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18

事實上，到 1980 年 12 月時中日關係已大為改善，使兩國能夠第一次舉行內閣級的聯席會議。[10-38]此外，黃華和日本外相伊東正義在該月還簽訂了協議，由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ECF）向中國提供條件優厚的長期貸款。從 1979年到 2007 年，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向中國提供的貸款多於它對任何其他國家的貸款，總計達到 2.54 萬億日元（按2007 年匯率計算約合 250 億美元）。[10-39] 日本企業在中國各地設廠，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前身）在上海開設了辦事處，它利用與日本企業廣泛的關係網，尋找願意對中國各部門的培訓計劃請求作出回應的日本企業。在鄧小平時代的鼎盛期，日本在為中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提供援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10-1]中國經常提到的「反霸權」一詞，最初是由基辛格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見 Henry Kissinger,"The China Connection," Time, October 1, 1979。[10-2]裴華編：《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 50-54。[10-3]裴華編：《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 47-50。[10-4]園田直的回憶見園田直：《世界日本愛》（東京：第三政經研究會，1981），頁 174-185。[10-5]黃華對中日關係談判的記述見 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Languages Press, 2008), pp. 308-342.[10-6]據布熱津斯基說，1978 年 5 月他訪問北京後在東京停留，給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國贊成「迅速簽署條約」。他說，日本此後很快便「同意了條約」。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rev. 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Giroux, 1985), p. 218. 日本在 3 月就決定加快條約的完成，但直到 7 月才使問題得到解決。5 月 2 日和 3 日福田赳夫在華盛頓會見萬斯和卡特時，也討論過這些問題。見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65-66。[10-7]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3: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Policy, 2nd ed. (Leiden: Brill, 2005), pp. 134-135; 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80。[10-8]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26-27.[10-9]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pp. 134-135.[10-10]George R. Packard, Edwin O. 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10-11]一本講述鄧小平拜會天皇的日本著作十分詳細地記錄了此事。見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錄?日中交涉秘史》天皇與鄧小平的握手：日中交涉秘史實錄﹞（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10-12]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15-209。[10-13]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0。[10-14]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1-122。[10-15]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2。[10-16]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5。[10-17]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p. 333-334；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37-140。[10-18]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p. 334-335.[10-19]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26。[10-20]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47-148。[10-21]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82。[10-22]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1。[10-23]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0-153。[10-24]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4-155。[10-25]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0-155。[10-26]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56-159。[10-27]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202。