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丹佛邮报》 7．《德斯莫瓦日报》（属于加内特公司） 8．《纽约时报》 9．《巴尔的摩太阳报》 10．《圣路易邮政信使报》 大部分吹捧过度的报纸都是因为把得奖而不是新闻产品当做主要目的而出名的。 对于报纸来说，普利策奖被认为是最高奖项。许多编辑为了得奖而不惜一切代价，而且真的这么干。 他们删除读者需要或想要得到的新闻，为的是要把时间、金钱和新闻版面留给可以得到普利策奖的机会。 普利策奖的大部分奖项都是因为糟糕或者令人伤心的新闻而获得的。普利策奖的评委们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幽暗的气氛里开会，正面消息或者让人开心的内容很少引起评委的注意。 《纽约时报》的媒体写作人阿尔伯特·斯加丁诺是这么回顾普利策奖的：“普利策奖项给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能够改善以前没有名气的报纸的士气和利润，比如像《费城问询报》。” 费城有一位极喜欢普利策奖的编辑尤金·罗伯茨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沉迷其中。1973年他接手《费城问询报》的时候，该报一直在报道很好的当地新闻，效果不错，但是出了费城，就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份报纸了。 罗伯茨认为，让该报走出《纽约时报》阴影的惟一办法就是盯住普利策奖，因此就去报道阿富汗和非洲的事情。 结果有效。自此以后，《费城问询报》得了14项普利策奖。该报为最大部分读者提供的服务不如以前，但是他捕捉到了自己眼中想要的读者，那就是普利策奖的评委。 “那些奖项也许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自尊，也促进了报纸自身的自重。”罗伯茨说。自尊，至于读者的自尊，那就管不上了。 为了避免读者感到奇怪，加内特公司的报纸也得过很多普利策奖，一共有37项。有些奖项是在加入加内特公司以前就得到的，另外一些是加入加内特公司以后才得到的。 在我的十大吹捧过度报纸的单子里，有两家是加内特公司的报纸，就是路易斯维尔的报纸和德斯莫瓦的报纸。在这两家报纸里，对得奖的兴趣大过了对产品本身的兴趣。它们都是较好的报纸，也在不断改进，就跟得到的总体名声一样好。 第八章 战胜偏见与固执“圣屎”新闻(2) 绝望新闻 无可避免的是，喜欢得奖的编辑就喜欢搞绝望新闻，这种绝望新闻的程度一直深入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核心和内脏。 如果说这些报人有愤世嫉俗的一面，而且还表现在波托马克河的东边和哈德逊河的东边，那么简单地说，这只是一个不幸的地理分布问题。但是，因为来自所谓的思想中心的那些人盯住的不仅仅是全美国，而且还盯着全世界，因此，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性的问题。 我在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纽约和华盛顿一些媒体厌世情绪的深刻程度。到了罗切斯特并定期看到纽约的一些报纸以后，我才感到震惊。 《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比尔·里尔专栏看起来像是愤世嫉俗者的手册： “好消息就是没有消息……” 纽约人知道，事态极有希望的发展是太好的消息，不可能是真实的，因此，让人快乐的头版头条消息总会引发一种让人嘲笑和不相信的气氛。纽约人──我相信别处的人也不例外──希望看到的故事是让他们发疯和愤怒的事情。 “好的报人总能够为任何一个故事找到让人压抑的角度。” 我在华盛顿特区呆的时间长了，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办新闻的有害方式，因此就决定带头起来批判这种绝望新闻。 我的讲坛就是纽约市内的海外新闻俱乐部，当时是1983年10月24日，那是我第二次在那里露面。1979年3月21日，我曾在那里对着同一群人讲话。 当时，我讲的题目是“保护媒体自由”。这一次，我的题目是“配上媒体自由”。 我说：“最好的报人都是怀疑主义者。 “他们不以事物的表面价值接受事情。他们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他们更深地挖掘真理。他们全面衡量事物，不理睬公关部门的宣传，他们写公平的故事。 “但是，怀疑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有极其微妙的差别。 “愤世嫉俗者假定最糟糕的事情，并且把它发表出来。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指控与定罪，而不是告知与教育。他们相信用负面报道能够吸引读者，但是，结果倒是把读者吓跑了。 “愤世嫉俗者搞的是一套绝望新闻。 “问题的实质很简单，那就是： “这种旧式的绝望新闻主义，这种通常会让读者深感失望和疯狂，或者极其愤怒的嘲讽式技术能否、或是否应该在20世纪末继续下去。 “或者说，一种新的希望新闻，一种无论好坏、无论悲欢喜乐都原文照登，让读者得到全面消息，并进行自我判断，看看某些新闻是否值得自己注意和支持的新技巧，是否能够或愿意在未来的10年发展下去。” 那些话只得到礼貌性的轻微掌声，我知道纽约的听众只会有这样的反应。 从事希望新闻的报人 在全美各地，反应却不尽相同，编辑和专栏作家一致赞同。有些人说，他们一直都在弄这样的希望新闻，只是没有给它贴上标签而已。另外一些人郑重其事地说，他们马上就来搞这样的新闻。 《普韦伯罗（科罗拉多）科罗拉多人报》的出版人罗伯特·罗林斯把我的演讲内容给他的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份，并附上一个字条，说：“认真看，要注意。” 《罗伦斯（堪萨斯）日报世界》的主席多尔夫·西蒙斯欢迎我和《今日美国》的办报方法。他为一个社区团体的领导人解释了希望新闻和绝望新闻之间的差别。 “媒体跟媒体不同啊。网络电视和少数报纸做一种事情，全国各地更多的报纸却在用完全不同和负责任的方法从事另外一种事情。” 我的轻度批评和绝望新闻的标签伤害了一些从事国内新闻报道的报纸，尤其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开始嘲弄他们所谓的“幸福新闻”方法，那就是他们对“希望新闻”的解释。 因为《华盛顿邮报》是国内最受吹捧的报纸，也因为那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内领袖人物看得最多的报纸，它的新闻品牌就值得进行简单的个案分析。 “圣屎”新闻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本·布拉德利说出来的。 他对自己的党徒说，读者早间拿起《华盛顿邮报》看第一版的时候，他希望这位读者能够说：“圣屎！” 《华盛顿邮报》经常得到这样的读者反馈。