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8

[3-4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4、68。[3-43]DXPCR, pp. 298-299.[3-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8-69。[3-4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69-70。[3-4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0。[3-47]DXPCR, p. 299.[3-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0-71。[3-4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1、77。[3-5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3 月 22 日，頁 28-29；《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3-74。[3-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18 日-26 日，頁 36-37。[3-5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81-84。[3-5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29-445、465。[3-5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56。[3-5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76、82、126。[3-5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13-114。[3-5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25。[3-5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18-120。[3-5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26-133。[3-6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42-153。[3-6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25。[3-6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47-149。[3-6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50-152。[3-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1 日，頁 47-48。[3-6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9 日，頁 50-51。[3-6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3-166。[3-6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6。[3-6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9。[3-6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169-170。[3-7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3-465；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245-251, 274-282; Keith Forster,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Sharpe, 1990); 2007 年 10 月對紀登奎之子紀虎民的採訪。[3-7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5。[3-7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5-446。[3-7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46。[3-74]據程中原的採訪，見《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54。[3-75]據程中原的採訪，見《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65。[3-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18-26 日，頁 36-37。[3-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18 日，頁 35。[3-7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4 月 27 日。頁 38-39。[3-7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3 日，頁 40-41。[3-8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27 日、6 月 3 日，頁 49-50。[3-8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5 月 12 日-18 日，頁 42-46；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75 年 5 月 12-18日。[3-82]《中國日報》對希拉克的採訪，2004 年 8 月 23 日。第 4 章在毛澤東手下規劃未來：1975毛澤東在 1975 年指定鄧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黨的會議時，中共仍然處在文革的爭鬥所造成的混亂之中。鄧小平在黨內的新職務使他得以採取一些重要措施整頓全國的黨組織。在北京之外的第一步整頓工作是在省級層面進行的，三個月之後進一步推向縣和公社兩級。 [4-1]7 月 2 日葉帥寫信宣佈了由鄧小平主持黨內工作，兩天之後鄧小平便在很多省委領導參加的中央「讀書班」上做了講話，會議的重點是團結和整黨。鄧小平知道毛對他盯得很緊，因此他在會上大講毛主席的教導，至少是「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棗這是他為了配合自己當時的工作目標，從毛的教導中挑選出來、組合在一起的。