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31

的看法，他說：「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他說，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能力發動大戰，但不用擔心，它們都「受到了挫折，都沒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動」。[18-76]這使鄧小平可以繼續壓低軍費開支，把資源用於發展民用經濟。儘管與超級大國發生全面戰爭的危險已經減少，但鄧小平和他的同事擔心，隨著兩極世界被多極世界所取代，小範圍戰爭的危險卻在增加。日本、印度、越南、南韓和歐洲加強了它們在世界舞台上的經濟和軍事地位。因此解放軍要把計劃和訓練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小規模衝突上，與和超級大國的全面戰爭相比，中國的軍力更適合應付這一類衝突。大軍區經過裁軍之後從 11 個減為 7 個，它們要針對邊境地理和氣候以及潛在對手的性質進行計劃和戰備。軍隊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資金研發適合地區戰爭的關鍵技術，如坦克、大炮、航空電子設備以及指揮和控制系統。軍事戰略家在制定計劃時的指導思想是鄧小平所偏愛的速決戰。他們仔細研究了其他國家運用這種戰略的經驗，尤其是英國在福克蘭群島的作戰和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快速反應可以使其他國家和世界輿論來不及對結果作出反應。[18-77]鄧小平時代結束後，針對李登輝總統 1995 年試圖搞臺獨的舉動，此類研發和生產的步伐愈發加快。精簡軍隊1980 年 3 月 12 日，鄧小平確立領導地位後不久，向中央軍委常委說明了他對軍隊問題的整體看法。他說，軍隊面臨四個問題：第一，「消腫」；第二，改革體制；第三，訓練；第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軍隊要提高戰鬥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腫』不行。??減少軍隊人員，把省下的錢用於更新裝備，這是我們的方針。如果能夠節省出一點用到經濟建設上就更好了。??我們這次精簡，主要是減少不必要的非戰鬥人員，減少統率機構、指揮機構人員。最主要的是減少幹部。」[18-78]中共領導層早就在考慮為軍界和政界的高級幹部規定強制性退休年齡，但一直未能建立這種制度。鄧小平說：「要有退休制度??軍隊幹部的退休年齡要比地方幹部小一些，因為軍隊要打仗。」[18-79]退休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幹部沒有任期限制，並且他們因為「對革命的貢獻」而覺得自己理應享有這樣的待遇。雖然所有重要的軍事決策都是由鄧小平拍板，但他花費時間精力最多的還是裁減軍隊老幹部的問題。鄧小平解釋說，就軍費而言，「世界各國軍費用到人頭上的並不多，主要是用在裝備上。我們有一個很不好的情況，主要是人頭上花錢多。我們指揮機構的人太多，戰鬥部隊並不多」。[18-80]實際上，鄧擔任頭號領導人期間，在幾乎所有軍隊幹部會議上都會談到退休問題。在整個 1980 年代，鄧小平繼續從事著他在 1975 年開始的工作，讓幹部制訂新的裁員編制表，然後落實政策，堵上那些精明的幹部可能為規避政策而發明出來的漏洞。他鼓勵地方單位為軍隊的退休老幹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工作。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願讓老幹部保留他們在軍隊中享有的很多特權——住房、用車、醫療，甚至優厚的收入。鄧在 1982 年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後，軍隊中的很多老領導成了該委員會的成員。1985 年 6 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提出要將解放軍裁員 100 萬，有人認為這會削弱軍隊的戰鬥力，使中國在衝突中處於劣勢。鄧小平回答他們說，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為了使部隊有效地作戰，縮小規模也是必要的。[18-81]但是他要保留很多召之能戰的老兵作為預備役部隊。大規模的軍隊裁員始於 1985 年，到 1988 年基本完成。從 1980 年到1989 年，地方單位在上級的要求下總共為 154 萬名軍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職位。[18-82] 1982 年農村公社制度的終結，使很多過去能為復員軍人提供機會的職位也隨之消失。[18-83]為了幫助復員軍人就業，鄧小平提出由軍隊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使軍人退役後能在地方經濟中發揮作用。[18-84]為了給復員軍人找到就業機會，鄧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訓課程。他在 1980 年 3 月對中央軍委常委說：「我建議組織各種訓練班進行訓練，訓練什麼呢？就是準備到哪個行業就專門學習哪一行的業務。」[18-85] 鄧小平還繼續他在 1975年開始的恢復和擴大軍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頂級的院校是 1985 年 9 月成立的中國國防大學，用於培養有前途的軍官。1980 年 3 月鄧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重要講話中說，「不打仗，部隊軍事素質的提高就得靠訓練」。但是與美國和蘇聯軍隊相比，中國針對高技術戰爭開展的部隊培訓計劃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18-86]軍工企業的「軍轉民」鄧小平成為中國頭號領導人時，深知生產大多數軍用裝備的地方工廠和直接受軍隊控制的軍工企業都是靠政府財政過日子。這些企業效率低下，無法生產能夠與先進的軍事大國相媲美的武器裝備。因此他關閉了效率低下的工廠，並對另一些工廠加強監督使其提高效率。為達到這些目標，鄧小平鼓勵地方軍工企業和軍隊工廠生產更多有市場競爭力的民用產品。鄧甚至在三中全會以前就提出了這種戰略，他說，中國應當擺脫嚴格劃分軍事與民用產品這種無效率的蘇聯模式。[18-87]新政策要致力於滿足受到抑制的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為那些原本可能會下崗的人繼續提供就業崗位。這些企業受到的競爭壓力反映在大量工廠的關閉上：從 1979 年到 1982 年，接近一半的地方軍工企業要麼關門，要麼開工率大幅降低。[18-88] 1980 年代後期仍在開工的企業成功地轉向了民品生產，尤其是電子消費品，但也生產其他各種商品，如鋼琴、冰箱、洗衣機、嬰兒車、獵槍，甚至客機。[18-89]為了使軍工企業對市場作出更好的反應，很多企業獲准成為不受政府控制的營利性公司。[18-90] 1978 年，與軍工相關的國營企業生產的軍品佔其全部產值的 92%，民品只佔 8%；到 1982 年這些工廠生產的軍品比重下降到 66%；1992 年鄧小平退下來時又進一步降至 20%。[18-91]此外，鄧小平還要求軍隊把部分設備和技術轉向發展民用經濟。例如，鄧小平在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央軍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出，軍用機場可以向社會開放，海軍港口可以軍民兩用。隨著新政策的落實，部隊單位把食堂變成了餐館，招待所改為酒店，供應中心成了商店，軍隊醫院向地方開放，接受平民付費看病。