[10-28]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5-174。〔關於毛澤東的一句不見於裴著。棗中譯者註〕[10-29]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5-172。[10-30]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5-174。[10-31]1979 年 6 月對松下幸之助的採訪。[10-32]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は語る：情熱がなければ人は動かん》﹝松下幸之助說：沒有熱情人就不會行動﹞（東京：講談社，1985），頁 137；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94-197。[10-33]2004 年 10 月對 Hanai Mitsuyu 和千速晃（時任新日鐵總裁和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國部部長）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Hanai 住在東北，當時年僅 13 歲，離家加入了吉林省北部的解放軍，直到 1949 年後才離開解放軍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Hanai 1957 年回到日本，1962 被八幡製鐵錄用，在公司做翻譯，八幡合並為新日鐵後依然擔任這一職務。[10-34]2004 年 10 月對 Hanai Mitsuyu 和千速晃（時任新日鐵總裁和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國部部長）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Hanai 住在東北，當時年僅 13 歲，離家加入了吉林省北部的解放軍，直到 1949 年後才離開解放軍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Hanai 1957 年回到日本，1962 被八幡製鐵錄用，在公司做翻譯，八幡合並為新日鐵後依然擔任這一職務。[10-35]2004 年 10 月 30 日對 Hanai Mitsuyu, Chihaya 和 Sugimoto Takashi 的採訪。在 80年代寶山鋼鐵廠的談判中，Sugimoto 擔任新日鐵的中文翻譯和談判代表。另見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74-178。[10-36]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 164。[10-3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190-195；鄧力群：〈訪日歸來的思索〉，《經濟管理》，1979 年第 3 期，頁 7-14。[10-38]〈第一回閣僚會議〉，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未公開文件。第二次內閣會議舉行於 1981年 12 月 14-17 日。[10-39]Lanqing Li, Breaking Through: The Birth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18-324.第 11 章向美國敞開大門：1978-19791977 年 8 月 24 日下午，鄧小平作為政治局常委正式恢復工作一個星期以後，就會見了美國國務卿萬斯（CyrusVance）。鄧小平希望能在任職的幾年內完成一些大事，而這次會見的時間安排便反映出他將中美關係正常化看作重中之重。作為黨的主席和總理，華國鋒在鄧小平與萬斯會面後的次日也接見了萬斯，但是美國官員知道與鄧小平見面才是重頭戲。自從尼克遜 1972 年訪華以後，中國一直期待很快就能和美國建交，然而美國政治總是橫生枝節，這已經讓中國不耐煩地等了五年。被迫賦閒在家 18 個月後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特別希望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而且他有理由認為萬斯的到訪能夠為此鋪平道路。水門事件早已過去，占美?卡特總統在 1977 年 2 月約見了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黃鎮，他對黃鎮說：「我希望我們能夠看到關係正常化取得重大進展。」他還提出請黃鎮看一場音樂會或話劇。[11-1]此外，在鄧小平會見萬斯之前，羅奈爾得?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到北京擔任了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他得到卡特總統本人的授意，要進行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此前，當周恩來和毛澤東為改善中美關係而會見基辛格和尼克遜時，雙方的動機都來自蘇聯的威脅。鄧小平在1977 年會見萬斯時，其動機也同樣來自蘇聯的威脅。但是鄧小平在 1977 年也開始思考如何在中國進行現代化。他知道，日本、南韓和臺灣進行現代化時都大大得益於美國的科技和教育；他還發現，歐洲生產的很多產品，其專利都是掌握在美國的私人和公司手裏，所以即便是來自歐洲的技術幫助，也需要有美國的合作。因此，為了與美國建立聯繫，以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中美關係正常化是重要的第一步。為了實現同美國建交這個目標，鄧小平準備在很多問題上採取靈活的立場。然而在一個問題棗臺灣問題棗上，就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他有著不可動搖的「原則」。除非美國與臺灣斷交，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撤出全部駐台美軍，他不會和美國建交。鄧小平希望，隨著「共同防禦條約」的終結，臺灣將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與大陸重新統一。不僅鄧小平，很多美國官員也預期，這種情況會在幾年內發生。萬斯的「開倒車」：1977 年 8 月鄧小平對萬斯的來訪抱有很高期待，美國政治卻再次從中作梗。卡特曾告訴萬斯，要為與北京在關係正常化上達成協議打下基礎，但是當萬斯動身去北京之前同卡特見面時，卡特卻表示，他擔心《巴拿馬運河條約》（以結束美國對巴拿馬運河地區的控制權）會因得不到國會足夠的支持而無法通過。如果把承認中國這樣有爭議的問題和巴拿馬問題同時提出來解決，支持臺灣的強大游說集團會在國會動員足夠的反對力量，讓《巴拿馬運河條約》泡湯。