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23

在鄧小平著手改革的最初幾年，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大門只打開了一部分。進出這道大門並不總是很順利。邊境檢查仍在繼續，中國居民多年來很難得到出入境簽證。很多非法逃港的人、或邊境另一邊有親屬在共產黨統治下受過罪的，也根本不想再跨過那道邊境之門。1949 年以後，內地和三十年來急速發展的香港之間存在著日益擴大的社會差距，彌合起來並非易事。1980 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談之間會把邊境另一邊的內地人稱為不知現代世界為何物的鄉巴佬。廣東人和福建人見到來自香港的親屬或同鄉，會忌恨他們派頭十足、財大氣粗，因為他們這些大陸的親戚仍在受窮受苦。即使是大陸官員，當時的生活水平也僅在溫飽之上，他們看到衣著光鮮、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帶著一班幹練的人馬，擁有現代技術和全球關係網，也不免滿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業家熱心於幫助家鄉，利用中國這個幾乎無限廣大的市場。沒過兩三年，通過這個南大門的人流、卡車和資金，便從涓滴之水變為汩汩溪流，然後又變成了滾滾洪流。在鄧小平時代，廣東和福建的幹部，尤其是經濟特區的官員，從香港這個大都會的人們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棗通過日益開放的電視、報紙和個人交往，通過他們在廣東開辦的工廠、飯店、餐館和商店。在 1980 年代初的廣東街道上，僅憑外表和舉止就能分辨出兩種人，打扮時尚的人來自香港，另一些人則是土生土長的大陸人。然而這種差別逐漸消失了，到 1992 年鄧小平時代結束時，許多廣東南部的大陸人和香港居民已經難以區分。從 1978 年到 1980 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組織棗新華社、中國銀行、華潤集團、工會、「愛國學校」和「愛國」商人棗是大陸官員瞭解香港形勢的主要依靠對象。但到 1983 年鄧小平開始接見更多的香港商業領袖棗如船王包玉剛棗時，代表大陸的那個小群體已經基本完成了他們作為聯絡員的特殊使命。在香港工作的中共黨員不屬於香港社會的主流，他們缺少接觸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現在北京急欲得到後者的合作。北京和廣東的幹部開始繞開香港的共產黨同志，直接與香港的主流領袖接觸。1982 年，鄧小平把一名前省委書記許家屯派往香港，擔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許和鄧本人及北京高層均有直接聯繫；他到港後開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觸。對於香港的工廠主來說，中國的開放可謂恰逢其時：由於香港勞動力短缺，工資和成本上升，他們已經開始在國際市場失去競爭力。而邊境另一邊低成本的勞動力，不但能夠挽救香港服裝廠、玩具廠和電子元件廠的廠主，還可以為他們提供廣闊的機會。轉變迅速出現，而且往往令人吃驚：據香港報載，香港一些工廠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廠時發現，全部生產設備一夜之間就被運到了邊境另一邊的村莊，那裏已經建起了新工廠。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繁榮期掌握了先進建造技術的香港建築公司，突然發現在邊境另一邊有著無窮無盡的機會。歐洲和北美的商人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去中國時，通常都會取道香港，先乘火車到廣州，再從那兒飛往其他目的地。動身前往大陸之前，他們會向香港商人瞭解情況，而後者有時會成為他們的合夥人或在中國大陸的代表。外國人受到本國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賄，便通過受限制較少的香港代理人為自己在廣東的生意鋪路。臺灣商人由於其政府在 1980 年代初禁止與大陸通商，也通過香港的合作夥伴與內地做生意。鄧小平開放連接廣東和香港的「南大門」的試驗，使這裏成了外來投資、技術、管理技能、觀念和生活方式進入中國的最重要通道。中國到 1980 年代末時已經更加開放，內外交往擴展到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其他許多地方。香港商人與大陸打交道時使用的語言，就反映著這種交往的變化過程。在 1978 年後的最初幾年裏，香港和廣東之間的交際語言是粵語，這是通行於香港和廣東很多地方的一種方言。然而到 1980 年代末時，中國很多地方都越來越開放，於是普通話漸漸成了新的通用語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來自北方，他們只說普通話，不講粵語。香港繼續扮演著重要角色，粵語也在繼續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與全國的合作夥伴交往，於是他們也開始學說普通話。這種語言上的變化反映著從地區性試驗逐漸變為全國範圍的對外開放的過程。廣東和福建的起飛在廣東和福建獲得特殊地位後的三十年裏，中國的出口增長了一百多倍，從 1978 年的每年不足一百億美元增加到一萬多億美元，其中超過三分之一來自廣東。1978 年時廣東沒有一家擁有現代生產線的工廠。三十年後來到廣東南部的人，卻可以看到摩天大樓、世界級飯店、高速公路和滾滾車流。從廣州到香港之間的整個珠江三角洲都發生了巨變。在 1980 年代，這個地區的村鎮（過去的生產隊或公社）迎來了一些小製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廠，他們先是來自香港，後來是臺灣等地。到 1980 年代末時，從香港到廣州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兩旁的工廠已經連成一片。[14-27] 1979 年時毗鄰香港的深圳只是一個有兩萬居民的小鎮，二十年後的深圳市則已經擴展到了周邊農村地區，人口接近一千萬，而且還在迅速增加。雖然沒有確切的數字，到 1992 年鄧小平退休時，估計有一億人次湧入廣東的沿海地區，其中不少人後來又返回家鄉，但也有數千萬人留在了那裏。