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13

月，第 495 期，頁 32-40。[6-5]例如參見于光遠：〈我對華國鋒的印象〉，《領導文萃》，2008 年第 16 期，頁 68-70。[6-6]「兩個凡是」有多種英文翻譯，作者採用的是 SWDXP-2 一書第 137 頁中所用的官方譯法。[6-7]2005 年 10 月對程中原的採訪。[6-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6 年 10 月逮捕「四人幫」以後。[6-9]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3.[6-10]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1976 年 12 月 12 日。[6-11]沈宝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 331-332。[6-12]2005 年 10 月對程中原的訪談。[6-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 1447-1450。[6-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38-240.[6-15]程美東：《1976-1978 年中國社會的演化》，頁 34。[6-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 43。[6-1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 44。[6-18]《陳雲傳》，下冊，頁 1447-14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77 年 3 月 17 日。陳雲對上海代表團也說過同樣的話，见《陳雲年譜（1905-1995）》，1977 年 3 月 13 日。另參見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 4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4。[6-1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4-45；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6-20]《陳雲年譜（1905-1995）》，1977 年 3 月 17 日。[6-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頁 15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5-46。[6-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4 月 7 日，頁 156-157。[6-23]鄧小平在 1977 年 7 月 21 日的三中全會上更全面地闡明了這些觀點。見他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文，SWDXP-2, pp. 55-60.[6-2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10 日，頁 157。[6-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10 日後，頁 157。[6-26]例如李德生：〈偉大的轉折，歷史的必然：回憶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召開〉，收入于光遠等編：《改變中國命運的 41 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届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頁230。[6-2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6。[6-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頁 159-160；SWDXP-2, pp. 51-52.[6-29]〈中發十五號棗鄧小平致華國鋒的兩封信（一）〉（1977 年 5 月 3 日，鄧小平由汪東興轉華國鋒），未出版文件，藏於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6-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4 月 10 日，頁 157。[6-3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4-45。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3 月 10 日-20 日，頁 156。[6-3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5 月 12 日，頁 157-159。[6-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5 月 12 日，頁 157-159。[6-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 3 卷，頁 53-87。[6-3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頁 159-161；SWDXP-2, pp. 53-54.[6-3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86-96。[6-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16-21 日，頁 162-16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7。[6-3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7-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16-21 日，頁 162-163；SWDXP-2, pp. 55-60.[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47-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16-21 日，頁 162-163。[6-4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30 日；與一些當時在場者的交談，無日期。[6-41]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10。