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6

執行者和看家狗的衝突到 1974 年後期時已經很清楚，毛澤東要讓鄧小平在恢復安定團結上扮演主角。[2-111] 他在 1974 年 10 月 4 日宣佈要讓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項任命表明他對鄧小平的表現很滿意，也是給黨內領導人的第一個明確信號：他有意讓鄧小平接替周恩來的總理一職。毛澤東決定結束文革亂局，讓鄧小平恢復安定團結，這使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坐立不安，卻讓務實的老幹部感到高興。毛澤東讓負責黨內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宣佈這項任命，王卻拖延時間，首先把消息透露給了江青，以便她有機會作出反應。另一些高層政治領導人知道，江青和王洪文想讓張春橋接總理的班。江青試圖勸說毛澤東改變任命鄧小平的主意，但未能得逞。兩天之後，不應該拖延如此之久的王洪文別無選擇，只能按毛的指示辦，宣佈了對鄧小平的任命。[2-112]毛澤東雖然讓江青和他分居，但是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認為江青忠實於他的繼續革命的事業，也是唯一堅定不移和其他黨內高幹棗包括鄧小平這個他們中間最頑強的人棗對著幹的人。但是，毛澤東對江青可能在自己死後奪權的跡象也很生氣。早在 1972 年，他對江青花一周時間跟打算寫一本江青傳記的美國學者洛克珊?維特克（RoxaneWitke）談話（就像當年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談話希望宣傳他本人的崛起一樣）就十分不快。[2-113]提拔鄧小平一事使兩人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江青後來在 1976 年 3 月批鄧時說，鄧小平 1973 年春天剛回京時，她和毛澤東之間的問題並不像後來那樣嚴重。這也許要歸因於毛澤東，他在 1974 年夏天要恢復安定團結，因此讓江青少鬧事，他還告誡王洪文，不要老是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挖空心思想挑起毛對鄧的疑心。在宣佈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兩周後，她恰好看到報紙上有一篇讚揚中國製造的輪船「風慶輪」的文章。鄧小平這時想擴大外貿，因此支持交通部關於中國尚無能力建造大型貨輪、若想在短期內增加外貿就只能購買外輪的結論。江青讀到報上那篇文章後給報紙撰文說，中國已經造出了萬噸巨輪「風慶輪」，周恩來和鄧小平卻要浪費國家的錢去買外國船。她又說，鄧小平一直想買外國船，這說明他和交通部的幹部有買辦心理，崇洋媚外。她說，自己造的船同樣很好，「我們不是也造出了『風慶輪』這樣的萬噸巨輪嗎？」[2-114]第二次炮轟發生在 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指責鄧小平支持購買外輪，說他是在搞洋奴哲學。她宣稱中國自己也能造大船。鄧小平通常能夠保持冷靜，但江青的不斷指責讓他失去了耐性。當時他對江青試圖提拔立場搖擺的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也很生氣。他心想，50 年前他出國時，乘坐的是一艘西方製造的五萬噸輪船，這樣的大船在當時就已經不稀奇。總之，中國在船運方面已經大大落後，而江青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鄧小平發火後，在李先念勸說下滿臉通紅地憤然離去。[2-115] 他後來對周恩來說，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批了他七八次，讓他忍無可忍。[2-116]10 月 17 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脾氣後的第二天，王洪文代表政治局飛到長沙。他奉江青之命前去告狀，讓毛澤東懷疑鄧小平的能力不足以擔當大任。可是見面的結果只是使毛澤東更加懷疑王洪文能否勝任自己的工作。[2-117]兩天後的 10 月 20 日，毛澤東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時，鄧小平也被叫去參加了會見。當時王海容和唐聞生已經向毛澤東彙報了江青和鄧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對江青很生氣，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擊別人，她卻跟人鬥個沒完。[2-118] 他在 11 月批評江青，說她到處插手，批評政府文件（例如關於購買外國輪船的決定），以及不經商討就發文件，還想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自己組閣。毛澤東借用《西廂記》中的人物對江青說，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動作的紅娘。但毛澤東並沒有拋棄江青。她已經證明自己是個堅定的盟友，只要毛想整誰，她一定會整誰；況且他有可能還需要她整人的本領。但是至少在那時，由於毛澤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準備，他壓住了江青，他要讓鄧小平擔任更重要的角色。[2-1]DXPCR, pp. 108, 117.[2-2]DXPCR, pp. 106-115；另據作者 2008 年 11 月訪問這家工廠以及與工廠當地人交談的筆記。[2-3]DXPCR, pp. 133-147.[2-4]DXPCR, pp. 148-154.[2-5]DXPCR, p. 185.[2-6]為鄧小平和陳毅擔任過翻譯的冀朝鑄曾對鄧小平和陳毅作過比較。作者在 2002 年 4 月、2006年 11 月和 2009 年 4 月對冀朝鑄的採訪。[2-7]2001 年 3 月和 2002 年 1 月對李慎之的採訪。[2-8]DXPCR, pp. 120-132；巫猛、 熊誠、李小川：〈鄧小平在江西新建縣的日子〉，《百年潮》，2003 年第 1 期，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55；另據作者 2002-2006 年對鄧榕的採訪。[2-9]DXPCR, p. 179.