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非常关心编写红军史的工作。88岁那年，他得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编写的战史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战史编委会，重新修订战史，而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8个元帅的红一方面军，却一直没有编史，他认为红一方面军的军史也应该及早编写。1987年11月9日，父亲写信给杨尚昆，建议“趁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把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写出来”。3天后，军委同意父亲的建议，并批准组成以杨得志为主任，王平、杨成武为副主任的编审委员会。1991年5月，92岁的父亲又在家中与编委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老战友们见面，格外高兴，父亲对孙毅说：“胡子，好久没见面了。”孙毅忙向父亲敬个礼，说：“老总，我们都非常想念您，祝您长寿啊！” 那天，父亲对他的一群老部下、老战友说：“你们辛苦了！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就要面世了，是你们和编写同志的功劳，谢谢大家！” 父亲欣然同意为红一方面军史作序言。 巧合的是，一年后的5月1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编委会开会，最终审定了红一方面军史。 父亲强烈地思念故乡江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怀乡之情更加浓烈。自从20岁离开家乡之后，父亲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能成行。他非常惋惜地说：“看来再回家乡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真是终身遗憾。” 解放之前，父亲完全和老家失去联系。白色恐怖下，故乡曾一度谣传他已经牺牲。解放之初，到了北京后，老家开始不断有人来找他，他总是兴致勃勃地打听老家的情况，而且慷慨解囊，资助乡亲。据父亲的同乡聂汉荣回忆，1951年底他从北京返回四川时，母亲拿出70万元（合人民币70元）给他作路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这些钱都是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 思乡，成为父亲晚年的一大心事，因此，每逢家乡来人，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总是愿意见一见。见到来人，又总会引起他的遐思。父亲的表侄杨辉宗回忆说，1986年1月，他和江津县的领导来到家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见到来人，高兴极了，挥动着双手表示欢迎，说：“有意思，有亲戚来了！”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来人，不顾医生不让多说话的交待，提起家乡就滔滔不绝，对杨辉宗说：“我比你妈只大四岁，你看我现在腿不能动了，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真是想念啊！” 每逢家乡来人，他就请人家介绍情况，家乡建设的好坏，牵动着他的神经。听到来自家乡的好消息时，他比谁都高兴；听到不好的消息时，他就心情沉重，郁闷不安。 出于这种感情，但凡家乡有人找他题词，他有求必应，他给家乡的题词，我没细算过，至少有十多个。最能代表他心情的一个题词是：“江津是个好地方！”还有，父亲非常关心自己的母校江津一中，我记得他给母校的师生写过一封信，情真意切，充满期待和鼓励，那封信教育、感动着一批批故乡的学子。 父亲关心江津的特产花椒、脐橙、米花糖等名优产品，就怕这些产品质量出问题。江津成立了柑橘研究所，他很高兴，告诉当地领导，现在不仅我们国内已有研究改良的品种，就是日本、美国也在积极研究，如果我们停滞不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淘汰出国内外的柑橘市场，这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父亲因病在301住院，家乡来人给他送去一点广柑，他高兴得很，拿在手里对医护人员介绍说：“这是我家乡的广柑，你们看多好啊！” 操不完的心(3) 他喜欢川剧，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都很优美，对川剧的一些老演员，名字他都熟悉，经常过问他们的情况。那时还没有VCD，省里来人给他捎来几盘川剧的录像带，他看了很高兴，还请工作人员看，并问他们好看吗？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半开玩笑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你们就觉得好看了。” 红军渡的老船工有些还健在，但有的生活困难的事情让他知道了，他对省、市的领导说：“长征期间，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帮助我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老了，生活上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后来省里落实了资金，他才放下了心，说：“凡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 家乡断不了有些亲戚朋友写信甚至跑到北京来，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父亲对这些事既非常关心，又严格要求，他总是提醒工作人员和省、市领导，一定要按政策办，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徇私情。 八十年代，父亲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几次提出修复意见，父亲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要劳民伤财，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母亲也对当地领导再三交待：“尽量少花钱，按中央的要求来。” 根据父亲的要求，县里又重新修改了旧居修复方案。工程开始后，父亲再次强调，一定要节约，要如旧，不能搞新的装饰。据父亲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上记载，1985年2月14日，父亲不放心，让办公室与江津文物征集办联系，叮嘱他们，修复旧居一定按原平面图办，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修复后希望在环境周围种些松柏竹子。另外，家乡要注意绿化。 父亲说：“希望家乡多种树，搞绿化，这是我最大愿望。” 父亲的旧居修好了，可是他却再也不能回来看一眼了。 对故乡，父亲充满深情。对晋察冀，父亲亦充满深情，甚至更有过之。 在我记忆中，父亲无数次提及晋察冀，提及华北，他眷恋着革命老区，惦记着那里的人民，早就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深爱这个故乡。 1989年暑假，张家口六中同学组织长城古道行夏令营，行经河北涞源的黄土岭地区，当地的老人陈云祥、陈云才得知同学们还要到北京，于是就托同学们带上一小袋小米，请替他们转交给“聂司令”。当那一小袋小米辗转送到父亲手上时，父亲捧着黄澄澄的小米，眼睛突然湿润了。 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可爱的河北》一书，父亲得知后，去信祝贺，他在信中说：“河北确实可爱，我与河北机缘最长。早在1930年我到顺直省委工作时，就与河北结了深缘。后来1937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时，我又在河北工作，一住就是12年。所以……我常说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河北度过的。河北的父老兄弟，河北的山水草木，我是熟悉的，很有感情，的确可爱！” 1987年8月，“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的同志，给父亲寄来一双他当年爱穿的纳底儿布鞋，希望他穿上纳底儿布鞋回到第二故乡来，再走一走他走过的路，再看一看当年他栽下的树，再喝一口滹沱河里的甜水，再吃一个太行山上的红枣，再与乡亲们拉拉家常。 父亲感动得不行，立即给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复信，信中说：“你们的来信和纳底布鞋，一下子又引起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生活的回忆。进城后，因工作等原因没有空到老区看看。文革后，几次想去，又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腿脚更不便了，真是遗憾！不过，我始终怀念着老区人民。我常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度过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会忘记……” 我发现，父亲的身上，带有很多晋察冀的痕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在那里打仗，他养成了看天气的习惯，因为天气决定收成，决定着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也影响着作战行动。“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火烧云，热死人”、“云烧火，没处躲”，这些谚语，是当年跟老房东学的，他一辈子都没忘。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听他念叨这些谚语。他似乎每天都盼着华北地区下雨。