[6-42]"Closing Address at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in The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Languages, 1977), pp. 189-195.[6-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頁 164。[6-44]SWDXP-2, p. 82.[6-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10 月 10 日，頁 221-220。[6-46]SWDXP-2, p. 61.[6-47]SWDXP-2，54 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頁 160-161。[6-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頁 165。[6-49]吉偉青：〈教育戰線推翻「四人幫」兩個估計前後〉，《炎黃春秋》，2003 年第 5 期，頁40-42。關於鄧小平在 1997 年努力推動教育的概述，見夏杏珍：〈鄧小平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50-58。[6-50]SWDXP-2, p. 85.[6-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27 日，頁 166。[6-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8 月 1 日，頁 169。[6-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29 日，頁 167。[6-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8 月 4 日，頁 172-173；另見他在 1977 年 8月 8 日的講話；英文版可見於 SWDXP-2, pp. 61-72.[6-55]SWDXP-2, p. 82-83.[6-56]SWDXP-2, pp. 83.[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55-56；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電視台：大型電視片《鄧小平十章》，第 3 集《破冰》（湖南電視台，2004）。[6-58]SWDXP-2, p. 82.[6-59]第 3 集《破冰》。[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56-77。[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57。[6-62]這遵循了日本、南韓、臺灣和東亞各國的社會模式，那些地方的統一高考也起著類似作用。參見 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6-63]SWDXP-2, pp. 64.[6-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9 月 19 日，頁 204。[6-65]他的很多思想在 1977 年 8 月 8 日有關教育和科學的講話中有闡述，見 SWDXP-2, p.61-72.[6-6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223-230。[6-67]SWDXP-2, pp. 101-116.[6-6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頁 164-165。[6-69]對中央黨校和其他黨校的概述，見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6-70]2006 年 8 月對孫長江的採訪。另參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 49-61。[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譯應是："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6-72]2006 年 8 月對孫長江的採訪；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Michael Schoenhals,"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6-73]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107-108；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comp.,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6-75]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122。[6-76]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 127-1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 7 月 22 日，頁 345-346。[6-77]馬立誠、凌志軍：《交鋒》，頁 41。第 7 章三個轉折點: 1978在日本，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轉折點是「岩倉使團」。從 1871 年 12 月到 1873 年 9 月，明治政府的 51 名官員乘坐輪船和火車，考察了 15 個不同的國家。這個考察團由當時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員之一的宮廷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隨行官員來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門：工業、農業、採礦業、金融、文化、教育、軍事和治安。岩倉使團離開日本的時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日本人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這些官員考察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公園、股票交易所、鐵路、農場和造船廠，這令他們眼界大開，認識到日本不但要引進新技術，還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這次出訪，讓使團成員意識到日本與先進國家相比的落後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對如何進行變革形成了共識。