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22

導文件和講話的起草。對於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在發表之後通常會進行新一輪的編輯加工，作為能傳之久遠的歷史檔案收入他的文選。像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鄧小平一般會去較溫暖的地方住上幾周。夏天他會去海濱城市北戴河避暑，那裏是高層領導人休假並進行非正式交談的地方。但是對鄧小平來說這些「休假」其實也是處理黨務的機會。例如，1984 年他在廣東和福建的經濟特區過冬時，肯定了它們取得的成就，把它們確定為沿海發展的樣板（見第15 章）。在 1988、1990、1991 和 1992 年，鄧小平視察上海等地，推動了加快上海市發展的計劃。隨著年齡的增長，鄧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體力的辦法。他利用書面文件處理大多數事務，避免參加勞力耗神的會議。他的大多數電話都由王瑞林處理。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要員前不要求別人口頭通報情況，雖然部下們可以看出他對來訪者的近期活動有一定瞭解。只要不是會見大人物，鄧小平通常在家裏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飯後他一般會放鬆下來，和孩子們一起看看電視。他關注新聞，對體育也有興趣，每週會有一兩次請人來他家打橋牌。但是他與牌友、甚至與家人都不怎麼閒聊。[13-6] 鄧小平有「不愛說話」的名聲，即便是在家裏。[13-7]鄧小平晚年時尤其注意保存體力，而會見外人時，人們則看到他機警、活潑，甚至熱烈。除非在正式場合發言，鄧小平講話一般不需要提綱，而能講得條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提綱就是關於他講話的主題以及他所要訴諸的對象。1985 年過了 80 歲以後，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寫、編輯和陳述的長篇講話。除了包括 1992年南巡講話等少數例外，他的講話不再被加工成有標誌意義的長篇文件。鄧小平的家人覺得他親切寬厚、言談風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對他敬重有加，卻不像對胡耀邦，或當年對周恩來那樣愛戴他。他們知道，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未必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實際上，有些人覺得與周恩來和胡耀邦相比，鄧小平待人就像對待工具，視其是否有用。鄧小平 16 歲離開家鄉後再沒有回去過，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與毛澤東不同，他既不心機複雜，也不懷恨報復，儘管也有極少的例外。下屬認為他是一個嚴厲、急切、要求高但講道理的監工，他們懷著敬畏與他保持距離。他是獻身於事業的同志，不是可以違背組織需要的仗義朋友。[13-8]毛澤東性情多變，而鄧小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則行為一貫、治國方式始終如一。治國和改革的指導原則作為有 12 年戎馬生涯的軍事領導人，鄧小平很看重權威與紀律。置身高位、參與治國後，他更看重國家的權威，因為他知道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裏，中國領導人在維護治國所需的權威上是多麼艱難。1950 年代擔任領導人時，他對毛澤東神一般的權力有親身感受，他知道這種權力能成就什麼。然而他也看到，當這種權威在文革期間被消耗掉之後，再想做成事又是多麼困難。作為頭號領導人，他知道僅僅靠法規並不足以讓群眾服從棗中國還不是一個公民對法律具有發自內心的普遍尊重的國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於長期以來公民們總是看到領導人在隨意改變法律。鄧小平就像中共領導層的其他同事一樣，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在學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斷接受宣傳，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使之理解為何要遵守一定的規矩。而這種「教育」，需要輔之以人們對最高領導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對於膽敢蔑視權威可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後果的懼怕。鄧小平知道，他絕無可能讓群眾對他產生像對毛澤東那樣的敬畏。但是，他對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威也心中有數。他在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已經享有個人威望，其基礎是他有 50 年擔任中共領導人的資歷、他過去的功績、毛和周曾把他作為可能接班人的培養，以及他為國家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直到 1981 年，毛澤東的形象一直有著強大的影響，為維護自己的權威，鄧小平必須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 1981 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義為「實事求是」而被人們接受，還作出了承認毛澤東 1958 年以後所犯錯誤的黨史決議。這樣一來，即便他在某些問題上背離了毛的觀點，鄧小平也足以維持自己的權威。鄧小平支持「黨內民主」的觀點。對此他的理解是：領導人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以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然而，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可以加強黨的權威和他個人的地位，這種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當 1983 年至 1984 年經濟迅速平穩發展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不可撼動。