[2-10]2007 年 7 月作者對鄧林的採訪。[2-11]作者 2002-2008 年對鄧榕的採訪。[2-12]DXPCR, p. 103.[2-13]DXPCR, p. 181.[2-14]DXPCR, pp 140-145.[2-15]DXPCR, pp. 191-194；2007 年 12 月作者對申再望的採訪，他是去看望鄧家的李井泉三個子女之一。[2-16]2007 年 7 月作者對鄧林的採訪。[2-17]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223。[2-18]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pp. 215, 267. 楊炳章（Benjamin Yang）是鄧朴方在北京大學的同學。[2-19]2002-2006 年作者對鄧榕的採訪。[2-20]DXPCR, p. 244.[2-21]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8 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棗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 197。[2-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125。[2-23]DXPCR, p. 192.[2-24]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pp. 588-599.[2-25]關於鄧小平被告知不要再寫信的事，見 DXPCR, p. 187。關於他所發的信件，見 DXPCR, pp.182-184。對林彪墜機前後事件的記述，見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p. 275-306. 另見 Frederick C. Teiwes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認為林彪本想疏遠政治，是毛澤東把他拖進了政治，林彪並沒有偏離毛的政策，林彪死前最後一年的緊張關係是毛澤東為削弱林的勢力而主動出擊造成的。[2-26]DXPCR, p. 184.[2-27]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毛「在林彪事件後身體突然垮了，他一整天躺在床上??在床上幾乎躺了兩個月」。見 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of Chairman Mao: The Men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pp. 542-543. 關於林彪墜機前一年毛對林彪的日益猜疑，見 Short, Mao: A Life (Henry Holt, 1999),pp. 588-599.[2-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 1610、1616-1618。關於毛澤東的醫療條件，參見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2-2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Y.: 明鏡出版社，2003），頁 356-357。據毛澤東的醫生說：「只要毛澤東因逆境病倒在床，他總會想出一套新的政治戰略。」見 Li, with the editorial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543.[2-30]作者 2002 年 4 月、2006 年 11 月和 2009 年 4 月對周恩來的翻譯冀朝鑄的採訪。[2-31]DXPCR, pp. 191-192.[2-32]DXPCR, pp. 191-192.[2-3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3-364。[2-34]DXPCR, p. 242.[2-35]《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21。[2-3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2。[2-3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56-357。[2-3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59-368。[2-39]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p. 59.[2-40]泰偉斯和孫萬國記述了周恩來要修改一張他與尼克遜合影的照片的事，周要把譯員冀朝鑄從照片上去掉，換上王海容的照片。王海容是得到毛澤東信賴的親戚，但事實上她並不是出色的翻譯。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9-30.[2-4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56-358。[2-42]與 John Holdridge 的私人通信，無日期。[2-43]DXPCR, pp. 192-19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64-368。[2-44]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 222。[2-45]DXPCR, pp. 198-200.[2-46]DXPCR., pp. 201-202.[2-47] 〈鄧小平同志的信：1972 年 8 月 3 日〉，未公開，現藏於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2-48]DXPCR, pp. 209-210.[2-49]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202。[2-5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0。[2-51]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202。