在他坐上轮椅以后，仍然像过去那样，坚持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傍晚散步活动时，时不时地问一句：“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华北地区的干旱牵动着他的心，遇到风调雨顺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操不完的心(4) 河北省的领导有时来家里看他，他不停地嘱咐：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92岁那年，他还让秘书写信给晋察冀老区几个县的党政领导，表达他的意见：“由衷地感谢老区人民对我的关心……当我听到老区大部分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深感不安，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你们以后来，无论如何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包括土特产）。否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 父亲的故乡情、老区情是发自内心的。他爱故乡，爱老区，所以就不停地为之操心。他最盼望那里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不就是图的这个吗？ 2002年9月，我们到阜平寻访父亲的足迹时，县长孟祥伟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2002年1月14日晚上，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来阜平视察、听取县委汇报时，动情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来阜平？因为多年来有个心愿未完成。1984年我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一天，杨德中副主任陪同我到聂帅家里拜访，和聂帅谈了近两个小时，内容几乎全跟阜平有关。聂帅讲，阜平过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千万不要忘了那个地方。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心愿，一定来阜平看看。以前有两次机会，都没来成，第一次是到了唐县，碰到你们这边修路，没来成；第二次到了涞源，赶上小平同志去世，又没来成。这次，总算完成心愿了。 孟祥伟说，听温副总理讲到这里，他们县委一班人都被深深感动了，为老一辈革命家，也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革命老区的真挚感情而感动。温副总理为阜平的发展出谋划策，几年过去，阜平经济又跨上了一个台阶。 我想，父亲在天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了。 应各方面的要求，父亲还为许多革命烈士、英模、领袖人物、革命纪念地、纪念馆或碑亭、一些书籍和报刊等，进行了大量的题词、作序或写贺信等活动。据统计，在他91岁到逝世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他共题词作序达228件。 他一辈子节俭，到了老年，仍然是老样子。有一年，39局电话局的老师傅来我家检修那部保密（电话）的红机子，老师傅进了父亲的办公室就笑了，大伙问他笑什么，老师傅说：“我讲一句话，你们可别见怪。你们这元帅府办公室的摆设，不如现在一些单位的收发室。” 想想也是，我家的东西很多都是解放初置办的，有些还是战争年代的玩意。父亲的一些私人物品，竟然装在两个手榴弹箱子里！想给他扔掉，他不干，想买个新的，他不让，说：“不是用得好好的嘛，搞那个排场干啥？” 家里的院子比较宽敞，他晚上有散步的习惯，走不动路了，坐上轮椅让人推着也要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有一年，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安装了三处照明灯，他开始觉得挺亮堂，晚上散步感觉很好。但没几天，他知道了每个灯是500瓦，三个灯每小时要耗1.5度电，他心疼了，就和我们商量，每次只开一个灯。试了几天，他还是决定恢复原来60瓦的普通灯泡。他说：“能看清路就行了，要那么亮干啥。” 家里如果谁离开房间忘了关灯，他就批评：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人走灯灭”的习惯都养不成！ 有一年大旱，北京缺水严重，他听说了，让立即拆掉仅有的两台水冷式冷风机，因为这种冷风机浪费水。他还让工作人员暂时停浇院子里的树和花草，说要节约水。其实他心里很矛盾，冷风机可以拆掉，树不浇水怎么行？园林局的人来了一看，要求赶快浇水解旱。老工人感慨地说：聂帅注意节水节电，我们早就听说了，请告诉老帅，我们可节水的地方有很多，浇这几棵树的水，北京市还供得起！ 我对他说：“你都快90了，还操这个心。” 他说：“活一天，就操心一天。” 他83岁那年，也就是他写回忆录那阵，在301住了4个月的院，差点不行。出院那天，院领导来看他，谁都以为他会感谢人家，他却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只是说：“你们要努力建成全国第一流的医院。一流的医院需要什么？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 我对他说：“你又替人家操心了。怎么不说句感谢的话？” 他说：“医生护士给人看病，是应该的。我给他们提这个要求，他们要是做到了，你说是不是更好？” 想想也是，这种话现在不新鲜了，而在1982年，应该算是有远见的。 他88岁那年，得知我国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建成时，高兴不已，马上张罗着给王淦昌、王大珩两位大科学家写信，信中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和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还特别强调“尤其是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王淦昌看到信，很受感动，他感慨地回忆说：“聂帅身体已很不好了，基本上不能行动。我几次去他家里看望，他仍然关心着我们的科技事业，关心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我向他汇报我在能源领域，特别是聚变研究方面的看法时，他聚精会神地听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态。” 操不完的心(5) 1990年，父亲已经91岁，健康更差了。但他关心我国科技事业的心情有增无减。7月16日，得知我国首发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发射成功后，当即致电祝贺，以表达他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地说：“这在我国火箭发展史上，又是一个创举吧！”这次试验安排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因为在检测时发现了一点故障，当时，我们没有隐瞒他，免得他总惦念。听说实际情况后，他立即吩咐秘书写信，告诉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这样推迟几天是对的，慎重一点好，把原因查清楚，问题解决了再发射。”他的话传到西昌，令在场的人受到很大鼓舞。 父亲去世后，刘华清有个座谈讲话，他讲道：“每到他家去汇报请示工作，他都很热情，谈完工作，常留我吃饭，使人感动。特别是我到军委工作以后，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我总要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华清还回忆说：“在海湾战争紧急时期，老帅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全，一周之内找我谈了四次，还找迟浩田以及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几次，希望我们转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同志，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国的安全，不要疏忽大意。那时聂帅已是92岁高龄的人了……” 自从六十年代初我和老丁结婚后，因为是家里惟一的孩子，我们一直和父母住一块。父亲行动不便后，只要我和老丁一进家门，他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尤其是有重大任务，比如卫星发射、新型火箭试验、新武器试验等等，他更是备加关心。成功了，他比你还高兴，不顺利乃至失败了，有时他也有心烦的流露，但更多的是讲鼓励的话。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医生有交待，要想法让他安静，不能再让他操心，不让他劳思费神受刺激，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尽量瞒着他。江泽民等中央首长来看他时，也都指示我们：不要让老帅再为国事操劳，你们要学会报喜不报忧，要老人家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可是，当他发现我们有些事情瞒着不说，他就生气了。有一次发牢骚说：“不错，我们是‘圣贤’（剩闲的谐音，意思是剩下的闲人）之人了。”又有一次，他对丁衡高发火，说：“不错，我们是废物了……废物还可以利用嘛。”他的意思是，他虽然年纪大了，干不了什么了，但还可以帮着出点主意。 所以，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下来了，不管事了，但不能不关心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事。” 面对这样的老人，有时我们既心疼他，又感到很为难。 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1992年的3月，我们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他早早就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打澳星”非同寻常。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采用它，所以对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 父亲具有灵敏的嗅觉，你想瞒着他，根本不可能。