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鄧小平時代-9

得太過火。唐聞生把江青的講話稿交給毛澤東過目時，他說這個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沒有允許它發表。他還讓江青以後少說話。[4-62]很多高級幹部猜測毛對不斷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繼續為老幹部平反已經有所不滿，但評《水滸傳》的運動當時還是平息了下來。在這期間，周恩來也感到了評《水滸傳》運動的壓力，1975 年 9 月 20 日他進手術室之前把自己關在醫院一個小房間裏，仔細閱讀了有關 1931 年他從事地下工作時一樁案子（「伍豪事件」）的錄音記錄稿，該案稱他涉嫌向國民黨送情報。[4-63]他在進手術室之前對妻子鄧穎超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鄧穎超把他的話告訴了汪東興，請他轉告毛澤東。[4-64]看來周恩來就像毛澤東一樣，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也很擔心自己在黨內的名聲。關於清華大學的衝突：1975 年秋1975 年 7 月 23 日動過眼部手術後，毛澤東開始閱讀以前無法閱讀的文件。他越看越覺得鄧小平走得太快，已經超出了恢復安定團結的範圍。[4-65] 10 月份毛澤東開始關注清華大學，他早在 1969 年就把「六廠兩校」棗兩校是指清華和北大棗樹為全國的樣板，因此心裏一直想著該校。文革早期曾經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人在 1975 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鄧小平的批評，毛一直忍著沒有發作。但是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事情上走得太遠了。[4-66]鄧小平這一代政治領袖中沒有人上過大學，但是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和他那個時代另一些聰明的共產黨人，如周恩來、葉劍英、胡耀邦和趙紫陽，本能地願意與知識分子相處，深信他們的幫助對現代化事業至關重要。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領域的成功整頓使他對維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 1975 年末開始嘗試虎口拔牙：把整頓工作推向清華大學，儘管他知道毛澤東對那裏有著特殊的關心。1975 年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包括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都是文革初期作為「工人宣傳隊」成員來到清華的造反派。遲群原是軍人，當過負責保衛中南海的 8341 部隊（「中央警衛團」）的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在 1968 年被汪東興派到清華大學。這個鐵桿的造反派後來當上了大學黨委書記。他在清華的戰友謝靜宜從 1958 年到 1968 年擔任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毛一直用通常稱呼晚輩的方式叫她「小謝」。「小謝」後來被提拔為北京市委副書記兼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遲群和謝靜宜雖然有激進派的支持，但清華大學的知識分子都把他們視為難以忍受的意識形態狂。鄧小平在 1975 年 8 月擴大整頓範圍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看到了希望。他過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團中的部下，在校內一些知識分子的鼓動之下，他於 8 月份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揭發遲群過著墮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毒化校園氣氛。劉冰在信中說，遲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見外人，工作不負責任；他經常酗酒，發脾氣，辱駡別人，有時還大發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關係上也很不檢點。劉冰向胡耀邦請教有什麼適當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給毛澤東，胡耀邦建議他先把信交給鄧小平。鄧小平馬上就大膽地把信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既沒有答覆劉冰，也沒對鄧小平說什麼。可是遲群知道了這封信。他立刻召開黨委會，批判「清華的黨委內部支持修正主義路線的人」，即劉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後劉冰又寫了一封信，把矛頭也指向謝靜宜。他說，身為黨委書記的遲群在謝靜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內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和教育部長周榮鑫的指示（周榮鑫宣佈學生不必再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從事勞動，要減少低學歷的工農學生的數量，把重點放在培養科技專家上）。李鑫等人勸鄧小平不要轉交劉冰的第二封信，因為毛澤東對兩間樣板學校十分敏感，然而鄧小平不為所動，還是把信轉給了毛澤東。[4-67]10 月 19 日，毛澤東把李先念和汪東興等人叫去開會，卻沒有叫鄧小平。主席對他們說，劉冰「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小謝在 1968 年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毛澤東問，劉冰為何不把信直接交給他，還要讓鄧小平轉交？他讓他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劉冰的當」。[4-68] 根據毛的指示，鄧小平在 10月 23 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傳達給了清華大學黨委。