[2-52]DXPCR, pp. 214-239.[2-53]舒惠國：〈紅色大地偉人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 199。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幹二十年。」[2-54]DXPCR, pp. 242-243. 江青後來說，她當初並不反對鄧小平回來，而且是支持他的（Teiwes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80, 202），但黨史專家同意鄧榕的觀點，她認為江青反對讓他回來。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0。[2-5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4-505；DXPCR, pp. 246-247.[2-56]DXPCR, pp. 242-243.[2-5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73 年 3 月 28、29 日，頁 1973。[2-58]《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73 年 3 月 29 日，頁 1973。[2-59]DXPCR, pp. 244-246. 西哈努克宴會的情况見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2-60]《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頁 71-81；《鄧小平年譜（1904-1974）》，頁 1974-1990。[2-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英譯縮寫本是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A Biograph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2-62]2006 年 10 月、12 月作者對章含之的採訪，她是毛澤東的英語教員和英語翻譯之一，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在 1963 年。另見 Gao, Zhou Enlai, pp. 237-240.[2-63]2006 年 10 月作者對章含之的訪談。[2-64]這裏的敍述主要據《晚年周恩來》和該書英譯本。高文謙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擔任副主任長達10 年，有評論者認為，高文謙的一些解釋有悖於史實，還可以作出更合理的解釋。例如，高文謙說毛澤東放鞭炮慶賀周恩來去世，但人們過春節時都會出來放鞭炮，這才是毛澤東放鞭炮的原因。[2-6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2-66]DXPCR, p. 210.[2-67]《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5。[2-68]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New York: KeganPaul Internatioanl, 1993), pp. 248-249.[2-69]DXPCR, pp. 252-254; Richard Evans, 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China (New York: Viking, 1994), pp. 196-197.[2-7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 頁 1661。[2-71]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97.[2-7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54。對這次大會更完整的紀錄見同上, pp. 93-109.[2-7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 1976-1977。[2-74]《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661。[2-75]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2-76]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p. 159-164.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p. 124-128.[2-77]Tyler, A Great Wall, pp. 168-169. 另見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166-169. 基辛格與毛澤東的會談見該書頁 179-199。[2-78]DNSA, CH00277,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November 11, 1973. 該檔案中的很多會議紀錄也見於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2-79]DNSA, CH00278, November 12, 1973; DNSA, CH00284, November 14, 1973.[2-80]基辛格本人後來對這些訪問的記述見 Kissinger, Year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and Schuster, 1999), pp. 136-166. 很多帶有評註的文件後收入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2-8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61。[2-8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2。