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29

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達賴所拒絕。印度早先曾邀請達賴去印度定居，於是 1959 年 3 月達賴率領眾多驍勇好戰的藏人翻山越嶺逃往印度。此後的兩三年裏又有藏民追隨他而去。1979 年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他在爭取藏人積極合作時所面對的困難要遠比 1950 年代的毛澤東嚴重。1959 年以後北京為加強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幹部，此舉激起了當地的反抗。文革期間在中國大多數地方，紅衛兵都被視為進行革命運動的小將，而在西藏，由於紅衛兵搗毀寺院和喇嘛廟、破壞藝術品，他們的行為則被看作漢族青年對西藏文化的毀滅。1979 年之後，鄧小平力求彌合文革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創傷。他理解藏民對其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有著極虔誠的崇拜。他知道達賴喇嘛被藏民看作觀世音菩薩轉世，因此被視為一個神。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後，一個兩歲的男童在 1937 年被認定為轉世靈童，於是成為十四世達賴喇嘛。他精研西藏文化，後來成了極其虔誠而又博學的人。鄧小平 1978 年時希望通過藏族中間人與達賴喇嘛建立聯繫，達成一定的和解，減少中共幹部和藏民之間的對立。鄧小平本人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就與西藏有過交涉。1951 年派往西藏取得軍事控制權的中共軍隊，就是鄧小平麾下的西南軍區和西北軍區。當時藏族軍隊過於弱小，幾乎沒有進行武裝抵抗。1950 年代擔任總書記期間，鄧小平既貫徹過毛澤東對西藏本土較為「寬大」的政策，也執行過在四川等地的藏人中間強制搞集體化的政策。1978 年，有很多原因促使鄧小平努力減少漢人與西藏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更加安定的民族關係可以加強藏人與中國的紐帶，形成一個堡壘以對抗蘇聯可能對西藏的滲透；可以減少因藏族反抗漢人而觸發其他少數民族連鎖反應的風險；可以減少因為不斷與藏人衝突而給國家資源造成的緊張。大概最重要的是：當鄧小平要為實現現代化而與西方搞好關係時，良好的漢藏關係可以緩解外國人對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的方式的批評。鄧小平在 1975 年 12 月會見福特總統時，福特就提到過達賴喇嘛。他在 1977 年 9 月 27 日會見喬治?布殊時，布殊不但特別關心西藏和達賴喇嘛的命運，而且提出去西藏訪問的請求。由於布殊是「中國的老朋友」，鄧小平特准布殊成行。[17-107]1978 年底鄧小平開始聯絡達賴喇嘛的中間人。居住在印度的八萬藏民最不認同漢人統治——他們成分複雜，達成一致並不容易，而且與留在中國的很多藏民相比，他們更不願意在重要問題上作出妥協。此外，由於漢人不允許中國境內的藏民組織起來表達自身利益，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這個流亡團體便成為全體藏人的代言人，並且採取強硬的反華立場。鄧小平和達賴喇嘛溝通的最佳渠道是達賴喇嘛的胞兄、會講漢語的嘉樂頓珠。鄧與嘉樂頓珠的會面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安排的，李之前在香港已經與嘉樂頓珠接觸過幾周。鄧小平在會見嘉樂頓珠時說，他希望達賴喇嘛能回來看一看西藏，如果願意也可以留下來。達賴喇嘛也可以先派代表，回來考察一下國內的形勢。鄧小平答應嘉樂頓珠，在達賴喇嘛回來之前，中國會做一些政治工作。[17-108]1979 年 3 月 17 日，鄧小平會見嘉樂頓珠幾天後，新華社宣佈「西藏自治區司法機關決定對所有參與過（1959年）西藏暴亂的人給予寬大處理」。[17-109]同日，在召開了西藏四個地區的會議之後，宣佈為文革期間受到錯判的許多西藏幹部平反。但是鄧小平在推動和解時依靠的是西藏中共幹部的報告，因此他並不清楚藏人反抗的嚴重程度和達賴喇嘛在全世界的巨大影響。在 1979 年 8 月會見美國副總統蒙代爾時，鄧小平對他說：「至於達賴嘛，這是一件小事??達賴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鄧小平又說，達賴想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不過是空想。[17-110]當時鄧小平有理由期待西藏的局勢將得到改善。他會見嘉樂頓珠後就作出了安排，由達賴喇嘛派達蘭薩拉流亡者代表團回來考察形勢，會見當地幹部。在此後幾個月裏，又有兩個達蘭薩拉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然而，給鄧小平出主意的漢族幹部嚴重低估了藏民對漢人的抵觸情緒和達蘭薩拉藏人的到訪可能激起的對漢人統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個代表團訪問青海省時，受到當地大批藏民的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地表達對達賴喇嘛的擁護，這讓北京的官員既吃驚又尷尬。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發生，漢族幹部馬上去問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前將軍任榮這個代表團訪問拉薩時會發生什麼情況。任榮預言不會出任何問題。然而，在拉薩爆發出的對達賴喇嘛的擁戴甚至更強烈。任榮的誤判導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職。胡指示讓任榮離開西藏，以免影響與藏人搞好關係的努力。取代任榮的是另一個同為將軍出身的漢人陰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鄧小平在西藏的親信。陰法唐在西藏工作了 20 年，十分關心西藏的建設，從黨委書記一職退下後仍留在當地幫助建設學校。達蘭薩拉藏人的三個代表團來訪的效果適得其反。鄧小平本來以為，在中共的領導下，西藏自 1959 年以來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穩定局面和經濟發展，流亡藏人代表團在西藏的所見所聞會給他們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們更加嚴厲地批評中國對待藏人的方式。儘管三個代表團的訪問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鄧小平仍然努力彌合與藏人的分歧。他繼續執行修復西藏寺院和其他文化設施的政策。他指示新上任的總書記胡耀邦及副總理萬里帶領重要代表團到訪西藏，力求修復漢藏關係。經過一兩個月的準備後，胡耀邦率領一個 800 人的代表團在 1980 年 5 月 22 日抵達西藏，準備於次日參加毛澤東在 1951 年作為懷柔政策提出的西藏「十七條協議」簽署 29 周年的慶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時間瞭解情況並與當地幹部座談後，在一個 5,000 人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與會者多數為藏族幹部。他在題為「努力建議團結、繁榮、文明的新西藏」的講話中說：「我們的黨讓西藏人民受苦了。我們十分難過??西藏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顯著改善，我們難辭其咎。」他提出了六項任務：（1）讓西藏人民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2）減輕經濟負擔，三到五年內對西藏人免稅，免徵購；（3）農業生產實行承包到組；（4）努力發展農業和畜牧業；（5）促進教育，著手籌辦西藏大學；（6）加強漢藏團結，把大多數漢族幹部調離西藏，培養更多當地藏族幹部。[17-111]胡耀邦的講話是改善北京和西藏關係的一次大膽努力。胡耀邦講完話後，會場上對他這位新來西藏的英雄報以熱烈的掌聲。