也就是在這時，毛澤東注意到了〈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十年規劃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這個提綱引用毛的話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看過之後說，他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他說，這樣說等於把科學技術看得和階級鬥爭一樣重要，他不能接受這種觀點。在毛看來「階級鬥爭是綱」。鄧小平被毛澤東叫去訓了一頓後，讓負責起草文件的胡喬木去查找出處。胡喬木經核對後發現毛澤東是對的棗他從未說過那樣的話。胡喬木僅僅是從毛的著作中偶爾看到了一個類似的觀點，他作為編輯稍稍改動了一下措辭。[4-69]毛澤東允許鄧小平糾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壞，但他仍抱著遮羞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現在鄧小平卻向這塊遮羞布動手了。假如毛澤東仍在世時鄧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擊他在清華大學的寵兒，那麼毛去世之後，說不定他還能幹出什麼事來。毛澤東的新聯絡員毛遠新：1975 年 10 月-1976 年 4 月毛澤東對鄧小平不尊重其意見的疑心日益增長，同時他對自己的聯絡員「兩位小姐」（唐聞生和他的遠親王海容）的懷疑也有增無減。她們正在變得過於親近鄧小平。[4-70] 毛說，她們就像「沉船上的耗子」。[4-71]毛澤東已屆風燭殘年，鄧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們忠實於他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確實，即使在失寵於毛澤東之後，鄧小平仍然不時與她們見面。[4-72]由於 1972 年尼克遜訪華時唐聞生發揮過關鍵作用，因此當朱麗?尼克遜（Julie Nixon）和大衛?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在 1976 年元月 1 日至 2 日訪華時，毛澤東仍讓唐聞生擔任翻譯。[4-73]但這也是她最後一次給毛澤東做翻譯。幾周之前毛澤東已經開始依靠另一個聯絡員棗他的侄子毛遠新（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毛遠新成為毛澤東的聯絡員時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富有經驗的幹部，熱衷於執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親成為烈士的地方）參加 1975 年 9 月 30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 20 周年慶典的途中，於 9 月 27 日在毛澤東的北京住所暫住。像往常一樣，他向伯父詳細彙報了東北的情況。他說那裏有兩派意見，一些人認為文革是七分成績，也有人認為文革是七分失敗。他說，否定文革的聲音甚至比 1972 年林彪死後周總理批極左的調門更高。參加了新疆的慶典後，毛遠新回東北花一周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然後便到北京當上了伯父的專職聯絡員。毛遠新對伯父心存敬畏，與之有相同的激進觀點。作為一名有經驗的幹部和毛澤東的侄子，他的聯絡員角色要比「兩位小姐」權威得多。在毛澤東部署幾乎每天開展的批鄧運動時，他也比她們發揮了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一些擁護鄧小平的人後來說，是毛遠新使毛澤東對鄧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讓毛澤東注意到鄧小平在毛已經批准的文件下發前對其所作的一些改動。其實毛澤東在毛遠新到來之前就已經對鄧小平起了疑心。[4-74]還有一些幹部確信，毛遠新在傳達毛的指示時塞進了他自己的一些觀點。不論是否如鄧的擁護者所說，是毛遠新將毛鄧之間的問題升級，毛遠新確實抱持激進觀點。1974 年底他在遼寧時就與遲群有過一段合作，兩人一起推廣「朝陽經驗」，目的是向學校提供適合培養農村幹部需要的教材，以此進行思想政治教育。[4-75]因此，毛遠新本人也同意遲群認為思想教育在清華大學很重要的觀點；他像遲群一樣，反對劉冰、鄧小平和周榮鑫重視學術質量的新做法。毛澤東發動批鄧：1975 年 11 月鄧小平意識到了毛澤東對他的工作日益不滿，於是在 10 月 31 日請求與毛澤東見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見了他，批評他支持劉冰。[4-76]但是毛澤東也給了他一些安慰。鄧小平請求毛澤東對過去幾個月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作一個評價，毛說「對」。這等於承認了整頓的成績。[4-77]毛澤東在過去兩三個月與江青的幾次見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鄧小平，因此鄧小平雖然明知有一定風險，仍對毛的繼續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與願違，他高估了自己在未來幾周內能從毛那裏得到的支持。毛遠新第二天見到毛澤東時，向他的伯父彙報說，鄧小平很少談文革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也幾乎不曾稱讚以周恩來作為主要對象的批林批孔運動。毛遠新說，鄧小平幾乎不提階級鬥爭，只抓生產。最後，也是最令毛澤東擔心的，他對伯父說，鄧小平有恢復文革前的體制的危險。[4-78]毛澤東與侄子這次見面後，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的緊張迅速加劇。鄧小平數次試圖單獨面見毛澤東「向他請示」，但是在 11 月 1 日見面之後，毛澤東總是拒絕見他。如果鄧小平只在私下裏對他說擁護文革，那麼在毛去世之後鄧小平可以否認自己說過的話。看過相關文件的黨史專家相信，毛澤東想讓鄧小平擁護文革的話被別人聽到，或是寫成白紙黑字，這樣鄧就無法公開否定文革了。例如，當毛澤東在 11 月 2日與毛遠新見面時，他讓毛遠新當天去見鄧小平，在另外兩個幹部在場的情況下把他的意見轉告給鄧小平。雖然鄧榕沒有記下日期，但她講述了父親在家裏與毛遠新的一次會面，此事很可能就是發生在那個晚上。[4-79]她寫道，一天晚上，毛遠新奉毛澤東之命來到她家與鄧小平談話。