鄧小平的目的有二，首先是讓毛澤東放心他會反修防修，其次是強調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為了加強黨的團結，鄧小平採用了毛在 1945 年抗戰結束時召開的中共七大上的做法。在那個鄧小平第一次參加的黨代會上，毛澤東強調必須把抗戰期間佔領山頭跟日本人打游擊的各個單位統一起來。鄧小平結合前一段時期的情況說，各自為戰的打游擊時期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山頭」思想，同樣，在文革期間自然也出現了派性。他總結道，現在我們黨要響應毛主席在七大上發出的團結號召，再次克服派性。 [4-2]不管什麼人，只要「沒有犯過罪」，願意配合整頓、放棄派性，都要給予善待，包括過去的激進派。鄧小平小心地避免觸動毛的敏感神經，同時大膽地、策略性地選拔善於治國而不是鬧革命的人。他沒有公然表示要清除黨內的左派或激進派，但他的確更強調對「宗派主義」（即拉幫結夥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義」（即右派）的人的批評。他說，要把領導權交給有十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幹部。雖然他沒有明確反對任命從紅衛兵中提拔上來的人，但這樣一來他就排除了 1965 年以後即文革期間發跡的人，當時這些人中間有部分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鄧小平還要求對那些未經適當資格審查就入黨的人重新進行審查。雖然未作具體說明，但他針對的也是 1966 年到 1975 年組織程序混亂時期新增的 1,600 萬黨員，而不是文革之前入黨的 1,800 萬黨員。 [4-3]因「不合格」而被清除出黨的基本上都是堅持派性不改的人。毛澤東沒有阻止鄧小平的做法，這意味著他承認當時國家需要更加穩定的領導班子。整黨的一項中心任務是讓文革期間由林彪派往地方的軍隊幹部退出對地方政府的領導。鄧小平在 1975 年 8 月 8日作出指示，除了少數例外，軍隊要退出所有地方職務。軍隊的很多人當時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而革委會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正規的政府機構。1975 年底很多軍人又回到了軍營。1975 年 5 月 5 日，毛澤東主持了他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後不久，鄧小平又去醫院看望了周恩來。鄧小平知道自己正觸及毛澤東十分關心的問題，他也知道，周恩來在跟情緒多變的毛澤東打交道方面要比他更有經驗。周恩來告誡鄧小平說，要謹慎行事，只抓具體問題，一步一步來，不要進行全面整頓。鄧小平雖然敬重周恩來，也知道毛澤東有可能不再給自己撐腰，但是他比周恩來更有魄力，他下決心進行全面整頓，攻克那些他認為搞四個現代化必須加以解決的老大難問題。[4-4]鄧小平當時還沒有談到改革，但是在構建後來能夠實施改革的中共體制的同時，他也開始思考未來改革的內容。為此他需要擴大自己的理論隊伍棗能夠幫他思考一些大問題的官僚體制之外的作家、理論家和戰略家。毛澤東讓鄧小平接過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權後不久，他徵得毛澤東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論人馬擴大為政治研究室這樣一個正式機構。該機構設在國務院下面，其實是由鄧小平親自領導，由過去就是這個智囊團首領的胡喬木繼續負責它的日常工作。政治研究室在正式擔任了第一副總理後的第二天，1975 年 1 月 6 日，鄧小平把胡喬木叫來，提議由他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人成立一個研究理論問題的寫作小組。 [4-5]鄧小平和胡喬木都深知毛澤東對理論問題的敏感，因此挑選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題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個世界」理論、蘇聯的性質、資本主義危機、批判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等。鄧小平從一開始就用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尋找那些毛澤東可以接受的理論觀點，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實施他認為有利於黨和國家的政策。1 月組成的小理論班子在 7 月擴充為政治研究室後，鄧小平開始研究一些他個人認為重要（毛澤東也不會反對）的問題，尤其是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政研室比美國白宮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負責執行以外，它們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核心內閣，是直接向鄧小平負責的一批獨立的顧問，可以幫他規劃總體戰略，起草政府公告。鄧小平對它的控制權大於對黨的官僚機構的控制權，因為後者過於龐大、多樣，無法成為他本人的工具。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員每兩周開一次例會。他們將工作分成三大塊：理論（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國內問題和國際關係。最初這個機構只有六名老資格的成員（胡喬木、吳冷西、李鑫、熊復、胡繩和于光遠），很快又增加了第七名成員（鄧力群，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即使在鼎盛時期，把助手都算在內，政研室也只有 41 名成員。有些成員也曾經是鄧小平「釣魚台寫作班子」的成員，1962 年至 1963 年九評蘇共的著名公開信就是他們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員都是黨內公認的老資格知識分子、有創見的戰略家和寫文章的高手。吳冷西、李鑫、熊復、胡繩和胡喬木具有在毛澤東手下領導宣傳工作的豐富經歷，而胡喬木像鄧力群和于光遠一樣同時還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廣博的知識儲備。在準備重要講話和文件時，鄧小平與政研室的人員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導，說明他們撰寫的草稿中應當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們的專長來確保講話稿和文件符合歷史紀錄，與毛主席過去的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保持一致。對於重要的講話和文件，鄧小平會親自看草稿，然後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對於特別重大的問題，文件在下發之前要交毛澤東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後鄧小平還會親自審閱，看看毛的觀點是否被準確寫進了稿子。 [4-6]雖然鄧小平與毛澤東有不同尋常的關係，但他和其他人一樣，也擔心善變的毛澤東會像在文革高潮時那樣，認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大發雷霆。雖然鄧小平掌握著全面負責黨內事務的權力，但毛澤東仍讓「四人幫」保留對宣傳工作的控制權，以防鄧小平偏離他的旨意。事實上，江青也有自己專門的寫作班子，他們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市委開會，總在伺機對鄧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進行批判。江青的宣傳工作難免與鄧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發生重疊。對於鄧小平來說，文化領域的整頓需要改變大方向，這就需要重新贏得因文革而疏遠的知識分子的人心，把他們安置在能為中國的現代化作貢獻的位子上。因此，1975 年政研室在加強科研機構、特別是中國科學院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4-7]江青和鄧小平爭奪最激烈的領域之一，是《毛澤東選集》最後一卷，即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它成了一個關於如何定義毛澤東思想的戰場。鄧小平把李鑫調到政研室，就是因為他作為康生過去的秘書，控制著毛澤東的很多文稿；李鑫來政研室工作，強化了《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應由鄧小平主管的理由。然而，儘管胡喬木、李鑫、吳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另一些人在為《毛選》第五卷準備材料，但他們在一個單獨的辦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個組織的保護。打算收進《毛選》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論十大關係〉成了爭執的焦點。這是完成企業集體化和國有化之後毛澤東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的一次講話，講話中的一些觀點鄧小平可以用來為自己在 1975 年推動的工作計劃提供依據。毛澤東說，中國在和平時期應當減少軍費和國防開支，把資源用於支持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國的領導人應當學習各國的長處。鄧小平請求毛澤東批准重新發表這篇講話。毛澤東看過打算重印的稿子後，建議作一些修改。鄧小平將修訂稿再次送呈毛澤東，並在附信中建議，鑒於這篇講話對當前國內和外交工作的意義，宜在《毛選》第五卷出版之前盡快發表。 [4-8]毛澤東再次退回稿子並作出批示說，應當把它送政治局討論。當然，「四人幫」反對重印這篇講話，毛澤東也從未同意將它公之於世。直到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後不久，這篇講話才在 1976 年 12 月 26 日重新發表。[4-9]鄧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後，政研室也於 1975 年 12 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 5 個月的時間裏，只開過 13 次全體工作人員會議。 [ 4-10]但是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它協助鄧小平為在 20 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進行的改革提前規劃了長期路線圖。它在恢復高等教育的準備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拓寬了文化活動的空間，促進了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1976 年，它因為對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製發揮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業二十條〉；（2）〈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3）〈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政研室在制定前兩份文件上起著主要作用，第三份文件則由它和鄧力群全部承擔。〈工業二十條〉鄧小平承擔起新的職責後，召集所有主要經濟部門的幹部開了一個會。從 6 月 16 日到 8 月 1 日，他們出席了討論經濟工作長期目標的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4-11]會議籌辦方國家計委制定的討論議程，迴避了在對五年計劃的討論過程中難免會產生的爭議，比如詳細規定資源來源、分配給各部門和各個項目的資源規模等。在務虛會之前，十年經濟規劃、五年計劃（1976 年-1980 年）和 1976 年年度計劃的制訂工作已經在進行，但是有關這些計劃的最後決定要取決於這次務虛會確定的長遠目標。這次國務院務虛會把工業作為討論的重心。在大躍進之後的恢復過程中，鄧小平曾在 1961 年牽頭起草了為工業系統的結構和目標提供整體框架的〈工業七十條〉。這次務虛會討論的也是類似的問題，前後各稿的條目數量不同，1975年的最後一稿共包含 20 條。由於統計系統和情況彙報在 1975 年仍處於混亂狀態，不同領域的與會者首先交流了有關經濟形勢的信息。務虛會的前兩周舉行的是全體會議，由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聽取各主要經濟部門的彙報。各部門的與會者從這些彙報中能夠瞭解到自身部門必須如何設置目標才能跟其他部門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從 7 月 2 日開始，谷牧將務虛會分成八個工作組，分別研究理論、組織和幾個要害部門的工作。月底又恢復了全體會議，將與會者的全部結論匯總為〈工業二十條〉。在 1975 年，幹部們對「四小龍」（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已有所耳聞，它們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取得了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但在當時公開讚揚資本主義仍屬禁忌，因為這將使中國多年來付出的犧牲的價值乃至中共是否應該繼續執政受到質疑。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仍然是為高層決策提供正當性的信條。但是，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的破壞之後，領導層想憑主觀意志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熱情基本上已經消失。大多數與會者認為，中國要想實現經濟增長，需要回到大躍進前的 1950 年代和大躍進後的 1960 年代初的恢復時期所採取的那種穩妥的計劃。