這些官員沒有因所見所聞而沮喪，反而在回國後充滿幹勁。他們對日本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熱衷於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團進行更細緻的考察。中國派出的官員考察團，沒有一個像岩倉使團那樣考察了如此長的時間，但是從 1977 年到 1980 年，很多次由高層官員分別進行的考察訪問，也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類似的影響。鄧小平在 1975 年開創性的五天訪法之行為中國樹立了一個先例，當時陪同他的有負責工業、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層幹部，他們分別對各自的領域進行考察。鄧小平回國後對出國考察的益處深信不疑，開始鼓勵另一些考察團出國。他批評其他幹部不明白中國有多麼落後，並堅信走出國門能打開他們的眼界。華國鋒曾率團出訪過東歐，回國之後也成了派團去現代國家考察的支持者。過去幾百年裏，中國人也曾去過西方，並為中國帶回了新思想。例如，19 世紀的翻譯家王韜從倫敦回國後，曾著文大力推崇中國可以從西方現代化中學到的東西。 [7-1]相比之下，1970 年代末的特點在於，身居要職的幹部們一起出國考察，並且在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堅定支持下，他們得以大規模地採用所學到的東西。鄧小平訪法歸國和毛澤東去世之後，將出國願望壓抑已久的幹部們終於有了新的機會。多年來一直告誡群眾資本主義如何悲慘的官員們，開始爭先恐後地親自去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已退休的老幹部也爭相走出國門，把這當作對他們多年獻身於共產主義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補償。在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後，出國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到 1978 年這些準備工作完成後，很多高級幹部第一次有了出國考察的機會。這一年裏有 13 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 20 次，共訪問了 50 個國家。 [7-2]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倉使團一樣，他們回國之後也對所見所聞異常興奮，對國家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團進行細緻的考察。鄧小平在 1978 年底總結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 [7-3]在他看來，這種對落後的認識是使改革獲得支持的關鍵因素。因此，1978 年 12 月 2 日，他告訴那些為他起草啟動改革開放政策講稿的人：「基本的要點是，必須承認自己落後，我們的很多做法都不對頭，需要加以改變。 [7-4]出國考察使很多高層幹部更加相信鄧小平的看法是正確的：中國必須改弦易轍。1978 年中國所派出的最高級別的代表團，是當年春天組織的四個考察團，他們分別去了香港、東歐、日本和西歐。從 1978 年 3 月 9 日到 4 月 6 日，以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喬石和于光遠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出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 [7-5]他們考察了工廠、農莊和科技部門，回國後就中國可以採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 [7-6]但更加重要的是，這次訪問之後，中國領導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稱為「修正主義」棗這是毛澤東批判脫離正確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時使用的駡名。中共領導也同南斯拉夫共產黨恢復了關係。 [7-7]這些變化擴大了中國能夠考慮的改革範圍；現在可以借鑒東歐的改革經驗，不會再被指責為思想不純了。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的幹部於 1978 年 4 月至 5 月訪問香港，評估了它在金融、工業和管理方式領域幫助中國發展的潛力。這些幹部探討了在臨近香港邊境的廣東寶安縣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可能性。這種加工區從國外運進原料，用中國的勞動力進行加工後重新出口，既無關稅也不受任何限制。沒過幾個月，國務院就正式批准建立這個加工區，這就是後來的深圳經濟特區。當時廣東存在著實際的治安問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逃往香港。鄧小平 1977 年視察廣東時有人向他談到這個問題，鄧小平說，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鐵絲網和邊境哨所強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發展廣東經濟，這樣年輕人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謀生了。國家計委的代表團從香港回來後，1978 年 5 月北京成立了一個國務院下屬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強也在 1978 年 12 月訪港，以加強北京和港英政府的關係。他在香港期間促請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採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國的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他還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在國務院官員訪港之前，香港與大陸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這次訪問為使香港成為向中國輸入資本和全球經濟發展知識的主要渠道鋪平了道路。中國領導人對日本感興趣，不僅因為它是獲得現代工業技術的來源，還因為它提供了管理整個現代化過程的成功戰略。