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14

（ 2） 在 1940 年中組部決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錯定為叛徒的人，應予恢復黨籍；（ 3） 1937 年入獄的陶鑄、王鶴壽等人，他們被毫無根據地定為叛徒；（ 4） 已故的彭德懷元帥，應當為他恢復名譽，將他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5）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門事件，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陳雲還說，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黨的傑出領導人，斷送了他們的前途和生命，雖然他已經去世，但仍應該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7-53]不難想像，陳雲是帶著某種情緒講話的：他的怨氣很深。這尤其是因為，華國鋒沒有重新安排他擔任要職，而且汪東興拒絕印發他在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應當讓鄧小平復出的講話。但是他並非唯一帶著強烈情緒發言的人，在所有的小組中，發言者們長久受到壓抑的怒氣都噴湧而出，他們強烈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那些被冤枉的好幹部回來工作。發言者能夠對那些仍沒有獲准恢復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為很多人都瞭解受到凌辱和肉體摧殘是怎麼一回事。在所有六個小組中，發言者一個接一個要求為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並要求譴責已故的康生棗他對許多人的死亡負有責任，而且，他的前秘書李鑫甚至當時仍在協助汪東興阻止平反冤案。正是這種情緒，使人們對汪東興乃至華國鋒的不滿越燒越旺。中央工作會議進行的前幾天，會議氣氛就已經反映在了承擔著維護北京治安責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動中。林乎加在10 月 9 日成為北京市委書記，取代了曾經負責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吳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開始考慮何時以及如何釋放那些因參加「四五」示威仍被關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他們已經在準備可能發表的聲明草稿。林乎加也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並且是華北組的組長。在葉帥與華國鋒見面和陳雲發言之後，他充分意識到氣氛正在發生變化，並於 11 月 13 日召開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會後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發佈了一個公報，其內容遠遠超出華國鋒有關「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讓步。公報說：「廣大群眾在 1976 年清明節聚集到天安門悼念敬愛的周總理??他們痛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犯下的罪行。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對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應當全部予以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7-54]北京市委屬下、當時由林乎加負責的《北京日報》立刻刊登了這份公告。接著，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三位媒體幹部棗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們還同時兼任中宣部副部長棗大膽地決定在各自的媒體上報道《北京日報》的文章內容。第二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北京日報》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佈 1976 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新華社也立刻宣佈不僅群眾從事的是革命行動，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質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又在 11 月 16 日轉載了新華社的聲明。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聲明必須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這三位大膽的主編覺察到正在變化的政治氣氛，未經上面允許就冒險採取了行動。[7-55]胡耀邦責怪他們三人不但不告訴政治局，甚至沒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濤回答說，他們認為假如請示胡耀邦，他就要為這個決定承擔重大責任。那還不如讓他們來承擔責任，先把它發表出來再說。[7-56]公告的發表在會議上掀起一股興奮的熱浪。不難理解，林乎加會擔心他的大膽舉動將招來批評。11 月 16 日，文章在兩家報紙上登出後，他打電話問其中一個主編，那個頭條新聞是由誰批准的。當得到答覆說轉載《北京日報》內容的決定只是由主編作出之後，林乎加說，他可以為《北京日報》的文章承擔責任，但其他兩個主編則要為自己報紙上的頭條新聞負責。林乎加害怕華國鋒會生氣，又打電話給華國鋒作出解釋，並請求他諒解。讓他大感意外的是，華國鋒並沒有責怪公告的發表。 [7-57]事實上，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三天後的 11 月 18 日，華國鋒竟然為《天安門詩抄》這本歌頌「四五」運動參與者的新書親筆題寫了書名。報紙還印發了華國鋒題寫書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義：華國鋒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華聽從了葉帥的勸告：順應正在變化的氣氛，以免被人拋到後面。[7-58]11 月 25 日華國鋒按計劃做了例行講話。這篇講話並不是檢討，而是宣佈他接受黨內的主流觀點，並打算繼續任職，即使這意味著他要代表與他先前贊成的意見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同意 1976 年的天安門「四五」事件是一場真正的愛國主義革命運動，對參與者要全部給予平反。華國鋒承認，他在毛澤東去世後繼續對導致批鄧的「右傾翻案風」進行批判是錯誤的。他建議，給 1967 年 2 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將彭德懷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為陶鑄案平反；摘掉給楊尚昆扣上的反黨陰謀分子的帽子，恢復他的組織生活並重新作出任命；對康生進行批判。