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16

於是在不同地點佈下棋子，欲將對手圍而殲之。在他看來，中國正處在四面受敵的危險之中。在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中，鄧小平認為蘇越結盟對中國的威脅最大，因此假如中國能對越南這顆棋子大膽下手，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蘇聯的包圍。他說，越南人趕走美國兵之後，開始變得趾高氣揚。1978 年 5 月布熱津斯基與鄧小平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時，鄧小平對越南背信棄義的嚴厲譴責曾讓他感到吃驚。1978 年見過鄧小平的另一個外交官也說，只要一提到越南，鄧小平就不由自主地發怒。[9-5]鄧小平與越南的關係無論從個人還是國家的角度來說，鄧小平都有被越南出賣的感覺，因為中國曾為越南反抗美國作出了巨大犧牲，而 50 年來他跟越南人也有著深厚的個人交往。半個世紀以前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與越南人一起參加了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鬥爭。鄧小平和胡志明（Ho Chi Minh）在上世紀 20 年代初都在法國，他們兩人當時是否見過面，已經無從考證，但鄧小平 1930 年代末確實在延安見過胡志明。周恩來則在法國時就認識胡志明，1920 年代中期他們還是黃埔軍校的同事。鄧小平在 1920 年代末被派往廣西時，曾數次取道越南，得到過越共地下黨的協助。在 1940 年代和1950 年代初，鄧小平和越南共產黨人曾是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革命戰友，1954 年以後他們卻又成了致力於維護各自國家利益的政府官員。鄧小平的前部下韋國清將軍也與越南淵源很深。韋國清曾在廣西省和淮海戰役中供職於鄧小平手下。他是廣西壯族人，鄧小平 1929 年在他的家鄉建立過革命根據地。鄧小平後來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1954 年越南跟法國人打仗時缺少大規模作戰的經驗，中國派去的韋國清將軍在指揮奠邊府戰役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越南人打算撤退，但韋國清拒絕撤退。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務也是由中國飛行員執行的。鄧小平理解中越關係的複雜性棗因為國家利益發生了變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他知道，由於數百年來中國的入侵和佔領，越南愛國者把中國視為大敵。他很清楚，越南想從中國和蘇聯雙方都得到盡可能多的援助，因為當時兩國都極力想將越南向自己拉近。他還明白，儘管中國認為韋國清將軍和中國志願部隊對奠邊府大捷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但越南人仍然對中國感到失望，因為當他們在 1954 年日內瓦和會上為統一國家而努力時，中國沒有為他們提供支持。 [9-6]鄧小平十分清楚，胡志明在 1965 年寫下的遺囑中說，越南要成為主宰印度支那的強國，而中國並不認同這種說法。 [9-7]他還知道，中國從 1972 年開始犧牲中越友誼跟美國改善關係，這也讓越南人心中不快。但是，中國一向十分慷慨地幫助北越對抗美國。當越共總書記黎筍（Le Duan）在 1965 年 4 月 18 至 23 日訪問北京，為了對付美國對北越不斷升級的空中打擊尋求幫助時，劉少奇主席對黎筍說，無論越南需要什麼，中國都會盡力提供。在這次訪問中，鄧小平去機場迎接黎筍，陪同劉少奇與他會談，又去機場為他送行。 [9-8]此後，中國在國務院下面設了一個協調援助北越的小組，其成員來自政府的 21 個分支機搆，包括軍事、運輸、建設和後勤等等。根據中方紀錄，從 1965 年 6 月到 1973 年 8 月，中國向越南共派出 32 萬志願部隊，為其提供防空武器、軍械修理、公路和鐵路建設、通訊、機場維護、排雷、後勤等各種支援。最高峰時，同時駐紮在越南的中國軍隊達到 17 萬人。據中方的報告，中國在越戰期間的傷亡人數約為 4,000 人，但有些中國學者估計傷亡者數以萬計。鄧小平在 1978 年對李光耀說，美國在越南期間，中國向越南運送的貨物按當時價格計算在 100 億美元以上，甚至超過了南北韓戰爭時中國對北韓的援助。[9-9]隨著援越規模的擴大，中國把自己的工程兵、防空炮兵和輔助物資也都運往越南。[9-10]鄧小平在 1965 年曾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如果越南人結束和蘇聯的關係，中方可以大幅增加援助，但是遭到了越南的拒絕。當美國加大對北越的轟炸力度時，越南人為了自衛，更多地轉向蘇聯這個擁有高科技和現代武器的國家；在中蘇爭執中，蘇聯也利用這種實力向越南施壓，使其向自己靠近。越南在 1960 年代中期不再批評「蘇聯修正主義」，中國為了表明對越南與蘇聯加強關係的不快，從越南撤出了一個師。中越之間的嫌隙越來越深。當 1966 年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胡志明時，他們對越南人的抱怨有深切感受：胡志明說，中國軍隊的傲慢表現就像歷史上經常入侵越南的中國軍隊一樣。鄧小平回答說，駐紮在那裏的 10 萬中國軍隊只是為了防範西方可能的入侵，周恩來則提出撤回軍隊。[9-11]但是越南沒有要求他們撤軍，而中國繼續向越南提供大量軍需物資和武器裝備。胡志明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在中國住過多年，他努力與中國和蘇聯都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但是 1969 年 9 月他去世後，中越關係開始惡化，中國的援助也隨之減少，最後中國從越南撤出了軍隊。