當經濟問題嚴重時，例如 1980 年代後期，中國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社會上人心惶惶，鄧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損。鄧小平從未提出過治國原則，但是披閱他的講話、參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實際作過的批示，還是有可能總結出一些可視為其治國模式的基本原則：言行要有權威性。鄧小平當過十多年嚴厲的軍事領導人，他懂得如何讓風趣的談話也能透出威嚴。做重要講話之前，他會和其他重要領導人及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一起為講稿把關，使他確信自己的講話是在傳達黨的聲音。決定一旦宣佈，鄧小平不會承認錯誤、削弱自己的權威。在外國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鬆，但在黨內他絕不會輕易拿自己的權威冒險，而當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權威，就會表現得十分堅定。捍衛黨的地位。1956 年鄧小平在莫斯科親眼目睹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損害了黨的權威，他決心維護中共的尊嚴。如果他斷定某些批評危及中共的尊嚴或傷及他的領導地位，他會嚴加限制。如果批評得到很多人的回應，他會作出更強烈的反應。當鄧小平認為讚揚西方式民主之類的思想具有嚴厲批評中共的意味時，他會為維護中共的權威而作出堅定的反擊。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不會公開迫害批評者，但是對於他認為威脅到社會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軟。他支持判處江青死刑，他把魏京生這種批評者投入監獄。像王若水、劉賓雁、方勵之這些批評中共的黨員，哪怕他們作出過貢獻，他也會毫不留情地將其開除出黨、撤銷職務。後來鄧允許他們出國，但禁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回國。堅持統一的命令體制。鄧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能在中國行得通。他認為統一的命令體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國也許可以有初級的分權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具有準立法功能，書記處有行政功能，紀檢委有監督黨員的準司法功能。但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還是單一的強大權威說了算。牢牢掌握軍隊。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黨對軍隊的控制。當華國鋒有拉攏軍隊的跡象時，他立刻採取行動切斷他與軍隊的聯繫。即使在放棄了其他職務後，直到 1989 年 11 月以前，他一直保留著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在他擔任頭號領導人的整個時期，他通過他的忠實支持者楊尚昆來確保軍隊高層的支持。鄧小平任命真正效忠於他的人棗他過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棗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一類關鍵職務，他們反過來又能保證沒有任何異議團體敢於挑戰他在黨內的權威。得到群眾的支持後，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鄧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抵制的政策。他最有爭議的措施之一是解散農村人民公社，但他在 1979 年並沒有公開贊成解散公社。他僅僅說，在農民餓肚子的地方，要允許他們找一條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對者也難以批評這種觀點。看到饑餓的農民因實行「包產到戶」而產量大幅提高的報告後，他讓人們廣泛宣傳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傳出成功的報道、即包產到戶得到廣泛擁護後，他才在 1980 年 5 月宣佈支持這種做法，甚至這一宣佈也不是廣而告之。他仍然謹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眾擁護的地方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而實際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做法會迅速鋪開。規避罪責。如果鄧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問題，通常要由下屬來承擔罪責，就像把毛澤東的錯誤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級幹部身上一樣。在一個最高領導層的紀律仍然嚴重依賴個人權威的國家，鄧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級幹部一樣，認為有時必須丟卒保帥。在某些極端形勢下，為了完成當前的任務，他也會拿自己的權威冒險，例如 1979 年攻打越南的情況。但是一般而言，下屬是被指望為錯誤扛起罪責的。某些關鍵問題哪個下屬直接牽涉，就由誰來擔當罪責。根據長遠目標作出短期決策。鄧小平在 1978 年成為頭號領導人時已經 70 多歲了。他經歷過無數變故，他領導的國家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他自然會對國力的盛衰持一種長遠眼光。鄧小平上台後，不必面對短期選舉，因此他能著眼於長遠目標，例如從 1980 年到 2000 年讓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或在 21 世紀中葉使中國成為小康社會。他也能為香港和臺灣提供回歸之後實行一國兩制、至少 50 年不變的政策。在考慮制定年度或五年計劃時，鄧小平也把它們放在長期目標的視野之內。採用有助於實現長遠目標的政策。鄧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擁護，他就能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政策爭取到廣泛支持。