但他们经常的反应却是：圣屎！我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有时候又不能，或者不应该。 事实与虚构在《华盛顿邮报》的怨恨之宫里经常会成为友好的伴侣，而怨恨之宫也就是“圣屎”新闻的老巢。对《华盛顿邮报》那种品牌的新闻来说，匿名或不标来源的新闻是关键。 这种不标来源的政策无异于公开承认违反了两种新闻道德： ►无来源的消息经常会夸大自己了解的内容。 ►记者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会多于自己听到的内容。 惟一确切的办法是将事实与虚构区分开来，因此就必须禁止不标出处的消息。效果较差的另一种办法是要求记者向编辑透露消息来源者的身份，并让编辑来决定是否使用这样的材料。 《今日美国》有禁止匿名消息的严格政策。这项政策告诉我们的记者负起责任来，并使报纸在消息来源和读者两个方面得到极高的可信度。 在未标出处的消息来源的使用上，《华盛顿邮报》以外的大多数报纸都采取了收紧政策。《纽约时报》已经退休的执行编辑阿比·罗森塔尔说，只有在“正当”使用这些消息出处时，才能够列出提供消息者的名字。 但罗森塔尔补充说：“让人恶心的是，匿名来源经常只是一种面罩，用以掩饰无法证实或无法回击的攻击和谩骂。” 由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很多未经证实的或无法回击的不道德故事，而且是基于匿名来源，因此，里面能够轻易找出的例子可以写上一本书。有些涉及名人，有些涉及不那么知名的人士。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妻子罗萨琳在里根夫妇就职前暂住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楼时，曾在里面装置了窃听器。 卡特愤怒回击，并要求立即撤回该报道，并在报纸上道歉。第八章 战胜偏见与固执“圣屎”新闻(3) 光着屁股的布拉德利 3天之后，有人引述布拉德利的话：“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公开道歉呢？总不能光着屁股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来回奔跑，大喊‘对不起’吧？” 布拉德利没有这么做，结果错过了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是他的“圣屎”新闻理论最好的个人典范，可以把他的光屁股照片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那会让吃早餐的读者得到真正的早餐享受。 反过来，《华盛顿邮报》等了6天后才发表了一份软弱无力的编者按，说布莱尔大厦窃听一事完全是谣传。 卡特并不满意。他要求《华盛顿邮报》道歉，并威胁说要诉诸官司。 《华盛顿邮报》登载那篇关于前总统的不实和公然谣传18天之后，最后才登载一篇撤回声明，并致以道歉。 卡特之后宣布他不再起诉，并发表了以下声明，这个声明应该在全美国每一所新闻学院进行宣读，而且应该刻在《华盛顿邮报》新闻采编室的墙上： “走运的是，由于我以前所居的位置，我有机会接受公众新闻媒体，并且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到我的问题。以讹传讹的类似谣传的许多受害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但他们受到的损害却同样严重。”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唐纳德·格雷汉姆与布拉德利的磨擦也许远远超过了与他母亲凯伊的磨擦，唐纳德只好自己给卡特总统寄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给两位格雷汉姆都送去了口信，祝贺他们完成了道歉的事情，哪怕这有可能让布拉德利生气，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你给卡特总统的信也许是你作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之一，不仅仅对《华盛顿邮报》是如此，而且对报业来说也是如此。”我给唐·格雷汉姆的信是这么说的。 “你（我们）处在很大的麻烦中，不仅仅是与政客，而且还与广大的公众有麻烦。他们时不时会原谅我们犯下判断失误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他们就不会原谅我们了。为此我向你致敬。” 在致凯伊·格雷汉姆信件的附记里，我对布拉德利讽刺了一番：“祝贺你适当地施展了自己作为《华盛顿邮报》杰出和睿智的资深政客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戴安娜·麦勒拉让卡特夫妇难堪了一回，她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东西当成真事。另一位记者简内特·库克得罪了一个警察部门，得罪了一个城市，得罪了她的报纸，也使她所处的行业受到损害，因为她编了一个纯粹想像出来的故事。 库克写了一个吸引人的系列故事，讲一个在内城吸海洛因的有8年吸毒史的吸毒者，说此人叫吉米。这个故事本意是想把哥伦比亚特区的吸毒问题戏剧化，但看起来却很吸引人，结果，《华盛顿邮报》提名将这个系列拿去评普利策奖，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吉米这个人。奖项颁发之后，故事被人揭发出来，说是伪造的，《华盛顿邮报》最后只好退回普利策奖。 “圣屎！”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之后，整个新闻界全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深喉”还活着 不过，《华盛顿邮报》也有得记一功的地方，那就是，它有时候利用匿名来源保护告发者，而这些告发者也并不一定是在说些想入非非的话。 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率领一批媒体推翻了尼克松政府，这也使这家报馆赢得普利策奖。该报因此应该得到这个奖项，而且也值得保留它。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伊·格雷汉姆是水门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她积极参与水门事件许多报道的评审工作，总体上说，她在那个时期对布拉德利是严加管教的。 关于简内特·库克的故事，布拉德利和他的人马可以自己去评判，他们的确滥用了自己的权威，而且错待了自己的读者。 