2月中旬，某家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打澳星的报道，牵挂这事的父亲让秘书念给他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有把握。他听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即将发射那几天，他的病情已经明显加重，心力衰竭相当严重，但他每天仍要询问有关澳星发射的情况。 真拿他没办法。都这个时候了，他还不想好好休息，还在操心。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了。 这消息能不能告诉他？我们和医生都很为难，就怕这个不好的消息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想瞒着他，但又没法瞒住，他天天问情况，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也会公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商量还是婉转地告诉了他。 他躺在躺椅上，一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似乎觉得很突然，马上就说：报纸上不是讲，准备得很充分吗？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说，现在具体情况还没弄清，等有进一步的情况再随时报您。又安慰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风都是过硬的，都是您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会很快处理好的。 他听后，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就问有无新情况。秘书告诉他，已连夜将澳方卫星安全地拆卸下来，交外方保存，我们将继续分解检查。他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哪能保证每次发射都百分之百成功？正像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我们过去发射和试验都有过失败的教训，只是由于严格要求，才把失败降到最低限度。” 操不完的心(6) 很快，澳星发射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我们把原因告诉他，他点点头，说：“找到了原因就好。” 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在问有关情况。 他关心载人航天，关心南极考察。我们告诉他，这两件事情中央同意了，他欣慰地笑一笑。在阳光下，我感觉他的笑容特别纯真。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为别人操心，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他是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有句话他时常挂在嘴边：“居安不能不思危，闻之不能不过问啊！”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1) 1990年10月15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了，来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握一下手，亲热地打着招呼。老哥俩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着，目光里都流露出绵绵的关爱和问候。 小平叔叔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这时父亲眼看就满91了。 于是，父亲微微一笑，说：“那就算是胜利喽！” 话落，他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像一对调皮的孩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结果，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父亲活了93岁。小平叔叔也活了93岁。按小平叔叔的观点，他们老哥俩都是“胜利者”。 晚年的父亲，经常沉浸在对老战友的怀念与回忆中。 大约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时叔叔的儿子任远远来到我家，说要送给聂伯伯一件礼物。我带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室，远远拿出他亲手制作的礼物——一个台灯，递给父亲。上面写着两行字：“为革命的先锋、英雄、功臣——敬爱的聂荣臻元帅制。你的战士任远远。” 父亲很高兴地接过这个台灯，夸奖了远远几句。他告诉远远，同时也告诉我，1936年10月，任弼时和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叔叔曾送给他一台照相机，那时候父亲特别喜欢拍照，他拿着任叔叔送的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于1937年6月拍下的一张红一军团帮助群众夏收的照片，解放后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他曾在那张照片背后写下过一段话：“我们是人民的红军，准备一切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应该随时随地给工农劳苦群众以实际的利益和帮助。” 远远制作的这个台灯很粗糙，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父亲会一直使用到去世。他用了整整15年。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不少中央领导来到他的卧室，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手工制作的小台灯。也许父亲出于艰苦朴素的原因，一直不愿换新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买个新台灯需要不了多少钱。父亲主要是出于对老战友任弼时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才是他的本意。父亲说过，任弼时叔叔去世的时候，才4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去世的高级领导人，还说他很有才华，很有智慧，对党无比忠诚，死这么早太可惜了，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他非常怀念他。 在父亲的晚年，随着老战友一个一个过世，他一次次地沉浸在悲痛的漩涡里。 1986年秋天，刘伯承元帅到了弥留之际。父亲心情沉重，前去看望他。八一南昌起义时，父亲就和刘伯伯有过合作，他们两个四川老乡很谈得来，刘伯伯精深的军事造诣令父亲钦佩，刘伯伯宽厚的兄长风度，更是给父亲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一起战斗，长征途中，他们一起过乌江，一起过彝族区，一起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雨中一起登上泸定桥，都成为他们一生中光彩夺目的瞬间。 建国前后，父亲在总参，刘伯伯在大西南，不久又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来北京时，有时就住我家。我家后面有一个古建筑，名为“吉安所”，据考证，是明代司礼监办公的地方，到了清代，嫔妃死后，用于停灵治丧。解放后，父亲任代总长时，他的办公室主任安东就在里面办公，刘伯伯来京，也在那里面住过。 吉安所冬暖夏凉，适宜居住。由于它历史悠久，比较独特，还曾闹过笑话。有一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看上了这个地方，带着个女秘书来这儿写作。白天她写作，晚上回家住，女秘书晚上留住。几天后，当那位年轻女秘书得知吉安所是个什么地方后，脸都吓白了，说是难怪晚上老觉得有响声，搞不好就是闹鬼。吓得她再也不敢住里面了。 刘伯伯他们却不怕这个。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对我说，这些老帅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样的死人没见过，还怕这个？有一次，刘伯伯住这里，晚饭后，父亲和他以及安东、范济生等人在吉安所廊沿下聊天，刘伯伯讲到，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有天晚上宿营，天很晚了，他带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睡在一个村里，第二天天亮，听老百姓反映说当兵的抢东西，他一听就冒火，赶去处理，过去一看，傻眼了，原来是国民党兵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原来夜里他们和国民党兵睡在一个村里了！ 刘伯伯说：“我一招手，几个人骑上马就跑了。” 父亲平常是不开玩笑的，这次却忍不住说：“老兄，幸亏你那只眼睛还好，要不就当俘虏了！” 众人听了，无不大笑。刘伯伯的笑声粗犷而爽朗。 然而，这个被誉为“当代孙武”的人，这个十大元帅里身材最高大的人，此刻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没有思维，身体蜷缩成一团，看上去那么短小的一截……父亲伏下身子，握住老兄凉凉的手，无言以对，眼角噙着泪珠……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2) 父亲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喃喃地说：“在大渡河边，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我觉得他那么高大，那么威武，可是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了？……” 他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和刘伯伯在大渡河边的情景。