[9-12] 而中國在 1972 年尼克遜訪華後改善了中美關係，隨後減少了對越援助，越南人把這視為中國人背叛越南抗美戰爭的一個標誌。[9-13]美國人撤出越南後，蘇聯為重建這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慷慨提供了大規模援助。與此相對照，在 1975 年 8 月13 日，即美國人撤出越南後不久，身患癌症、面色蒼白的周恩來在醫院裏對越南最高計劃官員黎德壽（Lê Thanh Nghi）說，中國已經無力為越南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中國被文革搞得元氣大傷，自己的經濟也捉襟見肘。周恩來說：「你們越南人得讓我們喘口氣，恢復一下元氣。」但是就在同一個月，中國其他官員歡迎了柬埔寨副首相的到來，並答應在未來五年為他們提供十億美元的援助。[9-14]那時蘇聯正在與越南加緊合作，中國則與柬埔寨合作以阻止越南在東南亞稱霸。鄧小平後來對李光耀說，停止援越不是因為中國難以同蘇聯的援助數量一爭高下，而是因為越南人要在東南亞謀求霸權。蘇聯很願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從中漁利，但中國不想這樣。一個月後的 1975 年 9 月，越南最高領導人、越共第一書記黎筍率團訪問北京，希望避免與中國徹底決裂。他們想得到中國的部分援助，以便對蘇聯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處在毛澤東監督下的鄧小平接待了這個代表團的來訪。他和黎筍有著一樣的目標，不要讓兩國的關係徹底鬧翻。鄧小平去機場迎接代表團，在宴會上致歡迎辭，與黎筍連續會談，又去火車站為他們送行。 [ 9-15]他促成了一份在 9 月 25 日簽署的協定，向越南提供一小筆貸款和為數不多的物資援助。[9-16]假如鄧小平在 1975 年以後仍然任職，他也許能暫時緩和越南人對中國由來已久的敵視和兩國當時的分歧。然而在鄧失勢後，「四人幫」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要求越南譴責蘇聯的「霸權」。[9-17]中國激進派的這種要求對黎筍來說太過分了，他拒絕簽署聯合公報，未舉行常規的答謝宴會就離開了北京。[9-18]一個月後黎筍抵達莫斯科，在那兒如願得到了蘇聯長期援助的承諾。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於蘇聯，但它迫切需要為重建國家獲得幫助。黎筍沒有中國（或其他國家）做後盾去抵制蘇聯的要求，只好簽署了支持蘇聯外交立場的協定。[9-19]越南與蘇聯的這些協議把越中關係推向絕境，促使中國加強了與柬埔寨的關係。[9-20]1977 年初越南駐華大使說，假如鄧小平重新掌權，他會更加務實地處理分歧，中越關係將得到改善。如果說中國在鄧小平 1975 年下台後有什麼外交政策的話，那麼這種外交政策也只是充斥著革命口號，既缺少眼光，更不講究表達技巧。[9-21] 激進派實際上切斷了中越的關係，把越南進一步推向蘇聯。鄧小平失去外交控制權後不久，越南在 1975年 11 月 9 日宣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為南北統一作準備。其他共產黨國家都發了賀電，唯獨中國沒有。會議三天後，《光明日報》一反鄧小平承認南沙群島存在爭議的態度，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文章，把南沙群島稱為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9-22] （1976 年 4 月鄧小平被正式撤職後，受到的批判之一正是他支持就南沙問題與越南談判。）[9-23]1976年，東歐各國、北韓和蘇聯應越南的請求全都答應援助越南，只有中國除外。鄧小平和黎筍維持兩國關係的努力，在激進派的手裏付諸東流。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捕後，有過一段中越兩國領導人試圖改善關係的短暫插曲。1976 年 10 月 15 日，「四人幫」被捕後沒幾天，越南官員期望中國現在會採取更加友好的政策，為他們的下一個五年計劃提供一定幫助，便向北京提出了提供經援的請求，但是卻沒有回音。1976 年 12 月，有 29 個兄弟共產黨派出代表團去河內參加了越共代表大會，而華國鋒領導下的中國甚至沒有對此邀請作出答覆。1977 年 2 月，鄧小平復出前五個月，北京對一個來訪的越南代表團簡單地重申，以後不會再提供任何援助。[9-24]中越衝突的前奏如果鄧小平在 1975 年底沒有被趕下台，他也許能避免中越兩國的徹底決裂。但是他在 1977 年 7 月恢復工作後面對的局面已經改變：蘇越合作有增無減，中國和這兩個國家的關係都已嚴重惡化。鄧小平復出的幾個月前，越南的武元甲將軍（Vo Nguyen Giap）於 1977 年 3 月和 5 月兩次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簽署了擴大雙方軍事合作的協議。[9-25]蘇聯開始向金蘭灣和峴港的海軍基地派出人員，這預示著蘇聯軍艦不久將會遊弋於中國的所有海岸。此外，在越南與中國和柬埔寨的邊境地區，越南軍隊與兩國之間的摩擦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越南過去對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共產黨國家的經貿組織）一直遲疑不決，因為它要求越南放棄它所珍視的一部分經濟自主權。但是在 1977 年 6 月 28 日，迫切需要重建經濟但又沒有其他經援來源的越南，同意加入經互會。[9-26]與此同時，華人開始逃離越南。越共領導人在 1975 年奪取南方後，著手對經濟實行大規模的集體化和國有化。他們在這個過程中開始打擊南越的 150 萬華人，其中很多是反對集體化的小商人。越南領導人擔心，假如入侵柬埔寨或是與中國邊境衝突加劇，華人有可能轉而反對他們。他們發動了規模浩大的運動，把大批華人成群結隊送往拘留中心，致使很多華人逃離越南。中國政府要求越南停止迫害當地華人，但越南官員置若罔聞。