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解決政治問題。[7-59]他還承認，大多數與會者感到紀登奎關於農業的講話仍不夠充分。華國鋒在講話中也不再提大寨這個樣板。他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7-60]12 月 13 日他又做了一次講話，承認自己也犯過一些錯誤。通過對已經變化的政治氣氛作出讓步，並在一些問題上完全改變自己的觀點，華國鋒避免了一場內訌。[7-61]如他所說，他要維護黨的團結。但是有不少人認為，由於氣氛的決定性變化在當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並且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前三天變得十分明顯，華國鋒其實沒有別的選擇。他被允許保留黨主席、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的位子。通常當新的政策路線被採用時，擁護以往路線（現在被稱為「錯誤路線」）的人需要進行自我批評，宣佈支持「正確路線」。然而，華國鋒的一些親密同事並沒像他那樣圓滑地趕緊調頭。時任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就堅決反對為大批幹部平反和打破毛澤東思想的束縛，他當時仍掌管著「專案」和宣傳工作。老幹部們認為，汪原本是作為毛的忠實衛士獲得了他不能勝任的職位；而他在兩年前逮捕「四人幫」時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又讓他保住了這個本來就不應屬於他的職位，並使他能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阻礙進步。華國鋒在 11 月 25 日接受了黨內的大氣候以後，有兩名與會者確信風向已變，於是未經協商就開始點名批評汪東興。他們斥責汪阻礙老幹部復出，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兩個凡是」，講鄧小平的壞話。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評的行列，將汪看成給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擺脫僵化的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汪東興拒絕作出口頭檢討，不過他在 12 月 13 日會議結束時提交了一份書面檢討。[7-62]他承認自己在處理專案工作上犯了錯誤：「我對糾正冤假錯案重視不夠，行動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決定，將中央專案組和「五一六」專案組的材料轉交中組部：「我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我懇求黨中央免去我的這些職務。」[7-63]吳德和李鑫也受到了批評，張平化則在三中全會之後不久就被撤職。吳冷西、熊復和胡繩這三個筆桿子棗他們跟華國鋒和「兩個凡是」站在一邊棗受到了嚴肅但較為溫和的批評。華國鋒和汪東興暫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的三個支持者棗吳德、紀登奎和陳錫聯棗也留在政治局內。迅速崛起的頭號領導人鄧小平對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變，但是他決定，已經作了檢討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員不必撤換。[7-64]他要避免對抗，以免讓國內外的人知道中國正在進行權力鬥爭。中央工作會議不但為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提供了推動力，而且成為一個高層幹部更坦率地檢討以往的錯誤、思考未來新路線的論壇。在小組討論中，一個又一個發言人介紹自己應付糧食短缺的工作經歷，主張國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對於許多領導人來說，這些討論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精神舒解的機會，他們可以公開承認自己過去不敢正視的失敗，這些失敗造成了他們親眼目睹的大量苦難與死亡。即使他們把主要責任推給上級，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責任；對許多幹部來說，這是一個從未徹底癒合的傷疤。有關農業的最大膽的發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組的發言。他認為紀登奎的建議不足以解決農業問題，並仍然反映著思想上受到的禁錮。胡耀邦還大膽主張，政治和經濟活動全部統一在公社這個單位是不行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黨必須想辦法提高農民和當地幹部的積極性。他說，如果集體所有制管理不善，調動不起農民的熱情，它也不可能有效率。[7-65]這些話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對於把農業生產隊分解成生產小組的普遍支持。不過，當時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萬里（他當時在安徽試驗在生產隊下面搞更小的生產組）在內，都沒有提到包產到戶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們知道，這種討論將在黨內上層引起很大爭議，動搖那些仍在試圖維持集體所有制的地方幹部的權威。[7-66]參加分組會的人也討論了各種經濟問題。輕工業部部長梁靈光（後出任廣東省省長）強調了政治穩定的重要。他提醒人們說，1949 年以後有三個增長相對較快的時期：建國後的最初幾年、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 年-1957 年）和大躍進後的調整時期（1961 年-1965 年），這些也正是政治比較穩定的時期。他還提出，應當優先發展輕工業，更好地滿足對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認為，要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在他看來，應當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並降低出口稅以增加出口。[7-67]工作會議快要結束時，與會者轉向了另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哪些人應當增補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作會議無權作出人事決定，但以後將作出這種決定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工作會議。由於鄧小平不想撤換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現任委員，因此與會者同意，為了在短期內補充新成員，只能擴大政治局。他們認為，以後只要有人退休或發現不合適的人，政治局的規模就會再次縮小。與會者接受了鄧小平「只進不出」的意見，以及新委員應當是「敢做事」的人。