他培養和聘用專家，用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取代上了年紀、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簡吞噬著推動中國現代化所需資源的黨政軍臃腫的官僚隊伍。鄧小平為減少軍隊和黨政官僚的規模耗費了大量精力，因為這一政策受到不願退休者的強烈抵制。鄧小平也認識到，很多新的計劃必須逐步加以實行。他知道提高教育水準需要數十年時間，他必須為實現每一個目標定出標準。鄧小平很清楚，在新就業崗位出現之前取消國營企業，將造成嚴重的社會乃至政治問題，所以他決定把關閉缺少競爭力的國營企業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業機會再說。他知道，強迫那些在革命中打過仗的老幹部退休會遇到廣泛的抵制，他願意動用有限的財政，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優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閒設備，一些高幹甚至可以繼續使用公車。完成了這些困難的轉變之後，他才開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齡的正常制度。鄧小平大大擴展了有才華的年輕人得到深造的機會，提高了學者的地位，允許知識青年從農村返城。他很快就設立了計劃，使 445 萬工作素質有待提高的「專業技術人員」得到再培訓；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勵受過教育的人把檔案存放在那裏，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13-9]鄧小平願意採取一些過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終想著長遠目標。1981 年文革後的第一批中國大學生畢業時，鄧小平繼續實行畢業生分配制度，把大學生安排到指定的關鍵崗位。直到 1980 年代末，鄧小平才允許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鄧小平不認為在 1978 年就能預見到哪些制度最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他授意趙紫陽成立研究機構，研究各地採用的截然不同的體制。如果試驗取得成功，他會鼓勵人們嘗試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正視令人不快的事實。鄧小平認為，掌握真實情況十分重要。在大躍進期間，浮誇報告使災難變得更加深重。鄧小平會通過不同的渠道驗證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後再對它的真實性作出判斷。即使這樣他也會存一份戒心，願意找機會親自看一看。鄧小平尤其願意聽取他所選定的一部分官員的意見，如楊尚昆和他的機要秘書王瑞林，他們能夠對他實話實說。他也仔細聽取外國人向他介紹他們在中國看到的情況。鄧小平不但避免誇大他認為中國從長遠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盡量降低地方幹部和普通群眾對短期內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此外，他接受專家的勸告，中國不應急於發展大型重工業部門，而應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輕工業。做事果敢。用中國人的說法，鄧小平能做到「舉重若輕」。陳雲同在軍隊中與鄧小平共事 12 年的劉伯承相似，以辦事慎重而聞名，屬於「舉輕若重」的人。陳雲注重細節，尤其是在經濟問題上，比鄧小平要細心得多。但是在鄧小平看來，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敵方全部情報的指揮官難免要貽誤戰機。鄧小平確實用很多時間分析自己的決定的潛在後果，但在重大問題上，他往往願意在摸清全部事實之前就大膽推進。推進、鞏固、再推進。鄧小平認為，對於遇到嚴重阻力的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不斷施加一定的壓力，然後等待事情得到鞏固後再繼續向前推進。[13-10]例如，為了使華國鋒下台更加順利，鄧小平分幾個階段施加壓力，在繼續推進之前讓其他人作出調整。1980 年代初他認為與蘇聯恢復正常關係的時機未到，但仍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些有限進展，直到蘇聯因過度擴張而不堪重負，願意與中國恢復正常關係。加強團結，減少分歧。鄧小平接手的中國是一個因深刻的內在衝突而飽嘗痛苦的國家。1940 年代末、1950 年代初地主被消滅，連續不斷的殘酷政治運動在文革中達到頂點，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敵對情緒。此外，這些鬥爭遍及每一個村莊和工廠，這意味著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過他們的人一起工作。鄧小平當政時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減少受迫害者的親友想尋機「算賬」的欲望。他經常利用自己身居高位的資格，鼓勵人們讓過去的事成為過去，專心幹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經常用「不爭論」一語。他把很多有爭議的問題放到一邊，認為不妨把難題留給後人去解決，他們可能有更聰明的解決辦法。他還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為受害者恢復名譽，對遭受物質損失的人給予補償。避免宣傳過去的恩怨。鄧小平指示說，對文革可以作一般性的公開討論，但不要糾纏於細節，這只會揭開傷疤，加重過去的敵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報。文革期間受到錯誤批判的幹部都平了反，但鄧小平建議，給他們恢復工作時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讓過去的鬥爭死灰復燃。通過試驗避開保守派的抵制。黨內很多保守的領導人害怕出現資本主義企業。但是當毛澤東時代被迫上山下鄉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時，鄧小平和其他官員擔心他們找不到工作會造成大的社會動盪。