當 1977 年 7 月鄧小平復出時，最終導致大約 16 萬華人背井離鄉的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9-27]1978 年 5 月，中國中止了 21 個援越項目以示報復。[9-28]鄧小平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國已不相信能用更多的援助讓越南疏遠蘇聯。[9-29]就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從十分長遠的角度思考問題。在 1978 年，中國所面臨的威脅不是迫在眉睫的入侵，而是一種更大的危險：假如蘇聯繼續擴大使用越南的基地，將導致蘇聯和越南對中國的包圍。鄧小平在向西方人解釋這種局勢時說，越南就像亞洲的古巴，它是中國旁邊的一個基地，蘇聯能在這裏佈置它的軍艦、飛機和導彈。就在十幾年前的 1962 年，由於美國威脅動用其優勢軍力，蘇聯撤出了部署在古巴的導彈。然而蘇聯的軍力遠勝過中國，如果它把導彈部署到越南，中國無論如何也難以迫使蘇聯拆除它們。鄧小平認為，在這些基地強大起來之前，亟須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擴張。鄧小平在出訪的 14 個月裏，只訪問了一個共產黨國家棗北韓，其他七個全是非共產黨國家。他首先訪問了一直與中國關係良好、能幫助中國加強邊境安全的幾個國家。在他的五次出訪中，前三個都是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就像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一樣，鄧小平也需要靖邊，但是為了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攻勢，他還要爭取得到這些國家的合作。之後他又出訪了日本和美國。這兩個國家最有助於中國的四化建設，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也有助於遏阻蘇聯和越南。歐洲是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幫助的另一個重要地區，不過鄧小平 1975 年的訪法已經使中歐合作有了保障，與歐洲的後續安排可以由谷牧的代表團去處理，不需要鄧小平再次到訪。出訪緬甸和尼泊爾：1978 年 1-2 月鄧小平接過外交工作後第一次出訪的兩個國家是緬甸和尼泊爾，它們與中國西南部有著漫長的邊境線。中國和緬甸的共同邊境大約有 2,170 公里，與尼泊爾的有近 1,360 公里。鄧小平的首要目的不是與這兩個國家簽署任何具體協議。因為野蠻的紅衛兵曾使中國的所有鄰國感到害怕，所以為了發展良好的合作關係，首先要修補好籬笆。有了更好的關係，與中國接壤的國家才會更願意與中國合作，對抗蘇聯勢力在該地區的擴張。儘管對紅衛兵的記憶猶存，緬甸和尼泊爾都與中國有較好的關係。例如，鄧小平訪緬時能夠利用與該國將近 20年的友好關係，這種關係相對而言沒有受到文革的影響。中緬兩國在 1960 年就解決了邊界糾紛。1962 年奈溫（Ne Win）發動政變後，緬甸一直孤立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但中國與它維持著密切關係，包括在建設發電站等基礎設施項目上提供幫助。周恩來至少出訪過緬甸 9 次；到 1977 年止，從 1962 年到 1981 年統治著緬甸的奈溫將軍先後 12 次訪華。[9-30]1969 年中緬簽署了友好合作條約，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曾於 1977 年到訪緬甸，鄧小平本人則在北京兩次接待過奈溫。在其中一次訪問時，鄧小平敦促奈溫加強與中國的附庸國柬埔寨的關係，當時後者已處在越南的壓力之下。奈溫訪問北京一周後，便成了第一個訪問柬埔寨的國家首腦。鄧小平在緬甸講話時很謹慎，他恭敬地提到華國鋒主席，甚至重複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但是就在這一年內不久以後，隨著黨內氣氛開始脫離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個人地位的上升，這些說法就從他的講話中消失了。鄧小平相信，為了深化關係，訪問其他國家時不應只跟政治領導人會面，還要表現出對當地文化和社會的喜愛。他在緬甸和不同社會團體的重要領袖交談，通過參觀著名的佛寺和其他場所，向當地文化表達敬意。由於佛教在中國也廣泛傳播，通過佛教顯然可以形成文化紐帶。他在講話中強調中緬友誼源遠流長，並且談到兩國對蘇聯和越南在東南亞的勢力持有共同的觀點。奈溫對中國繼續跟緬甸和東南亞各地的共產黨叛亂分子保持聯繫表示關切，而中國至今仍不打算切斷這種聯繫，這個問題限制著中緬合作的範圍。但是在鄧小平訪問之後，兩國增加了文化交流，次年又簽署了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更重要的是，儘管緬甸繼續奉行不結盟政策，但是在中國與蘇越霸權的鬥爭中，它進一步偏向了中國。[9-31]和緬甸一樣，尼泊爾也給予鄧小平熱情的歡迎。在五六十年代，尼泊爾力求在印度和中國之間保持中立，但是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對尼泊爾採取強硬路線後，尼泊爾的比蘭德拉國王（Birendra）轉而向中國尋求支持。中國支持尼泊爾建立和平區，擴大對尼泊爾的援助，與尼泊爾開通直達航線，同意開展高層官員的互訪。比蘭德拉國王還在 1976 年 6 月訪問了四川和西藏。鄧小平在尼泊爾參觀了寺院、博物館和一些歷史遺跡。他談到中尼兩國兩千年的友誼，重申了中國對比蘭德拉國王建立和平區的支持。鄧小平說，每個國家都渴望獨立，他鼓勵第三世界國家加強合作，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其他外來強權。他說，兩個超級大國的相互對抗在南亞造成了嚴重的不穩定，但這種不穩定的局勢對於這兩個大國來說也仍然是不利的。中國將繼續幫助尼泊爾維護國家獨立。他不但避免批評印度，而且在尼泊爾傳遞出有可能打動印度的信息：中國將幫助該地區的所有國家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鄧小平在為改善中印關係鋪路，希望這有助於使印度疏遠蘇聯。