[7-68] 西北組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推薦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政治局。[7-69]在工作會議之後的正式會議上，這些推薦都得到了正式批准。會議上普遍認為，在經濟工作擺到第一位的時代，應當對陳雲這位經濟上最有智慧和經驗的專家委以重任。陳雲十分清楚，鄧小平在外交和軍事這兩個重要領域裏經驗豐富，而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說，就最高職位而言，鄧小平是唯一合適的人。[7-70]但是與會者熱情推薦陳雲擔任黨的副主席。鄧小平和陳雲能夠在工作會議期間團結一致，是因為兩人都決心給老幹部平反，為他們恢復工作。鄧小平實際上成了集體領導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時他已經和葉帥一起掌握著對軍隊的權力。但是，陳雲獲得了人事問題上的權力，幾周之內又接過了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權。就整體政治地位而論，也就是說，在決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選關鍵人選方面，陳雲與鄧小平平起平坐。鄧為改革開放作準備當鄧小平從東南亞回國時，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五天，葉帥向他簡單介紹了政治氣氛的變化，建議他為自己的新工作作好準備。葉帥德高望重，論資格可以追溯至 1927 年的廣州起義，但他從不貪圖個人權力，現在則成了「擁立領袖的人」。葉帥深信，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是因為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請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合作共事，一起領導黨和國家。葉帥與鄧小平見面時，鄧小平同意應當加強集體領導，對個人宣傳加以限制。[7-71]華國鋒也接受了葉帥的勸告，在黨的政策內容上作出讓步，並且同意由鄧小平作為黨的主要代言人。儘管沒有舉行任何公開的慶祝，而且華國鋒名義上仍保留著黨政軍首腦的頭銜，但鄧小平按葉帥的建議，已開始為自己的新角色作準備。在為新工作作準備時，鄧小平必須讓他的同事們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面，再次向同事們棗他們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棗保證，他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毛主席為黨作出了卓越貢獻，黨不應當像赫魯曉夫抨擊史太林那樣批判毛澤東。他還向他們保證，國家要繼續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通過看每天的簡報瞭解情況，鄧小平觀察到了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急切的樂觀情緒。這位老練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資歷較淺的同事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他告誡說，中國不可能很快解決它的所有問題，不可以想當然地急於求成。[7-72]有一些難題只能留給下一代人解決。為了避免再次揭開文革的傷疤，他建議對此事進一步研究。就像他過去多次講過的那樣，他再次建議首先看大局，然後再想局部；先講大道理，再講小道理。他說，在吸收外國投資和技術之前，首先需要國內的穩定。國家只有穩定了，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7-73]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避免讓群眾和外界產生中國存在權力鬥爭的印象。鄧小平給政治局常委的這些意見得到了採納，成為了黨的觀點。會議幾天之後，他的講話被印發給全體與會者。[7-74]鄧小平現在要成為頭號領導人，因此他必須重寫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到 12 月 2 日，華國鋒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作出讓步之後，鄧小平把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遠叫來，讓他們負責準備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講話。他當時正忙於結束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同時也在準備對越南可能進攻柬埔寨作出強硬反應。不過，至少從 1969 年到 1973 年下放江西以來，鄧小平就一直在思考這次講話中所要談到的問題。胡耀邦和于光遠得到了另外一些實際起草人的協助，並且像通常一樣，由胡喬木作最後的潤色。[7-75]鄧小平很少為講話寫提綱，但是為了這次會議，他在 12 月 2 日拿出一份有三頁紙、共計 1,600 字的說明。他就講話的風格、內容和要點，向負責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對稿子的要求。他對起草人說，講稿要簡明扼要，句子要簡短，聽起來鏗鏘有力。他要說明中國是多麼落後，多麼需要改革。12 月 5 日鄧小平讀過初稿後，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的意見。12 月 9 日和 11 日他又兩次與起草人見面審閱新的草稿，並重複了同樣的詳細過程。鄧小平在講話中並沒有提出新的政策，因為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人手作這樣的準備。他向齊聚一堂的中共領導幹部概述了他在新時代的思路。講話反映著他對自己當時苦苦思索的一些大問題的想法：如何鼓勵新思想，同時盡量減少保守派幹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澤東，又要擺脫他的路線；如何既保持樂觀，又要避免以後的失望；如何既維護穩定，又開放經濟；如何既給予地方幹部靈活空間，又能維護國家的發展重點。在他為了與講稿起草人第一次見面而準備的提綱中，鄧小平列出了七個主題：（1）解放思想；（2）發揚黨內民主，加強法制；（3）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4）克服嚴重的官僚主義；（5）允許一些地方和部分企業先富起來；（6）在經營管理上「加强責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決新問題。第二次見面時，鄧小平對起草人說，他決定把後面幾個主題合併成一個，在最後的講稿中只談四個問題。在 12 月 13 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一開口就直奔主題：「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稱讚這次工作會議是 1957 年以來黨內最好、最開放的一次討論會。他說，要允許大家說出對真實情況的看法。「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太少。??