他一连说了好几遍。 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病危，前来探视的人都被挡在了门外，谁也进不了病房。父亲得到消息，赶来了。王震此时已经在这里候着，见到父亲，王震急忙迎上来，说：“聂老总啊，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让进。” 父亲威严地望着值班的人。301医院的副院长汪石坚将最近的情况简要汇报给父亲，父亲有点责备地说，这么严重了，怎么才告诉我？ 父亲立即站起来向病房走去。王震叔叔也跟着进去了。父亲来到叶帅的病床前，站在那里，默默地、久久地望着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当年在黄埔军校，他们就认识，后来搞广州暴动，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的友谊。“文革”期间，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一起为党和国家、军队担忧，他们一起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终于战胜妖魔，渡过难关，迎来又一个春天……叶帅85岁生日那天，在西山，父亲去看他。听说父亲要来，他早早让工作人员推着他等在门前。父亲下车后忙走上前，推起叶帅的轮椅车。工作人员都闪在一旁。那天，父亲推着轮椅车走了好久，但两位老人说话并不多，也许此时的他们已经不需要用语言交流了…… 父亲上前，轻轻握住叶帅的手，眼泪汪汪。后来父亲对我说，当他握着叶帅的手时，感到叶帅的手在一点一点地用力，想紧紧地握着他。昏迷中的、已经切开了气管的叶帅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他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两位老战友就这样久久地握着手，一言不发，默默地交流。似乎都能意识到，这是永别。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回到家里，父亲好几天情绪低落，吃的也少。后来，一个小护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逗乐。他一笑，大家的心里才踏实。 父亲反复几次给我讲，他和叶帅握手时，叶帅虽不能说话了，但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大约是1989年上半年，“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病重，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消息传来，父亲心情沉重，他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一束“勿忘我”鲜花。8月13日，父亲接到中共平山县委发来的唁电，得知戎冠秀去世了。他当时坐在轮椅上，闻之一惊，痛心地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这是他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沉默了两三分钟后，他让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发往河北省委、平山县委，接着口述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当晚，得知电报已经发走，父亲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晋察冀戎冠秀拥军的感人事迹。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戎冠秀自己吃糠咽菜，每日为子弟兵节省一把米，又亲自把节省下的小米送到前线。她节省下一尺尺粗布，并组织下盘松（村名）的妇女，做下一双双军鞋，送给子弟兵。她掩护伤员，经受了千难万险。她照顾重伤员，没有吃的，将自己的奶水挤尽，口对口喂给昏迷的战士，伤员痊愈之后，叫她一声妈妈，她说：俺承担不起，这是俺该做的。儿子长大了，她二话不说，送到前线……为此她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奖励，父亲高度赞扬她，使她成为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 1991年2月，著名拥军模范庄印芳，代表徐州老区的人民来看望父亲。父亲对她说：“你在徐州，还不忘正在病中的一个老兵，我很感激你。我们过去有个戎冠秀，我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称她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所谓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是最关怀的。所以，我也称你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你愿意吗？” 庄印芳回答说：“愿意，这是最光荣的称号。” 父亲点点头，说：“母亲最关怀自己的子女……戎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她。” 大约在他90岁那年，有一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储藏室的物品——顺便说一句，他有几个战争年代的弹药箱子，他像宝贝似的舍不得丢，里面装着他的部分物品——工作人员找出一个烟灰缸，外形比较奇特，不像是中国货。他想起了，那是五十年代访问东欧时，外国人送给他的，他不吸烟，一放就是40多年。工作人员问怎么处理这个烟灰缸，他愣了愣，突然说：“送给小平吧。” 工作人员只好给邓家送去了。过了几天，邓办的主任王瑞林还专门打来电话：请转告聂帅，小平同志用得很好。 一个烟灰缸，又让他惦记起了小平叔叔。 1992年2月下旬，离他去世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又惦念起彭真的病情，要秘书打电话给他夫人张洁清，请她向彭真表示问候，并转达以下的话，大致说——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3)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内领导人健在的，只有四五个了，请多保重，不能走时不要勉强，可坐在车上让人推着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自己的心脏病略有好转，但问题还是严重的，胃肠消化不好，谢谢彭真同志的关心，经常着人问候……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出版的书刊太多，同一件事情，说长论短的都有，还是任人评说吧。 父亲和彭真叔叔的交往，要追溯到1931年，当时父亲在顺直省委工作，听说彭真被敌人逮捕入狱，虽然那时父亲还没见过彭真的面，但还是想方设法营救他，并派人送些钱物给他。“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想把彭真打成叛徒，紧紧抓住他入狱这个事情不放，他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提周总理他就会伤心。”可是在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周总理的事情，父亲听着听着就掉泪了，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值得所有人学习；还说他与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说这些，我们也都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后来换了话题，谈起眼下的形势，他又总是提到邓小平叔叔，说小平确实了不起，历史选择了他，选对了。他说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国两制”构想，都是大手笔。 还有一次，聂荣贵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的美味。”聂荣贵后来说：“就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出，聂帅与小平同志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书选了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单独办公的；一张是他、贺龙、罗荣桓等元帅陪同毛主席看空军飞行表演的。秘书们倾向选后一张，因为毛主席和他的神态都比较好。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还是挂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张好，因为后一张，我的像比毛主席的还正面，而且罗帅、贺帅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挂集体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显眼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嘛。” 最后就选了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一张。 后来，我们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经常偏过头去，凝视墙上那张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当年领着他们打仗的事情…… 这个时候，到了他行将归去的时刻。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们说：聂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江泽民总书记来看望父亲，临走，母亲和秘书们送他出来，他向在场的人边拱手边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元帅就剩下聂老总了，我代表党中央向诸位拜托了，希望大家把老帅照顾好。”他的话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经过两个半月，再度转危为安。