她不清楚他們關起門來單獨說了些什麼，但她敢說毛遠新是「來者不善」，父親則是「絕對不會動搖」。據她判斷，「父親和毛遠新這次談話並不愉快。毛遠新走的時候，父親沒有送客」。[4-80]據說，毛遠新剛擔任聯絡員時，對鄧小平等黨內老幹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當他講話時有毛澤東在背後全力為他撐腰，他便底氣很足。不難想像，鄧小平為自己取得的很多個人成就而自豪，他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不願意肯定文革，對於這個年齡小他一半的人對自己說三道四自然不會有好感。毛澤東指定了另外兩個人棗汪東興和陳錫聯棗在第二天跟毛遠新和鄧小平一起開會，他們對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樣的觀點。鄧小平知道毛遠新會向主席彙報，但他並沒有動搖。他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按你﹝毛遠新﹞的描述，是中央整個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鄧小平知道自己會觸犯毛澤東，於是又加了一句，說他願意再作檢討。[4-81]這次見面之後，毛遠新當天就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沒有順從地接受批評。毛澤東對侄子說，馬上再開一個八人會議，原來的四個人（鄧小平、毛遠新、汪東興和陳錫聯），再加上張春橋（「四人幫」成員之一）和三名副總理棗李先念、紀登奎和華國鋒，他們都是文革期間維持著經濟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說：「不怕吵，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此前毛澤東曾說過文革是九分成績，但他在準備這次會議時作一點讓步：鄧小平和其他幹部必須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績，「﹝政治局會議﹞一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急」。[4-82]第二天，即 11 月 4 日，這個八人小組便召開會議，毛遠新當晚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的結果。毛遠新要求鄧小平同意文革是成績為主，擁護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卻不願向毛的侄子直接作出回答。毛澤東顯然對這種反應感到失望，不過他對侄子說，讓他們批評鄧小平不是為了撤他的職，而是要幫他糾正錯誤。毛還告訴侄子，要提醒「四人幫」成員之一的張春橋，這些談話的內容一個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4-83]因為她總是在伺機公開批鄧。毛遠新給伯父彙報完以後，毛澤東指示八個人繼續開會，他們也遵旨照辦。毛遠新在 11 月 7 日又向伯父彙報說，讓鄧小平作出讓步的事毫無進展。毛澤東接下來採取的策略是逐漸增加開會的人數，使壓力層層加碼，直到鄧小平明確表示擁護文革。因而，他指示毛遠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內的全部 17 名成員開會。政治局成員要點名批評文化和科技部門那些支持鄧小平的人：胡喬木、胡耀邦、李昌和周榮鑫。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打擊這些得到鄧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鄧小平施加更大壓力的手段，因為他知道自己拒不讓步會給他的同道帶來大麻煩。如前所說，教育部長周榮鑫曾任浙江大學校長，長期擔任周恩來和陳雲的助手，他一直大膽直言要通過提高教育水平促進現代化，甚至提出要減少思想教育的作用。[4-84] 因此，在 11 月 8日進一步批鄧時，分管教育的張春橋對周榮鑫說，他必須就鼓勵學生只管學習、忽視政治鬥爭的行為作出檢討。在政治局開會批評鄧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時，鄧小平的擁護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觀點也受到了公開譴責。當時鄧小平還沒有被公開點名，但是在 11 月 13 日，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前幾次會上不作回答很不滿意，於是給政治局下達書面指示，要他們對鄧小平進行「幫助」。兩天以後，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毛澤東的批評的嚴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對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給毛澤東寫信，建議讓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領導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澤東當晚就作出了答覆，他說，還是要由鄧小平繼續主持會議。他沒有再讓王洪文恢復以前的工作，兩個月以後他任命華國鋒擔任了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工作。11 月 16 日和 17 日，政治局再次開會批評鄧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領域的主要擁護者。像周恩來一樣，鄧小平無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開了批判自己的會議。毛遠新作了關鍵發言，他批評鄧小平不執行毛主席關於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指示，沒有遵循毛澤東的教育方針。當時也被允許到會的江青及其激進派盟友加入了批鄧的合唱。鄧小平除了作為會議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兩語以外，幾乎一言不發。他讓批他的人說完後，把同樣受到批評的人棗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和劉冰棗也叫到會上來，讓他們說明自己的立場。[4-85]但是，當會議結束要進行總結發言時，鄧小平卻推辭了，他說自己聽力不好。