應當允許群眾提一些意見，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無論在當時還是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倡過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事實上，當人們開始在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把自己的觀點張貼到牆上幾天之後，鄧小平就在 11 月 29日表示，「民主牆」上張貼的一些言論是錯誤的。鄧小平既要讚揚毛澤東，又要為脫離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間。他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複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犯過錯誤，他本人也犯過錯誤，任何想做事的領導人都會犯錯誤。他表達了黨內高層的一種主流觀點：中國的兩次大災難棗大躍進和文革，是由於制度造成的，這種制度允許一人統治，容不下不同的聲音。因此中國需要建立法制，這樣的話一個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法制一開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變得公正合理。鄧小平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與毛澤東依靠精神鼓勵搞大躍進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說：「調動積極性不能沒有經濟手段。少數先進分子可以響應號召，但這種方法只能短時間內有效。」[7-76]鄧小平認為，必須建立一種制度，通過提拔和改善生活條件，獎勵那些促進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人。鄧小平還特別提出，要給地方幹部更大的靈活性，讓他們發揮主動精神。鄧小平說，集體負責論實際上是「無人負責」。他主張將責任落實到個人，同時承認為此必須給予個人權力。當他在 1975 年對下級幹部說要敢想敢幹時，幹部們擔心毛澤東會在政策上變卦；而他在 1978 年再說這些話時，聽他講話的人已經不必再為政策的變化擔心了：他們覺得幹勁十足，要努力為國家做事，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會犯一些錯誤。鄧小平支持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但他堅決反對人們向過去整過自己或自己親友的人「算賬」。為了避免冤冤相報，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帶水。「但是，」他說，「搞清楚每個細節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不應糾纏於文革，因為他知道這只會造成分裂，可以讓時間去解決問題：「安定團結是頭等大事。」對參與過打砸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決不能重用。但是，對犯過錯誤但作了真誠檢討的人，要給他們機會。然而，鄧小平也特別提到一點：黨對那些今後再犯錯誤的人將更加嚴厲。[7-77]鄧小平試圖提前考慮一些新政策可能帶來的問題，並淡化那些將會對新政策不滿的人的敵意。他知道不平等會增大棗由於即將發生的那些變化的速度和中國人民的多種需求，「一部分人會先富起來」。但是他說，其他人以後也會有機會，先富可以幫後富。他告誡說，可能會出現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人都不熟悉的新問題，但是要以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重，要「不斷學習」。[7-78]鄧小平雖然沒有說得很具體，但是他打算開放一部分市場。他對同事們說，不要擔心市場會帶來經濟混亂。他承認，在負責整體計劃的人和獲得更多自主權的地方幹部之間會產生一些矛盾。利益衝突可能比以前更嚴重，但是他認為，從長遠看，生產力的發展會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7-79]為了對即將到來的很多變化作好準備，鄧小平建議黨的幹部學習三種知識：經濟學、科學技術和管理。他具體說明了應當如何評價幹部：對經濟單位的黨委進行評價，主要是看它採用的先進管理方法的情況，它在技術創新上取得進步的多少，它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潤增長狀況棗而這是以其工人個人收入及提供的集體福利作為部分衡量標準的。與會者急切地想得到在這種新環境下的更具體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會議最後的重要講話之後，參加者就會散會；但是這次鄧小平講話之後，會議又延長了兩天，以便來自各個地區的小組繼續討論如何貫徹落實鄧小平講話中的新指示。[7-80]鄧小平講話中的很多思想，對於西方的工商業管理者來說就像常識，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從中國 1949 年以前和1950 年代初及 1960 年代初較穩定時期的政策中找到來源。但是對於 1978 年領導國家的人來說，鄧小平這些思想代表著從根本上擺脫毛澤東時代。與會者有理由期待，那個由大規模群眾運動、階級鬥爭、僵化的意識形態、英雄崇拜、高度集體化和全面計劃經濟所構成的痛苦時代終於結束，中國開始進入可控狀態。三中全會：1978 年 12 月 18-22 日三中全會於 197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在京西賓館召開，而中央工作會議上週五剛在這裏結束。在參加中央全會的委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也參加了工作會議。但是參加全會的還包括全體中央委員棗他們都擔任黨政軍要職，而出席工作會議的則包括另外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內領導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委員們在其他人到來之前，聚在一起閱讀了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便能夠統一認識。接下來的三天是中央全會的正式會議和分組會，擔任組長的人與工作會議的分組會相同。從某種意義上說，三中全會是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慶祝會，是向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宣佈新路線得到正式批准的儀式。通常全會的序號是與此前的黨代表大會聯繫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變化是如此巨大，因此當中國人只簡單說「三中全會」時，聽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人眼裏，三中全會標誌著使中國轉型的「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開始。雖然改革開放其實是由華國鋒啟動的，但它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現的。