19-10]但是鄧小平確實確立了在這些老革命辭世後將取消中顧委的原則。以後所有的職務也都會有任期限制。中顧委按原定計劃於 1992 年解散，它給了老幹部榮譽地位，減少了他們的權力，但並沒有使他們完全放棄權力，直到鄧小平在 1992 年完全退休。《苦戀》和文化限制胡喬木在 1981 年 7 月請鄧小平拍板決定，剛拍攝完成的電影《苦戀》是否可以公映。提請鄧小平注意是因為它的內容很有爭議性，而且有可能成為近年來最熱門的影片之一。這部影片根據同名劇本拍攝，電影劇本《苦戀》於 1979年 9 月刊登在《十月》雜誌上，講述一名藝術家在日本佔領時期被迫逃離中國，在海外過了一段好日子後，1949 年決定回來報效祖國。因為有海外經歷，這名藝術家總是受到懷疑與迫害，但他始終忠於自己的國家。藝術家的女兒打算出國時，他不願讓她走，失望的女兒對父親說：「你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兩人談話後不久，這位藝術家死在逃避紅衛兵迫害的路上。在鄧小平觀看的電影版本中，父親思考著女兒的問題，在雪中蹣跚而行，最後倒地而死，他的身體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鄧小平看過電影後說，它「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他承認電影拍得不錯，但這只能使它更加危險：「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19-11]鄧小平的這個結論，為那些試圖對文革受難文學進行區分的宣傳幹部提供了一個指導原則。[19-12]給整個黨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個人不好的可以放行。鄧小平想製造一種比毛澤東時代更自由的氣氛，因此劇本作者白樺儘管受到批判，鄧小平仍允許他留在黨內。當時，另一位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以生動的第一手資料寫下有關腐敗幹部的文章，鄧小平也允許他保留黨籍。甚至胡喬木這位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也說，中央的文件要放棄「文學為政治服務」這種讓很多知識分子反感的說法，他的替代說法是「文學為人民和社會主義服務」，這擴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的範圍。[19-13]但是，描寫過去的小說數不勝數，要把可允許的作品和不能允許的作品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分歧依然嚴重。鄧小平批評《苦戀》十幾天後，在中宣部召開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鄧力群和胡喬木試圖借助鄧小平對《苦戀》的評語，築起一道抗擊批評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文學作品的強大防線。但同樣是在這次會議上，1950 年代的「文藝沙皇」周揚卻發表了贊成文藝多樣化的講話，講話令人振奮，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文革期間受過衝擊的周揚，如今倡導的是他 25 年前作為「文藝沙皇」會批判的文學。他在座談會上問，是讓文藝變成死水一潭好呢，還是讓它成為滾滾長江好？他自問自答：當然是滾滾長江好，儘管會帶來一點兒泥沙。與會者對周揚的熱烈支持使胡喬木處境難堪，他承認同志們有不同觀點。但他堅持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他本人、鄧力群和鄧小平在整個 1980 年代用來批評那些他們認為過分迷戀西方自由的領導人的概念——是一項重要的任務。[19-14]王震強化對中央黨校的控制：1982-1983中國的年輕人和很多知識分子在 1978 年以後感受到了西方吹來的令人振奮的自由之風。但是高層官員對於應該讓民眾享有多大自由卻存在著內部分歧。他們中間很多人受過政治迫害，誰也不想回到 1949 年之前或文革期間的混亂狀態。在高層官員中，胡耀邦最同情想得到更多自由的知識分子和希望有更多靈活性的地方幹部，但他不斷遭遇保守派的壓力，後者害怕寬鬆氛圍帶來的後果。鄧小平則是只要認為必要的時候就會加強紀律，但他繼續支持胡耀邦，哪怕在胡受到保守派批評時。一個重要戰場是中央黨校。1978 年 12 月以後，作為中央黨校實際校長的胡耀邦很少有時間過問那裏的事，但是得到他支持的教員以及他所倡導的黨校的自由探索精神，繼續滋養著有前途的年輕幹部的成長。黨校理論部的學者因在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批評「兩個凡是」中發揮的作用而享有盛名。三個聲譽正隆的學者——吳江、孫長江和阮銘，在副校長馮文彬的支持下繼續推動言論自由，這讓擔心黨的紀律和原則受到損害的黨內老幹部深感不安。去黨校講過課的鄧力群向王震和陳雲彙報了黨校的情況，他們對在寬鬆氣氛中不斷增長的對中共的批評尤其不滿。1981 年 8 月中組部派了一批人去黨校調查上述三位學者，陳雲也給黨校培訓部主任寫信說，黃埔軍校培養出了紀律嚴明的青年軍官，他希望黨校也要培養紀律嚴明的黨員幹部，而不是鼓勵批評中共的人。1981 年中央黨校需要任命新校長時，胡耀邦支持任命項南，他是個思想開明、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共幹部，後來擔任了福建省委書記一職；陳雲則支持任命王震，以對學校的寬鬆氣氛加以限制。[19-15]讓王震這樣一個對外部世界所知不多、被看作粗人的人來領導國家最開明的一批學者，這讓有求新思想的黨員感到憤怒。[19-16]但是鄧小平批准了對王震的任命，於是王震在 1982 年接管了黨校。王震一上任就將馮文彬、阮銘和孫長江撤職。阮銘獲准移民美國，他在那裏詳細地寫下了這段經歷。[19-17]孫長江被安排到首都師範大學這所二流學校教書。（有一次，孫長江開玩笑說，他要感謝王震讓他去了最小的大學，而沒讓他去最大的小學。）[19-18]吳江則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王震清除了他認為思想過於寬容的教員後，並沒有在黨校發揮多少作用。陳雲雖然政治上保守，但他也重視教育水平，讓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蔣南翔擔任了黨校事實上的負責人。蔣南翔既提高了黨校的知識水平，也對思想表達的自由作出了限制。人們普遍認為，對黨校教員的整肅和思想路線的轉向是對胡耀邦的間接批評，因為正是他首先創造了更為寬鬆的氣氛。王震和陳雲也支持對中宣部加強控制。陳雲說，搞不好經濟工作和宣傳工作這兩件事，黨的領導就難以為繼。王震和陳雲認為接替胡耀邦中宣部部長職務的王任重是個合格的保守派，可是王並沒有證明自己是個能幹的領導人，於是鄧小平在 1982 年 3 月 23 日任命鄧力群，取代了王任重。毛澤東曾在 1975 年支持「四人幫」進行嚴厲的思想控制，同時讓鄧小平全面主持政府工作。與此類似，鄧小平在 1982 年讓鄧力群抑制對黨的批評，同時讓胡耀邦繼續主持黨的工作。[19-19]儘管鄧小平並不在意要一絲不苟地堅持意識形態的正統性，但他決心避免讓寬鬆的環境招致人們發表文章和小說詆毀黨的作用。