由於當時的財政捉襟見肘，政府無力在國營企業中擴大就業，因此允許家庭搞「個體戶」，以免造成大批人失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資本家僱用八個人就是剝削的說法，這被解釋成親自參加勞動的創業者僱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資本家。個體戶便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鄧小平得到陳雲的同意後說，「看看再說」。最初企業主對僱七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並不干預，其他企業主便起而效尤。鄧小平並不與人爭論，他只提到「傻子瓜子」，這是由安徽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及其僱員加工的十分著名的瓜子品牌。「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13-11]鄧小平聰明地解釋了中國為何要進行個體戶試驗，在恰當的時機對保守派作出一點不屑的表示，既機智地避免了意識形態之爭，又鼓勵了更多就業，使更大的私營企業得以立足。用大白話解釋複雜而有爭議的問題。鄧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決定後，會用人們喜聞樂見的俗語對之加以解釋。這些機智通俗的說法不但使人難以反對政策，還能讓人覺得鄧小平平易近人。他並不是第一個運用格言俗語、使之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中央高層領導人，但他運用得很廣。他的「貓論」棗「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棗就是一種很有創意的方式，它為減少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贏得了廣泛支持，它意味著幹實事要比遵循某種意識形態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說「意識形態不重要」，將會引起極大爭議，而他的「貓論」會讓人聽後付之一笑。（事實上，有些企業家甚至生產和銷售以貓為主題的裝飾品。）另一個說法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它有助於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後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個人之前打消人們對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個承諾，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政府會努力讓更多的人致富。「摸著石頭過河」也是鼓勵試驗的一種方式，它承認在新形勢下不應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在解釋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傳統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鄧小平專注於使他的計劃保持穩健的中庸之道。他時常批評極端主義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資產階級思想」。此外，在向群眾說明重要政策時，鄧小平認為更有效的辦法是作出解釋，講明大局和行動的長期目標，而不是直接命令。避免派系，選拔能幹的官員。一些下面的幹部認為，選擇跟自己有特殊關係的人作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同鄉或受過同樣教育的人。據說北京的三類人有著融洽的關係：（1）「團派」，即過去在共青團工作過的幹部；（2）「太子黨」，指中共高幹子女，其中一些人還有同窗之誼；（3）「秘書幫」，給高級幹部當過秘書的人。但鄧小平願意跟所有這三類人共事，只要他們能幹、忠於上級、不搞幫派活動。他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研究和營造「氣氛」。鄧小平作為頭號領導人，在政策的選擇上有相當大的靈活性，然而他也受制於北京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氣氛。鄧小平在大膽採取行動時，要做到讓其他高層幹部完全支持他。當然，在一定限度之內鄧小平可以通過他的講話、行動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營造氣氛。但是他在講話時通常只講大原則，不會觸及細節。最高層的官員，那些政治局裏的人，對國家的問題有足夠瞭解，對於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會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問題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澤東的威信、廢除城市和農村的集體制度、擺脫計劃經濟、允許外國人在中國自由旅行等等，在鄧小平感到政治氣候完全有利之前，不會採取行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包括高層幹部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會對當前的政策和領導人表示堅決支持。因此即便高層幹部也不易搞清楚，什麼時候其他人會對當前的政策和領導人產生了嚴重懷疑，從而確信需要作出改變，例如 1978 年底對華國鋒及其政策就發生過這種情況。由於高層幹部在重要政策問題上從不公開表達不同意見，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設有辦事處，這些幹部要窺探可能發生政策變動的跡象，猜測省裏正在考慮採取的某些行動是否會被認為正確或至少可以容忍。即便是鄧小平，為了把握這種氣氛，不但要依靠閱讀各種材料作出敏銳判斷，還要依靠敢於向他說出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人，如鄧力群、楊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最高層的氣氛一向複雜而微妙，因為它的基礎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開的討論。