習仲勳和楊尚昆設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導致廣東經濟起飛的措施，但是從 1980 年到 1985 年間領導廣東經濟起飛的卻是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他的搭檔梁靈光省長以前是輕工業部部長，被派到廣東幫助其發展輕工業。鄧小平退出後，就像全國人民感謝鄧小平搞了改革開放一樣，廣東人也感謝任仲夷的大膽領導。多年以後胡錦濤視察廣東時，曾專程去看望已退休 20 年的任仲夷，向他表達敬意（關於任仲夷，請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根據 1982 年 1 月的一份文件，涉及 3,000 萬元以上的輕工業項目和 5,000 萬元以上的重工業項目，廣東必須報送北京批准。[14-28]由於突破額度而受到北京指責時，任仲夷會巧妙地規避，說那不是一個項目，而是恰好相互關聯的若干個項目，而每個項目都在上限以內。任仲夷的部下喜歡他為廣東發展與制度斡旋的熱忱，以及他敢於為他們撐腰的勇氣。其實任仲夷自己就曾說過，他在廣東的任務是作一個變壓器，電流（廣東的政策資源）來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當地需要。廣東幹部的說法則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得到任命的省級領導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領導層的接見，但任仲夷和省長梁靈光卻應邀與鄧小平單獨見了面，此外還去拜會了華國鋒、萬里、陳雲和葉帥。鄧小平與他們見面時說，他們的任務是為未來探索一條出路。鄧小平瞭解廣東的地方主義問題造成的強烈情緒，關於如何對待這個過去遺留的問題，他向任仲夷和梁靈光說了自己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不談過去，但要全面地看問題，不要糾纏於小事。鄧小平說，只要在新的崗位上拿出適宜的政策，工作就能順利進行。鄧小平還表示，他希望廣東和福建的幹部能夠用自己的經驗為其他地方提供指導。萬里在會見他們時則大膽地說，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適合地方的情況，他們就應當做符合當地需要的事。[14-29]廣東的試驗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為搞資本主義。對於那些害怕資本主義、不願看到對其他各省同樣有吸引力的廣東試驗被推廣到全國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們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幹部為他的機智所傾倒，佩服他作出戰略選擇的能力，但是最為贏得他們忠心的，還是他在北京的批評面前敢於承擔責任。即使沒有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幹部們也感到難以勾畫出一幅全新的路線圖。例如，在研究建設廣深公路時，他們擔心預算有限，也無法想像汽車增長速度如此之快，便錯誤地採取了謹慎策略，決定建一條雙車道高速公路，結果沒過十年就被一條八車道的高速公路所取代。政治上的顧慮以及缺少經驗，也使得一個十分敏感的領域（即如何與外來商人打交道）產生了不少失誤棗他們既想吸引外商前來投資，又不想被人指為對外來資本家示弱。最初，他們不知道如何確定稅收減免的合理數位、需要多少地方基礎設施、應當如何進行計價，以及哪些當地產品在國外有市場，因此犯了很多錯誤。還有些當地人辦事拖遝，甚至欺騙境外投資者。此外，新工廠的建設速度超前於相關管理規章的頒佈，結果新規章並不總是奏效。敢闖敢幹的地方領導走得太快，把較為謹慎的官僚拋在後面，結果反而驗證了持懷疑態度的保守派的噩夢棗這類情況並不少見。試驗的教益廣東和福建的幹部發現，為了吸引外資設廠，必須建立「一站式」的決策中心。早期的外來投資者為了安排電力、運輸、建材和勞動力，拿到各種批文，必須跟不同的官僚機構打交道，這讓他們不勝其煩。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最能吸引外來公司的地區都是那些對政府機構進行重組、將決策集中的地方，這使地方官員在一個辦公地點就可以作出所有關鍵決策。在如何向外來投資者收費方面，人們也獲得了不少經驗和教訓。最初，地方政府對如何在市場經濟中計算成本幾乎一無所知，一開始索取的費用往往不是遠遠高於、就是大大低於國際標準。過了幾年後，他們對海外市場的價格找到了感覺，開始定出更為適當的價格。由於前來打工的勞動力數量幾近無限，勞動力成本仍然大大低於多數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此外，為爭取投資而相互競爭的地方幹部早就發現，如果不讓外來投資者得到他們認為合理的投資回報，他們就會另尋他處。最初，幹部們聽說運到海外的產品能賣高價，於是也向外國人開高價，認為不這樣做就是讓中國勞動力受外國資本家剝削。但是漸漸地，中國官員開始接受國際市場的價格，認識到即使工人所得比在海外銷售產品的商人少得多，對政府和工人仍然有利。做到信譽牢靠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地方幹部認識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夥伴，使其擴大投資，就必須講求信譽。外國投資者希望確保在出現問題時可得到公正解決，中國的幹部便以簽訂協定、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幹部發現，過去幾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協議的地方。這其實並不奇怪，如果外國投資者感到一個地方的幹部隊伍靠得住，能在早期野蠻的、不講章法的中國市場上解決不可預期的問題，必要時還能在解決問題時發揮創造性，他們當然願意繼續投資。在外資公司工作的當地經理也學會了按時完成任務是多麼重要，學會了如何有效管理多重任務。還有一些管理人員學會了現代會計制度棗如何編制進度表、如何計算成本、如何使用計算器和後來的計算機。香港的建築師和建築公司曾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建築業的繁榮期掌握了建造摩天大樓的技術，他們也開始向廣東的合作夥伴傳授如何在內地組織和管理這類項目。