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上海市副市長）林乎加率領的代表團於 197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2 日訪問了日本，代表團成員來自國家計委、商業部、外貿部和中國銀行。日本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國當時面對的類似難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經濟一片蕭條，但在戰後強大的中央政府領導下，日本經濟迅速進步，很快就趕上了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從經濟管制、中央計劃經濟、配給制和價格管制的戰時經濟，轉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的民間經濟，其中消費產業是工業成長的主動力。林乎加的代表團甫一回國，就向政治局彙報了二戰後日本的經濟進步：日本人大膽引進國外技術，利用外資，大力推動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團彙報說，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願意提供援助和技術，幫助中國的發展。代表團推薦了各種項目，其中包括建設一個千萬噸級的鋼鐵廠。儘管由於此後中日關係惡化，中國政府降低了日本對中國振興的影響力，但這個代表團以及稍後鄧小平 10 月的訪日，使日本在資本、技術和工業管理方面對中國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在 1978 年的所有出國考察中，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領的考察團於 197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6日對西歐的訪問。它和 1978 年 11 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 12 月的三中全會一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轉折點。谷牧的出訪和四化建設務虛會：1978 年 5-9 月在中國的經濟領導人中，谷牧的地位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從 1978 年 5 月 2 日到 6 月 6 日，他率領一個高級代表團訪問了歐洲五國棗法國、瑞士、德國、丹麥和比利時。代表團成員在出國前聽過簡單的情況介紹，但他們對西方都瞭解甚少。這些備受尊敬的幹部們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和所學習到的東西，以及他們回國後在國務院座談會上為中國勾畫的新圖景，使得這次考察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力。鄧小平在 1975 年對法國的五天訪問側重於外交關係，只短暫考察了企業。與此不同，谷牧的訪問為期五周，成員包括來自各個專業的幹部，他們深入考察了對中國有用的技術和觀念。谷牧回憶說，出行前夕鄧小平在接見他時指示說，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問題??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7-8]谷牧代表團的 20 名成員是由華國鋒指定的。 [7-9]出訪成員中至少有六名部級幹部，包括農業部和水利部副部長，還有廣東省省委書記。就像岩倉使團成員一樣，之所以選定這些官員是希望他們回國後領導不同的經濟部門。[7-10]谷牧副總理是個經驗豐富、廣受尊敬的經濟幹部。1954 年他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建委副主任後，一直是經濟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在文革期間，他是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的「業務組」領導人，為經濟工作提供全面領導。他不但抓經濟計劃，而且分管科技。鄧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對他有所懷疑，但是看到谷牧是個幹練而務實的幹部，並支持現代化，鄧便很快打消了疑慮。谷牧與復職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發跡的人都能搞好關係。事實上，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從歐洲考察歸來後，他就被委以指導促進外貿和發展經濟特區的重任。谷牧的考察團動身時，中美關係能否正常化仍然懸而未決，但是中國與考察團出訪的五個歐洲國家已經實現了正常邦交，這些國家在 1970 年代都曾派出高級代表團訪華。因此，當中國的第一個國家級代表團出訪這些歐洲主要國家時，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時駐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國駐華大使都飛回本國，陪同中國代表團訪問他們各自的國家。[7-11]由於中國剛開始走出冷戰的思維模式，谷牧代表團的成員以為他們會被當作敵人看待。雖然有出國之前為他們準備的情況簡報，但東道主的友好和開放還是讓他們吃驚。當時中國的大多數工廠等設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對一般中國人也不開放，因此對於歐洲人願意讓他們參觀工廠、辦公樓、商店和幾乎所有其他設施，他們無不感到詫異。[7-12]考察團訪問了五個國家的 15 個城市。他們參觀港口，乘坐汽車、輪船和火車旅行。他們考察了發電廠、農場、工廠、商場、研究所和生活區。考察團在一些訪問中分成小組，總共考察了 80 個不同的地點。[7-13]他們一路聽取情況介紹，收集各種資料。[7-14]他們的重點是經濟事務，因此會見最多的是經濟專家，但他們也會見了外交官、政治家和軍官。他們考察了製造硅片、光學儀器和化學製品的工廠。他們幾乎沒有觀光時間，但還是訪問了馬克思的故鄉特里爾，在考察德國資本主義成就的同時，也向共產主義的起源地表達他們的敬意。[7-15]這些國家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體生產效率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發電廠用計算機進行管理，戴高樂機場則用電子設備引導飛機起降，這些情景令他們震驚。而在不來梅港，中國代表團第一次見到被吊運到貨船上的集裝箱。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率之高也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就像幾年前的鄧小平一樣，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專心學習科學技術。