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21

為了降低自 1978 年 12 月以來產生的過高期望，鄧小平也談到了未來艱苦奮鬥和保持開拓精神的必要性。在經受了 20 年的苦難之後，很多人更多地根據願望而不是現實去制定目標。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十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刺激了日本 1970 年代的經濟增長，鄧小平對此事念念不忘，但是他也深知大躍進制定無法達到的目標所帶來的嚴重挫折。因此，他不但慎重地徵求中國專家的意見，而且徵求世界銀行等外國專家的意見，然後才確定了他認為現實可行的目標。[12-28]的口號。當後來看到實現這個目標有一定難度時，他又悄悄將「收入翻兩番」這個說法改為「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棗這是個更容易達到的目標。但是他提醒民眾，中國在未來十年沒有財力成為福利國家。鄧小平逐漸相信，從 1980 年到 2000 年中國的收入能夠翻兩番，因而他開始宣傳「到本世紀末收入翻兩番」1978 年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深知，很多省級領導幹部急於投資和發展，對陳雲等人限制增長的「調整政策」（見第 15 章）感到不快，但是他在 1980 年仍然支持這一政策。鄧小平提醒那些不滿足於目前現代化速度的「某些同志」說，與過去的年代相比，1978 年至 1980 年期間已經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實際上，鄧小平在描述執政黨的理想角色時，聽上去更像一個西方的企業主管，而不是一個毛澤東的信徒。他說，中國要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不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和不合質量要求的廢品，降低各種成本，提高資金利用率」。[12-29]在權衡「紅」與「專」 哪一個對於幹部更重要時，鄧小平重申了他過去已經表明的觀點：「我們要逐漸做到，包括各級黨委在內，各級業務機構，都要由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擔任領導。」鄧小平提醒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新黨員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對黨的強力肯定，結束了他的「國情咨文」：「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12-30]2 月 29 日五中全會最後一天，鄧小平表達了他對黨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領導。他的口吻就像一個軍人出身的工廠經理，他說：「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準備的會??沒有話就把嘴巴一閉??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集體領導解決重大問題；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12-31]凡是瞭解鄧小平的人，對於他要維護社會安定的決心不會感到意外。公開攻擊是不能容忍的：使紅衛兵能夠在1966 年公開攻擊別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修改憲法時應予廢除。鄧小平對他所說的黨內民主的含義作了解釋：黨員有意見可以提出來，這有助於解決問題；黨的領導聽取各種意見後，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鄧小平清楚地說明了應當如何對待不聽話的黨員：「不夠格的黨員」就要開除。[12-32] 鄧小平的觀點在 1980年已經成型，在他當政的整個時代，這篇講話都可以作為對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就職典禮棗五中全會：1980 年 2 月 23-29 日在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29 日召開的五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正式批准了鄧小平及其盟友在 1979 年最後幾周作出的決定。支持華國鋒的政治局重要成員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受到正式批評，從政治局「辭職」；陳錫聯和紀登奎也丟掉了副總理職位。汪東興和陳錫聯是真正的激進派，但吳德和紀登奎骨子裏並不激進，他們只是作為有經驗的黨的領導人，長期以來為求自保而順應激進派罷了；他們的政治命運戛然而止，是因為他們 1976 年 4 月 5 日鎮壓了在天安門向周恩來、鄧小平表達敬意的示威者。鄧小平的三個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接手要職。胡耀邦成了黨的總書記。華國鋒名義上仍是總理，但趙紫陽成為實際上的總理，開始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萬里成為事實上的副總理，並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這為在全國農業生產中實行包產到戶鋪平了道路。他們兩人的副總理職務在 4 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和 8 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時，在 2 月已經離開政治局的紀登奎和陳錫聯，被正式免去副總理職務。這次全會事實上相當於胡耀邦和趙紫陽開始主持黨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職典禮。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現在都是鄧小平路線的熱情擁護者。此事的重要性不在於正式投票，因為這種事極少發生，政治局常委其實也極少開會。但是常委的人事變動在上層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氣氛，使下邊的幹部很快意識到上級將要採取新的政策路線。