與會者相信，由於人口龐大、土地短缺和資源限制，中國應當依靠計劃體制。人口少的國家也許能夠承受揮霍性消費帶來的益處，而不必在乎自由市場造成的浪費。黨的領導層認為中國則必須區分輕重緩急，控制對利潤的追求和浪費性的消費。此外，即使這種穩健的計劃也有可能受到毛的反對，因此與會者要以毛的名義為它正名。參加務虛會的通知上寫的會議目的是討論「毛主席關於加快現代化步伐的理論」。務虛會之後產生的十年經濟規劃也被貼上「毛主席的現代化計劃」的標籤。[4-12]鄧小平先於其他領導人意識到中國需要放寬眼界。他出訪過紐約和法國，經常會見外國官員，這使他對外國發生了哪些變化以及中國已經大大落後的狀況有著遠比其他幹部更清醒的認識。為了急起直追，中國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變。毛澤東去世幾年後，鄧小平可以大膽地解釋說，中國應當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觀念，這不會威脅到中國的主權或共產黨的統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資本主義，況且 1975 年時人們對開放市場和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尚未形成共識，所以他只能盡量打擦邊球。他推動擴大外國技術的進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幹部認為不應向外國舉債的觀點，但國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國的商品和資本引進中國。[4-13]此外，他贊成對工人進行物質獎勵，通過「按勞」而不是「按需」的方式進行分配。但是，對舊體制的這些溫和的改變仍讓一些保守的幹部害怕，他們繼續強烈地主張要嚴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導。鄧小平並沒有出席務虛會，但他看了總結報告，在 8 月 18 日〈工業二十條〉第一稿完成後，他對其中討論的主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認在發展工業之前必須增加農業生產，他認為工業要向公社提供農業機械，幫助提高農業產量。當時中國的工業尚不具備出口產品的能力。為了按計劃增加技術進口、改進中國的生產能力，他準備出售石油、煤炭和手工藝品。最初應當先引進一些採礦設備，這樣可以使中國增加石油和煤炭生產。從整體上說，鄧小平強調發展科技、改進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規章制度、更好地落實措施和組織紀律。他還支持向從事艱苦和危險行業的勞動者支付額外報酬。[4-14]起草者於是進行了修改，把鄧小平的意見吸收到文件之中。9 月 5 日，20 家大型國企的代表被請到會上，讓他們對〈工業二十條〉提意見。[4-15] 10 月 25 日完成了新一輪修訂，這恰好是毛遠新首次向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的同一天。雖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稱為「毛主席的計劃」，張春橋還是在 10 月 29 日指責說，「二十條」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語錄。胡喬木趕緊又搞出一稿，把文革期間的毛主席語錄補充在內。他後來自責說，自己未料到這會招致毛的批評，給了他藉口在年底將鄧小平撤職。「四人幫」成員沒有參加對經濟問題的討論，但是當 1976 年初鄧小平的問題成為政治問題時，他們立刻加入了批判，把「二十條」稱為三株「大毒草」之一，說它提倡物質獎勵，忽視發動群眾的重要性。〈工業二十條〉形成的同時還制定了一個十年規劃，用來為 11 月召開的計劃工作會議作準備。10 月 5 日，鄧小平親自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國務院會議，討論成稿很快的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他批准了這個草案並在 10 月 27 日將其送交毛澤東。毛同意把它印發給中央和各省負責經濟工作的幹部。[4-16]經毛澤東批准，全國計劃會議在 11 月 1 日召開，專門討論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 年-1980 年）和 1976 年的年度計劃。來自全國各地的幹部對十年規劃提出修改意見，有些意見被納入了修訂稿。同時，對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的討論仍在繼續，12 月底草稿被送交毛主席。[4-17]新制定的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是謹慎的計劃派的明顯勝利，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努力克服計劃工作的混亂局面，現在終於如願以償。[4-18]但是，在這些謹慎的計劃派和制定出更有野心的十年規劃的理論家之間也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在 1980 年代將變得更加嚴重。中國科學院1975 年 6 月，鄧小平把精力轉向重整中國的科學事業。文革期間，在彙聚了大量高級科學家的中國科學院，每250 個科學家中就有 1 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 150 人中有 1 人死於非命。即使在社會上少數仍然維持運轉的研究機構中，科研工作也受到了極大的干擾。[4-19] 在文革前夕的 1965 年，中國科學院有 106 個下屬研究單位，科研人員 24,714 人。[4-20] 到 1975 年時只剩下 13 個研究所、2 個研究室和 2,000 多名人員，其中有 1,800 名幹部或科研人員，200 名後勤人員。在 1975 年，很多下放農村的科學家還沒有回來。鄧小平在 6 月 29 日對胡喬木說，政研室首先要對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包括選拔新領導、恢復科學著作的出版。因此，對科學界的整頓是從中國科學院開始，隨後擴大到其他研究機構的。鄧小平親自決定由胡耀邦（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領導中國科學院的實際整頓工作。7 月中旬，華國鋒代表鄧小平和黨中央對胡耀邦說，黨希望中國科學院在四個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胡耀邦首先要對中國科學院進行摸底調查，把情況彙報給中央，然後搞一個整頓計劃。 [4-21]中國科學院的整頓完成後，再整頓其他科研機構棗隸屬於國防部、分管經濟的各部和地方政府的科研機構。之後要對學校和出版系統進行整頓。胡耀邦率領一個三人小組，帶著整頓的命令於 7 月 18 日來到中國科學院。他宣佈，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科學院已經結束，工宣隊和軍宣隊都要離開。中科院過去被下放農村的人現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單位重新工作。要讓科研人員獲得必要的研究文獻，包括外文出版物。