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另一個戰場針對的是胡耀邦給予地方幹部靈活性的做法，這場鬥爭因陳雲在 1983 年 3 月 17 日批評胡耀邦而達到頂峰。1983 年 1 月趙紫陽出訪非洲 11 國，為期一個月，胡耀邦接過了趙紫陽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風比趙紫陽隨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後，便跑到礦區鼓勵人們盡其所能增加產量。他沒有考慮到採煤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比如對環境的嚴重破壞，也沒有預料到私人礦主經常不採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結果發生了許多礦難。在慎重的計劃工作者看來，胡耀邦是個不守紀律的鼓動家，他不充分考慮行動的後果，也不嚴肅看待他們精心制定的經濟計劃。陳雲聽到胡耀邦不夠尊重經濟計劃的彙報後很不高興。他在 3 月 14 日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鄧小平。[19-20]第二天鄧小平便把胡耀邦、趙紫陽和胡喬木叫來，批評了胡耀邦不嚴謹的領導方式。[19-21] 1983 年 3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召開的聯席會議上，趙紫陽沒有點胡耀邦的名，但嚴厲批評了他的活動，認為這干擾了有序的經濟管理。胡耀邦的友人認為趙在 1984 年 5 月寫給鄧的信裏對胡的批評大大超出必要，儘管趙後來對此予以否認。[19-22]在 3 月 17 日的這次會議上，陳雲還談到了十個問題：（ 1）1980 年提出調整經濟是對的，沒有調整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好的形勢；（ 2）2000 年之前的這個時期要分成兩個十年，頭十年是打基礎，後十年振興。如果前十年不謹慎，後十年就困難了；（ 3）可以利用銀行貸款或出售黃金暫時彌補預算赤字，但不能年年出現赤字；（ 4）必須嚴肅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綜合部門，有關經濟形勢的意見；（ 5）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 156 個項目走了彎路是不對的；（ 6）與李先念協商後在 1973 年至 1974 年購入的黃金儲備是必需的，不算多（陳雲當年年初作出的購買黃金的決定被視為一項極為明智的決定，因為此後十年黃金價格暴漲）；（ 7）國家計委要從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資金，搞重點建設；（ 8）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對財經工作都要管，但重點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9）對亂上項目、亂用基建投資的現象，必須制止；（10）中央書記處（當時由胡耀邦領導）對經濟問題要研究，但方法要改進，特別要瞭解綜合部門的情况。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鄧小平顯然對陳雲批評胡耀邦感到不安，會議一結束鄧小平就說，今後由趙紫陽領導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全面負責經濟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19-23]雖然陳雲的十點意見都是針對保持對經濟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後幾點也是對胡耀邦的強烈批評，而且是在間接批評鄧小平推動經濟過快發展的政策。鄧力群未經授權，當天就把陳雲的講話內容透露給了新聞單位。鄧小平把鄧力群叫去，批評他這種違反黨紀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經造成：胡耀邦在黨內的權威被削弱，有些幹部開始懷疑胡在自己的位子上還能呆多久。[19-24]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並且同樣贊成擴大言論自由的幹部對鄧力群十分氣憤。胡耀邦處境艱難。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處在他們的壓力下很難真正控制黨組織。他有名義上的權力，也有鄧小平為他撐腰；他仍在主持會議，領導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時間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國各地視察，鼓勵當地幹部努力克服現代化的障礙。在胡當政的幾年裏，他總共走訪了 1,703 個縣，佔全國全部縣的 80%以上；走訪了全國 183 個地區中的 173 個。1987 年 1 月被革職之前，他還打算視察餘下的 10 個地區。[19-25]在這段時間裏，要避免使陳雲和鄧小平的嚴重分歧被他們手下的要員覺察到是不可能的，兩人不和的謠言也傳到了香港的媒體。對於自己的得力幹將遭到痛批、開展工作的權威被削弱，鄧小平不可能感到愉快。[19-26]陳雲當初是支持任命胡耀邦當總書記的，但當他看到胡耀邦更願意回應鄧和鄧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心中自然不悅。但是這兩位黨的領導人都知道，公開鬧翻會招致外界的強烈攻擊，這將毀掉黨，因此兩人都很節制，不把他們之間的分歧公之於眾。反對精神污染及其反響1983 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論家再一次從哲學角度主張擴大思想自由的範圍，令保守派擔心共產黨的權威受到了那些不把對黨的忠誠視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戰。《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在 1983 年 1 月寫道：「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意味著堅決拋棄十年內亂期間的『全面專政』和殘酷鬥爭；拋棄把一個人神話而把人民貶低的個人崇拜；堅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19-27] 不久後，在 3 月 7 日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100 周年的會議上，周揚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不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異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幹部濫用權力，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異化。