因此在五中全會之後，下級幹部更仔細地解讀鄧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和文件，他們不必再兩邊下賭注，不必再密切關心華國鋒說些什麼了。除了在五中全會進入最高層的幹部，一些有能力並且致力於改革的老幹部也出任了高層職務。鄧小平將那些在文革時期靠打擊富有經驗的老幹部而得到升遷的幹部，從他的領導班子的關鍵崗位上清除出去。對軍隊中的某些重要職務，鄧小平使用與他有著特殊信任關係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領導背景各異的黨員上，他對自己的能力有足夠的信心，因此認為不必要求個人忠誠。他領導的不是一個幫派，而是全黨，只有那些沒轉變立場接受他領導的文革受益者除外。鄧小平不需要對宣傳部作出具體指示。五中全會上的宣傳幹部，包括主要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和黨刊《紅旗》）的總編，都根據鄧小平的會議講話，撰寫反映其觀點的社論和文章。鄧小平因長期身居要職而嚴於律己，在判斷自己的講話會被人如何解釋方面很有經驗，所以他一向講話慎重。對於高層發出的信號，下面的人都會十分認真地加以研究。某個省委書記來到北京後，通常先要在書記處找一個熟悉鄧小平眼下關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談。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個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隨時瞭解和掌握高層領導的最新想法及其對本部門或本省的意義。上邊發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級幹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閱讀。各單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讓單位上司及時瞭解哪一條指示最重要，鄧小平、胡耀邦總書記和趙紫陽總理下一步要做些什麼。這使本單位的領導核心對於如何做不會惹麻煩，如何向中央爭取資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數。1980 年初的這些人事變動，使鄧小平得以更有效地處理日常工作，推動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礙的計劃。為劉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劉少奇從 1945 到 1966 年一直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二號人物，後來毛澤東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資派」。雖然他已在 1969 年去世，他的冤案卻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鄧小平在五中全會上宣佈，為劉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澤東。但是給劉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黨員對於修正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承認他的錯誤作好了準備，也使為很多與劉少奇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中共老幹部平反變得更加容易。[12-33]五中全會還恢復了 1966 年被撤銷的書記處。書記處重建之後，領導著各部門一小批領導的政治局要員在那裏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實質上，書記處成了協調黨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機構。書記處每週都要開例會，在國務院辦公的趙紫陽總理也會參與其中，在黨和政府之間做一些協調工作。五中全會的變化有助於減少政治局會議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暢通。新的領導班子的鞏固，使鄧小平能在隨後幾個月內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農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五中全會也為 1980 年底完成對黨的歷史評價、解除華國鋒的所有職務鋪平了道路。告別毛澤東時代和華國鋒：1980 年秋至 1981 年 6 月鄧小平究竟何時決定讓華國鋒靠邊站，至今沒有公佈可靠的紀錄。鄧小平對毛澤東如何拿掉幹部有過多年觀察的經驗，從 1978 年 12 月到 1981 年 6 月，他有條不紊地逐步削弱了華國鋒的權力基礎，據此有理由推測他事先是有戰略考慮的。即使 1978 年 12 月時他還沒有排除華國鋒的明確計劃，他當時至少已經在考慮，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驚和避免公開鬥爭的情況下，逐漸減少華國鋒的權力。毛澤東整治高級幹部時，往往先除掉他們的主要支持者，使他們陷入孤立，從而使批判他們變得更容易。同樣，鄧小平在 1980 年 2 月除掉華國鋒的左右手，讓趙紫陽接過了總理的工作。華國鋒在 1980 年 5 月出訪日本時已沒有多少權力，但他的出訪可以讓外界放心，中國沒有因權力鬥爭而分裂。[12-34] 1980 年 8 月華國鋒正式辭去總理一職。1981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以評價毛澤東作為焦點的中共黨史評價，也與解除華國鋒職務同步進行。這兩件事有著天然的聯繫：華國鋒曾肯定毛澤東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澤東鑄成大錯時的政策和指示，而對毛澤東時代更誠實的評價已使這些錯誤大白於天下。評價黨史的工作，在 1979 年葉劍英的國慶講話後不久便已開始，當時鄧小平廣泛徵求意見，以便全黨在評價毛澤東上取得共識。[12-35] 在葉帥講話的十幾天後，鄧小平成立了一個以胡耀邦為首的小班子，這個班子於 1979年 10 月 30 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至少從 1956 年開始，鄧小平就在嚴肅思考如何對待毛澤東的問題棗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而赫魯曉夫在大會上譴責了史太林。