因此卡特認為，有必要把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先放一放，等到《巴拿馬運河條約》有了結果再說。一旦巴拿馬問題塵埃落定，國會對中美建交將會給予足夠的支持。萬斯本人則認為，通過《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緩和美蘇關係，在當時是比美中建交更為迫切的任務，此事也佔用了他很多精力。在萬斯看來，如果美國在完成《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之前就開始與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將會觸怒蘇聯，從而導致條約談判的流產。再者，由於卡特並不急於進一步行動，所以萬斯覺得應該試試看在與中國的談判中，能否為美國在臺灣的官方存在方式這一點上爭取到比中日建交時更好的條件。在萬斯抵達北京之前，中國對他可能採取的立場就已經察覺到了一些跡象。依照中方慣例，黃華外長首先會見了萬斯，然後將萬斯的打算轉告鄧小平，再由鄧小平與他討論關鍵問題。8 月 21 日在與黃華外長見面時，萬斯解釋說，美國希望推動關係正常化，但要在臺灣保留一些政府人員。他還說，美國願意看到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萬斯預計中方會感到失望，卻沒料到他們會如此憤怒。次日上午萬斯再次見到黃華時，黃華長篇大論地痛斥萬斯關於美國在臺灣保留某種官方代表的提議，甚至說要「解放臺灣」，這是在暗示大陸在必要時準備動武。[11-2]當天下午鄧小平會見萬斯時，他首先以開玩笑的語氣提醒萬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 1975 年他馬上就要第三次丟掉所有官職的時候。鄧說：「我是個國際名人，不是因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為我的三起三落。」[11-3]萬斯後來承認，鄧小平在會談中一直「表現著中國人的禮貌」，但他嚴厲批評了美國的對臺立場。鄧小平在會談中首先縱論國際政治大局，重點是西方和蘇聯之間的力量均衡以及雙方在非洲、中東和東歐的相對力量。他集中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對付蘇聯的挑戰，二是如何解決臺灣問題。自從 1974 年他批評基辛格搞緩和以來，就一直責備美國對蘇聯太軟弱。他尤其不滿美國從越南撤軍後對蘇聯採取的被動姿態。[11-4]他指責美國關於蘇聯問題的第 10 號總統備忘錄是在姑息養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讓蘇聯控制了德國的三分之一，其實是讓它控制了巴爾幹地區，這又對南歐形成了巨大的影響。雖然他沒有提到圍棋，但他實際上是在告訴萬斯，蘇聯已經在南斯拉夫佈下棋子，也開始在奧地利佈子，它還會在西歐其他地方佈子。他對繼續向蘇聯讓步發出警告：「你們的結局將是敦克爾克。」[11-5]在臺灣問題上，鄧小平提到了兩份文件：一份是福特總統在 1975 年 12 月講話的要點，另一份則是基辛格的一個聲明。鄧小平讓唐聞生把文件的內容大聲唸給萬斯聽。在這兩份文件中，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美國準備接受關係正常化的日本模式，在臺灣只保留非官方代表。鄧小平說，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現在佔據著臺灣，因此是在阻礙臺灣與大陸的統一。他又說，美國要求中國不使用武力收復臺灣，這等於是在干涉別國內政。在回答萬斯關於美方對臺灣安全的關切時，他對萬斯說：「中國人總比你們美國更關心自己國家的事。」鄧小平說，中國是有耐心的，不過美國也要清楚，中國不會讓這個問題的解決無限期地拖下去。[11-6]鄧小平批評萬斯想在臺灣保留官方人員的建議，他說，這其實是要搞一個「不插國旗的大使館」。[11-7] 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美國仍想賴在臺灣不走，中國也會等下去。[11-8]他最後說：「我只想指出一點，你們現在的設想是在開倒車??坦率地說，我們無法接受你的設想。但我們仍然寄希望於進一步的會談。」儘管鄧小平否定了萬斯的立場，但當萬斯在 8 月 28 日回到美國後，與他隨行的官員還是想讓美國公眾對會談有一個正面印象。他們對記者說，萬斯成功地傳達了美國的觀點。記者約翰?瓦拉克（John Wallach）聽了一位政府官員的解釋後寫道：中國將在臺灣問題上軟化立場。萬斯費盡心機，也未能阻止瓦拉克的這篇不實報道公之於眾，而該報道隨即引起了極大關注。[11-9]鄧小平當然不想在臺灣問題上示弱或容忍這種誤解，他憤怒地駁斥了瓦拉克的報道，稱之為一派胡言。鄧小平仍想在對美關係上取得進展，因此他又開始嘗試其他途徑。鄧小平認為萬斯不是一個好的談判對象，因此他力求讓白宮參與談判，由布熱津斯基做他的談判對手。他還直接訴諸美國的媒體和國會，為關係正常化尋求支持。當時中國剛剛開始走出孤立狀態，中國大陸在美國還沒有能和臺灣人競爭的游說團體。事實上，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幾乎還沒開始培養能夠與國會或美國媒體打交道的人員。當時能夠影響美國媒體和國會的最佳渠道，就是鄧小平本人。他充分運用了美國人對中國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機智和旺盛的精力。9 月 6 日，鄧小平接待了一個以美聯社行政總編凱斯?福勒（Keith Fuller）為團長的美國高級新聞代表團，其成員包括《紐約時報》的出版人亞瑟?蘇茨伯格（Arthur O. Sulzberger）和《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凱薩琳?格拉姆（Katharine Graham）。在內容廣泛的討論中，鄧小平談到了各種話題，從林彪和「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到派遣留學生接受先進教育、幫助中國擺脫落後狀態的必要性，再到給予中國工人物質獎勵的必要性。但是最重要的是，鄧小平把注意力集中指向臺灣問題。他坦言，萬斯關於臺灣問題的提議是在倒退，中國無法接受。要想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必須廢除與國民黨的軍事條約，與臺灣斷交，並撤出駐臺美軍。中國將盡量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國不會接受外來干涉。[11-10]9 月 27 日，鄧小平又接見了共和黨領袖、後來當上美國總統的喬治?布殊。布殊在 1975 年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時鄧小平就認識他。鄧小平對布殊重申了他向萬斯說過的話，強調美國的對蘇政策是姑息養奸的政策。