從 1985 年到 1990 年，軍隊企業的產值增長了 700%。[18-92]為單一軍工向多樣化轉變提供機會的另一個領域是農業。軍隊的國營農場受到鼓勵開展多種經營，在市場形成後把其部分產品在地方食品市場上出售。由於軍隊佔用著數量可觀的土地，它們也把土地出租給開發商和其他政府單位或企業，甚至成為這些企業的股東。當外國公司尋找設廠地點時，很多部隊農場用它們價值不菲的地產作為資本入股，成立可以得到西方技術的合資企業。[18-93]軍轉民的商業活動使部隊幹部有機會改善單位的住房、醫療和娛樂設施，離退休人員也可以獲得住房補助和其他好處。軍事單位賺了錢，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條件也得到了改善。[18-94]這些新的收入來源可以使官兵也成為鄧小平改革的受益者。鄧小平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是讓內地的地方軍工企業和軍隊工廠適應新的市場經濟。處於中國腹地的工廠運輸成本太高，幾乎不可能讓它們變成能夠在開放市場上與沿海企業競爭的營利性企業。1978 年時一半以上的國防工業位於內地的「三線工廠」，這是當年毛澤東為降低受到外來攻擊的威脅而遷過去的。現在中國已經與各國建立了和平的關係，有些工廠、或至少是工廠的一部分，獲准搬回沿海地區，這使它們不但能減少運輸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業機會、外國的技術和管理方式。[18-95]例如，為軍隊生產電子產品的內陸工廠在深圳成立分支機搆生產收音機、電視機、計算器以及其他內銷和外銷的電子消費品，這樣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國技術、打入民用市場，還可以把新技術轉移到仍留在內地的工廠。在 1978 年，中國的軍事技術遠比民用技術發達，但是鄧小平很關心技術軍轉民的「溢出」作用，也關心國外發達的民用技術如何向中國的軍事工業「溢入」。例如，鄧小平很想學習日本二戰後如何迅速將軍事工業轉為民用工業。[18-96]但是他也從日本的經驗學到了利用「溢入」效應。1978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他建議中國學習日本在二戰後對造船技術的利用：日本通過生產過程的轉型在民用船舶製造上取得了巨大進步，這使之後的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夠為海軍建造現代軍艦。[18-97]1982 年中共十二大後，大批軍企轉為民企身分，並獲得了在市場上賺錢的機會，這一變化在 1985 年以後有助於減小軍隊的規模。例如，大批鐵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鐵道部和首都建築公司的下屬單位。在十年內把深圳從一個小鎮變為大城市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築公司，主要就是由過去軍隊的建築單位在軍轉民之後成立的。在這些變化發生之前，制訂科技規劃相對容易，然而向國際民用技術開放所導致的複雜性卻要求全新的更為廣泛的協調能力。1982 年一個新的機構「國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為規劃民用和軍用技術的迅速發展提供全面協調。1986年又制定了「863 計劃」，協調民用和軍事先進技術的研發。[18-98]1980 年代軍隊運作的商業化是個混亂無序的過程，它對試圖控制這一過程的官僚機構而言無異於一場噩夢。但它最終也帶來了鄧小平所設想的很多好處。它減少了軍隊對政府財政的需求，滿足了受到壓抑的消費需求，使企業變得更有效率，改善了軍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條件，為復員軍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使民用技術的進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能夠被應用於改進軍工生產。儘管如此，這仍然僅僅是個開始。雖然鄧小平在 1980 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的調整取得了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的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的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不論軍隊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了腐敗和貪婪的機會，背離了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的精神。很多軍隊領導人對非法斂財的行為及其對愛國主義戰鬥精神的侵蝕深感擔憂。被這些問題困擾了幾年之後，較下層的軍事單位收到了禁止參與商業活動的命令；然而較高層的、專業化的商業活動仍在繼續。儘管有很多解放軍企業以失敗告終，也有一些在改革開放早年成立的合資企業發展得非常成功，少數企業後來還成了世界級的國際公司。軍隊現代化的基礎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使中國領導人看到，外國的軍事技術在 1980 年代取得了多大進展、中國已經變得多麼落後，而鄧小平在這個時期卻限制軍事預算，將資源轉向民用經濟。但是，通過把軍事衝突的風險控制在低水平上，鄧小平成功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沒有危及國家的安全。然而，在 1995 年，當鄧的接班人面對李登輝總統可能會宣佈臺灣獨立這一切實的可能時，他們斷定這一危險已足以促使中國必須作好軍事準備，不僅要攻打臺灣，還要阻止美國在可能的衝突中支持臺灣。中國需要阻止美國的軍艦、飛機和軍隊接近臺灣，以增加美國武力干涉的成本。從 1995 年開始，由於江澤民在軍事現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軍費的增加遠高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國接近臺灣所需要的能力。由於中國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國也開始發展海軍，致力於成為一個全面的軍事大國。鄧小平既不是這一過程的啟動者，也沒有為他的接班人制訂建立現代軍隊的計劃；但是他給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規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對現代戰爭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軍隊，以及一個更強大的民用經濟與技術基礎，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繼續致力於軍事現代化。[18-1]作者感謝以下研究中國軍事的專家的意見：Kenneth Allen, Dennis Blasko, John Corbett,Andrew Erickson, David Finklestein, Taylor Fravel, Paul Godwin, Ellis Joffe（已故）, John Lewis,Nan Li, David Shambaugh, Eden Woon, Larry Wortzel, and Xue Litai。對中國軍隊的一般介紹可參 見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Organiz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對中國戰略思想的全面評估見 Michael D.