按中央工作會議取得的一致意見，華國鋒保留了他的正式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則繼續擔任他的職務：國務院副總理、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外國媒體和外交界像中國民眾一樣，很快就明白了副總理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頭號領導人。早在 11 月 23 日，即華國鋒 11 月 25 日講話的前兩天，香港記者就向到訪的美國專欄作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說：「鄧小平只是副總理，但他現在掌管著中國的集權政府。」[7-81]在三中全會上收穫最大的是陳雲。三中全會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員，在全會上他卻成了政治局常委。全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他取代汪東興獲得了對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後拍板的權力。不難理解，很多老幹部的案件將在以後幾年得到平反，使他們得以回來工作。通常最高領導人都要在全會上做主題報告，但是由於華國鋒是名義首腦，鄧小平才是頭號領導人，因此很難決定由誰來做這個報告。全會的組織者解決這種尷尬局面的辦法是取消了報告，但他們實際上把鄧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看作是給黨的工作定下了基調。雖然華國鋒主持了最後的會議，但與會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兩個在全體中央委員面前相鄰而坐，真正握有實權並且今後將領導國家的人物身上：鄧小平和陳雲。東北組的組長任仲夷說，就像遵義會議代表著毛澤東思想對教條主義的勝利一樣，三中全會代表著黨內民主討論的優良傳統對「兩個凡是」的勝利。[7-82]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陳雲用了另一個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就像延安整風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在 1949 年以後領導國家一樣，中央工作會議也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領導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7-83]沒有加冕禮的權力交接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成了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權力交接儀式。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他依舊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僅沒有為他舉行的加冕禮或就職儀式，甚至沒有公開宣佈他已經登上了最高職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環境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情況？它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鬥爭的印象。華國鋒在 1976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內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在此後的兩年半裏，鄧小平確實把華國鋒排擠到了一邊，並成為了無可匹敵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是通過一個相對有序的過程一步步做到這一點的，因而沒有使中國民眾和整個世界感到不安。黨內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就是由擁有全部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在華國鋒當政時，葉帥等人擔心的不是他權力過大，而是他權力不夠、很難有所作為。然而對於鄧小平，他們就有擔心的理由了。鄧小平充滿自信，做事堅決果斷，穩健踏實，因此他們害怕鄧有可能變得跟他的導師毛澤東一樣。於是他們決定不給他全部頭銜，並在他和另一個旗鼓相當的人棗陳雲棗之間維持權力平衡。給鄧小平實際權力，卻不給他正式的名銜，這種奇怪的安排能夠運轉，是因為大家都明白內情，也因為鄧小平本人更感興趣的是實權，而不是名銜。他願意在沒有正式名分的條件下接過工作，不要求公開張揚。從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會到 1979 年 12 月，當鄧小平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開始架空華國鋒時，他和華國鋒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中談起對方時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們都想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使中國變得強盛，也都願意採取務實靈活的作風。但是在 1979 年華國鋒畢竟仍是主席，而鄧小平行使著非正式的權力，兩人的關係難免特別尷尬。如果攤牌的話，鄧小平的非正式權力足以壓倒華國鋒名義上的權威，但鄧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樣，力求避免任何公開的不和。華國鋒繼續主持會議，在公開會議上仍然代表黨和政府。不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擁有葉帥和李先念這兩位老資格顧問的支持，他們擔心一人獨裁，主張集體領導。在 1979 年，用西方的話來說，華國鋒是個不能當家的軟弱的董事會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們的觀點也不能輕視。鄧小平當時還沒有成為高居於華國鋒之上的頭號領導人，他尚未配備好自己的團隊和自己的統治架構。但是鄧小平有權有勢，又具備削弱華國鋒權力基礎的政治技巧。到 1979 年夏天，鄧小平要收緊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統治架構，便開始逐步削弱華國鋒並終於讓他靠邊站了。當三中全會上開始提升鄧小平的權力時，離天安門數百米遠的地方，示威者們正在往牆上貼大字報，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鄧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幫」；有些人甚至大膽抨擊毛澤東本人。沒過多久，一些大字報甚至開始批評中共和鄧小平。這些大字報不只讓鄧小平頭痛，還迫使他處理一個在他擔任頭號領導人期間始終糾纏著他的問題：應當允許多大程度的自由？黨和政府應當以何種尺度和方式為異見的公開表達劃定界線？