批鄧的進程在 11 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級，於 11 月 20 日達到了頂點，這時的討論已經轉向對文革的全面評價。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再次主持會議。鄧小平很少徵求別人的意見，但是在召開這次會議前的幾天，面對不斷的壓力，他去徵求了周恩來、葉劍英和陳雲的意見。他要力爭以毛澤東最不會反對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紀登奎的建議說自己在文革期間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4-86]毛澤東本人在幾周前提到過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這句隱喻。然而鄧小平這種自作聰明的迴避術並不能讓毛澤東滿意，他要的是對文革的明確肯定。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走進了僵局。四十多年來，鄧小平對毛澤東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歡聽什麼他就說什麼。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對象，自己的長子跳樓致殘，他對文革無疑抱有強烈的反感，但是長久以來他一直把個人感情與國家大事分開，無怨無悔地聽從毛的命令。那麼，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圖，為何現在非要拒不服從呢？鄧小平知道，毛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操控大局於股掌，事實上他已經來日無多。但是，答案還要從鄧小平對中國未來需要的評估中找。薄一波後來說，如果鄧小平肯定文革，他就無法進行整頓，無法做到「實事求是」，也無法實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們的思想。[4-87]他會留下擁護過去錯誤政策的紀錄，使他無法去做他認為推動國家前進必須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職的造反派也會捲土重來，使他的工作變得更加艱難，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假如他能在毛澤東死後獲得一定的統治權，他需要與階級鬥爭劃清界線，繼續他的整頓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視文革為一場災難的人與他充分合作。如果鄧小平聽從周恩來或陳雲的勸告，他就要屈服於毛的壓力，這也許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鄧小平沒有屈服。據鄧榕回憶，當父親在年初開始大力進行整頓時，他已經估計到有可能挨批和丟官，他已經作好了精神準備。[4-88]儘管鄧小平在當時處境艱難，前途未卜，但到 1977 年重新上台時，他在 1975 年與毛澤東劃清界線、拒不讓步的做法卻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毛鄧兩人都劃出了自己的底線，但是在準備 11 月 24 日政治局的「打招呼會」時，他們的行動仍然有所節制。毛澤東很清楚在鄧小平領導下 1975 年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他本人也贊成鄧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復安定的能力上，沒有人能比得上鄧小平，況且他也沒有替換鄧小平的更好人選。此外，福特總統（Gerald Ford）就要在 12月 1 日至 5 日訪華，周恩來重病在身，鄧小平上個月還與基辛格一起為福特的訪華作準備，毛澤東不知道還有哪個熟悉外交的領導人能夠在美國支持臺灣、拖延承認中國、與蘇聯搞緩和這些敏感問題上巧妙而強而有力地表達中方的觀點。在 12 月初與福特的第一次會談中，鄧小平借用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比喻美國對蘇聯讓步太多的危險。他說，魏王曹操打了勝仗之後，大將軍呂布願意為他效勞，可是曹操疑心呂布不忠，說他「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4-89]換言之，滿足蘇聯的要求從長遠看是沒有用的，因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滿足，它還是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毛澤東在會見福特時說，中國論武器裝備打不過蘇聯，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說到罵人，這種本事我們倒是有一點」。[4-90]為了向鄧小平施壓，毛讓江青及其激進派盟友充分施展了「這種本事」。鄧小平知道毛澤東仍然掌握著決定他命運的大權，他必須與那些仍然敬仰毛澤東的幹部共事，儘管文革造成了許多錯誤。由毛澤東準備講稿、仍由鄧小平主持的定於 11 月 24 日召開的會議，是要提醒老幹部牢記黨的正確路線。鄧小平在會議召開的三天前給毛澤東寫信，就如何主持這次會提出了具體建議。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議。毛還指示說，也要請一些中青年幹部，他們也要對路線方針有正確的理解。但是毛鄧兩人都知道，大多數「中青年幹部」都是過去的造反派，他們在會上會對鄧小平施展「罵人的本事」。但是毛澤東隨後又改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說，不必急著給中青年幹部打招呼，這可以等到以後的會議再做。[4-91]此時毛澤東仍然不想開足馬力批鄧。11 月 24 日的「打招呼會」有 130 多名高級幹部參加，聽取毛澤東關於如何「避免犯新的錯誤」的指示，也就是說，如何終止對鄧小平的施政路線的追隨。根據毛澤東對會議的指示，鄧小平大聲宣讀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評劉冰想搞掉遲群和謝靜宜，他說，劉冰的信其實是沖著支持遲群和謝靜宜的我來的。他沒有點鄧小平的名，但是劉冰的信是由鄧小平轉給毛澤東的，因此開會的人顯然知道這是在批鄧小平。會議要求鄧小平對毛的信作出答覆，鄧小平想找一條脫身之計，既不肯定文革，又服從毛的指示。他說：主席希望幹部對文革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主席說，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黨的基本路線。