[2-83]很多在文革中挨過整的幹部對一直跟毛澤東做事的人棗包括周恩來在內棗心懷怨恨。鄧小平對基辛格說：「周恩來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命運，但他從未想過改變那些造成痛苦的政策。」見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0.[2-8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72；Gao, Zhou Enlai, pp. 242-247.[2-8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5-506；Gao, Zhou Enlai, pp. 247.[2-86]《鄧小平年譜（1904-1974）》。[2-87]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96.[2-88]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2-8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473-474。[2-90]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31-13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73-474、531-533。[2-91]Gao, Zhou Enlai, pp. 256-259, 262.[2-9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31-533。[2-9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06-507、527-528。[2-94]DXPCR, pp. 264-265.[2-95]2006 年 12 月作者對章含之的採訪。外交部長喬冠華的第一個妻子去世後，她於 1973 年嫁給了喬冠華。[2-96]DXPCR, pp. 264-265.[2-97]DXPCR, pp. 266-268.[2-98]2002 年 1 月作者在中央黨校對姜長斌的採訪。[2-99]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2-100]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869-886.[2-101]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868.[2-102]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2-103]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163-164.[2-104]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3.[2-105]2007 年 12 月作者針對這次訪問對鄧小平的随行翻譯施燕華的訪談。[2-106]2006 年 10 月和 12 月作者對喬冠華妻子章含之的採訪，她也是代表團的翻譯。[2-107]DXPCP, pp. 268-270.[2-108]《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頁 88-117。[2-109]1974 年 11 月 4 日鄧小平與美國大學校長代表團的談話。我要在此感謝 Merle Goldman,她是代表團的一員，讓我分享了她的筆記。[2-11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1。[2-11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1-16。[2-112]DXPCP, p. 274.[2-113]Short, Mao, A Life, p. 618.[2-1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528-530。[2-11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另參見 DXPCP, pp. 276-277；史雲、李丹慧：《國史?第 8卷》，頁 377-409。[2-116]DXPCP, p. 281.[2-117]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p. 202-203.[2-118]DXPCP, pp. 275-280.第 3 章在毛澤東手下整頓秩序：1974-19751974 年 12 月，周恩來離開病床飛往長沙去見毛澤東，兩人要商定北京關鍵領導崗位的人選，他們都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此這項工作十分緊迫。周恩來在 6 月 1 日剛動過癌症大手術，身體十分虛弱，無法每天正常工作，他飛往長沙時乘坐的飛機就像個小型醫院，有醫生陪同。 [3-1]毛澤東則患有心臟病和葛雷克氏症，醫生告訴他剩下的日子不足兩年了。他的視力也嚴重衰退，說話含混不清。不過，兩位領導人雖然重病纏身，頭腦都還清楚。他們兩人雖有分歧，但也有一項共同的任務，就是為黨和國家選定繼承他們畢生事業的領導人。當時負責黨內日常工作的是年僅 39 歲的王洪文，他也來到長沙加入了他們。雖然沒有正式的規定，如果他們選定的人表現不錯，就可以在毛周之後繼續主政。他們所決定的黨內職務的人選，將由定於 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召開的二中全會正式批准；政府職務的人選則要由隨後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周恩來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每天開會時間過長，因此三個人的會議持續了五天，以便留出充足的休息時間。他們從 12 月 23 日到 27 日每天都開會，只有26 日除外，這一天是毛澤東 81 歲生日，毛和周單獨會面。為了給長沙的會面作準備，周恩來花了幾周時間徵求政府其他領導人的意見，篩選出一個他們認為最適合擔任高層職位的人員名單。