他們還同時帶來了現代建築設備，並教當地工人如何操作。消費服務業是中國迫切需要發展的另一個領域。在實行對外開放和引入市場之前，國營商店只賣品種單一的必需品。商店的營業員對顧客十分冷淡，他們公開表示既然報酬少得可憐，他們不想傻乎乎地賣力。香港商人經營的廣東第一家現代飯店棗白天鵝賓館開張時，為了做好生意，從香港帶來了行銷經理和服務人員，由他們傳授飯店的清潔保養、有效組織以及如何滿足顧客的願望。飯店的餐廳立刻引來大批消費者，另一些餐館為了與之競爭，也開始提供不相上下的服務。來廣東的工廠和商店打工的農村人，很快就學會了守時以及如何在工作中與他人協作。拿計件工資的人學會了如何在給玩具填充海綿或為各種消費品安裝零件時提高效率。他們養成了洗手和其他衛生習慣。他們平生頭一次跟來自天南海北的工友一起工作，這也使他們的眼界變得更為開闊。他們學會了現代技術和流行時尚，這些知識很多來自於他們生產的那些先是為出口、後來又轉而內銷的電子產品和服裝。溫飽有了保障後，他們學會了如何使用電視機、洗衣機、微波爐和空調。姑娘們追逐香港的時尚，學會了如何使用化妝品，如何梳理新髮型。[14-30]通過給家人寫信、或是時間長短不一的返鄉，這些農民工成了當地另一些嚮往現代生活方式的人效法的樣板。[14-31]在世界各地設有工廠的新力公司聯合創始人盛田昭夫曾說過，一般而言，沒有現代工業的國家，其官僚機構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採用了現代工業的效率標準，這些標準會逐漸滲透到政府之中。按國際標準，當時的中國政府機關仍然效率低下，人浮於事。但是，中國工商業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些黨政領導也會效仿同樣的效率標準。廣東的進步不能簡單地用「開放市場」來解釋，因為有很多存在著開放市場的國家並沒有取得廣東那樣的進步。不如這樣說，在廣東，不到十年前還在大搞階級鬥爭的中共組織，已經變成了推動現代化的有效工具。黨維持著全面的紀律，鼓勵學習與競爭，而香港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幫助。給予廣東和福建的特殊政策、特區所特有的自由空間，使這些地方成了培養人才的孵化器，這些人才將在大都市的現代工廠、商店和辦公室有出色的表現。從這些企業學到的知識，很快就從廣東擴散到了其他地區。先行者面對保守政治逆風廣東和福建的試驗一經開始，兩省的幹部就不斷感到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雖然被賦予了向前闖的責任，但處在前途未卜的環境中，他們需要富有想像力地在無章可循的條件下完成任務，這就使他們很容易受到那些擔憂變革的保守派的批評。北京各部委發出的一個又一個指示，最後都會加上一句廣東和福建也「不例外」。當時廣東和福建的幹部必須盡力保持一種微妙而危險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資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為賣身投靠外國帝國主義。為鼓勵外國公司前來開工廠，應當給它們多少減免稅優惠？如果允許一家合資企業生產某種產品，是否也應當允許它生產其他沒有得到批准的產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內銷？由於在公私利益之間並無嚴格界限，可能會誘使當時仍然很窮的地方幹部利用職權中飽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請？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紅包？能否用公司的車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學？包括香港公司在內的外國公司在廣東設廠可以得到激勵，可是誰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廣東人為了得到稅收優惠而成立的「假洋鬼子」公司呢？保守派的幹部總是伺機阻撓「去計劃經濟」的做法，壓制改革派與外企合作的熱情，他們要找到可供批評的行為也並非難事。其他地方的幹部懷著忌妒心，也在尋機批評廣東幹部的做法。有人向北京抱怨說，他們本省同樣迫切需要的物資，卻必須送給廣東和福建。有些嫉妒的幹部想方設法拖延對廣東的供應，乃至廣東為確保國家調撥給它的煤炭能夠到位，不得不向各轉運中心派出數百名幹部，以確保計劃用煤已經裝車。一些北京高官對黨紀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壞已有認識，他們對賺錢機會可能會進一步侵蝕黨的紀律更是深感憂慮。若要嚴明黨紀，還有比批評廣東和福建一些先行者更好的辦法嗎？陳雲一向對維持計劃體制的有效運轉、維護黨紀極為關注，於是一些有同樣擔憂的人便擁他為後台。與此同時，廣東的幹部則認為他始終是個讓他們頭痛的人。幾乎所有高幹都去過特區至少一次，並對特區的成就予以表揚，只有陳雲和李先念不去。陳雲每年都去南方過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總是說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去廣東。陳雲在 1981 年 12 月 22 日的講話中承認，「要看到特區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著說，「也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14-32] 十天以後，他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說，有四個特區就夠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區了。[14-33]一個月後他又說：「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家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麼搞。」[14-34]陳雲還擔心特區設邊界線會使問題複雜化。他尤其反對特區單獨發行貨幣，因為擔心特區貨幣會對投資者更有吸引力，從而削弱人民幣的地位。陳雲處事堅決，但很少動怒。在他為數不多的幾次公開發火中，有一次就是在聽說廣東發生的嚴重醜聞之後。[14-35]當時有成千上萬名黨員參與了引進外國商品、幫助建廠和銷售產品的活動，走私、行賄和腐敗成了嚴重問題。