[4-22]幾周之後，胡耀邦召開了有中國科學院人員和各主要部委代表參加的一系列會議，探討中國在未來十年的科學技術需求。這些會議標誌著向制定十年科學規劃邁出的第一步。從 8 月 15 日到 22 日，胡耀邦又和相關的黨委幹部開會，討論中國科學院的重建和主要領導人的選拔。他宣佈，中國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包括科學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4-23]在整個 9 月份，胡耀邦與各研究所的領導開會，討論如何克服他們工作中的具體障礙。在去各研究所之前，他全面研究了有關各所的材料，並與熟悉所內工作情況的人員交談。胡耀邦能夠設身處地為受過罪的人著想，因為他和他們都是被迫害的倖存者。他十幾歲便加入共產主義運動，不久後險些因某些有問題的社會關係而被判處死刑；文革期間，他在獲准回京重新工作之前也受過迫害。恢復工作的科學家覺得能與他親近，對他產生了信任感：這是一個理解他們苦難的人，因為他也受過苦。此外，經過認真研究，胡耀邦逐漸瞭解了各研究所存在的基本問題，他完全信任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團隊。他還幫助解決中科院人員的個人生活問題，例如改善他們生活條件、把家屬從農村調到北京。事實上，他指示各所的幹部把全部下放農村勞動和「學習」的人員列出一份名單，繞開繁文縟節把他們調回來。他不怕替他們說話，為他們的事業出頭。每次他在某個研究所講話都會成為一件很轟動的事。他很快就成了中國科學家群體心目中的英雄。9 月 26 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了中國科學院在撥亂反正、選拔新領導和恢復工作方面的進展，鄧小平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4-24] 10 月 4 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他上任之後為各研究所任命了三套領導班子：一套管黨，一套管業務，一套管後勤。他尊重專家，明確表示業務上的事由他們說了算。[4-25]該年年底鄧小平受到批判時，胡耀邦正在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領導，政治氣候一變，任命進程也隨即停了下來。在制訂中國科學院的整頓計劃和為成立單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制訂計劃的同時，胡耀邦還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著手制訂了一個由中國科學院牽頭的十年科學規劃。由於倉促上馬，胡耀邦主要利用了 1956 年批准的現成的十二年規劃（1956 年-1967 年）。新規劃的第一稿於 8 月 11 日完成，即胡耀邦召開一系列中科院研究所會議之前。它肯定了建國後前 17 年（1949 年-1966 年）取得的進步，在這個時期大約培養了 15 萬名科技專家，但後來他們都被「四人幫」打成「資產階級」科學家。文件的起草人為表明政治立場，引用了 1962 年毛澤東說過的中國要繼續搞階級鬥爭的話，但文件的重點是為促進「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提供穩定的工作條件。[4-26]規劃說明了當前農業、工業和國防急需的技術，也談到了發展尖端技術的戰略，如計算機、鐳射、遙感、仿生學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領域的基礎科學研究。[4-27]鄧小平在審閱文件時擔心毛澤東的反應，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語錄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總的觀點。他對撰稿人說，要肯定前 17 年的成績，同時要少談後來的問題。鄧小平還說，文件的篇幅也要壓縮。鄧小平讓胡喬木負責修訂工作。胡喬木在 8 月 26 日給起草人寫了一份有關鄧小平的意見的說明，然後監督了修訂工作，他希望最後的文件能夠更符合毛的口味。9 月 2 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 17 年取得的科學進步，改為講建國後整個 26 年以來取得的科學進步，這樣就避免了批評文革。文件宣佈，要在 2000 年實現「毛主席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趕上甚至超過世界科技水平。文件還說，科學工作者要繼續自我改造，與工農相結合。行動部分具體說明了科學家要在基礎研究方面帶頭開創新的科研領域，這是他們支持四個現代化的使命的一部分。報告最後宣佈，為了實現毛主席的目標，需要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傑出科學專家。文件指出，雖然不能說什麼都是外國的好，但如果適合於中國，就要以開放的心態向外國人學習。[4-28]在 9 月 26 日討論該報告的國務院會議上，胡耀邦講話時，鄧小平不斷插話。胡耀邦講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時，鄧小平強調說，對中國目前的水平還是要謙虛一點，因為我國在科學技術上落後於其他國家太多。鄧小平一再插話，反映了他要振興中國科學的熱情棗他一再說，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一步。鄧小平強調，要支持真正優秀的少數科學家，不要在意他們性情怪僻。解決他們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問題很重要：他們的孩子要送進好的托兒所，還在農村的配偶都應當允許調到北京。鄧小平說，1950 年代他在蘇聯時就瞭解到，蘇聯的原子彈的基礎工作就是由三位只有三、四十歲的年輕人完成的。鄧小平批評說，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善待傑出的半導體專家黃昆，如果北京大學不用他，可以讓他來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黨委書記支持他的工作。鄧小平接著說，雖然他的法語和俄語說得都不好，但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必須學習外語，以便能夠閱讀國外文獻。他們也要學習科學理論，如果不懂數理化，不管有什麼文憑都沒有能力搞科研。他還替那些在文革中挨批但仍堅持做研究的科學工作者辯護，說他們「比佔著茅房不拉屎的人，比鬧派性、拉後腿的人好得多」。[4-29]鄧小平批評說，有些人甚至不敢提「專」字。在他看來，國家應當愛護自己的專家。中國要在工廠引進自動化，要支持能夠從事這項工作的科技人員。他知道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仍在持續，因此強調說科技人員也是勞動者。他指示說，十年科學規劃經過修改後要送交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員。[4-30]鄧小平很少像在這次科學會議上那樣激動。他不但不時插話，而且大力主張科研必須在四化中起帶頭作用。但是他又認為，為了發揮這種帶頭作用，不必進行全面整頓。