他和手下人員對建議的人選名單三易其稿，同時擬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日程。在周恩來去長沙幾天以前定稿已送交毛澤東，作為他們商討的基礎。毛澤東儘管年老體弱，仍然握有左右國家命運的大權。但是他在 1974 年 12 月擺在頭一位的工作是安定團結。他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對周恩來的嚴厲攻擊已經結束，兩位最高領導人現在又像過去一樣合作共事了。 [3-2]毛澤東與周恩來見面時，表示他仍要致力於繼續革命，但事實上他批准了周恩來及其在北京的部下提出的他們認為最有能力領導政府和管理經濟的人選。 [3-3]毛澤東支持能夠提供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使經濟得到有序發展的高層幹部，這使周恩來大受鼓舞，他回到北京時已是精疲力竭，但也很寬慰。毛周的接班計劃：1974 年 12 月毛周二人在見面之前已經內定王洪文繼續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他們也同意把領導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給鄧小平。6 月 1 日周恩來動手術後，鄧小平接手周恩來的工作幹得不錯，因此毛澤東宣佈支持讓鄧小平在 10 月份擔任第一副總理，將在全國人大得到正式任命。除了領導政府的主要工作外，鄧小平還將被提拔擔任黨和軍隊的要職。王洪文和鄧小平將正式接過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作，但事實上仍是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當下手，他們在去世之前會一直保留主席和總理的頭銜，王洪文和鄧小平要繼續接受這兩位老資格領導人的指示。毛澤東保留著他的權力，只要對他們的表現不滿意，他隨時能撤換他們。因此，1975 年 1 月 5 日的中央 1 號文件仍把毛澤東列為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任命鄧小平擔任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在 1 月 8 日至 10 日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王洪文被確認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又正式擔任了第一副總理。在毛澤東看來，王洪文和鄧小平是個很有前途的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頭頭，對毛澤東感恩戴德，又沒有自己獨立的權力基礎，因此可以認為他將領導中共繼續沿著毛澤東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實於毛本人的路線。鄧小平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又有可靠的領導能力，能夠領導外交事務和複雜的政府工作。凡是瞭解王洪文和鄧小平的人都知道，王洪文沒有多少擔任要職的經驗，他的權力事實上要比鄧小平小得多。鄧小平當過十年黨的總書記，一直負責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在運用權力上從不含糊。但是，通過把王洪文放在更高的位置，把宣傳工作交給以江青為首的激進派，無論鄧小平可能有何種偏離毛澤東路線的傾向（例如像他在 1960 年代初的表現那樣）都會受到控制。毛澤東雖然批評江青好走極端，有野心，但他知道江青在支持他的宣傳路線上十分堅定，完全可以放心。 [3-4]此外，江青手下的激進派在姚文元的幫助下掌管著黨報《人民日報》和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另一個激進派張春橋掌握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3-5]周恩來的謝幕：1975 年 1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1975 年 1 月 13 日召開，這是自 1965 年 1 月以來第一次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毛澤東仍在長沙。已是癌症晚期、面黃肌瘦的周恩來，在他最後一次重要的公開露面中，宣讀了政府工作報告。鄧小平在幕後主持起草了周恩來的報告。為了不使周恩來過度疲勞，他叮囑起草人講稿不要超過 5,000 字，篇幅要遠小於正常的政治報告。鄧小平深知毛澤東依然大權在握、一言九鼎，因此報告中充斥著毛的文革語言。周恩來在講話中讚揚了文革及其模範典型大寨和大慶。當他唸到「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深入、廣泛、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時，想必會讓代表們感到特別心酸，因為周恩來本人正是那場運動的主要批判目標之一。[3-6]周恩來做報告時，很多人大代表都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淚；唸完報告後，他們全體起立，向他熱烈鼓掌達數分鐘之久。這種情感上的反應，是他們向這位臨終前的領導人表達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黨和國家，工作出類拔萃；他在文革中保護了他們中間很多人，卻在毛的手下蒙受不白之冤。瞻望未來，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結束，國家能夠最終致力於周恩來在 11 年前首次宣佈、在這次報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務棗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3-7]1975 年 2 月 1 日，在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的小型會議上，周恩來說，他以後不會再參加他們的會議了：「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稱讚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難得??