《人民日報》的官方社論裏又補充強調說：「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某些頭面人物已經忘記了慕尼克的教訓。」[11-11]鄧小平對布殊說，在關係正常化談判中，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沒有讓步的餘地。[11-12] 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和亨利?傑克遜（Henry M. Jackson）是關係正常化的贊成派，他們也受邀訪問北京。鄧小平在 1978 年 1 月 4 日對甘迺迪強調說，他希望中美雙方能盡快達成一致。他再次重申談判的主要障礙是臺灣，而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出北京所料，甘迺迪一回到華盛頓，便利用他和鄧小平會談一事，主張加快關係正常化的速度。1978 年 2 月 16 日，鄧小平又會見了參議員傑克遜，傑克遜的對蘇強硬路線與鄧小平不謀而合。與此同時，鄧小平和他的外交團隊也在繼續批評美國對蘇聯的姑息政策，批評他們在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上裹足不前。伍德科克大使於 1978 年初短暫返美時，公開表示他對關係正常化沒有進展已失去耐心。在他接受北京的職務之前，卡特曾經給了他好幾個內閣中的職位，都被他謝絕了。他同意擔任駐華聯絡處主任，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將能夠推動美中建交談判。1978 年 2 月 1 日伍德科克在華盛頓對汽車工人聯合會演講時說，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明顯的謬論」上：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承認國民黨政府代表全中國，其實它只能代表一個小小的臺灣島。伍德科克指責美國政策荒謬的言論被廣為傳播，讓他開始擔心自己有可能會惹惱卡特總統，因為卡特仍在擔心與蘇聯進行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但是當伍德科克在演說不久後與卡特見面時，卡特私下告訴他，自己也同意他的看法。[11-13]萬斯擔心的是，假如美國和中國開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是否還能推動與蘇聯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與他不同，卡特斷定他的政府既能推動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同時也能和蘇聯進行《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但是，另外一個潛在的障礙是美國與越南的關係。卡特政府中的一些人主張，美國應當對越南想與其建交的意願作出回應，但是當時中越關係正變得日益緊張，因此看來美國只能在中國和越南中選擇其一來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卡特平息了這個爭論，他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批准了首先進行美中建交談判。但是他擔心臺灣在國會的游說團體會讓談判泡湯，因此堅持談判要秘密進行。也就是說，談判必須由白宮的一小批官員，而不是由國務院進行。為了準備建交談判，卡特向北京派出了一名官員，此人對蘇聯的強硬立場以及加快美中建交的願望與鄧小平相同。這個人也正是鄧小平最想要的談判對象：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取得進展：1978 年 5 月1977 年 11 月中旬，布熱津斯基和他的中國問題助手米歇爾?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開始與中國駐華盛頓的代表探討他在 1978 年初訪問北京的可能性。他最初宣佈，他訪華的目的是就廣泛的國際問題與中方進行磋商，而沒有提到建交問題。[11-14]但是當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被告知布熱津斯基的訪華意願時，鄧小平馬上回答說，中國歡迎他的到來。布熱津斯基立刻著手準備行程；只要美方一作好準備，鄧小平就會接待他。[11-15] 1978 年 3 月 17 日，即國會通過第一份《巴拿馬運河條約》的當天，中國駐美聯絡處得到通知說，布熱津斯基已在為出訪作準備；4 月 19日，第二份、也是最後一份《巴拿馬運河條約》簽署後的第二天，布熱津斯基便定下了出訪日期。[11-16]卡特授權他為關係正常化的談判鋪路。從卡特總統的角度看，完成談判的理想時間是 1978 年 11 月國會選舉之後。他樂觀地相信，成功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之後，在與蘇聯達成《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和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達成正式協議這兩件事上，他都能獲得國會的支持。當卡特總統私下告訴國會兩黨領袖，他打算與中國開始建交談判時，他們均作出了正面回應，他們相信這樣做最符合美國的利益。然而這個問題在政治上仍很敏感，正如一位國會議員所說，如果這個問題被公之於眾，他將不得不持反對立場。[11-17]布熱津斯基在北京的會談中將這種擔心告訴了鄧小平，他說：「我想建議會談秘密進行，不公佈任何進展??這可以在我國減少一些政治麻煩。」鄧小平回答說：「請放心，中國的保密條件要好於美國。」布熱津斯基答道：「我認為閣下所言絕對正確，這也是談判最好在北京而不是華盛頓舉行的原因。」[11-18]萬斯本人雖然擔心中美會談會惹惱正與美國進行敏感的裁軍談判的蘇聯，但他是一位服從卡特指示的忠實官員。他讓自己的手下起草了一個美中關係正常化談判的方案。卡特總統在 1978 年 6 月 13 日收到萬斯的這份備忘錄後，在上面親筆批示：「走漏風聲會使全部努力毀於一旦。我們應當嚴格控制來往電報和談判信息??避免就進展程度作出任何公開暗示。我不相信（1）國會，（2）白宮，（3）國務院，或（4）國防部能做到保密。」就像過去的共和黨人尼克遜和基辛格一樣，民主黨人卡特、布熱津斯基和萬斯也都認為，即使在民主國家，嚴格的保密工作也是必要的。[11-19]就像基辛格在白宮時一樣，白宮與北京之間高度保密的渠道，加強了白宮國家安全官員在人事和制度上相對於其國務院同行的影響力。[11-20]就鄧小平一方而言，他也贊成利用白宮而不是國務院的渠道。1978 年 5 月 21 日，布熱津斯基抵京後的當天上午就會晤了黃華外長。就像基辛格和周恩來過去的做法一樣，布熱津斯基和黃華就有關全球形勢交換了意見，他們討論了各大洲的關鍵問題，重點是蘇聯和西方之間當前的力量均衡。