[4-31] 科技部門的 45,000 名幹部不需要像一些人建議的那樣全部調動，只動其中的 5,000 人就夠了。關鍵是各級領導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熱心做事的人，為什麼還要保留他們的職位？為什麼不能提拔知識水平高的人當研究機構的領導？挑戰是艱巨的，關鍵要依靠四十出頭的科技人員和領導幹部，以及那些年齡更大、在文革前受過教育的人。他說，在中國的教育系統中一些大學只有西方中學的水平，它所面對的危機將阻礙整個現代化工作。[4-32]胡喬木在 9 月 28 日把鄧小平的講話吸收進了第五稿。報告必不可少地歌頌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也大膽宣佈政治理論不能代替科學。毛澤東第一次看到的就是這個第五稿。恰恰是在這時，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應毛澤東之邀來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對鄧小平及其在清華大學的整頓工作有意見。毛澤東對科學規劃也很惱火。他的怒氣集中在一句話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胡喬木在最後一稿加進去的。毛澤東堅信，他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4-33]此時，鄧小平發展社會科學的規劃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視振興自然科學，但他也同意要為哲學和社會科學注入新的活力。儘管這個領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鄧小平仍大膽提出，社會科學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個單獨的社會科學院。1975 年 8 月 30 日，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發佈了成立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的「國務院第 142 號令」。胡喬木在這個文件中提出成立一個獨立的科學院的計劃，此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還宣佈，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要逐漸恢復出版專業刊物，為了給他們的工作打下理論基礎，首先要辦一個面向非專業讀者的綜合性刊物。為了減少受「四人幫」和毛澤東批評的風險，鄧小平指示說，雜誌採用的稿件一律送政研室審查，以避免一切有可能激怒激進派的言論。胡喬木在創辦刊物的請示信中採取了預防措施，宣佈刊物將遵循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在 10 月 4 日完成了有關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的請示報告，鄧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澤東。毛在 10 月6 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雜誌《思想戰線》。很快又召開了研究這個雜誌的座談會。但是 10 月 25 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受到批評後，出版雜誌的計劃戛然而止，那些文章從未面世。胡喬木想繼續落實這個計劃，但政研室受到毛的壓力，不得不在 1976 年 1 月 17 日宣佈它不再承擔指導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工作。[4-34]恢復中國社會科學這項大事業還沒有真正起步就流產了。文藝界的小「百花齊放」鄧小平在促進文化領域的任何變化時都要特別小心，因為毛澤東在對文藝工作的控制上特別敏感善變。文革期間，毛澤東讓江青嚴密控制著一切文化活動：除了她的樣板戲之外不允許上演其他任何劇目。所有雜誌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得以出版。書店裏只賣《毛選》、革命英雄故事、為數不多的教科書和少量初級技術教材，書店門可羅雀。很多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在那裏參加勞動，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們沒有機會讀小說和故事。但是，易變的毛澤東在 1975 年覺得小說戲劇的創作太少了，他對鄧小平抱怨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錯誤就挨批。百花齊放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4-35]得到毛的允許後，鄧小平立刻印發了毛的指示並在黨內傳達。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藝工作，鄧小平當天棗就是 7 月 9 日棗便把政研室裏老資格的人召集起來開了個會，讓他們搜集文化、科學和教育領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實毛澤東的「雙百」方針。他們的判斷是文化生活死氣沉沉，這就為有限擴大可以允許的文化活動範圍鋪平了道路。[4-36]在向鄧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幾天以前，毛澤東讓秘書交給政治局一封信，宣佈要釋放周揚棗他在文革以前相當於中國的文化沙皇。毛說：「久關不是辦法。」周揚的妻子於 7 月 12 日得到了丈夫獲釋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揚牽連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釋放。幾天以後毛澤東對江青說，他希望看到文藝工作有更大的創作空間，對作家要寬宏大量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問題，要本著「治病救人」的態度做工作。[4-37]但是，毛澤東仍然讓「四人幫」掌管著中宣部、文化部、解放軍總政治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這些文化機構。實際上，從 1975 年 7 月起，他讓「四人幫」和鄧小平來回拉鋸。「四人幫」對任何批評毛澤東的言論，無論是公開的還是隱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鄧小平則在胡喬木的支持下推動了一場小規模的「百花齊放」。他和胡喬木對毛澤東允許放寬活動範圍的任何暗示都不放過，會隨即採取行動，同時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軌，以防引起毛的注意。因此難怪周揚的獲釋繼續成為雙方衝突的根源。毛澤東在 7 月 27 日宣佈，周揚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沒那麼嚴重。