鄧小平多年來有很多機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文革期間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時間。鄧小平年輕時極其敬佩毛澤東，幾十年忠誠地為他工作，卻被他拋棄了兩次，受到公開批判的羞辱。他的長子由於毛澤東的紅衛兵而造成下肢終身癱瘓。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儘管鄧小平性格剛強，但他也有常人的愛憎之情。不過，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他並不顯露任何個人感情。評價毛澤東的過程，延續了鄧小平長期一貫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維護黨的權威，又讓手下的高級幹部擺脫毛的路線。1980 年 8 月，評價工作仍處於初期階段的時候，鄧小平就對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說：「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史太林那樣對待毛主席。」[12-36] 當 1980 年 10 月出現爭論時，鄧小平對起草人作出指示：「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12-37]最後的文件對毛澤東表達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會損害那些包括鄧小平在內曾與毛澤東密切共事的人的權威。但是決議要作出解釋為何現在應當為毛澤東整過的幹部恢復工作，也要對否定毛時代的高度集體化和階級鬥爭作出正當說明。文件的第一稿於 1980 年 2 月完成。據說鄧小平對它並不滿意，他把胡耀邦、胡喬木和鄧力群叫去，建議他們（1）要對毛主席的歷史作用作出積極評價；（2）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說明毛在文革中的錯誤；（3）得出一個全面的結論，使人民能夠團結一致向前看。在這三條中，第一條「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澤東的批判和決定受過多少罪，他對起草人說，要講清楚黨和人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手下挨過整的很多高層幹部的復出，以及民主牆對毛澤東的大量批評，意味著在核心圈層有很多人支持批評毛澤東。因此，鄧小平可以公開表明他的立場：他要捍衛毛澤東的重要性，但不會回到過去的路線。[12-39]每一次他公開講話，都抱怨最新一稿沒有充分承認毛主席的偉大貢獻。例如，鄧小平在 1980 年 6 月 27 日說，稿子還是寫得太消極。他不但讓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澤東支持過的正面事情，而且要求他們承認毛澤東的錯誤首先是由於體制和制度的原因。鄧小平接受了胡喬木的看法棗起草人別無選擇必須承認大躍進的錯誤（與文革不同，鄧小平是大躍進的積極參與者），但他堅持認為，起草人在談到大躍進時，要先講明這個時期的一些積極成就，然後再承認缺點。[12-40]為了在人民群眾中取得廣泛共識，形成團結而不是對立的局面，鄧小平指示說，要讓北京和各省的高級幹部都有機會給草稿提意見。於是，政治局通過了最新的修改稿後，中央辦公廳於 1980 年 10 月 12 日將它發給大約 4,000 名高級幹部，讓他們提意見。他們的意見經過匯總之後，交給起草人作進一步的考慮。[12-41] 實際上，把中央黨校的 1,500名學員也算在內，總共有大約 5,600 名黨內高層參加了草稿的討論。有些人直言不諱地要求更嚴厲地批評毛澤東。科技專家方毅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 1967 年 2 月就敢批評文革的譚震林說，毛澤東的做法違背了他自己的教導。但是當黃克誠棗他自己的上級彭德懷挨整時，他也受過嚴厲批判棗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為毛澤東的貢獻辯護時，其他人很難再要求更加嚴厲地批毛。雖然草稿的修改和審議仍在繼續，但是到 1980 年 11 月底時，主要的討論便已結束。1981 年 3 月 24 日，當鄧小平與陳雲商討後期的最新一稿時，陳雲說，要多講建國以前毛澤東的作用，這更能突出毛的積極貢獻。陳雲還說，應特別重視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強調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接受了陳雲的意見，並轉告給了起草人。[12-42]這些廣泛的討論，反映著高層幹部是多麼重視毛澤東的名譽問題，因為毛在歷史上的地位，決定著他們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他們親屬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評價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彭德懷的分歧不再被認為嚴重到需要用「兩條路線的鬥爭」來形容。這讓每一個人有了喘息的空間，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親友，他們感謝這種措辭上的改變。最後定稿的文件裏處處可見對毛澤東思想以及對毛澤東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貢獻的歌頌，但也批評了他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躍進的問題是「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讓黨、國家和人民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是由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12-43] 文件只是籠統地談到了毛的錯誤，但鄧小平說，15 年之後將有可能對毛澤東再作一次評價。他這樣說的意思似乎很清楚，黨如果在 1980 年過於嚴厲地批評毛澤東，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後，黨能夠與現在的情緒和人事問題拉開距離，也許有可能對毛澤東進行更加具體和坦率的評判。[12-44]就像蘇聯對史太林的功過三七開評價一樣，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也是三七開。