[7-16]考察團的成員本來以為會看到工人受剝削的證據，然而這些國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讓他們大跌眼鏡。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全國在總結考察印象時說：「這一個月多的考察讓人大開眼界。??所見所聞使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吃驚。我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原來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是落後腐朽的，走出國門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7-17]歐洲人願意向中國提供貸款和現代技術，也讓代表團成員大感意外。僅僅在一次宴會上，在座的一群歐洲人就宣佈準備提供多達 200 億美元的貸款。[7-18]他們還驚奇地看到，歐洲國家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財政和徵稅，並對當地事務作出決策。代表團回國後認為，中國的財政過於集中，沒有給黨的地方領導人留出足夠的工作空間。[7-19]谷牧的代表團回國後，根據安排立刻向政治局會議彙報了出訪情況。會議由華國鋒主持，於下午 3 點召開。政治局委員們是如此之興奮，他們決定晚飯後繼續討論，會議一直持續到夜裏 11 點才結束。[7-20]他們聽過谷牧的彙報後，才知道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國領導人有些懷疑對西方情況的彙報，但他們瞭解並尊重谷牧代表團的成員，知道這些人是可信的。由於多年來懼怕西方，他們對歐洲人熱情好客的開放態度、以及提供貸款和技術的意願更是感到吃驚。谷牧知道他的同事們對資本家抱有疑慮，他解釋說，歐洲人願意投資是因為他們的工廠開工不足，因此想把產品和技術賣給中國。谷牧提出了外國人能夠幫助中國改進生產的一些可能方式棗補償貿易、合資生產和外國投資，並且建議說，所有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細研究。為了打消對谷牧在彙報中有所誇大的顧慮，最熟悉國外發展狀況的老幹部棗葉帥、聶榮臻和李先念棗都稱讚谷牧的介紹既客觀又清楚。這次彙報給政治局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一致同意，中國應該抓住機遇，立即行動起來。[7-21]既然其他國家能夠引進資本和原料從事出口商品加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7-22]在此後的十幾天裏，代表團把彙報材料整理成正式的書面報告，於 6 月 30 日提交政治局。鄧小平因為聽力不好，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而是單獨接見了谷牧。他在見面時說，中國應當根據谷牧的所有建議，盡早採取行動，包括向國外借款。[7-23]中國領導人決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紡織業，因為中國的布匹十分短缺，購買任何布料都要憑票。增加布匹的供應，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對外開放的價值，進一步獲得對改革開放的支持。況且由於糧食短缺，難以通過迅速擴大棉花種植來增加衣物的供給。因此谷牧主張抓緊引進化纖工廠，這樣可以生產所需的合成纖維，就像日本、臺灣、南韓和香港一樣，用紡織和服裝業推動中國輕工業的起飛。[7-24]谷牧的出訪使中國有了和資本主義國家開展合作的新願望，但這不僅需要重新考慮具體的產業計劃，而且要改變政府的規章制度，以便外國企業來華經營。西方資本家是否會利用中國對國際慣例的無知，佔中國的便宜？這樣的疑慮並未消失，但中國的領導人仍然大步前進。他們思考涉及所有經濟領域的新問題：允許哪些中國企業跟外國人打交道？如何防止外國人佔它們的便宜？如何將外貿融入中國的計劃體制？如何決定哪些地方和單位可以接受貸款和技術？明治時期的日本有寬鬆的時間，岩倉使團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 21 卷《殖產興業建議書》，作為產業發展的指南。與之不同，谷牧出訪之後的幾周之內，代表團就完成了報告，中國領導人立即組織了相關單位對考察的內容進行討論。報告完成後，國務院立刻召開了四化建設的務虛會。會議從 1978 年 7 月 6 日一直開到 9 月 9 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機會引進西方技術和資本。在開幕式上，谷牧做了關於他們考察過程的長篇報告，並談了自己的一些印象。[7-25]會議由當時主管經濟的最高領導人李先念主持。與會者被告知，不要專注於過去的錯誤，要思考國家在未來應當做些什麼。鄧小平因為正忙於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沒有出席會議，但他一直看會議簡報，並在看過會議總結報告的草稿後提出了修改意見。[7-26]不同於與會者被關在賓館裏數日的工作會議，務虛會在兩個月裏開了 23 次上午會。一向很少參加國務院會議的華國鋒認為這些會議很重要，因此參加了其中的 13 次。 [7-27]會議當日的下午幹部們回各自單位彙報上午的討論，並準備其單位對會上所提問題的書面回覆。務虛會讓 60 名主管經濟的部委代表介紹各自單位的整體工作和計劃。這樣一來，各單位能夠瞭解其他單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對具體分配和生產指標進行爭論棗這些細節將在以後的計劃會議上討論。曾在中國幾乎對外隔絕的時期領導著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在 9 月 9 日的閉幕會上宣佈，中國已進入對外開放的新時期。他在務虛會的總結報告中說，中國不能再維持封閉的經濟，為了加快發展，必須利用當前的有利條件，引進外國技術、設備、資本和管理經驗。李先念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人能夠充分利用現在的有利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可以在 20世紀取得重大進展。他宣佈，為達到這個目標，從 1978 到 1985 年要進口價值 180 億美元的貨物和設備。[7-28]在 1978 年的夏天，參加務虛會的人剛剛開始瞭解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還未準備好進行市場化試驗。但是在相對寬鬆的氣氛下，與會者得以提出將在未來 20 年不斷被討論的所有重大問題：市場、放權、價格、外貿、微觀和宏觀管理等等。