轉變高層氣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過於現行的政策、戰略和領導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錯，政策或領導人就會獲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們就會躲避，以免與失敗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佈的經濟結果會影響到有關現行經濟政策和對其負有責任的幹部的評價。大多數高層幹部都贊成在某些地方搞試驗，假如試驗取得成功，鄧小平等人就會覺得可以放手加以推廣。不消說，對於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將來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幹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較保守，一些人比較開明或包容。鄧小平努力維持足夠數量的少數人、最好是多數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問題上存在著強烈的反對意見，即便是出自極少但具影響力的少數人，那麼，他在提出重大創意之前也會想方設法爭取他們的合作，或至少讓他們消極接受。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會推遲採取堅定的立場，直到氣候變得更加有利。說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個人必須加入合唱，表態支持具體的政策。對於他們認為適當的政策，他們會給予認可，因為跟得不緊有可能吃虧。在鄧小平看來，成功的領導人不僅要決定正確的長期戰略方向，還應當知道如何去營造「氣氛」，如何選準時機採取大膽的步驟，在幹部群眾都願意支持時迅速採取行動。[13-1]SWDXP-2, p. 329.[13-2]據耳鼻喉科專家 Dr. Samuel Rosen 的診斷。這是 2010 年 11 月我從沈大偉（DavidShambaugh）那裏獲悉的。[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關於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名單，見每年的 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1979-present)。對於這些機構功能的總體概述，見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關於晚近發展的情况，見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Harper, 2010)。[13-4]關於「系統」（xitong）這個概念〔又見本書第 3 章的註 38。棗中文版編者註〕，即「垂直功能等級體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見 A. Doak Barnet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參見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13-6]200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與吳明瑜的交談，他是鄧小平的橋牌牌友之一。[13-7]2002-2006 年對鄧小平女兒鄧榕的採訪。[13-8]對鄧小平部下的採訪；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1965): 46-60.[13-9]汪文慶、劉一丁：〈改革開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棗訪原國家人事局局長焦善民〉，《百年潮》，2007 年第 5 期，頁 42-47。焦善民時任國家人事局局長。[13-10]這是 Leonard Woodcock 的觀察，見 LWMOT。[13-11]SWDXP-3, p. 97.第 14 章廣東和福建的試驗：1979-19841977 年 11 月 11 日，鄧小平在廣東商議在北京召開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的計劃時，有人向他彙報了年輕人試圖越境逃往香港的問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冒著生命危險從陸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過去一直認為這是個安全問題，因此在 20 公里的邊境上全部架起鐵絲網，派數千警員和部隊在這一帶巡邏。試圖外逃的年輕人被抓住後，就被關進邊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鄧小平一向有著坦率承認令人不快的事實的作風，他聽過彙報後說，用警員或軍隊解決不了問題。邊境兩側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癥結所在。要想解決問題，中國就要改變政策，改善中國邊境這邊人們的生活。[14-1]在廣東的會議上，當地幹部還抱怨外匯短缺，而外匯是引進外國技術和保證建設項目的前提。鄧小平支持這樣的觀點：為了賺取外匯，可以成立兩個農產品加工中心（一個在毗鄰香港的寶安縣，後來成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個在靠近澳門的珠海），加工新鮮果蔬輸往香港。他知道當地的農產品剩餘有限，他說，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於出口的產品。他還說，廣東可以建一些現代化飯店和其他旅遊設施以賺取更多外匯。當時，一些地方幹部想恢復當地的手工業，但鄧小平沒有提到出口工業產品的前景；那時幾乎還沒有生產出口產品的工廠，也還看不到允許外國公司來建廠的可能。外國投資仍不被允許。[14-2]鄧小平廣東之行後，北京對發展廣東的興趣高漲起來。隨著政府開始考慮購買外國技術，官員們更加關注外匯短缺的問題。知情的計劃幹部知道，由於沒有找到新油田，他們想在 1973 年石油危機後出口高價石油的希望已經破滅。從 1978 年 4 月 10 日到 5 月 6 日，在華國鋒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國家計委的一個代表團來到廣東，探討如何增加出口。[14-3]這些谷牧領導下的官員鼓勵當地和鄰近的福建省的幹部發展旅遊業，建議成立出口加工區，將外國貨物和機器運進來，經當地勞動力加工後再運出去。[14-4]1978 年 4 月國家計委代表團鼓勵廣東進行創新後，剛上任的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勳來到廣東，為中國向世界經濟敞開大門作準備。