[7-1]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Ch'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7-2]《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李先念傳 1949-1992》（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 1049；Nina P. Halpern, "Learning from Abroad: 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 Modern China 11, no. 1 (January 1985):77-109.[7-3]Deng Xiaoping, South China Elites Weekly, August 17, 2004，轉引自林重庚：〈序言：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載吳敬璉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 30 年：回顧與反思》（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7-4]李向前韓鋼：〈新近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等三次談話紀錄〉，《百年潮》，1999 年第 3 期，頁 4-11，收入楊天石編：《 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192。[7-5]DXPSTW, pp. 55-56.[7-6] 關於中國經濟學家對東歐改革的看法，可以參見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17-30.[7-7]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rch 9 to April 6, 1978.[7-8]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 155-156。另參見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頁 4-11，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203-204。[7-9]張根生：〈聽谷牧談親歷的幾件大事〉，《炎黃春秋》，2004 年第 1 期，頁 3-5。[7-10]徐璦：〈不看不知道：訪原國家輕工部部長楊波〉，載宋曉明、劉蔚編：《追尋 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頁 539。[7-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7-12]徐璦：〈不看不知道〉，頁 540。[7-13]《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 1949-1992》，下冊，頁 1050-1054。[7-14]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頁 203-204。[7-15]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7-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 263-266。[7-17]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訪原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全國〉，載宋曉明、劉蔚編：《追尋 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頁 558。[7-18]徐璦：〈不看不知道〉，頁 541。[7-19]同上，頁 541；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頁 558。[7-20]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頁 559。[7-21]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 156。[7-22]張根生：〈聽谷牧談親歷的幾件大事〉，頁 3。[7-2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70；蕭冬連：〈1979 年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與爭論：大轉折紀實之一〉，《黨史博覽》，2004 年第 10 期，頁 4-10。[7-24]蕭冬連：〈1979 年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與爭論〉。[7-25]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 156-157。[7-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8 年 9 月 20 日，頁 387-388。[7-27]蕭冬連：〈1978-1984 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的演進：決策與實施〉，《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59-70；DXPSTW, pp. 53-61.[7-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 9 月 20 日，頁 388。[7-29]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卷，頁 235。[7-30]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卷，第 3 卷，頁 252。[7-31]蘇台仁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一個偉人和他的一個世紀》（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625。[7-32]這時很多地方還有「革委會」，即包括很多擁有軍職的地方幹部和被授予軍職的地方幹部的政府機關。[7-33]蘇台仁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第 2 卷，頁 623-624。[7-34]王恩茂（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決定中國命運的「工作重點轉移」〉，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届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204-206；SWDXP-2, pp.141-144.[7-35]李德生：〈偉大的轉折，歷史的必然：回憶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召開〉，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231-235。[7-36]DXPSTW, pp.131. 