胡喬木和鄧力群試圖阻止發表周揚的講話，但它還是刊登在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報》上，引起了巨大反響。[19-28]將人道主義和異化視為普遍原則的觀點，在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看來是對黨的最高權威的根本挑戰。在西方觀念中，超驗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統治者，但這並不是中國的傳統。鄧小平沒有匆忙終止一切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但他在 1983 年 9 月份決定對寬鬆的氣氛加以限制。他讓胡喬木準備一篇講話，對他稱為「精神污染」的觀點採取了更強硬的路線。[19-29]鄧小平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各種問題，但是他宣稱，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異化」是指工人因為其勞動受到追逐利潤的資本家的剝削而產生的一種感受，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存在這種問題。鄧小平主要針對的是那些攻擊中共權威的人。[19-30]鄧力群批評胡耀邦把愛國主義放在共產黨之上，但鄧小平本人並未區分兩者的先後。假如讓鄧小平表達自己的看法，他也許會說，在數百年的時間跨度內愛國主義會綿延不絕，但至少近幾十年內沒有什麼可以取代共產黨，對黨的完全支持是絕對必要的。鄧小平說，有些在文革中受過罪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暗中搞秋後算賬的活動，有些人充滿狂妄的野心，對這些人必須撤職和開除出黨。基本問題是什麼？「黨的紀律鬆弛，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鄧小平的解決辦法是，思想工作者要幫助教育人們「正確看待過去，理解當前，堅定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信念」。[19-31]北京的幹部知道，就像陳雲在 3 月份的講話一樣，鄧小平的講話也包含著對胡耀邦含蓄的批評，因為胡耀邦一直主張為知識分子擴大自由的範圍。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把批評擴大為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對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鄧小平很不願意搞政治運動，這會打亂正常工作，讓所有可能受到批評的人產生對立情緒，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運動以外的辦法去遏阻「精神污染」。這是鄧小平 1978 年上台以來發動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但是為了避免重蹈過去政治運動極端化的覆轍，鄧小平一開始就警告說：「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複。」[19-32]儘管鄧小平發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運動的幹部還是採用了他們所熟知的恐嚇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幹部試圖淡化批判。當一些局級負責人開會討論如何反駁「人道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同樣會存在「異化」的觀點時，農村問題的重要顧問杜潤生問他們是否知道「異化」的含義。大多數人承認不太清楚，杜潤生對他們說，那麼你們怎麼能讓農民明白什麼是異化？杜潤生說，在農村搞這種批判運動是很荒謬的。萬里也認為不應當在農村搞這種運動。趙紫陽說，不要讓運動干擾經濟。方毅則認為不應讓運動干擾科技領域的工作。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在軍隊中開展這場運動。這些幹部成功限制了運動的範圍。鄧小平既覺得有必要限制對黨的批評，又知道對政治運動存在著普遍反感，他想在這兩者之間達到平衡，因此沒出一個月他便讓這場運動偃旗息鼓了。1984 年 1 月 3 日，胡喬木在一篇長文中對異化作出權威闡述，基本上結束了這場運動，但此文也為言論自由設定了界線。[19-33]在很多知識分子心中，鄧力群要對這場運動負責。結果是他退居守勢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被批評為又一次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以及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批評鄧力群把這場運動搞得超出了鄧小平的本意。鄧力群明確表示，發動政治運動的人是鄧小平。他拒絕保護上級領導的行為並未被迅速遺忘：15年後給鄧小平開追悼會時，鄧樸方明確表示不歡迎鄧力群參加。在敢言的知識分子的壓力下，胡喬木後來甚至承認反精神污染運動是一個錯誤。其實鄧力群也認識到反精神污染的鬥爭沒有達到目標，他在 1984 年 3 月 14 日對胡喬木說，「反對精神污染將是一場長期的鬥爭」。[19-35]為了讓那些被已經終止的運動灼傷的知識分子放下包袱，從 1984 年到 1985 年鄧小平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因堅定的信念與勇氣而受到很多知識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繼續撰寫人道主義的文章，甚至在 1984 年 1 月受到批評後，他仍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文章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直到 1987 年夏他才被開除出黨。鄧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運動的寬容態度使作家們受到鼓舞，他們再次信心大增。1984 年 12 月 29 日至 1985年 1 月 5 日中國作協召開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組織者竟然敢不邀請胡喬木和當時仍是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到會。胡啟立在會上發表講話，照本宣科地表達了黨要限制言論自由的觀點，但他到會的事實本身就給了與會者一定信心。不出預料，胡耀邦與會、加之會議沒有制止直言不諱的批評讓保守派感到憤怒。