但是回家后，稍一活动，像吃饭、起床、如厕等日常生活，他就气喘吁吁，说话时都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日甚一日。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书周均伦、陈克勤叫来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1923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和革命时间来说，在党内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病情日渐沉重，你们要做好准备。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4) 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没有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B51〗 这里面包涵的东西很多，父亲衷心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父亲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5月12日，他自感身体更不好，下午对秘书说：“我的后事安排，一切从简，按中央指示办。”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卫参谋李艺照例给他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秘书鲁顺玉照例给他念文件。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他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这天下午，适逢我们老家四川江津县来人，邀请在京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我去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赶回来，父亲以为我吃了饭回来的，就说：“你的口福真好。” 我说：“我没有吃饭。” 父亲说：“为什么不吃？” 我说：“我要赶回来看望你呀。” 他高兴地笑笑，又问开会的情况，我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 我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父亲此时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喘着气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很不错，可是我们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装。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 行将归去，别情依依(5) 我心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操心。就劝他好好休息。晚饭后，我和母亲以及秘书们陪他看了晚七时的电视新闻联播，这是他多年来每晚必看的。休息一会后，快到8点的时候，又陪他看录像片《动物世界》，他喜欢动物，爱看这类片子。尤其是晚年听力差了，看这类片子不听解说也能看懂，所以，我们就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知道后，很快为父亲转录了一套《动物世界》，父亲很高兴。我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播放的是《危险的行当》，讲摄影师是怎样拍到这些动物的，有的镜头，要守几个月时间，而且还冒着危险。他看得津津有味。看了一半，大约半小时了，医生提醒，不能再看了。我们就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父亲不知道有遥控器，他见电视图像突然没了，不解地说：“哎，还没演完嘛，电视怎么关了。” 我们说，今天只演一半，下面一半，明天再看。 他说：“那好。” 我们接着聊天，聊天气、物价、副食品供应。他插一句：要多搞点塑料大棚，种蔬菜，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 我们告诉他，各级都在抓“菜篮子工程”。他点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提醒我们不要再谈了，让他安静休息。 9时半，护士照顾他洗漱。周均伦、陈克勤两位秘书往外走，父亲又叫住他们，问：“（聂荣臻）军事文选，什么时候出书？” 周均伦说：“正在排印。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 他又问：“红军时期的12篇文电收进去了吗？” 前段时间，工作人员编辑《聂荣臻军事文选》时，有关部门认为红军时期的那12篇文电牵涉到林彪，不同意收进去。父亲认为，不收进去，一军团的历史就割断了，不要因为有林彪，就不出了。后来，经杨尚昆副主席批准，有关部门才收了进去。 周均伦回答说：“您放心，全收进去了。” 父亲说：“那好。” 两位秘书离开了。父亲又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你们也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里没事了。” 我们答应着，离开了他的卧室。 这是父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没有哼一声，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任何痛苦，不知不觉间，就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去了。他那颗顽强的跳动了93年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他床头的钟表，永远定格在22时43分——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 山高水长 不尽的思念 魂归大漠戈壁(1) 父亲身体的余温尚在之时，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姚依林、宋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丁关根、温家宝、刘华清、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等党、国家和军队主要领导人都连夜来到他的床头，与他做最后的握别。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同志，有的身体欠佳，有的身在外地，都派夫人或秘书前来告别。 彭真叔叔当时患了中风，身体很差，他住在玉泉山，那晚他都睡了，得到消息，执意要来告别，嘱咐我们一定等他。 深夜一点多时，彭真叔叔赶来了，在我的搀扶下，他颤巍巍上前，久久地握住父亲的手，老泪纵横。临离开前，他吃力地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聂荣臻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死而无恨，死而无憾！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虽死犹生。” 最后，彭真叔叔艰难而又坚决地挥了挥右手，似乎拼尽了全力，说：“聂荣臻同志永垂不朽！” 尽管90多岁的老人去世并不使人感到太突然，但父亲谢世的消息公布后，还是令无数的人悲伤哀痛。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怀念他，追忆他，为共和国最后一位帅星的陨落而流下热泪。 反应最激烈的是杨成武，他不仅痛哭，还不断地责问我，为什么在老人家病危时不通知他，平时也不让他来看一下。我只好请医生出来解释，是医疗组决定的，为了病人的治疗，不得不这么做。反正杨成武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与我父亲是60年之交，感情深啊！ 很多人对我说：聂帅虽然只有你一个亲生的女儿，然而他却有千万个崇敬他的儿女。那几天里，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家里吊唁，遗体告别那天，八宝山人流如潮。雪片似的唁电从四面八方、世界各地飞来。美穗子本来要来京吊唁，因为她丈夫突发脑血栓没人照顾，她实在走不开，改用唁电表达她对父亲的无限哀思。 老一辈的科学家对父亲充满深厚的感情，他的去世令很多大科学家双泪长流。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首席科学家，一连几天都是伤痛不已。5月29日，首都科技界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缅怀父亲的座谈会，钱三强为了写发言稿，头一天夜里两点，他还没有休息，父亲的离世，一定是勾起了他对往事连绵不尽的回忆。当年，钱三强一度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思想苦闷，他向父亲反映，“希望离开二机部回科学院工作”。父亲听后耐心地对他说：“要服从大局，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再谈工作问题。”与此同时，父亲亲自向有关方面交待，要发挥钱三强的作用。 那天发言时，钱三强回首往事，心情激动，讲着讲着便哽咽了。会场上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老科学家们眼里都含着泪花。钱三强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开完座谈会的当天晚上，就因为心肌梗塞三度发作，住进北京医院抢救。此后不到一个月，这位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的大科学家因心力衰竭逝世。我得知此事后，心潮难平，深深地为之惋惜，深深地为之感动。 父亲逝世，在爱国华人科学家中也引起很大震动。父亲逝世时，恰在北京访问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闻讯专程到家中吊唁，写下了“千古英雄，万代宗师”的挽联，以寄托他的诚挚哀思。 座谈会上，当年那些跟着父亲打天下的老兵，很多人哭红了眼睛。