胡耀邦表現得十分誠懇，他真誠地看待西藏遭受的傷害，代表中共為西藏經受的苦難承擔責任，並說明了將來改進工作的方式。在 1987 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與西藏和解的政策。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佈於各省藏區的軍工廠壟斷著藏民所喜愛的氊帽、皮靴和其他貨物的生產。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後，軍隊的壟斷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屬的工廠也得到允許生產這類產品。在胡耀邦 1980 年訪問西藏後的幾年裏，在提拔藏族幹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步。1978 年時西藏的幹部中只有 44.5%是藏人，1981 年這一數字上升到 54.4%，1986 年時達到 60.3%。[17-112]寺院獲准接納少量僧人，藏語得到了正式認可，對祈禱、朝拜和各種宗教儀式的壓制也減少了。儘管胡耀邦試圖以誠懇的態度解決西藏問題，一年後他的努力仍以失敗告終，這既是因為他同時激起了西藏當地和北京的漢族幹部的抵制，也因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讓藏人滿意。鄧小平受制於漢族幹部，達賴喇嘛則受制於達蘭薩拉好戰的流亡團體，兩人難以架起溝通的橋樑。在那些努力維持西藏秩序的漢族幹部看來，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評他們對藏人過於嚴厲。為了給當地藏族幹部讓路，一些漢族幹部被調到其他地區，仍留在西藏的漢人大多反對胡耀邦的政策——漢族幹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學藏語，還要傾聽藏人的意見，這使他們難以保持維護政治秩序的權威。負責西藏治安的漢族幹部特別擔心藏人的喇嘛廟，它們在獲得更多的自由之後，成了西藏民族主義的溫床和組織藏人反抗的中心。（據 1950 年代末期的數字，在西藏自治區的全部 200 萬人口中有 15 萬僧人。）北京那些謹慎的幹部也像西藏的漢族幹部一樣，高調批評胡耀邦沒有認識到在外國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險。[17-113]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臺灣得到的條件尤有過之，這是進一步加劇了緊張關係的另一個因素。他們要求在西藏實行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們還要求建立「大西藏」，將中國的所有藏區合併成一個政治上的新自治區。即使在最開明的北京幹部看來，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們認為合理的範圍。因此，談判毫無結果。共產黨在 1980 年代給予藏人比 1950 年代更多的自治權，允許當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語言、服飾，在人民代表大會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許藏人比漢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學的入取分數也低於漢人。但真正重要的決策權掌握在拉薩的中共漢族幹部手中，而他們則要聽從北京的指示。另一個難以克服的分歧是，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擴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區。藏人在 7 世紀曾控制著幾乎和當時中國一樣大的區域，此後一些較小的藏民社區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各省。即使是最開明的漢族幹部，也反對這種藏人對疆域的巨大擴張。達賴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國藏人狀況的三個代表團的報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後，他於 1981 年 3 月 23 日致信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通過更好的相互理解，發展藏漢人民的友誼。」但是他又說：「實際上有 90%以上的藏人都受到身心摧殘，生活在焦慮之中。這種情況並非自然災害所致，而是人為的。」[17-114]北京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對此作出答覆。北京的官員拖了大約四個月，直到 1981 年 7 月 27 日胡耀邦在北京會見嘉樂頓珠時，才表明了他們對達賴此前來信的觀點。胡耀邦在 1980 年去西藏時被授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以贏得藏人的善意。但是這次會見的情況不同：他接到的指示是傳達中國的新政策，要對西藏的分裂活動加強控制。胡耀邦向嘉樂頓珠列出了北京歡迎達賴回來的具體條件：達賴喇嘛可以享有 1959 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訪問西藏；他可以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藏人知道，接受這些條件可以使達賴喇嘛得到榮譽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權力仍牢牢掌握在漢人手中，因此他們拒絕了。達賴喇嘛決定不回國。鄧小平要促成雙方更親密、更積極的關係的努力落空了。但他和達賴喇嘛都不想把關係搞得更僵。達賴在當年 10 月派了一個談判小組前往北京，這個小組雖然也未能彌合分歧，但避免了達賴喇嘛和北京領導人公開決裂。[17-115]1981 年至 1982 年的溝通失敗後，鄧小平把西藏問題放到了一邊，直到 1984 年中國國市場化進程得到更廣泛的民眾支持，這為處理西藏問題提供了新的前景：經濟增長和西藏與其他省份不斷加深的聯繫——其中也包括市場聯繫——將成為新的著眼點。1984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四年之後——北京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正值鄧小平在廣東宣佈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肯定了進一步開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獲准去西藏的遊客和外地商人寥寥無幾，而在這次會議之後，商人可以幾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鄧小平希望，通過把藏人與全國的經濟聯繫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經濟發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樣，增加藏人對政府的擁護。他確實把發展西藏經濟放在了全國重點工作中很優先的位置。中央鼓勵富裕的省份為西藏提供財政援助，派遣懂經濟的幹部幫助推動西藏發展，由此加強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聯繫。作為減少分裂主義危險的一種努力，1985 年有 4,000 名西藏的優秀中學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學校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俾使西藏和全國其他地方進一步聯繫在一起。1984 年北京與西藏流亡團體也舉行過若干次會談，但未取得任何進展。這些會談失敗後，達賴喇嘛為打破與北京關係的僵局，試圖通過向西方尋求支持對北京施壓。他向各國派出信得過的年輕人介紹西藏的境況，例如洛地嘉日被派往華盛頓，數十年間都在推動藏人的事業。然而這些年輕人沒有一個能與達賴喇嘛本人的影響力相比。