其中最緊迫的兩個問題是：中國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擴大外貿和外國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調動個人、地方和外國人的積極性，又能保持對全國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的控制？在務虛會的討論中所形成的對未來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訪帶來的樂觀主義和興奮情緒。有些設想棗例如，中國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錢為進口新工廠設備買單棗後來被證明完全不切實際。在前所未有的機會的鼓舞下，雄心勃勃但缺少經驗的幹部們要為國家搶回失去的 20 年的願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過，儘管存在過度樂觀的傾向，務虛會的幹部們並沒有放棄政府管制。外國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的經濟；外國人與中國的經濟交往要通過與外貿有關的特定政府部門，由這些部門中會講外語、對外國人有一定瞭解的幹部來維護中國的利益。在務虛會期間，樂觀的與會者自然無意聽取陳雲棗他代表了一批冷靜謹慎的幹部棗所說的話。陳雲自 1962年受到毛的排擠後一直沒有官職，但是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樂觀的大躍進給經濟造成的破壞，當時也沒有人能比他更敢於給樂觀情緒潑冷水。務虛會臨近結束時，陳雲得知務虛會上的一些發言後，對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說，會議應該延長幾天，聽一聽不同意見。[7-29] 陳雲說：「從外國借錢是對的??但一下子借這麼多??我們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我國的現實。我們的工業基礎沒法跟人家比，我們的技術能力也趕不上人家。他們只看到我們可以借錢??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國外貸款，這樣做是不行的。」[7-30]但是與會者都想大幹快上，華國鋒沒有延長會期聽取其他的觀點。鄧小平沒有參加務虛會，但他一直在看會議通報，對樂觀情緒也未給予限制。當聽說決定借價值 180 億美元的技術和設備時，他隨口說道：「怎麼不借 800 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務虛會兩個月前曾與鄧小平見過一面，他準確地觀察到了鄧小平當時的心情（見第 11 章），他對卡特總統（Jimmy Carter）說，鄧小平很著急。點燃星星之火：1978 年 9 月 13-20 日當年毛澤東謀劃點燃中國革命時，曾寫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與此相對應，胡耀邦說，鄧小平的東北之行（1978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也點燃了將使中國發生巨變的星星之火，而這些變化就反映在當年秋天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7-31]或許他還應再加上一句，這些變化也包括鄧小平登上頭號領導人的位置。鄧小平自己後來回憶說，他去各地為改革開放計劃「點燃星星之火」有三個重要時刻。第一次是 1977 年 11 月在廣州，他與葉劍英接見解放軍和地方幹部時，讓他們搞活廣東經濟。[7-32] 第二次是 1978 年 2 月出訪緬甸和尼泊爾時在四川停留，當時他與趙紫陽見面，討論了農村和城市改革問題（在四川時，他曾嘲笑那些說農民養三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人。[7-33]鄧小平說，這種抱著僵化教條不放的人應該開開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三次便是這次他出席北韓勞動黨建黨 30 周年慶典後歸途中的東北之行。在最後這次點燃星星之火的東北之行中，鄧小平在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日本人舊稱「滿洲」）停留了數日，隨後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這些地方呼籲更大膽地脫離毛的思想，不要囿於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小平去東北時，三個月前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兩個凡是」之間的爭論剛剛熱起來。就在鄧東北之行的幾周前，華國鋒的宣傳部長張平化去東北各地視察，要求幹部擁護「兩個凡是」。（後來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獲得更大權力後，張平化成為了最先被他撤職的幹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鄧小平的東北之行其實是回應張平化意見的一種方式，他要鼓動人們在支持改革開放上作出更大膽的努力。由於華主席控制著北京的宣傳機器，鄧小平為了避免引起直接衝突，在北京時說話比較謹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講話，言論上也較少保留。而且他這些非正式的講話不必通過正式講話的批准程序。鄧小平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批評汪東興，但他確實批了「兩個凡是」，支持了「實踐標準」，這等於間接地批評了華國鋒的班子。中國那些有政治頭腦的幹部們認為，鄧小平贊成「實踐標準」，反對「兩個凡是」，是為自己在與華國鋒競爭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中爭取更多支持。他選擇在東北開始點火自有道理，因為這裏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據地棗遼寧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都最先宣佈支持「實踐標準」。在吉林省黨員幹部大會上，鄧小平批評了鼓吹「兩個凡是」的人，說他們沒有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鄧小平說，馬列主義並沒有告訴中國革命者要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能在軍事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他使馬列主義適應了當時的具體情況。鄧小平說，同樣，當外國人拒絕賣貨物給中國時，發展外貿的條件還不成熟，但現在與外國改善經濟關係的條件已經變得有利了。「四人幫」也許會把跟外國人改善關係說成「賣國」，但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正確方式，正是適應這些變化，促進對外貿易。