[9-32]鄧小平在 1978 年 1 月還沒有充分的自主權，他不能過於背離毛的思想。就像在緬甸一樣，他不但談到要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並且表示要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外交政策。[9-33]還要再等上幾個月，北京才能達成新的共識，使鄧小平能夠向階級鬥爭說再見。不過，鄧對緬甸和尼泊爾的訪問十分順利，有助於加強兩國與中國的合作。出訪北韓：1978 年 9 月 8-13 日越南一旦和蘇聯聯手，中國能否與亞洲另一個較大的共產黨國家北韓維持良好關係、不使其變成另一個「亞洲的古巴」，就變得更加重要了。金日成能說一口流利漢語，他在中國總共住了將近 20 年，直到 1945 年才回到北韓。他回國後繼續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保持著密切關係，毛周則在南北韓戰爭期間派出大量軍隊（「志願軍」）幫助北韓，並從東北為其提供後勤支持。北韓和越南一樣，巧妙地利用中蘇之爭獲取雙方的援助，雖然總體而言它更偏向於中國。鄧小平與北韓的關係，得益於 1953 年他擔任財政部長時開展過援助南北韓戰後重建的項目，也得益於他在 1975年 4 月接待過金日成。[9-34]北韓首都與北京的距離，相比於其他任何國家的首都是最近的，它和中國的關係也比與蘇聯的更為密切。1977 年夏天鄧小平復出後，接待的第一個外國官員就是北韓駐華大使。[9-35] 1978 年華國鋒出訪了四個國家，鄧小平出訪了七個國家，但只有北韓是他們兩人都去過的國家。作為兩個共產黨國家，中朝之間不但維持著他們政府之間的關係，還維持著兩國的黨和軍隊之間的關係，而中國利用了所有這些渠道。南北韓戰爭期間並肩作戰的兩國將軍經常會面，中共的中聯部與北韓的同行也一直保持來往。中國決定發展中美關係，而美國是對北韓的敵人南韓提供幫助的大國，這會深深觸怒北韓。鄧小平不久後將出訪日本，後者是北韓長久以來的敵人，並且也在幫助南韓發展經濟，這同樣會引起北韓的嚴重關切。鄧小平要應付的一個棘手問題是，與日美恢復關係時，如何盡量減少對中朝關係的傷害。鄧小平不想讓北韓更加靠近蘇聯。因此他決定，上策是事先向北韓人作出充分解釋，不使他們事後感到意外。鄧小平為給兩國關係加溫作出了特別的努力，他以北韓最喜歡的方式向它表示尊重。北韓國土雖小，自視卻很高，表現之一是，它很在意出席每年國慶日慶典的外國官員的人數和級別。中國的文革已經結束，各國領導人紛紛恢復對北京的訪問，金日成便搞起了「請帖外交」，告訴那些計劃訪問北京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腦，他們如果來北韓訪問也會受到歡迎。在 1977 年有三位外國高級官員接受了金日成的邀請，即東德、南斯拉夫和柬埔寨的三位代表。[9-36]金日成以宮廷式的排場接待了他們。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被單獨安排在宮殿一般的住處；東德領導昂納克（Erich Honecker）到訪時，受到了他有生以來最隆重的歡迎。[9-37]金日成為了 1978 年 9 月 9 日的建國 30 周年大慶，想方設法讓外國高級官員來北韓出席慶典。鄧小平在北韓訪問五天，給足了金日成面子。他也是出席慶典的外國官員中級別最高的。金日成很高興有這樣一位中國高官接受他的邀請，在整周的群眾大會上，一直讓鄧小平陪伴在身邊。[9-38]在北韓，金日成和鄧小平進行了數次私下或公開會談。鄧小平解釋了中國的嚴重經濟問題和致力於現代化的必要性。當時北韓的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高於中國，但已經開始落在正全力起飛的南韓工業後面。鄧小平說︰「必須把世界的尖端技術作為我們現代化的起點，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越看越知道自己落後。」中國需要獲得最先進的技術去改進它的工業能力。金日成是在蘇聯和中國的幫助下開始進行現代化的，因此他不難理解鄧小平這些話。鄧小平又解釋說，中國好不容易才讓日本同意了反對蘇聯霸權的條款。他還向金日成提到了他為中美關係正常化進行的秘密會談的進展。[9-39]在談到蘇聯的危險時他說，為了避免戰爭，必須備戰：只有這樣蘇聯才會更加謹慎。鄧小平提醒說，對蘇聯切不可姑息遷就。[9-40]鑒於鄧小平正在執行的對美對日政策，他的訪問可以說相當成功。金日成沒有和越南一起加入包圍中國的行列，繼續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在以後的歲月裏，金日成總是確信地對人說，鄧小平是他的朋友。他甚至在一個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代表團面前，替鄧小平的經濟和政治開放政策辯護。在這次訪問中，鄧小平完成了一項十分棘手的使命，否則北韓很有可能由於中國打算與它的敵國（美國和日本）交往，而疏遠中國，靠近蘇聯。在東南亞尋求盟友：1978 年 11 月 5-15 日在中國，劃時代的中央工作會議定於 1978 年 11 月 10 日召開。但是鄧小平認為，越南對柬埔寨迫在眉睫的入侵已經敲響警鐘，這足以讓他把參加工作會議和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都放到一邊，而要前往東南亞進行十天訪問，以便為下一步攻打越南作好準備。到 1978 年夏天時，中國認為越南正在策劃入侵柬埔寨，而這一預測成為了中國採取行動的導火索。柬埔寨已是中國的附庸國，就像越南成了蘇聯的附庸國一樣。中國要支持這個它一直給予援助的盟友。讓中國尤其感到不安的是，有更多的蘇聯「顧問」和裝備抵達越南，支援進攻。美國官員估計，截止到 1978 年 8 月，在越南大約有 3,500 到 4,000名蘇聯顧問；10 月中旬又有報道說，蘇聯的貨船正在卸下飛機、導彈、坦克和軍用物資。這對於鄧小平來說已經夠了。他決定，首先要立場強硬，現代化的和平環境只能等等再說。他甚至決定與柬埔寨的波爾布特（Pol Pot）合作，此人因大肆殺戮而在國際上惡名昭彰，但在鄧小平看來，他是唯一擁有足夠軍隊的柬埔寨人，能夠成為對抗越南人的盟友。