大膽的作家們選出被胡喬木和鄧力群批評過的、1930 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說家巴金擔任作協主席。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過去的右派、也是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最敢言的批評者之一劉賓雁當選副主席。劉賓雁利用這次會議批評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運動中攻擊過他的人。夏衍在評價這次會議的重要性時宣稱，這次大會堪稱作家們的遵義會議。就像毛澤東在 1935 年 1 月的遵義會議上擺脫了蘇聯的控制一樣，中國作家在這次會議上擺脫束縛，宣告了自身的獨立。[19-36]這類言論激怒了保守派。出席會議的很多人都是黨員，但李先念從他的女婿、與會的部隊作家劉亞洲那兒瞭解到會議情況後，把它斥為一次反黨會議。胡喬木和鄧力群也被作家們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鄧力群稱之為一次「群魔亂舞」的會議。1985 年 1 月 2 日會議仍在召開時，得知會議進展的鄧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談話，要求他對這些風氣加以控制。[19-37]作協會議對中共權威的放肆挑戰讓鄧小平十分惱火。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在爭取知識分子的人心上過於寬宏大量，卻未能使黨的紀律得到加強。此外，胡耀邦的寬容使鄧小平顯得像是一個專橫的、過分嚴厲的專制主義者。[19-38]同時，為了讓保守派和知識分子取得一定共識，胡喬木協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發言稿（〈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由後者在 1985 年 2 月 8 日中央書記處的報刊工作會議上發言。[19-39]這篇講話稿的基調是保守的，但胡喬木試圖在保守派和知識分子之間取得平衡。胡喬木寫道，既要反對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盡量少用「精神污染」這種說法。[19-40]據說鄧小平對胡喬木改變調子，及其在限制對中共權威的挑戰方面作出讓步也感到不滿。[19-41]在這種更加自由的氣氛中，30 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於 1985 年 3 月發表了〈第二種忠誠〉一文。他在文中對兩種黨員作了對比，一種黨員對上級領導唯唯諾諾，另一種黨員具有良知、獻身於黨的理想。劉賓雁這篇文章深深觸動了那些曾經為是否執行黨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政策而受到內心煎熬的人，對試圖擺脫中共的、富於理想的青年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一貫堅信黨的紀律至關重要的鄧小平認為劉賓雁的觀點是在挑戰黨的領導，結果，劉賓雁在 1987 年被開除出黨。但是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並不是一個喜好報復的人。他在 1988 年允許劉賓雁和王若水出國。同時，鄧小平也完全知道鄧力群的所作所為讓知識分子離心離德的程度，於 1985 年 7 月撤去了鄧力群的中宣部部長一職，取代他的是當時在家鄉貴州擔任省委書記的朱厚澤。[19-42]朱厚澤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為那裏仍有許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職對於追求更多自由的人來說是一次重大勝利。熟悉中宣部的幹部說，誰當了中宣部部長誰就會變得保守，因為他的職責是維護黨的正統思想——但只有朱厚澤是個例外，他宣佈了新的「三寬政策」：寬鬆、寬容、寬厚，這讓希望表達不同意見的黨員為之一振。朱厚澤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間都挨過整，但由於他在領導貴州這個落後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選定為有前途的省級領導人。1978 年中央黨校重新開學後他參加了第二屆為期一年的培訓班，而當時領導中央黨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在黨校的同學之一，是 2002 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錦濤）。朱厚澤到北京上任後，支持思想開放的、有創造性的著名作家王蒙擔任文化部部長。[19-43]鄧力群等保守派理論家認為，朱厚澤允許方勵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由，會讓事情變得更糟。[19-44]他們擔心這終將導致混亂。朱厚澤的做法讓大膽敢言的知識分子歡欣鼓舞，卻讓鄧力群及其支持者心灰意冷。鄧小平繼續做著一件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既要堅持黨的紀律，又不徹底疏遠知識分子。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舉行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將社會主義的積極力量與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較。[19-45]他說，通過保留土地公有制和企業國有制，中國能夠「消除資本主義??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宣傳，一定要堅決反對」。[19-46]但是他仍然試圖阻止對知識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說：「我們仍然堅持『雙百』方針，堅持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項自由，堅持對思想上的不正確傾向以說服教育為主的方針，不搞任何運動和『大批判』。」[19-47]準備交接班：19851985 年到來之前，鄧小平為了解決已經拖延了一段時間的上層交接班問題，提議在 1985 年召開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這比規定的時間 1987 年提前了兩年。由於其他人強烈反對更改黨代會的正常會期，鄧在 1985 年 9 月 18日至 23 日召開了一次特殊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宣佈重要的人事退休與潛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會議的共有 992名幹部，規模幾乎和黨代會一樣大。