[4-92]事實上他只承認了毛主席說的話就是黨的政策，但並沒有說自己同意這些話。〈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批准後，於 11 月 26 日下發給了全國高層黨政軍幹部。文件雖然沒有點鄧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煩。[4-93]擴大批鄧：1975 年 12 月-1976 年 1 月 8 日11 月 26 日下發了 24 日會議的講話要點之後，政治局又在兩個月內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這是指他允許太多的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毛澤東繼續讓鄧小平主持以他作為主要批判對象的會議。鄧小平在會上除了宣佈「開會」、「散會」外，就靜靜地坐在那裏聽憑江青及其激進派大肆攻擊他和他的政策。《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等媒體隨即也展開了批判。在這場批判中，堅定擁護鄧小平的「四大金剛」（胡耀邦、萬里、周榮鑫和張愛萍）都因為支持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受到批評。國務院政研室以及在那裏工作的老幹部，包括胡喬木、鄧力群和于光遠，也因他們支持鄧小平這一錯誤在批判會上挨了批。[4-94]12 月 18 日，毛遠新把批評鄧小平、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材料交給他的伯父，這是 10 月份以來他在遼寧省委、上海市委和清華、北大的幫助下搜集整理的，激進派在這些地方有著雄厚的基礎。毛遠新還附上一份說明，請求允許下發這些材料，毛澤東立刻同意了這一請求。[4-95] 兩天以後，這些材料下發給了黨內和軍隊的高層幹部。[4-96]鄧小平在同一天簡短地作了一個沒有書面紀錄的「口頭檢討」。[4-97] 他說，他在 1975 年初恢復工作時，一些工業部門的生產停滯不前，派性嚴重。為了解決派性問題，他首先抓了鐵路，使問題很快得到解決。然後又以同樣方式抓了鋼鐵工業，使生產有了增長。他說，自己的失誤不是因為文革期間有八年沒做工作，而是由於他對文革的態度。他的檢討，正如他女兒所說，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政策作辯護，他仍然認為這些政策是正確的。[4-98]鄧小平希望緩和與毛澤東的關係，在 12 月 21 日給他寫了一封信，並且附上自己口頭檢討的紀錄，他說，這只是個初步的檢討，希望能夠得到主席的教誨。不出意料，毛澤東認為他的「檢討」太敷衍。他沒有作出答覆，而是擴大了批鄧運動。[4-99] 1976 年元旦一過，汪東興就讓鄧小平看由毛澤東批准的元旦社論。這篇社論說，抓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在等待什麼，他立刻動筆又寫下一份書面檢討，於 1976 年 1 月 3 日交了上去。他在書面檢討中重複了 12 月 20 日的話，僅僅補充說，自己有時不徵得主席的同意就宣佈政策。在後來受到江青等激進派批判的會議上，鄧小平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寧肯受罰也不說中國要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周恩來在鄧小平交出檢討五天後去世，鄧小平很快就被華國鋒所取代。會見基辛格和福特總統的插曲在這期間，鄧小平曾被批准暫時從受批判當中脫身，因為他要跟基辛格、後來又跟福特總統談判。為了給福特總統訪華作準備，10 月 20 日至 22 日，鄧小平與基辛格舉行了三天漫長的會談，就國際局勢交換意見。鄧小平幾乎沒有讓基辛格說開場白，就逼著他在關鍵問題上表態：你們賣多少糧食給蘇聯？你們給了蘇聯多少美國現代設備和技術？你們如何評價赫爾辛基會議（美國在這次會議上力促西歐與共產黨陣營搞緩和）？鄧小平然後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對希特拉（Adolf Hitler）採取綏靖政策的經驗教訓：由於英法兩國向希特拉最初的侵略示弱，導致了希特拉進攻西方。他奉勸說，為了阻止威脅，必須作出強硬反應，而現在美國卻在示弱。他說，蘇聯現要比美國和西歐加在一起更強大。蘇聯有兩個弱點：它缺少糧食和技術，而美國在這兩方面施以援手，幫它克服自己的弱點，這只會增加蘇聯攻擊的危險。[4-100]周恩來曾被指責為投降派，而當這次會談彙報給毛澤東時，他很難找到以同樣的眼光看待鄧小平的證據。在與基辛格就全球問題舉行的漫長會談中，鄧小平不斷重提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形成的威脅。他在整個會談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壓，讓美國對蘇聯的威脅作出更強硬的反應，基辛格則試圖解釋美國在對付蘇聯的威脅上已經做了不少事。鄧小平儘管咄咄逼人，但並沒有超出外交禮節的範圍。基辛格會見毛澤東時有鄧小平作陪。毛澤東像鄧小平一樣，也很重視美國不對蘇聯的挑戰作出適當回應的問題。基辛格在與鄧小平和毛澤東會談後寫給福特總統的報告中說，在訪華期間的會談中，暗含著一些可能讓美中關係降溫的麻煩，這跟中方感到美國面對蘇聯攻勢的退縮態度有關。基辛格認為，中方對美國的反應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對抗蘇聯。[4-101]即使在漫長的會談中也能始終對會談內容保持高度專注，這正是鄧小平面對壓力時堅毅剛強的性格的一種體現。無論基辛格還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當時正承受著來自毛澤東的沉重政治壓力。事實上，基辛格從會談的情況斷定，由於毛澤東病得不輕，無法過問具體的或持續性的工作，現在「鄧小平是關鍵人物」。[4-102]11 月 4 日，即鄧小平第一次在八人會議上挨批的當天，外交部長喬冠華召見美國駐京辦事處主任喬治?布殊，建議美方把福特總統的訪華行程推遲到 12 月份，但是美國要求訪問如期進行。中國在 11 月 13 日同意了原定的訪華日程。鄧小平是福特總統的主要東道主，在 130 多名高官參與的會議上受到批評一周後，他去機場迎接了福特的到來。鄧小平舉行了一次歡迎宴會、一次告別午宴，舉行了三次漫長的會談，並且陪同毛澤東會見了福特。中方官員對福特的來訪並沒有太多期待。他們認為，面對蘇聯的壓力，尼克遜是個足智多謀的可靠領導人，而福特則軟弱得多，且剛上任，還沒完全從水門事件中恢復過來。尼克遜曾承諾在 1976 年與中國恢復正常邦交，他們在訪問前就知道福特不會把關係正常化的計劃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務上不像尼克遜那樣老練。