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對 80 年代中國國防的一般介紹見 Paul H. B. Godwin, ed., The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 1983). 有關中國軍隊的一般性著作見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18-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7 年 7 月 23 日，頁 164-165。支紹曾、雷淵深：〈中央軍事委員會〉，收入《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18-3]SWDXP-2, p. 75.[18-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7 年 8 月 23 日，頁 62-6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417-419。[18-5]《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1977 年 8 月 23 日，頁 53-72。[18-6]見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2).[18-7]參見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18-8]SWDXP-2, pp. 75-79.[18-9]SWDXP-2, p. 74.[18-10]《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1978 年 3 月 20 日，頁 95。[18-11]《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1979 年 1 月 2 日，頁 144-145。[18-12] 這 些 數 字 引 自 Ji You,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I. B. Taurus,1999); m/arm/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10; "The'Inside Story' on the Reduction in the Size of the PLA," Wen Wei Po (Hong Kong), April 29,1987; Ellis Joffe, "Radical Reforms Underwa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9, 1985; John D.Friske, ed., China Facts and Figures Annual, vol. 17 (1993) (Gulf Breeze, Fla.: AcademicInternational Press, 1993), p. 61.[18-13]Harlan W. Jencks,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Asian Survey 20, no. 10 (October 1980): 965-989. 越南人對這場戰爭的看法見 Henry J. Kenny,"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N.Y.: M. E. Sharpe, 2003), pp. 217-240;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Documents on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1979 (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5 (September-October 2009): 3-100; and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Documents on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1979 (I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9): 3-116. 對這場戰爭的政治視角的比較，可參看 Scobell, China'sUse of Military Force, pp. 119-143。[18-14]Edward C. 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Chinese Cadres and Conscripts in theThird Indochina War, 1978-1981,"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p. 132.[18-15]鄧小平在總結這場戰爭的講話中說，他們在籌劃戰爭時最擔心的問題就是蘇聯可能的反應；他們的判斷是，蘇聯介入的可能極低。見〈鄧小平在中越邊境作戰情况報告會上的講話〉，1979 年 3 月16 日，未公開的講話，藏於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18-16]John Wilson Lewis and Litai Xue,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Uncertai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7-133.[18-17]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Vietnam,"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no. 3 (Summer 2010): 3-29.[18-18]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99, 106-109, 171.[18-19]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對這場戰爭的概述見 Edward C. O'Dowd and JohnF.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en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2003), pp. 353-378.[18-20]與 Mark Mohr 2007 年 10 月的通信，他當時是國務院官員，也是曼斯菲爾德與鄧小平會談時除黃華外長和譯員冀朝鑄之外唯一在場的人。[18-21]Lewis and Xue, Imagined Enemies, p. 127.[18-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底、1979 年 1 月 2 日，頁 459-460、462-464。[18-23]Michael Leifer, "Kampuchia, 1979: From Dry Season to Dry Season," AsianSurvey 20, no. 1 (January 1980): 33-41.