達賴喇嘛會講英語，能夠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動西方人，讓很多西方人覺得那正是他們在自己物質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質。他們把達賴視為一個為爭取民族自由而與中國壓迫者不懈鬥爭的和平主義者。沒有任何其他亞洲領袖贏得過那麼多虔誠的西方追隨者。達賴喇嘛的名望，使只佔中國人口 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極大關注，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少數民族，包括那些人數遠多於藏族的少數民族。不過，儘管有外國對達賴喇嘛的普遍支持，沒有任何外國政府正式承認西藏。而在中國政府看來，達賴喇嘛偶爾高調承諾願意接受中國的主權，卻不願意達成對他有約束力的協定。中國逐漸認為他因受制於流亡印度的八萬極端分子而沒有任何談判的空間。通過中共宣傳工具瞭解西藏的中國漢族民眾則相信，中國政府已經提供了慷慨的財政援助，西藏人卻不知感恩。隨著矛盾的加劇、西藏的漢族幹部收緊控制，藏人更把漢族視為壓迫和反對西藏的人。達賴喇嘛在爭取歐洲人、美國國會議員、人權活動家和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變得頭腦發熱，他們大膽施壓要求更多的自治。1987 年 9 月 27 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講話後不久，拉薩僧人的示威演變為一場騷亂。很多藏人樂觀地以為，他們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夠強迫中國政府讓步。然而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員進一步加強了控制。1988 年 6 月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演講時重申藏人應當有權決定與西藏有關的一切事務，沒出幾個月，拉薩就在 12 月又發生了一次嚴重騷亂。1989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達賴喇嘛，也讓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導致中共領導人收緊控制。達賴喇嘛在國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無減，這促使中國領導人想方設法利用外國團體孤立達賴喇嘛。有些外國團體對中國的壓力作出了讓步，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國人對達賴的關注，加強了外國對中國的批評。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導致中國官員強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對寺院實行更加嚴厲的管制。中國官員指責外國人權團體的援助是出於削弱中國的目的。當外國人批評中國不給予藏人更多自治權時，有的中國官員則反唇相譏，說他們的政策要比美國當年驅逐和消滅美洲土著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鄧小平和達賴喇嘛無法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但雙方都想避免全面衝突。1988 年初北京釋放了數位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捕的僧人。中國在 1988 年 4 月宣佈，只要達賴喇嘛願意放棄爭取獨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達賴喇嘛則繼續說，他接受中國的主權，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獲得更多自由。1989 年 1 月，鄧小平為了控制騷亂，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黨委書記——胡錦濤。胡錦濤和不同的幹部談話，但其基本目標反映了鄧小平的政策：發展經濟，擴大漢語教育，加強外部聯繫，和一些藏人展開合作，保持對分裂主義活動的嚴密控制。1989 年春天，在北京學生示威的同時，西藏再次發生了騷亂，對此胡錦濤宣佈實行戒嚴。1989 年初，當西藏的另一位宗教領袖、在藏人中信徒人數居第二位的班禪喇嘛去世時，又出現了一線希望。達賴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領袖身份前往北京參加葬禮的邀請。北京的判斷是，達賴總體上比藏人流亡團體態度更靈活，鄧小平或許可以在達賴喇嘛來訪時與他啟動有益的會談。但是達蘭薩拉的流亡團體明白北京的領導人想拉攏達賴，說服了達賴喇嘛不要前往。這次邀請被拒絕後，鄧小平和他後來的接班人便放棄了與達賴合作的努力，使打破僵局變得遙遙無期。有觀察家認為達賴喇嘛錯過了一次在消除分歧上取得進展的良機。此後，雖然達賴喇嘛數次派代表去中國磋商，但雙方都沒有在基本立場上讓步。1980 年代中期以後形成了一種一直延續至今的惡性循環：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名望鼓舞著當地藏人反抗，從而導致北京的鎮壓；而外國人知道了鎮壓的情況後會譴責北京，這又鼓勵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復不息。但是，藏人和漢人都很清楚始於 1980 年代中期的對外部市場的開放以及對西藏的經濟援助給西藏帶來的長期後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經濟獨立性的衰落。在 1950 年代，定居拉薩的外地人多為北京派去的中共漢族幹部和軍隊。1980 年代中期以後，居住在拉薩的外地人幾乎全都是商人，他們都想利用中國對西藏的經濟援助所帶來的商機。很多人是來自鄰近窮困省份的回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過去外地人幾乎從來不住在西藏的農村，但是到了 1990 年代末，外地人的數量大有超過藏人之勢。[17-116]由於越來越多的藏族青年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學習漢語和接受漢族教育，無論是藏人和漢人都能看到，長遠的趨勢是將有更多的藏人學說漢語、上漢族學校、接受漢族文化的方方方面、並融入外部的經濟，雖然他們不會放棄自己的藏族身份和忠誠。自從鄧小平 1980 年派胡耀邦去西藏以來，中共再沒有作過重大努力使藏人和北京達成和解。流亡藏人與北京領導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續，前者決心建立擁有真正自治權的大西藏，後者則相信通過發展經濟、推動藏人接受漢族的教育和文化，將使西藏進一步融入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一些外國人和北京領導人之間的對立也在繼續，前者想幫助藏人得到更大的自治，後者則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對阻止外國人這些做法的能力變得更加樂觀。[17-1]關於中國領土糾紛的說明，見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08).[17-2]關於臺灣和中美關係的一般背景，參見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1994); Robert S.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Michel Oksenberg,"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and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and Nancy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7-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1 日，頁 141。