畢竟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犯過錯誤。鄧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錯誤地估計形勢，採用了錯誤的方法，這些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1981年 3 月 19 日起草工作接近尾聲時，鄧小平對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作用的討論表示滿意。鄧小平深知，必須讓群眾放心，評價毛澤東和華國鋒的過程在有序進行，同時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國沒有發生破壞性的「權力鬥爭」，沒有出現「非毛化」。正是在這時，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法拉奇是採訪高層領導人的全球最著名記者之一，一向以言辭犀利，準備充分，能提出一些令人頭痛的尖銳問題而聞名。鄧小平樂意接受她的挑戰。8 月 21 日上午的採訪進行得十分愉快，鄧小平在採訪結束時開玩笑說：「我們吃飯去吧，我的肚子已經開始鬧革命了。」他還提出兩天後再次接見她。在法拉奇第一次見到鄧小平的兩周以前，北京已經發出通知，要減少在公共場所懸掛毛澤東畫像和詩詞的數量。因此法拉奇的提問便以「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會保留？」作為開始。鄧小平回答說：「永遠要保留下去。」他解釋說，毛澤東犯過錯誤，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幫」的罪行不同，與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說，毛澤東思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儘管毛在晚年接觸實際少了，違背了他原來提倡的思想。當法拉奇問到大躍進的錯誤時，鄧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澤東一人的錯誤，而是與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錯誤，他們都有份。[12-45]當她問到毛澤東選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時，鄧小平說，領導人為自己挑選繼承人，是封建主義的做法。鄧小平的意思很明確：毛澤東選華國鋒做接班人也是不對的。在問到將來如何避免文革這類事情時，他解釋說，黨的領導人正在改進各項制度，以便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12-46]很多領導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問時會變得十分煩躁，鄧小平卻應對自如。後來法拉奇回憶自己漫長的採訪生涯時，將她對鄧小平的兩次採訪作為自己的得意之作。錢其琛外長這兩次採訪時也在座，他還參與過鄧小平的其他很多次會見，他也把鄧小平在這兩次採訪中的表現作為鄧小平最精彩的表現之一。[12-47]1979 年 5 月之後華國鋒就不再經常公開露面。在 1980 年 9 月 7 日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作了最後一次重要講話。他沒有明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但他確實表示，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黨不應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在經濟問題上，他的講話與當時黨的政策一致：他支持陳雲提出的調整要求，強調農業和輕工業的重要性。[12-48]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些文件，如「指導原則」，實際上也有力地批評了華國鋒的領導。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常委們討論了黨史文件中是用簡短的六行文字對 1976 年以後的時期作一總結，還是用較大的篇幅對這四年作出更詳細的評價棗後一種做法難免包括對華國鋒的批評。華國鋒當然反對具體說明這四年的細節。與會者同意先把篇幅較短的一稿發給其他領導人討論，看看他們反應如何。[12-49]相當多的領導幹部都批評華國鋒在阻止鄧小平復出上起的作用，主張用篇幅更長的稿子。最後鄧小平同意文件應包括對那四年的討論，這可以使解除華國鋒職務的理由更加明確。[12-50] 於是篇幅更長的內容成了定稿的一部分。[12-51]在 1981 年 5 月下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約 70 名與會者最後通過了決議的修訂稿。起草人員作了一些細微的修改後，最後一稿被提交六中全會，並在 6 月 27 日獲得通過。它將在 1981 年 7 月 1 日建黨 60 周年之際向全國公佈。[12-52]在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5 日連續召開的九次政治局會議上，是否免去華國鋒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個主要職務，成了爭議最大的問題。當時辯論的內容十分敏感，以至於黨史研究者在 30 年之後仍無緣看到大部分紀錄。不過，一份關鍵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 11 月 19 日的一篇有關講話被公之於眾。從這個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爭論的大致輪廓。胡耀邦在退休後說，他最愉快的幾年就是在華國鋒手下的那段歲月。這種說法很可能反映著他對鄧小平讓他下臺的不滿。但胡耀邦在 1980 年是受命就免去華國鋒職務作出說明的人。胡耀邦在有關這段歷史的說明中首先承認，黨和人民絕不會忘記華國鋒在逮捕「四人幫」上作出的貢獻，儘管他誇大了自己在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於「四五」示威運動後形成的政治氣氛，逮捕「四人幫」並不是難事。胡耀邦又說，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繼續執行毛澤東錯誤的階級鬥爭路線，他沒有廣泛徵求意見，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在世時，華國鋒有時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評過（他曾被毛批為「滿腦子都是生產」），但是毛澤東去世後，他卻用「兩個凡是」加強個人權力。