習仲勳離京之前，熱心於家鄉發展的廣東人葉帥對習仲勳說，要想得到海內外廣東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給 50 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義指責而蒙冤的幹部平反。 [ 14-5]1978 年底習仲勳已取代韋國清將軍成為省委第一書記，按葉帥的建議採取了行動。同時楊尚昆也來到廣東任省委第二書記，幫助習仲勳制定廣東省的改革計劃。楊尚昆和習仲勳合作愉快，與習一起為建立出口加工區作準備，並擔任鄧小平的聯絡員。[14-6]習仲勳剛到廣東時需要學習很多東西。他到任之前仍處在政治烏雲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襲了當時搞階級鬥爭的官方政治路線。在最初與當地幹部開會時，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線：逃港者是在走資產階級路線，應當給予懲罰。一個大膽的當地幹部說，邊界這邊的廣東人夜以繼日地幹活仍然吃不飽，逃到香港後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習仲勳當即宣佈開除這個幹部，這人回答說，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幹了。會後習仲勳又聽取了其他人介紹的情況，他們也向他講述了鄧小平去年 11 月來廣東調查時的態度。第二天與另一些幹部開會時，習仲勳主動作出檢討，向那個當地幹部道歉並挽留了他，而且發誓要搞好邊境這一邊的經濟。從那時起，習仲勳就成了大力支持廣東的人，為改善當地經濟和繁榮出口不知疲倦地爭取北京的幫助。[14-7] 習仲勳原籍陝西，但 1989 年退休後他選擇了住在廣東。他的兒子習近平生於 1953 年，在 2007 年當選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成為最有可能在 2013 年接任國家主席一職的人。（對習仲勳的介紹，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習仲勳在 1978 年 12 月開完三中全會棗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成為頭號領導人棗回到廣東後，向當地幹部通報了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對於廣東的意義。三十年來廣東幹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為對於這個靠近外海、毗鄰香港的地方，北京總是擔心它的地方主義、資本主義舊習和安全風險，壓制它的工業發展。現在，急於促進出口的北京，終於願意為廣東幹部提供他們盼望已久的機會：發展地方工業。1979 年 1 月 6 日，即三中全會剛過兩周，北京就為習仲勳開了綠燈，讓他準備一個廣東接受外資的方案交北京正式批准。鄧小平在 1977 年 11 月的建議中只要求加工出口農產品，而這個方案則是要建立製造業，生產用於出口的工業產品。習仲勳立刻召開了為期兩周的會議，為起草這個方案作準備。與臺灣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與廣東相同的地位，不過當時臺灣還不允許與大陸開展貿易，因此廣東將先一步，讓福建稍後再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出口工業。就在習仲勳和當地幹部準備這個方案時，谷牧被任命為新成立的部級單位特區辦公室主任，負責協調廣東和北京的工作。谷牧擔任這個新職務後數次前往廣東，協助習仲勳等地方幹部為廣東得到的特殊地位作準備。谷牧熟知外貿和基建，他在北京的聲望，他對改革開放的信念，以及他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他成了一個很得力的中間人。[14-8]1979 年 1 月 31 日，即三中全會剛過一個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長袁庚提出的外資第一案。為滿足香港繁榮的建築業對廢舊金屬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運營的舊船，把拆下來的金屬賣給香港建築商。他想為這個項目找一個地點已有多年，無奈香港人多地少，於是他建議將地址選在寶安縣中位於深圳最西邊的蛇口。袁庚的方案是為廣東創新釋放出的一個完美的探測氣球。拆舊船無須建設新工廠，可以立刻上馬。更重要的是，袁庚的公司名義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廣東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資歷。他是寶安縣（其中的一部分後來成為深圳）人，國共內戰時在當地的共產黨游擊隊裏打過游擊。1949 年後他任職於北京的中聯部，後又去交通部主持國際聯絡工作。香港招商局原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後被共產黨接管，隸屬於交通部，在香港有獨立的分公司，袁庚擔任負責人。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報給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長曾生也是寶安縣人，抗戰期間就是袁庚在游擊隊裏的上級，後又在交通部擔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塊小地方，李先念卻給了他一塊大得多的地皮，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於拆舊船。蛇口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允許外國直接投資的地方，也是中國第一個允許境外人士對位於內地的公司進行決策的地區。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一種很安全的「外資」方式，但仍然是一個突破，它為其他外國公司在大陸獲准成立企業敞開了大門。國家的計劃幹部中有一些反對的聲音，他們擔心給廣東這麼多自由會干擾國家的整體計劃，不過廣東幹部的觀點還是佔了上風：不給予更多的自由，他們無法吸引外國公司來建廠。1979 年 4 月初習仲勳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會議上說，廣東和其他省份一樣，缺少足夠的自主權有效開展工作。他大膽地說，如果廣東是一個單獨的國家，幾年之內就能起飛，但在現在這種處境下，什麼改變都難實現。另一些高層幹部十分清楚中國的經濟計劃過於集權。