[18-24]King Chen, "China's War against Vietnam, 1979: A Military Analysis," occasional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1983, pp. 1-33; Kenny, "Vietnamese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18-25]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63.[18-26]Xiaoming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A Reassessment," The ChinaQuarterly, no. 184 (December 2005): 866-867.[18-27]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 228; O'Dowd,"The Last Maoist War," pp. 114-132.[18-28]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65-166. 關於弱點部分，詳見 Lewis and Xue,Imagined Enemies, pp. 132-133;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pp. 869-874.[18-29]2006 年秋天在北京的採訪。[18-30]作者感謝 Michael Lampton，這是他當時在北京的觀察。[18-31]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669-670.[18-32]James C. 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Military-Business Complex, 1978-1998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p. 53. 國防開支每年大約增長 10%，但 1979 年因對越戰爭增長了 559 億元，大約比平均年份多出近 50 億元，前者佔全年軍費預算的四分之一。1978 年的國防開支是 1678 億元，1979 年 2227 億元，1980 年 1933 億元。對越戰爭的額外支出由南部的廣東、廣西和雲南等省承擔。數據見財政部長張勁夫在 1979 年 6 月 21 日第五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關於 1978 年決算和 1979 年預算的報告，見"Quarterly Chronicleand Docu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9 (September 1979): 661-663；以及財政部長王丙乾 1980 年 8 月 30 日向第五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所做的財政工作報告，見"Quarterly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4 (December 1980): 799-802.[18-33]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7.[18-34]《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18-35]對解放軍學到的教訓的說明，見 O'Dowd and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pp. 353-378.[18-36]1978 年 2 月 16 日杰克遜參議員會見鄧小平時。（出自 2010 年 10 月與 Dwight Perkins的通信，他是代表團成員之一。）[18-37]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 101.[18-38]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pp. 867-888.[18-39]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79-184.[18-40]Meeting with Vice President Mondale, August 27, 1979; Memcon, Summary of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18-41]SWDXP-2, p. 92-93.[18-42]他在許多場合都說過同樣的話。例如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一次中央幹部工作會議上，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65。[18-43]Huang Hua,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8), p.294.[18-44]沈志華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406-407。[18-45]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2.[18-46]沈志華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頁 408。[18-47]沈志華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頁 408-411。[18-48]SWDXP-2, p, 224-226, January 16, 1980.[18-49]SWDXP-2, p. 270, March 12, 1980.[18-50]張星星：〈中國軍隊大裁軍與新時期經濟建設〉，《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21-28。另參見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 291。[18-51]正如前面提到的，鄧小平願意採取主動以减少衝突的危險，但是他仍然堅持為全面恢復正常關係蘇聯必須離開阿富汗並從中蘇邊境撤軍，越南也必須離開柬埔寨。這些條件直到 1980 年代末才成熟。見 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18-52]正如前面提到的，鄧小平願意採取主動以减少衝突的危險，但是他仍然堅持為全面恢復正常關係蘇聯必須離開阿富汗並從中蘇邊境撤軍，越南也必須離開柬埔寨。這些條件直到 1980 年代末才成熟。見 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4.[18-53]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18-54]Memco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 1/8/80, National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Brown (Harold) Trip file, box 69, Jimmy CarterLibrary.[18-55]Memco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 1/8/80, National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Brown (Harold) Trip file, box 69, Jimmy CarterLibrary.