作為中紀委書記，陳雲對廣東幹部的違反黨紀案件進行了嚴肅調查。他批評廣東和福建的高層幹部沒有採取措施阻止這些現象的發生。鄧小平超然於紛爭之外，不為受審查的幹部說話。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卻一直跟推動改革的地方官員保持著密切聯繫。1980 年 1 月，當地方幹部因走私面對壓力時，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區，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責的幹部提供支持。幾個月後他從一份來自蛇口的報告中得知，對超額完成指標的職工給予獎勵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員的阻撓，便對谷牧作出批示，要確保蛇口能夠自由開展工作。當他看到另一份報告說北京官員阻礙蛇口的道路建設時，再次向谷牧作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門的干預。據廣東的幹部說，胡耀邦總是全力支持他們，想方設法提供幫助。隨著有關特區腐敗的報告有增無減，陳雲與維護特區的人之間的矛盾也在升溫。作為遵守紀律的黨員，陳雲和胡耀邦避免分歧公開化，但是當 1982 年 1 月 14 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第一次就特區問題進行長時間討論時，陳雲批評了普遍的腐敗現象。胡耀邦沒有對陳雲公開表示異議，但他在討論結束時說：「特區只能前進，不能倒退。」[14-36]廣東省委、經委和紀檢委的高層幹部都是由北京任命，次一級的省幹部則由省裏的領導任命。北京的官員擔心下面串通一氣封鎖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級幹部都須向中央彙報有關省級領導人的情況，包括負面情況。這些廣東幹部雖是奉命行事，卻被當地同事稱為「打小報告的」。廣東的兩個幹部，王全國和薛光軍，無論從個人關係還是職責上說，都有理由讓北京的計劃派充分瞭解廣東的問題。副省長王全國同時兼任廣東省計委主任，他來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長時沒能如願。按照常規，當選省長的人應是像王這樣的中央委員，但任仲夷為了獲得當地大批幹部的全力支持，選擇了早年在當地打過游擊、本人不是中央委員的副省長劉田夫。1981 年廣東開會貫徹陳雲的調整政策時，王全國給北京寫信說，任仲夷在會上強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要求，不提陳雲關於緊縮的講話。[14-37]廣東省委委員薛光軍也向北京彙報了廣東的腐敗問題。延安時期薛就在中央組織部陳雲手下工作，內戰時期在東北也是陳雲部下。薛直接聯繫陳雲，向陳雲投訴說，廣東在搞資本主義，走私、賄賂和腐敗問題正愈演愈烈，廣東的幹部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控制這種局面。[14-38]建設新工廠的工作已經開始，但與此同時廣東仍苦於財政短缺，外匯不足。北京抱怨廣東對外匯和關稅的徵繳管得太鬆，廣東則抱怨說，它沒有得到足夠的煤炭，北京沒有建設足夠的運輸設施以滿足它在三中全會之後日益增長的需求。[14-39]1980 年 10 月任仲夷到任廣東時，正值陳雲在大力推行調整政策，減少新建項目，減輕通貨膨脹壓力。而廣東為吸引外資而擴大基礎設施的努力，難免會加劇原材料緊張，帶來通貨膨脹壓力。儘管任仲夷從個人角度十分尊重陳雲，內戰時期他也在東北做過陳的部下，但是他認為自己在廣東的第一職責是吸引外資，為廣東的快速發展作貢獻。「二進宮」1981 年底，北京官員對廣東和福建經濟犯罪的憤怒已經達到頂點。為了平息陳雲對廣東走私和牟取暴利狀況的不滿，鄧小平在 1981 年 12 月採取了守勢。他給胡耀邦作出書面指示說，北京要派一個小組去廣東查清情況，並警醒全體黨員注意有關問題。1982 年 1 月 5 日，陳雲提出了一份嚴厲打擊走私活動的報告，由其領導的中紀委下發；作為回應，鄧小平在報告上批了「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八個字。[14-40]鄧小平的試驗遇到了壓力。他決定冬天棗1982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9 日棗去廣東度假。[14-41]他說自己是去廣東休息的，既不想聽報告，也不想談工作。其實他還是用了一個半小時仔細聽取了任仲夷對廣東、尤其是深圳和珠海的真實情況的彙報。鄧小平對任仲夷說，他認為中央在這些地方實行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如果你們廣東也認為正確，就把它落實好」。[14-42]儘管鄧小平的廣東之行及其與任仲夷的見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試驗，但他沒有用公開支持任仲夷來表明自己的立場。[14-43]鄧小平去廣東時，在北京的陳雲於 1 月 25 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計劃幹部叫去，提醒他們大躍進時期貪大求快造成的後果。他說，各省都想搞經濟特區，如果允許這樣做，外國資本家和投機分子又會冒出來。[14-44]鄧力群也進一步加大了批評經濟特區的火力，他說，特區有可能變得像解放前帝國主義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當任仲夷和劉田夫奉召進京參加 2 月 13 日至 15 日由陳雲主持的中紀委會議時，形勢到了緊要關頭。地方官員把奉召進京稱為「進宮」（指帝制時代地方官員進京接受訓斥）。[14-45]會議要求兩人對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敗作出解釋，並且警告他們改進工作。任仲夷按要求作了自我檢討。他還從廣東帶了 68 個人來京，意在表明廣東幹部在推動改革、嚴肅對待走私問題上是團結一致的。有這麼多廣東幹部在場，使陳雲的批評任務變得複雜，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對任仲夷表示同情了。會上，另一些北京幹部也加入了批評的行列，甚至上綱上線，說廣東正在出現階級鬥爭，資產階級正在從中漁利。