[7-34]鄧小平在遼寧時說，中國的領導人，包括他本人在內，必須承認我們辜負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國人民。深諳政治複雜性的人都聽得懂鄧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鄧無需再講下面的話：「當『我們』辜負了人民群眾，誰應該對此負責？是誰不願作出改變來糾正錯誤？是誰相信凡是毛說過的話都是正確的？」他還指出：「我國的制度??基本上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它很落後，只解決表面問題，造成機構重疊，助長官僚主義。??如果不能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就無法證明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不難斷定，鄧小平認為，在改變體制、為經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方面，華國鋒做得不夠。鄧小平在東北期間還要鞏固他在軍隊中獲得的支持。東北級別最高的軍事首長、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鄧小平視察工廠、農村和部隊時，他一直陪伴在左右，因此兩人有很多機會交談。[7-35]不過，鄧小平對海軍第一政委棗常來旅順大連港視察的蘇振華上將棗的個人忠誠有所擔心。蘇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忠誠棗1976 年幹部們被要求批鄧時，他對鄧的批判在鄧小平看來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年 4 月湛江港一艘驅逐艦發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鄧小平認為蘇振華棗他是中國海軍最高級別的領導和軍隊在政治局的代表棗要對此事負責。蘇振華在受到鄧的批評後不久得到通知，華國鋒從北韓訪問回國時將在東北停留。他知道鄧小平與華國鋒的對立，又對自己挨批心中不快，於是想在大連舉行一次有 120 艘軍艦參加的海軍檢閱，作為歡迎華國鋒到來的儀式。在獲悉蘇振華要用這種排場支持華國鋒後，鄧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對軍隊的影響力取消了這次檢閱。鄧小平在視察東北期間，要確保軍隊中沒有人再支持華國鋒。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在視察期間和自己過去的忠實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鄧小平一再對他的聽眾說，要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轉向增加生產需要做的事情。鄧小平已經準備好為增加生產而工作，而聽他講話的人也可以肯定他決心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中央工作會議：1978 年 11 月 10 日-12 月 15 日在中共的官方歷史中，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其實，三中全會僅僅是正式批准了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後形成的決定。召開工作會議時距離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已經兩年，對各種觀點都可以重新展開討論，人們不必再擔心被指責為對毛澤東不敬。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稱讚這次會議說，它標誌著我們黨又恢復了暢所欲言的民主討論傳統。他說，這是自 1957 年（當時的「雙百方針」鼓勵自由表達）以來黨的會議上最好的討論。[7-36] 有人認為，它是自 1945 年中共七大以來最好的會議，還有人認為，它是自 1941 年至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最好的一次會議。[7-37]中央工作會議是由華國鋒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講話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他意識到這次會議將對他本人意味著什麼。他在 11 月 10 日宣佈開會時說，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農業和 1979 年至 1980 年的國家發展計劃，還要繼續討論國務院四化建設務虛會的內容。他的會議計劃，與鄧小平一年前在廣東軍隊會議上倡議的完全一致：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個現代化。但是會議開始兩天之後，華國鋒的會議計劃卻被更廣泛的政治討論打亂了。華國鋒和鄧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氣氛會發生如此徹底而迅速的改變。鄧小平在幾周前就為會議準備好了講話提綱，並安排胡喬木和于光遠幫他作了充實。[7-38] 但是 11 月 14 日他訪問東南亞歸來後，聽說北京的氣氛已變，又讓他的筆桿子為他寫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講話稿。[7-39]葉帥很快意識到環境的變化已經大大削弱了對華國鋒的支持度。11 月 11 日，他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關鍵的戲劇性一幕發生在 11 月 11 日到 25 日之間。當鄧小平 15 日開始參加工作會議時，會議的焦點已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一些黨內老領導後來評價說，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7-40]參加這次工作會議的共有 210 名中共最高層幹部。與會者中有很多黨政軍大員，包括中央各分支機搆的負責人、各省級單位黨委的兩名最高領導和一些退居二線的德高望重的老幹部，還包括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員。華國鋒在致開幕詞時宣佈，會議原計劃開 20 天，但也許要開得更長一些。最後，會議一直開了 36 天。與會者們把自己關在從中南海步行即可到達的京西賓館，因此討論在晚上、週末和正式會議之外都可以繼續進行。[7-41] 會議的形式棗包括全體大會和分組會棗以及把與會者關在賓館中的做法，都與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規定和方式一樣，但是在上次會議的 20 個月之後，政治氣氛已全然不同。