但是，在涉及水门事件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的代笔者提出了一些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声称，他们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深喉”，此人是政府部门的一名未指出姓名的雇员，据说经常会在多层停车库里突然出现，并在很深的背景里提供信息，这意思是说，“他/她”的话并不能直接引用。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现在更加坚信，那个“深喉”不是别人，正是本·布拉德利本人。 大家不妨会奇怪，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 很简单。布拉德利在华盛顿有数以百计的政界和社交界的关系，其中很多关系人可以在酒会或者电话里极其方便地透露消息给布拉德利。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跟记者说话。 因此，我的预感是，布拉德利本人就是传奇中的深喉。除非布拉德利退休，或者开始写他的传记，否则我们也许不可能了解实情。他的传记应该取名为“圣屎！” 美国大部分报纸都有相当明显的风格。《华盛顿邮报》就是一种好得古怪，也坏得出奇的报纸。其他大部分报纸都在实践希望新闻理论，但是，有一些报纸仍然在为绝望新闻购买昂贵的车票。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约翰·奎因曾被华盛顿的全国新闻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编辑，他回顾过这样的新闻风格。接受那个奖项的时候，他说，根据报纸头版头条登载最坏消息──世界末日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各家报馆的风格。 奎因的预测是： ►《纽约时报》：“世界结束了。第三世界国家损失最重。” ►《华盛顿邮报》：“世界结束了。白宫忽视了早期预警，据未透露姓名人士说。” ►《今日美国》：“我们死定了！各州死亡情况，见8A版。最后一次体育决赛结果，见10C版。” 新闻理论教育工作者有助于为媒体设定基调，或积极或消极，因为大多数有才干的新闻记者都是他们教育出来的。 在过去40年里，我见到过很多学生从新闻院校毕业，我们从几十所不同院校聘用了数百名毕业生。毕业生的质量是衡量最佳新闻院校的最有意义的方法。利用这个标准的话，我就可以给1980年代的那个10年评分了。第八章 战胜偏见与固执“圣屎”新闻(4) 10大新闻院校 1． 北卡罗莱纳大学 2． 堪萨斯大学 3． 西北大学 4． 南加州大学 5． 印第安纳大学 6． 内布拉斯加大学 7． 佛罗里达大学 8． 密苏里大学 9.德克萨斯大学 10.马里兰大学 在1980年代，有些新闻院校并不如它们所得的名声那么好，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学校就很差，只是宣传过度了而已。一般来说，这样的名声基于历史，或者是一些热情的教务长或院系负责人。正是这个原因，密苏里既可以列上10大新闻院校的名单，也可以列上吹捧过度的院校名单。 五所吹捧过度的院校 1． 哥伦比亚大学 2．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3． 密苏里大学 4． 俄亥俄州大学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空中的希望与绝望 由于我搞了半个世纪的报纸，但了解广播业才只有10年时间，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对自己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管理广播事业或者评定广播员的表现上面，事情的确如此。 但绝望与希望新闻理论，当然还包括“圣屎”新闻理论，只需要拨动电话号码就可以拿到空中去了。 杰拉尔多·里佛拉和莫顿·东雷只能够端出满盘子的“圣屎”。太多了，大部分观众迟早会换台，或者干脆关闭电视。 菲尔·多纳胡、奥普拉·温弗雷和拉里·金拿出的是希望新闻与“圣屎”新闻的奇妙混合物。他们跟自己的观众谈话，而不是仅仅对自己说话，他们还会在电视里工作很长时间。 “60分钟”是空中的绝望之音。但是，这个节目办得很有娱乐性，哪怕不喜欢报纸上绝望新闻的一些人也会对华莱士和布拉德利、雷森纳和萨弗尔保持兴趣。 我仍然收听那些节目，哪怕他们不提供机会让我上镜，尽管他们已经花费了数百小时和数千美元做我的节目。 我记得非常清楚，“60分钟”节目的制片人唐·休韦特当着国家广播公司“今日”栏目的布莱恩特·甘伯尔的面对我说，他们准备“做你”的节目。 我们当时在麦尔科姆·富布斯的高地人二号游船上巡游，看纽约周围的高楼大厦。《今日美国》当时快到第5周年了，休韦特觉得我那份报纸的成功使我成为他那个栏目的候选人。 我当时怀有戒心，因为我知道，“60分钟”的目标是要找你的麻烦。但是，我还是同意合作，因为我觉得那里有很大一个观众群，我希望能够借机会鼓吹我那份报纸5周年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60分钟”派来的人跟在我屁股后面拍，从纽约到洛杉矶，又从洛杉矶拍到纽约。 最后，我们坐下来录制一对一的采访节目：哈里·雷森纳和我本人。制片人桑迪·索柯娄在我们周围忙来忙去的。 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我们进行中间休息，雷森纳和索柯娄催促我拿出暴烈的一面。“拿出你惯常的脾气来。”他们说。 我们再次进行采访的时候，雷森纳变得很粗鲁了，想在《今日美国》的事情上惹我生气：“麦当报，新闻业的快餐食品。” 但是，我以前已经听说过这样的话了。我保持镇定，一脸微笑，很礼貌地回答了最尖锐的一些问题。 那次人物简介根本就没有播出来。他们告诉我说，我在节目里面做出来的样子太礼貌了。他们没有能够想出我那个版本的婊子养的形象来。 谈到婊子养的，泰德·特纳应该得到比他在有线新闻网上的成功更大的表扬。CNN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把电视上最全面的新闻报道传递给4,960万美国家庭。它提供了动力，使3家大型网络得到升级并扩充了新闻节目，使我们大家都因此受益。 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都提供了相当好的希望与绝望平衡，从早间新闻节目到深夜新闻都是如此。 我是希望拨号的人，在办公室里和家里，我有4个屏幕并排摆着，所有的节目总是开着，哪个频道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打开哪个频道的声音。 我是从林顿·约翰逊总统那里学会这个方法的。1966年，林顿总统做了一次外科手术，我的老板保尔·米勒和我跟林顿总统及私人助理杰克·华伦迪一起在白宫进午餐，杰克·华伦迪现在是美国电影协会的会长了。此后，林顿邀请我们到总统卧室去看看，一边脱衣准备午睡。他想让我们看看他在床脚处摆放的3台电视机。 当时，遥控板是相当新潮的东西。他的枕头底下就有一块遥控板。 “3台电视我一天到晚都开着，但是，只有当我看图像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声音。”林顿总统说。第八章 战胜偏见与固执“圣屎”新闻(5) 分析节目主持人 我看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德·简宁斯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特的节目，有线新闻网的伯纳德·肖的节目和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柯的节目。根据这些节目主持人所说的内容而决定是否打开声音。 所有4个主持人都不错，没有沃尔特·克隆凯特的节目好看，但也相当不错了。 每个人都有希望和绝望的混合物。一般来说都趋向绝望，还有可以拿到的电影胶片，但平衡得不错。 他们是如何进行比较的呢？ 加内特公司准备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候，我以为加内特公司最后会成为第四家好的电视台。 我是这么给几位主持人评级的： 1． 汤姆·布罗柯 2． 彼德·简宁斯 3． 伯纳德·肖 4． 丹·拉特 我承认自己有偏见，因为我更偏向于布罗柯。他是南达科他州来的小伙子，而且他的妻子麦里迪丝也在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但是，布罗柯属于全美国或全美利坚的小孩子，哪怕他已经快到50岁了。他在佩奥里亚表现不错，在美国各地中心地带也都表现不俗。如果有别的人替他挑选领带，他一定会表现更好。 简宁斯是一位挺复杂的外国人，主要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有吸引力。他很聪明，能够以极其出色的手段处理实质性的新闻题材。但是，周末到中西部地区的农场清扫马厩或者挤一挤牛奶，一定会对他打开眼界大有裨益。 肖在有线电视网得到的电视时间比他在别的网络得到的时间长得多，他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讲话直截了当，稳实而有次序，报道新闻时从不妄加粉饰，但他必须学会如何微笑。 拉特是广播业里的本·布拉德利。这很好，但不如他自己以为的那般好。1987年，拉特因为生气而突然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屏幕上消失了7分钟。克隆凯特说，“我本想炒掉他的。”换了我也会。 这4位主持人和所有电视业人员都可以听听查尔斯·库拉尔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的“在路上”节目，可以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库拉尔特有一句话，是我们所有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业人员都应该记住的： “我从报纸头条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国家，跟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和用自己的身心感受到的国家不尽相同。” 有话直说： 第一修正案保障了新闻的自由；新闻自身必须要保障新闻的公正。第九章 盯住大权在握者评价美国的州长们(1)领导者就必须要带头，否则他就不该参与政治活动。 ──前总统哈里·杜鲁门 成功的首席执行官有可能成为聪明的婊子养的，他是具有领导才能的极好判官，他能判断在需要努力才能成功的任何领域里都必需的技能和毅力。 比如在美国的商业世界里管理一个企业。 比如在美国50个州的任何一个州里管理一个州的事务。 比如管理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 在私营世界里创立和管理一个成功企业的经验，使人们具有特别的资质来评判公共世界里的领导才能。 尤其是如果这样的评判建立在面对面的直接谈话基础上，建立在与一些公众领袖在其自家的办公桌或咖啡桌上的谈话基础上。 我有特别的机会能够做到这样，我与美国全部50个州的州长都有过一手的谈话经验，跟32个国家的领袖，跟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有过一手经验，而且这一切都在18个月的时间里完成。 作为终生的新闻工作者，我干过不同的工种，有机会从不同侧面了解整个国家和世界各国。但是，我总是一位记者，总在奔跑中。我总只能够通过窗户匆匆地瞥见一眼。 最终我有了机会，能够仔细和近距离地长时间打量一切，而且我也这么做了。 作为一家大型媒体公司的主席，也作为一名做实际工作的记者，在近50年时间里，我总是小心谨慎，从不对政治、政策和领袖的个人特点妄下评判。 之后，我会拿出新闻，而不是意见。 现在，作为一名退休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一位专栏作家及作者，我感觉自己能够放开手脚，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因此，在这里，我拿出来的是领导才能方面的成绩报告单，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 如果你想理解民主，不要在图书馆里查阅柏拉图的书，而是要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们多多交谈。 ──《纽约时报》前社论版编辑 一、评价美国的州长们 艾尔·纽哈斯是美国最大报业集团的主席，他星期一到了博伊西……得知州长很喜欢土豆。 ──《爱达荷政治家》 1987年6月9日，爱达荷州博伊西市 美利坚合众国的50名州长是一群变化多端、五花八门的领导者。 ►有些人显示出能够担任更高职位的潜能。 ►大部分人都能很好地应付本州事务。 ►许多人办事的方法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少数人应该退出自己的职位，另谋生路。 ►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被人低估最严重，也是全国范围内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公共官员。 一般来说，全国的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不充分，除非他们惹上了大麻烦。州长对美国的国家命运举足轻重，这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在像伊利诺伊、依荷华和爱达荷等州里，有创新能力的领袖才能却成为国家机密。 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媒体应该改变以前的报道方式。 州际界限已经模糊了，因为我们已经真正成为一个国家了。