[14-46]胡喬木說，這種形勢關係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這讓廣東的官員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離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請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問胡他回廣東後該如何向廣東的部下和工商業界傳達北京的意見，他擔心一旦把北京的嚴厲批評、尤其是階級鬥爭的說法傳達下去，很可能會窒息廣東的經濟活力。胡耀邦告訴他，傳達什麼不傳達什麼由他自己決定。任仲夷回到廣東後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北京對走私問題的擔憂，但是他沒有將北京的憤怒和盤托出，也沒有提階級鬥爭。他說他們確實犯了一些錯誤，要加以改正，要終止不法活動。但他又說：「不要搞運動，也不要指責哪個人。要堅決反對個人牟利，但也要堅定地支持改革開放。我作為省委第一書記要承擔責任，我的下級就不必了。」任仲夷的部下十分感激，因為他們知道，假如不是任仲夷願意承擔責任，保護大家，廣東的試驗很可能出現大的倒退。[14-47]北京會議之後，陳雲對胡耀邦說，他對廣東的反應很不滿意。於是胡耀邦給任仲夷打電話說，他們沒有過關，還要再回來接受新一輪的批評。任仲夷問是否可以把劉田夫省長帶上，胡耀邦說可以。中央書記處的辦公會從 2 月 23 日開到 25 日，討論任仲夷在控制走私、腐敗和賄賂上的失誤。任仲夷和劉田夫省長抵京後，在開會之前即與胡耀邦和趙紫陽做了一次長談。支持廣東改革的胡和趙向任仲夷解釋了對他們的批評。胡耀邦讓任仲夷寫一份新的檢討，任仲夷答應了。劉田夫對這份檢查進行了修改，加大了自我批評的力度，任也接受了。在「二進宮」的正式會議上，到會的黨政幹部比第一次還要多，批評也更加嚴厲。中紀委的一名幹部說，廣東發生了咄咄怪事，廣東的幹部卻見怪不怪。另一名幹部說，廣東的領導是在「放羊」。還有一名批評者說，反腐敗鬥爭就是階級鬥爭。任仲夷作了深入檢討，但他和劉田夫也解釋了廣東為解決這些問題所做的努力。當兩人請求不要取消給廣東的特殊政策時，趙紫陽和胡耀邦保證說，政策不會變，但廣東必須更嚴厲地打擊走私和腐敗。[14-48]「二進宮」並沒有使事情了結。北京的兩次會議後，從 4 月到 9 月，谷牧用大部分時間在廣東搞調查。[14-49]中央紀委也派出一隊人馬，由一名老幹部、中紀委副書記章蘊帶隊，在廣東進一步調查了兩個月之久。兩個月後章蘊得出結論說，任仲夷等人確實為解決問題作了很大努力。鄧小平一直在閱讀各種會議報告，但也一直避免公開表示支持廣東和福建。不過，當他看過章蘊的報告，看到報告作出了實際上有利於廣東的結論後，立刻把報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於 1982 年 12 月 31 日發出的第 50 號文件肯定了廣東打擊經濟犯罪的工作。文件還引用了陳雲的結論：「特區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斷總結經驗，確保把特區辦好。」鄧小平沒有動用個人權威就成功保住了試驗。廣東的幹部們也長舒了一口氣。[14-50]直到離職之前，任仲夷一直處在北京的壓力之下，但他繼續推行改革，維持著快速增長的步伐。[14-51] 1985 年任仲夷到了 70 歲的退休年齡。一般來說作出過類似貢獻的地方幹部會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還是光榮退休了。[14-52]他獲准保留自己的住房和各項特權。相比之下，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的命運則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對福建晉江製售假藥案負責。項南以其工作能力和致力於改革的精神在北京的改革派幹部中享有盛譽，但他在 1986 年 2 月被撤職，還被迫寫了五份有傷尊嚴的檢討，並受到中紀委的內部通報批評。儘管北京的保守派總想排擠任仲夷和項南，但他們在廣東和福建實行的開創性政策不但仍在繼續，而且擴大到了其他地方。向 14 個沿海城市擴大試驗：1984在將廣東和福建的政策推廣至其他地區之前，鄧小平一直耐心等待著有利的政治氣候。中紀委在 1982 年 12 月肯定了廣東的努力後，對廣東的敵意開始消散，這使鄧小平得以在 1983 年 6 月說：「現在，大多數人都在談論經濟特區的很多好事情。」[14-53]鄧小平鼓勵北京的幹部親自去深圳和珠海看一看，他知道一目了然的進步會令他們印象深刻。此時，黨內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普遍支持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動力，而一度導致人們廣泛支持陳雲調整政策的諸多問題也開始消失。食品供應充足，經濟發展迅速，財政不平衡的情況好轉。1984 年廣東的出口額超過 1,000 億元，比1978 年增長 238%。[14-54]1984 年 1 月 24 日，鄧小平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了廣東和福建，包括四個經濟特區中的三個棗深圳、珠海和廈門，還視察了中山和順德這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的縣。[14-55]他出行之前就對特區的發展持積極觀點，但在他聽取當地的報告、親眼看過之前，仍然持慎重態度，不輕易表揚。深圳的摩天大樓和現代工廠讓他十分興奮，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塊大看板上的袁庚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14-56]視察完深圳和珠海回到廣州後，他才說：「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在深圳，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樓林立，這一在 1978 年的中國前所未見的景觀，使深圳已經具有了現代西方城市的風貌。1984 年時電視剛開始普及，數百萬中國人得以在電視上看到鄧小平視察中所見的高大建築和工廠。鄧小平在視察廣東和福建後宣佈：「現在看，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上海要搞十個大飯店，也可以讓國外海外的人獨資搞。」