越南從 1978 年 7 月開始轟炸柬埔寨，每天出動飛機多達 30 架次，9 月份又增加到 100 架次。[9-41] 11 月，中國領導人觀察了越南的備戰情況後斷定，越南將在 12 月的旱季能夠調動坦克時入侵柬埔寨。[9-42]鄧小平認為，作出強烈的軍事反應是絕對必要的。他警告越南人說，法國和美國的軍隊在越南遭受重創後，就無心戀戰了，但中國作為越南的鄰國是可以在那裏呆下去的。然而越南人並沒有把他的警告當回事。三年前鄧小平對基辛格和福特說，希特拉入侵西方，就是因為西方領導人不願意表明他們將作出強硬的軍事反應。鄧小平根據自己與蘇聯打交道的長期經驗，認為談判是沒用的。他相信，要讓蘇聯停止在東南亞的擴張，就得採取強而有力的軍事行動。他打算「教訓一下」越南，讓它知道無視中國的警告以及向蘇聯提供軍事基地，將付出多麼沉重的代價。越南的強權先擴張至老撾，後又伸向柬埔寨，這使東南亞的陸地國家也受到向越南屈服的壓力。這些國家不想受越南的擺佈，可是又覺得無力對抗有蘇聯撐腰的越南，更難以對抗蘇聯在該地區的進一步擴張。鄧小平擔心這些東南亞國家棗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棗感到只能向蘇越強權讓步，從而損害中國的長遠利益，因此他認為，努力讓東南亞各國疏遠越南至關重要。越南總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在 1978 年 9 月出訪東南亞，試圖使東南亞各國對越南準備入侵柬埔寨給予諒解。儘管范文同未能與東盟簽訂友好條約，但東南亞各國已打算向越南的強權屈服，因為它們沒有其他選擇。鄧小平在 11 月決定必須出訪這個地區，阻止它們向蘇聯和越南的威脅低頭。鄧小平啟程前往東南亞訪問時，已開始準備針對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軍事行動，但並沒公佈這一計劃。即使越南攻入柬埔寨，中國也不會像南北韓戰爭時幫助北韓那樣，應波爾布特的請求出兵。鄧小平擔心陷入其中難以自拔。他決定以入侵的方式「給越南一個教訓」，拿下幾個縣城，表明中國可以繼續深入，然後迅速撤出。這也可以減少蘇聯派兵增援越南的風險。越南將由此明白，蘇聯並不總是能靠得住的，因而要收斂在這個地區的野心。通過攻打越南而不是蘇聯，中國也可以向蘇聯表明，它在該地區建立武力的任何做法都是代價高昂的。鄧小平抱有信心，中國軍隊儘管因文革荒廢了軍事訓練和紀律，缺少戰鬥經驗，仍然足以同更有經驗、裝備更好的敵人作戰，並達成他的政治目標。中國軍隊撤出後，將會繼續沿邊境一帶給越南軍隊製造麻煩。幸運的是，鄧小平於 1978 年 11 月 5 日出訪東南亞的前兩天，蘇聯和越南簽訂為期 25 年的和平友好條約，把兩個國家綁在了一起。[9-43]這個條約給東南亞國家敲響了警鐘，使它們更能接受鄧小平的建議，合作對抗蘇越的擴張。東南亞的領導人毫不懷疑鄧小平掌管著中國的外交，他在外交政策上說的話，中國的其他領導人都會接受。訪問泰國：1978 年 11 月 5-9 日鄧小平在 11 月 5 日抵達泰國，成為出訪泰國的第一位中共領導人。泰國總理克里安薩（Kriangsak Chomanan）熱烈歡迎鄧小平的到來。鄧小平以泰國作為東南亞之行的起點，不僅因為中國對柬埔寨波爾布特軍隊的援軍要借道泰國，還因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中泰兩國關係較好。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各有大約 500 萬華人，三國領導人都擔心華人更效忠於中國而不是自己的國家。中國在 1960 年代初開始向這些國家進行無線電廣播，鼓動當地人民鬧革命，更加劇了這種擔心。在鄧小平出訪時這種廣播鼓動仍未停止。印尼的問題最為嚴重，因為當地華人曾加入反抗蘇加諾（Sukarno）的運動，幾乎導致他的統治被推翻（印尼出於憤怒，直到 1990 年才與中國正式建交）。但是，泰國的華人融入當地社會較深，泰國對華人有可能組成「第五縱隊」的擔心，要比馬來西亞或印尼小得多。如果鄧小平訪泰取得成功，泰國有可能幫助說服其他東南亞國家同中國和柬埔寨合作，共同對抗越南的擴張主義。泰國在歷史上一直試圖通過迎合大國棗法國、英國或日本棗的意願來維護自身獨立。鄧小平認為，如果中國不明確宣示自己的利益，泰國很快就會偏向越南。鄧小平很幸運，在他訪問泰國時，當時的泰國領導人是美國的親密盟友，因而他們不想討好蘇聯和越南的強權，願意與中國合作對抗越南稱霸這個地區。為了營造出訪之前的泰國輿論，並且及時瞭解泰國的關切，鄧小平在這年年初泰國首相克里安薩訪華時，與他舉行了幾次會談；10 月初又在北京接見過一個泰國記者代表團。[9-44]在克里安薩訪華期間，鄧小平對這位泰國總理說，他希望同東盟合作，與印尼和新加坡實現正常邦交。兩位領導人對國際問題持有共同觀點，原則上同意加強合作對抗蘇聯和越南的霸權。[9-45] 鄧小平還同意支持克里安薩的努力，使東盟能夠保持和平中立。[9-46] 或許最為重要的是，鄧小平 6月在北京接見泰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時，曾敦促泰國解決它與柬埔寨的分歧。一個月以後泰柬兩國便宣佈，原則上同意解決它們之間長期的邊界爭端並互換大使。[9-47]11 月鄧小平在泰國與克里安薩的會談中，再次表達了與東盟合作、與印尼和新加坡正式建交的願望。他闡述了自己對蘇聯的全球野心和越南的地區野心的分析。他說，蘇聯在越南的軍事基地不僅威脅到中國，也威脅著這個地區和全世界。在同克里安薩的一次私下會談中棗只有一名記錄員和一名翻譯在場，鄧小平警告說，越南軍隊正在準備入侵和佔領柬埔寨。泰國和柬埔寨有漫長的邊境線，所以很快也會受到威脅。克里安薩於是同意讓中國使用它的領空為柬埔寨提供援助。[9-48]對於泰國華人的忠誠問題，鄧小平也再次向克里安薩作出保證。他說，中國鼓勵海外華人成為居住國的公民，只要他們選擇了泰國國籍，就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他進一步表示，他希望已經取得泰國國籍的華人遵守泰國法律，尊重當地風俗，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那些仍保留中國國籍的人要為泰中友誼和泰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福利作貢獻。