我们必须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各州领导人身上。 我们坐大巴士在美国各地穿行，一共走了34,905公里，这使我们对美国的高速公路和小道有了更直接的了解，知道了村落的十字路口，也看到了州议会门前的场地。 现代的流动性使我们走到一起。 媒体技术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彼此了解。 旅行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我们可以操心更多的事情，也能分享更多。 因此我们都能更好地彼此理解。 我们与各个州长的谈话特别是想更好地了解各州的生活与状况──他们的梦想与困难之处，发展快和慢的时候，问题与希望解决问题的方案。 事有巧合，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将我注册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独立候选人。乔治·华莱士作为独立候选人进行总统竞选活动的时候，我把自己作为佛罗里达投票人的党派注册表从独立候选人改为“不是任何一种人”。因此，我对各个州的报告与任何政党的政策毫无关系。 下面，根据我对每个州长为各州所做的工作，我给干得最好的州长们排一个名次表，姓氏以字母顺序排列。 10大优秀州长 吉姆·布兰卡德，47岁，密歇根州（民主党） 比尔·克林顿，43岁，阿肯色州（民主党） 史迪夫·高柏，51岁，阿拉斯加州（民主党） 马里奥·柯莫，57岁，纽约州（民主党） 乔治·德克默金，61岁，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 汤姆·肯，54岁，新泽西州（共和党） 凯伊·奥尔，50岁，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 威廉·西弗尔，67岁，马里兰州（民主党） 约翰·索纳纳，50岁，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 吉姆·汤逊，53岁，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 我们一共有17位州长后来当上了总统。早年，州长的职位一般是通向总统职位的铺路石。最近以来，前总统卡特和里根都是通过州议会进入白宫的。 我跟罗纳德·里根总统谈起背景问题，他说得很有力： “要当总统，先当州长，当州长是锻炼总统的最好场地。” 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现任的州长有一个或更多位将来会当上总统。 第九章 盯住大权在握者评价美国的州长们(2)有几位州长明显具备了当总统的资质。但是，除资质以外，还有许多方面的考虑也在总统大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时机是一个，政党联盟算一个，还有性别。 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我觉得下面这些州长极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总统候选人，这次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 可能当上总统的州长 比尔·克林顿，阿肯色州（民主党） 马里奥·柯莫，纽约州（民主党） 汤姆·肯，新泽西州（共和党） 凯伊·奥尔，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 吉姆·汤逊，伊利诺伊州（共和党） 时间表：克林顿和柯莫将在1992年参加竞选。肯和奥尔及汤逊将在1996年参加竞选。 如果不提凯伊·奥尔，那你有可能要么是性别歧视者，要么是没有政治经验。 奥尔是美国3位女性州长之一，她是内布拉斯加第一位当上了全州级别官员的女性，1982年她任该州司库，1986年，她被选为该州第一位女州长。1988年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她是为第一位担任共和党宣言委员会委员长的女性。 媒体把焦点集中在东部或西部海岸的女性的时候，凯伊·奥尔正在成为中西部的一股政治力量。我不想拿自己付房租的钱去打赌她当不当得上总统，但是，她才刚刚50岁，还有极强的政治生命力。 但是，我敢拿这笔钱打这样一个赌：有很多现任州长根本不可能走到椭圆形总统办公室。事实上，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到底是如何混进州议会的。 品头论足 下面这个单子列出不可能进入总统办公室的州长，我对他们抱有同情，但话说得有诚意： ►比尔·克利门茨，72岁，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 他是老派的得克萨斯州州长，但遇到的是得州的新问题。他曾骂得克萨斯州立法委是一批“白痴”，因此被人记录在案。得克萨斯州有非法移民问题、毒品走私问题、石油业衰退的影响等，靠他的这种方法是不能解决得州碰到的现代问题的。 ►罗丝·莫福德，67岁，亚利桑那州（民主党） 投票选她当国务卿的人，可能不会投票选她当州长。而且，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这么做。伊凡·米堪姆州长被弹劾以后，在国务卿的继任线上碰巧排在第一位，她是一个政治事故的产物。 ►鲁迪·帕皮奇，61岁，明尼苏达州（DFL党） 有很多州长对我讲为什么他们不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佩皮奇却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准备参加竞选。他觉得，美国各地的人们也许会欢迎另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竞选人，这话是指以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总统候选人尤金·麦卡锡、沃尔特·蒙戴尔，尤其是赫伯特·汉弗雷。我了解麦卡锡和蒙戴尔，对汉弗雷也相当熟悉。帕皮奇是一位牙科医生，他并不是汉弗雷，也不是蒙戴尔，当然也不是麦卡锡。 其他州长的简况 ►最容易找到的州长：蒙大拿州的泰德·斯文顿州长，64岁，他将自家电话号码列在公用电话册上。“普通的蒙大拿人不经犹豫就拿起电话打过来，跟我讲哪些事情他们觉得如何如何，哪些不怎么样，等等。”斯文顿告诉我们说。他喜欢在家里接那些人打来的电话，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的电话号码是（406）442-1262。他的州长任期到1989年届满，但是，他仍然把自家电话号码列在公用电话册上，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都照接不误。 ►最让人有信心的州长：科罗拉多州的罗依·罗默尔州长现年60岁，他坚持要与访客坐在很小的一张桌子边上。