鄧小平在第一輪漫長的會談中確實又向美國施壓，要求其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行動，他當時對福特說：「我不想冒犯閣下，不過在跟蘇聯打交道方面，我們也許比你們的經驗更多一些。」[4-103]就像六周之前他跟基辛格會談時一樣，他把他對蘇聯的看法又強調了一遍。他說，中國已經作好了單獨對抗蘇聯的準備，儘管中國很窮，缺少技術，但中國準備「挖地道」，「用小米」養活它的軍隊。鄧小平雖然不滿於美國向蘇聯示弱，但他並沒有表示中國要增加自己的軍費。不過毛澤東和鄧小平對福特總統的態度要比六周以前他們接待基辛格時客氣得多。鄧小平對福特說：「我們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們的看法有分歧，有時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麼。」除了在蘇聯問題上向美國施壓外，鄧小平還以其迷人且好辯的個性，敦促美國重視中美兩國的國家關係、貿易、文化交流和美國的對台政策。[4-104]鄧小平還發現，福特總統對國際事務的瞭解比他以為的要多得多，其反蘇態度也比他預料的要強硬得多。一周以後他對喬治?布殊說，他與福特會談的成果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4-105]福特回國後，批鄧的會議也隨即恢復，但是美方一直無人覺察鄧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訪華一周後，當鄧小平為已經結束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國的喬治?布殊舉行告別午宴時，布殊把這次午宴描述為「氣氛輕鬆愉快」。[4-106]毛澤東於 1975 年 12 月 2 日會見了福特總統，這是鄧小平最後一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毛。鄧小平被允許在 1 月 1 日會見尼克遜的女兒朱麗?尼克遜及其丈夫大衛?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次日又接見了由瑪嘉烈?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4-107] 這也是鄧小平在 1977 年復出之前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幾天後周恩來去世。再次打入冷宮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 10 月 25 日向政治局傳達了毛對鄧小平的批評後，黨建、科技和文教領域的前進步伐立刻停頓下來。下級單位沒有立刻獲悉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但是幾周之後他們都感到，他們想讓上面同意作出一些改變的努力受到了阻礙。鄧小平在 1976 年 1 月便無力再為他們提供支持了。從 1975 年 5 月到 10 月，鄧小平著眼於未來為黨建、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長期進步打基礎的工作雖然被凍結，但並沒有死亡。1975 年在他領導下制定的經濟計劃，仍然是 1976 年年度計劃和 1976 年至 1980 年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基礎。「四人幫」印發了「三株大毒草」並發動批判運動，讀過的人雖然不能公開讚揚，但它們在 1977 年卻變為三朵「香花」，成了未來幾年政治綱領的基礎。例如，成立獨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計劃在 1975 年被終止，但在1977 年得到了落實。政研室在 1975 年底變得死氣沉沉，可是它的很多研究人員在為 1978 年的三中全會和後來的改革撰寫文件中發揮了作用。批鄧運動在軍隊中從未形成氣候。除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外，「四人幫」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在軍隊，最明顯的影響是批鄧放緩了讓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回來工作的進程，軍事院校恢復教學的工作也被推遲。但是 1977 年老幹部又開始返回軍隊，軍事院校也重新開課。[4-108]鄧小平的下台在短期內對高等教育造成了顯著影響。提高教育水平和減少政治思想教育的計劃被中止，重建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也失去了動力。得到允許的文藝活動的範圍大為縮小。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又被潑了一頭冷水。在政治領域，為黨的高級幹部平反的工作也放慢下來。鄧小平一些最親近的擁護者受到批判並被撤職，特別是胡耀邦和胡喬木。他們手下的幹部也丟了官職。1975 年毛澤東是有意願轉向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的，但鄧小平的動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手中仍握有大權，他能收緊韁繩，能撤掉鄧小平或讓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經沒有精力或勢力去控制他手下幹部的思想了。從短期看，鄧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 1975 年底對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認錯，使他在 1977 年復出時擁有了一個十分牢固的起點。那時候，他將解凍他在 1975 年建立並推進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計劃。[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202-203；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5。[4-2]SWDXP-2, pp. 24-26.[4-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37-540。[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08。