[9-49]鄧小平這些建立彼此信任的訊息，與僅僅十年之前毛澤東鼓動泰國人民鬧革命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在泰國，受到毛澤東鼓動的大多是華人。在 11 月 9 日曼谷的新聞發佈會上，相對於他和克里安薩的私下會談，鄧小平對可能發生的中越衝突不再那麼直言不諱。他強調中泰兩國共同對抗企圖稱霸的國家的必要性，尤其是加強中泰合作、維護東南亞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他承認，中國和泰國共產黨的歷史關係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結束，但是他說，這不會影響到兩國政府的關係。然而他也私下向克里安薩保證，中國將不再支持泰共。[9-50]他還說，只要他有機會能讓跟中國合作的當地人和中國國內支持他們的人作好準備，他很快會停止鼓動革命的秘密廣播。八個月後的 1979 年 7 月 10 日，這些電台廣播消失了。[9-51]就像其他出訪一樣，鄧小平出現在公眾場合，並饒有興致地參與當地文化活動。鄧小平訪泰期間，在這個九成人口是佛教徒的國家，他參加一個佛教儀式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他還拜會國王夫婦，觀看體育比賽和軍事表演，並且出席了一個支持兩國科技合作的儀式。[9-52]馬來西亞之行：1978 年 11 月 9-12 日對於鄧小平來說，馬來西亞是比泰國更嚴峻的挑戰。馬來西亞的領導人確實擔心越南和蘇聯對這個地區的覬覦，然而他們更擔心當地華人的活動。鄧小平很清楚這一點，他不期望得到像泰國那樣的熱情接待。通過沿用傳統的統戰戰略，他頂多希望抵消越南向馬來西亞示好的努力，讓馬來西亞向中國更靠近一些。接待鄧小平的馬來西亞總理侯賽因?奧恩（Datuk Hussein Bin Onn）有充分理由擔心當地華人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在 1950 年代，馬來西亞這片英國殖民地上的共產主義運動十分強大，以至於很多馬來人擔心馬來西亞獨立之後會被共產主義者接管。[9-53] 1963 年馬來西亞取得獨立後，馬來人害怕擁有強大政黨的華人可能主導他們的政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人口的 75%是華人、當時仍是馬來西亞一部分的新加坡在 1965 年遭到遺棄，被迫變成了一個獨立國家。此後馬來人成為明確的多數，但華人仍然支配著經濟和大學，並且他們強大的政黨一直是侯賽因?奧恩的心頭大患。華人還與他們的祖國保持著密切聯繫。1969 年 5 月爆發的種族騷亂一直持續了大約兩個月，很多當地華人擔心自己的前途，選擇保留中國國籍。當鄧小平 1978 年 11 月到訪時，馬來西亞共產黨（1983 年後改稱馬來亞共產黨）仍很活躍，其中大多數成員都是華人，他們的總書記陳平有時會到中國避難。和越南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態度相比，鄧小平對馬共的態度更為中立。雖然他不能立刻關閉秘密電台的廣播，但他決心終止這類做法。（1981 年 6 月，華國鋒在六中全會上被正式撤職的同時，中國終於關閉了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9-54] 但是鄧小平也謹慎地避免過於疏遠馬共。例如，在他到訪馬來西亞的兩個月之前，越南總理范文同棗儘管他也是共產黨棗向在鎮壓共產黨叛亂時犧牲的馬來軍人紀念碑獻了花圈。鄧小平同樣想得到馬來西亞的支持，而且中共也不再是個革命政黨，因此鄧小平本來可以採取同樣的做法。但是他既沒有獻花圈，也沒有譴責當地的共產黨。鄧小平向侯賽因?奧恩解釋說，如果突然背棄過去的盟友，中國將難以吸引和維持海外的支持者。他說，中國政府希望與馬來西亞政府合作，但中共將繼續與海外的共產黨保持聯繫，包括馬來西亞共產黨。侯賽因?奧恩回答說，馬來西亞難以接受這種做法，但鄧小平的態度很堅決。[9-55]因為他心中有數，馬來西亞政府本來就不會全心全意與中國合作。並且他知道自己不能突然拋棄中國過去的政策和曾經與中國合作過的人。[9-56]中馬兩國在 1974 年正式建交時，周恩來曾宣佈中國不接受雙重國籍。鄧小平重申了周恩來的政策。他說，已經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分的華人就自動喪失了中國國籍，中國鼓勵所有生活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尊重當地風俗。[9-57]在被問到波爾布特這個在馬來西亞臭名昭著的人物時，鄧小平為他作了辯護。他承認存在問題，但他解釋說，波爾布特是唯一能夠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領導人，而柬埔寨對中國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不能倉促推動有可能導致其不穩定的領導層變動。[9-58]鄧小平與馬來西亞找到共同點的最大希望，來自於他支持馬來西亞建立中立區的倡議。馬來西亞領導人拉扎克（Tun Abdul Razak）在 1971 年提出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區」的建議，旨在維護該地區相對於冷戰中的大國的獨立。鄧小平讚揚了這一倡議，敦促所有東盟國家團結一致，捍衛東南亞作為中立地區的理想，以抵抗越南的滲透和擴張。侯賽因?奧恩總理也擔心越南擴張的危險，他也知道中國是馬來西亞橡膠的重要進口國，因此同意鄧小平的觀點。儘管侯賽因只是間接談到了越南的危險，但是他同意外國的入侵、干涉和控制都是不可接受的。[9-59]在馬來西亞的會談中，鄧小平並沒有迴避兩國之間的問題，而是坦率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訪問結束時，侯賽因?奧恩在評價這種新的開放態度時說，鄧小平的訪問是進一步促進兩國相互理解的重要機會，兩輪會談「十分有益」，他相信「兩國關係將在未來得到發展和加強」。