華國鋒像鄧小平一樣贊成給廣東更多自主權以發展出口，他向習仲勳保證，會給予廣東吸引外資必不可少的自主權。[14-9]習仲勳和廣東的領導班子於 1979 年 4 月 17 日帶著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小平等人作了進一步討論。習仲勳及其同事根據谷牧的建議提出，允許廣東全省實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夠採取靈活措施，吸引生產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資、技術和管理方式。國家為工廠提供必要的土地、運輸設備、電力和勞動力，提供外國人所需的飯店、餐廳、住房和其他設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廣東和福建兩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廣東的三個經濟特區（毗鄰香港的深圳，與澳門接壤的珠海和廣東東北部沿海地區的汕頭）和福建的一個經濟特區（廈門）。鄧小平完全支持這個方案。他對習仲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延安時期對陝西、甘肅、寧夏的簡稱）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4-10]鄧小平這番話，是在直截了當地答覆廣東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請求：如果不給錢，給權，我們自己籌錢如何？[14-11]在跟習仲勳談話時，鄧小平同意，要讓廣東和福建享有靈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廣東福建的海外華人的資金。廣東的方案於 1979 年 7 月 15 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 50 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4-12] 按鄧小平的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14-13] 四個特區於 1979 年 8 月 26 日正式成立。考慮到國家計劃的複雜性和計劃幹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鄧小平、華國鋒、谷牧、習仲勳等人的決心，很難想像這一系列安排能夠在三中全會後僅僅七個月內即告完成。鄧小平的試驗及其反對者二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搜集八十多個國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區的有關資料。這些國家設立的加工區旨在繞開繁瑣的進出口規章，輸入生產所需要的原料，用當地廉價勞動力生產產品後再將其出口，不必經過一般的正規進出口程式。在中國，直到 1978 年，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從 1979 開始，廣東毗鄰香港的地區實際上變成了加工區。但是，鄧小平不僅把廣東和福建的特區看成出口加工區，他還有更大的考慮。他要建設的是工業、商業、農業、畜牧業、房地產和旅遊業完備的綜合性大都市。[14-14]這些特區可以對各種辦事方式進行靈活的試驗。現代管理制度不但能改善中國的企業，而且可以為黨政機關所用，使之變得更有效率。1980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發的第 41號文件說，四個特區將「實行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經濟特區將主要受市場調節」。[14-15]鄧小平得不到在全國範圍搞這種試驗的支持，但對於保守派來說，反對這種試驗更不容易。這是因為在一地進行試驗、成功之後再加以推廣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慣有的智慧。[14-16]例如，在四川、江蘇、浙江就嘗試過工業管理方面的改革。但是鄧小平允許在廣東和福建的外國企業使用自己的人工和管理制度，這種試驗遠遠超出了其他地方的嘗試。蛇口進行的投票選舉試驗，大大早於其他地方的村民選舉。廣東比任何地方更合適做實驗室。鄧小平鼓勵經濟特區進行市場、工業、建築業、勞動力、金融和外匯方面的試驗。[14-17]由於廣東處在風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對者攻擊的目標，他們擔心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外國帝國主義者會捲土重來，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受到破壞。廣東也成了那些反對資源流向沿海地區的內地省份的批評對象。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國的批評者也說，鄧小平是在搞資本主義試驗，只是不叫這個名稱罷了，但鄧小平並不這麼看。他決心擴大市場，他個人對私人企業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反對意見，他同意競爭是工商業的動力。然而他也要讓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權，防止資本家左右中國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維持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繼續國家的經濟計劃。鄧小平說，中國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錢進不了他鄧小平或華國鋒的腰包。[14-18]即便是那些對外國「帝國主義者」沒什麼記憶而只是從黨的宣傳中有所耳聞的年輕幹部，對財大氣粗的外國資本家可能的所作所為還是感到緊張。為何中國在擺脫了外國帝國主義 30 年以後，現在又要把帝國主義者請回來？國營和集體企業的領導知道，中國的企業在 1930 年代如何被外國企業的擴張擠垮，他們害怕中國的企業難以與資金雄厚、更加現代化的外國企業競爭。幹部們擔心，在國際貿易中經驗豐富的外國資本家會暗藏禍心，利用國際法律設下圈套，在中國取得壟斷權。鄧小平以十分謹慎的方式，向公眾解釋他的理念。他和別人一起批評對外國制度亦步亦趨的人。他小心地不提外國文化更加優越，只說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向外國文化學習：中國可以學習外國的「現代管理」。