布熱津斯基在回應黃華的講話時說，雙方在廣泛的問題上看法一致，但是也存在著一些重要分歧：美國並不謀求建立霸權，它接受一個多樣化的世界；美國也不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美國並沒有縱容蘇聯，而是要在全球範圍內與它展開競爭。布熱津斯基知道，他們的會談結果會被告知將在下午與他見面的鄧小平，因此他對黃華說，卡特已經授權他表明，美國接受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三個條件，但是美國保留作出以下聲明的權利：應當和平解決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爭端。[11-21]當天下午，鄧小平與布熱津斯基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會談，晚飯後會談繼續。兩人討論了全球戰略和為建交談判打基礎的問題。鄧小平知道布熱津斯基剛到北京，客氣地對他說：「您一路辛苦了。」布熱津斯基則答道：「我興致很高。」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都堅定地闡明了各自國家的觀點，但是布熱津斯基後來寫道：「鄧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機警，理解力強，有很好的幽默感；態度堅定，直截了當。??我對他的目標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鄧小平單刀直入。??中方直截了當講明了他們的觀點和想法。鄧小平說：『理解中國並不難，??毛澤東主席是軍人，周恩來是軍人，我同樣也是軍人。』」（布熱津斯基對此回答說，美國人也喜歡直來直去。）和鄧小平的會談讓布熱津斯基十分興奮。5 月 26 日他向卡特作了彙報後，卡特在日記中寫道：「茲比格??被中國人征服了。我對他說，他受到了迷惑。」[11-22]在與布熱津斯基的會談中，鄧小平想探明美國人有多大意願與臺灣斷交。「問題仍然是要有決心。如果卡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已拿定主意，我認為它就比較容易解決。??你認為實現關係正常化需要做些什麼？」布熱津斯基解釋說卡特決心取得進展，並且接受中方關於美國與臺灣斷交的要求，然後他提議雙方在 6 月開始關係正常化的秘密談判。鄧小平立刻接受了這一建議，但他繼續詢問美國為落實臺灣問題三原則會採取什麼具體措施。鄧說：「我期待著卡特總統拿定主意的那一天。」布熱津斯基回答說：「我剛才對您講過，卡特總統已經拿定主意了。」[11-23]布熱津斯基沒有細說美國會採取什麼具體行動，只是再次重申美國接受三原則。他接著說，美國計劃發表一個聲明，強調中國大陸與臺灣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性。鄧小平回答說，中國不反對美國發表這樣的聲明，但是「我們不能接受把它作為一個條件。臺灣是內政問題，是基本的主權問題」。[11-24]布熱津斯基由此斷定，假如美國作出這樣的公開聲明，中方不會公開反對。布熱津斯基還告訴鄧小平，從 7 月開始伍德科克會準備與黃華進行一系列談判，探討是否能在雙方都接受的條件下實現關係正常化。[11-25]鄧小平表達了他對蘇聯軍事擴張的關切，並再次重申他的觀點：美國對蘇聯威脅作出的反應還不夠堅定。他談到蘇聯和越南不斷加強的軍事合作，證據是武元甲將軍最近分別在 3 月和 5 月初兩次訪問莫斯科。鄧小平相信，使西方加強在歐洲的軍力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樣可以促使蘇聯將亞洲的軍隊調往歐洲。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說蘇聯的主要目標是歐洲而不是亞洲。為了使美國對蘇聯的行動作出更強硬的反應，鄧小平有意刺激布熱津斯基說：「也許你們有點害怕冒犯蘇聯，是不是？」布熱津斯基回答說：「我可以向您保證，我並不怎麼害怕冒犯蘇聯。」鄧小平繼續緊逼，他指出了美國想跟蘇聯達成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將對美國產生的不利，並強調說：「只要你們和蘇聯達成了協議，那一定是美國為取悅蘇聯作出讓步的結果。」布熱津斯基回答說：「我願意跟您打一個小小的賭，看誰在蘇聯更不受歡迎棗是你，還是我。」[11-26]布熱津斯基還利用這次出訪在北京和華盛頓的官員之間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中方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他帶來了幾個不同政府部門的官員，由他們與中國的同行進行更具體的談判。例如摩頓?阿布拉莫維茨（Morton Abramowitz）就是當時借調到國防部的資深外交官，他和中國的國防官員舉行了會談，就他們各自對蘇聯的分析進行討論。在與布熱津斯基的會談中，鄧小平敦促對方使美國放鬆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他提到了高技術進口的三個案例：美國的超級計算機、裝有美國配件的日本高速計算機和掃描器。在這三個案例中，美國企業都很想把產品賣給中國，卻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阻撓。鄧小平在會談中還暗示他有意訪美。他說，他擔任最高領導人大約只剩下三年時間了。布熱津斯基斷定鄧小平對發展中美關係有一種緊迫感。他知道除非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是不會訪美的。為了表示對雙方迅速完成關係正常化過程抱有信心，布熱津斯基邀請鄧小平到訪華盛頓時去他家用晚餐。鄧小平一口答應下來。[11-27]布熱津斯基也鼓勵鄧小平深化中日關係。布熱津斯基訪華後，鄧小平快速行動，與日本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布熱津斯基在回國途中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他在日本停留，向日本官員通報了美國要與中國進行實現關係正常化談判的計劃。布熱津斯基回到華盛頓後，卡特雖然取笑他受到了中國人的迷惑，但仍然斷定訪問取得了成功。談判很快就會開始，關係也已升溫：不久之後，美國要求北京停止對美國政策無休止的公開批評，中國馬上就答應了。為了繼續向美國施壓，使其加快建交步伐，鄧小平在與布熱津斯基會談一天之後就對一個意大利代表團說，中國樂意跟美國開展貿易和技術交流，但中國將優先考慮與其有正常邦交的國家。[11-28] 6 月 2 日，即布熱津斯基與鄧小平會談不到兩周之後，黃華在華盛頓對萬斯說，如果他想請鄧小平訪美，只有在完成關係正常化之後才有可能，所以雙方得加緊工作，因為鄧小平年事已高，年齡不饒人。鄧小平在 8 月 6 日再次說棗這次是對一個奧地利代表團棗中國將優先考慮與那些同中國有正常邦交的國家開展貿易。