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说：“成武他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哭了好几次。他们是在几十年的生死战斗中建立的深厚感情啊！” 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在她那篇《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写道—— 聂伯伯虽然身患重病，但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不已。父亲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时不时地还是去聂伯伯家走动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 每当他们坐在一起，父亲总是亲热地高喊“老兄”；每当他们坐在一起，话长话短，总是离不开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每当他们坐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好像一下子都会浓缩变醇；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那些历史巨变和艰苦岁月，都好像顿失其色，而化为可以弹指一挥的刹那瞬间。 …… 聂伯伯身患疾病已非一朝一夕，他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疾病，完全是靠了他那惊人的毅力，完全是靠了他那革命者所特有的坚强意志。他那早年即远涉重洋寻求真理的壮志，他那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英姿，他那不惧艰难夺取科技制高点的勇气，他那抗拒疾患乐观坚毅的革命斗志，他那近一个世纪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生涯，哪一样不令人钦佩折服，哪一样不足以令后世后人永远感念学习！ 魂归大漠戈壁(2) 在二十世纪的史册里，你能找出多少人，具有这样的风采和光辉！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中国这片广袤丰润的沃土之上，才能孕育出聂伯伯和他的战友们这样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而由他们这一代人所共同谱写的，则是我们民族辉煌灿烂的革命史诗。 父亲和聂伯伯，72年的革命战友，72年的亲如兄弟的浓厚友情，此种豪情，此种风采，任你抚古述今，知晓中外，又能找到几人可以与之相比！ 聂伯伯这样突然地去了，他的老战友们悲失良友，他的后辈们也痛失尊长！ 站在聂伯伯那身着元帅服、威武庄严的遗像前，我们深深地鞠躬，以表哀悼之意。 泪水，冲不掉心中的悲伤；时光，磨不去心底铭记的丰碑。 聂伯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部分骨灰撒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棵苍翠的桧柏树下。父亲平生喜爱松柏，喜其不畏严寒，不惧风雨，傲然屹立的英雄般的气质。柏树旁立着一块汉白玉的标石，上面镌刻着他80岁自题的两句话：“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 1995年2月23日，母亲张瑞华也离开了我们。母亲的骨灰也安葬在这棵桧柏下。两位老人永远在一起，让骨灰回归大地，滋养青松翠柏，是爸爸妈妈最后的心愿和奉献。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西北戈壁滩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基地。对这个基地的创建，父亲付出了大量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盛年时，曾数次来这里指挥导弹发射。“文革”时期，父亲由衷感叹：“这里真安静！”认为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他喜欢这个地方。他的后半生，一直关注着这里，我记得基地的同志来北京，有时给他带来自己生产的茄子、土豆等蔬菜让他看，他非常高兴，说，戈壁滩上能够生产蔬菜了，戈壁滩变成了绿洲，就能够留住人了。他坐上轮椅以后，每当听说基地有什么事情，比如遭到了自然灾害等，他都马上吩咐秘书打电话询问，确认没大碍之后，他才放心。我们从点滴小事上，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东风基地的感情。所以，在和母亲商量过后，决定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基地的烈士陵园。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在这里实现了飞天梦，它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沉寂与辉煌，它是一片值得中国人永远自豪和骄傲的科技圣地。 5月28日中午，在一曲悲壮的哀乐声中，一架担负特殊使命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茫茫戈壁深处某空军基地。年迈的母亲不能前来，她含着热泪到西郊机场为我们送行。 舱门打开，我和丈夫丁衡高，女儿聂菲，以及有关领导及科技人员代表，伴随哀乐，护送父亲的骨灰走下飞机。等进入基地场区，天空突然飘起淅淅沥沥的雨点，这让人们感到惊奇。这里原本干旱少雨，平时难得下雨，难道是上天也受到感动，在流泪吗？ 机场离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还有近两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当缀着黑纱的灵车从机场缓缓驶向火车站时，肃立在公路两旁的空军基地的官兵，行庄严的注目礼。火车静候在铁路转运站上，这辆不知牵引过多少次火箭、卫星，载乘过多少执行发射任务的科技人员的火车，在父亲的骨灰到来之际，鸣笛志哀，悠长的汽笛声在大漠上空久久回荡…… 在场区，雨丝绵绵，茫茫戈壁大漠弥漫着一片无尽的忧伤和悲痛。到达基地后，应广大官兵的要求，在基地礼堂举行吊唁活动。额济纳旗蒙族百姓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向父亲献上全羊、哈达和白酒，以表达最崇敬的追悼和哀思。 29日早晨，在晨曦中，我们把父亲的骨灰盒安放进发射基地的烈士陵园。距离他的墓碑不远处，耸立着他的亲笔手迹：“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在父亲墓碑的周围，整齐地排列着604座坟茔，他们中有将军，有士兵，有科学家，也有普通的工作人员，墓碑上有的连姓名都没有。这里安葬着发射中心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就是在大渡河边指挥十七勇士渡河的那个孙继先，父亲的老部下。这里还安葬着发射中心的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 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喜欢这里。是的，他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国的科技事业中，他爱科学，爱科学家，他深知，知识分子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没有他们，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而在戈壁深处的这个地方，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和广大官兵默默无闻地奋战在此，牺牲在此，他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和未来，他爱他们，他惦记他们，他希望与他们长相伴，长相随…… 魂归大漠戈壁(3) 安葬了父亲，我们恋恋不舍地走了。 在父亲百年诞辰前夕，我们又来到这里，我有太多的话想对父亲说，于是，我站在父亲的墓碑前，轻轻地说—— 亲爱的爸爸： 我们又来看您了——在您百年诞辰的前夕，在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刚刚从这里发射成功之后。 您长眠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已经有7个年头了。说她神奇，是因为几十年来，在您和您的战友们以及众多的后来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之下，这里从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变成了现代化的航天港；说她神奇，是因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从这里起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升空，中国的每一艘飞船又从这里翱翔九天。这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伟大精神的象征；这里创造的每一个奇迹，都是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写照！ 您的百年诞辰，恰逢共和国五十华诞。我们无限崇敬您，因为您一生为国为民，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我们永远怀念您，因为您留给后人的，实在太多太多。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一生是为理想奋斗的一生；您又是辛苦的，因为您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 您走了，留下了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留下了对后人的殷切期望……爸爸，我眼前又浮现了您欣慰的笑容。在您的凝望中，这里将不断创造中国的“第一”！〖=B51〗 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说：“我都听到了，我都看到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好高兴啊……” 泪水，霎时蒙住了我的双眼。