但是，對「現代管理」的學習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實上可以廣泛學習各種觀念和制度，而又不會惹惱那些堅信中國文化或「中國精神」更優越的愛國主義者。開放廣東、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決定，很快導致了工業從內地向沿海地區的大批轉移。從 1966 年到 1975 年，遵照毛澤東要避免邊境附近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政策，中國有一半以上的投資被用於「三線建設」，貨物和人員都去了基礎設施很差的邊遠地區。[14-19] 但是在 1979 年 2、3 月對越戰爭之後，鄧小平認為外來攻擊的危險已大為減少。中國的計劃幹部也明白，在工業發展和國際貿易方面沿海地區佔盡天時地利：那裏交通便利，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擁有大批專家和較低的成本。1979 年廣東的出口僅佔全國出口的 12%，而到了 1980 年代後期，隨著出口的增長，中國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來自廣東。[14-20]鄧小平承認，廣東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來，但是他宣佈，這些先富起來的地區以後也要幫助其他地區致富。北京那些試圖維持細緻有序的計劃體制的幹部力求控制廣東的貨物進出，然而他們面對的卻是廣東的靈活政策造成的夢魘。廣東從國外賺到了更多的錢，可以高價購買貨物，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計劃所必需的物資轉運到廣東。據估計，給予廣東和福建靈活政策的決策至少涉及 64 家中央政府的單位。在指導各地的計劃與廣東相互協調的幹部中，有來自國家計委、外交部、財政部、國家建委和物資部的人。[14-21] 廣東的幹部在 1979 年說服了北京的領導，廣東與外國公司簽訂的協定不必事先交北京審批，儘管仍要報送中央。但運往廣東的國有物資數量增長並不需要北京有關部委批准。[14-22]由於市場變化無常，計算不同的稅種變得極為複雜，於是北京同意廣東每年將稅收一次性上繳國庫。為了確保經濟特區不會搞政治試驗，陳雲堅持將特區改為「經濟特區」。1980 年 3 月，面對壓力的鄧小平同意了這一改動。[14-23] 他安撫保守派的同志說：「它們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14-24]但是鄧小平並沒有放棄他的想法：特區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開展廣泛的試驗。鄧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風，接受改變名稱以避免爭論，但其實他還是要繼續闖下去的，他並沒有阻止廣東繼續進行廣泛的試驗。中國的南大門特區的一個可能地點是上海。1930 年代那裏企業林立，住著大約 30 萬外國人，是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作為當時亞洲的主要金融和商業中心，上海遙遙領先於香港。它也是亞洲重要的工業中心，只有極少數日本城市超過它。但是在 1978 年，中國的計劃工作者們擔心把上海搞成試驗區風險太大：它是中國主要的工業中心，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大於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業和財政收入受到負面影響，那將是中國的災難。出生於上海的陳雲也擔心，上海屈從於洋人的「買辦習氣」仍然很重，他反對把上海搞成試驗區，這個意見佔了上風。廣東和福建不同於上海，它們沒有多少工業，即使走了彎路也不會有多大風險。它們的沿海地區靠近東南亞和香港，因此 1949 年後被認為有安全風險，北京在 1978 年以前一直限制它們的工商業發展。此外，即使與外國資本家的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於兩省地處邊陲，也不至於影響到北京的黨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華人多來自廣東和福建兩省，他們會講當地方言，很多人仍然與這些地方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係，一些人對吸引新的投資會大有幫助。鄧小平在 1978 年 10 月訪日時曾說，他來日本是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仙草」的。假如有一個地方能找到讓中國起飛的「仙草」，這個地方就是香港。從 1979 年到 1995 年的直接對華投資中，大約有三分之二來自或至少經由香港這個中國的「南大門」。[14-25]北京希望東南亞和美國等地的「海外華人」前來投資，但更想得到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港、澳、臺的「同胞」的投資。當時，不把臺灣計算在內，官方估計在中國大陸以外大約有 820 萬祖籍廣東和 500 萬祖籍福建的華僑。[14-26] 兩省在尋找投資時，這些人是爭取資金的首選目標，雖然也歡迎其他來源的投資。1978 年後回國的人大多數都是通過「南大門」返回他們在廣東和福建的故鄉。當時臺灣和大陸還沒有直接貿易，還要再等將近十年，臺灣才允許居民去大陸旅行。鄧小平允許廣東敞開大門，香港就成了投資、創業和外界知識的來源。香港遍地都是企業家，包括 1948 年中共軍隊攻取大陸後逃過去的成千上萬的人。在 1949 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在一起的貿易中心。中共掌權後關閉了邊境，使香港經濟也受到打擊。當時一些從上海和寧波逃過去的企業主，在香港建立起紡織業和全球航運業。到 1960 年代時香港已成為國際領先的金融中心。1970 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後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學的有才華的年輕人開始回到這塊殖民地，他們熟知現代金融、高科技和國際市場。因此，香港在 1970 年代末為中國提供了一些當年蘇聯絕對稀缺的東西棗它是一塊企業家的風水寶地，而這些企業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發展，與中國大陸有著相同的語言和文化，而且很樂於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