他用手指着州长办公桌说：“我不喜欢那张大桌子，完全是个障碍。让我感觉跟人们隔得很远。” ►最直爽的州长：马里兰州的威廉·西弗尔州长是一位文雅的政治家，但是，他是这么描述他所思考的事情的，“媒体不喜欢我，因为我不喜欢他们说的一些话。我也不在乎对他们直说。” ►最呆板的州长：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索纳纳州长现在是布什总统的参谋长，我曾问他，新罕布什尔初选对总统政治进程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否公平，他是这么反驳的：“我只是假定，上帝原本就是这个意思。” ►最随便的州长：怀俄明州的迈克·苏利文州长50岁，他穿着牛仔靴、西部牛仔衬衣和蓝色牛仔裤在州长住宅处与我们的采访小组见面。“这样的采访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进行就可以，你们想去哪里都行，”他说，“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咖啡桌旁边说。也可以到外面去说，跟那只狗一起坐在太阳底下，就在外面搞吧。”我们到了太阳底下，跟那只狗坐在一起。 ►姿态最低的州长：佛蒙特州的马德林·昆宁州长是瑞士出生的，他的风格很快能够把一个采访活动变成安静和坦诚的谈话，照片上显示一位态度镇定、举止得体的州长信心十足的样子。 ►最直言不讳的州长：亚利桑那州前州长伊凡·米堪65岁，他为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生日而废除了该州的法定假日，因此与公众闹得不可开交。他后来说，他认为，用“小黑鬼”这个词代表黑人孩子“是一个亲切的称呼”。 这个争议是否伤害了亚利桑那州？我问。“完全没有，”他说，“在那些想来亚利桑那州的人当中，10，000人里还没有一个人会在乎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样子的。” ►最可恶的州长：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艾德文·爱德华兹62岁，在州大楼里接待我们，并请我们吃了一顿当地的饭菜，一副极有信心的样子。 他很喜欢自己臭名远扬：“你说我丰富多彩也行，说我是有争议的人也行，说我傲慢无礼也可以，但就是不要说我是谦逊有礼之人。”爱德华滋告诉我们说，下次选举惟一能使我失利的因素是，有人发现我跟一名已经死亡的女人或一个还活着的男孩子睡在一张床上。接下来的选举他当真失败了，初选就露出不利于他的苗头。 这就使得我要开始给美国和美国人民打分了。 优秀。 到了美国那么多地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次旅行，跟那么多的人们交谈过后，听到了那么多让人充满希望的话，看到了那么多能干的事情，感受到了那么强烈的感情，人们不可能产生别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仍然是一片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国土，跟50年前一样，当时，我自己正在南达科他州的尘暴与大萧条日子里成长。 甚至更有希望，美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整个国家又到了另一个边疆开拓时代，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来说，都有无限多的机会在等待着人们。 对于管理各州事务的人是如此，对全国各地的普通人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是一个充满各种不同类别问题的国家，我们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有不同的目标。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当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有话直说： 政治潜能远远超出波托马克河的界限。第九章 盯住大权在握者世界掌握在我们手中(1)他有喷汽式飞机，他有无人不知的名声，还有坚持不懈的毅力，终于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全世界的大门……纽哈斯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地方，也去了总统首相的官邸。 ──《文艺报》，1988年8月31日，莫斯科 要评判一位外国首脑所做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比评估美国一位州长或总统所做的工作要难得多。 世界不同地方的领袖及其追随者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也有不同的思想和理想。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这么提醒我的： “我恳求你注意，在美国行得通的东西，在别的地方不一定行得通。是啊，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是不同种类的人。你越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人，那就越是无视别人生活的环境。” 李的警告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应和者。 作为一名美利坚的公民，也作为一名记者，我还记着我们国家对于自决权和人权的历史性承诺。对于违反这些权利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我们所有论述全球问题、并就此展开工作的人都必须站起来捍卫自由世界的自由人民的原则。 但是，我们又不可让自己的梦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混为一谈。我们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同时也要理解可操作的现实。 据此，采访世界六大洲32个国家的元首，并听到他们各自的问题时，我都保持开放的态度。我观察大街上的人们，也看皇宫府邸里的人们，体验他们的情绪，也听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 对任何一位政治领袖真正的考验，就是看她/他为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经常听到的那些问题，在全球都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你今天做的是否比昨天更好？” 对外国领导人进行成绩报告的范围，要比对美国领导人的考核范围更大。