胡耀邦還批評華國鋒搞個人崇拜，給自己添加光環。最後，胡耀邦回憶說，他在「四五」事件後非常失望，因為從那時起直到 1977 年 2 月 26 日，他一直無法得到與華國鋒交談的機會，而且直到 1977 年 3 月 14 日之前他也不能隨便看望鄧小平。據胡耀邦稱，陳雲（華國鋒一直不讓他回來工作，直到三中全會的氣氛形成，促使華國鋒不得不這樣做）說，從毛澤東去世直到 1977 年 3 月，華國鋒對待老幹部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絕為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害怕老幹部復出干擾他的統治能力。胡耀邦說，葉帥和李先念幾次勸華國鋒讓鄧小平回來工作，陳雲和王震在 1977 年3 月的工作會議上也表示同意，但華國鋒仍然拒絕這樣做，而是只依靠少數幾個人，包括汪東興、紀登奎、吳德、蘇振華和李鑫。對於黨內事務，有時直到最後一刻還把其他幹部蒙在鼓裏。華國鋒還追求經濟的過快增長。胡耀邦承認，這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錯誤，也是鄧小平和他本人的錯誤，其實，當時只有陳雲認識到了那些計劃太冒進。[12-53]在 1980 年底，最強烈反對讓華國鋒下台的人是葉帥。在討論黨史時，葉帥就不贊成強調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他覺得，為國家利益計，必須比鄧小平更堅定地維護毛澤東的威望。他更願意將責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在葉劍英看來，兩個問題是糾纏在一起的：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生動地回憶說，毛澤東去世前不久，他去向毛表達最後的敬意，毛向他招了招手。雖然毛已說不出話，但他知道毛想說什麼，他希望葉劍英能夠支持華國鋒，幫助他走上領導崗位。（然而當時一直陪著毛澤東的毛遠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12-54]）據說，葉帥認為華國鋒應當保留職位，鄧小平可以繼續做他的工作，但名義上仍要受華國鋒的領導。葉帥為何要維護華國鋒呢？有人揣測，葉帥本人想繼續在黨和政府中扮演關鍵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夠讓他如願的人。但是葉劍英已經年邁，他不但從未表現出任何個人野心，而且多年來一直不願意插手日常事務。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黨的幹部認為的那樣，葉帥擔心鄧小平可能變得過於專斷，舉止越來越像毛澤東，所以他想以保留華國鋒作為限制鄧小平的權力、促進黨內民主的手段。最終，葉帥等人的反對被政治局大多數人的觀點所壓倒，他們都贊成華國鋒辭職，把權力集中到鄧小平及與其共事的人的手裏。這一系列政治局會議一結束，在 1980 年 12 月 5 日一份供內部傳閱的文件中，政治局宣佈，將建議六中全會接受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黨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他的軍委主席一職。華國鋒將擔任黨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12-55]葉劍英不是為自己的信念而堅決鬥爭的人，他更願意避免對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的決定，事實上還為自己支持華國鋒作了溫和的檢討。[12-56]鄧小平成為中央軍委主席之後，葉帥便選擇了不再與他分擔這項工作，而是回到廣東的老家。他的兒子葉選平已在那裏擔任廣州市長和廣東省副省長，他可以在廣東安享晚年。葉帥出席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但是在會議正式通過黨史決議和批准華國鋒辭職的過程中，他沒有留在會上參與討論。後來當葉帥在 1984年和 1986 年病重時，鄧小平也沒有像過去對待周恩來那樣，禮節性地前去看望他。葉帥死於 1986 年。政治局經過這些激烈辯論後最終形成的決議，措辭直截了當而又嚴厲：「華國鋒同志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1978 兩年中，華國鋒同志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一些左的口號??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雖然﹞華國鋒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顯的是，他缺乏作為黨的主席所應有的政治和組織能力。而且每個人都很清楚，根本不應當任命他擔任軍委主席。」[12-57] 華國鋒的政治生命結束了。雖然他被允許在 1981 年 6 月的六中全會之後繼續留在政治局內，但他因受到的指責而喪失顏面，因此極少出席黨內高層的會議。不論對華國鋒的下台還是對黨的歷史評價的過程及結果，鄧小平都有理由感到高興。華國鋒的下台沒有引發公開的權力鬥爭。同時，在對黨的歷史評價中鄧小平把握住了一種微妙平衡：既對毛澤東給予充分讚揚，以免削弱黨的權威，又批判了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的作用。黨內高層對毛澤東在晚年犯有嚴重錯誤形成了基礎廣泛的共識，這使鄧小平能夠踏上新的征途。這條征途不會為毛澤東所贊成，但鄧小平相信，這對中國是有利的。[12-1]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10 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194-204。[1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 年 7 月 12-15 日，頁 535。[12-3]學者中間孫萬國第一個意到了鄧小平登黃山的政治意義。[12-4]SWDXP-2, pp. 197-201.[12-5]例如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157。[12-6]2002-2006 年對鄧小平女兒鄧榕的採訪。[12-7]SWDXP-2, pp. 200.