[17-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9 日，頁 151。[1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9 年 1 月 16 日，頁 164-166。[1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 年 1 月 9 日，頁 467-468；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LWMOT, tape 19, p.21.奧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後，在 1981 年秋天到 1982 年夏天間聚談了 39 次，記錄下他們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經歷。[17-7]Robert A. Madsen, "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 1969-1979,"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99, pp. 274-275.[17-8]Tucker, Strait Talk, p. 108.[17-9]與英國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的談話，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年 9 月 10 日，頁 931-932。[17-10]Tucker, Strait Talk, pp. 132-133.[17-11]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18-220. 另參見 John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197-198.[17-12]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371-372;《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81-185。[17-13]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199-201.[17-14]新華社，1981 年 9 月 30 日。[17-1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 年 6 月 16 日，頁 748-749。[17-1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82.[17-17]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527-531.[17-18]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4-185;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211-215;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Macmillan, 198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17-19]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6-187.[17-20]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5-222.[17-21]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22-226. Holdridge 陪同布殊訪華。[17-22] 類 似 的 解 釋 見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 240; Ross, NegotiatingCooperation, pp. 190-258.[17-23]關於協議具體內容的談判是在恒安石大使和中方對等官員之間進行的，中方將談判結果送鄧小平批准。[17-24]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30-241;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89-200. 三個公報收入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265-272 及 Holdridge, Crossingthe Divide, pp. 263-279。[17-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4 月 28 日，頁 971。[17-26]2008 年 12 月與美國國防部官員 Eden Woon 的訪談。[17-27]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77-679.[17-2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66。[17-29]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66。對香港工作的一般介紹，見宗道一等編：《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 265-267。我關於香港問題的討論大大得益於衛奕信爵士、Sin Por Shiu 和 Dalena Wright 對香港局勢的深刻見解。[17-30]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56。[17-31]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17-32]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Sino-BritishNegotiation over Hong Kong," unpublished pap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University, May 2006; Steve Shipp, Macao,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7).[17-33]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56-57。[17-34]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248。[17-35]作者 2008 年 11 月對 Edgar Cheng 的採訪，他是包玉剛的女婿，經常陪同包玉剛拜訪鄧小平。[17-36]後來寫就的文件强調鄧小平政策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有些文件甚至認為他已經作出香港回歸的決定。但當時公佈的文件不支持這種觀點。當時尚未就這個作出決定。[17-37]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38-40.[17-3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65-66。[17-39]據中共駐港最高官員許家屯說，1983 年時香港大約有 6000 名中共黨員。見 Jiatun Xu,"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0, 93-070,93-073, 93-091, 94-001, 94-010, 94-016, and 94-017, 1993-1994, 後來結集出版，見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17-40]這在許家屯的著作中說得很清楚。