[11-29] 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在 9 月 27 日又對布熱津斯基說，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步伐太慢。[11-30]教育交流的飛躍由於中美兩國有可能在幾個月內實現關係正常化，鄧小平立刻轉向了他對兩國建交最期待的領域：不是貿易，不是投資，而是科學。在鄧小平看來，科學是實現現代化最關鍵的因素，而美國在這方面大大領先。幸運的是，他主管了多個工作領域（外交、科技和教育），這使他有權在三中全會之前就採取行動。在正式建交之前他不會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但是一旦建交，他就準備將年輕的中國科學家派往美國深造。在 1978 年 3 月的第一屆全國科學大會上，中國政府自 1950 年代初以來首次對科學家們說，政府不但允許、而且鼓勵他們與西方的科學家交往。[11-31] 美國華裔科學家那些仍留在中國的親屬，曾在 1949 年以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現在則由政府為他們提供了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條件。中國的科學家們也被摘掉了地主、資本家或右派的帽子。雖然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和被迫中斷的職業生涯是無法彌補的，但政府對他們過去受的苦進行了補償，高層官員也確實向他們道了歉棗儘管也建議他們說，見到西方科學家時不要談及政府過去給他們造成的麻煩。鄧小平不但鼓勵美國的華裔科學家訪華，而且鼓勵西方的所有科學家訪問中國。對科學研究的普適性深信不移的美國科學家很樂於回應鄧小平。1978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賴斯（Frank Press）率領一個科學家代表團訪華，這是有史以來美國出訪國外的最高規格的科學代表團。普賴斯過去是麻省理工學院地震科學專業的教授，從 1975 年至 1977 年擔任美國對華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因此對於和中國的學術交流有著特殊的興趣。鄧小平對普賴斯的代表團談到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狀況，並對美國限制高科技出口表示關切。他也提到了中國需要外國投資。[11-32]在鄧小平講話後的提問階段，國家科學基金會會長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問鄧小平，他是否擔心中國留學生叛逃。鄧小平回答說，他不擔心這種事。他說，中國學生不同於俄國學生，他們忠於自己的國家，即使去國外留學後沒有馬上回國的人，從長遠來看仍是中國的一筆財富。當時普賴斯預計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會像過去一樣，繼續嚴密控制科學家前往美國，對擴大科學交流也會十分謹慎。鄧小平卻讓普賴斯大感意外。鄧建議美國立刻接受 700 名中國留學生，而他更大的目標是在未來幾年接受數萬名留學生。[11-33]鄧小平希望馬上就能得到答覆，普賴斯將此事視為他的職業發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於是在華盛頓時間凌晨三點給卡特打電話並把他叫醒，請他同意馬上讓 700 名中國學生赴美，並在未來幾年接待數量更多的留學生。卡特在擔任總統期間很少被人半夜叫醒，但他給了普賴斯肯定的答覆，儘管他很納悶普賴斯為什麼要把他叫醒，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授權普賴斯答應這一類請求了。[11-34]普賴斯的代表團在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人民日報》很少刊登外國人的講話，這一次卻刊登了普賴斯在宴會上強調全球化發展益處的講話。布熱津斯基的中國政策副手、和鄧小平見過 14 次面的奧克森伯格說，他從未見過鄧小平在描述他對中國前景的展望時表現得如此求知若渴、專注而投入。[11-35]事實上，除了尼克遜總統的訪華以外，普賴斯在北京受到了 1949 年以來美國代表團所能得到的最熱情的款待。[11-36]由於鄧小平不會在兩國正式建交之前派出留學生，因此中國的第一批大約 50 名留學生，是在 1979 年初兩國關係正常化不久後才飛往美國的。他們心情熱切，但又擔心自己以後會不會像老一代人那樣，因為自己的美國經歷而遇到麻煩。在此後頭 5 年的交流中大約有 19,000 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而且這個數量將持續增長。建交突破：1978 年 6 月-12 月布熱津斯基訪華後，中美兩國開始秘密協商關係正常化談判的架構。雙方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臺灣問題是決定談判成敗的關鍵。萬斯在 6 月 28 日將美方關於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建議電傳給伍德科克，讓他轉交黃華外長：如果美國人民和臺灣人民的文化與商業交往能夠得以繼續，同時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那麼總統準備在中國宣佈的三原則框架內實現關係正常化。談判將在北京每兩周舉行一次，依次討論關係正常化之前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伍德科克還建議，在北京的例行談判中，雙方首先討論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在臺灣存在的性質和正式建交公報的性質。這就是說，雙方首先處理比較容易的問題，以便使談判取得進展，然後再處理更棘手的問題，例如美國的對台武器出售。他們的目標是在 12月 15 日之前，即美國國會選舉幾周之後達成一致。[11-37] 第一次會談於 7 月 5 日舉行，歷時 40 分鐘，雙方協商了程序，就各自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作了初步的一般陳述。[11-38]在中國方面，鄧小平雖一直關注著談判過程，但直到最後才直接加入到談判中。最初參與談判的黃華外長在與美國人打交道方面經驗過人。1936 年他曾帶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作者）從北平去陝北見毛澤東。他在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三位風格迥異的領導人手下都工作過，文革期間他一度是中國唯一的駐外大使。