這樣的會，我不可能常來參加，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其實，將近一年以前，從 1974 年 5 月鄧小平赴美參加聯大會議時起，他就主持接待外賓、替周恩來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 1975 年 2 月，權力才被穩固地移交給鄧小平，使他能夠全面負起責任，只要別惹毛澤東生氣即可。鄧小平很敬重周恩來，常去醫院看望他。他以恰當的謙虛態度解釋說，由於總理有病，他才協助總理工作。 [3-8]但事實上他已經成了負責人。整頓黨的領導班子鄧小平在 1975 年面對的難題是既要得到毛的支持，又要撥亂反正，使中國走上發展的正軌。為了不失去毛澤東的歡心，他十分留意毛的喜好。他不斷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唱讚歌，避免批評文革。1975 年初，他頗具創意地把毛的幾句話聯繫在一起，為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據。在 1975 年 5 月 29 日的一次講話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本人從未放在一起的「三項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3-9]第一條「反修防修」的說法是再次向毛澤東公開保證他決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在文革中就是為此而受到批判的。然而，這也是使苦藥更容易下嚥的糖衣。他接著便強調毛澤東支持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使毛澤東也難以反對他採取那些頗為激烈的措施，他要通過這些措施使倦怠於文革的極端做法的中國恢復安定，重新煥發活力。勇士鄧小平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掩護，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著手帶領國家步入現代化的軌道。但他面對的問題是巨大的。就像其他國家內戰之後的領導人一樣，他必須把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團結在一起。同時，中國經濟停滯不前，計劃一團混亂，統計報告皆不可靠。農業生產不足以養活人口，更不用說種植棉麻等工業作物。運輸系統陷入崩潰，一地物資無法運往另一地的工廠。軍隊因為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和承擔管理全國地方工作單位的無限責任而超負荷運行，荒廢了訓練，軍事技術遠遠落後於潛在的敵人。簡而言之，中國對軍事衝突毫無準備。另外因為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打擊，整整十年基本上沒有培養任何技術專家。因此，鄧小平在領導四化工作時，缺少訓練有素的必要人才。自 1941 年以來，毛澤東就用「整風」運動來實現黨的團結。「整風」是一個強大武器，用來打擊那些不夠服從毛澤東的個人領導和立場的人。在漫長的調查期間，要求受害者為自己的忠誠作出詳細的辯護，使同事相信自己的清白。受批判的人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結局也很悲慘：有些人被處死或被送去勞教，有些人因不堪重負而自殺。在 1940年代和 1950 年代初，通過整風形成的紀律對中共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統一全國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從 1957 年開始的歷次嚴酷的整風，也讓很多過去忠誠的知識分子和黨員疏遠了黨。1975 年，鄧小平把他為加強團結而開展的工作稱為「整頓」，這在過去一直是中共軍隊裏的一種說法，周恩來在 1972 年也曾用過這個詞來表示與鄧小平相似的主張。軍隊的「整頓」是指一場戰鬥或戰役過後，對各單位剩餘的部隊進行整編，以便為下一場戰鬥作好準備。整編的關鍵工作是為各單位確定新的領導班子，以取代受傷或死亡的人員。在整頓中要對以往戰鬥中的錯誤提出批評，但重點是恢復補給和重建領導班子，使之能夠迎接下一場戰鬥。在 1975 年進行整頓時，很難阻止下面的幹部重施故技，用他們在整風運動中學會的方式進行更惡劣的迫害，尤其當他們有機會向過去迫害過自己親友的人算賬時。鄧小平要結束過去 25 年來政治運動中的冤冤相報，他不斷表示，目的不是算舊賬，而是要通過整頓為迎接新的挑戰作好準備。鄧小平認為，組織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政府的關鍵不是改變法律法規，而是為各級行政單位配備一個領導班子，交給他們實權。為了在熟悉基層情況的基礎上提供有力的領導，各級幹部為下一級選出可靠能幹的領導人便至關重要。在鄧小平看來，從組織的可靠性上說，一個領導班子要優於一名領導人，不管後者多麼能幹。一名領導人說不定會出事，但如果是一個小班子，一旦出了問題，其他人可以隨時接過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領導班子的成員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領導，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工業、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單位的領導班子可以有七八個成員，小單位也許只需要兩三個人。對於領導應當如何開展工作，要給予他們足夠的活動空間，只要他們能完成上級下達的目標即可。1975 年鄧小平排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為全國各級單位選出領導班子。他這項工作在 1975 年 10 月以前一直能夠得到毛的全力支持，包括不再重用過去的革命造反派，讓在文革初期挨過整的更有經驗的幹部取代他們。在 1974年底和 1975 年，毛澤東支持為六百多名老資格的領導幹部平反。鄧小平著眼於長遠，在 1975 年底也開始改善教育系統，以便將來有可能以知識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脈關係為標準選拔新幹部。