這種會議的形式便於所有與會者參與。除了四次全體會議之外，與會人員按地區分為六個組（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組的與會者都要發表自己的意見，每天會有一份各組的會議簡報分發給全體與會者。當某一分組要把它的觀點寫入報告時，成員以舉手表決方式作出決定。[7-42]鄧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樣，沒有參加分組會，但他每天都密切關注著會議的報告。[7-43]華國鋒在會議開始時就意識到，很多與會者不滿於「兩個凡是」和對 1976 年「四五」運動示威者的嚴厲批判，不滿於他不願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平反。[7-44]「四五」事件是個特別棘手的問題，華國鋒已經作出的調整仍不足以使眾多參會者滿意棗他早在 1977 年 3 月的上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承認，4 月 5 日去天安門廣場的大多數人都是為了悼念周恩來，然而，這次示威仍被貼著「反革命事件」的標籤。1978 年 11 月的大多數與會者對這種不公正的做法感到氣憤。[7-45]儘管華國鋒再次表示，鄧小平沒有參與「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幹部認為，正是由於這個事件，鄧小平才被再次打倒並為華國鋒所取代。因此對該事件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鄧小平的評價，很多人堅持要對它重新評價，把它定性為一場「革命運動」。[7-46]華國鋒在最初的講話中著重於四個現代化，希望以此迴避政治分歧，只討論已經達成高度共識的經濟問題。華國鋒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是精心準備的，為安撫他的批評者作了相當大的讓步。他完全不提「兩個凡是」。在說明了會議日程之後，他明確表示準備接受外國的貸款、技術和商品，將其作為經濟計劃的一部分，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不曾准許的。他沒有直接否定政治運動，但是他說，他曾慎重考慮過是否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對全社會進行動員的運動，但最後認為這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還不如用來解決國家面臨的緊迫問題。華國鋒還對與會者表示，他曾經指示在批判大會上不應當遊街。[7-47]很多希望推進改革、加快老幹部復出的與會者也承認，儘管華國鋒沒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階級鬥爭，但他為結束這些運動裏最惡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也很難不贊同華國鋒講話的主調。在 11 月 13 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當紀登奎副總理就農業問題發言時，華國鋒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大多數與會者都曾有過負責農村基層工作的經歷，親眼見證過大躍進後的饑荒。雖然中共是依靠農民的支持才得以上台執政，但與會者深知由於政策失誤，造成了數千萬農民被餓死，嚴重的糧食短缺仍在繼續，寶貴的外匯需要用來進口糧食。參加會議的領導人面對忍饑挨餓的農民和六神無主的基層幹部，不得不處理這些災難造成的後果。儘管中共把犯下這些令人痛心的錯誤的主要原因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它仍難以免除施行這些惡劣決策的責任。幹部們越來越願意私下說出當時還不便公開講的話：毛澤東要承擔部分責任。[7-48]在這種背景下，紀登奎的講話讓與會者感到農業政策的制定又恢復了誠實坦率的作風。他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那種浮誇吹牛、盲目樂觀、空話連篇的語言，坦率而全面地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承認，國家的農業政策變化太快，難以預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況。與會者知道黨必須解決仍然存在的糧食短缺問題，紀登奎提議，為了解決農業問題，要增加農業投資，改善種子和化肥供應，將農民可用的貸款數量翻一番，把糧食收購價提高 30%。[7-49]但是，紀登奎的開放態度和華國鋒的安撫姿態，卻不足以平復對華國鋒的不滿。很多與會者認為，華國鋒已不再能提供黨所需要的最高領導。例如，會議開始後不久，中南組的與會者就一致宣佈，他們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7-50] 11 月 11 日，即會議的第二天和分組討論的第一天，很多與會者就群起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進一步開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們要求為那些已故的備受尊敬的幹部正名，並讓自己過去的同事恢復工作。11 月 11 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幹部，陳再道、李昌和呂正操，在他們的小組中發言，要求為更多的人平反。這一天結束時氣氛變得十分緊張。葉帥在當天勸告華國鋒說，要麼接受已經變化的政治情緒，要麼做好被人拋在後面的準備。[7-51]華國鋒很清楚自己別無選擇。包括他在內的所有與會者都知道，赫魯曉夫在 1964 年是如何被布列茲尼夫等人領導的政變趕出了領導層。11 月 12 日又有九人在分組會上發言，要求為華國鋒和汪東興此前拒絕糾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響的人是陳雲。有的會議紀錄錯誤地認為，是他那篇由胡喬木潤色的講話改變了會議的氣氛，其實在他講話之前氣氛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在小組討論裏提出了這一點。不過，陳雲的發言利用人事紀錄，確實提供了全新而詳盡的材料。陳雲做人事工作幾乎可以追溯到 40 年以前，這使他的發言更有份量。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否定了華國鋒把經濟問題作為重點的做法。他反駁說，為了調動幹部的熱情做好經濟工作，黨的當務之急是處理好懸而未決的政治分歧。具體而言，受到錯誤批判的五類人，必須還他們以清白：（ 1） 以薄一波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鬥的 61 人「叛徒集團」；[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