他對沒有得到授權的事從不多言，能夠如實傳達鄧小平的情緒，不管是憤怒還是善意。1971 年他赴紐約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聯合國大使。[11-39]在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中，他有兩個助手章文晉和韓念龍，二人都是擅長跟美國人打交道的出色外交官。雙方派到談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團隊。卡特選擇伍德科克這個勞工領袖和專業調解人擔任大使級的駐華聯絡處主任，是因為他很看重伍德科克的談判技巧，還因為伍德科克在華盛頓政壇人脈甚廣，不管他與中方可能達成怎樣的協議，都將更易於得到國會的支持。伍德科克能利用他和華盛頓政治領袖的個人關係，協調那些一般官僚程序難以解決的政策問題。伍德科克有著強硬而可靠的勞工談判人的威信，素有誠懇正直的名望。萬斯國務卿把伍德科克稱為「天生的傑出外交官」，說他具有「照相機般的記憶力、周全的思慮、以及在這些談判中起著關鍵作用的精準措辭」。[11-40]國務院和白宮都對伍德科克十分信任，因此認為沒有必要讓一名華盛頓高層官員來回奔波。談判開始時，伍德科克已在北京擔任了一年的聯絡處主任，也得到了北京官員的信任，他們願意接受這位談判對象。芮效儉（Stapleton Roy）於 1978 年到達北京，接替大衛?迪安（David Dean）擔任了談判團隊的副手。他在南京長大，其父是從事教育的傳教士。他能講漢語，精通中國歷史，被視為國務院最能幹的年輕專家之一。在白宮，卡特總統、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布熱津斯基和米歇爾?奧克森伯格通過高度保密的渠道直接與伍德科克和芮效儉聯絡。布熱津斯基的中國事務助手奧克森伯格是一個大膽而視野開闊的戰略家，也是一個有著無限好奇心與熱情、熟諳中國問題的學者。在華盛頓，白宮之外只有幾個官員是知情人，其中包括萬斯和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Harold Brown）。美方的談判策略是在伍德科克提供的信息基礎上由白宮制定的，白宮也同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的柴澤民及其副手韓敘保持著接觸，但談判全部是在北京進行的。鄧小平一直關注著黃華與伍德科克的談判（7 月 5 日、7 月 14 日、8 月 11 日、9 月 15 日和 11 月 2 日）以及黃華生病期間韓念龍與伍德科克的談判（12 月 4 日），後來他又親自與伍德科克進行了談判（12 月 13 日上午 10 點、12 月 14 日下午 4 點和晚上 9 點、12 月 15 日下午 4 點）。在談判期間，鄧小平繼續會見美國官員，向他們解釋中方的立場，並通過施壓推動談判。例如，7 月 9 日，即伍德科克和黃華舉行第一次會談四天後，鄧小平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萊斯特?沃爾夫（Lester Wolff）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說，同意與臺灣維持全面民間交往的日本模式，中國是已經作出了讓步的。鄧小平說：「我們會盡量創造條件，用和平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他解釋說：「實現關係正常化，對我們雙方對付蘇聯都十分有利。」鄧小平絲毫沒有向沃爾夫暗示談判已經開始。[11-41]在談判中，中方通常傾向於從一般原則開始，然後再轉向細節。黃華在 7 月 14 日與伍德科克的第二次談判中說，中方建議不再一次只談一個問題，美方可以首先把全部重要問題都擺到桌面上，由雙方作出一攬子的評估。此後幾天，在華盛頓方面美方的意見分歧得到了解決，因為他們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議，即為了給下一步會談創造良好氣氛，美方應當接受中國的提議。隨後雙方準備並互換了一些關於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的文件。在第三次會談中，美方概述了同大陸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與臺灣關係的性質：文化、商業和其他交往將會繼續，但是不會派駐美國政府官員。談判中最大的難題是：美國是否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11-42]美方明確表示它打算繼續對臺售武，但是每一次提出這個問題，中方都回答說，他們堅決反對。鄧小平本來希望，只要美國同意停止對臺售武，臺灣會感到現實的出路只能是同意與大陸重新統一；他希望這件事在他當政期間就能很快實現。在表明自己的立場時，中方堅持他們對《上海公報》的解釋，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事實上，尼克遜在簽署《上海公報》時只承認了海峽兩岸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對這種觀點不持異議。9 月 7 日，副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對韓敍說，美國賣給臺灣的任何武器都僅僅是具有防禦性質的。韓敘則回答說，「對臺售武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11-43] 卡特在 9 月 19 日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時對他說：「我們將繼續與臺灣開展貿易，包括有限地出售一些經過仔細挑選的防禦性武器。」柴澤民說：「美國繼續向蔣經國集團﹝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其子蔣經國成了臺灣的領導人﹞出售武器，這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11-44] 10 月 3 日黃華在聯合國見到萬斯時，又在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中重申，繼續把武器賣給「蔣經國集團」違反《上海公報》的原則。[11-45]鄧小平在 10 月初出訪東京期間公開宣佈，只要能夠遵循日本模式，他願意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反對美國對臺出售武器的立場沒有動搖，但是他說，他不反對美國和臺灣繼續進行經濟和文化交往。卡特和布熱津斯基在 10 月底開始擔心，儘管他們小心地限制談判知情人的數目，倘若問題不能很快得到解決，走漏風聲的危險將變得越來越大。布熱津斯基告訴柴澤民，中國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實現關係正常化，由於政治糾紛，在 1979 年年底之前將無法再對這些問題進行任何嚴肅的討論。