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1)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和后来人们常说的“老黄牛”很相近。彭老总的意思是，毛主席给了父亲这么高的评价，父亲可以满足了。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巡视，他向毛泽东请示出席“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指示，军队几位元帅都要出席招待会，并对几位元帅作了评价，谈到我的父亲时，毛泽东又说道：“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这样评价我的父亲。 对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他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他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 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让，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尤其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不搞阴谋，更不背后整人。 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这些老秘书，跟随父亲许多年，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对人对事，他都是宽厚的，有仁义心肠。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光明正大者与搞阴谋诡计者的斗争，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远的不说，近的也不说，只说“文革”——林彪一伙，江青一伙，康生、陈伯达之流，便是搞阴谋诡计的代表。他们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后整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的阴险、自私和狠毒。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针见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明哲保身，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了，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总是很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 因此，毛泽东发出那样的评价，也就自然而然了。 父亲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遇到事情，别人不敢站出来，父亲敢于站出来，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36年东征回到陕北后，在大相寺会议上坦然认错。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父亲批发的。也就是说，父亲替张经武挨了批。有人怪父亲，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父亲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大为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范济生秘书还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几位老总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开着开着，彭德怀、陈毅突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批评总参的某些问题。事实证明，那不能算是总参的问题，都怪到总参头上，是不对的。总参的那二十几个人，当时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头晕眼花，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却一声不吭。会场外的雷英夫、安东、范济生、刘长明等人急得不行。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2) 散会了，雷英夫、安东、范济生等人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解，算不了什么。 父亲常说，遇到事情，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能上下推诿。 父亲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总参办公室主任的安东生前曾说过：“聂总是厚道人，老实人，受人误解，甚至代人受过，自己也不去辩白。” 1967年初，“大闹怀仁堂”时，父亲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叶剑英感到奇怪，闲聊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句话。父亲对他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父亲后来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二月逆流”的参与者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后，父亲因心脏病住进医院，叶帅给我母亲打电话，让他转告父亲，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父亲与叶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灵犀，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前后，国家命运最紧要的关口，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则，父亲怎么敢让杨成武传话？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一些“文革”期间曾经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像品一壶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亲大概就是个经得起品评的人。 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年搞“两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很高，父亲认为坚决不能下马，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顶着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了。 他尤其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他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对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保障。 父亲的厚道还表现在，他总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别人。老一辈的一些科学家们一直忘不掉，当初筹备五院时，哈军工的专家教授们最早来北京报到，当时五院还没有个正式办公处所，专家们住在哪里呢？父亲一时犯愁了，给专家们租旅馆住，他们坚决不干，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怎么能随便花钱住旅馆？临时找点简陋房子安排他们住下了，父亲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记得那时母亲和我都支持父亲这样做。我们准备临时去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后来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样安排，让房的事没有成，但是，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 母亲是个老资格，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3)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关于乘车，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还在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4)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护士，面对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 他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 从他身上，我还悟出：一个人必须多做事情，为民族为国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会忘记他。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 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也是建国50周年。这个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想来想去，我想到，在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寄情于我国的科技事业，主要是抓出了两弹一星。