[9-60]鑒於當時的環境，這是鄧小平所能期待的最佳結果。新加坡：1978 年 11 月 12-14 日鄧小平很清楚，新加坡這個 75%人口是華人的國家，並不想在它更強大的鄰國面前顯得過於親中。鄧小平也明白，新加坡作為一個只有 200 多萬人口的城市國家，面對蘇聯和越南在該地區的擴張勢力，只能適應強權的現實。但是他還知道，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對地緣政治的現實有著不同尋常的理解力，並且在東盟和西方政府都很有影響。因此，他希望李光耀幫助他說服東盟對抗越南，甚至說服美國在中越發生衝突時為中國提供幫助，或至少不給中國造成妨礙。李光耀在 1976 年 5 月初次訪華時，鄧小平正賦閑在家，因此 1978 年 11 月 12 日他抵達新加坡時，兩個人是第一次見面。這兩位背景迥異的卓越領導人都清楚對方的威望，他們互相尊敬，但也保持著一定距離。李光耀對中國的瞭解更多地來自於學習，而不是個人經歷。他在一個英式家庭長大，接受的是英國而非中國學校的教育，是英國劍橋大學出類拔萃的法科學生。事實上，儘管他會講四種語言，但他的漢語說得並不流利；他在與鄧的會談中講英語，這既表示他不受制於自己的種族背景，也表示他首先效忠於新加坡。而鄧小平只會講一種語言，那就是帶有四川口音的漢語。他比李光耀大 18 歲，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李光耀則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李光耀要應對選舉，鄧小平則要面對政治局。當他們見面時，新加坡已經取得了快速發展，是個秩序井然、乾淨整潔的城市國家，而巨大的中國仍然貧窮而混亂。中國的人口是新加坡的 400 多倍，但新加坡是東南亞的知識和金融中心，它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具備超越其國土面積的影響力。鄧小平和李光耀都態度謙和，希望淡化個人差異：李光耀事先簡單瞭解了鄧小平的習慣，專門為他備好痰盂和煙灰缸（還在牆上專門安裝了一個排煙管道）；但是鄧小平也瞭解李光耀的習慣和過敏症，與他在一起時既不抽煙也不吐痰。在會談中，鄧小平用了整整兩個半小時來闡述蘇聯和越南的威脅。他不用筆記，像基辛格和周恩來一樣，全憑自己的綜合分析和長遠歷史眼光縱論地緣政治的大勢。最讓李光耀印象深刻的是，鄧小平對蘇聯和越南的威脅給予嚴重專注，猶如芒刺在背。他說，蘇聯的軍費開支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20%，比美國和歐洲加在一起還多。它的軍隊人數已達 450 萬。俄國沙皇曾妄想得到一條南方通道，蘇聯領導人現在也希望向南擴張，首先在印度洋建立港口，然後控制往來於中東的海上通道。鄧小平警告說，蘇聯為達到這個目標已經裝備了 750 艘戰艦，而且在迅速擴充它的太平洋艦隊，同時蘇聯還到處尋找軍事基地和尋求控制資源。但是，鄧小平說，儘管戰爭看來不可避免，中國仍然決心對抗蘇聯的戰略部署。鄧小平接著討論了越南的動向。越南人有個由來已久的夢想，希望通過成立印支聯邦控制老撾和柬埔寨，從而主宰整個東南亞。越南人已經控制了老撾，他們認為蘇聯的幫助對於統一印度支那這個當前目標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國則被視為這個目標的主要障礙。鄧小平說，在這一背景下，即使中國繼續援助越南，也不足以抵消蘇聯為它的霸權夢所提供的援助，反而會幫助越南的擴張。因此中國決定停止對越援助。[9-61]當鄧小平專注地談論蘇越霸權的危險時，李光耀問鄧小平，中國會對越南入侵柬埔寨作何反應。鄧小平只是說，這要看越南走得多遠。李光耀從這種回答中推測，假如越南跨過湄公河攻入金邊，中國肯定會作出軍事反應。[9-62]鄧小平知道李光耀在美國政界很有名望，因而他表示說，希望李光耀能在他訪美之前向美國轉告中國十分擔心越南入侵柬埔寨。李光耀後來確實這樣做了。[9-63]接下來鄧小平討論了地區關係的遠景。他特別講到，中國讓越南脫離蘇聯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在未來八到十年可能會出現更好的機會。後來的事實證明，鄧小平的估計極有遠見。次日，即 11 月 13 日的上午，李光耀向鄧小平說明了西方對蘇聯軍力的不同估計。蘇聯的軍力無疑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並且還在增長中。但是儘管有的專家認為蘇聯已構成迫切的危險，也有人相信蘇聯已不堪重負。為了消除鄧小平對新加坡歡迎蘇聯進入該地區的顧慮，李光耀解釋說，新加坡的外貿以日本、美國、馬來西亞和西歐為主，對蘇貿易只佔其貿易量的 0.3%（當時新加坡的對華貿易僅佔其貿易量的 1.8%）。李光耀說，東盟各國追求的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民族融合。使鄧小平感到意外的是，李光耀告訴他，東南亞各國更害怕中國而不是越南。李光耀然後描述了東南亞國家如何擔心中國那些鼓動革命棗尤其是在華人中間棗的電台廣播。這再次印證了鄧小平已經從泰國和馬來西亞領導人那裏聽到的憂慮。李光耀說，東南亞人也注意到，越南總理范文同向在剿共中犧牲的馬來西亞人的紀念碑獻了花圈，鄧小平卻沒有。讓李光耀感到吃驚的是，鄧小平接著問他：「那麼你和東盟各國想讓我們做些什麼？」李光耀答道：「停止電台廣播。」鄧小平說，他需要時間考慮一下。這讓李光耀很意外，鄧小平不同於他遇到的任何其他領導人，他在面對令人不快的事實時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9-64]但是，他不會考慮向剿共的馬來西亞人獻花圈這種事。他說，范文同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他接著又說，中國領導人是說話算數的，只要答應了的事情就一定辦到。當鄧小平在 11 月 14 日離開新加坡時，這兩位領導人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就像周恩來和基辛格的關係一樣，他們能夠相互尊重，並且默契交流。李光耀和鄧小平都經歷過與殖民主義作鬥爭的年代，並都在海外的殖民大國生活過。