這在當時必然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鄧小平在 1975 年接手的體制是一個爛攤子，很多最能幹的幹部沒有任何學習機會。他們經歷各異，標準統一的考試派不上用場。要到十年以後，大專院校才能提供足夠的畢業生，使學歷能夠作為選拔領導班子的標準，甚至應用於中層單位幹部的選拔。事實上，政府在很多年裏只能依靠個人評價去選拔幹部。能否得到選拔對幹部來說是大有差別的。得到選拔不但意味著飯碗，還有特權和榮譽，他們的家人也有更好的就業、住房和教育前景。此外，由於文革給社會造成的分裂，選拔領導班子必然是一個明爭暗鬥的過程。為了使體制變得更加精英化，鄧小平只能先從最上層做起，讓可靠的老幹部去選拔領導班子，然後再層層選拔，直到最基層。鄧小平的整頓首先從軍隊抓起。[3-10]整頓軍隊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後，便不失時機地採取了他認為對於整頓軍隊最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復紀律，裁減兵員，改善訓練，為每個單位建立新的領導班子。1975 年 1 月 25 日，他在毛澤東的全力支持下，召集總參謀部團級以上幹部開了一個會。前政委鄧小平直言不諱地列舉了軍隊的問題。解放軍在文革期間承擔起地方的許多職能後，變得臃腫不堪，很多幹部變得「腫、散、驕、奢、惰」。他說，最上層的紀律渙散導致了派系林立。部隊幹部在文革時期有權管治平民，這使他們變得傲慢自負，很多人利用這種權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於享樂，給朋友送高級禮品。上級幹部作風懶散，對下面的問題不聞不問，執行命令拖泥帶水，不願意承擔有危險的任務。[3-11]結果是儘管軍隊規模龐大，保衛國家的能力卻十分低下。很多部隊單位成了一個個小獨立王國，就像抗戰時期各佔山頭的游擊隊一樣。[3-12]有「鋼鐵公司」之稱的鄧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將如何對付那些不服從命令繼續搞派性的人。他說：「今後軍隊幹部的使用、提升，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能重用派性嚴重的人，不能重用堅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他明確說，這種警告也針對最高級別的人。他發下誓言：「無論牽扯到多少人，都要做到底。??我們是人民軍隊，我們的任務是打仗。」[3-13]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過去參加過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活動，但是鄧小平沒有指責他們以往參加過這些組織。重要的是他們現在做什麼。無論過去打過什麼派仗，只要願意與新領導人一起工作，都會受到歡迎。鄧小平和葉帥很幸運，他們為恢復軍隊紀律和樸素作風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軍委常委 11 名成員中大部分成員的堅定支持。中央軍委的常委會 1975 年 2 月 5 日才正式恢復，承擔著領導軍隊日常工作的職責。常委中的激進派（王洪文和張春橋）在數量上完全被鄧小平和葉帥的支持者所壓倒。在常委的支持和毛的批准下，兩位領導人陸續使 25,000 名前軍隊幹部中的很多人重返工作崗位，鄧小平說，他們是在林彪時代受到了誣陷。他指示說，要讓受到誣陷的人回來工作，有病的要給看病。他說，清查工作要盡快進行，但不必公開。[3-14]在接手新的工作之前，鄧小平已經在明確思考軍隊現代化的問題。1975 年 1 月 14 日，即上任剛過一周，他就指示部下著手制定改進軍事裝備和軍需物資的五年規劃和十年規劃。[3-15]規劃內容包括修理和改造舊裝備，以及生產缺失的零部件，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嚴重忽視的工作；還要研發導彈和其他現代裝備。[3-16]像毛澤東一樣，只要一提到美國撤出越南後蘇聯日益增長的威脅，鄧小平就會動怒。他擔心美國失去民意支持，不再願意堅定地對抗蘇聯。他也擔心 1974 年 8 月取代尼克遜的福特總統缺少尼克遜對戰略問題的深刻理解，不能像尼克遜那樣隨時準備對蘇聯的任何新威脅作出妥善的反應。因為美國如果不向蘇聯施壓，蘇聯在亞洲就可以隨意進行擴張，它已經在中蘇邊境部署了 100 萬軍隊。鄧小平深知，美國是唯一能夠全面抑制蘇聯的大國，因此每一次會見美國官員時他都會敦促他們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毛澤東不必擔心鄧小平會像周恩來那樣在跟美國打交道時示弱。1974 年 4 月和 11 月鄧會見基辛格時，不但提醒基辛格注意蘇聯的侵略行動，還不斷諷刺他在對付蘇聯的攻勢時縮手縮腳。[3-17]事實上，鄧小平指示他的外交部官員，特別是中國駐聯合國及其安理會代表黃華，每次見到美國人都要批評他們對蘇聯的立場不夠堅定。在 1975 年，佔用鄧小平最多精力的軍隊問題是裁員。軍隊的臃腫造成預算緊張。現役軍人超過 600 萬，比 1966年多了 20%。[3-18]中國需要對文化水平不高的軍隊高層幹部進行裁減，培養瞭解現代技術的新一代領導人。裁軍是一支現代、穩定的軍隊能夠長期發展的最關鍵的第一步。但是鄧小平也知道，如果戰爭迫在眉睫，那就不可能大幅裁軍。毛澤東說過戰爭不可避免，鄧小平並沒有挑戰這個觀點，但是他確實說過，中國能在未來若干年裏減少戰爭的危險。軍隊的任何問題都不像裁軍那樣引起了強烈的抵制，一個領導人假如沒有鄧小平在部隊裏的地位和強硬作風，就會知道這項工作幾乎不可能完成。每年都有大量復員軍人回到地方後找不到工作。當時還沒有新的市場機會，政府財力也有限。安置工作也一團糟，造成大批轉業老兵抗議他們沒有得到適當的安置。鄧小平裁軍工作的要點是制訂新的編制表，然後把需要裁減的名額分配到全軍各個單位。早在 1975 年 1 月 14日，鄧小平就在總參一次幹部座談會上宣佈，要制定出規定各單位人數的新編制表。[3-19]新的編制表完成後，空軍和海軍不會減少員額，但是陸軍要裁員。此外，技術專業的崗位也不會減少。有些地方的軍隊人數要大幅減少，但是像新疆一類敏感地區，軍隊編制還要增加。[3-20]新的編制表完成後，由各單位負責實施具體的裁軍工作，確定哪些人要保留，哪些人要裁撤。[3-21]就像他一向處理有爭議的問題那樣，鄧小平不但下達指示，而且說明他的理由。他解釋說，國家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