当年，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鲜为人知，仍然默默无闻，我觉得应该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把两弹一星的精神弘扬光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会支持这样做的。 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朱镕基总理，把自己的想法简单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预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 信中说—— 镕基、锦涛同志： 建国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决策、领导，由聂荣臻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到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卫星）先后突破过关，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突破，标志着我国从技术落后状况，达到接近当时国际上相应的先进技术水平（位于美苏英法之后）。围绕两弹一星这几个重点，通过“任务带学科”的途径，自主研究，并从科学研究起步，发展成为一批新兴的工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型材料、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和精密加工、遥测遥感和自动化、重型和特种设备等新技术工业部门。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从科研、工业试验、型号的现场试验到装备运行的科技体系，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当强大的科技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物力来说，我们也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快得多，省得多。至于两弹一星对鼓舞我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增强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排除万难，奋力拼搏，争取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方针，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 我还在信中说，由于历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对研制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只在内部奖励过，从未公开。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美国还有人在诬蔑我们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现在该是还历史以真实、让事实来说话的时候了。 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的代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共1万余人。 会议由委员长李鹏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 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樨、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2) 丁衡高代表中央专委办公室介绍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江泽民给科学家们授勋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 江泽民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江泽民充满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坐在人民大会堂，此情此景，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的确，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应该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队伍，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受表彰的23位科技专家只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辉煌和荣誉同样属于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埋头苦干，铸造了属于祖国也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无上光荣。 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就在我们中间，正和我们一起进行着新的伟大攀登…… 山高水长 后记 后记 父亲逝世后，许多同志热情地鼓励我，要求我讲讲有关父亲的故事。 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一岁多离开父亲，十六岁才回到父亲身边；后来又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国防科技战线工作。几十年中，与父亲聚少离多。我担心自己对父亲了解不够、理解不够，有负同志们的期望和重托。 父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当我来到国防科研试验基地，当我来到科研院所，当我来到晋察冀革命老区，当我来到故乡重庆江津，从科技战线老一辈领导者、科学家的回忆中，从广大指战员的怀念中，从老区乡亲们的讲述中，从故乡父老的思念中，总能听到父亲那么多的事迹，总能听到人们那么亲切地说起“聂帅”、“聂总”…… 记得父亲逝世前对我说：“你的童年受了许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啊！” 三年后的1995年，母亲也逝世了。 在绵绵不断的缅怀和思念中，我终于下定决心，讲讲父亲的故事。 这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责任。 作为女儿，他是我亲爱的爸爸；作为军人，他是我敬爱的元帅；作为科技工作者，他是我尊敬的领导者。父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属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属于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 于是，从2002年寻访晋察冀老区开始，我着手对父亲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是回忆，是怀念，是寻找，是发现，在一次次的采访、座谈中，在一次次的阅读、思考中，父亲的足迹越来越清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亲切。 我想说，父亲是一座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都能发现美好的风景； 我想说，父亲是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阅读，都能受到启迪和激励； 我想说，父亲是一双明澈的眼睛，无论走多远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 我更想说，父亲就是父亲。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高尚的人…… 如果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传达给读者朋友们，那将是我极大的欣慰。 谨以此书献给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献给我的父亲诞辰110周年、母亲诞辰100周年。 父亲的一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我在这本书中讲的只是自己经历和后来了解的故事。限于篇幅，还有许多事情未能一一详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前辈、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李继耐、陈炳德和迟万春同志对于我写作本书的热情鼓励；感谢总装备部政治部和北京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同志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我的爱人丁衡高同志，他对本书的写作一直热情支持，全力帮助；感谢原聂帅办公室、聂帅传记组工作人员周均伦、陈克勤、王红云同志，他们帮助我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感谢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同志，和聂勋材、周继强等同志，他们认真审稿，核实史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感谢总装备部宣传部有关同志和常红同志，他们积极协调、联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感谢作家彭继超、陶纯同志，为资料和文字的整理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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