[14-57]他說，寶鋼二期工程今年就可以上馬，不必等到下一個五年計劃。有關鄧小平視察廣東和福建的成功經驗的報道，對當年晚些時候正式宣佈開放沿海城市和進行體制改革的決定構成了有力支持。當鄧小平說「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時，他並沒有為地方幹部辯護。事實上他所要表達的意思是，走私、賄賂和腐敗不是政策本身的結果，而是政策實施中的問題，應當加以遏制。保守派批評海南、廣東和福建那些執行鄧小平政策的領導人，但只是成功地排擠了他們的打擊對象，並沒有使政策發生變化。鄧小平關心的不是個別官員的命運，而是把對外開放計劃擴大到沿海 14 個城市和其他地區。這件事他做得既漂亮又成功。回到北京不久，鄧小平在 2 月 24 日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楊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來，為宣佈開放另外 14 個沿海城市的政策作準備。鄧小平在談到經濟特區的建設速度時說，建築工人都是從內地城市來的，他們的效率要歸功於合同承包制，報酬多少全看他們的勞動表現。鄧小平強調了經濟特區在學習國外技術和管理手段上的優勢。他說，各地都立刻實行高工資一時還難以辦到，但是應當允許一些地方先富起來。[14-58]他又說，由於深圳有了新的就業機會，很多跑到香港的人現在又回到了深圳。他然後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把他的話轉告陳雲。此後兩個月裏，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著手準備了一份文件，並於 5 月 4 日下發。文件宣佈把開放政策擴大到 14個沿海城市，每個城市都可以採取符合當地情況的政策。[14-59]在協調與廣東、福建的關係上富於經驗的谷牧，被指派協調北京和 14 個沿海城市的關係。這種擴大特殊政策的做法，表明了廣東和福建在發展現代工業和積累外資上取得的成功得到了公開承認。當然，也證明了其他地區希望獲得同等待遇的壓力確實存在。為了安撫內地幹部，文件還宣佈，沿海地區要幫助內陸地區，為後者提供原料、財政支持和人員培訓。文件在表述方式上也作了考慮，以緩和陳雲和其他較為保守的幹部的反對。陳雲不反對逐步開放更多的沿海城市，但對新的經濟特區設置邊界線很有意見，理由是這會給特區與周邊地區貨物的進出造成程序上的新麻煩。還有幹部批評說，交給廣東的任務是培育高新技術，它卻把重點放在發展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和服務業上。幹部們很想讓中國迅速步入高新技術領域。為了促使這些新開放地區提升技術，避開陳雲在 1982 年 1 月提出的暫停新建經濟特區的建議，1984 年的 13 號文件規定將新的開放城市稱為「經濟技術開發區」，入駐的外國企業應當引入技術更先進的產業。[14-60]事實上，當時的廣東還缺乏能夠馬上引入高新技術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外國公司來華投資也主要是為了利用勞動力成本低廉這一比較優勢。即便如此，為了平息批評意見，還是出台了關於如何設立和管理 14 個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若干指令，包括作為指導路線的鄧小平在 1984 年 10 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簽署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雖然這些文件白紙黑字，但地方幹部並沒有把它們當作有明確約束力的法律文件。他們相信，這些指令反映的僅僅是北京支持更高程度的開放和更靈活的吸引外資策略的意願。他們的判斷無疑是準確的。開放 14 個沿海地區的決定讓廣東和福建的幹部如釋重負，他們把這個決定視為對他們政策的肯定。但是把特殊政策擴大到其他地區也給他們帶來了新問題，就是競爭加劇。過去外國人和海外華人大多在廣東和福建投資，如今他們增加了在其他地方的投資。不過，總體結果卻是充足的外來投資源源不斷。到 1980 年代後期，不但廣東和福建特區附近各縣蒸蒸日上（儘管增長率略低），而且廣東的經濟特區棗深圳、珠海和汕頭棗的騰飛也仍在繼續。汕頭經濟特區擴大到了特區所在的整個島，隨著臺灣在 1980 年代後期的開放，來自臺灣、東南亞和美國的投資不斷增長；臨近臺灣的廈門特區也開始繁榮起來。鄧小平大有理由對廣東的成功試驗擴大到其他地區感到滿意。1984 年 10 月，鄧在一個高級幹部會議上說，他在這一年辦了兩樁大事，一是用「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另一樁就是開放了 14 個沿海城市。[14-61]廣東成了新的「大寨」文革期間，大寨是毛澤東為全國樹立的走向社會主義農業高級階段的偉大樣板。如今，廣東並沒有被正式樹為樣板，但它作為推進現代化的事實上的楷模而享譽中國。全國各地的幹部，通過各種報告會、廣東經驗研討會、廣東考察之旅，或對在廣東工作或學習過的幹部的走訪等瞭解廣東。尤其是，很多北京高幹冬季應邀去廣東旅行遊玩棗廣東人請他們是為了獲得支持，而他們回到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後，就會講述在廣東的所見所聞。過去，普通民眾瞭解大寨是通過課堂和工作單位，通過書籍、宣傳課、壁報、廣播喇叭或前往參觀。現在，人們瞭解廣東和深圳的發展主要是通過在家看電視，而這些電視大多來自廣東的生產線。過去普通人去大寨，是因為被鼓勵這麼做；現在人們瞭解廣東，卻不是為了顯示意識形態的正確性，而是因為真想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麼。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問題也僅僅是那個榜樣過於強大，在其他地區還沒有條件複製廣東、福建試驗的時候，那些地方的人們就已經滿懷憧憬、迫不及待。因此北京並不鼓勵學廣東，反而試圖抑制人們恨不得馬上複製廣東經驗的願望。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今通過南大門進入廣東，隨後又傳播到中國其他地方。例如，當廣東在佛山附近建造了全國第一座收費大橋時，那裏的幹部被批評說，這是一種用收費還債的資本主義做法。可是沒過幾年，發債與收費就成了籌資興建大橋與高速公路的慣用做法。