[19-48]由於會議沒有選舉中央委員的正式權力，因此在 9 月 16 日，即代表會議開幕之前召開了中央四中全會以接受辭職，又在代表會議閉幕後的 9 月 24 日召開五中全會宣佈了新的任命。沒有人公開討論過鄧小平的交接班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四個月前的 5 月 10 日胡耀邦接受陸鏗——過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的副主編——採訪時，就已經有各種傳聞了。採訪刊登出來後，鄧小平讓喬石轉達了他對胡耀邦的不快。他對喬石說，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開明的領導人。[19-49]此外，當陸鏗問胡耀邦「鄧小平為何不在自己身體尚好時就把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交給你」時，胡耀邦沒有斷然否認他想從鄧小平手中接過這一可以使他成為第三代領導人的關鍵職務，而是回答說，鄧小平一句話就能解決軍隊的問題，我得說五句。[19-50]鄧小平雖然讓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慮退休，但他不想讓別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調行事。他知道胡耀邦過於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慮全盤計劃的平衡，因此已經失去陳雲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們看來，胡耀邦以他的寬容大度贏得了知識分子的人心，卻把限制知識分子的任務留給別人去做。胡耀邦的對手私下蔑稱其為「蟋蟀」——「瘦小，機靈，總是上竄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為，胡耀邦可能確實在黨的代表會議上被任命為中央軍委主席了，只是他沒接受罷了。[19-52] 鄧小平後來對楊尚昆說：「我有什麼錯誤的話，這個錯誤就是看錯了胡耀邦。」[19-53]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沒有明確討論接班問題，但在很多與會者看來，鄧小平當時已經決定讓比他年輕 15 歲（而胡比鄧年輕 11 歲）的趙紫陽作為主要候選人。趙紫陽在城市經濟改革上成績斐然，而且他不疏遠保守派領導人，具備領導人的氣質。鄧小平很少公開表揚哪一個幹部，但是他在會議期間接見幾位作家時公開表揚了趙紫陽，還特別提到他擁護四項基本原則。[19-54]在代表會議之前的四中全會上，總共有 64 名擔任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老幹部宣佈退休，約佔全部委員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 9 名政治局委員。這 64 人中有 61 人都過了 67 歲。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由於沒有提名其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數從 6 人減為 5 人，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有陳雲、李先念、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選拔新的高級官員時，主要的考慮一是年齡，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書記處操辦的選拔過程十分慎重，從1985 年 5 月份開始持續了數月。在中央委員會新當選的 64 名委員中 76%有大學文憑，平均年齡 50 出頭。政治局實際上以那些老幹部的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隨者取代了他們本人：姚依林與陳雲關係密切，胡啟立跟胡耀邦關係很好，田紀雲是趙紫陽的人，喬石是彭真的人，李鵬則是鄧穎超的養子。[19-55]在這些較年輕的新高幹中，58 歲的李鵬和 57 歲的胡啟立，被視為總理和總書記的潛在人選。水利工程專業出身的李鵬確實在 1987 年 11 月當上了代總理，後來又成為總理並且一直幹到 1998 年 3 月。胡啟立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80 至 1982 年任天津市委書記，後回到北京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會講英語，眼界開闊。[19-56]他於 1951 年畢業後在北京大學當了五年共青團書記，1977 年清華大學恢復教學後他成為校黨委副書記。在當選候補委員的年輕幹部中，還有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在 1985 年後能夠出席政治局會議，只要黨認為他們有前途，不犯大錯誤，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職位。鄧小平要求新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年輕幹部和其他新領導人學習老幹部們建設黨、團結國家、至今仍在為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們為人民服務，求真務實，公私分明，學好馬列，研究和適應不斷變化的新情況。[19-57]事實上這些新的領導人成了老幹部的學徒，他們會受到培養和考驗，以便將來擔任更高的職務。這一次的大輸家是鄧力群，知識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運動歸罪於他（雖然有人認為鄧小平才是始作俑者）。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後不久，鄧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張鄧力群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於 1985 年 9 月28 日發出。據政治嗅覺靈敏的知識分子推測，這是要讓他為那場不得人心的運動承擔責任。按照慣例，這種人事變動應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這一次常委們並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於陳雲的緣故，通知在發出半小時後被撤回。事實上，鄧力群的研究室又過了兩年才終於被解散，在這之前鄧力群一直在位。政治改革：1986-19871986 年 6 月 10 日，在與趙紫陽、余秋里和萬里等人開會時，鄧小平談了三個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農業、外匯和政治改革。這也是 1980 年以來他第一次談到政治改革。