鄧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話四處傳達。可是「四人幫」仍然想方設法阻止完全恢復周揚的工資和職務。在這場拉鋸戰中，江青還阻撓周揚得到參加國慶慶典的特別邀請。毛澤東後來得知此事，氣憤地表達了不滿。[4-38]另外一些小衝突因電影而起。胡喬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幫」在壓制一部對工人和某些老幹部棗特別是令江青討厭的余秋里棗進行歌頌的電影。胡喬木於是授意電影劇本的作者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批准電影的發行。他還為作者出謀劃策，讓他寫信時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據，不要偏激，以便讓人覺得這部電影確實應該得到公演。劇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議，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教導來創作這部電影的，電影表現了工人作出的貢獻，工人們為此感到自豪，他們很喜歡這部電影。[4-39]擴大文藝自由的一大突破就發生在 7 月 25 日毛澤東看了這部名為《創業》的電影之後。該電影歌頌了開發大慶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們長久以來一直受到毛的讚揚。胡喬木估計，既如此，毛應該會對該片有好感，於是指示收集有關材料。7 月 25 日，剛做完眼部手術而視力大為改善的毛澤東看了電影，心情不錯。[4-40]他因口齒不清，便寫了幾行潦草的大字，每頁有五到十二個字，一共寫了六頁。他寫道：「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第二天鄧小平正在主持政研室開會時接到了毛的信。他中斷開會，把信大聲讀了一遍。毛在信中說，文化部太粗暴，連這樣的好影片也不許放映，還有什麼「百花齊放」？鄧小平很快就把這封信公之於眾，讓文藝界大受鼓舞。自文革以來，這還是「四人幫」的文藝政策第一次受到公開批評。胡喬木關心的是繼續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誡劇本作者不要誇耀自己的成功；他還建議作者的妻子給毛澤東寫一封感謝信。[4-41]鄧小平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澤東的信，內容有關根據小說《海島女民兵》改編的電影《海霞》。後來，胡喬木和鄧力群、甚至鄧小平本人都幫助作者和作曲家給毛澤東寫信，讓他同意擴大文藝創作的自由，在一些事上他們也確實取得了成功。魯迅被公認為 20 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毛澤東十分崇敬魯迅也是眾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 1970 年代卻對出版魯迅的書信之事橫加阻撓。在 1975 年秋天，魯迅之子周海嬰根據胡喬木的建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准許出版父親的著作。胡喬木把信交給鄧小平，由他轉交毛澤東。毛回信說：「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到 1981 年時，包括註釋在內的 16 卷《魯迅全集》得以全部出版。[4-42]在 1975 年 7 月之後的幾個月裏，毛澤東對文化生活的支持使「四人幫」退居守勢。王洪文正在上海和浙江安撫造反派。姚文元被派到上海後發牢騷說自己與普通市民無異，「擠公交車上班」。[4-43]江青仍在北京，但她被管得很嚴，無法阻止人們接二連三地請求毛澤東增加文化作品的供給。雜誌恢復出版的速度要比小說慢一些。已於 1966 年停刊的《人民文學》雜誌在 1975 年夏天宣佈即將復刊。不難預料，「四人幫」試圖阻止《人民文學》復刊，未能得逞後他們又試圖對雜誌的內容盡量施加影響。鄧小平領導著《人民文學》與「四人幫」的鬥爭，但他在 10 月上旬開始受到批評後，保守的文化部又佔了上風。1976 年 1 月《人民文學》第一期出版時，鄧小平已經控制不了它的內容了。[4-44]周榮鑫恢復高等教育的努力1975 年夏天，鄧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長周榮鑫等人果敢地開始著手恢復中國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間仍在開課的大學寥寥無幾，而它們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機構。毛澤東在 1968 年 7 月 21 日就作出指示，大學的學制要縮短，要從工人農民中招收學生，學成後還要回到生產第一線。1970 年 6 月又宣佈，要讓工農兵而不是學術人員管理大學。大學都要建校辦工廠，讓學生能夠用一部分時間在工廠勞動。1971 年 8 月 13 日又發佈正式規定，上大學要通過推薦而不是考試。[4-45] 這些改變對中國高等教育造成了嚴重破壞。美國科學家在 1973 年 5 月訪問過中國一流大學北京大學後的結論是，該校的科學教育大體相當於美國初等技術學院的水平。[4-46]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和其他激進派很難反對開辦軍事院校，部分是基於這一點，他開始恢復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間，中國最好的軍事科技大學棗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棗的很多人被調往長沙加入長沙工學院，以提高該校水平。[4-47]甚至在普通院校恢復正常工作之前，少數有學術前途的知識分子就已經被允許進入這所學校和其他一些軍事院校，理由是他們的研究與軍事有關。其他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處境卻很嚴峻。1972 年尼克遜訪華後不久，北京大學的行政領導周培源應邀向周恩來彙報中國的科學現狀。周培源鼓起勇氣說，中國在所有 32 個科學領域都已經大大落後。[4-48] 此外，隨著毛澤東在 1974年元旦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學者們恢復正常工作的一線希望也化為泡影。[4-49]科學的進步仍然有待來日。周恩來在 1974 年 12 月與毛澤東談話回京後，又燃起了恢復高等教育的希望。在這次會面時，他答應讓「四人幫」的人負責文化體育部門，但竭力爭取讓他推薦的人選周榮鑫主管教育，並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榮鑫過去與周恩來沒有什麼關係，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黨務工作，但是他上過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1961 年短期擔任過教育部副部長。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長時開始擬定真正的大學教育計劃，但並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計劃便無果而終。