[1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 年 9 月 5 日-10 月 7 日，頁 553。〔出現葉帥的內容在頁 554-555，屬於 1979年 9 月 12 日。棗中文版編者註〕胡耀邦在 1979 年 10 月 5 日座談會結束時的講話，見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上冊，頁 412-421。[12-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50-152。[12-10]LWMOT, tape 29, pp. 7-8.[12-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p. 1-22.[12-12]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p. 6-7.[12-13]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 2.[12-14]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 6.[12-1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0。[12-16]對準備黨史報告的精彩討論，見蕭冬連：《國史?第 10 卷》，頁 249-258。[12-1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0。[12-18]LWMOT, tape 31, pp. 16-17.[12-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 年 10 月下旬，頁 574。[12-2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 年 10 月下旬，1979 年 10 月 12 日，頁 566；1979 年 11 月 10 日，頁 578。[12-21]SWDXP-2, pp. 225-226.[12-22]SWDXP-2, p. 251.[12-23]SWDXP-2, pp. 241-242.[12-24]SWDXP-2, p. 242.[12-25]SWDXP-2, p. 233.[12-26]SWDXP-2, pp. 253-254.[12-27]SWDXP-2, pp. 252-257.[12-28]作者對林重庚（Edwin Lim）的採訪，他在 1980 年代初是世界銀行中國部主任，世界銀行駐北京辦事處剛建立時他任該辦事處主任。[12-29]SWDXP-2, pp. 260-261.[12-30]SWDXP-2, pp. 260-265.[12-31]SWDXP-2, pp. 280, 281.[12-32]SWDXP-2, pp. 273-283.[12-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0 年 2 月 28 日，頁 604；1980 年 5 月 17 日，頁 634-635。關於平反冤案的大背景，見蕭冬連：《國史?第 10 卷》，頁 258-267。[12-34]他在日本會談的解密檔案，見〈華国鋒総理訪日：「主腦會談等における発言」〉﹝華國鋒總理訪日：在首腦會談等會議上發言﹞，1980 年 5 月 27 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12-35]文件最終的定稿爲〈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 6 月 27 日， 參看"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ne 27, 1981, Beijing Review, no. 27 (July 6, 1981).[12-36]Oriana Fallaci, "Deng: Cleaning up Mao's Feudal Mistakes," Washington Post,August 31, 1980; SWDXP-2, August 21, 23, 1980, pp. 326-334.[12-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0 年 10 月 25 日，頁 684-685。[12-38]SWDXP-2, pp. 290-29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0-162。[12-39]SWDXP-2, p. 295.[12-40]SWDXP-2, pp. 295-29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4-166。[12-41]很多幹部的意見的詳細總結，見《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案）簡報 》，未公開的文件，藏於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12-4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03-104。[12-43]Resolution on CPC History (1949-8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pp. 28, 32.[12-4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5。[12-45]鄧小平以這種籠統的方式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他沒有為自己的錯誤舉出具體事例，除非他處在壓力之下。[12-46]SWDXP-2, pp. 342-349.[12-47]錢其琛：〈一次極不尋常的談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三卷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 1 卷，頁 35-41。[12-48]《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79 年 6 月 18 日，上冊，頁 198-222。[12-4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6-169；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1980 年 5 月 27-29日，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12-50]SWDXP-2, June 22, 1981, pp. 306-308.