鄧小平說：「1980 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不然的話，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他又說，必須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減輕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19-59]時機似乎終於成熟。1985 年的巴山輪會議標誌著經濟體制改革基礎研究的結束，需要進行一些政治體制的變革以配合新經濟體制的發展。1980 年時鄧小平及其身邊的幹部擔心中國會發生類似於席捲東歐的示威。1986 年，他們則為亞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緊張。繼年初將馬科斯總統趕下台的「人民力量」運動之後，這股浪潮已驅使蔣經國在鄧小平召開 6 月代表會議的三個月前宣佈要研究政治體制改革。若在此時向國內外公眾表明大陸和臺灣一樣開放，豈不是明智之舉？在對待抗議活動時，鄧小平像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既要嚴加控制，同時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隨著有關示威活動的消息四處傳播，鄧小平繼續向中國民眾解釋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優於資產階級民主；他指出資本家剝削工人，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難以及時作出決策。但是鄧小平也決心走在群眾運動的前面，適時進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認真研究各種政治體制，搞清楚哪一些體制持久，哪一些體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選擇一位能在實施未來政治體制改革中擔當重任的人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的領導人，是順理成章的。假如胡耀邦是鄧小平的接班人，那麼他自然會是這個小組領導人的合理人選。然而鄧小平在 1986 年 5 月告訴胡耀邦，在定於 1987 年秋天召開的十三大以後他將卸下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不出鄧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說他也會從總書記的位子退下。鄧小平說，胡可以繼續工作，但發揮的作用要小一些。鄧小平解釋說，是否讓胡耀邦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19-60]此時，趙紫陽已被指派全面負責為黨的十三大準備文件。很多人預計他大有機會在十三大之時成為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 1986 年 9 月又讓趙紫陽負責研究政治體制改革，人們估計他有可能負責領導未來的政治改革。趙紫陽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因為他和他的智囊團已經研究過各種經濟體制。他在領導研究經濟體制上的經驗，使他很適合思考與經濟變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1986 年 6 月 28 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示說，在籌備將於一年後召開的十三大時，中央書記處必須制定一個計劃，用一年時間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然後提出行動綱領。他提醒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19-61] 趙紫陽和他的部下要在 1987 年 7 月拿出文件初稿，在 8 月或 9 月召開的七中全會上進行討論，以便最後一稿能在 10 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佈。[19-62]在為研究政治改革設定進程時，鄧小平強調黨政職能分離的必要性，這是他早在 1941 年就贊成的觀點。[19-63]事實上，1980 年代當時那種黨政重疊的制度是在 1950 年代形成的，旨在解決一個現實問題：中共掌權後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級幹部不是黨員，因此每個政府部門都成立了黨組織以確保黨的控制。但是到了 1980 年代幾乎所有擔任重要職務的政府官員都是黨員，因此很多人覺得沒有必要再保留黨的監督。此外，很多人認為黨多出來的一層監督使各部委或各省領導人無法以及時、靈活的方式協調各自單位的工作。理順政治體制，正當其時。[19-64]於是，趙紫陽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 1986 年 9 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和彭沖。這個小組配備了一班人馬，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趙紫陽給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胡耀邦寫信提出了人選名單。按鄧小平的指示，趙紫陽在信中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為現代化服務，為長治久安提供保障。鮑彤被任命為體改辦主任，他在 1980 年由中組部派去為趙紫陽工作後，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個得力助手。[19-65]雖然鄧小平所希望的政體改革的目標範圍相當有限，但他給了趙紫陽很大權力，讓他研究各種政治體制，聽取國內不同專家團體的意見。前《人民日報》記者吳國光是體改辦的成員之一，他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寫的博士論文就是以1986 年至 1987 年的中國政治改革作為題目，他指出了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政體改革觀的不同。鄧小平希望通過高度積極的人員提高管理效率，趙紫陽則想更大範圍地減少黨在經濟和社會單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鄧小平較為狹小的目標，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員士氣的方式。作為探討這個問題的小組成員，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何種機制能讓下級表達意見。[19-66]從 1986 年 11 月到 1987 年 4 月，體改辦和不同的幹部專家一共組織了三十多次研討會。[19-67]雖然報告的定稿需要鄧小平批准，但趙紫陽和鮑彤有權力選擇參加會議的專家。