1975 年 1 月擔任了教育部長後，周榮鑫在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計劃恢復高等教育。[4-50]為了減少毛澤東提出反對的風險，他謹慎地重申政治學習的重要性，包括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有關教育的教導。但是他也試圖進行真正的改革。從 5 月到 9 月，教育部根據周榮鑫的指示，主持召開了多次討論教育工作的座談會。教育部還出版了一個刊物《教育革命通訊》，周榮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經驗的人表達自己的看法。[4-51]他大膽指出，工農兵學員在大學裏上一年學，不可能學到過去的學生在三年裏學到的東西。他還大膽地說，工農兵學員上完大學後再回到原來的工廠或農村，無法滿足國家對受過培訓的幹部和科技專家的需要。[4-52]鄧小平完全支持周榮鑫。他在 9 月 26 日的講話中說，所有的現代化國家，不管是什麼社會制度，都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但中國的大學卻下降到只有其他國家的中學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國大學校長代表團小心翼翼地對鄧小平說，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存在嚴重問題。令他們大感意外的是，鄧小平回答說，他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希望他們把這種觀點也講給黨的其他幹部聽一聽。[4-53]在 9 月 27 日至 10 月 4 日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再次談到要改進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他說，為了響應毛主席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號召，國家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幹部。他還說，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教學，為了讓教師好好教書，必須改善教師的地位。[4-54]這些話在幾年之後聽起來也許像是常識，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鄧小平是很有勇氣的，他冒著讓毛澤東發怒的風險。鄧小平在 1975 年甚至建議，學生不必中斷學業參加兩年勞動就可以直接從高中升入大學。實際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華人李政道在 1972 年 10 月會見周恩來時就提出過這種建議；1974 年 5 月 30 日李政道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建議時，毛澤東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 年 11 月，這個當時被稱為「周總理指示」的想法卻成了批判鄧小平想重新使用「走資派」、「刮右傾翻案風」的理由之一。[4-55]只要毛澤東還在人世，鄧小平是無法實現讓大學恢復正常教育這一目標的。同時，周榮鑫在鄧小平的鼓勵下開始起草一份指導教育政策的文件。11 月 12 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時批鄧已經開始，但草稿的基本要點並沒有變：對於從 1949 年到 1966 年上學的人，他們所受教育的價值應當給予肯定（不應把他們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恢復專業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學教育的時間應當延長；要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兩天以後的 11 月 14 日，周榮鑫被叫到政治局會議上，他的建議受到了猛烈批判。[4-56]對周榮鑫的批判甚至比對鄧小平的批判還要嚴厲。他在 1975 年 12 月不斷挨批，直到病倒被送進醫院。儘管如此，他仍被從醫院揪出來參加了五十多場批鬥會。最後，周榮鑫在 1976 年 4 月 12 日上午的批鬥會上昏倒並於次日黎明前去世，年僅 59 歲。[4-57]中國的教育改革也一時歸於沉寂。將鄧小平撤職的前奏：1975 年秋晚年的毛澤東很少把時間用在治國的具體事務上，而是花大量時間沉溺於他所喜愛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內容對當前政局的意義。1975 年 7 月 23 日動眼部手術之前，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從 1975 年 5 月 29 日起，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女教師蘆荻來給他讀古典小說，並且與他一起討論。蘆荻在 8 月 14 日記下了毛澤東對古典俠義小說《水滸傳》的評論，其中包括毛的這樣一種觀點：他認為梁山義軍的故事對當代也有意義。[4-58]毛的這個看法傳到了姚文元那裏，他便抓住機會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來和鄧小平，說他們跟宋江一樣是喪失了革命熱情的投降派。[4-59]鄧小平雖然察覺到了麻煩，但在 8 月 21 日的政治研究室會議上，他試圖使事態得到控制。他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4-60]然而毛澤東卻另有打算，他要讓辯論在群眾中大張旗鼓地進行。毛已經在擔心鄧小平會像周恩來一樣熱衷於解放對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幹部。顯然，人們很難阻止毛澤東的疑心日重。[4-61]由於直接談論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可能會如何對待毛的歷史遺產在當時還過於敏感，「四人幫」便採取間接手段，討論赫魯曉夫如何抹黑史太林。批鄧的人警告說，他最終可能變成中國的赫魯曉夫。既然鄧小平以「打擊派性」做幌子將造反派撤職，讓老幹部捲土重來，難道他們不會抹殺毛主席的威望，對毛主席和打擊過他們的造反派進行報復？江青一直在尋找既能討好毛澤東又能批鄧的機會，她抓住了毛澤東評《水滸傳》所提供的機會。從 8 月 23 日到9 月 5 日，《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誡讀者《水滸傳》中的義軍領袖宋江是一個反面教材。江青也開始更囂張地指責鄧小平等人從事的整頓工作。9 月 15 日，她利用一次大型會議（「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惡毒攻擊。她借《水滸傳》指桑駡槐，指責一些高級幹部想架空毛主席。然而，毛澤東在 1974 年秋天以後想實現安定團結，一直對江青加以限制。他覺得江青在大寨會議上胡鬧，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