[4-5]有關政研室的這一節的材料來自作者與政研室資深成員于光遠、政研室理論組黨組書記朱佳木的交談。另參見于光遠：《我憶鄧小平》。胡喬木的生平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4-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13。[4-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04-208。[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12-213。[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5 年 7 月 13、18 日，8 月 8 日，頁 69 腳註；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13-215。[4-10]這些會議分別召開於 1975 年 6 月 29 日，7 月 23 日，8 月 26 日，9 月 13、19、25、26日，10 月 10、14、24 日，11 月 10、15 日和 1976 年 1 月 17 日。[4-1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33-272；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324-339.[4-1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41-243。[4-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9 月 20 日，頁 102。[4-14]SWDXP-2, pp. 41-44.[4-15]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65-266。[4-16]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52-256。[4-17]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2 月 25 日，頁 138。[4-1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42-243。對收入較高的地方作了一些讓步，允許它們有更多的支出。見頁 239-241。[4-1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53-357。[4-2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53。[4-2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53-357。[4-2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22-224。[4-2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67。[4-2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64-365。[4-2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66-367。[4-2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74-380；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頁 68-70。[4-2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71-374。[4-2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81-386。[4-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0。[4-3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0。[4-3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89-392。[4-3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0-392。[4-3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92-394；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 166-173；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頁 94-97。[4-3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26-232。[4-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75。[4-3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82-286。[4-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74-282、341。與江青的談話錄音，後經毛澤東作了一些修訂，收錄在 1975 年 11 月 15 日發表的談話中，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第 13 冊，頁 447-449。[4-3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43-346。[4-3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91-298。這封信的原文附於頁 295-296。[4-40]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講述過毛做眼科手術的背景，見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604-605.[4-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96-298。[4-4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29-339。