他們所選的專家包括瞭解東歐國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和 1949 年前後中國政治體制的人。體改辦評估了黨、政府和全國人大的作用，聽取了處理過不同地區實際問題的地方幹部的意見。政體改革小組還致電中國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讓它們收集有關不同政體的信息。新華社和中共駐港機構也協助搜集了世界各國政治實踐的信息。雖然之前討論經濟體制改革時邀請了很多外國專家，但並沒有請他們參加討論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研討會的發言者對於「政治改革」的涉及範圍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詞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懷抱希望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他們回應鄧小平的號召，對政治體制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們謹慎地重複著鄧小平對效率的強調，但是一些知識分子也提出了一些遠超出行政效率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鮑彤在公開講話中有意識地引用鄧小平的話，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辦事。但趙紫陽和鮑彤顯然堅信黨應當放棄對政府、企業和學術機構的嚴密監督。他們認為，這樣其實可以使黨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領導。[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觀調控間接引導經濟一樣，黨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總體性的指導。1987 年 1 月，在學生示威受壓、胡耀邦下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後，北京的政治氣氛轉趨保守。為應對這一股寒流，趙紫陽請胡喬木和鄧力群參加了政治改革研討小組的會議，以便讓思想正統的老同志也能在討論中充分表達意見。[19-69] 新的氣氛限制了有關政改的討論，但並未使其停滯。趙紫陽在 1987 年 2 月 4 日提議加強工會的獨立作用，給其更大的活動空間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還記得在 1949 年前後的一段時間，工會曾受到鼓勵發揮更大力量抵制資本主義趨勢，因此他預期黨在未來會重新鼓勵獨立工會，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主。研究者也討論了改變全國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從一個徒具形式而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轉變為一個能夠代表不同觀點進行有意義討論的權力機關。[19-70]鄧小平在 1987 年 3 月與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Paul Biya）的會談中說，政治體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穩定，是否有益於國家的團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力能否持續發展。[19-71]他沒有提到擴大自由或傾聽民眾的聲音。但是鄧在 1987 年 4 月 28 日跟趙紫陽見面時明確表示，雖然要繼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希望繼續考慮政治改革。趙紫陽對收緊的政治氣氛有所擔心，請求鄧小平同意重印 1980 年 8 月鄧支持政改的講話。鄧小平答應了這一請求。鄧小平在審閱趙紫陽十三大報告的草稿時，更加明確地拒絕了知識分子提出的擴大自由的要求：「我們的改革的主要目標，是保證行政機構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對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應該同法制結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們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環境。」[19-72] 很多知識分子在 1986 年底一廂情願地希望可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該願望在 1987 年並未實現。聽過鄧小平的意見後，趙紫陽在 5 月 13 日發表了有關中共十三大籌備工作的講話，這次講話標誌著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表明十三大將把政治改革計劃列入會議內容。但至少就當時而言，政治改革並不包括擴大民主實踐的步驟。學生運動和胡耀邦的落馬1986 年春天，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運動把腐敗的馬科斯總統及其妻子艾美黛趕下了台，由此觸發東亞各國的學生示威，中國電視上的這些新聞也點燃了中國學生的抗議活動。中國在 1980 年初只有大約 350 萬台電視機，隨著電視機產量的爆炸性增長，到 1985 年初已超過 4,000 萬台。[19-73]包括經蔣經國在 1986 年 9 月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國外的學生運動和臺灣的大選激動人心：中國的學生也開始呼籲「人民的力量」，要求實行西方式的民主。1986 年的學生示威活動是自 1976 年「四五」運動以來出現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示威。1987 年 5 月 29 日，在學生示威漸趨平靜幾周之後，趙紫陽對新加坡副總理吳作棟說，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後，過去跟外界沒有多少接觸的學生缺少判斷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國和日本更發達，有些人便得出錯誤的結論，主張中國應當全盤西化，不理解這在國情十分不同的中國是不可能的。趙紫陽承認一些學生得出這種結論不足為怪，因為在 1978 年以前社會主義制度確實有一些失誤。他批評有人放鬆了黨對遊行示威的管制。[19-74] 但他並沒有提到要為此負責的人——胡耀邦。在整個 20 世紀，中國的學生示威大多發源於北京，可是這一次卻始於安徽省省會合肥以及相鄰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國際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位於合肥）副校長的方勵之在這些地方發表的演講。