有一大批外国领导人确实是十分优秀的。有少数国家领导人差得让人绝望。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则是政绩平平，或者表现一般。 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我列了一个单子，排出美国之外的10大政治领袖人物，他们值得拿到好的成绩单，他们的名单按字母顺序排列如下： 10大国家元首 ►澳大利亚总理包勃·霍克，59岁。 ►加拿大总理布里安·马尔罗尼，50岁。 ►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61岁。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72岁。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66岁。 ►西班牙总理菲律普·冈沙雷斯，47岁。 ►苏共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58岁。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64岁。 ►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69岁。 ►西德总理赫尔默特·科尔，59岁。 由于不会选出全世界的领导人──至少在你我生命范围内不会有此举动──把我采访各国领导人时的材料像采访美国各州州长得到的材料一样列举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会有更多的地方强权不断出现。值得观察的地方是西欧，到90年代，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掮客有可能在那里出现。 到1992年，由12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式成立的时候，它所产生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会跟其他地区一样，比如： ►美国和加拿大合在一起。 ►苏联和整个东欧集团。 ►日本和太平洋沿岸国家。 毫不奇怪，西欧的三大领导人一方面用一只眼睛管理自己的国家，另一只眼睛非正式地盯着非正式的“欧洲总统”。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实际目标就是这样的。 1988年6月6日是二战胜利日的44周年大庆，我跟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一起乘坐直升机从巴黎飞往诺曼底。途中，他是这么表述的： “我们必须利用欧洲从其独立和统一中获取的力量，这就是1992年将要成立的欧盟。许多人认为，欧盟只是一种经济联盟。但它的意义远非如此，它会强化欧洲在世界政治事务上以单一的声音讲话的分量。” 密特朗希望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声音，西德总理赫尔默特·科尔会提名自己来当这个代言人，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却认为只有她才能担当此任。 听听他们对我说的话吧。 撒切尔：“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我希望自己长年积累的经验能够有助于整个自由世界。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那么自命不凡，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思。” 科尔：“密特朗总统和我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希望实现政治上的整合。跟玛格丽特·撒切尔谈起政治统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歧见。目前，我盯住了1992年。” 无可争议的欧盟主席什么时候出现，或者能否出现，那都是值得疑问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下面是我排出的一个候选人名单表： ►到时候，密特朗的岁数可能太大了。本书写作的时候（1989年），他已经72岁。 ►科尔的德国传统排除了他被全欧洲所有人民所信任的可能性。 ►撒切尔有可能担当此任，尽管目前她与密特朗和科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存在不同意见。 这位头脑敏锐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女士在本世纪担任了10年的首相，有长期的混战经验。她跟密特朗和科尔一样聪明，同时也许还更有战斗力。 “需要一个暴徒才能对抗她。”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说。 撒切尔现年64岁，她的眼光盯住了未来。“我总是在向前看。我会一直这么做，直到死去为止。”她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这样对我说。 尽管这三个人都雄心勃勃，但是，要在本世纪内产生一位像美国或苏联首脑那样有世界影响的欧洲领导人还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 容易得多的一个预报是，有很多国家领导人更有可能走下坡路，或者退出政坛，而不是有所上升。 我抱着同情心列出下面一些人的名单，因为他们继承了看起来不可管理的一个国家，或者遇到了不能超越的障碍。另外一些领导人是因为自己制造的一些麻烦而无法坚持下去。第九章 盯住大权在握者世界掌握在我们手中(2) 可能失势的首脑 ►希腊首相安德鲁斯·帕潘德利奥，70岁。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45岁。 ►以色列总理雅沙克·沙米尔，74岁。 ►日本首相竹下登，65岁。 ►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56岁。 1989年4月，有一项判断已经十分明显了，那就是竹下登宣布退位。另一项是，1989年6月，帕潘德利奥的政党在希腊大选中失败。 我希望这个名单表里面的其他三位不要继续下干去，因为我对他们有相当肯定的个人感觉。我觉得他们根本不配完成自己任上的工作。其中两位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那种婊子养的精神，有一位又太厚颜无耻了。这三位领导人的情况分别是： ►阿基诺总统是位喜欢闹腾的精力充沛的人，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解她的人都会喜欢她，她丈夫被刺是使她升上目前职位的关键因素，但这个职位对她来说太重要了，超出她的管理能力。 