[18-56]Memcon,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Vice Premier Geng Biao,5/29/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Jimmy Carter Library; Memcon,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Dr. Harold Brown andVice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eng Biao, 5/27/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 Memo,Brzezinski to Carter, Summary of Dr. Brzezinski's Conversation with Vice Premier Geng Biao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29/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18-57]《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54-155、168-174。[18-58]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58-59.[18-59]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60-61.[18-60]Information Office, State Council, 2008 nian Zhongguo guofang (ChineseNational Defense in 2008) (Beijing: January 2009), appendix 5,at , accessed April 9, 2011.[18-61]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40-344.[18-62]Robert J. Skebo, Gregory K. S. Man, and George H. Stevens, "Chinese MilitaryCapabil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 665.[18-63]Cheng Li and Scott Harold, "China's New Military Elite," China Security 3, no. 4(Autumn 2007): 79. 對政治接班的一般論述見 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2). 對野戰軍人事背景重要性的介紹，一本早期的全面研究是 William W. Whitson, with Chen-hsia Huang,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Praeger, 1973).[18-64]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72.[18-65]Morton H. Halperin, China and the Bomb (New York: Praeger, 1965).[18-66]Evan 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Ag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3).[18-67]但是鄧小平在 1975 年必須解決負責導彈和航天工業的七機部的派系鬥爭，見 Ibid.；另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87-112。[18-68]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對中國在邊境地區的行動的論述見 Fravel,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18-69]M. Taylor Fravel, Active Defense: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ilitary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18-70]Ellis 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2 (December 1987): 555-571; Harlan W. Jencks, "People's Warunder Modern Conditions: Wishful Thinking, National Suicide or Effective Deterrent?" TheChina Quarterly, no. 98 (June 1984): 305-319; Paul H. B. Godwin, "Mao Zedong Revisited: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1980s," in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pp. 21-40. 另參見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Confidential Intelligence Report 1205-AR, December 6, 1985, available in DNSA.[18-71]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85-86; Godwin, "Mao ZedongRevisited."[18-72]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pp. 568-569; John Wilson Lewisand Litai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exander C. Huang, "The PLA Navyat War, 1949-1999: From Coastal Defense to Distant Operations," in Ryan, Finkelstein, andMcDevitt, Chinese Warfighting, pp. 241-269.[18-73]《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1979 年 7 月 29 日，頁 161。[18-74]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p. 565.[18-75]發展核潜艇和潜基彈道導彈計劃的具體內容見 Lewis and Xue, China's StrategicSeapower.[18-76]SWDXP-2, p. 284.[18-77]Skebo, Man, and Stevens, "Chinese Military Capabilities: Problems andProspects," pp. 663-675.[18-78]SWDXP-2, pp. 269-275.[18-79]SWDXP-2, pp. 269-275.[18-80]《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1980 年 10 月 15 日，頁 179。