于光遠的中文原著是《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李向前、韓鋼：〈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頁 190-200。[7-37]DXPSTW, pp.131。另見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46-181。[7-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0 月底，第 415 頁；蘇台仁：《 鄧小平生平全紀錄》，第 2 卷，頁 625。[7-39]李向前、韓鋼：〈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頁 129-148；DXPSTW, pp.128-148.[7-40]DXPSTW, pp. 167-168.[7-41]DXPSTW, pp. 18-22.[7-42]DXPSTW, pp. 29-32.[7-43]這一信息來自我與一些東南亞官員的交談，鄧小平訪問這一地區時曾與他們會談。[7-44]朱佳木：〈胡喬木在十一届三中全會上〉，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304；DXPSTW, p. 21.[7-45]DXPSTW, pp. 65-72.[7-46]DXPSTW, p. 24.[7-47]Ibid., pp. 23-28.[7-48]DXPSTW, pp. 51-53.[7-49]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DXPSTW, pp. 39-42.[7-50]王全國：〈十一届三中全會與廣東的改革開放〉，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198-203。[7-51]這個信息來自與葉選基的交談，當時他正與他的叔父葉劍英一起工作。另見他的文章：〈葉帥在第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讀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有感〉，載《南方周末》，2008 年 10 月 30 日，D23。于光遠是鄧小平的講話起草人之一，對談話都認真做筆記，但是他不知道11 月 11 日的會議。[7-52]錢江：〈張聞天冤案是怎樣平反的〉，《縱橫》，2001 年第 2 期，頁 4-6。早在 6 月 25日鄧小平就讀了有關 61 人案件的報告。鄧小平看報告時說，這些案子必須解決，但事實上直到 6 個月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才得到解决。這 61 個人是否為獲釋出獄而與國民黨配合過於密切的問題，中央領導人早在 1936 年 4 月已有結論，認為他們是清白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在 1967 年 3 月再次宣佈他們是叛徒。[7-53]DXPSTW, pp. 63-65. 另見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77-79。[7-54]DXPSTW, p. 70.[7-55]DXPSTW, pp. 71-72.[7-56]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85-86。[7-57]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 90-91 頁。[7-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1978 年 11 月 10 至 15 日，頁 1155-1156；1978 年 11 月 12 至 13 日，頁 1156。[7-59]DXPSTW, pp. 72-76.[7-60]DXPSTW, pp. 46-51, 74-76, 78-79, 166.[7-61]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86。[7-62]DXPSTW, pp. 80-90, 108; 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 115-125。[7-63]DXPSTW, pp. 163-165.[7-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 12 月 22 日，頁 457。[7-65]DXPSTW, pp. 39-46.[7-66]吳象：〈萬里談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286-287。[7-67]梁靈光：〈一次劃時代的中央會議〉，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273-274。[7-68]任仲夷：《追尋 1978 年的歷史轉軌》，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頁 216。[7-69]DXPSTW, p. 127.[7-70]朱學勤：〈30 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南方都市報》，2007 年 12 月 16 日。[7-71]《葉劍英年譜（1897-1986）》，頁 1157，1978 年 11 月中旬。[7-72]DXPSTW, pp. 76-78 收錄了鄧小平評論的原文。[7-73]DXPSTW, pp. 76-78 收錄了鄧小平評論的原文。[7-74]DXPSTW, p. 78.[7-75]此處對鄧小平講話稿的準備工作的討論以及所引用的鄧小平講話，同上註，頁 129-148。我這裏的討論也利用了于光遠的採訪。見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另見韓綱：〈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百年潮》，1997 年第 4 期，頁 4-6，載楊天石：《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186-189；李向前、韓綱：〈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載《鄧小平寫真》，頁 190-200。[7-76]DXPSTW, pp. 185-190.[7-77]DXPSTW, pp. 129-143.[7-78]〈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SWDXP-2, pp. 151-165.[7-79]DXPSTW, pp. 132-139.[7-80]Ibid., pp. 168-172. 梁靈光：《一次劃時代的中央會議》，頁 175。[7-81]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 326.[7-82]任仲夷：〈追尋 1978 年的歷史轉軌〉，頁 215-216。[7-83]DXPSTW, pp. 205-207.第 8 章為自由設限：1978-1979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一場「反文化的革命」，它攻擊了舊文化，卻並沒有創造出新文化。紅衛兵引用歷史典故和歷史故事，不但打擊在位的幹部，而且批判幾乎所有的小說、故事、戲劇和文章。文革隨著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