1983 年廣東成為中國第一個不再為多種食品棗如稻米和魚類棗定價的省份。這些商品的價格先是大幅上漲，隨著人們對市場作出反應，增加了產量以後，價格也隨之回落。還有一個例子是廣州引入了計程車。直到 1980 年代初，幾乎所有的中國汽車還都屬於某個工作單位，由單位的司機駕駛；自廣州從香港購買了一些舊計程車後，它成為中國運營商業計程車的先驅。沒過幾年，中國所有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計程車服務。1987 年 11 月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成了廣東新角色的標誌。在舉辦運動會的廣州新建體育場裏，電視大螢幕、擴音喇叭和其他技術都是以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作為樣板。這次盛會展示了廣東的建築、製造、服務業和組織能力方面在改革開放時期所取得的種種進步。多年前曾長期在廣東工作的趙紫陽總理回到廣州，在全運會上作了簡短發言，讚揚廣東為全國樹立了新的高標準。全運會的管理成了 1990 年亞運會的樣板，也成了中國申辦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的跳板。[14-62]在整個 1980 年代，廣東的變化步調一直領先於全國其他地方，激勵著中國各地的幹部繼續嘗試現代化的新路徑。鄧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廣東，把它作為全國其他地方仿效的標桿。1992 年鄧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政治姿態，也是回到廣東，向人們作出保證：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的南大門將繼續保持開放。鄧小平故居：鄧小平在這裏度過了少年時代。（《鄧小平畫傳》，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4）1921 年 3 月，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年 16 歲。（《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12）1924 年，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最後一排右三為鄧小平。第一排左一為聶榮臻，左四為周恩來，左六為李富春。（《鄧小平畫傳》，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28）1948 年，淮海戰役的前線指揮官：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146）1949 年，中共奪取政權時的鄧小平。（《鄧小平畫傳》，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47）1965 年，鄧小平總書記歡迎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200）1960 年代初，向毛主席彙報工作。（《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108）1960 年 1 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自左至右：聶榮臻、林彪、賀龍、周恩來、羅瑞卿、彭真、毛澤東、鄧小平。林彪於 1971 年死於飛機失事，其他人棗除周恩來以外棗都在文革中受到攻擊。（《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158）1974 年 5 月，鄧小平與外交部長喬冠華一起在紐約首次會見基辛格。（? Bettmann/CORBIS）1974 年 4 月，鄧小平成為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的第一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25）1978 年 1 月，與華國鋒主席在一起，當時鄧小平在華國鋒手下任職。（? AFP/Getty Images）1978 年 10 月，在新日鐵社長稻山嘉寬陪同下訪問君津製鐵所，這裏成為中國第一家現代化鋼鐵廠棗寶鋼的樣板。（《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45）1978 年 11 月，李光耀總理歡迎鄧小平到訪新加坡。（《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 207）1978 年 9 月，在東北點燃改革開放的星星之火。（《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27）1978 年 12 月，陳雲和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啟動改革開放。（《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104）1952 年秋，陳雲和鄧小平。（《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271）1978 年 12 月，與伍德科克大使舉杯慶賀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後來被證明是為時過早了。（《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57）1979 年 1 月，與卡特總體會談時的留影，旁邊是譯員冀朝鑄。（《中美關係 30 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年，頁 49）1979 年 1 月，鄧小平唯一的一次訪美期間，與卡特總統和尼克遜前總統在白宮的國宴上。這是尼克遜在水門事件之後第一次重返白宮。（? CORBIS）1979 年 2 月，在德克薩斯的牛仔競技表演現場戴上牛仔帽。（? Bettmann/CORBIS）1979 年，參觀福特汽車廠。（? Bettmann/CORBIS）1984 年 2 月，和領導農村改革的萬里一起種樹。