許在 1983 年由北京派去香港領導中共的工作，他敢於向北京提供香港1980 年代初輿情的更準確的報告，中共駐港最高官員許家屯說，1983 年時香港大約有6000名中共黨員。見 Jiatun 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translated inJPRS-CAR, 93-050, 93-070, 93-073, 93-091, 94-001, 94-010, 94-016, and 94-017,1993-1994, 後來結集出版，見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17-41]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p. 14-15.[17-4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4-55.[17-43]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17-4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6.[17-4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7.[17-4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 年 4 月 3 日，頁 729。[17-47]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17-4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70；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 21.[17-4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66-67.[17-50]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67-68.[17-51]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 22. 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 年 5 月 21 日、6 月 2 日、9 月 24 日，頁 824、826、854-855。[17-52]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後過渡時期」的中英外交鬥爭〉，《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 4 期，頁 59-71。[17-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 年 4 月 6 日，頁 812-813。[17-54]2007 年 11 月作者對唐納德（Alan Donald）爵士的採訪，他於 1974 年至 1977 年擔任港府顧問，1988-1991 年任駐華大使，曾負責為 1982 年戴卓爾夫人的訪華作準備。[17-55]2007 年 11 月作者對唐納德（Alan Donald）爵士的採訪，他於 1974 年至 1977 年擔任港府顧問，1988-1991 年任駐華大使，曾負責為 1982 年戴卓爾夫人的訪華作準備。[17-56]Frank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ew York: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6), pp. 11-12;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85-86.[17-57]Cradock, Experience of China, p. 179. 在她的回憶錄中，戴卓爾夫人用戲劇性的對抗來形容與鄧小平的會面。又見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HaperCollins, 1993). 儘管如此，當時的外交官們說雙方都在正常外交會談的範圍之內表現得慎重、理性。[17-5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87-88.[17-5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8. 作者對唐納德的採訪。[17-60]SWDXP-3, pp. 23-25.[17-61]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9.[17-6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7.[17-63]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 11；對唐納德的採訪。[17-6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1-92.[17-6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9.[17-66]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4, 97.[17-67]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9-102.[17-6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01-107.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J. Wiley, 1994), p. 64; 對唐納德的採訪。[17-69]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頁 1-12。[17-70]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13-114.[17-71]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頁 3；許家屯：《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Brampton,Ont.:明鏡出版社，1998）。[17-7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13-114.[17-73]Roberti, The End of Hong Kong, p. 155.[17-74]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May 14, 1993, translatedin JPRS-CAR, 93-056, July 16, 1993.[17-75]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May 27, 1993, translatedin JPRS-CAR, 93-050, July 16, 1993. 當地一句俏皮話將私營企業形容為「聯合國」，因為這個詞的意思可以是聯接、合併或者國有化，也就是沒收。[17-76]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頁 12-28。[17-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 年 9 月 10 日，頁 931-932。[17-7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29-132;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p.19-20.[17-7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32-146.[17-8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4 月 18 日，頁 970-971。