[12-5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9；Ibid., p. 297.[12-52]SWDXP-2, pp. 304-30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96。[12-53]〈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2 年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下冊，頁 735-747。[12-54]2006 年 1 月對毛遠新身邊人的採訪。[12-5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9-171。[12-5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169-171。[12-57]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6-117.第 13 章鄧小平的治國術鄧小平無法忍受令毛澤東感到陶醉的個人崇拜。[13-1]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共建築裏基本不擺放鄧小平塑像，人們家中也幾乎見不到懸掛他的畫像。很少有歌頌他成就的歌曲和戲劇。他也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或總理。學生們確實要學習鄧小平的政策，也會引用他的名句，但並不需要花時間背誦他的語錄。然而，儘管不搞崇拜、也沒有令人敬畏的頭銜棗他的職位不過是黨的副主席、副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卻對權力的各個重要層面行使著有效的控制。他充分運用個人聲望，大膽地創建了一套運作良好的體制，把一個國家建設得強大繁榮。他究竟是如何取得這一驚人業績的呢？如果說毛澤東像一個高居雲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簽發詔令，那麼鄧小平更像是一個總司令，審慎考察著自己的作戰計劃是否得到正確部署和落實。權力結構鄧小平在寬街的家中辦公，那裏地處中南海東北方向，到中南海驅車用不了十分鐘。隨著聽力漸差，他很難參加會議。他的聽力問題是由無法治癒的神經退化疾病和不時出現的耳鳴所致，這造成了神經性失聰和耳內異響。[13-2]他的聽力在 1980 年代後期惡化，講話者必須對著他的左耳大聲說話。這也使鄧小平認為，把時間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會議劃算。他更喜歡讀會議報告、聽機要秘書王瑞林講述會議的情況；王瑞林代表鄧小平出席會議，跟其他高官的機要秘書會面以瞭解他們的看法。鄧小平的作息很有規律。他八點用早餐，九點到辦公室。妻子卓琳和秘書王瑞林為他準備好要閱讀的材料，包括大約 15 份報紙、從外國媒體翻譯的參考資料、一大堆來自各部委和各省黨委書記的報告、新華社搜集的內部報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為瞭解最新動向，鄧小平主要依靠書記處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整理的情況匯總。鄧小平閱讀時不做筆記。文件在上午十點前送達他的辦公室，他當天就會批覆。他不在辦公室留下紙片，那裏總是乾淨整潔。陳雲要求自己的機要秘書每天為他選出五份最重要的材料，鄧小平則要瀏覽所有材料，以便自己決定哪些需要仔細閱讀。讀過材料並對其中一些作出簡要批示後，他把全部文件交給王瑞林和卓琳，由他們把他圈閱或批示過的文件轉交相關幹部，再將其餘文件歸檔。鄧小平圈閱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領導全黨工作的方式。對一些文件他簡單地寫上同意，還有一些文件他會送回，要求作進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在上午三個小時的閱讀時間裏，鄧小平很少會客，但中間他會花 20 到 30 分鐘到院子裏散步。在家用過午飯後，他一般會繼續看材料，有時會讓幹部來家中見面。如有重要外賓來訪，他會到人民大會堂的某個房間會見他們，有時也與他們一起用餐。鄧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種聲譽棗他善於區分大事小事，將精力集中在能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事情上：制定長期戰略、評價可能決定長期目標成敗的政策、爭取下級幹部和群眾的支持、宣傳能體現他想實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複雜的領域，例如經濟或科技領域，鄧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戰略，然後向他說明不同的選擇，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問題上，例如國防、與重要國家的關係和高層幹部的選拔，鄧小平會花更多時間摸清情況以便親自制定戰略。自 1952 年就擔任鄧小平機要秘書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說明鄧小平的意見時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幹部認為毛遠新剛好相反，他在 1975 年末到 1976 年初向外界解釋毛澤東的意見時，往往用自己強烈的成見去渲染甚至補充毛澤東要他向其他幹部傳達的意見。王瑞林對任何事關黨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釋，儘管他與鄧小平悠久的關係使他更像是鄧家的一員。王瑞林不添油加醋這一點對鄧小平來說很重要。有時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使外界準確知曉他的想法，鄧小平會寫下主要觀點，讓王瑞林傳達他的書面意見。總書記胡耀邦是黨務的執行官，總理趙紫陽則是政府事務的執行官，他們將所有重要問題交鄧小平最後定奪，但多是以書面形式，很少親自面談。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例會（但主要是書記處會議），趙紫陽主持國務院的會議。陳雲和鄧小平很少參加這類會議，均由機要秘書代為出席。