（《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111）1981 年，瞭望中國西部遼闊的平原。（《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427）1980 年代初，給胡耀邦總書記作指示。（?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1979 年 1 月，接見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開啟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472）1984 年 12 月，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簽署有關香港未來的聯合聲明。（《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478）1980 年代中期，在海灘上。（?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1974 年 8 月，70 歲壽辰時和家人留影。前排：鄧朴方、卓琳、鄧小平、夏伯根。後排：鄧質方、鄧楠、鄧榕、鄧林。（《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290）1986 年夏，孫子的吻。（《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295）1980 年代末，打橋牌。（《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612）1984 年 1 月，在廣東省長梁靈光陪同下，視察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的建設。（《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501）1984 年 4 月，與列根總統在一起。此時列根已放棄與台灣恢復正式關係的努力。（《中美關係 30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年，頁 64）1989 年 2 月，方勵之慾出席美方招待會無果後，鄧小平會見喬治?布殊總統，譯員為後來擔任駐美大使和外交部長的楊潔箎。（《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576）1989 年 5 月，歡迎戈巴卓夫夫婦到訪北京，此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已經在進行中。（? JacquesLangevin/Sygma/Corbis）1989 年 5 月，趙紫陽總書記在天安門廣場上向學生道別，鄧小平在騷動期間一直未來到廣場。（?AFP/Getty Images）1992 年 1 月，鄧小平在南方的「家庭度假」吸引了大批圍觀者。（《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633）1989 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向他的接班人江澤民總書記致以最後的祝福。（《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587）1992 年 10 月 ， 在 中 共 第 十 四 屆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上 揮 別 他 的 政 治 生 涯 。 （ ? JacquesLangevin/Sygma/Corbis）1997 年 2 月，聯合國安理會為鄧小平的去世默哀一分鐘。（《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649）[14-1]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10 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760。[1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7 年 11 月 8 日、17 日、20 日，頁 236、237-239、240。蕭冬連：《國史?第10 卷》，頁 760。[14-3]蕭冬連：《國史?第 10 卷》，頁 760。[14-4]蕭冬連：《國史?第 10 卷》，頁 760。[14-5] 參見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14-6]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14-7]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4），頁 235-236；《習仲勛主政廣東》編委會：《習仲勛主政廣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14-8]谷牧對建立特區過程中重要事件的概述，見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頁 4-11。此文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204-211。[14-9]蕭冬連：《國史?第 10 卷》，頁 764。[14-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冊，頁 383；《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 510。[14-11]1987 年 12 月對楊立的採訪，他後來擔任廣東省副省長，當時是代表團成員之一。[14-12]1979 年 7 月 15 日 50 號文件發佈後，國務院和中央又發了一系列有關廣東、福建和特區的文件。1981 年 7 月 19 日發佈了解釋理論問題的 27 號文件，1982 年 3 月 1 日發佈了有關犯罪與走私的 17 號文件，1982 年 12 月 3 日發佈了肯定特區作用的另一個文件。這些文件的發佈都是在谷牧的領導下。見 Lawrence 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