[17-81]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48-153.[17-82]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June 1, 1993, translatedin JPRS-CAR, 93-070, September 21, 1993;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92-9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5 月 25 日，頁 978。[17-83]宗道一等編：《周南口述》，頁 263-269；SWDXP-3, June 22-23, 1984, pp. 68-71.[17-8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154-174.[17-8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63-174;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27.[17-86]《聯合聲明》的文本和附件見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p. 81-96; Cottrell, TheEnd of Hong Kong, pp. 205-223.[17-8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10 月 3 日，頁 998-999；SWDXP-3, October3, 1984, pp. 80-84.[17-8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06-109, 199-204; Roberti, The Fall ofHong Kong, pp. 125-126.[17-8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 7 月 5 日，頁 1058；Roberti, The Fall of HongKong, pp. 145-148.[17-90]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 170-171。[17-91]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191-192.[17-92]SWDXP-3, pp. 214-220;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 172-173。[17-93]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 185。[17-94]SWDXP-3, pp. 340.[17-95]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 198。[17-96]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280-291;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166-207。[17-97]Qian Qiche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F. Vogel (New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254-255.[17-98]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September 3, 1993,translated in JPRS-CAR, 94-015, March 8, 1994.[17-9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 年 1 月 18 日，頁 1306-1307。[17-100]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pp. 257-260;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 頁 205-207。[17-101]彭定康的解釋見 Chris Patten, East and West: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A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17-102]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p. 279.[17-10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 11 月 28 日，頁 442。關於這個時期的西藏工作，我發現以下著作對我最有幫助：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Tashi Rabgey andTseten Wangchuk Sharlho,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Post-Mao Era: Lessons andProspect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丹曾編：《當代西藏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我也要感謝與 Melvyn Goldstein的多次交談，他無私地向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傳授有關西藏的知識。另見陳為人：〈胡耀邦與西藏〉，收入蘇紹智、陳一諮、高文謙編：《人民心中的胡耀邦》（Carle Place, N.Y.: 明鏡出版社，2006），頁 166-185；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Mississauga, Ont.: 明鏡出版社，2006）；Barry Sautman and JuneTeufel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a Disputed Region(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及 Robert Barnett and Shirin Akiner, eds., Resistanceand Reform in Tibe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達賴喇嘛在 1992 年 9 月11 日寫給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信中概述了對西藏與中國關係的看法，該信見 Andy Zhang, Hu Jintao:Facing China's Challenges Ahead (San Jose, Calif.: Writer's Club Press, 2002), appendix 5,pp.133-148. 關於西方對西藏的看法，見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17-104]Melvyn C. Goldste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 2: The Calm before theStorm, 1951-19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98-99.[17-105]丹曾編：《當代西藏簡史》，頁 132-146。[17-106]中央情報局官員 John Kenneth Knaus 講述過這方面的計劃，見其 Orphans of the Cold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