方勵之是一名充滿活力的演說家，不管他在哪裏發表激進言論都會聽眾如雲。例如，1986 年 11 月 18 日他在上海同濟大學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成功的。」他又說，現在的中國政府是現代形式的封建主義。他向聽眾講述了歐洲中世紀的科學家如何衝破教義傳統的束縛，並嘲笑毛澤東稱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富有智慧。他斥責了胡喬木，說如果他懂天體物理學，那麼科學家會歡迎他講話，不然的話他還是少說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開會議上，安徽1986 年的中國電視觀眾從電視上瞭解了國內外大事，省前省委書記、最開明的高層領導人之一萬里想限制一下方勵之，說他已經給了方勵之足夠多的民主。方勵之則回答說，萬里當副總理並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他無權決定允許多少民主。如果方勵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不難及時把他打壓下去。然而方勵之是十分傑出的科學家，是中國試圖培養的知識分子的楷模。他 16 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來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教授。1986 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訪學數月後歸國，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吸引一大批熱情的追隨者。當時還不是互聯網時代，但聽眾把他的講話錄音和講稿向各地的朋友傳播。1986 年 12 月 4 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之後，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在 12 月 8 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胡為了安撫學生，承認大學的條件確實有待改善——這成為後來保守派批評他對示威學生太軟弱的理由。第二天是 1935 年「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紀念日，武漢、西安和合肥的學生再度走上街頭。雖然中國的電視台封鎖消息，但學生們熱切地收聽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有關示威的新聞。鄧小平在搞四個現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會先富起來。但在大多數學生看來先富起來的卻是最不該致富的人——貪婪的個體企業老闆和腐敗的官員——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學多年以後為國家利益而工作的幹部。學生的生活條件往往很糟糕，八個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宿舍裏。他們能通過錄取率極低的高考必是經過多年的艱苦學習。考上好大學的優秀學生，對靠關係得到更好的機會、過著優裕生活的高幹子女感到憤憤不平。[19-75]此外，當時仍不允許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而是由國家分配工作，進行分配的部分依據則是分管學生工作的政工幹部所寫的評語。很多學生覺得別無選擇，只能去討好這些政工幹部，而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往往專橫跋扈、不學無術。[19-76]在方勵之點燃了喚醒學生的星星之火後，示威活動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約 150 個城市。各地領導人承擔著控制學生運動的責任。12 月 18 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澤民市長出現在大批學生面前。他一開口講話就有學生發出質問，還有些學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於是他停下講話，請學生中間的一些人上台陳述自己的觀點。學生講出自己的觀點後，江澤民說，同學們對西方和中國的差別缺乏足夠瞭解，你們對西方民主的瞭解都是通過翻譯過來的東西，你們應當直接從外文材料去更多地瞭解民主。然後他用英語背誦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這讓很多學生大為折服。此後幾天，由於學生們忙於期末考試，同時上海市政府宣佈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學生遊行也隨之結束，沒有發生任何意外。[19-77]江澤民在北京高層領導人那裏得了高分，他們讚賞他平息了示威而沒有發生衝突。12 月 27 日，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楊尚昆被召集到鄧小平家中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他們說，形勢十分嚴峻。[19-78]在鄧小平等一些老幹部看來胡耀邦有嚴重缺點，而他控制學生運動的無能成了導火線。鄧小平認為，無論對學生運動還是對胡耀邦的領導職務，最好立刻採取行動。過去他沒等到黨的十二大就讓華國鋒靠邊站，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讓胡耀邦下台。鄧小平知道讓胡耀邦下台會帶來麻煩，因為胡耀邦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職也會讓人們懷疑鄧小平當初選擇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澤東和林彪翻臉使人懷疑毛澤東當初對林彪的判斷是否明智一樣。鄧小平也知道，在獻身改革、爭取知識分子和地方幹部的熱情支持上，沒有哪個人比得上胡耀邦。鄧小平在 1986 年 5 月曾問過鄧力群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看法，至少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考慮替換胡耀邦的問題。但鄧沒能預見到對胡耀邦的撤職會在僅僅兩年後胡去世時引發那麼大的騷亂。1986 年 12 月 30 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叫來，宣佈必須結束對學生運動的寬容態度。他對他們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