趙紫陽在其口授的回憶錄中說，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書而不是決策者，但他們要負責抓落實。鄧小平確實保留著拍板的權力，但通常他不會事必躬親；他定大政方針，讓胡耀邦和趙紫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落實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後決定時，鄧小平會考慮政治氣候和其他主要領導人的意見。雖然他做事獨斷而果敢，其實也受到政治局成員中的整體政治氣氛的限制。1980 年，政治局由二十五名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組成。其核心棗即權力強大的政治局常委會棗有七名成員。一般認為，政治局中較年輕的成員是政治局常委的潛在候選人，常委會的成員是從政治局委員中產生的。[13-3] 1980 年代初的政治局常委包括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年邁的葉帥很少參與實際工作。陳雲和李先念只在大事上表明意見，黨的日常決策權主要掌握在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手裏。每個常委和一組特定的政治局委員有自己的辦公室秘書，他們隸屬於書記處，負責收集材料、起草講話、處理文件，並充當常委和其他高官之間的聯絡員。即使觀點不同，鄧小平治下的政治局是個相對有紀律的組織，能夠聽從他的指示。華國鋒擔任黨主席時經常召開政治局常委的例會，鄧小平則很少召集常委開會。當趙紫陽問他何以如此時，他說：「兩個聾子﹝鄧小平和陳雲﹞能談什麼？」鄧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確。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組織結構，要比把一兩個領導幹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舊組織更容易控制權柄。中央書記處恢復後，成了一個處於他明確控制下的全新機構。鄧小平把這個為全黨提供最高領導的新神經中樞安排在中南海北門內，讓他親自任命的胡耀邦領導黨的日常工作。政治局成員在書記處都有自己的辦公室，他們在這裏召開例會。中共中央辦公廳是一個更大的行政單位，負責起草和傳達文件，處理北京黨中央各單位和省一級黨委的來往，書記處則要小得多，它只為最高領導服務，就像一個黨的內閣。胡耀邦主持書記處的會議。雖然胡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但鄧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領導班子後，常委會很少開，政治局一個月也開不了一次會。趙紫陽作為總理也會參加書記處的會議，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葉劍英不親自與會，而是讓他們的機要秘書代為參加。機要秘書對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瞭解，這一群機要秘書可以進行坦率的交流，避免了領導人本人因排名、權力或面子等顧慮而可能引起的問題或尷尬。鄧小平的見解有助於形成共識，但在書記處對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會作出最後決定。一旦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書記處就會擬出文件在常委中傳閱。常委們會在文件上畫圈表示同意，或是作出簡短批示。在後一種情況下，文件會送回書記處進行又一輪修改。最後，由鄧小平「拍板」批准一項決策或文件的最終措辭。數位高層官員，其中大多是接近政治局級別的，被任命為書記處書記。與秘書不同，他們都有管理權。政治局成員以及這些書記處書記下面都有一個「領導小組」，負責協調不同系統的工作。[13-4]比如彭真領導著管政法的領導小組，萬里領導著管農業的小組，宋任窮的小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組管工業和運輸項目，楊得志的管軍事，胡喬木的管黨史和意識形態，姚依林的管經濟計劃，王任重的管宣傳，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貿和投資，彭沖的管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周邊）的工作。[13-5]其他最高層領導人有時會不同意鄧小平的決定，偶爾也會因為鄧不跟他們商量而生氣。最初，鄧小平不得不與陳雲的觀點角力，因為陳比他懂經濟，且陳的意見在其他領導人中享有很高權威。在軍事領域，葉劍英退到一邊之後，鄧小平再也感覺不到還有誰的意見能對自己有所制約。在軍事和外交方面，鄧小平有幾十年的經驗，對自己的想法充滿自信，因此很少向別人讓步，儘管在具體事務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於專家。即便其他領導人不同意鄧小平作出的決定，他們也會遵守黨紀，不會公開表達異議。鄧小平可以同他的機要秘書王瑞林隨意交談，他與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關係則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單獨會見他們。胡和趙有相當大的自由按自己認為恰當方式處理公務。鄧小平通過他們提交的書面文件，借助於王瑞林的補充，去瞭解他們的觀點。鄧小平偶爾也跟與他年齡相近的老幹部見面，如楊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與這些人是幾十年的老相識。這個由多年知交組成的小團體有著高度的個人信任，使鄧小平能夠對政治氣氛和人事問題作出更可靠的估計。鄧小平與楊尚昆有著特殊關係，他們同為四川人，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是鄧小平和軍隊之間可靠的聯絡員。鄧小平與給他寫講話稿和起草文件的筆桿子，尤其是胡喬木和鄧力群，也有著比較隨意的關係。相比胡耀邦和趙紫陽，鄧與他們交往時更為輕鬆。鄧小平用不少時間準備每年的中央全會，因為這種會議能在二百多名中央正式委員和一百多名候補委員中統一思想。他用更多時間準備每五年一屆的黨代表大會，因為它能在更長的時間內使人數更多的黨代表統一思想。在籌備這些重要會議時，鄧小平會與胡耀邦和趙紫陽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問題的議程，然後讓他們和胡喬木等人一起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