他們在各自國家的革命鬥爭中都是敢作敢為的領袖，也都知道怎樣才能在亂局中重建秩序。雖然李光耀接受的是英國教育，但他學過中國史，能夠體會鄧小平的生活背景。他們都是坦率的現實主義者，對自己的國家忠心耿耿；他們年輕時便擔當大任，堅信強勢的個人領導之必要；他們深諳權力之道，在戰略思考中考慮歷史大勢。在中國大陸以外，除了香港環球航運集團創建人包玉剛，沒有任何領導人，能夠像李光耀那樣與鄧小平建立如此深刻的交往。鄧小平和很多外國領導人關係親密，但是他和李光耀的關係反映著一種更深層的相互理解。從鄧小平的角度說，李光耀和包玉剛吸引他的地方，是他們在處理現實事務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都與世界級的領袖有著直接交往，瞭解國際事務，能夠把握大趨勢，願意面對事實，說話直言不諱。在李光耀看來，鄧小平是他遇到過的印象最為深刻的領導人：鄧小平對事情有深入的思考，出了問題時他會承認錯誤並加以改正。鄧小平讚賞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則欣賞鄧小平處理中國問題的方式。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之前，中國媒體把新加坡人稱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幾周後，這種說法就從中國媒體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被描述為一個在環保、公屋建設和旅遊方面都值得學習的地方。 [ 9-65]李光耀和鄧小平此後又分別在 1980年、1985 年、1988 年數次會面。鄧小平出訪新加坡的目的，是為阻止越南和蘇聯在東南亞的擴張爭取支持，但新加坡也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訪問過紐約、巴黎和東京，對於這些地方比中國更加現代化並不感到奇怪。但是 1920 年他去法國時曾在新加坡停留過兩天，這讓他對新加坡在其後五十八年間所取得的進步大為驚歎，因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仍在貧困中掙扎。鄧小平當時尚未決定在中國實行什麼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堅信中國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鄧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許能讓它迅速改變面貌，可是我得管整個中國。」[9-66]儘管鄧小平看過有關新加坡的報告，但其中的信息主要來源於新加坡的左派。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發現自己並未受到當地大批華人的熱情歡迎，人們有自己獨立的想法，不想屈從於中國。[9-67]顯然，新加坡當地的共產黨人就像在中國大陸的一些黨員一樣，喜歡說一些北京愛聽的話，因此他們的報告並不可靠。但鄧小平要親自瞭解當地的真實情況。結果他親眼看到了這個城市國家社會發達，秩序井然，大大超出他的預料。一年以後對越戰爭結束時，鄧小平在國內的一次講話中，提到了他在新加坡看到的外國人開設的工廠的一些優點：它們向政府交稅，提供就業機會，工人通過工作獲得報酬。他說，不要害怕外國的資本家。[9-68]鄧小平覺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改革榜樣，他準備派人去那裏學習城市規劃、公共管理和控制腐敗的經驗。向東南亞華人示好回國之後，鄧小平要繼續解決促使他出訪東南亞的難題：蘇聯和越南的威脅。但是由於這次訪問，他對海外華人的作用產生了更大興趣，認為他們既可以為中國的四化作貢獻，又可成為幫助改善中國與所在國關係的好公民。鄧小平及其同事開始更加關注如何讓海外華人為中國大陸提供資金和國外發展的知識，在鄧小平看來後者更加重要。在 50 年代初，中國大陸有很多人因為海外的親屬關係而失去了土地和生意，有些人甚至丟了性命。很多倖存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一些海外華人因中共對其大陸親人的殘暴而永遠不能寬恕這些共產黨人，但也有一些人的親戚沒有受到如此野蠻的對待，因而願意利用機會為家鄉作貢獻；作為對他們的回報，一些建築和醫療設施會以他們的名字命名。也有些海外華人看到了中國的商機。1978 年 10 月，鄧小平出訪東南亞的幾周前，廖承志發起了對過去「四人幫」的「華僑政策」的大規模批判，顯示了上層醫治沉痾的努力。要承認這些導致迫害的政策其實源於毛澤東仍然為時尚早，但廖承志對以往錯誤政策的批判，使鄧小平等領導人能與過去的苦難拉開距離，致力於翻開歷史新的一頁。鄧小平也支持對在大陸受過迫害的華僑親屬作出賠償。其中一些移居海外的人還被請了回來，重新住進他們以前被充公的房子。當這樣的方法不可行的時候，很多人則因為失去工作和財產而得到了一定的補償，往往是通過提供較好的工作和住房，以及給予其子女更好的教育機會。鄧小平知道華僑的疑慮不會很快消失，但他著眼於長遠，而他實行的華僑政策在他當政的時期和退下來之後一直未變。鄧小平希望能同時與東南亞華人和他們所在國的政府搞好關係。因此當東南亞華人與所在國政府的衝突特別嚴重時，例如馬來西亞的情況，中國很難挺身而出，為華僑爭取公正待遇。但是中國跟越南的關係惡劣，因此當越南政府把華人大批趕進拘留營或驅逐他們時棗這種做法導致大約 16 萬華人逃離該國棗中國政府給予了高調的批評。[9-69]鄧小平對東南亞的訪問有助於增強中國的決心，要鼓勵東南亞華人忠於他們所在的國家。鄧小平訪問後的兩年內，中國對革命廣播電台的支持停止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都致力於同東南亞各國政府和執政黨開展合作。這一變化也伴隨著中共在內政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甚至於「海外華僑」這個說法也不再時興，因為它有著海外華人終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