[4-4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273。[4-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339-341。[4-4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1-473。[4-46]這是美國國家科學院代表團的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作者是代表團成員之一。[4-47]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電視台製作的大型電視片《鄧小平十章》（湖南電視台，2004），第 3 集，《破冰》。[4-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3-474。[4-4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7-478、495。[4-5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78-480。[4-5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80-482、488-490。[4-5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0-496。[4-53]中國問題專家 Merle Goldman 與該代表團一起參加會見，她友好地讓我看了會談紀錄。[4-5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8；SWDXP-2, pp. 45-47.[4-5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81-582。[4-5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9-502。[4-5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99-502、506。[4-58]對《水滸》事件更具體的描述見 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4-5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07-512；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8 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577-580。按後一著作，是蘆狄而非毛澤東挑起了這一討論並記下了毛的觀點，是姚文元和江青而不是毛澤東發動了公開的辯論。但至少毛澤東允許了公開辯論的發生，並且知道它的政治含義。[4-6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12-517。[4-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65。[4-62]關於評《水滸》運動的各種記載，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363-374; Merle Goldman, "The Media Campaign as a Weapon in Political Struggle: The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Water Margin Campaign," in Godwin C. Chu and Francis L.K. Hsu, eds.,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Hawaii, 1979), pp 191-202. 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g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p. 283-285.[4-63]Wenqian Gao,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New York:PublicAffairs, 2007), p. 166.[4-6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12-517。[4-65]2006 年 1 月作者從一位瞭解毛遠新觀點的幹部那裏得知這是毛遠新的看法。[4-66]對這場鬥爭的不同講述，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 1753-1755；DXPCR, pp. 350-351；Teiwes and Sun,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88-399; 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p. 471-473; Roderick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04-407;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60-563。[4-67]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406。[4-68]《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4。[4-69]《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4。[4-70]這一節內容依據的是 2006 年 1 月作者對一位瞭解毛遠新立場的幹部的採訪，以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2-1758；DXPCR, pp. 350-355;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Maoist Era, pp. 374-381, 399-410;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60-579；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