[18-81]SWDXP-2, p. 284.[18-82]張星星：〈中國軍隊大裁軍與新時期經濟建設〉，頁 7。[18-83]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124.[18-84]SWDXP-3, p. 104-105, November 1, 198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 11 月 1 日，頁 1011-1012。[18-85]SWDXP-2, p. 271, March 12, 1980.[18-86]SWDXP-2, p. 271, March 12, 1980. 對 1980 年代軍隊教育的一般介紹見 William R.Heaton,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Godwin, The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p. 121-137; Dennis J. Blasko, Philip T. Klapakis, and JohnF. Corbett, Jr., "Training Tomorrow's PLA: A Mixed Bag of Trick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6 (June 1996): 488-524.[18-87]《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30。[18-88]Lewis and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p. 100.[18-89]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pp. 91-104.[18-90]John Frankenstein and Bates Gill,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Chinese Defence Indust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394-427.[18-91]Tai Ming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dern Defense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6. See also Frankenstein and Gill,"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Defence Industries," pp. 394-427.[18-92]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 57. 這個時期的大趨勢見 pp. 50-77。事實上，對所有這些活動難以進行監督，尤其對於基層單位，因此並不存在準確的數字。[18-93]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18-94]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pp. 59-63.[18-95]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Interior,"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82.[18-96]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Interior,"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82;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p. 60-63.[18-9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 6 月 28-29 日，頁 334-335。[18-98]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p. 52-100.第 19 章政治的潮起潮落1980 年 8 月 18 日，一位中國公民對中共幹部作出了嚴詞批評，堪稱鄧小平時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評之一。他指責他們「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位公民是誰？鄧小平。[19-1]他和毛澤東一樣，也希望確保中共幹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當鄧小平在 1980 年 8 月說這番話時，東歐的共產黨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講話前一個月，波蘭團結工會發動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罷工。很多中共領導人最初同情團結工會，認為工人應當有自己的組織，但他們也擔心如果中國工人罷工會發生什麼情況。鄧小平和胡耀邦試圖打消幹部們對出現類似混亂的擔憂，他們說，中國的領導層不同於東歐，不必屈服於蘇聯不得人心的要求。此外，中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受到了勞動人民的歡迎。[19-2]但是鄧小平和胡耀邦也非常擔心，所以他們決定要降低這類問題在中國發生的風險，他們要擴大自由，使人民有機會對幹部表達合理的意見，努力解決使群眾有意見的問題。鄧小平 8 月 18 日的講話是他對允許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調表態。在講話中，他對民主作了積極評價。他沒有走到主張實行投票選舉或改變中共角色這一步。事實上，他用「資產階級思想」、「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類套話批評了西方民主。但是，鄧小平將批評的鋒芒主要指向了「封建主義」——極左思想的代名詞——及其對敢講話者的迫害。他主張擴大自由，要求黨的領導人傾聽批評意見，這使知識分子產生了期待，以至多年以後他們仍把這篇講話視為希望的燈塔。講話過了幾周後，波蘭的亂局仍在持續，中共上層的氣氛也開始發生變化。領導層擔心鄧小平給了抗議者太多鼓勵，中國的局勢也有可能很快像波蘭一樣失控。鄧小平講話剛剛一個月，胡喬木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一封長信，希望明確支持對騷亂作出更堅定的回應。胡喬木的信也反映了陳雲的觀點，雖然陳雲從前當過上海的工會領袖，但他在江西蘇區時就對工人說，現在是無產階級掌權，工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增加生產。胡喬木在信中警告說，獨立的工會可以使異見分子團結在一起，造成大麻煩。胡耀邦較為同情中國獨立工人組織的發展，沒有給胡喬木答覆。他仍然相信波蘭給中國的真正教訓是必須加快改革開放。[19-3] 然而風向已變。10 月 9 日，胡喬木的信發出兩周後，中央書記處將此信稍加修改後下發各單位。保守的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指示說，不要再討論鄧小平的 8 月講話。在 1980 年 12 月 25 日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