沒過多久，美國就宣佈與臺灣達成協議，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出售 F-5E 戰鬥機，但不會出售更先進的戰機。[11-46]這時雙方已經完成了大部分談判，伍德科克在 11 月 2 日交給中方一份計劃在次年 1 月公佈的建交公報的草稿。[11-47]然而中國國內正忙著應對在 11 月 10 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戲劇性變化，因此直到 12 月 4 日才作出回應。鄧小平本人在 11 月 5 日後一直在東南亞訪問，14 日回國後又立刻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成為了中國的頭號領導人。11 月 27 日，即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接受了對他的立場的全部批評、並實際認可了會議對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的共識的兩天之後，鄧小平接見了正在亞洲訪問的華盛頓著名報紙專欄作家諾瓦克。自從 1971 年周恩來在尼克遜訪華前夕接見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以來，這還是中國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同意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鄧小平對諾瓦克說，中美兩國應盡快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不但有利於兩國，也有利於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諾瓦克向美國民眾如實公佈了鄧小平的談話內容，他的結論是：「我相信鄧小平花兩個小時與我在一起，是要向華盛頓傳遞一個信息，他要盡快實現關係正常化，卻不會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11-48]諾瓦克當時並不知道鄧小平不久就會訪問美國，而這次訪談有助於美國公眾對鄧的到來有所準備。12 月 4 日伍德科克與已成為外交部代部長的韓念龍（代替生病的黃華）的談判，是 11 月 2 日後的第一次會談。中方已經知道、但美國還被蒙在鼓裏的一件事是，華國鋒在 11 月 25 日已將第一把交椅讓給了鄧小平，而且接受了鄧的政策。12 月 4 日中方突然變得十分積極。韓念龍交給伍德科克一份中方宣佈關係正常化的聲明草稿，其中只對美方草稿作了稍許修改，並提出將 1 月 1 日作為公佈聲明的最後期限。韓念龍明確地說，美方如果發表聲明，表示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方不會加以反對。會談結束後，伍德科克正要起身離開，韓念龍對他說：「最後我想告訴您，鄧副總理近日希望見您一面。我們會通知您確切的日期。」[11-49]伍德科克在給華盛頓的分析報告中說，韓念龍仍反對美國對臺售武，但他的結論是這個問題不太可能成為關係正常化不可逾越的障礙。由於美方不知道將與鄧小平見面的確切時間，伍德科克讓芮效儉取消了一次預定的出訪，以便能夠隨時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11-50]同時，華盛頓時間 12 月 11 日下午（北京已是 12 月 12 日），鄧小平會見伍德科克的前一天，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接見了柴澤民，交給他一份經過修改的聲明草稿，並對柴澤民說，美方準備接受將 1 月 1 日作為建交日期，美方邀請一位中國領導人在達成協議後盡早訪美。當時華國鋒的正式頭銜仍在鄧小平之上，美國估計中國會讓華國鋒或鄧小平出訪。布熱津斯基還提前通知柴澤民，美國可能在 1 月與布列茲尼夫舉行峰會。[11-51]鄧小平在 12 月 13 日星期二的上午會見了伍德科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彼此寒暄了幾句後，伍德科克交給鄧小平四份只有一頁紙的英文公報草稿。鄧小平沒有等待正式的譯文，而是請譯員做了口頭翻譯，在沒有中文文稿的情況下便直奔主題，他顯然不想拖延取得進展的時間。鄧小平問，既然廢除了美臺防禦條約，美國為何還要一年時間才從臺灣撤軍？伍德科克解釋說，美國打算在 1 月 1 日與臺灣斷交，現在的條約規定終止條約要提前一年通知對方，儘管美國事實上打算在 4 個月內從臺灣撤出軍隊。鄧小平說，這個方案可以接受，不過他希望美國乾脆刪除所有提到第10 條（其中規定終止防禦條約要提前一年通知對方）的地方。他還表示，希望美國在這個期間不要向臺灣出售武器，因為如果美國這樣做了，「蔣經國就會翹尾巴，這將增加臺灣海峽發生衝突的可能」。[11-52]鄧小平注意到，公報的中文稿中有反霸權的條款，美國的稿子卻沒有。他說，美國的稿子令他滿意，但是希望美方在共同聲明中加上反霸權的條款，不然會讓世界覺得雙方存在分歧。伍德科克說，他會將鄧小平的意見轉告華盛頓並等待答覆。鄧小平同意 1 月 1 日是宣佈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好日子。在答覆美國向中國高層領導人發出的訪美邀請時，鄧小平說：「我們接受美國政府的訪問華盛頓的邀請。具體地說，我會前往。」[11-53]當天下午，由於知道中美建交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有關改革開放的劃時代講話時，顯得更加躊躇滿志。次日，即 12 月 14 日，伍德科克和鄧小平預定在下午 4 點再次見面，但是伍德科克仍未收到華盛頓的指示。因為華盛頓那個小團隊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在努力配合卡特的新計劃，趕在次日即華盛頓時間 12 月 15 日完成關係正常化的聲明。此前由於白宮的人員全力以赴，急於趕在 1 月 1 日前完成所有細節，其他官員開始懷疑他們是否正在搞什麼名堂。卡特為了防止洩密突然惹惱國會，致使整個計劃泡湯，遂決定加快行動，提前到 12 月 15 日而不是第二年 1月 1 日宣佈中美建交。正式公報將在關係正常化之後的 1 月 1 日公佈。華盛頓那個秘密參與談判工作的團隊，需要努力在主要參與者之間取得共識，還要起草文件，籌劃對付國會的策略，並考慮商業、軍事和學術活動所必需的各種調整。為了趕上突然提前的新期限，他們正全力衝刺，已經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羅傑?沙利文（RogerSullivan）也應白宮之邀向國務院告病三天，加入了白宮緊張忙碌的秘密工作，幫助準備所有必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