她的经验或专长都准备不充分，使她无法带领菲律宾人走出她的前任费尔迪南德·马科斯留下来的沼泽地。 ►印度的甘地是阿基诺的男性翻版。甘地是一位谦恭有礼、说话慢条斯理的绅士。他并不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开飞机玩。他母亲英吉拉·甘地于1984年被自己的保镖谋杀后，他被强行推上总理职位。 要管理8亿人民，而且其中4成以上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很大的压力。我问他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压力时的，他回答说：“我并不拿自己当总理看。”这也许是他管理乏术的原因所在。 ►以色列的沙米尔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外国领导人。他的思维方式反映出多年以来作为斯特恩之邦的三位领导人之一的生活经历。斯特恩之邦是一个40年前的一个地下恐怖组织，主要目标是赶走巴勒斯坦的英国占领者。 如果想找一位婊子养的铁腕领导人带领我进行战斗，我会选择年轻时代的沙米尔。但是，沙米尔现在已经是74岁的人了，他根本应付不了中东的新形势，因为现在一切都必须靠外交手段来解决了。 两位极有趣的婊子养的 再看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那就必须将两位列不上上述两个单子的领导人包括进来了。但是，他们是最有吸引力的人，因为他们分别代表共产党左派极端分子和法西斯右派。 ►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62岁。 ►南非总统彼埃特·威尔汉姆·博萨，73岁。 这两个人行政和安排事务的方式可以让人看出这两个婊子养的很大一部分侧面。 我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见大多是提前很久就安排好的，有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以便适合各国领导人忙碌的时间表，也符合我自己在各国的日程安排。 但对卡斯特罗和博萨就不管用了。 我们在古巴相当自由地来往穿梭，相当自由地待了好几天，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卡斯特罗。我们安排好准备离开的头天晚上9点50分，电话打到了拉哈巴拉利布尔饭店，是以前的希尔顿饭店，位于哈瓦纳的市中心。 “总统已经同意你们的请求，准备接受采访。请在5分钟内下楼到大堂等候。” 卡斯特罗穿着经常穿的军服欢迎我们。我们不知道那是例行的5分钟礼貌性接见还是一次实质性的采访活动。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等见到我们以后再决定。 显然已经有人跟他介绍过大致情况。 “我听说你们的报纸《今日美国》赔了5年钱。你们的账单是怎么付的？”他问。 我告诉他说，在4年多的时间里，《今日美国》的费用由加内特公司其他经营项目的利润来支持。 “啊哈！”卡斯特罗大笑。“这么说，你的公司和我的国家都在搞社会主义！” 如果我就此争辩，采访可能就会泡汤。但是，我只是跟他一起大笑。 我们听他说了一大堆谎言和事实的混合物，喝了一些古巴咖啡和郎姆酒，6个小时以后，到凌晨4点我们才说再见。 他几乎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除了这一个问题之外： “在古巴安装苏联的导弹，这是赫鲁晓夫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意思？” 卡斯特罗停顿一阵子：“我准备把这个问题留给我的回忆录。” 博萨跟卡斯特罗一样让我们等着，但等待的时间更长。进入南非的签证等了好几个月才拿到，采访他的请求也遭遇重重阻碍。 我们去肯尼亚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旅行，当时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因为从肯尼亚去南非只需要3个半小时的飞行。但运气不佳。 一个月后，我们在大西洋南部的塔西提过了两天，欣赏那里的海岸景色和别处美景，突然之间，塔西提时间凌晨3点，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博萨总统将在后天下午两点于开普敦接见各位，请及时赶到。” 我们赶到了，一共赶了13,778英里。 博萨在下午两点整打开了通往他的办公室的房门。他跟我们一起拍了两分钟的照，之后让我们的摄影师离开。 在1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主要的意思如下： “谈到我们国家的时候，来自美国的大多数政客和媒体都是一些恶作剧者。” 我们不仅仅访问各国首脑，同时还访问王宫贵族、银行家和乞丐、律师和违法者，有年轻人和老人，也有富人和穷人。 在六大洲的32个国家来回穿梭的经历中，无法忘怀的一些印象有： ►世界当真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球村，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恩于1964年预测的一样。 ►哪怕在偏僻遥远的深山老岭，现在已经很少有秘密可言了。 ►我们已经通过电子手段连接起来，在经济上——经常还在情感上都是如此，国家与国家、洲与洲都是如此。 ►主导今日世界政治事务的是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盖过了共产主义，也盖过了资本主义。 ►物质主义是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媒介，高居于精神与知识价值之上。 ►由于瞬间的卫星传播，媒体成为一种约束手段，使不同价值观连成一体。 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以前只对本国的公民产生影响。现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演了。 贤明者与坏蛋以及两者之间的人在风格与方法上彼此不同，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或者真正起作用的时候，目标还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和平与繁荣。 我们差不多是一个世界了。 有话直说：在今日世界，我们都是邻居，而不是外国人。第十章 风格的本质头等更好玩(1)风格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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